中国律师的价值
――确保外国当事人获得一份可以被中国法院承认及执行的国际商事仲裁裁决
2017/2/17 11:13:14 点击率[94]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律师
    【出处】邓永泉律师的博客
    【写作时间】2012年
    【中文关键字】中国律师;价值
    【全文】

      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及执行包含“承认”与“执行”两个方面。“承认”是审查仲裁裁决是否存在不予承认的情形。“执行”是执行被申请执行人的财产,实现仲裁裁决的债权。“承认”的工作又存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是避免仲裁裁决存在不予承认的情形,这是仲裁过程中的工作;第二个是向中国法院解释仲裁裁决不存在不予承认的情形,这是在申请承认及执行过程中的工作。
     
      国际商事仲裁的外国当事人往往在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时才会聘请中国律师,也就是只让他们向中国法院解释仲裁裁决不存在不予承认的情形,并执行被申请执行人的财产,实现仲裁裁决的债权。如果仲裁裁决中存在可以不予承认及执行的情形,中国律师也就无能为力了。如果外国当事人在签订仲裁协议时就咨询中国律师的意见,在进行仲裁时也聘请中国律师作为其代理人之一,中国律师就可以提示当事人和仲裁庭那些中国法院认为不予承认及执行的情形,确保外国当事人得到一份可以在中国顺利承认及执行的仲裁裁决。本文即重点介绍中国律师如何帮助外国当事人在涉华国际商事仲裁中进行法律风险控制。
     
      一、在《纽约公约》缔约国领土内进行仲裁
     
      对于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及执行的外国仲裁裁决,中国法院应按照1958年在纽约通过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简称“《纽约公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1]。
     
      对于中国法院来讲,一共有三大类仲裁裁决,即(1)内国裁决、(2)涉外裁决、(3)外国裁决。外国裁决又可以细分为(3-1)《纽约公约》缔约国裁决、(3-2)在一个非《纽约公约》缔约国但与中国签订其他仲裁条约的国家领土内做出的裁决及(3-3)在一个既非《纽约公约》缔约国亦未与中国签订其他仲裁条约的国家领土内做出的裁决。第(2)和第(3)在我们立法体例中属于国际商事仲裁裁决。
     
      第(1)类和第(2)类裁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执行,第(3-1)类按照《纽约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进行承认及执行[2],第(3-2)类按照缔结的条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进行承认及执行,而第(3-3)类就只能按照互惠原则办理,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均未规定按照互惠原则办理时中国法院如何进行审查[3]。因此,尽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明确规定了中国法院可以“按照互惠原则办理”外国仲裁裁决在中国的承认及执行,但由于在进行审查时中国法院事实上无法可依,中国法院也就很难受理这类案件。
     
      综上,如果选择在外国进行仲裁,为了仲裁裁决可以顺利被中国法院承认及执行,当事人最好还是选择在《纽约公约》缔约国进行仲裁,不可指望可以按照互惠原则在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及执行一个外国仲裁裁决。
     
      二、选择适当的仲裁协议准据法
     
      仲裁协议的准据法是指适用于仲裁协议的法律。仲裁协议的准据法与合同的准据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合同的准据法不当然就是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前者是当事人解决合同争议实体问题的法律,后者是当事人解决合同争议程序问题的法律,二者是可以分开的,在某些情况下也不得不分开[4]。当事人可以根据意思自治原则选择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如果没有选定,仲裁地的法律即为仲裁协议的准据法[5]。仲裁协议适用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的做法已被各国广为接受,并且国际公约也认可仲裁协议首先适用当事人自己选择的法律[6]。
     
      在中国法下,合同的准据法与仲裁协议的准据法也是可以分开的。在张家港星港电子公司与博泽国际公司中外合资经营合同一案[7]中涉外仲裁条款效力问题上,最高人民法院就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二款[8]的规定,是对解决合同实体争议的准据法作出的规定,并非对认定合同中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作出的规定;中国法律并未强制规定在确认中外合资经营合同中仲裁条款效力时必须适用中国的法律作为准据法;本案当事人未明确约定仲裁条款效力的准据法,故而适用当事人约定的仲裁地瑞士的法律对仲裁条款的效力作出认定;根据瑞士的相关法律规定,本案仲裁条款有效,人民法院对该纠纷无管辖权。
     
      仲裁协议的效力及仲裁程序的适当性都会涉及到仲裁协议的准据法,依据不同的准据法审查仲裁协议的效力和仲裁程序的适当性可能会得出不同的结论,从而导致仲裁裁决因仲裁协议无效[9]或仲裁程序不当[10]而被拒绝承认及执行。因此,当事人须高度重视仲裁协议准据法的选择,知道自己到底选择的是什么准据法,仲裁协议在准据法下是否有效以及仲裁应遵守什么样的程序。
     
      三、根据仲裁协议准据法选择临时仲裁
     
      《纽约公约》第一条第2款明确规定,“仲裁裁决”不仅包括由为每一案件选定的仲裁员所作出的裁决,而且也包括由常设仲裁机构经当事人的提请而作出的裁决,也就是说,《纽约公约》将机构仲裁裁决和临时仲裁裁决都作为可以申请执行的对象,但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甲)项的规定,如果仲裁协议无效,被申请承认及执行国就可以依照被申请执行当事人的请求拒绝承认及执行一份外国仲裁裁决[11]。
     
      尽管中国法院承认外国临时仲裁机构的临时仲裁裁决[12],但中国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承认临时仲裁机构及其作出的裁决[1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规定的都是“仲裁机构”[14],并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处理与涉外仲裁及外国仲裁事项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的也是“仲裁机构”。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明确规定,当事人必须在仲裁协议中选定仲裁机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有关选定仲裁机构的特殊情形也不包括临时仲裁。可以说,中国法尚无临时仲裁裁决存在的法律空间[15]。因此,如果仲裁协议的准据法是中国法,被申请承认及执行的当事人请求被申请及执行的法院拒绝承认及执行外国临时仲裁裁决,则该法院(包括中国法院)就可以拒绝承认及执行该仲裁裁决[16]。有鉴于此,当事人一定要慎重考察仲裁协议的准据法是否承认临时仲裁,如果不承认,那么就不要选择临时仲裁,或者选择承认临时仲裁的准据法。
     
      四、选择适当的仲裁地
     
      “仲裁地”是国际商事仲裁中的一个法律概念而不是一个地理概念,它是指仲裁是在某个国家的仲裁法律框架内进行。在国际商事仲裁中,仲裁程序往往在多个地点进行,其中包括争议案件的受理地、仲裁材料的提交地、案件的审理开庭地、仲裁庭的合议地、仲裁裁决的签署地、仲裁裁决的发出地等。另外,为了便于程序的进行及节省仲裁成本,仲裁庭经常会在多个国家或地区开庭对案件进行审理或合议甚至签署最后的裁决书。前述这些地点都是地理上的概念,它们只是仲裁活动的地理发生地,而不是仲裁活动的法律发生地。国际商事仲裁中可以有多个地理上的仲裁程序发生地点[17],而法律上的仲裁地则只能有一个。正如1985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三十一条第3款规定的那样:“裁决应写明日期和按照第二十条(1)的规定所确定的仲裁地点,该裁决应视为是在该地点作出的”。
     
      当事人可以直接约定仲裁地或通过援引仲裁规则对仲裁地的确定做出安排,很多国家的立法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仲裁地[18]。如果当事人没有约定仲裁地或约定仲裁地不明确时,仲裁机构、仲裁庭或法院都有权根据一定的规则来指定仲裁地点[19]。由于仲裁地在确定仲裁协议准据法进而确定仲裁协议的效力的作用以及仲裁地法院有权根据当事人的请求对在其管辖地范围内作出的裁决进行撤销监督,当事人一定要直接约定仲裁地或通过援引仲裁规则对仲裁地的确定做出安排,否则,仲裁地就存在不确定性,仲裁协议的效力也就存在不确定性。
     
      五、达成有效的仲裁协议
     
      仲裁协议是国际商事仲裁的基石,根据《纽约公约》的规定,仲裁协议是仲裁发生的前提[20],也是向法院申请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的依据[21]。在前述两个场合下,各缔约国法院都需要对是否存在仲裁协议作出评判。当事人之间是否达成仲裁协议,应从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和仲裁协议的效力两方面进行审查[22]。
     
      就当事人的行为能力而言,如果当事人在签订仲裁协议时是处于某种无行为能力的情况之下,则仲裁协议就会归于无效。《纽约公约》没有明确规定在审查当事人是否处于某种无行为能力情况之下应适用何国法律,但根据国际私法的一般原则,当事人的行为能力应适用其属人法,即该当事人国籍所属国或其住所地国的法律。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尽管适用于当事人的法律与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可能会是同一个国家的法律,但它们却是两个不同的概念,适用于当事人的法律一般是当事人住所地的法律。在签订仲裁协议时,如果对方当事人是一个自然人,则当事人应根据适用于对方当事人的法律考察其是否具备自然人的完全行为能力;如果对方当事人是一个机构,则当事人应考察对方当事人是否属于一个在其适用法下合法设立并存续的机构,并且还要考察代表对方当事人签署仲裁协议的自然人是否可以代表对方当事人[23]。
     
      就仲裁协议的效力而言,应根据《纽约公约》和仲裁协议准据法的要求对仲裁协议的效力进行考察。《纽约公约》明确规定,仲裁协议的形式应是“书面协议”[24],并将“书面协议”区分为两大类[25]。第一类是当事人签署的某一合同中包含的仲裁条款或当事人签署的某一单独的仲裁协议;第二类是当事人之间往来的书信、电报中包含的合同之中的仲裁条款或当事人之间往来的书信、电报中包含的单独的仲裁协议。
     
      对于第一类“书面协议”,各国的司法实践持比较宽容的态度,并不要求当事人共同在同一份文件上签字,对“文件”的理解也比较宽泛,并不仅指狭义的“合同”或“协议”[26]。对于第二类“书面协议”,当事人必须注意,他们之间的函电往来必须构成要约与承诺,方可在他们之间构成仲裁协议[27]。
     
      此外,在实践中还存在一些达成仲裁协议的特殊情形[28]。在这些情况下,当事人一定要根据仲裁协议准据法并结合监督法院及可能的被承认及执行法院的司法实践慎重考察当事人之间是否达成了有效的仲裁协议。例如,中国法在一般情况下不承认“默示”仲裁协议,但在特殊情况下,可以认为当事人之间达成了默示仲裁协议[29]。
     
      六、在提起仲裁之前按照仲裁协议的约定进行协商
     
      当事人通常在仲裁协议中约定应先通过友好协商解决,如果不能通过协商解决,再提交仲裁解决,中国法院也认为当事人应遵守这种约定。在百事(中国)投资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111/2003号仲裁裁决案和百事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076/2002号仲裁裁决案中,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分别约定了争议发生后有90日和45日的协商期,协商不成的可提交仲裁解决。两案中的申请人在争议发生后没有进行任何协商程序便直接提起了仲裁,并在作出裁决之后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中国法院认为,“当事人提起仲裁、仲裁庭审查受理案件均属于仲裁程序的一部分……依据当事人在仲裁条款中的约定,如果因合同产生争议,仲裁程序的开始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即在展开协商后四十五天内仍不能依上述方法解决争议,任何一方才可将争议提请仲裁……仲裁庭在当事人未经协商解决争议的情况下即接受百事公司的申请受理仲裁案件,与当事人间的仲裁协议不符,即本案仲裁裁决存在着仲裁程序与仲裁协议不符的情形。依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第(丁)项的规定,不应得到我国人民法院的承认和执行……”[30]。
     
      有鉴于此,当事人在提起仲裁之前,一定要查阅仲裁协议是否存在前置协商的约定,如果存在,就一定要先与对方协商,协商不成,再提起仲裁。在实践中,有的仲裁协议包含前置协商的约定,但该约定非常模糊,如“争议发生后应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可提交仲裁”。类似的约定可能会因为约定不明确而不产生拘束力[31],但考虑到仲裁裁决被拒绝承认及执行的严重后果,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还是要先向对方发出协商的通知,经过一段合理的时间,如果协商不成,再提起仲裁[32]。
     
      七、仲裁请求中不得包含中国法律规定的不可仲裁事项
     
      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2款(甲)项规定[33],如果争议事项不具有可仲裁性,被申请承认及执行国法院可以拒绝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需要说明的是,被申请承认及执行国法院可以依职权进行审查,而无须被申请执行人请求法院进行审查。另外,在中国“可仲裁性”就属于“公共政策”的一部分,“违反公共政策”的情形实际上就包含了“争议事项不具有可仲裁性”。因此,中国法院将根据中国法律对仲裁裁决是否包含不可仲裁事项进行审查。在中国法下,平等主体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发生的合同纠纷和其他财产权益纠纷,可以仲裁[34];婚姻、收养、监护、扶养、继承纠纷和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不得仲裁[35]。当事人必须确保仲裁请求中不包含前述事项。
     
      八、仲裁庭不得超裁;申请人应尽可能分项提出仲裁请求并区分各被申请人之间的责任
     
      超裁是指仲裁庭超越权限作出裁决,是《纽约公约》明确规定的可以拒绝承认及执行的情形之一[36]。被申请承认及执行国法院应按照《纽约公约》及仲裁协议准据法对仲裁裁决是否存在超裁情形进行审查。按照《纽约公约》的规定,超裁包括超越仲裁协议范围和超越仲裁请求范围两种情形。
     
      需要说明的是,仲裁协议只约束仲裁协议的当事人,仲裁协议当事人之外的第三方不能成为仲裁程序的当事人,仲裁裁决也就不能对涉及第三方的事项作出裁决。在美国GMI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英国伦敦金融交易所仲裁裁决一案[37]中,仲裁协议的当事双方为美国GMI公司和芜湖冶炼厂,但美国GMI公司将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也列为仲裁被申请人。仲裁庭据此对所谓的美国GMI公司与芜湖冶炼厂及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三方之间的纠纷作出了裁决。最终,中国法院对仲裁裁决中涉及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的部分拒绝承认及执行。
     
      在Hemofarm DD、MAG国际贸易公司和苏拉么媒体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第13464/MS/JB/JEM号仲裁裁决一案[38]中,当事人之间的仲裁条款仅约束合资合同当事人就合资事项发生的争议,不能约束被申请人与合资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仲裁庭对被申请人与合资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作出了裁决,超出了合资合同约定的仲裁协议的范围。最终,中国法院拒绝承认及执行该仲裁裁决。
     
      如果仲裁庭超裁,被申请承认及执行国法院将审查超裁部分是否可以与未超裁部分区分,如果可以区分,法院就会承认及执行未超裁部分,反之,法院就会拒绝承认及执行整份仲裁裁决。为了避免超裁部分与未超裁部分不可区分而导致仲裁裁决整体被拒绝承认及执行,申请人在提起仲裁时,应尽可能分项提出仲裁请求,在有两个或两个以上被申请人的情况下,应尽可能区分各被申请人之间的责任。仲裁裁决在表述时,也尽可能对各被申请人分开表述,避免统称为被申请人[39]。
     
      九、严格遵守正当程序
     
      违反正当程序是被申请承认及执行国可以拒绝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的事由。仲裁所适用的正当程序源于仲裁协议及其准据法和仲裁程序准据法三个方面。为了避免仲裁裁决被监督法院撤销或者被申请承认及执行国法院拒绝承认及执行,当事人和仲裁庭必须仔细研究仲裁协议及其准据法和仲裁程序准据法,严格遵守它们的程序性规定。
     
      (一) 仲裁庭或当事人必须就指定仲裁员或仲裁程序给予对方当事人适当的通知,并且对此举证证明。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乙)项规定,“受裁决援用之一造未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据此,仲裁庭和当事人必须就指定仲裁员或仲裁程序给予对方当事人适当的通知,否则,被申请承认及执行国法院就可以拒绝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如果被申请人主张其没有被给予指定仲裁员或者进行仲裁程序的适当通知,那么,申请人就有义务举证证明其或仲裁庭已经给予被申请人该等通知。如果申请人无法举证证明这一点,被申请承认及执行国就可以拒绝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因此,仲裁庭或当事人必须就指定仲裁员或仲裁程序给予对方当事人适当的通知。而所谓适当通知,则是指通知的方式必须符合仲裁程序准据法的规定。
     
      在日本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申请承认及执行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东京04-05号仲裁裁决一案[40]中,仲裁程序适用《日本商事仲裁协会商事仲裁规则》和《日本仲裁法》,但仲裁庭没有按照仲裁规则的规定,通知中方当事人作出仲裁裁决的期限,构成了《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丁)项规定的“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或无协议而与仲裁地所在国法律不符者”的情形。另外,在日方当事人对申请事项提出变更的情况下,仲裁庭没有将该变更申请通知中方当事人,实际上剥夺了中方当事人提出申辩的权利和机会,构成了《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乙)项规定的“受裁决援用之一造未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的情形。最终,该仲裁裁决被中国法院拒绝承认及执行[41]。
     
      在世界海运管理公司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及执行英国伦敦“ABRA轮2004年12月28日租约”一案[42]中,申请人在仲裁程序中通过电子邮件向被申请人送达仲裁员指定通知,虽不违反仲裁程序准据法1996年《英国仲裁法》,亦不违反受送达人住所地法律禁止性规定,但申请人应当要求被申请人在收到电子邮件后予以回复。如未回复,申请人必须提交被申请人收到指定通知的其他证据,否则应当视为未送达。最终,该仲裁裁决因违反《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乙)项“受裁决援用之一造未接获关于指派仲裁员或仲裁程序之适当通知,或因他故,致未能申辩者”的规定,被中国法院拒绝承认及执行。
     
      (二) 严格按照仲裁的正当程序组成仲裁庭并进行仲裁
     
      《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丁)项规定,“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之协议不符,或无协议而与仲裁地所在国法律不符者”。据此,仲裁庭和当事人必须严格按照仲裁的正当程序组成仲裁庭及进行仲裁,否则,被申请承认及执行国法院就可以拒绝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
     
      在邦基农贸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仲裁员在英国伦敦作出的仲裁裁决一案[43]中,双方当事人明确约定适用国际油、油籽和油脂协会2001年1月1日修订并生效的《上诉和仲裁规则》以及1996年《英国仲裁法》。《上诉和仲裁规则》第一条(f)款规定,“本协会将通知没有选定仲裁员或者替代仲裁员的一方当事人,本协会将为其指定一名仲裁员,除非该方当事人在本协会向其发出通知后的14日内为自己选定了仲裁员”。而本案仲裁庭在原为被申请人广东丰源粮油集团有限公司指定的仲裁员S. Bigwood先生自动回避后并没有向被申请人广东丰源粮油集团有限公司发出选定替代仲裁员的通知,而是径直为其重新指定了仲裁员。仲裁庭重新指定仲裁员的行为违反了当事人约定的仲裁规则的上述规定,应认定属于《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一款(丁)项规定的“仲裁机关之组成或仲裁程序与各造间协议不符”的情形。据此,中国法院拒绝承认及执行该案仲裁裁决。
     
      自2000年以后,与《纽约公约》相关的、上报最高人民法院并决定不予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例共有二十例,其中,违反正当程序(《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乙)项)和仲裁庭组成或仲裁程序不当(《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丁)项)合计占50%[44]。可见,这是最容易导致外国仲裁裁决被拒绝承认及执行的原因,值得当事人高度重视。
     
      十、仲裁裁决不得违反中国的公共政策
     
      公共政策是各国国内法上的一项重要制度。在国际私法上,公共政策通常是指一国法院依其冲突规范本应适用外国法时,因其适用会与法院地国的重大利益、基本政策、道德的基本观念或法律的基本原则相抵触而排除其适用的一种保留制度[45]。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2款(乙)项规定,在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案件中,如果被申请承认及执行国法院认为,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有悖于该国的公共政策,法院即可依职权作出拒绝承认与执行该裁决的裁定。中国法对公共政策没有作出规定,它属于典型的法官自由裁量权范畴[46]。
     
      1.违反中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构成对中国公共政策的违反
     
      案例一,在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申请承认及执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060/1999号仲裁裁决一案[47]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复函中指出,“(被申请执行人)海南省纺织工业总公司作为国有企业,在未经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批准并办理外债登记手续的情况下,对日本三井物产株式会社直接承担债务,违反了我国有关外债审批及登记的法律规定和国家的外汇管理政策。但是,对于行政法规和部门规章中强制性规定的违反,并不当然构成对我国公共政策的违反”。
     
      案例二,在ED&F曼氏(香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伦敦糖业协会第158号仲裁裁决一案[48]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其复函中指出,“依照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境内企业未经批准不得擅自从事境外期货交易。中国糖业酒类集团公司未经批准擅自从事境外期货交易的行为,依照中国法律无疑应认定为无效。但违反我国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能完全等同于违反我国的公共政策。因此,本案亦不存在1958年《承认与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二款规定的不可仲裁及承认与执行该判决将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情形”。
     
      2.侵犯中国的司法主权和中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构成对中国公共政策的违反
     
      在Hemofarm DD、MAG国际贸易公司和苏拉么媒体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第13464/MS/JB/JEM号仲裁裁决一案[49]中,最高人民法院在复函中指出,“在中国有关法院就济南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资公司济南——海慕法姆制药有限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裁定对合资公司的财产进行保全并作出判决的情况下,国际商会仲裁院再对济南永宁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资公司济南——海慕法姆制药有限公司之间的租赁合同纠纷进行审理并裁决,侵犯了中国的司法主权和中国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3.不能以仲裁实体结果是否公平合理作为认定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是否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标准
     
      在GRD Minproc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裁决一案[50]中,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认为,“当事人双方的争议起源于买卖的特殊生产设备不能达到行业安全生产标准,从而对于被申请人厂区环境和职工身体造成严重污染和伤害,进而有损公共利益而被长期关闭和停止使用,由此导致被申请人合同目的的实质落空和经济利益的重大损失。而对此非常重要情节,仲裁院竟然未能给予应有的注意,而仅仅是简单按照合同形式条款来判定卖方提供的设备没有构成违约,显然这一做法有悖于公平正义的仲裁精神,并且客观上造成不利于我国社会公共利益的后果。而所有这些,又恰恰与《纽约公约》第5条第2款第(2)项中规定的条件相符,因此,对于该仲裁裁决应当不予承认和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在复函中指出,“关于本案所涉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是否将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问题。(被申请人)飞轮公司从境外购买的设备经过有关主管部门审批同意,并非我国禁止进口的设备。该设备在安装、调试、运转的过程中造成环境污染,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在飞轮公司根据合同中有效的仲裁条款就设备质量问题提请仲裁的情况下,仲裁庭对设备质量作出了评判,这是仲裁庭的权力,也是当事人通过仲裁解决纠纷所应当承受的结果。不能以仲裁实体结果是否公平合理作为认定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是否违反我国公共政策的标准。承认和执行本案所涉仲裁裁决并不构成对我国社会根本利益、法律基本原则或者善良风俗的违反,因此,本案不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二款第二项规定的情形。”
     
      4.  仲裁裁决客观上促成了外国企业向中国市场大举低价倾销,合同条件违反中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公平原则,没有构成对中国公共政策的违反
     
      在日本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申请承认及执行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东京05-03号仲裁裁决一案[51]中,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向最高人民法院请示的报告中认为,“申请执行人日本信越化学工业株式会社向日本国内光纤企业的供货价格远远低于向天大天财公司等中国企业的供货价格,其上述不正当行为使日本企业制造成本远比中国企业要低得多,客观上促成了日本企业向中国市场大举低价倾销;被申请执行人天津天大天财股份有限公司在国外包括日本在内的企业大举倾销行为和上游供应商高价强迫采购的双重挤压下,遭受严重损害、出现巨额亏损、生产难以为继。信越公司在此情况下要求天大天财公司给其巨额补偿,而仲裁庭却支持了信越公司的仲裁请求的做法应当认定违反了我国的公共政策”。另外,双方签订的长达5年的不可撤销信用证的长期担保销售和采购协议不公平,“应当据此认定仲裁裁决违反了我国法律的最基本原则—公平原则”。
     
      最高人民法院在复函中对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上述违反公共政策的意见不置可否,最终以仲裁裁决存在《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乙)、(丁)项规定的情形,指示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不应予以承认。
     
      总结而言,从中国的司法实践来看,中国法院的态度是“慎用公共政策”,一般不会以此为由拒绝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
     
      十一、在中国法律规定的期限内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及执行
     
      《纽约公约》规定了可以拒绝承认及执行的情形,但没有规定具体的承认及执行程序。按照《纽约公约》第三条规定,当事人向某个国家的法院申请承认及执行一个外国仲裁裁决,该法院就应按照该国家的程序规则进行承认及执行该裁决,但该法院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的程序不得比其承认及执行内仲裁裁决的程序费用更繁琐,也不得收取更高的费用[52]。
     
      在中国法下,当事人应当在两年内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超过该两年期限,法院就会裁定不予受理[53]。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如果当事人在上述期限内提出了承认及执行的申请,则即使其提交的材料不完备,中国法院也不应直接裁定拒绝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而应该明确告知当事人,并限定一合理的时间让其补正,如其在限定的合理时间内拒绝补正,则应考虑以其申请不符合立案条件为由驳回其申请[54]。
     
      上述两年期限从仲裁裁决规定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算;仲裁裁决规定分期履行的,从规定的每次履行期间的最后一日起计算;仲裁裁决未规定履行期间的,从仲裁裁决生效之日起计算[55]。申请承认及执行时效的中止、中断,适用法律有关诉讼时效中止、中断的规定。
     
      尽管按照《纽约公约》规定,如果一个外国仲裁裁决尚无拘束力、被撤销或停止执行,经对方当事人请求并提出证据证明,被请求承认及执行国可以拒绝承认及执行,但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法院认为,一方当事人向仲裁地法院起诉撤销外国仲裁裁决及外国法院的审理及裁决不构成申请人申请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期限中断或延长的理由[56]。因此,即使对方当事人在仲裁裁决作出之后向仲裁地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撤销仲裁裁决,当事人也要尽快在上述两年期限内向中国管辖法院申请承认及执行,不要等到仲裁地法院审理完毕作出维持裁决之后再向中国管辖法院申请承认及执行。
     
      《纽约公约》第四条规定了当事人申请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应提交的文书要求,包括应提交仲裁裁决的正本或正式副本、仲裁协议的原本或正式副本,以及需要的译本等。在中国法下,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需要提交以下文件:
     
      (1)经仲裁地的公证机关公证并经当地中国使馆或领馆认证的仲裁裁决正本或正式副本;
     
      (2)经申请人住所地的公证机关公证和当地中国使馆或领馆认证的对中国代理律师的特别授权书、申请人公司登记资料和申请案件的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申请书、仲裁协议书或含有仲裁条款的合同书之正本或正式副本;及
     
      (3)经中国法院指定的翻译公司翻译的上述文件中非中文文件的中文译文[57]。
     
      由于中国法院受理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例非常少,绝大多数法院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在接到这样的案子时,往往心存疑虑。为了促使法院尽快受理,当事人要在申请书中详细说明仲裁裁决符合《纽约公约》规定的承认及执行条件并列出相关依据。
     
      综上,外国当事人在涉华国际商事仲裁中的法律风险控制应该在签订仲裁协议时就开始,而不能等到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及执行再进行。另外,外国当事人还需要注意的是,《纽约公约》第五条规定的被请求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国可以拒绝承认及执行的情形分成两类。第五条第1款规定的是经当事人请求并提供证据证明,被请求承认及执行国方可拒绝承认及执行的情形;第2款规定的是被请求承认及执行国可以自行认定并拒绝承认及执行的情形。在实际案例中,某种情形可能既属于第一类情形,也可能属于第二类情形。例如,在中国“可仲裁性”就属于“公共政策”的一部分,“违反公共政策”的情形实际上就包含了“争议事项不具有可仲裁性”。
     
      之所以区分上述两类情形,是因为在第一类规定的情形下,如果对方当事人没有请求或者虽然请求但未提供证据证明,被请求承认及执行国不得自行认定并拒绝承认及执行。由于中国法院审理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案例非常少,绝大多数法院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因此,外国当事人在向中国法院申请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时,一定要注意这一点[58]。

    【作者简介】
    邓永泉,律师,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北京仲裁委员会仲裁员、中欧仲裁委员会仲裁员,《商法》(China Business Law Journal)“法律精英100强”(China's Top100 Lawyers)。
    【注释】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需要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承认和执行的,应当由当事人直接向被执行人住所地或者其财产所在地的中级人民法院申请,人民法院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按照互惠原则办理。
    1986年,中国决定加入《纽约公约》,该公约于1987年4月22日对中国生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我国加入的<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的通知》(简称“《执行<纽约公约>的通知》”)第一条,根据我国加入该公约时所作的互惠保留声明,我国对在另一缔约国领土内作出的仲裁裁决的承认和执行适用该公约。
    [2]根据《执行<纽约公约>的通知》第四条,我国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接到一方当事人的申请后,应对申请承认及执行的仲裁裁决进行审查,如果认为不具有《1958年纽约公约》第5条第一、二两项所列的情形,应当裁定承认其效力,并且依照民事诉讼法(试行)规定的程序执行;如果认定具有第5条第二项所列的情形之一的,或者根据被执行人提供的证据证明具有第5条第一项所列的情形之一的,应当裁定驳回申请,拒绝承认及执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八十三条规定的互惠原则,系指我国与仲裁机构所在国之间不存在条约关系。在此情况下,假定某一与我国没有条约关系的外国仲裁机构所作出的裁决,它既不属于“公约裁决”,又不属于我国的涉外仲裁裁决。
    [4]例如,如果当事人选择国际条约或国际商事惯例作为商事合同的准据法,而它们又往往不包含仲裁协议效力的规定,在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就不得不另行选择仲裁协议的准据法,否则,仲裁庭也就不得不按照其他的法律来审查仲裁协议的效力。
    [5]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甲)项规定,“仲裁协议的准据法依次为(1)当事人选定适用的法律;或者(2)在当事人没有选定时,作出裁决的国家的法律”。
    [6]除《纽约公约》之外,1985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1961年《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欧洲公约》、1965年《关于解决各国和其他国家国民之间投资争端的公约》、2010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仲裁规则》及1975年《美洲国家间关于国际商事仲裁的公约》都有类似规定。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认仲裁协议效力请示的复函》([2006]民四他字第1号)。
    [8]该款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履行的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合同、中外合作勘探开发自然资源合同,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
    [9]在“德国旭普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与无锡沃可通用工程橡胶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案”中,当事人约定的仲裁条款为“Arbitration: ICC Rules, Shanghai shall apply”。最高人民法院在复函中指出,当事人没有约定仲裁条款的准据法,应当按照仲裁地的法律认定仲裁条款的效力,即本案应当根据中国法律确认所涉仲裁条款的效力。由于本案所涉仲裁条款没有明确指出仲裁机构,因此,应当认定该仲裁条款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德国旭普林国际有限责任公司与无锡沃可通用工程橡胶有限公司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效力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03]民四他字第23号)。
    [10]在“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货轮公司申请承认伦敦仲裁裁决案”中,当事人对于“在香港仲裁,适用英国法”的仲裁条款的准据法持不同意见。一方认为仲裁条款的准据法的是英国法,另一方认为仲裁条款没有明确约定准据法,应按照仲裁地确定准据法,即仲裁条款的准据法是仲裁地香港的法律。英国法与香港法关于仲裁程序的规定不同,该仲裁是按照英国法在伦敦进行的仲裁,如果准据法是香港法,其仲裁程序就违反了准据法。最高人民法院在复函中指出,仲裁条款的准据法应为香港法,仲裁程序违反了准据法,中国法院应拒绝承认及执行仲裁裁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中海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货轮公司申请承认伦敦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报告的答复》。
    [11]该条规定,“第二条所称协定之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无行为能力情形者,或该项协定依当事人作为协定准据之法律系属无效,或未指明以何法律为准时,依裁决地所在国法律系属无效者”。
    [12]在《关于福建省生产资料总公司与金鸽航运有限公司国际海运纠纷一案中提单仲裁条款效力问题的复函》(法函[1995]135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涉外案件,当事人事先在合同中约定或争议发生后约定由国外的临时仲裁机构或非常设仲裁机构仲裁的,原则上应当承认该仲裁条款的效力,法院不再受理当事人的起诉”。
    [13]实践中,中国法院不承认国内临时仲裁机构的裁决。
    [1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七条使用的是“依法设立的仲裁机构的裁决”,、第二百七十四条使用的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涉外仲裁机构作出的裁决”,第二百八十三条使用的是“国外仲裁机构的裁决”。《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使用的都是“仲裁委员会”。本文中,“仲裁机构”与“仲裁委员会”二者通用。
    [15]赵秀文:《从奥特克案看外国临时仲裁裁决在我国的承认与执行》,载《政法论丛》,2007年03期。
    [16]在“广州远洋运输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伦敦临时仲裁庭仲裁裁决并划拨被申请人期得财产抵偿债务案”中,广州海事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认为:申请人和被申请人在三份租船合同中均定有仲裁条款,约定产生纠纷在英国伦敦仲裁,适用英国法律。广州海事法院不能依据中国法以被申请承认及执行的仲裁裁决属于临时仲裁裁决而拒绝承认及执行。因此,不能根据该案得出中国法承认临时仲裁。来源:http://law.people.com.cn/showdetail.action?id=2677519,访问日期:2012年8月20日。
    [17]很多重要国际商事仲裁机构的仲裁规则都有类似的规定。例如,1998年《国际商会仲裁规则》第十四条规定:“经与各当事人协商,仲裁庭可在其认为适当的地点开庭和举行会议,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仲裁庭可以在其认为适当的任何地点进行合议”。1998年《伦敦国际仲裁院仲裁规则》第十六条第2款同样规定:“仲裁庭可依其职权决定在任何地理上便利的地点举行庭审、会面与合议。如果仲裁在仲裁本座地以外的地点进行,此项仲裁应被视为在本座地进行,裁决应被认为在本座地作出”。1985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第二十条第2款规定:“除非当事各方另有协议,仲裁庭可以在它认为适当的任何地点会面,以便仲裁庭成员之间合议案件,听取证人证言和专家意见,或者现场勘验货物、其他财产或文件”。
    [18]世界上超过四十多个国家的立法机构采纳了1985年《联合国国际商事仲裁示范法》或将其融入国内仲裁立法中,该法第二十条第1款就专门规定:“当事各方可以自由地就仲裁地点达成协议”。
    [19]由于本文强烈建议当事人明确约定仲裁地,且在当事人没有约定仲裁地或约定仲裁地不明确的情况下,确定仲裁地比较复杂,本文不再赘述。
    [20]《纽约公约》第二条第3款规定,“如果缔约国的法院受理一个案件,而就这案件所涉及的事项,当事人已经达成本条意义内的协议时,除非该法院查明该项协议是无效的、未生效的或不可能实行的,应该依一方当事人的请求,令当事人把案件提交仲裁”。
    [21]《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甲)项规定,“第二条所称协定之当事人依对其适用之法律有某种无行为能力情形者,或该项协定依当事人作为协定准据之法律系属无效,或未指明以何法律为准时,依裁决地所在国法律系属无效者”。
    [22]同上。
    [23]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英国嘉能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仲裁裁决一案请示的复函》([2001]民四他字第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根据联合国《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公约》第五条第1款(甲)项规定,对合同当事人行为能力的认定,应依照属人主义原则适用我国法律。重庆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职员孙健与英国嘉能可有限公司签订合同,孙健在‘代表’公司签订本案合同时未经授权且公司也未在该合同上加盖印章,缺乏代理关系成立的形式要件,事后重庆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对孙健的上述行为明确表示否认。同时孙健的签约行为也不符合两公司之间以往的习惯做法,不能认定为表见代理。 …… 孙健不具代理权,其‘代表’公司签订的合同应当认定为无效合同,其民事责任不应由重庆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承担。同理,孙健‘代表’公司签订的仲裁条款亦属无效,其法律后果亦不能及于重庆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本案所涉仲裁裁决,依法应当拒绝承认及执行”。
    [24]《纽约公约》第二条第1款,“如果双方当事人书面协议把由于同某个可以通过仲裁方式解决的事项有关的特定的法律关系,不论是不是合同关系,所已产生或可能产生的全部或任何争执提交仲裁,每一个缔约国应该承认这种协议”。
    [25]《纽约公约》第二条第2款,“‘书面协议’包括当事人所签署的或者来往书信、电报中所包含的合同中的仲裁条款和仲裁协议”。
    [26]在意大利佛罗伦萨上诉法院审理的一起案件中,美国买方将一份购货订单签字后递交给了意大利的卖方,该订单中含有一项仲裁条款。意大利卖方收到订单后未在订单上签字,也未将该订单返回给美国买方。但卖方后来在其向买方出具的一份发票上签了字,该发票则明确注明系上述购货订单项下的发票。据此,法院认定双方之间存在了书面的仲裁协议。法院进一步解释指出,当事人在公约第2条项下提交仲裁的意愿无须在同一份文件上表达,而且仲裁协议可以包含在往来的文件或电报中。Reported in ICC Yearbook IV (1979),转引自黄亚英:《论<纽约公约>与仲裁协议的形式》,《法学杂志》第25卷,第14页。
    [27]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新加坡益得满亚洲私人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外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01]民四他字第43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根据新加坡益得满亚洲私人有限公司与无锡华新可可食品有限公司之间的来往传真,双方当事人之间未就购买可可豆事宜产生的争议达成通过仲裁解决的合意。英国伦敦可可协会以新加坡益得满亚洲私人有限公司单方拟定的仲裁条款仲裁有关纠纷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我国人民法院应拒绝承认与执行本案仲裁裁决”。
    [28]例如,提单仲裁条款、租约并入提单仲裁条款、默示仲裁协议、仲裁条款对未约定仲裁合同的拓展、仲裁条款对未签署人的拓展。
    [29]《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十条第2款规定,“当事人对仲裁协议效力有异议的,应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提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三条第1款规定,“依照仲裁法第二十条第2款的规定,当事人在仲裁庭首次开庭前没有对仲裁协议的效力提出异议,而后向人民法院申请确认仲裁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据此,如果仲裁协议依法应认定为无效,但一方当事人申请仲裁后,对方当事人放弃对仲裁协议效力提出异议且进行实体答辩的,可以认为达成了默示仲裁协议。
    [30]见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在2008年4月30日作出的不予承认和执行该裁决书的民事裁定书。
    [31]英国法就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可执行的约定”,因而对当事人不具有拘束力。杨良宜:《仲裁法——从1996年英国仲裁法到国际商务仲裁》,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第26~28页。
    [32]《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第15条也规定了协商的程序:“合营各方发生纠纷,董事会不能协商解决时 ,由中国仲裁机构进行调解或仲裁,也可由合营各方协议在其他仲裁机构仲裁。”这里规定的“其他仲裁机构”,显然也包括在中国境外设立的仲裁机构。
    [33]《纽约公约》第五条第2款(甲)项规定,“依该国法律,争议事项系不能以仲裁解决者”。
    [34]《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二条
    [35]《中华人民共和国仲裁法》第三条
    [36]《纽约公约》第五条第1款(丙)项规定,“裁决所处理之争议非为交付仲裁之标的或不在其条款之列,或裁决载有关于交付仲裁范围以外事项之决定者,但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可与未交付仲裁之事项划分时,裁决中关于交付仲裁事项之决定部分得予承认及执行”。
    [3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美国GMI公司申请承认英国伦敦金属交易所仲裁裁决案的复函》([2003]民四他字第12号)。
    [3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予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裁决的请示的复函》([2008]民四他字第11号)。该案被拒绝承认及执行的原因还包括违反了中国的公共政策。
    [39]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美国GMI公司申请承认及执行英国伦敦金融交易所仲裁裁决案的复函》([2003]民四他字第1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仲裁庭在裁决书中多次使用“被申请人”称谓,均未指明是芜湖冶炼厂还是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而从裁决书首部将芜湖冶炼厂和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均列为被申请人看,裁决书在没有特别指明的情况下,其被申请人的含义应该既包括芜湖冶炼厂,也包括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但使用这种称谓,并不表明有权裁决部分和超裁部分是不可分的,从最终裁决结果看,有明确裁决芜湖冶炼厂单独承担责任的部分,就该部分裁决而言,仲裁庭有权裁决,而且与超裁部分是可分的,亦不存在其他不应予以承认和执行的情形,因此对于涉及芜湖冶炼厂单独承担责任部分的裁决应予承认和执行。而其他使用“被申请人”这个称谓表明应该承担责任部分的裁决,由于对于芜湖冶炼厂及芜湖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承担的责任没有明确区分,因此,人民法院对于仲裁庭有权裁决部分和超裁部分亦无法区分,故对于无法区分部分的裁决不应予以承认和执行。
    [4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予承认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东经04—05号仲裁裁决的报告>的复函》([2007]民四他字第26号)。
    [4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社团法人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东京05-03号仲裁裁决的报告的答复》([2008]民四他字第18号)。
    [4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是否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英国伦敦“ABRA轮2004年12月28日租约”仲裁裁决的请示的复函》([2006]民四他字第34号)。
    [4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邦基农贸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英国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07]民四他字第41号)。
    [44]万鄂湘、夏晓红:《中国法院不予承认及执行某些外国仲裁裁决的原因——<纽约公约>相关案例分析》,载《武大国际法评论》(第十三卷),2012年02期。
    [45]赵秀文:《公共政策与外国仲裁裁决的承认与执行》,载《国际贸易法论丛》,来源:http://china.findlaw.cn/bianhu/xingfazhishi/wgpj/12460.html,访问日期:2012年8月20日。
    [46]《民事诉讼法》第274条第2款规定:“人民法院认定执行该裁决违背社会公共利益的,裁定不予执行。”该规定没有明确规定审核标准,只是赋予了法官自由裁量权。另外,该条虽然是针对中国涉外仲裁机构的,但是理论上是有可能适用于外国仲裁裁决的。
    [4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对海口中院不予承认和执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裁决请示的复函》([2005]民四他字第12号)。
    [4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ED&F曼氏(香港)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伦敦糖业协会仲裁裁决案的复函》([2003]民四他字第3号)。
    [49]《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不予承认和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仲裁裁决的请示的复函》([2008]民四他字第11号)。
    [50]《最高人民法院关于GRD Minproc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并执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2008]民四他字第48号)。
    [51]《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社团法人日本商事仲裁协会东京05-03号仲裁裁决的报告的答复》([2008]民四他字第18号)。
    [52]《纽约公约》第三条规定,“在以下各条所规定的条件下,每一个缔约国应该承认仲裁裁决有约束力,并且依照裁决需其承认或执行的地方程序规则予以执行。对承认或执行本公约所适用的仲裁裁决,不应该比对承认或执行本国的仲裁裁决规定实质上较烦的条件或较高的费用。”
    [53]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执行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试行)》第十八条规定,中国法院受理执行案件应符合一定的条件,其中包括“申请人(应)在法定期限内提出申请”。如不符合这些条件,法院应当在七日内裁定不予受理。
    [54]这是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不予执行国际商会仲裁院10334/AMW/BWD/TE最终裁决的请示的复函》([2004]民四他字第6号)中的意见。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麦考·奈浦敦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一案请求的复函》中,也持同样的意见:“尽管申请人在有效期内提供的申请材料不完全符合有关规定,但经人民法院通知补充后基本上是符合要求的,人民法院应当立案受理并已受理,故不能以‘申请人未在法定期限内提出有效的申请’为由拒绝承认及执行本案所涉仲裁裁决”。
    [55]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麦考·奈浦敦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一案请求的复函》(法民二[2001]3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申请承认及执行的期限应从法律文书规定的履行期限的最后一日起算。具体到本案,因裁决书没有关于履行期限的内容,但应给当事人一个合理的履行期限,故从仲裁裁决送达当事人第二日起计算较为合理,而不应从仲裁裁决作出之日起计算申请承认及执行的期限。
    [56]天津海事法院作出的关于塞浦路斯瓦塞斯航运有限公司请求承认和执行英国伦敦仲裁庭所作的仲裁裁决的民事裁定书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裁定不予承认和执行英国伦敦仲裁庭作出的塞浦路斯瓦塞斯航运有限公司与中国粮油饲料有限公司、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河北省分公司、中国人保控股公司仲裁裁决一案的请示的复函》(民四他字[2004]第32号)。
    [57]在我们代理的案件中,有的法院曾经要求中文译文一并公证认证,但我们解释说,这在客观上无法做到,因为公证机关和认证机关无法对译文与原文是否一致进行认证,法院最终接受了我们的意见。
    [58]在《关于麦考·奈浦敦有限公司申请承认和执行仲裁裁决一案请求的复函》(法民二[2001]32号)中,最高人民法院指出,“关于你院提出的‘本案仲裁裁决因未作初步裁决而违反仲裁地法律’以及‘裁决裁定被诉人补偿申诉人律师费,超出当事人交付仲裁范围’的问题。根据《纽约公约》第五条的规定,这类问题属应当事人请求才予审查的情形,人民法院不应依职权提起。而本案当事人始终未提及该问题,故人民法院不能以此为由拒绝承认及执行本案所涉仲裁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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