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改革的前瞻之作
2016/12/16 9:35:45 点击率[46]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司法
    【出处】人民法院报
    【写作时间】2016年
    【中文关键字】司法改革;前瞻之作
    【全文】

      《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研究》一书,可以说是一部司法改革的前瞻之作。该书创作于2002年,完成于2006年,历时四年,作者冀祥德教授创设性地提出并系统论证了构建中国刑事控辩协商制度的刑事司法改革设想及相关配套制度。时隔十年,在中央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刑事诉讼中认罪认罚从宽制度”之时,在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即将在十八个地区开展试点工作之际,这本十年前的“思想性的创建”之作值得一读再读。
     
      《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研究》以清晰的思路、严谨的逻辑、系统的论证、深入全面的调研数据,将研究的重点放在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上。通过研究,旨在解决学术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对是否有必要和有可能建立中国式“辩诉交易”制度的困惑与争论,探索出中国控辩协商制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模式,进一步完善和改造我国的刑事诉讼程序。
     
      作者提出,当今世界刑法的发展趋势是刑罚的人格化和轻刑化,随之引发的刑事诉讼的发展趋势就是逐步扩大以刑事速决程序处理案件的范围,在这样一种形势下研究控辩协商制度,无疑是有价值的,同时具有现实意义。控辩协商制度有利于控制犯罪,进一步稳定社会治安秩序。有利于节约司法资源,降低诉讼成本。但更重要的是,控辩协商制度在中国的建立,必将会对中国传统刑事诉讼理念产生强烈的震撼并引发深刻的变革。控辩协商制度构建在理论研究上的重大突破,将直接导致司法实践中控辩平等这一法治观念的确立,真正实现控辩平等,进而大大推进中国社会迈向法治的进程。
     
      在控辩协商制度的具体构建方面,作者提出:一、控辩协商案件的适用范围:不应当有所限制,而应适用于所有案件;二、控辩协商的主体是作为控方的检察官和辩方(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法官不能够主动介入协商的过程,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诉讼代理人不能直接参与协商,但是他们享有知情权和表达意见权;三、协商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被告人方面,经协商,被告人可以同意控方指控的犯罪事实、证据及罪名,或者在有被害人的案件中,被告人表示积极赔偿并兑现被害人造成的损失,或者放弃对控方指控涉嫌犯罪事实证据不足的辩护意见。二是检察官方面,在被告人做出让步的基础上,控方承诺向法官建议对其减轻或从轻处罚,并提出具体的量刑意见;四、控辩协商的监督机制方面:在构建控辩协商制度的同时,应相应的建立抗辩式的诉讼程序,比如审前羁押、证据规则也应尽快的建立并完善;五、建立被告人认罪自愿性保障机制,加大辩护律师参与诉讼的程序,完善对司法工作人员的监督机制,给被告人的自愿性提供良好的环境,建立非法言词证据排除规则;六、在刑事诉讼程序的繁简分流方面,作者提出刑事诉讼程序的构建应当向着“繁者越繁,简者越简”的思路改造。同时,作者认为弘扬权利本位、尊重个人意愿,是建立中国控辩协商制度应当坚持的基本方向。
     
      当然,在该书的结论里,作者认为,在当时的司法体制下,辩诉交易中的控辩协商在中国具有一定的该当性,但不具备可行性。因为,在当时,中国公众的刑事价值理念,侦查权、检察权、审判权、辩护权的模式,均与辩诉交易中国化的最低要求相形见绌。作者认为,诉权理念在中国刑事诉讼中的成功导入与司法体制的深刻变革,是建立“控辩协商”制度不可或缺的两个根本性因素。建立“控辩协商”制度所涉及到的刑事司法制度和权力(以及权利)的重建与重新定位,尤其是对检察制度、律师制度、法官制度和侦查制度的重建以及相应的检察权、辩护权、审判权和侦查权的重新定位问题,还有控辩协商制度得以建立和存在的其他诉讼制度,如被告人有罪答辩制度、证据开示制度、沉默权制度以及与我国刑事政策的配合衔接等。
     
      “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其实,矛盾就是一种冲突,犯罪只不过是一种冲突的升级。对于冲突可以有下列几种不同的反应模式:一是容忍;二是用新的冲突解决原来的冲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三是通过冲突双方的协商解决冲突,即冲突中的双方由对立转向对话,共同探讨冲突产生的根源,开诚布公地讨论双方在冲突中的责任分担,并找到解决冲突的办法;四是通过冲突双方之外的第三方解决冲突,如仲裁、诉讼等方式。上述第三种方式和第四种方式分别被日本法学家棚濑孝雄称为合意型的冲突解决方式和决定型的冲突解决方式,在棚濑孝雄看来,合意型方式更能适应不同主体的独特状况。而协商性司法模式就是一种比较典型的合意型解决犯罪案件的方式。
     
      自古以来,协商性司法模式在我国就有着深厚的法律传统底蕴,最早可以追溯到《周易》第六卦“讼卦”中的息诉思想,这一思想鼓励当事人适时停讼,主动撤诉,形成和解,“重德轻讼”的法制思想作为一种基本原则,逐渐渗入到司法实践中。孔子云“礼之用,和为贵”,可见,孔子一直憧憬“必也使无讼乎” 的社会愿景;孟子亦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老子云“天之道,不争而善胜”;墨子亦云“兼相爱则治,交相恶则乱”,由此可见,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的治国思想就鲜明的体现出协商和解文化;唐代刑律亦有刑事和解的规定,《唐律》第338条规定,“诸戏杀伤人者,减斗杀伤二等”; 元朝的《大元通制》规定“诸戏伤人命,自愿休和者听”;此外,中国古代刑律还创立了颇具特色的保辜制度。和解思想也被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革命根据地所继承和发扬,抗战时期,陕甘宁边区公布的《陕甘宁边区民刑事件调解条例》就规定了调解的案件范围、调解的方式等一系列相关内容。不论是和解制度的设立还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的试点,都是协商性司法模式的体现。
     
      协商性司法模式不但为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提供了重要的落实路径,大大地节约了司法资源,提高了诉讼效率,同时,还促进了社会的和谐、稳定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传统法律文化中的和解思想博大精深,历史悠久,与其说协商性司法模式是中西方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不如说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吸收、继承与发扬。正如陈光中教授所言:“时下我国刑事和解的兴起,与借鉴西方的司法和解理念、制度如恢复性正义等固然有关系,但刑事和解的兴起主要不是西方经验,而是东方经验。”
     
      十年后的今天,协商性司法模式的更广泛适用是否已经具备了生长的土壤?我们在制度化、体系化构建认罪认罚从宽制度时,是否应当关注辩诉交易制度中的控辩协商?如何防范这样一项简化审理分流机制不被异化?这些问题仍然具有争议和值得研究。我们很清楚,任何一项制度的创设与生存都有它的本土环境。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司法制度,需要对我国本土司法环境和特点的充分了解与调研、对法学基础理论知识的大量积累与运用,以及对域外经验的广泛摄取与挖掘。经由世界而领先世界,这才是最好的进路。

    【作者简介】
    李瑛,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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