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审判为中心:当代中国刑事司法改革的基点
2016/11/16 9:52:15 点击率[330]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刑法学
    【出处】《法学家》2016年第4期
    【写作时间】2016年
    【中文摘要】“以审判为中心”是基于特定历史背景和司法规律而提出的重大命题,其实质是对侦查、起诉、审判职能之间关系的反思与重构,意在建立科学合理的刑事诉讼构造。以审判为中心是就刑事公诉案件而言;强调的是诉讼职能定位,而不是机关部门地位;它并不意味着刑事诉讼全程统一实行审判标准;与庭审中心主义也存在区别。在我国推进以审判为中心需要合理界定诉讼职能并在此基础上改革相应的诉讼制度。当然,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会对侦查、起诉、辩护工作带来深刻影响,这些方面也要进行改革,以适应以审判为中心的要求。
    【中文关键字】侦以审判为中心;查中心主义;刑事诉讼构造;司法改革
    【全文】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是对诉讼制度改革所作的重大部署。深刻认识、理解、落实这一重大命题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重要的理论与实践课题。当前理论与实务对这一命题存在着一些认识差异,对于如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也存在着不同观点。澄清认识误区并就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形成共识是当前理论研究的迫切任务。本文拟就这一命题进行探讨,以期对该问题的研究有所禆益。
     
      一、以审判为中心的提出
     
      (一)以审判为中心提出的背景
     
      “以审判为中心”这一重大命题是在综合考虑特定历史背景和司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的。
     
      1.以审判为中心是对我国当前刑事司法状况反思的结果
     
      当前我们司法公正的水平不够,司法公信力不足。这一问题在刑事司法领域尤甚,特别是近年来陆续曝光的一些冤假错案,给司法公正蒙上了一层阴影。通过对冤假错案的反思,我们发现,从技术层面看,冤假错案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庭审虚化,法庭审判不能奉行证据裁判原则,在证据适用、认定方面存在严重问题,导致无法正确认定案件事实。[1]以一系列冤假错案的曝光为契机,最高人民法院在第六次全国刑事审判工作会议(以下简称“六刑会”)上提出,审判案件应当以庭审为中心,事实证据调查在法庭,定罪量刑辩论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要求全面落实直接言词原则、严格执行非法证据排除制度。这在学理上被称为“庭审中心主义”。在“六刑会”前后最高人民法院制定的《关于建立健全刑事冤假错案防范机制的意见》《关于加强新时期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工作的意见》两份文件中逐步明确了庭审中心主义的内涵。[2]囿于自身职权范围的限制,在法院内部提出庭审中心主义,强调庭审实质化是法院系统为应对包括冤假错案在内的刑事审判工作问题所作出的最大努力。庭审中心主义的提出有助于从技术层面构建科学合理的庭审机制,对于保证案件的办理质量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仅有庭审中心主义是不够的。冤假错案的产生从根源上来讲跟刑事诉讼模式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些揭露出来的冤假错案表明,问题主要产生在侦查阶段,侦查工作中的刑讯逼供等违法办案乱象是产生错案的重要原因。基于诉讼的基本原理,这些侦查中存在的问题原本可以通过法院的审理得以纠正。但在我国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相互配合、相互制约”的体制安排中,法院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制约作用非常有限,反而要受后两者的制约,导致法院不敢依法行使审判权,特别是无罪判决的权力。[3]这就使刑事诉讼模式呈现出“侦查中心主义”特点,“真正决定中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命运的程序不是审判,而是侦查”,[4]审判不过是对侦查结果加盖合法性的印章罢了。如果不对这种“侦查中心主义”的体制安排进行调整,仅有庭审机制的改革,法院审判受制于侦查、检察的现状将无法改变,庭审的实质化最终也会落空。
     
      基于这样的反思,除了强调庭审的实质化运作之外,从体制上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刑事司法要有自我净化、自我纠错能力,能够有能力发现并纠正侦查中的错误。这就要求审判职能发挥好把关作用,在此基础上使法官能够在法庭上实现对事实的认定、证据的判断、法律的适用,作出最终判决。也就是说要使法官有能力以“审判事实(结果)”而非“侦查事实(结果)”作为裁判的根据。为此,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推动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这是在有关正式文件中首次使用“以审判为中心”这一提法,[5]在学理上被称为“审判中心主义”。由庭审中心主义到审判中心主义是一个重大突破,触及了改革的核心。并且由中央的地位所决定,由其提出“以审判为中心”更有助于协调公检法三家的关系,整合各种司法资源,推动侦查、起诉、审判职能的合理定位与调整。
     
      2.以审判为中心是尊重司法规律的结果
     
      当然,以审判为中心也是遵循司法规律[6]的必然要求。在2014年中央政法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司法活动具有特殊的性质和规律,司法权是对案件事实和法律的判断权和裁决权。”司法规律到底包括哪些内容,不同学者有不同的认识,但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上的内容。[7]第一个层面,即从功能层面而言,司法权是判断权,司法活动具有终局性和权威性。纠纷经司法处理完毕通常意味着相应的社会关系得到调整,应当尊重司法判断的结果,以司法判断作为维持调整后的社会关系的依据,除非有特定的事由,否则不得重新启动司法,改变司法裁断所确立的社会关系。正因如此,司法构成了纠纷解决的最后手段,也是维护社会公正的最后一道防线。第二个层面是司法结构层面,司法是一个以审判为顶点,以控辩双方为底边而构成的等腰三角形结构。在这个结构中,最为重要的是维持审判的独立性与中立性。这是维持审判结构稳定的关键,否则,审判向一方倾斜,公平将不复存在。第三个层面是司法权力运作层面,包括司法的亲历性、判断性以及程序的正当性等内容。最为根本的就是在控辩双方的参与下,遵循正当程序,由参与法庭审判的法官,在言词辩论的基础上,以证据查明事实、解决纠纷。这里强调的是正当的审判活动在认定事实、解决纠纷方面的功能。概括而言,一个基本的司法规律就是由法院作为裁判主体,通过正当审判的方式对案件作出最终处理决定。这就是司法的本质规律。
     
      长期以来,我国的刑事司法在实践中异化为侦查决定审判、审判配合检控、审判依附侦查的局面,即侦查职能俨然演化为实质性裁判,法院的审判职能不彰;法院的审判职能与侦查职能同质化,导致审判职能的独立性、中立性地位丧失,控辩审三者之间的关系失衡;法院的审判特别倚重于审前程序,尤其是侦查程序及其运作的结果,庭审虚化、走过场。这都有悖于司法的基本规律。而提出以审判为中心的目的就是要落实司法规律,改变这些不符合司法规律的情形。因此,以审判为中心是尊重司法规律的结果。
     
      (二)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
     
      关于以审判为中心的内涵,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表述。综合来看,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加以解读:
     
      首先,在职能意义上,只有审判职能才能最终决定被告人是否有罪以及处以何种刑罚,侦查、起诉、执行等其他职能不具有此项功能。“侦查、起诉、预审等程序中主管机关对于犯罪嫌疑人罪责的认定仅具有程序内的意义,对外不产生有罪的法律效果”[8]。
     
      其次,只有审判职能藉以运作的审判程序才能够在个案中实现国家刑罚权,侦查、起诉只是审判的准备程序。这就要求审前程序要面向审判程序、服务审判程序。[9]
     
      再次,就权力主体而言,审判职能只能由法院行使。这是有宪法依据的。我国宪法第123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同时第126条也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正因如此,有学者指出,以审判为中心是从认定被告人最终是否有罪的权力由人民法院行使的角度来讲的。[10]当然,审判权的内容并不局限于实体上的定罪权,也包括对程序性行为、程序性争议的审查判断权。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意味着包括实体定罪权和程序审查判断权的审判权由法院行使。由此也决定了审判不仅决定诉讼的结果,还对审前程序有影响、制约作用。[11]
     
      最后,在权力运作层面,审判权的运作、审判职能的发挥必须以审判的方式进行,即被告人是否有罪、是否处以刑罚以及处以何种刑罚不能用行政化的方式决定。[12]这也决定了要强调一审程序和庭审在发挥审判职能方面的核心作用。在刑事诉讼中,不同审级的诉讼程序中,最能够体现审判程序特点的是一审程序,其他审判程序都是以一审程序为前提和基础的,既不能取代也不能完全重复一审程序。[13]由于一审程序是最为完整的诉讼程序,最能体现审判权的运作特点,最能发挥审判功能,因此,应当强调一审程序在全部审级体系中的地位。而相较于庭前和庭外程序,庭审程序则是审判程序中最为重要的阶段,也是最能符合审判权以审判方式运作和实现审判职能的程序,因此,应当强调庭审在整个审判程序中的核心地位。
     
      (三)以审判为中心的本质
     
      以审判为中心本质,则必须结合改革的背景进行理解。如前所述,制约刑事司法公正的核心问题在于侦查、起诉和审判三种职能之间关系的失调,侦查权力过大,法院审判作为把关者的地位无法显现,无法树立司法权威。具体而言,目前控方侦查和起诉相互分离、各自独立,没有成为有机的整体。检察机关的主要职责不是履行控诉职能,而是履行法律监督职能。作为法院,在三角结构中本处于居中裁判的位置,却不能对诉讼中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事项行使司法裁判权。总体上讲,三种职能配合有余、制约不足,甚至没有制约。加上党委政法委对案件的协调、参与,使得诉讼结构形成的合力指向惩罚犯罪,从而使保障人权沦落到了边缘位置。司法实践中暴露出的大量冤假错案都与侦查、起诉、审判功能的失衡密切相关。正因如此,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以审判为中心,以期对传统的分段包干的流水作业式的线性关系进行重新审视和重新定位。[14]可见,作为对当前侦查、起诉、审判功能现状的反思,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是要摆正三者之间的关系,其核心在于构建一个科学、合理的诉讼构造,以实现法院法官作为居中裁判者,审判作为侦查、起诉审查把关者以及案件最终决定者的功能。
     
      二、对以审判为中心的误读与澄清
     
      (一)以审判为中心是有参照系的,不能扩展到民事、行政诉讼以及刑事自诉案件
     
      通过对以审判为中心提出背景的分析,可以发现这一重大命题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刑事司法而且是刑事公诉案件而言,所要解决的是刑事司法中侦查、起诉、审判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以此出发,我们不能过分解读,将以审判为中心扩展到刑事公诉案件之外的民事、行政司法领域以及刑事自诉案件。[15]以审判为中心是有参照系的。以审判为中心必须是相对其他职能而言的,如果没有相对应的其他职能,也就无需、实际上也不可能存在以审判为中心。
     
      在刑事公诉案件中,刑事诉讼活动不限于审判活动,还包括立案、侦查、起诉等其他活动,诉讼职能主要包括侦查职能、公诉职能和审判职能。也就是说,在刑事公诉活动中,侦查机关、检察机关、审判机关各自拥有着不同的办案权限,并且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办案权力与审判机关的办案权力存在着一定程度的“竞争”关系。作为矛盾一方的审判职能,存在着与之相对应的矛盾的另一方即侦查职能、起诉职能。正因如此,在刑事公诉案件中才存在着以审判为中心的可能性。
     
      但是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以及刑事自诉领域,诉讼即意味着审判。这些案件由当事人直接提起诉讼,不存在侦查、审查起诉问题,只有审判一种职能,也仅在当事人和法院之间产生诉讼法律关系。因此,在民事诉讼、行政诉讼以及刑事自诉领域缺乏参照系,缺少审判职能的对立面,不存在是否以审判为中心的问题。
     
      (二)以审判为中心强调的是诉讼职能之间的关系定位,而不是机关部门的地位[16]
     
      对以审判为中心,一直以来存在着一种担忧,特别是侦查机关、检察机关,一直担心以审判为中心是不是要把法院的地位凸显出来,并降低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地位。应当讲,这种认识是错误的,这种担忧也是没有必要的。
     
      以审判为中心所要解决的是刑事公诉案件办理中侦查职能、起诉职能和审判职能三种职能的关系及其定位问题,而不是公检法三机关的地位问题。以审判为中心强调要尊重审判职能的地位和作用,发挥审判职能对侦查、起诉的审查把关作用以及对案件的最终处理功能。但这只是职能定位与分工上的不同,而没有高低优劣之分。要尊重审判职能的地位和作用,当然需要尊重履行审判职能的法院和法官,但这并不是说法院、法官的地位就比公安机关、侦查人员或检察机关、检察人员的地位高,更不是说任何事情法院或法官可以任意决定。即便是审判,虽然最终结果是由法庭作出的,但法庭裁判的基础还是源于控辩双方的举证、质证和辩论。[17]因此,那种把以审判为中心解读为“以法院为中心”或“以法官为中心”,把公检法三机关分成三六九等,为了凸显法院(法官)的地位,而贬低公安(侦查人员)、检察(检察人员)地位的做法是错误的,也是不符合宪法规定的。[18]
     
      而且,我们强调审判职能的审查把关作用和案件的终局性处理功能,也并不意味着审判程序的地位或重要性就高于侦查程序、起诉程序。[19]侦查程序、起诉程序和审判程序一样,都有其各自不同的功能定位,也发挥着其应有的作用。虽然这些程序功能不同,角色作用不同,但从本质上讲也并不是谁优谁劣的问题。相反,侦查程序和起诉程序是审判程序的前提和基础,没有侦查程序和起诉程序的良好运作,审判程序就会变成“无米之炊”。因此,为了合理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模式,必须强化侦查程序和起诉程序,而决不能弱化侦查、起诉职能。
     
      (三)以审判为中心,不能理解成刑事诉讼全程统一以审判为标准
     
      有人认为,为了贯彻以审判为中心,应当以审判标准作为侦查、起诉的标准,即在刑事诉讼全过程实行以司法审判标准为中心,即从刑事诉讼的源头开始,就应当统一按照审判标准进行活动,达到“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的程度,杜绝案件“带病”进入审判阶段,为此要改变那种审判、起诉、逮捕、立案证明标准降低的做法。[20]这种认识是错误的,也会带来一些负面效果。
     
      第一,以审判为中心的最终目标还是要提升案件的办理质量,提升司法公正水平。这一点毋庸置疑,但并不是说提升案件的办理质量必须在侦查、起诉方面采用审判标准。只要侦查、起诉完全依法进行,案件的办理质量也会提升。现在的问题并不是侦查、起诉的标准过低的问题,而是有法不依、有法难依、执法不规范的问题。解决好了后者,才能从根本上提升案件的办理质量。
     
      第二,把以审判为中心理解成为刑事诉讼全程采用审判标准混淆了侦查、起诉、审判的职能区别。本来改革的目的就是在区分侦查、起诉、审判职能的基础上,强调审判作为最终决定者的角色。如果刑事诉讼全程统一实行审判标准,审判的职能与侦查职能、起诉职能就没有区别,审判职能也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21]而且,如果全部职能都等同或类似于审判职能,以审判为中心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第三,把以审判为中心理解成刑事诉讼全程统一采用审判标准有违认识规律。刑事诉讼是一个证明的过程,而证明的过程与人类的认识规律是一致的,是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过程,也是越来越趋向于真相的过程。[22]侦查、起诉和审判是诉讼的三个不同阶段,其职能定位不同,主要是因为人们对事实的判定是由浅入深不断发展的过程,我们不可能期待在侦查之初就发现全部事实,并确信发现的就是真相。如果直接要求侦查、起诉也必须满足此项标准,则违背了诉讼的认识规律。
     
      第四,把以审判为中心理解成刑事诉讼全程统一采用审判标准也会导致侦查机关、检察机关无法实现其应有的职责定位。如果要求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用审判的标准衡量,就会放纵大量的被追诉人,导致犯罪分子逍遥法外。[23]这显然不是改革的目的。
     
      第五,在审前阶段也不具有采用审判标准的诉讼元素。审判阶段要求严格贯彻证据裁判原则,实行严格证明,在控辩双方以及证人、鉴定人等诉讼参与人的参与下,经过举证、质证、法庭辩论等活动,才能够按照“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进行裁判。而审前程序缺乏这些诉讼元素,采用审判标准不具备现实条件和可能性。[24]
     
      此外,作为这种观点的延伸,将以审判为中心理解为只要法院判决无罪、改判等就意味着追究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等办案人员责任的错误认识也应当改变。错案追究所要解决的是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等违法办案问题,而不是不按照审判的标准进行诉讼行为的问题。而且,即便是违法办案,也要区分情形,只有在两种情形下才可能追究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的办案责任,一种是故意枉法裁判,另一种是因重大的过错造成严重的后果。否则,只要法院判决无罪、改判等就意味着追究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等办案人员的责任,这会加大侦查人员、检察人员的办案压力,把这项工作变成社会最高危的职业,不利于侦查、检察队伍建设。
     
      (四)以审判为中心也不能等同于以庭审为中心
     
      与以审判为中心密切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以庭审为中心。为避免刺激侦查和控诉机关,实践中存在着限缩以审判为中心内涵的趋势,将以审判为中心限缩为“以庭审为中心”,进而单纯主张庭审实质化。[25]这种认识和做法是值得商榷的。
     
      以审判为中心,如前所述,解决的是侦查、起诉、审判三种职能的关系定位问题。而以庭审为中心,解决的是庭审的形式化、虚置化问题,其强调的是庭审在裁决作出过程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证据调查、定罪量刑等都必须在“庭审”中进行,法官的裁决必须基于“庭审”中证据调查、法庭辩论的结果而在“庭审”中作出。这就意味着:(1)法庭调查行为必须发生在法庭之上,不能在庭审前也不能在庭审后;(2)定罪量刑辩论必须发生在法庭上,而不能在庭外进行;(3)裁判基础形成于法庭之上,不能以庭审以外的因素作为裁判的依据;(4)裁判结果形成于法庭之上,不能在庭审之前形成裁决结果。
     
      可见,以审判为中心与以庭审为中心两者最本质的区别在于,两者的参照系是不相同的。以审判为中心,参照系是侦查职能与起诉职能,而以庭审为中心其参照系是法院内部诉讼环节上的庭前准备程序、庭下程序以及庭后程序等。前者解决的是法院与外部其他机关之间的关系,而后者解决的是法院内部不同诉讼环节的关系,两者是不同层面上的问题。[26]如果将以审判为中心等同于以庭审为中心,将会限缩改革的力度及其效果,无法解决侦查、起诉、审判三种职能的非正常定位问题,以审判为中心也就成为了没有任何新意的口号。
     
      当然,以审判为中心与以庭审为中心不能等同,并不是否定以庭审为中心的重要性,实际上,二者紧密联系。一方面,以审判为中心是以庭审为中心的前提和基础,没有前者也就无所谓后者,前者确立了,后者也就具备了实现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以庭审为中心对以审判为中心具有促进意义。例如,以审判为中心实际上是对侦查中心主义的否定,而否定侦查中心主义才有助于我们建立庭审中心主义;而庭审中心主义则通过各种制度的构建避免侦查中心主义,这又有助于确保以审判为中心。
     
      三、以审判为中心与诉讼职能调整
     
      以审判为中心的本质在于侦查、起诉、审判职能的合理定位,这意味着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不能拘泥于“技术型”审判中心论,[27]只强调技术方法、办案机制层面的改革,还应关注体制层面的改革,而且体制改革更为关键。体制改革和机制改革是“皮”和“毛”的关系,“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以审判为中心作为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应当提纲挈领,从体制层面入手,以收事半功倍之效,否则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机制改革的泥淖而“一叶障目,不见泰山”,事倍而功半。
     
      体制性改革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进行诉讼职能调整,二是要确保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其中审判的独立性是以审判为中心的体制保障。审判机关依法独立地履行审判职责,审判职能对侦查、检察职能的制约作用才能体现出来,侦查、检察、审判三者之间的关系才会恢复到正常的轨道上来。[28]党的十八大后开启的新一轮司法改革,将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职权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并提出了一系列改革举措,如明确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支持法院依法独立公正行使职权,建立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制度等。这些改革举措对于保障审判权的独立运作具有重要意义,在此不再赘述。
     
      而诉讼职能则是以审判为中心的前提和基础。只有科学合理地划分诉讼职能,以审判为中心才具备建立起来的条件。诉讼职能调整的目的一是要打破侦查、起诉和审判各自独立的局面,实现审判职能对审前程序的控制,并建立起合理的诉讼构造,二是要确保审判职能的终局性和权威性。关于诉讼职能调整,主要包括下述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明确审判职能范围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令人非常遗憾的事情是对审判职能的界定仍旧较为狭隘。在我国刑事司法中,对审判职能的认识局限在实体性的定罪量刑上以及庭审中的部分程序行为,对强制侦查措施的审查和审前权利救济却并没有纳人审判的职能范围中。
     
      在现代法治国家,强制侦查措施属于干预基本权利的行为,[29]应实行司法保留,法院以外其他机关部门不可行使此项权力。而我国则将强制侦查措施作为检控机关的权力。这种界定不仅违背世界各国的通例,客观上也有着极大的危害。在极具侵略性的侦查阶段,强制侦查措施的决定权是司法权制约侦查权的重要抓手,一旦失去这个抓手,特别是在我国审判阶段对侦查基本上没有制约的现状下,司法权对侦查权将毫无制约可言。由于检控权力不受司法权制约,本就具有扩张性的检控权力犹如脱缰之马,更加难以制衡,审判中心地位不彰是必然的结果。在此意义上,我国学者指出:“在我国建立对强制侦查的司法审查制度,具有不容置疑的必要性,这不仅仅是出于解决我国强制侦查措施在运用过程中所存在的实际问题的对策考虑,更重要的是基于调整侦查权与审判权之间的相互关系、建立健全宪法权利的程序保障机制的战略需要。”[30]
     
      而且,在域外法治国家,在审前对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等提供权利救济也是一项重要的审判职责,这项职责在我国受到了忽视。对被追诉人及其辩护人与侦查机关之间的冲突,例如辩护律师辩护权受到不当限制,被追诉人的财产受到不当查封、扣押,审判机关无法提供任何救济。[31]如同强制侦查措施缺乏司法审查,审前司法救济职责的缺失不仅导致了侵犯权利行为的泛滥,更为严重的后果是导致司法权失去了制约侦查权的“抓手”,从而促成了侦查中心主义的形成。
     
      因此,要打破侦查中心主义,首要的是明确审判的职责范围,将侦查权纳入司法控制的“牢笼”。[32]为此,应将强制侦查措施的决定权和审前权利救济纳入审判职责范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起对强制侦查措施的司法审查制度和审前司法救济制度。
     
      (二)改革检察职能
     
      以审判为中心要求严格界定审判性职责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职责划分,即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分离。这就要求对检察职能进行调整,将检察机关承担的批准和决定强制侦查措施的职能和审前司法救济职能交由法院行使。[33]
     
      而且,以审判为中心要求要尊重审判职能的权威性和终局性,因此应当将那些有违以审判为中心的职能进行改革。这里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看待检察机关的审判监督职能问题。审判监督职能具有诸多弊端,其中最为根本的是,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检察机关不仅履行控诉职能,还履行监督职能,控方则可以监督司法机关,检察机关成为“法官之上的法官”。法官基于自身职能所具有的权威性被贬损、削弱,检察机关拥有的超诉讼职能成为影响审判中心地位的重要制约因素。[34]因此,推进以审判为中心需要对审判监督职能进行改造。在审判阶段,向法院提出“纠正意见”不过是一种异议,二审和再审中提起的抗诉不过是检察机关提起的上诉和申请再审,对审判人员职务犯罪案件的侦查,也只是检察机关调查事实、收集证据的追诉活动而已,[35]对这些职能按照控诉职能的性质而非法律监督职能的性质进行改造,在尊重审判的权威的同时也可以满足检察机关履行职责的需要。
     
      (三)重塑控诉职能内部结构
     
      以审判为中心要求重塑控诉职能,调整侦查与起诉职能的关系。“打破侦、诉、审各自独立以及接力式关系,构建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模式,并将侦查与起诉构建为审前程序,重建其内部结构,其制度意义是根本性的。”[36]传统上,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在审前程序“各自为政”,基本没有交叉,只有程序上的衔接关系。由于侦查机关和检察机关职能目标不同,侦查机关办理的案件质量很难满足检察机关提起公诉的需要。更为重要的是,由于侦查机关的强大优势,导致检察机关的公诉职能非常被动,受制于侦查职能,实践中构罪即捕、带病起诉、勉强起诉等现象不同程度地存在。而以审判为中心对案件办理质量的高要求需要审前程序提供坚实的基础,这就意味着要对侦查机关、检察机关的关系及工作模式进行改革。从世界各国侦检关系来看,主要有侦检独立式和侦检亲密式两种模式,但是无论是何种模式,一个共通之处在于强调检察官在侦查、起诉程序的核心地位,侦查服务于公诉职能。[37]在我国,基于对侦检关系的反思,必须实行侦检一体化模式,树立侦查职能服务于公诉职能的观念,确立检察在审前程序的主导地位,建立审前程序以公诉为龙头的诉讼结构。这其中最为重要的是,侦查机关所有的行为,特别是证据调查行为,必须服从检察机关的指挥、领导、监督,从而使检察机关真正成为影响侦查、公诉程序的核心力量。[38]
     
      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应与上述诉讼职能的调整相适应,要围绕构建合理的诉讼构造而进行,其中的核心是塑造独立、中立的审判职能及发挥其作用的制度。对此,除了上文提及的构建强制侦查司法审查制度、审前司法救济制度,改革抗诉制度等相关改革之外,还应当进行以下方面的改革:
     
      (一)改革侵蚀裁判职能的诉讼制度
     
      除了前文讨论的内容之外,侵蚀裁判职能的诉讼制度还表现为已经审理案件中的撤回起诉制度。[39]《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59条规定了实体审理过程中的撤回起诉制度。[40]该条规定的情形实际上属于依法应当作出无罪判决的情形。对于经过庭审的案件,由检察机关做撤诉处理,实际上侵犯了被告人获得司法裁决的权利。因此,应当废除已经实体审理案件的撤回起诉制度,对于这些案件,包括证据不足的,应当直接宣告无罪。
     
      (二)改革有违审判中立的诉讼制度
     
      审判中立也是国际上通认的一项准则,在国际公约中也有明确表述。《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中规定:“人人有资格由一个依法设立的合格的、独立的和无偏倚的法庭进行公正的和公开的审讯。”《关于司法机关独立的基本原则》第2条也规定:“司法机关应不偏不倚、以事实为根据并依法律规定来裁决其所受理的案件,而不应有任何约束……”其中“无偏倚”“不偏不倚”即意指审判中立。审判中立对以审判为中心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如果审判机关不中立,故意偏袒侦查、检察机关,以审判为中心便无法真正建立起来。要保证审判中立,除了观念上的转变外,在制度上也要进行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裁判形式和二审发回重审问题。实践中,盛行着“留有余地”的裁判以及二审反复发回重审等做法,其实质都是审判机关偏袓侦查、检察。对于后者,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限制了二审发回重审的次数,但是对于前者却没有相应的制度应对。如何从制度上解决“留有余地”的裁判方式将是构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非常重要的一环。
     
      (三)加强庭审实质化建设
     
      侦查中心主义赖以实现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虚无化的庭审。因此,侦查、起诉、审判职能的调整和诉讼构造的合理构建最终要落实到庭审的实质化建设上。否则,所有的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将功亏一篑。
     
      对于庭审的实质化建设路径,学界意见趋于一致,主要集中在确立证据裁判原则、直接言词原则、质证原则、落实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等。但应予强调的是,从根本上讲,卷宗(书面证据)中心主义是我国庭审虚化的制度性根源。正是因为卷宗的存在、卷宗进入法庭的方便性以及作为证据的随意性导致庭审的存在显得可有可无。司法实务中法官对庭审拖沓与浪费时间的抱怨习以为常,因为在他们看来耗费大量时间精力进行的只是一场表演,还不如阅卷来得实在、更有意义。证人、警察、鉴定人员出庭率低也与此有关,除了这些人员出于种种原因自身不愿出庭之外,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法官本身对其出庭也持反对态度,证人、警察、鉴定人员出庭不仅带来不可控的风险,还导致庭审的大量耗费。更为重要的是,在他们看来,有证人证言笔录、办案情况说明等书面证据就足够了,完全可以替代上述人员出庭。卷宗(书面证据)的存在不仅是导致庭审虚化的重要原因,也影响了刑事诉讼的构造,“控诉原则之下,……如果准许法院径以记载检察官侦查结果的卷宗笔录为审理对象,法院反而变成消化卷宗的机器……(法院)难免承继检察官侦查结果所得的心证,接力结果,控诉原则的三面审理构造也成为空中楼阁”。[41]
     
      因此,在笔者看来,我国庭审实质化建设要以限制卷宗运用为核心,首要的一环是切断卷宗向法官的移转是重要的一环。[42]但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所确立的复印件主义仍旧没有切断卷宗对审判不当影响的实践表明,问题不仅在于没有切断卷宗进入法庭的渠道,更在于没有制度规制卷宗在庭审上的使用和对法官心证的影响。“漠视禁止朗读原则,空洞直接审理程序,恐怕才是造成台湾实务被诟病的诉讼接力赛的根本症结,而不在于卷证并不并送。”[43]对大陆而言也是如此。因此,可行的改革举措是明确卷宗的证据能力,对于从证据方法即被追诉人、证人等那里获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原则上不具有证据能力,只有被追诉人、证人等在法庭上向法官所作的陈述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当然,在特殊情形下也应存在例外,如证人死亡等情形下可以使用证人证言笔录。
     
      除此之外,另外两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是法官的庭外证据调查核实行为以及证据调查的形式化问题。这两个问题对庭审的实质化建设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第一,法官庭外调查核实证据问题。[44]实践中,法官宁愿相信庭外的证据调查,也不愿相信法庭上的证据调查。这使得庭审变得没有意义。对此,应当明确原则上不应允许法官庭外进行证据调查。在例外情形下,虽然允许法官进行证据调查,但也应当按照正当的程序进行,至少要确保控辩双方的参与权、质证权。第二,证据调查的形式化问题。我国的证据调查机制毫无对抗性、科学性可言,主要表现为举证方式的形式化与质证的形式化。前者如批量举证、概括举证等举证方式,后者如批量认证,概括认证等。这样的举证、质证对于查明事实、避免错误追诉意义甚微。落实以审判为中心,必须改革这种举证、质证方式,在有争议的案件中原则上应一证一举、一证一质,不能批量举证、质证。而且,未来还应当考虑构建我国的交叉询问制度,从根本上改变举证、质证的形式化问题。
     
      五、以审判为中心对侦查、公诉、辩护的影响及其改革
     
      (一)以审判为中心与侦查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改革规制的重点是侦查权,包括职务犯罪侦查权。对此,除了加强侦查的规范化之外,如何转变侦查模式、提升侦查质量是未来改革的重点内容。
     
      对此,笔者认为有两条基本的改革思路。其一,要转变传统的“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当前侦查中存在的最大问题在于过于依赖口供,实行口供中心主义。这是滋生强迫、威胁以及其他不正当取证方式的根源。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大陆法系国家都尊重侦查程序中被追诉人的主体地位,摒弃口供中心主义的侦查模式。[45]在现代社会,科技水平已然非常发达,利用科学技术手段完全可以达到突破案件的目的,而且可能更为便捷、高效。侦查机关通过广泛收集客观证据,促使被追诉人认罪,即便被追诉人不认罪,只要证据扎实,能够形成唯一结论,同样也可以对被追诉人定罪量刑。
     
      其二,要构建被追诉人认罪的激励机制和侦辩协商机制。传统的侦查模式完全是对抗式的侦查思路,建立在侦查机关和被追诉人完全对立的基础之上。在此基础上,要获得口供极易催生非法取证。如果侦查机关和被追诉人处于合作状态,被追诉人自愿供述,非法取证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这种合作方式不会降低打击犯罪的效果。贝卡里亚早就指出,“对于犯罪最强有力的约束力量不是刑罚的严酷性,而是刑罚的必定性”,“即使刑罚是有节制的,它的确定性也比联系着一线不受处罚希望的可怕刑罚所造成的恐惧更令人印象深刻”。[46]在我国,传统上对被追诉人认罪激励机制不足,所谓“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是认罪激励不足的形象表述。而在程序上,认罪的积极意义主要体现在审判程序分流上,对审前程序中认罪对于取证合法性的积极意义缺乏认识,忽视审前侦辩协商程序机制建设。为适应以审判为中心,在实体上应构建科学合理的坦白从宽制度,将坦白从宽的幅度和效果予以明确,为被追诉人坦白提供可预期的制度激励;在程序上则应构建侦辩协商程序机制,侦查机关可以与被追诉人就认罪供述进行协商合作,为此侦查机关可以建议检察机关在提起公诉时请求法院按照协商的结果进行处理。当然,如何协商,在哪些范围内协商则需要严格规范。
     
      (二)以审判为中心与公诉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对公诉的影响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审判的高标准、严要求对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工作带来挑战;二是庭审实质化对公诉技能、水平提出的更高要求,而且庭审实质化也会造成检察业务负担的加重。
     
      对于提高审查起诉质量,首要的是严格遵守刑事诉讼法的规定,确保起诉的案件事实经得起法律的检验。除了严格遵守法律规定之外,提高审查起诉质量的一条重要途径是构建正当化的审查起诉程序,例如构建起诉听证程序。[47]只有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律师对是否构成犯罪、是否应当起诉充分发表意见,起诉(不起诉)决定才是公正的、正当的。从功利角度讲,只有听取各方意见,才能做到全面审查证据,有效防止错误起诉。从办案人员的办案风险讲,只有严格认真遵循法定审查程序,才能说尽到了审查责任。因此,审查起诉程序的正当化应当成为未来诉讼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
     
      庭审实质化之后,庭审成为控辩双方角力的主战场,这要求检察官的法庭指控职能加以强化,控诉方式需要调整。传统上检察机关的指控方式主要是围绕着书面证据进行的,随着庭审实质化的推进,当庭言词性证据将成为证据的主要形态,这种举证、质证方式很难控制,将影响检察机关指控的效果。如何适应这种举证、质证方式将是公诉工作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此外,庭审实质化之后,检察机关的工作任务加重,如果所有案件都适用普通程序按照庭审实质化要求进行审判,检察机关将无法承担此种负担。因此,应当实现公诉案件的繁简分流,将办案精力集中在重大、疑难、复杂案件上。具体来讲,一方面应当构建控辩协商制度,激励被追诉人认罪,从而降低指控的难度;另一方面则应当构建被追诉人认罪案件和不认罪案件相区别的出庭公诉模式,对于被追诉人认罪的案件,庭审的实质化程度可以适当减弱。
     
      (三)以审判为中心与辩护改革
     
      以审判为中心本质上针对的是国家公权力,而不是私权利。但是,以审判为中心的构建却离不开辩护权和辩护制度。以审判为中心的重点在审判职能,而审判职能则需要以控诉职能、辩护职能平等对抗的诉讼结构作为支撑。正是辩护律师对诉讼程序的参与及其与控诉方的抗衡凸显了审判作为中立第三方介人的必要性。可见,辩护是审判中心主义的助推剂。“审判实质化显然以辩护的实质化为条件,辩护缺乏实质化则审判很难实质化,以审判为中心也就失去了实质意义”。[48]
     
      既然辩护职能是以审判为中心的一大支点,塑造强有力的辩护职能以维持控辩平衡实属必要。这种辩护职能的强化应当从多重维度进行。
     
      其一,赋予辩护律师更多的辩护权利,包括赋予辩护律师侦查讯问在场权,明确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调查取证权等。
     
      其二,扩大律师辩护的覆盖面。我国刑事辩护率低,一般维持在25%-30%之间。[49]在一些地区还可能要远低于平均值。为解决这一问题,可以对我国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进行修改,扩大法律援助范围,将应当提供法律援助的门植进一步降低,规定可能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没有委托辩护人的,应当为其提供法律援助。
     
      其三,加强对辩护权利的救济。我国当前对于律师辩护权采用的是检察机关的救济模式,但是此种救济模式的有效性是有疑问的,司法实践中的落实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在“审判中心主义”下,我们需要构建新的救济模式,发挥法官在律师辩护权救济中的重要作用,构建以法官为核心的律师辩护权的救济机制。将法官设定为律师辩护的保障主体,通过发挥审判权的核心作用,对侵害律师辩护权的行为进行程序性制裁。
     
      其四,辩护职能的强化也需要提升辩护质量。庭审实质化也对辩护律师的辩护质量提出了要求,庭审的实质化是以辩护的实质化为前提和基础的。提高律师辩护的质量将是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我国现实情况来看,一个急需解决的问题是辩护律师的“表演性辩护”问题,主要是“配合性表演”问题。“在这种‘配合性表演’中,辩护律师通常既不对公诉方指控的罪名提出异议,也不会对案件是否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发表意见,更不会在法庭上指出公安司法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案件处理过程中存在违反刑事诉讼法或者侵犯被告人合法权利的行为,而只是‘轻描淡写’地提醒法庭注意那些有利于被告人的法定或者酌定情节”,“这样的辩护往往不会对裁判结局产生任何有意义的影响”。[50]这是影响我国刑事辩护质量的重要原因,未来刑事辩护质量的提升应当将此作为改革的突破点。
     
      与辩护职能强化相对应,应当畅通辩护意见对裁判发挥实质影响的机制。法庭对待辩护的态度是评估以审判为中心的重要指标。近年来,辩审关系逐渐异化,辩审冲突问题逐渐凸显。导致该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法官轻视律师辩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对此,应畅通辩审关系,建立辩审之间的交流、沟通机制。
     
      首先,应当给予辩护人充分的辩护机会,允许辩护人就法律适用、程序合法与否、事实认定等问题充分发表意见。法官不能故意限制、剥夺辩护律师发表意见的机会。
     
      其次,对于辩护律师的实体性辩护意见应当给予有效回应。法官应在刑事裁判文书中对判决理由进行说理性论证,包括对辩护律师的辩护意见采纳、部分采纳或者不采纳的理由。
     
      最后,更为重要的是要妥当处理辩护律师的程序性辩护意见。随着程序性辩护意识的提高,辩护律师对程序问题更为重视,在庭审中往往针对管辖、回避等问题提出辩护意见,法院不予处理或者处理不当都会导致辩审冲突以及庭审“停摆”,例如,“有的案件则因法院的程序性决定等问题,直接引起律师异议。法院驳回异议,如遇律师坚持(或称‘死磕’),可能导致辩审关系紧张,直至法院使用逐出法庭甚至拘留律师等手段。”[51]这种生硬的行政化处理方式体现不出对辩护律师的尊重,更无法奢谈对辩护律师辩护意见的回应与采纳。因此,构建正当化的处理程序便显得非常重要:应给予辩护律师充分的发表程序性辩护意见的机会;对于辩护律师的程序性辩护意见,无论是否采纳,法官都必须说明理由;而且,鉴于程序性问题的特殊性,构建程序性争议即时裁决、即时上诉的特殊处理程序也是可以考虑的方案。[52]
     
      六、以审判为中心的未来之路(代结语)
     
      以审判为中心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诸多方面的问题。其中,有些是技术性的问题,有些则是体制上的问题,而体制性的问题更为关键。这就决定了那种仅采取技术进路而不涉及体制改革的思路无法从根本上建构起以审判为中心的体制。为此,应当继续推进包括确保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在内的司法体制改革,进而在此基础上调整侦查、公诉、审判职能,理顺公、检、法三机关的关系,构建科学合理的诉讼构造。这是树立以审判为中心的根本之道。
     
      而对于体制性问题,则需要从立法上解决。从这个角度来讲,推进以审判为中心将带动我国刑事诉讼法的巨大变革。由于以审判为中心涉及职能调整等诸多体制性问题,因而会给相关机关部门带来巨大的利益冲击。这决定了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并不是刑事诉讼法的“小修小补”即可完成的,[53]也不是通过一次修法即可达成的。
     
      当然,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涉及的问题,有些属于立法设计问题,例如,强制措施司法审查机制和审前司法救济机制的阙如、控审职能不分,这些是由于立法的缺失所导致的;而更多的是法律实施问题,例如非法证据排除问题、证人出庭作证问题等;还有一些问题可能是具体的操作技术问题,比如强化庭审指控功能、提高辩护质量等。这意味着推进以审判为中心需要采取多元化进路,需要立法、法律实施、实践技艺等各方面的共同努力,仅依靠立法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作者简介】
    陈卫东,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注释】
    [1]此方面的具体分析可以参见汪建成:《证据裁判主义与错案预防——基于16起刑事错案的分析》,《中外法学》2015年第3期,第593页以下。
    [2]参见徐玉、李召亮:《庭审中心主义刍论》,《山东审判》2014年第2期,第56页。
    [3]有学者通过对20起冤假错案的分析表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都是在侦查阶段被错误认定有罪,而其后的审查起诉、审判往往倾向于维持前一阶段的决定,难以发挥应有的审查和纠错功能。参见陈永生:《我国刑事误判问题透视——以20起震惊全国的刑事冤案为样本的分析》,《中国法学》2007年第3期,第58页。
    [4]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第5页。
    [5]参见陈光中、步洋洋:《审判中心与相关诉讼制度改革初探》,《政法论坛》2015年第2期,第120-121页。
    [6]需要说明的是,在我国,司法具有非常广阔的外延,而本文对司法则是在狭义上使用的,仅指审判活动。
    [7]龙宗智教授提出司法规律可以细化为与司法功能有关的规律、与司法结构有关的规律、与司法运行有关的规律、与司法管理有关的规律以及与司法主体有关的规律。本文认为,前三项是由司法本质决定并直接体现司法本质的规律,属于第一层级的规律,而后两项则属于第二层级的规律。在此仅从第一层级的角度对司法规律加以解读。参见彭巍:《司法规律学术研讨会纪要》,《法制与社会发展》2015年第3期,第117页。
    [8]孙长永:《审判中心主义及其对刑事程序的影响》,《现代法学》1999年第4期,第93页。
    [9]参见龙宗智:《“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及其限度》,《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第849页。
    [10]参见注[5],第121页。
    [11]参见顾永忠:《“庭审中心主义”之我见》,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5月16日。
    [12]参见注[11].
    [13]参见注[8],第93页。
    [14]参见注[5],第121页。
    [15]持相同结论者参见注[5],第121页;参见樊崇义、张中:《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州学刊》2015年第1期,第54页;张建伟:《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与表象》,载《人民法院报》,2014年6月20日。
    [16]有学者也认为以审判为中心不能理解为以法院为中心,因为以审判为中心处理的是侦查、起诉、审判程序之间的关系。应该讲,这种认识未能认清以审判为中心的本质,程序问题只是一种现象,本质则是诉讼职能之间的相互关系。参见沈德咏:《论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中国法学》2015年第3期,第8页。
    [17]参见注[16].
    [18]参见甄贞:《如何理解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人民检察》2014年第22期,第48页。
    [19]参见王守安:《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带来深刻影响》,载《检察日报》,2014年11月10日。
    [20]持有此种观点者可参见注[17],第7页;注[5],第126页;注[19];叶青:《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之若干思考》,《法学》2015年7期,第3页。
    [21]参见陈卫东:《反思与建构:刑事证据的中国问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69页。
    [22]参见李学宽等:《论刑事证明标准及其层次性》,《中国法学》2001年第5期,第126页。
    [23]参见注[21],第281页。
    [24]参见闵春雷:《以审判为中心:内涵解读及实现途径》,《法律科学》2015年第3期,第38页。
    [25]参见张建伟:《审判中心主义的实质内涵与实现途径》,《中外法学》2015年第4期,第863页。
    [26]参见注[11].
    [27]所谓技术型审判中心论,是指在一种全面和整体性国家体制中,在司法的基本格局和运行机制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在普通刑事案件办理的技术方法上要求侦查、起诉面向审判、服务审判,同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发挥审判对认定事实、适用法律的决定作用,以提高刑事案件的办案质量。参见注[9].
    [28]关于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的研究,参见陈卫东:《司法机关依法独立行使职权研究》,《中国法学》2014年第2期,第20页以下。
    [29]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强制侦查措施不仅包括了我国传统意义上的强制措施,还包括搜查、扣押,监听等侦查措施。
    [30]孙长永:《强制侦查的法律控制与司法审查》,《现代法学》2005年第5期,第76页。
    [31]在我国,对审前的不当行为,通常由主管机关采用行政化的方式解决或者由检察机关以法律监督的方式进行救济。司法实践表明,这种救济的效果并不理想。
    [32]关于我国侦查权控制模式及其缺陷的分析,参见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318页以下。
    [33]关于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改后检察机关承担的司法救济职能的分析,参见陈卫东:《转型与变革:中国检察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6页以下。
    [34]参见注[9],第848页。
    [35]参见刘计划:《检察机关刑事审判监督职能解构》,《中国法学》2012年第5期,第133页以下。
    [36]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第二卷)》,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60页。
    [37]参见注[36],第49-50页。
    [38]参见注[36],第49-50页。
    [39]关于撤诉制度的改革,可以参见顾永忠等:《论撤回公诉的司法误区与立法重构》,《法律科学》2007年第2期,第153页以下;龙宗智:《论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后的公诉变更问题》,《当代法学》2014年第5期,第16页以下。
    [40]《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试行)》第459条规定:“在人民法院宣告判决前,人民检察院发现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撤回起诉:(一)不存在犯罪事实的;(二)犯罪事实并非被告人所为的;(三)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的;(四)证据不足或证据发生变化,不符合起诉条件的;(五)被告人因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不负刑事责任的;(六)法律、司法解释发生变化导致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七)其他不应当追究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对于撤回起诉的案件,人民检察院应当在撤回起诉后三十日以内作出不起诉决定。需要重新侦查的,应当在作出不起诉决定后将案卷材料退回公安机关,建议公安机关重新侦查并书面说明理由。对于撤回起诉的案件,没有新的事实或者新的证据,人民检察院不得再行起诉。新的事实是指原起诉书中未指控的犯罪事实。该犯罪事实触犯的罪名既可以是原指控罪名的同一罪名,也可以是其他罪名。新的证据是指撤回起诉后收集、调取的足以证明原指控犯罪事实的证据。”
    [41]林钰雄:《严格证明与刑事证据》,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46页。
    [42]关于侦查卷宗信息对法官的影响以及可能的解决方案,可参见魏晓娜:《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法学研究》2015年第4期,第92-94页。
    [43]同注[41],第45页。
    [44]关于法官庭外调查取证权的历史演变,参见注[36],第49-50页。
    [45]参见注[8],第94页。
    [46][意]贝卡里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72页。
    [47]参见注[5],第127页。
    [48]同注[25],第875页。
    [49]参见顾永忠主编:《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实践与国际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页以下。
    [50]李奋飞:《论“表演性辩护”》,《政法论坛》2015年第3期,第79页。
    [51]龙宗智:《新刑事诉讼法实施:半年初判》,《清华法学》2013年第5期,第134页。
    [52]参见程雷:《审判公开背景下刑事庭审实质化的进程》,《法律适用》2014年第12期,第6页。
    [53]有学者对刑事诉讼法的“大修”持有怀疑意见。参见朱孝清:《略论“以审判为中心”》,《人民检察》2015年第1期,第8页。
    【参考文献】
    {1}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2}陈卫东:《程序正义之路》,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
    {3}孙长永:《侦查程序与人权》,中国方正出版社2007年版。
    {4}林钰雄:《严格证明与刑事证据》,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
    {5}陈光中:《中国司法制度的基础理论问题研究》,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
    {6}顾永忠主编:《刑事法律援助的中国实践与国际视野》,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7}陈卫东:《转型与变革:中国检察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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