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法的精神——读《论法的精神》之写在前面的话
2016/11/2 0:13:27 点击率[107]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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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类别】其他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6年
    【中文关键字】法的精神
    【全文】

      《论法的精神》,作者:孟德斯鸠(1689—1755,法国)。译者:张雁深。商务印书馆出版,1961年11月第1版,1987年6月北京第4次印刷。

      向商务印书馆致敬!

      向张雁深先生致敬!

      该书在“版本说明”部分,有这样的表述:“根据法国巴黎加尔涅兄弟出版社1949年版原文本译出。原书分二册,中译本亦分上、下册。”

      该书在“内容提要”部分,有这样的表述:“他(即孟德斯鸠——笔者注)认为法的基础是人的理性;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是理想的政治制度。”并得出“孟德斯鸠是资产阶级法的理论的奠基人之一”的结论。

      孟氏到底是不是“杰出的启蒙思想家”?该书到底能不能“对我国(即中国——笔者注)资产阶级启蒙运动有重大影响”?让我们拭目以待。

      孟德斯鸠和他的著作

      张雁深

      “在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时期,进步的资产阶极是首先以思想斗争的形式向腐朽的封建主义进攻的。这时期的进步思想是推动其后的政治、革命斗争的重要动力。孟德斯鸠是这个时期杰出的先进思想家之一;他的著作是人类进步传统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人类文化的宝贵遗产。为便利读者了解孟德斯鸠和他的著作,在译文前面写了这篇短文,仅供参考。”

      至于到底何谓“启蒙”,也许不必深究其字词的确切含义,其大意可能就是:将人从迷蒙中唤醒。也许中国读者更加关心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今日中国,是否进入到了“启蒙时期”?其前置问题就是:今日之中国人是否处于迷蒙之中?在今日之中国,资产阶级是不是进步的阶级?是否还存在腐朽的封建主义?

      如何启蒙?答案很清晰——“以思想斗争的形式”。千万注意:绝对不是以武力斗争的形式。谁与谁进行斗争?当然是——思想先进者与思想落后者。

      纵观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任何时期的进步思想都必定是牵引其后的不限于政治、经济、文化等等领域变革的最最重要的动力。人类进步的终极决定因素,非进步思想莫属!

      人类文明几乎在任何一个发展阶段都会涌现出数量不等、质量各异的“杰出的先进思想家”。这些高贵、高尚、高雅的头颅通过他们的作品所产生的思想,就好像漫漫长夜中那一盏盏指路明灯。他们是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中的佼佼者,他们是天造地设的优秀基因、奇异禀赋的承载者,他们没有辜负自然的恩赐和社会的垂青,他们以不由自主、不可遏制的激情彰显了天生之才、缔造了惊世奇迹。人类就是因为有了他们才能够被称之为文化的动物或文明的动物。宝贵的精神遗产,绝不仅仅是用来享用的,不能完成超越的后人,就不配被称之为他们的子孙。

      一、家庭出身

      “1689年1月18日,孟德斯鸠出生在法国波尔多(Bordeaux)附近拉柏烈德庄园(Chateau de la Brede)。那时候他的名字是查理·路易·德·色贡达(Charles  Louis  de Secondat)。色贡达这个家族是贵族世家,历代服务于纳瓦尔(Navarre)朝廷。纳瓦尔这个王国在九世纪建国,到十七世纪初年已完全成为法国的一部分。孟德斯鸠的高祖父购买了‘孟德斯鸠领地’。纳瓦尔王国的亨利三世,也就是后来的法国王亨利四世,把这块领地升为‘伯爵辖地’,以酬其先祖服务朝廷的功劳。孟德斯鸠祖父任波尔多议会议长——这是一个可以买卖的世袭职位,后由他的伯父继承。他的父亲拒绝了当教士的机会,选择了军人的职业。”

      孟氏年长我整整二百八十岁。孟氏出生在贵族的奢华庄园里,而我则出生在平民(在当时还不能被称为“贫民”)的集体宿舍中。

      我的祖父离休前(已经去世多年)曾任沈阳市一所中专学校的校长(因为是“老革命”,所以享受“高干”待遇——行政十三级)。我的父亲生长在农村,自幼生活清苦(我的祖母在我的父亲只有几岁的时候就去世了,我的祖父在再婚之后与我父亲的关系就日益疏远了,我的父亲几乎是在无父无母养育的情况下由其他亲属照料长大的),经艰苦求学,后来也只能报考师范类院校(师范,因为可以免费吃饭,民间俗称“吃饭”),所以选择了教师的职业。

      “1713年父亲死;1716年他继承伯父任波尔多议会议长的职务,并依遗嘱承袭了伯父‘孟德斯鸠男爵’的尊号,所以他的名字成为‘查理·路易·德·色贡达,拉柏烈德和孟德斯鸠男爵’(Charles-Louis de Secondat,baron de la Brede et deMontesquieu)。这个称号就标记着他的贵族世家的出身。”

      值得庆幸的是:我年近五旬,我的父亲依然健在。我从我的父亲那里能够继承的没有职务、没有尊号,甚至也不会有很多财产,而主要是先天生理基因和后天人格特质。子承父业,我也选择了教师的职业。我日益清晰的感觉到:我就是我的父亲的再版。但同时我也会格外强烈的意识到:我一定而且必须能够远远超越我的父亲。如果平民出身者所取得的成就丝毫也不逊色于贵族出身者,那么就更值得引以为傲!

      “他和加尔文教派的一位有钱的女子结婚;她带来了十万镑嫁资。后来他因为不喜欢议长职务,又因一时需要钱,就把该职务卖掉。这个职务是一笔巨大财产,可卖到七八十万镑。孟德斯鸠卖了多少钱,今已无考;但据估讨约在六十万镑左右。他每年从卖金得到的利息收入达二万九千镑之多。这就使他的家庭经济生活过得十分富裕。”

      二百八十年前的十万镑,绝对可以算是天文数字!!!我(我父母的家在北京市区)和北京郊区的一位“差钱儿”(即和我一样——家境不富裕)的女子结婚,她带来了十万元“嫁资”(根本就在我的预料之外)。相距二百八十年的十万英镑与十万元人民币之间,至少相差二千八百倍!换言之:二百八十年前的十万英镑,约相当于现在的二点八亿元人民币。

      如果真的是“不差钱儿”的话,还有谁会去留恋、热爱什么狗屁官职(其实,官员就是奴才的同义词)呢???尽管狗屁官职是能够大捞其钱的。既然已经实现了目的,谁还会去珍视手段呢?狗屁官职,居然可以公开买卖,真的是既合情、又合理,如果还能够合法的话,那可就更好了——更尊重客观事实了!什么叫“巨大财产”?二百八十年前的六十万英镑,约相当于现在的一百六十八亿元人民币。什么是“十分富裕”?二百八十年前的二万九千英镑,约相当于现在的八千一百二十万元人民币。拥有如此财产和收入之人,当然有理由、有必要视狗屁官职如浮云、如粪土。

      物质富裕之人,不仅可以、而且应该去追求精神富足。

      “他年轻时代专攻法律,也当过律师,又有政治经验,但他也很喜欢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等多种学问。他既好学,又有经济力量和充裕的时间去周游列国,吸收经验和知识,从事著述,终于完成了《论法的精神》这样重要的著作。”

      我也是接受过法学专业教育之人(取得了中国著名高校的法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也在名义上“当过律师”,又有在行政机关工作八年的宝贵经验。我“也很喜欢历史、哲学、自然科学等多种学问”,但均涉猎较浅。我既没有经济力量也没有充裕的时间去周游列国,但是,二十一世纪已经不是只有通过身临其境才能“吸收经验和知识”的时代了。我潜心从事著述已经有十余年了,业已完成了数百万字的作品。

      《论法的精神》,但愿不仅有相当的重量,还一定会有极高的质量。

      “他在1755年2月10日死去。”

      享年六十六岁。如果包括《论法的精神》在内的作品不死(值得后人去不断的阅读)的话,那么孟氏就将永生!!!

      二、时代背景

      “孟德斯鸠生活在法国十七世纪末和十八世纪前半期,值法国腐朽的封建主义和君主专制发展到最高峰正要急剧转向没落的时代,也就是1789年法国资产阶极大革命风暴席卷法国的前几十年。当时法国的统治阶级是封建主阶级,它包括贵族和高极僧侣两大社会集团;专制的国王政府就是这个阶级的专政机关。其余则是‘第三等级’,包括各阶层的居民,其中除了资产阶级和农民之外,还有手工业者和尚未形成为独立阶级的手工工厂工人。”

      左明生活在中国二十世纪后半期至二十一世纪前半期,正值中国腐朽的官僚资本主义发展到最高峰正要急剧转向没落的时代,也就是中国资产阶极大变革席卷中国的前几十年。中国正处于从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度的阶段,封建残余实力还十分强大,具体表现就是:国家权力被极少数人所操纵、所掌控。但是,经过艰难的百余年的发展,中国已经废除了独裁制、世袭制和终身制,取而代之的是:寡头制、接班制(或曰:亲传制、指定制)和退休制。目前的中国,既不是封建帝制,也不是民主共和制,而是二者的混合体。可以预见的是:中国在不太遥远的未来发生的资产阶级变革应该不同于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应该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血牺牲。中国的资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正是脱胎于中国的官僚阶层,他们通过权力私用聚敛原始资本,然后自己或者通过自己的近亲属完成向资产阶级的转变。换言之:从整体来看,中国的资产阶级与官僚阶层不是敌对、矛盾关系,而是合作、交融关系。

      如果不能认清中国现实社会的本质,怎么可能正确预见中国社会的未来发展呢?

      今日中国的统治阶级是官僚阶层,它包括官员和准官员(广泛存在于由国家举办或掌控的各种非国家机关的社会组织)两大社会集团;各种国家机关就是这个阶层的专政工具。

      当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划分较为复杂,大致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个等级,每个等级又可细分为若干层次。为了不自我重复,更为细致的讨论请参阅拙作《漫谈中国社会阶层划分》(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

      “这时法国封建主阶级和专制政府对广大人民的压迫是无所不用其极。宫廷和贵族的奢侈生活就建筑在苛捐杂税和残酷剥削之上。加上长期的战争、饥馑、疫疠,真是民不聊生。受到封建榨取的农民和受到重税压迫、饱受创伤的资产阶级,尤感切肤之痛。农民的起义,此起彼伏,说明政治、经济危机已非常尖锐。那位说‘朕就是国家’的专制主义代表者路易十四(1638—1715)也已预见到,在他之后就是‘洪水’!”

      如今中国官僚阶层和任性政府对广大人民的压迫是半遮半掩、羞羞答答的,具有一定的隐蔽性和欺骗性。高官和富豪的奢侈生活就建筑在敲诈勒索和巧取豪夺之上。

      近四十年来,战争和内乱渐行渐远,已经不是制约中国发展的主要原因。在经济保持较高增速的同时,中国依然还有数千万的绝对贫困人口,他们还挣扎在温饱线之下。

      凡是不能够或不愿意与官僚阶层相互勾结、相互利用的社会其他各个阶层,无不感到官僚阶层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威逼压迫的切肤之痛。

      暴力的反抗,还仅仅是零星的或偶发的。但这却绝对不意味着政治、经济等等各方面的危机没有达到非常尖锐的程度。

      那位被亿万中国国民尊为“万岁”和“万寿无疆”的伟大领袖,也许没有预见到,在他之后“洪水”就不再滔天了。

      “但是这个时期,起义农民没有力量单独推翻封建主义和专制主义。以重利盘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资产阶级在专制主义之下虽被压迫,但仍有发财的机会,所以它不能是激进的革命者。”

      在任何历史时期,作为弱者的被压迫阶级都不可能也不应该有力量单独推翻原有社会制度。

      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各个发展阶段中,资产阶级都不是也不可能是以重利盘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剥削的首要目的显然是——扩大再生产。恰恰是专制主义成为了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最大障碍。封建主义和封建阶级就是资产阶级的头号敌人。

      “这就是孟德斯鸠所处的时代。”

      这就是左明所处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

      “到了十八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在法国逐渐展开,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和专制主义愈加势不两立,革命时机才进一步成熟。”

      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叶,工业化进程已经在中国逐渐展开、逐步实现。由于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发展极不均衡。时至今日,中国仍然有约半数的非城市人口。就整体而言,中国还不能被称为工业化国家。尽管有极少数重要城市的经济指标已经达到了中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中国自由生长的资产阶级尽管数量庞大,但还十分稚嫩,而那些具有相当实力和规模的资产阶级则几乎都是依靠、依赖官僚阶层的扶助、庇护而发展起来的。中国自由生长的资产阶级与专制主义矛盾重重,但他们的能量实在有限,远未达到能够推动社会发生重大变革的程度。

      “我们在下面将看到,这个历史形势给孟德斯鸠提出了反封建、反暴政、反教会的时代任务和思想主题,同时也规定了他的思想的‘妥协的’、‘温和的’、‘谨慎的’性格。”

      读者诸君在下面将看到(其实,在左明的在此之前的几乎所有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左明的思想试图超越(或曰:跳出)他所置身的时空条件,左明的事业兴趣绝不在于他所处的历史形势所提出的反封建、反暴政、反神权(人为神话某种世俗力量)的时代任务和思想主题,因此,左明的思想是尽力去克服时代的和立场的局限性的。我不是某个时代或某个阶级的代言人,我是这个世界的旁观者,我意欲去探求、去发现人类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

      “其次,从意识形态来说,这个时期有三种情况值得注意。第一是某些先驱哲学思想的存在,尤其是英国培根(F.Bacon,1561—1626)的实验主义和法国笛卡尔(R. Descartes,1596—1650)的理性主义。第二是同时代的进步思想家的活动。这时期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的进步历史家、科学家、哲学家、作家、进步人士等,都先后出头来抨击封建主义的腐败社会秩序,或提出新的初期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这些活动都是在专制主义容许的范围内进行的。第三是作为人类近代史的开端的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的传布。这个革命产生了新的社会形态,在那里取得了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思想便自然地传布到毗邻的法国。这些情况,作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时代背景,对孟德斯鸠的思想产生了特别显著的影响。”

      其中的“意识形态”、“实验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一些对我而言高深莫测、不知所云的词汇,只有“先驱哲学思想”一词还是可以理解的。要想理解某人的思想,最好的办法就是仔细、认真去拜读他的大作。

      令左明不无慨叹的是:与左明同时代的中国的进步思想家何在?也许应该对“进步”二字进行进一步界定:至少要与左明同步。今日中国,站在新兴资产阶级的立场的进步历史家、科学家、哲学家、作家、进步人士等等可能大有人在,至于他们是否能够都先后出头来抨击封建主义的腐败社会秩序,或提出新的初期资产阶级的社会理想,则完全取决于专制主义容许的范围。被称为“任大炮”的任志强先生倒是很愿意发声,但是却被官方禁言了。

      也许,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真的可以享有“人类近代史的开端”的殊荣。因为,英国在那个时候真的走在了全人类的最前沿。任何国家包括英国在内的先进必定是以思想先进为核心支撑的。个人的思想先进,可以无边无界、无拘无束;而群体的思想先进则必定是多数的共识。少数人传播先进思想是一回事,多数人接受先进思想则是另外一回事。只有被多数人接受的先进思想,才能将思想转化为社会行动、社会实践。如果非要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产生了新的社会形态,那么其实与中国的辛亥革命创立了中华民国并没有什么本质区别。请问:在成立之初的中华民国,资产阶级思想取得了统治地位吗?难道先进思想就是“作为意识形态方面的时代背景”吗?

      我也渴求接受先进思想的洗礼,但我却从不认为这与“意识形态方面的时代背景”有任何关联。我的头脑在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一定也是空空如也的,时至今日其中所储藏的思想一定是经过我的“过滤”而留存的。也许,这里所谓的“过滤”就是人的最奇妙也最莫名其妙的思维活动的表现。

      只有思想输出,才是终极强大的明证。

      三、主要著述及理论影响

      “孟德斯鸠是时代的产儿,也是时代的改造者。”

      所有的人都注定是时代的产儿,但是,却很少有人是时代的改造者。改造者,不能改变规律,可以改变物质世界,更重要的是可以改变人心——在形成自己的思想的同时去改变其他人的思想。改变他人的思想,有的可以立竿见影,那是因为改造者的思想只比被改造者的思想领先一小步;而有的则要来日方长、历时久远之后才会见效,那是因为改造者的思想远远领先于被改造者的思想。改造者凭什么能够去改变物质世界和人心?无他,就是凭借自己奇异的思想。那么奇异的思想又是如何产生的?无他,就是凭借自己奇异的大脑。那么奇异的大脑又是如何形成的?无他,就是凭借自然奇异的造化。一切都来自于自然,也都回归自然。

      “他站在他的时代进步的前锋,用他的热情、智慧、渊博的知识和犀利的文笔,坚决地勇敢地攻击封建主义,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出进步的社会理论,对促使旧社会的死亡和新社会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毫无疑问,孟氏的思想是领先的、超前的,绝不仅仅是相对于“他的时代”而言,甚至远远超越于几百年后的很多今人。热情和智慧,是一个人的优秀品质;而渊博的知识和犀利的文笔,则仅仅是优秀品质的具体表现,而且仅仅是不太重要的表现。真知灼见、奇思妙想,这些才是一个伟大的思想者的卓越表现。创见、洞见,而不是文献综述、资料汇编,这才是思想者的真正价值所在。

      思想的战斗,这也许是最重要的闪耀思想光芒的方式。战斗的对象,既可以是具体的,也可以是抽象的;既可以是出于利益,更应该是基于理性;既可以是针对近忧,更应该是瞄准远虑。思想及其作品的适用时间的长短,最终决定其价值的大小。能够亲眼看到自己辛勤耕作之后收获的果实,这的确足以令人欣慰;但是,在天堂之上俯瞰世间众生在按照自己所发现的规律的支配下长期运行,难道这不是一种更大的快慰吗?

      有无数的后来人向先行的思想者的姓名和作品致敬,难道这不是人生最高的荣耀吗?在思想者的面前,让那些高官和富豪自惭形秽、无地自容去吧!!!

      甲、三本代表作的出版

      “他的进步的社会学说主要集中在三本代表性的著作里”。

      可以肯定的是:孟氏的写作与业绩无关、与晋升无关、与收益无关,甚至也与所谓的自欺欺人的学术规范无关。

      I、《波斯人信札》

      “这是他在1721年化名‘彼尔·马多’(Pierre Marteau)出版的。这时他已经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十三年了,已当过律师,又在波尔多议会工作了七年,并在议会中当了议长三年;他对法国的政治、社会的腐败已有了具体的认识,并深感不满;所以他在这本书里假托了两个周游欧洲的波斯贵族的彼此通信,以及他们和朋友、爱人、仆人等的通信,从不同地位与角度,对法国当时的社会进行抨击。”

      孟氏完成该书之时,时年三十二岁。根据以上信息推测,孟氏接受的学校教育(离校时年仅十九岁)应该不会超过现在的大学本科水平,显然不是“学位控”——贪恋硕士或博士学位(也不知道那时、那地是否有学位这回事儿)。主修的专业很可能就是法学。律师是自由的民间职业,而议会职位(很可能是议员)则是典型的国家公职,而且还曾担任过高级“领导干部”——议长。

      我于大学本科(法学专业)毕业后(时年二十三岁),在北京市某区的一家政府所属工作部门工作近八年,对中国的政治、社会的腐败已有了具体的鲜活的和比较深刻的认识,并深感不满。但是,我在辞去公职之后,在从教的初期(大约五年),根本就丝毫也没有著书立说的意识,还一直认为那一定是“高上”人士的专利或特权。写作(论著而非小说,因为十几岁甚至几岁的孩子也可以写小说),那得是多么缥缈遥远的事情呀!一个人,如果能够拿起笔来的话,就足以令人敬佩,尽管没有创见的写作的价值是微乎其微的。

      在抛开了功利之外的写作,才更有可能具有较高价值。这样的写作是不需要迎合什么、符合什么、配合什么、遵守什么、服从什么、听命什么的。挣脱一切束缚,我写我心、我书我思,这就是写作的最高境界。

      战斗,还需讲究策略;抨击,还要乔装改扮。

      “《波斯人信札》出版后大为流行;孟德斯鸠由一个省的人物一跃而为全国注目的人物了。但是这本书却引起了统治阶级的不满。国王路易十五(1710—1774)依据佛洛里(A.H.Fleury)(1654—1743)红衣主教的报告,曾一度无理地拒绝批准孟德斯鸠为法国科学院院士,就是明证。”

      可以想见(抱歉,我并未阅读过该书),该书一定是一部通俗读物,否则绝对不可能“大为流行”。孟氏是否因此而大赚其钱,不得而知;可以肯定的,孟氏因此而声名远播。对于象孟氏这样的贵族而言,名利皆如浮云,他更看重、更在乎的一定是自我实现——成就自己的意愿。

      难道一部信札体的通俗读物,就可以为作者赢得当时的“法国科学院院士”的殊荣吗?也许,作品的外在形式或语言表达真的不是问题,只要内容足够精彩就“欧科”(即OK——可以了、行了、通过了的意思)了。

      正当的合理的评价标准,十分重要!

      II、《罗马盛衰原因论》

      “上书出版后,孟德斯鸠就继续研究政治、法律问题。1726年连议长也不当了;旋即到各国旅行考察,回国后自 1731年起三年闭门不出,整理所搜集的资料,专事著述,1734年就出版《罗马盛衰原因论》。”

      请注意:“研究”,这明显就是学术活动的样态。看来,虽然不是专业学术工作者,但是,孟氏却有一颗无法遏制的原始质朴的诚意向学之心。

      弃官帽如敝履,这是何等的胸襟和气度。令今日中国全体官场之徒目瞪口呆、哑口无言。

      左氏曰:伟大的实践,有可能产生伟大的理论。在那个历史年代,周游世界、“旅行考察”,应该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实践活动。但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其价值就大打折扣了。

      整理资料,似乎应该是自己所搜集的第一手资料。否则,必将沦为资料汇编的不堪境地。

      “这本书虽然不象《波斯人信札》那样风行,但却是一本更严肃的著作。它是《论法的精神》的前奏,并且在思想上和后者有紧密的联系。”

      请看:“更严肃的著作”注定不会风行。但是,“更严肃的著作”很有可能在递增文明成果方面价值更高。思想者的积淀和准备,是产生新思想的必要条件。

      今日左明的一举一动,很可能就是明日左明突破创新的积淀和准备。

      III、《论法的精神》

      “这本书是 1748年出版的;是孟德斯鸠一生辛勤研究的最后成果;是他的理论的总结。比其前两部菩作,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完整、严密,是他著作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一本;是亚里士多德以后第一本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是到他的时代为止最进步的政治理论书。”

      该书出版之时,孟氏已经五十九岁了。与其说是“最后成果”,还不如说——最全成果。既然是“总结”,就一定包含他的理论的全部内容。“内容更为丰富,体系更为完整、严密”,这是一种学术研究方式、方法的价值追求,但是,这已经不是学术成果价值的评判标准了。大而全,这更象是一部百科全书,而非学术专著。至于“最重要、影响最大”,恐怕不是因为篇幅最长、字数最多(该书的中文译本全书字数超过六十五万字),而是因为其中富含真知灼见的内容。“综合性的政治学著作”,其中的“综合性”本身的价值十分有限,至少我更看重的是其中是否有创建性。“最进步”,这无疑是极富价值的。

      学术作品,看质量,而不要重数量。

      “这本书的主要内容:

      1.法律的定义、法律和政体的关系、政体的种类和它们各自的原则。(1—10章)

      2.政治自由和分权学说、英国的范例。(11—13章)

      3.地理与政法关系的学说及各种推论。(14—19章)

      4.工业、商业、人口、宗教等问题。(20—25章)

      5.罗马和法国法律的变革、关于封建法律的学说。(27—28,30—31章)

      6.一般性结论。(26和 29章)”

      打眼一看,我心里就已经有数了。我先来放一个马前炮:该书的绝大部分内容都属于资料汇编和文献综述。当然,应该不会仅限于此吧!应该还会有一些个人原创吧!我提醒自己:千万不要对该书抱有过高期望。但是,这并不是暗示读者诸君对本文也不应该抱有一定期望。

      “这本书出版后,轰动一时,不到两年印行了二十二版,又有许多外文译本。但是这本书却引起了反动统治阶级,尤其是教会的异常嫉恨;耶稣会士反对它;詹森会士对它进行野蛮的攻击;政府注意它;罗马检查它;巴黎大学和主教会议要把它列为禁书。孟德斯鸠为回答这些攻击,在1750年匿名发表了《为〈论法的精神〉辩护与解释》一文,再版时又增加了一些‘解释’。这在我们的译本里可以看到。”

      该书难道仅仅是“轰动一时”吗?仅仅是一现昙花吗?在二百多年后的今天,是否还有阅读的价值?除了历史价值,是否还会有现实价值?我必须声明:能够完整阅读该书的每一位读者都令我敬佩!当然,如果仅仅是购买者、收藏者,那就免了吧。

      如果不能说清楚某些人有多么热爱、钟情、拥护,但能够讲明白另有人有多么憎恨、惧怕、反对的话,这也是一个考量作品质量的重要指标。

      该书既然能够公开出版,也不知道是该书的进攻力量不足,还是当时、当地的反对力量有限。

      为自己的作品辩护与解释,居然还要匿名发表,似无必要,除非那是进一步的新生成的高论。

      乙、新科学方法的尝试

      “社会、历史领域的真正科学理论是由十九世纪的无产阶级理论家完成的。但是,在‘前科学’的时期,孟德斯鸠对这部门科学的形成、发展,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其中的“真正科学理论”,需要由该文作者张雁深先生清晰界定,至少要说明白判断是否“真正”的依据到底是什么?同时,“无产阶级理论家”这一标签,也需交代清楚,到底是理论是无产阶级的,还是理论家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和理论家应该具有阶级属性吗?具有阶级属性的理论,能够算是“真正科学理论”吗?所谓的“前科学”的界限,也许应该重新考量、重新划分了吧。

      “孟德斯鸠为着和当时神学的上帝创造人类历史的迷信主义、愚民政策作斗争,就需要有科学的武器。这是推动他的新科学方法产生的原因。”

      上帝,早已经成为被质疑的对象了。神学的体系受到来自现实的一次又一次的冲击,至少令世人(也许也包括那些所谓的神职人员)尴尬和难堪的是:上帝怎么总是失灵?在无数次的失望之后,世人不得不仰天长叹:上帝死了。效果的不灵光,就决定了理论的不好使。迷信与愚民,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

      什么是科学?科学,在相当程度和意义上就是指——真相——事物的本来面目。求真,就可以近似的被认为是科学活动。科学精神是起点,科学结论是终点。科学,既可以是手段、工具,也可以是目的、意义。科学方法,也是科学的一种具体表现。

      “在《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这两本书里,他企图以丰富的历史事实为根据,建立起国家与法的一般性的规律与原则,寻找出历史演进的规律。”

      历史事实,应该是足够丰富的。但是,历史事实本身却不是创见。只有用深邃的目光穿透历史事实的现象去发现隐藏在其中的社会发展规律,才是价值连城的科学结论。阻碍人们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最重要原因就是发现者的立场和利益的局限性。

      “在法律科学方面,孟德斯鸠在方法上的贡献也是巨大的。孟德斯鸠以前的法律学者主要满足于法律条文的解释。孟德斯鸠则在法律之外,从历史、生活、风俗习惯种种方面去研究法律的‘精神’,从社会的演进去探求这种力量在政制、法律方面所起的作用和一般的规律;这是一个伟大的尝试;它在社会理论的‘前科学’时期,使法学向科学前进了一大步。”

      方法,是在明确目标之后的第二重要因素。科学的结论,可以有不计其数,但是,科学的方法,却通常会数量有限。

      那些主要满足于法律条文的解释的法律学者,真的把法律条文都解释清楚、解释明白了吗?换言之:法律条文本身都写清楚、写明白了吗?

      中国古训:功夫在诗外(注意:不是——功夫在室外)。孟氏研究的哪里是什么“法的精神”,依我看,他所研究的分明是社会的精神和人类的精神,法律,不过就是他研究的载体或切入点罢了。孟氏不是在解读法律,而是在解读人生和人类社会。

      发展、演进而非静止、僵死,是我们看待一切问题的基本的科学方法。放宽视野、开放胸襟,这也许也可以被称为一种方法的调整和尝试。

      该书到底是法学著作,还是其他科学著作?该书到底是提升了法学的科学含量,还是提升了以往科学的科学含量?也许,这些问题及其回答都是不重要的。

      丙、主要的理论及其时代意义

      “孟德斯鸠企图根据他对世界古今事实的观察,广泛地解决人类社会一些最基本的问题。他俨然以全人类的利益代表者自居,但是他的学说是时代的产物,不能不打上了时代的烙印。我们研究孟德斯鸠的学说必须联系当时的历史条件,才能更好地理解它,才能掌握它的精神和实质。”

      如果“不差钱儿”的话,对国内、国外的现实事实,自然可以直接观察,但是,对国内、国外的历史事实,却无法直接观察,只能间接观察。当然,间接观察也会受制于经费条件。解决问题与发现规律,此二者可是截然不同,尽管发现规律会极大的有助于解决问题。仅仅通过观察(当然还要加上思维),可能完成的也就仅限于——发现规律,而绝对不可能是——解决问题。有太多的人误把发现规律等同于解决问题,误以为:只要发现了规律,问题自然也就解决了。岂不知:此二者之间还有十万八千里的距离。更重要的是:有太多的人其实并没有发现真正的规律,他们所发现的往往不过就是一时、一地、个别主体、个别事务的利益原则罢了。

      “广泛地解决人类社会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这显然只是一种梦境和幻想。须知:社会问题能且只能由社会自身来解决,而绝对不是由少数几个天才来解决的。天才的使命是——去发现规律。群体在“游戏”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必须由群体自己来解决。群体的每一个成员(不论大小和强弱)都既是制造问题同时也是解决问题的主体。无数历史事实反复证明:天才主导的解决问题的活动,往往以惨烈的悲剧而告终。无他,就是因为天才的思想远远超越于众生的思想。二者相安无事,也就罢了;如果天才的思想一定要“强奸”众生的思想,后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请看:“他俨然以全人类的利益代表者自居”,孟氏已经深深的陷入了利益的漩涡。尽管这一次是“全人类的利益”,而不是哪个人或哪些人的利益。利益阻却理性,利益障目,必失理性。左明既不代表任何其他人,更是把利益抛到了九霄云外,眼中和心理只有理性二字——唯理是求。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就根本与发现规律毫不相干了。

      规律,最冰冷,也最无情。

      “时代的产物”也好,“时代的烙印”也罢,这些不过就是没有能够挣脱利益纠缠的托词罢了。请问:牛顿先生的经典力学定律是“时代的产物”吗?有“时代的烙印”吗?

      如果特定的时空条件决定了某种学说的精神和实质的话,那么这种学说的局限性、局促性也就显而易见了,其保质期和有效期也就不言自明了。

      “孟德斯鸠的理论主要是要摧毁当时已经腐烂透顶的封建主义和狂暴的君主专制政体,但由于教会是它们的堡垒,所以又必须首先向教会进攻。孟德斯鸠是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他所维护的是新兴的、即将登上历史舞台的资产阶级的利益。孟德斯鸠的思想牵涉的范围很广,不可能一一加以讨论;现在仅仅选择其中较重要、较突出的一部分理论与思想,分为几类,略加说明。”

      请看:一种理论意欲“摧毁”的对象不是另一种或另一些理论,而是某个主义和某种政体,这恐怕就是传说中的“风马牛不相及”或者“关公战秦琼”吧?原本应该是一位谦谦君子,那又为什么不仅动了口,还非要动手呢?一介书生又能“摧毁”什么呢?

      “腐烂透顶”或“狂暴”,这些都是客观事实的程度问题,都不是由某人的一张嘴可以轻言是否存在的。到底烂还是没烂,是由主客观、内外因共同决定的。

      能够预见未来,是一位智者最直观、最突出的表现。所有人都可以拿这一把尺子来测度自己。

      “教会是它们的堡垒”,似应改为:政权是它们的堡垒,教会是它们的后盾。

      请看:孟氏在“全人类的利益代表者”与“资本主义的代言人”之间,那是相当的纠结。总而言之,无论何者,孟氏都没有能够逃出利益的羁绊和束缚。

      学者,当然应该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应然状态,当然不应该虚掷于实然结果。

      现实中的所谓的社会科学,可能还远远因不能摆脱利益的纠缠而无法成为真正的科学。

      学者,分明应该去论说道理,而当然不该去维护利益。能够说清何者为新、何者为旧,就足矣了。至于到底新的能否以及如何战胜——“摧毁”——旧的,就完全与学者无关了。

      我无意贬低政论家或者革命家(即实干家)的作用,只是想要划清思想家与他们之间的界限。

      I.基本理论

      1.社会演变论

      “孟德斯鸠以前的资产阶级思想家对社会的观念是纯粹形而上学的、不变的。例如斯宾诺莎(B. Spinoza,1632—1677)就认为社会是不变的,因为人性是不变的,所以只要追求一种适应人性的政制就行了。霍布士(T. Hobbes,1588—1679)的国家论是纯理论的,是从原始自然状态的观念演绎出来的。但是孟德斯鸠却是以历史事实和世界古今各国的政治社会制度为根据,由此得出结论,认为人类社会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在演进的。虽然他并没有真正发现社会发展规律,但却把进步的社会理论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所有可以睁眼看世界的人,谁能够得出“社会是不变的”这一结论?这不是睁眼说胡话吗!至于“人性是不变的”这一结论,倒是很符合、至少很接近事实。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至今约有几千年的历史),除了人性(或曰:人的本质)之外,这个星球上的几乎所有一切事物都发生了因人的作用而产生的变化,也包括人类自身的生理现象。唯一几乎没有改变的就是人的头脑,而其他所有改变又几乎都是源自于人的头脑的思维活动。更多人的物欲因人类创造活动产生的更多物质财富而得到不同程度的满足,令人遗憾的是:人类的智慧能力和精神财富却没有因物欲的满足而有相应程度的提升。我们很难证明今人比古人更智慧,也很难验证现今的精神作品比早年的精神作品的含金量更高。人类在近现代以来所取得的爆发式的丰硕的科学技术成就,只不过就是思维对象和思想内容有了较大幅度的扩展的结果罢了。

      人类改变了一切客观,唯独没有改变主观。这可不是什么所谓的“形而上学”的结论,而是客观事实的写照。

      说一句冷酷无情的话:也许,在茫茫人海、芸芸众生中有百分之九十九的部分都是没有资格被称为人的!!!他们都只是求生的动物,或者悲苦的生存、或者愉悦的生活。没有丰富的精神世界的动物,的确没有资格被称为人!!!

      关键的问题是:在历经几千年的演进之后,在当今世界里,又有几人的精神世界是丰富的呢?又有几人是以追求思想丰富为人生意趣的呢?在这个意义上来看,人性改变了吗?

      政治体制应该适应以实力做后盾的普遍而非个别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政治体制也应该适应人性。管理动物,当然应该使用强权,而无需运用真理。从物欲载体转变为精神圣徒,就意味着从动物进化到人。人性当然不是凭空发生转变的,是缓慢进化的结果,是按照物种进化的节奏而实现的。社会是逐渐演变的,普遍而非个别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是逐渐演变的,尽管在相同的时期内人性的演变与上述两种演变相比较而言是微不足道的,这些都促使政治体制必然也发生相应的演变。

      也不知道从原始自然状态的观念演绎出来的国家论到底是什么内容。根据什么演绎?演绎的支撑条件是什么?演绎的规律、规则、原则又是什么?

      历史科学(如果还能够被称为科学的话),到底应该是干什么用的?是帮助人类展望未来用的,而不是供某些人从中捞取名利用的。可以不知道明天,但应该知道昨天和今天。只要是看清了昨天和今天,明天就不会太糊涂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社会(当然包括政治体制)到底是否发生了演变?难道这一问题还需要讨论吗?还需要争论吗?

      演变与演进,也许会有不同。演进,似乎具有方向性;而演变,则方向性不明确。也许,真正需要讨论甚至争论的恰恰就是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问题。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其实是暗中契合、互为表里的,既没有无规律的方向,也没有无方向的规律。

      可以肯定的是:个人不死与人类不灭,这些都只是美好的幻想。但是,仅仅明确了终极归宿,还远远不能算是完成了对方向和规律的探寻。有无数的个人已经逝去,但是,人类还从来不曾终结过。人类社会以及人本身的发展还会有无数的谜题等待破解,最重要的就是方向和规律。至少到目前为止,人类对这一问题的答卷还十分不能令人满意。

      全世界的有志且有智的青年们,请把你们的激情和热血倾注在这一光荣而神圣的事业上来。也许,我们并不需要那么多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因为我们人类可能把其他很多事情都搞清楚了,但是,真的还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去向何方。

      “孟德斯鸠关于社会演变的论点首先体现在《罗马盛衰原因论》里。他认为:第一,社会结构的一个因素的改变,便引起整个结构的改变。第二,历史的演变的力量有时是人的意志所不能控制的。政治家犯的错误并不总是可以避免的,而常常是历史局势发展的必然结果。第三,一般的精神、心理因素的改变也能引起社会机构的变化。”

      孟氏关于社会演变的论点充满智慧,也令人深思:1、并非社会结构的每一个因素或者任一个因素的改变,便都会引起整个结构的改变。牵一发而动全身,但转眼珠却不会动全身。社会结构的某些变量,因能量不足,也只能产生局部影响;2、历史演变的力量几乎肯定不是个人或少数人的意志所能控制的。历史演变的力量是全体社会成员合力作用的结果。当然,人力(不仅指体力,主要指智力)之外的客观力量(是指宏观的自然的力量,而不是指微观的其他生物的力量)就更不可能是人的意志所能控制的。人类(也包括任何生命体)来到这个世界,肯定不是人力(也包括任何生命体的力量)作用的结果,但是,人类离开这个世界,却很有可能是人力作用的结果。人类不能产生人类(也包括其他生命体,请不要拿人工合成牛胰岛素或杂交水稻等等来抬杠),但是人类却可以毁灭人类(其实早就已经毁灭了太多的其他生命体)。请不要太高看、高估所谓的政治家的能量和作用,是政治家的地位(具体表现就是其掌控的权力)而不是政治家的能力使政治家能够产生某种程度的能量和作用。开个玩笑:就是让一条狗去作美国总统,美国依然可以兴旺发达。美国的命运不掌握在美国总统的手中,而掌握在美国国民的手中。政治家的正确或错误,往往就是以是否顺乎潮流、合乎民意为判断标准的。政治家当然也是特定时空条件下的产物,在特定时空条件幅度范围内的表现,当然也就应该被认为是合情合理的。让秦始皇去搞议会民主,那一定是在开历史玩笑。但是,政治家超出特定时空条件幅度范围外的表现,特别是恶劣的表现而非优异的表现,恐怕就难辞其咎、难逃罪责了吧。政治家的轻度罪恶是由于和表现为追求满足私欲,通常他们的私欲都会通过以牺牲他人利益为手段而得到充分满足;政治家的中度罪恶是由于和表现为败德,因为败德对国家、社会和国民的打击和伤害毕竟还是有限的、可以计量的;政治家的重度罪恶是由于和表现为理智不足,以自以为正确的方式把国家甚至世界带入无尽灾难的深渊。原始的生物本能可以为轻度罪恶开脱,人性的不完善能够替中度罪恶辩护,历史局限性往往就会成为重度罪恶的挡箭牌。政治家所犯的错误根本就是不可避免的,政治家就注定是罪恶的!!!恐怕已经没有人会指望政治家在特定时空条件下能够做到最好,但是还要拜托:烦请各位政治家在同等条件下不要做到最差,至少不要差到跌破时空条件下限的程度,可以吗?3、一种现象的改变能够引起另一种现象的变化,司空见惯。至于精神、心理因素的改变是否能够引起社会机构的变化,此种表述语焉不详:谁的精神、心理因素?什么社会机构?换言之:主观因素的改变是否能够引起客观情况的变化。答案通常都是肯定的。

      “其后在《论法的精神》里,便更广泛地提出了宇宙是物质运动的结果这一看法。其中许多论点也是建筑在社会演变的理论上。”

      愚以为:物质运动是宇宙的存在方式。令我困惑的是:精神活动与物质运动到底是何关系?也许,有人会说:精神活动是物质运动的一种表现方式。但是这一答案显然不能令我满意。至少我不认为:物质可以包括精神,精神是物质的表现。太阳,确实很伟大!但是,太阳却不会思考。上帝,可能很神圣。但是,上帝却从来也不现身,更没有展示过他的思考。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可是,又有谁听到了上帝的笑声?与那些不计其数的或大或小的天体相比,人的精神,可能就是无边无际、无始无终的宇宙中最亮丽的奇葩!至少也一定是奇葩之一。因为,精神的确与物质不同。

      “社会演变的理论在十八世纪的法国具有重大的意义。既然十七世纪英国资产阶级摧毁了过时的政治机器,发生了改变,那么法国资产阶级的成长,已不为封建政治机构所能包容,改变也就是必然的。”

      诸君请看:社会演变的理论远远早于达尔文先生(1809—1882)所发现的生物进化理论。孩子的身体通常长得很快,用不了多久,衣服和鞋子就显得短了、小了。总不该让孩子的脚趾头跑到鞋子外边去吧。因变而变,这就是自然和社会的基本法则之一。

      2.理性论

      “这是孟德斯鸠政治法律哲学中最基本的理论。在《论法的精神》的开头,孟德斯鸠明确地提出这一理论,并以它为基础建立了他的整个国家和法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一般的法律是人类的理性,各国的法律是人类理性在特殊场合的适用;因此,法律和地理、地质、气候、人种、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人口、商业等等都有关系,而这些关系就是法的精神。”

      理性,是相对于感性而言的,是人类高级智能活动的具体表现,是人类脱离低级动物的直接体现。最合乎逻辑的表述:科学是理性的,科学活动和科学成果是理性的化身。如果所谓的政治法律哲学也属于科学的话,那么政治法律哲学也当然就应该是理性的。但这只是政治法律哲学的自身属性,而不可能是其“最基本的理论”。理性当然可以成为建立某个科学体系(如“国家和法的哲学体系”)的基础,但是,作为社会实践活动的表现或体现的法律,却完全有可能与理性没有必然联系。可以有理性的法律,但是,可能有更多的法律则是非理性的。人类的绝大多数行为,可能都是非理性的,而是逆反理性的感性的。

      相对于那些看得见、摸得着的可感知的“各国的法律”而言,真不知道所谓的“一般的法律”到底是指什么?到底是以什么样态存在着的?有一般理性与特殊理性之分吗?场合对于理性而言,具有特别意义吗?

      普遍联系的观点,具有普适的合理性和正确性,法律也不会例外。但是,法律的普遍联系性,并不能成为法律必然具有理性的保证或注脚。

      关系,就是精神。进而,法律基于普遍联系而与其他诸多现象产生的各种关系的总和,就是法的精神。这样的高论实在是高深莫测,令我等鼠辈莫名其妙。中国的关系“学术”和关系实践的发达程度绝对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各国,也许,在中国的法律中就蕴含着体现为千丝万缕关系的博大精深的精神。

      “这个理性论在当时神学统制一切的时代,是一枚烈性的炸弹;它摇撼了封建主义和专制暴政的堡垒——教会的统治。笛卡尔是先驱;他把上帝和人分开。笛卡尔把理性当做一切知识的最后标准,把神学驱逐出科学的领域。这对孟德斯鸠的影响是巨大的。孟德斯鸠进了一步,他不但把科学和神学分开;而且把上帝和人分开。这样,就上帝有上帝的法律,人有人的法律。所以在他辽阔的、包罗万象的、建立在人类自然知识基础上的国家和法的理论领域里,是完全没有上帝和神学的地位的。怪不得《论法的精神》出版后,引起了教会剧烈的反对。但由此我们看到这个理论的战斗性,和它在历史上所负的、把欧洲从神学的愚昧主义和压迫下解放出来的伟大使命。”

      由此观之,神学肯定不奉行理性原则。神学肯定是建立在非理性基础之上的,神学是经不住理性的追问的。普天之下的善男信女们,他们可能更愿意信奉神明,而不屑于追求理性。也许,他们并不是没有意愿、没有欲求,而是没有条件、没有能力走近、走进理性。理性,可是名副其实的奢侈品。中国古诗有云:“昔日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是人类的进化阶段不同,使理性的普及和深化程度表现出较大的差异。

      皇权(或曰:封建权力)的统治基础也是非理性,是被统治者的普遍的非理性,而不是统治者的非理性。臣民都在沉睡,自然易于统治。一定不能让臣民觉醒,这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最大的心愿和直接的目的。

      封建主义和专制暴政的本质,就是人为制造并保持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实力差距。如果大家都觉醒了、都明白了,进而都崛起了、都强大了,封建主义和专制暴政也就必然不复存在了。

      人的成长,是以心智成熟的程度为判断标准的。人类的进化,亦然。

      难道在笛卡尔之前,上帝和人一直是连接(而不是联系)在一起的吗?

      理性也许是衡量一切知识是否为真正知识的最后标准。理性,一定是一切知识的坚强内核。

      神学,虽然也挂着一个科学的“学”字,但是却徒有其名,神学的本质与科学背道而驰。神,是不容置疑的。仅此一点,神学就已经与科学无缘了。

      上帝,到底是个“神马”?这恐怕需要先搞搞清楚。否则的话,“上帝的法律”又是什么玩意儿呢?但愿,孟氏能够把这个问题说清楚。

      与其说孟氏是足够智慧的,不如说他是足够狡猾的,他只是主张在世俗的世界里是没有上帝和神学的地位的,但这丝毫也不会贬损上帝和神学在神界的神圣地位。

      不限于国家和法的理论,所有的理论当然都应该建立在人类已有知识(也不知在此处使用“自然知识”一词,有何奥妙深意)的基础上。

      一部没有反对、甚至没有反应的作品,要么是伟大的作品,要么就是卑微的作品。有很多伟大,是需要由时间来证明的。

      与其说“理论的战斗性”,不如说战斗性的理论。理论本身并不具有战斗的属性,但是,某些理论的内容却具有战斗的功能。

      神学是愚昧的吗?愚昧,似乎就是非理性的伴生物。只有那些超越神学、俯视神学的人才能给出肯定的答案。至于到底孰是孰非、孰高孰低,恐怕还需要经过漫长的拉锯战才能见分晓。

      “孟德斯鸠反对宗教;反对神人同形论;反对灵魂不灭说;反对迷信。但孟德斯鸠并不是无神论者。当时新教也是反对旧教,反对封建主义的,所以孟德斯鸠比较同情新教,说新教国家经济、工商业较为发达,天主教国家破坏文化和工商业,使人贫穷。由此也可以看出孟德斯鸠反对教会的资本主义立场。”

      反对宗教与反对愚昧,也许就是同义语。仅仅反对,应该是无效的、无益的。至少愚昧绝对不会仅仅因为反对就不存在了。

      好一个“神人同形论”,难不成神与人是相同体态、相同相貌吗?真不知这是在抬高人,还是在贬低神?

      我当然反对迷信,但我却对“灵魂不灭”的观点持有某种程度的好感。我坚持认为:肉身短暂,精神永存。所谓的“精神”,当然是指那些可以超越时空的人类的伟大思想。所谓的“永存”,当然是以人类的存在为前提条件的。如果说灵魂与精神具有某种程度的交集的话,那么“灵魂不灭”就有合理之处。

      有神论者却去反对宗教,我很好奇:如何自圆其说呀?一种宗教去反对另一种宗教,这可不能被认为是反对宗教。吃牛肉的去反对吃猪肉的,并不能因此而证明自己就是素食主义者。

      至于“反对教会的资本主义立场”,就是持资本主义立场的孟氏去反对不持资本主义立场的教会。双方的分歧在于是否持资本主义立场,而不在于是否反对宗教。

      孟氏的理论终究没有能够跳出功利主义的窠臼。这可能就是以往所有所谓的社会科学学者的通病。

      II.政治理论

      “孟德斯鸠的著名的政治理论有以下三个方面”。

      左明至今还没有自己“著名的政治理论”,但是却一直在努力争取去发现什么。

      1.关于政体分类的学说

      “《论法的精神》把政体分为共和、君主、专制三种。这并不是‘从月亮看地球’所获得的结论。他对良好的政体极力褒扬,对专制政体和教会则作无情的抨击。法国的暴政和教会的联盟就是他攻击的对象。他认为当时所存在的腐烂不堪的封建主义和‘猛于虎’的暴政必须消灭,这是他的理论所追求的现实目标。”

      政体,就是政权的组织形式。区分政体,既可以从形式上、也可以从实质上着手进行。在实质意义上,君主政体与专制政体并不是并列关系,此二者并不存在本质差异。除非此处的君主政体是指君主立宪政体——介于共和政体与专制政体之间的过渡政体。

      自从有了国家和与国家相对应的政体之后,政体一共只出现过且存在着专制、君主立宪和共和三种大的类型。因世界各地区、各国家发展的极度不平衡,致使此三种政体并存于今世。根本就无需对此三种政体进行过于学术化的界定,还是让我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对它们进行一番解说:所谓的专制政体,就是由一个人或极少数几个人执掌政权的体制;所谓的君主立宪政体,就是由较多的人执掌政权的体制;所谓的共和政体,就是由更多的人执掌政权的体制。请注意:此处所谓的“更多的人”,绝对不是某些天真的人所幻想的那样多的人,肯定达不到全体国民的过半数,甚至也根本就达不到全体国民的十分之一,也许就连全体国民的百分之一也达不到。不过,可以十分肯定的是:此三种政体的执掌政权的人数是在逐级递增的。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结果?无他,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外在差异逐步递减。但是,不论人类社会发展到何年何月,人与人之间的内在差异都始终会客观存在,甚至都有可能没有日益递减的趋势。

      我很想知道:“从月亮看地球”会获得什么结论。说实话:在地球上根本就无法看到地球的全貌。

      所谓的“良好的政体”,这绝对是以科学标准来衡量的最大的荒谬。政体,绝对没有优劣之分!小孩穿大人的鞋,或者大人穿小孩的鞋,都是不合适的。但是,从此却绝对不能得出大人的鞋或者小孩的鞋孰优孰劣的结论。青春期后的男生会遗精,更年期后的女性会绝经,这些都是人生的不同发展阶段使然,何来什么好与坏!当然,违背规律、倒行逆施是为坏!都已经娶媳妇儿了,还总是尿炕,这可能就是毛病了。

      不合时宜,可能就是最大的不好!

      对于经常尿炕的成年人,仅仅进行攻击、抨击,起作用吗?有意义吗?

      理论当然不同于行动,骂一万句,远不如捅一刀子。理论的价值不在于仅有的褒贬和利益的取舍,而在于对理论的阐释和对规律的揭示。

      封建主义和暴政,不必然应该被消灭。只有不合时宜的封建主义和暴政,才应该被消灭。论证完为什么不合时宜,理论工作者的任务到此就应该宣告结束了,至于如何去消灭,那已经是实践工作者的工作了。

      凡是有现实欲求或世俗目的的理论,就已经可能不是理论了,最多也就是办法或主意。

      必须把所谓的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从功利的漩涡中打捞出来。否则,就只有社会或人文,而没有科学。

      科学的基础是理性,而不是利益。

      “孟德斯鸠又提出各种政体的原则或动力,他说共和政体的原则是品德,君主政体的原则是荣誉,专制政体的原则是恐惧。尽管他的说法有显著的缺点,但是我们不要忘掉,他的论说中有许多精辟的、富有启发性的论断,同时他用绝妙的笔法对专制政体和封建性罪恶进行猛烈的攻击,这对埋葬当时的封建主义和专制暴政,都是极有价值的。”

      政体的原则或动力,这也许是一种可以成立的说法。但是,孟氏所给出的三种政体的不同原则,实在是过于概括抽象。要命的是:我们很难能够按图索骥、对号入座。品德,谁的品德?荣誉,谁的荣誉?恐惧,谁的恐惧?

      有些所谓的科学工作者,总不愿意把话说清楚了,总担心会因此而失了身份。岂不知:清晰,是科学的基本要素。故弄玄虚、故作高深,都是科学的大敌。

      科学的表现形式,一定是简单明快的、朴实无华的。

      精辟的、富有启发性的论断,这就是作品最可宝贵的灵魂!如果还有许多的话,那简直就是精品了。

      至于绝妙的笔法,那倒是评判作品优劣的次要因素。那最多也就是作品的肌肤。

      “《罗马盛衰原因论》企图证明罗马的兴盛是由于它的公民富有品德,如责任心、爱国心、武勇、俭朴、爱自由等等,而这些品德的败坏就导致了罗马的衰亡。我们知道,这本书虽然说的是罗马,但并不是单纯的学术研究,而是活生生的政治论文。孟德斯鸠是以此作为论据来攻击当时法国君主专制的暴政和提倡英国式的政治的。”

      我很好奇:这些品德到底是如何败坏的?品德败坏的原因又是什么?

      国民的品德决定国家的兴亡,这倒也是一种观点。可问题是:国民的品德又是由什么决定的呢?

      也许一个国家的国民的品德具有相对稳定和代代相传的属性,在尚未经历重大外力的长期作用之下,是不会轻易改变的,也无所谓“富有”或“败坏”。

      我很纳闷儿:学术研究与政治论文,难道是排斥的关系吗?难道论文也可以不算学术吗?

      2.分权说和君主立宪

      “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颂扬英国的君主立宪,认为行政、立法和司法的分权,互相制衡,是公民自由的保障。这是孟德斯鸠脍炙人口的理论。(《罗马盛衰原因论》也认为罗马共和国的分权、政治权力各因素的平衡保障了社会安定和公民自由。)”

      君主制与君主立宪制,两字之差,有天渊之别。宪法的本质就是规范国家机关和国家权力的法律。因此,宪法的历史相对于民法和刑法的历史而言都相对短促。权力在法律的支配之下运行,就是法治。法律在权力的支配下运作,就是人治。

      权力分立,这仅仅是社会分工的结果,古已有之且一以贯之。孟氏提出的相对清晰、明朗的三权分立理论,之所以可能会具有首创地位,是因为除了权力分立的内容之外,还有权力之间相互关系的相应安排,是一套完整自洽的理论体系。

      立法权,其本质就是决策权;行政权,其本质就是执行权;司法权,其本质就是判断权——运用规则解决纠纷的权力。这是人类社会古往今来各种各样的独立自主的组织机体普遍存在的三种最基本的权力。在国家的背景之下,就衍生出国家立法机关、国家行政机关和国家司法机关;在公司的背景之下,就衍化出公司股东会、公司经理和公司监事会(其实监事会还不能算是典型的行使司法权的部门)……以此类推,恕不尽列。

      国家的治理结构(即政体、政权组织形式),需要一套适当的理论体系来支撑。权力分立是几乎所有国家都已经实现(古代王国就有文臣和武将之别,分别执掌不同性质的权力)的事实状态,至于是否分为三种权力,则绝无定论(例如,孙中山先生就提出了新奇的“五权宪法”理论);至于各种国家权力之间是否应该处于“互相制衡”的状态,则绝无定论(至少在逻辑上行政权和司法权应该没有理由、没有资格去制约立法权)。

      请不要搞错:分权理论(也包括孟氏的三权分立理论)与保障国民自由之间根本就不存在直接的关系。须知:国民自由是国民自己争取的结果,是国民从国家那里争取的结果,是国民自身实力不断增长的结果,而与国家政体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它们只是复杂的间接的相互作用关系。绝对不能幼稚的认为:只要国家实行了三权分立理论,国民自由就有保障了。

      社会安定与公民自由,绝不总是相伴相生的。在国家出现以后的绝大部分时间里人类社会是处于安定状态的,但是,能够享有较为充分的国民自由的时间和空间,却不很多、也不很大。所谓的“社会安定”,其实就是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长期处于一种相对均衡的状态。少数压迫者肯定是享有自由的,而绝大多数被压迫者是否也同样享有自由呢?这个问题还需要正面回答吗?

      “英国政制是否如此,是另外的一个问题(已有人对孟德斯鸠的这一看法提出批评);我们要注意的是,当时对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了的政制的赞扬就是对法国封建专制政体的批评,所以君主立宪的主张在当时是具有进步的意义的。”

      骨感的现实总是与丰满的理论之间存在不小的差距。书本上的说辞是一回事,现实中的做法又是另一回事。现实落后于理论,理论无过。可是,如果理论非要不尊重事实去拔高甚至美化现实,理论就有问题了。

      对现实本身而不是现实理论的赞扬或批评,这样的事情当然可以去作,但是,却已经与学术、与理论无关了。

      君主立宪的主张岂止是在当时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就是在今日也是具有进步意义的。只要世界上还有相对落后的专制政体,君主立宪的主张就一直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是,是否也具有进步的实际的作用,那还要取决于受到这种主张影响的相对落后的专制政体自身的发展阶段。不是每一根稻草,都能够压死骆驼。

      “同样,孟德斯鸠的分权说也不是空洞的政治理论,而是对时代提出的活生生的政治纲领。它在实质上是”阶级分权“,是新兴资产阶级要参与政权的具体要求,要求法国象英国那样在贵族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取得妥协,即由法国的资产阶级取得立法权和财政控制权,而把行政权留给贵族阶级。这个政治纲领显然是‘妥协’的,但是即使如此,如果不经过激剧的政治斗争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这种主张在当时也是具有革命性和进步性的。”

      理论与纲领,当然不应该纠缠不清。行动纲领,肯定具有实操性;而理论学说,则不应该是空洞的,至少也应该言之有物,最好还能够言之成理。

      张雁深先生目光深邃、一语中的,揭开羞羞答答、半遮半掩的面纱,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的孟氏的分权学说的本质就是——“阶级分权”!!!说的再明白一点儿:就是资产阶级与封建阶级分享政权。其内容,张氏已经说的很清晰透彻了。这是两个阶级、两种力量在争斗、角逐过程中相持不下、两难取胜之后由其中一方提出的双方均能接受的彼此均不至于玉碎反而却有可能瓦全的权宜之计。但毕竟资产阶级向前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当然是事实上的赢家。妥协,是在实力有限情况下的明智之举,资产阶级一方是为了进一步积聚力量,在下一次战斗中一鼓作气、奠定胜局;贵族阶级一方则是为了得以休整,谋求下一步继续负隅顽抗、苟延残喘。三权分立理论也许产生了伟大的历史作用,但却绝对不是什么普适真理,脱离了其适用的时空条件,便一定会闹出笑话或酿成悲剧。

      为什么是资产阶级取得立法权,而贵族阶级保留行政权呢?资产阶级政权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参与决策(直接或间接)的人数有所增加,甚至是大幅度的增加。扩大行使立法权人员的数量,明显具有强化民主的色彩,而行政权的权力性质则没有民主的价值取向。在事实上,行政权的实际功效远远大于立法权。即使是在今日之美国,立法权也逊色于行政权。

      当一个阶级独自充分掌握了政权之后,以“阶级分权”为本质的分权理论就不可能再有使用价值了。当在一国之内的贵族阶级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之后,以“阶级分权”为本质的分权理论也就不能不相应的升级换代了。

      分权理论,一定会不断校正、不断发展,但是,所有的直接指导实践的理论都注定是具有时空局限性的。

      孟氏的三权分立理论,远远没有能够揭示哪怕仅仅是国家政治、政权、政体领域里的一般规律。

      “1789年法国大革命前夕,贵族和僧侣当然是现存专制制度的维护者,然而大多数资产阶级也并无意取消君主制度,而是试图把孟德斯鸠的纲领付诸实施。但是由于法国贵族阶级资产阶级化的程度不及英国,两阶级的妥协不能成立,国王也反对这个纲领,所以资产阶级不能不彻底打垮贵族阶级,接受卢梭的人民主权不可分的学说,因而建立了资产阶级的专政(当时”人民“就是资产阶级)。”

      好一个“无意”,恐怕应该是——无力吧?之后虽然战胜了,恐怕也是被逼无奈、绝地反击的结果吧?

      法国的贵族阶级,说得好听是宁折不弯,说得难听是自不量力。没有实力的支撑,却还要坚持将对方赶尽杀绝,最后的结果却是自己死无葬身之地。两军对垒,其中一方拒绝言和,其结果就只能是:要么胜之,要么败之。法国贵族阶级的毁灭,绝对是自取灭亡。

      了解相关历史知识的人都知道:法国的贵族阶级其实并没有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被“彻底打垮”、被彻底扫进历史的垃圾堆,而是在其后相当漫长的时期里死灰复燃、若隐若现。

      不要以为社会转型是在一瞬之间彻底完成的,恰恰相反,所有的重大社会变革,都必定是一个相当缓慢的过程,其间的曲折甚至反复都是不可避免的。

      卢梭的人民主权不可分的学说,明显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的节奏。嘴巴硬、笔头硬,还不是真的硬;只有能力硬、实力硬,那才是真的硬。如果人民(当时的“人民”就是指资产阶级)能够独揽朝纲的话,如果脑子又没有进水的话,当然不可能采纳孟氏的以“阶级分权”为本质的分权理论。

      3.“地理”说

      “这也是《论法的精神》里著名的理论之一。它认为地理环境,尤其是气候、土壤等,和人民的性格、感情有关系,法律应考虑这种因素。我们知道,地理环境并不是社会和政制的决定因素。孟德斯鸠也不是不懂这一点,《罗马盛衰原因论》和《论法的精神》的基本精神和所举事例就是明证;他认为法的”精神“除地理因素而外,还有教育、风俗习惯……等许多因素。他所谓的地理因素并不是绝对化的。但是,因为他在这个理论上的某些说法给人以绝对化的印象,因而难免引起人们的误会。”

      中国早就有古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其中蕴含着深刻的实践智慧。

      在承认在不同的地理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们具有不同的特质的情况下,法律是否应该考虑这种因素——对此作出不同安排,则大可疑问。对民风淳朴之地和出自于民风淳朴之地之人用轻刑,对民风刁蛮之地和出自于民风刁蛮之地之人用重刑吗?这绝对是机械、木讷的奇葩法律。

      到底何谓法的精神,至此仍然是一个未解之谜。法律之中包含地理、教育、风俗习惯等诸多因素,难道这些就是所谓的法的精神吗?我还以为这些都是法的内容呢。但愿,孟氏所指的精神不是左明所指的内容。

      至少引起我“误会”的不是地理因素的绝对化的说法,而是误把精神当成内容。或者说让我费解的是:根本就对“精神”一词不知所云。

      “不过我们要注意的是,在神学把法律和政制当做是上帝的恩赐的时代,孟德斯鸠企图从客观的物质的因素去寻求各国人民性格和政制之所以差异的理由,即使这种说法有缺点,我们也不能不承认这种探求所具有的重要时代意义,不能不承认它是对神学迷信的有力抗议,更不能不承认它是人类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摆脱神学的迷信走向科学的一个进步。”

      孟氏挑战的是奉上帝为神明的神学,是上帝在人间的代理人,是一支庞大而又强大的社会力量。仅此一点,足可钦佩!孟氏居然能够让法律还俗。仅此一点,善莫大焉!

      孟氏寻求各国人民性格的差异是手段,借此来研究各国政治体制的差异才是目的。其实,寻找各国政治体制的差异也只是手段,由此去探明政治体制的一般规律才是孟氏的终极目的。

      从客观的物质的因素下手,是最简便易行的一种科学研究的方法或路径。但是,既然是以人类社会为研究对象,那么主观的精神的因素就绝对不可缺少。

      孟氏是不折不扣的追梦者、大智大勇的追求真理者。孟氏苦心孤诣、穷经皓首贡献给世界的理论更具有时代的意义,而不是永恒的价值。

      III.法律理论

      “《论法的精神》提出了许多关于法律的理论,例如反对酷刑,主张量刑必须比例正确,刑罚必须有教育意义,舆论可作为反对犯罪的工具,应刑罚行为,不刑罚思想、语言,攻击教会的所谓亵渎神圣罪和无理的刑罚,还有一系列关于审判、立证、拷问等等的论说。所有这许多理论是对当时封建残暴的刑法的批评,是对当时即将灭亡的封建统治阶级加紧对资产阶级平民进行法律上的压迫和残酷的镇压提出的抗议,是为新兴资产阶级关于人身、财产的安全和言论出版自由等要求提出的法律论据——这些要求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

      其中的“提出了许多关于法律的理论”,言外之意:提出更多的则不是关于法律的理论。

      上列各种所谓的“关于法律的理论”,其实只不过都是针对极其狭义的法律而言的,主要集中于传统的刑法领域。也许在当时,法律自身根本就是不发达的、不广博的。

      “关于人身、财产的安全和言论出版自由”等内容,这完全可以是以后的宪法或宪法学领域里的内容,但是,在当时宪法或宪法学还不知道藏在哪里呢。

      这些要求怎么会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呢?当然应该是资产阶级取得胜利的必然结果。

      “关于国际法,孟德斯鸠也有不少新颖的主张。他把战争分为正义的与非正义的两种,反对侵略战争,希望和平。这和路易十四所进行的一系列非正义战争是针锋相对的。这些战争是封建主义和暴政给予法国人民的祸害。”

      试问:没有侵略战争,又何来反侵略战争呢?一场战争,能够被区分为侵略战争与反侵略战争吗?可以有侵略者与反侵略者的区分,但是,战争却只有一个,无法一分为二。

      请问:这一系列非正义战争到底是针对谁的?似乎不是针对法国人民的吧?但是,作为发动战争一方国家的国民也注定难逃厄运。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德国人民、意大利人民和日本人民的表现,应该成为后人引以为戒的教训。脆弱的国民,不论清醒(被抓壮丁)还是糊涂(助纣为虐),都逃脱不了成为炮灰的命运。

      就是死,也应该死个明白。

      IV.经济理论

      “《论法的精神》里有不少经济理论。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主张私有财产是人类的自然权利。这种主张是针对教会和封建统治阶级对私人财产的侵夺而发的。同时它十足表明孟德斯鸠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私有财产当然应该是人类的基本权利。至于“自然权利”之中的“自然”二字,也许就是由上天赋予而非法律赋予进而不可剥夺的意思吧?人身权利当然可以算是“自然权利”,至于财产权利到底是否也应该成为“自然权利”,或可讨论。

      也许无产阶级的代言人就会主张公有财产是人类的自然权利。注意:持这一观点的人一定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而一定不是无产阶级自己。因为在这两种财产权利制度之下,他们都是不折不扣的无产阶级。公有财产的名义所有人是无产阶级,但是,实际控制人和直接受益人却是无产阶级的代言人。

      公有财产制的虚伪和荒谬,绝对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尽人皆知的常识。

      “此外,他又主张兴办工业和商业,反对横征暴敛;因为这可以致富、发展文化、促进国际谅解和世界和平。当时封建领主和教会手中集中了大批地产,他也加以反对;主张小土地耕作,这也是为资本主义的农业经营争取机会。”

      只有生产,才是产生一切财富的终极源泉。资本主义社会恰恰就是在生产方面(主要表现在物质财富的生产,次要表现在精神财富的生产),在私有财产制度和科学技术引领的双重作用下,创造了无与伦比的、难以想象的人间奇迹。

      “他认为劳动是财富的源泉。这是代表新兴资产阶级的进取精神,反对封建寄生主义的进步理论。”

      劳动(当然是指人的体力劳动),绝对不等于生产,劳动,仅仅是生产过程中越来越微不足道的一个环节。恰恰相反,脑力劳动,则是生产过程中越来越举足轻重的一个环节,直至成为最为重要的一个环节。

      由此观之,张雁深先生认为资产阶级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的劳动者。

      “他又竭力反对奴隶制。他用公民权利、自然权利、经济理由等等作为反对它的根据。这是因为当时封建殖民主义的扩张大大地发展了奴隶制,使殖民地人民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当时这些罪行同封建主义和教会是分不开的。”

      请看,在当时(其实也包括在现在)奴隶制与封建制是并存于世的。封建主义发展奴隶制,这明显是不同的社会形态之间进行“杂交”的节奏呀!

      单纯反对什么,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一定要反对的恰到好处,在恰当的时间和恰当的地点用恰当的方式去反对恰当的对象,只有这样才会产生恰当的效果。

      “总上所述,孟德斯鸠的学说广泛地牵涉到人类社会的各种基本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根本利益。他的学说有破的一面,有立的一面。破的是教会、封建、暴政;立的是资本主义。从他的时代来说,他的这些主张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出了进步的道路。”

      毫无疑问,孟氏是一个杂家,是一个求全贪大之人。

      关于、关系利益的学说,其内容虽还不至于唯利是图,但是,其本质却不关乎是非曲直,意欲接受者应该对之抱有最大的警惕、警戒之心。

      破与立之间,存在着微妙的辩证关系。我十分欣赏如下的哲言:不破不立,先破后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指引未来而非回顾历史,这可能就是社会科学的核心价值、实用功能之所在。

      丁、对世界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

      “以孟德斯鸠的理论为利器建立资产阶级国家的首先是美国。美利坚的报刊杂志大量介绍孟德斯鸠的著作。美国独立战争(1775—1783)的领袖们熟读了《论法的精神》,并把它的分权理论订入宪法。其次,1789年开始的法国大革命最终走的虽不是孟德斯鸠所指引的君主立宪的道路,但是孟德斯鸠的影响是显著的,例如 1789年的《人权宣言》宣布没有分权就没有宪法;又把孟德斯鸠认为是人的自然权利的私有财产说成是‘神圣’的。其后在十九世纪爆发的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中都可以看到孟德斯鸠思想的影响。”

      又没有经过殊死搏斗,那又何必称为“利器”呢?美国主要是由欧洲移民构成的国家,美国的建国历程十分特殊,美国的资产阶级没有与本国的或在本国的封建阶级进行过对抗斗争,因为在整体意义上美国根本就没出现或不存在封建阶级。美国独立战争的对象,是英国的殖民主义统治者,他们不是封建阶级的化身。孟氏的理论确实是美国立国的重要工具,但却不宜被称为“利器”。

      美国显然不是君主立宪制国家,而是典型的共和制国家。因此,移植到美国的三权分立理论自然也就变味儿了,从以阶级间(即贵族阶级与资产阶级)分权为本质的分权理论演化为以阶级内(自然是指资产阶级)分权为本质的分权理论。既然已经是资产阶级全面掌握政权了,那为什么还要在权力之间进行相互制约呢?是源自于阶级内部难以调和的矛盾使然。资产阶级也并非铁板一块、也并非同心同德,也是同床异梦、也会相互猜忌。相互制约的最大好处、最高功效就是不要产生绝对权威,以及由此衍生的绝对权力。

      当大多数人都不愿意且有能力不被奴役的时候,奴役者就无法产生了。

      其实,权力制约也只是手段,平衡和谐才是终极目的。当然,仅仅有各种国家机关之间的平衡和谐,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应该去追求更大的平衡和谐,去追求全社会的全面的平衡和谐。

      当一个人整明白了宪法的本质是什么的时候,也就搞清楚了分权(必然包括制约平衡的内容)与宪法的关系。

      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这可不是什么经济理论,而是名副其实的宪政理论。

      “总的说来,孟德斯鸠对后世的影响是巨大的、深远的。孟德斯鸠的思想被资产阶级用作反封建、反暴政的武器,孟德斯鸠关于分权和法制的理论被一些资产阶级国家所采用。而孟德斯鸠最大的影响是他的思想成为资产阶级世界的基本社会理论——‘宪政论’的主要组成部分。资产阶级‘宪政论’的要点有如:国家不得干涉社会生活;社会改变必须通过法定程序;立法机关制定一般性的法规;司法机关专管司法事项;行政机关只能执行法律;诸如此类,都对资产阶级社会秩序有极大影响。”

      孟氏是一位思想者、一位贡献作品的思想者。孟氏不是行动者,而是提供思想供别人去行动的人。

      孟氏的思想,更象是行动指南,其中不乏规律探寻,但更多的则是操作方法。

      孟氏的作品,绝对是应时、应世之作,刚好适合被拿来运用,刚好适合去改变现实社会。这就是——恰到好处!!!

      在孟氏之后一百多年的德国也出现了两位思想者,他们也意欲改变世界,他们也有大量作品问世。但是,他们的思想大多是痴妄的、臆想的、荒谬的,进而注定是违背规律的。更可怕的是,他们的思想居然也被某些行动者拿来当做指针,从而掀起了一浪高过一浪的革命狂潮。风平浪静之后,留给这个世界的是无尽的灾难。

      孟氏的思想熠熠生辉、光耀环宇。从资产阶级“宪政论”的要点可以看出,这些内容切合实际、适于实践,比现实更高,但又不离现实过远,经过努力是可以实现的。

      孟氏是一位成功的将自己的思想作用于现实社会的思想者,是当之无愧的精神圣者!!!

      在思想上,不怕展望未来,不怕志高意远;但是,在行动上,却万万不可误把目标当起点,误把梦境当现实。

      拔苗助长,是人类的通病。

      戊、对中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在1913年被主张君主立宪的严复译成汉文出版。但是在实际上孟德斯鸠思想对中国资产阶级的影响远在这个时期以前就开始了。”

      在清末民初,中国还是一个老大帝国,是一个绵延久远、幅员辽阔的农业文明大国。

      中国的资产阶级到底始自何时?在当时的发展状况如何?对此不能不察。

      “十九世纪末,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接触到十八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思想;最引起他们注意的是孟德斯鸠的君主立宪,以及在形式上具体代表这个思想的英日政治制度(虽然在实际上这两国的政制是有差别的)。中日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维新派向朝廷倡言变法,随即提出君主立宪的主张。康有为的《戊戌奏稿》里是说得很明白的。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政治形式求得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间的妥协。以慈禧为首的封建贵族顽固派使这个方案不能实现。她发动了戊戌政变。虽然封建贵族后来又虚伪地打算用君主立宪的空名来保持他们的皇朝,但是资产阶级激进派进行了辛亥革命,推翻了它。”

      什么人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和“资产阶级维新派”?请不要用所谓的他们的代言人来回答这个问题,他们的群众基础是什么?他们的现实实力又是什么?

      英国的君主立宪制的出现要早于孟氏的降生,更早于孟氏思想的诞生。

      好一个“求得资产阶级和封建贵族间的妥协”,这话说的令人困惑:满清的封建贵族大量存在,这是客观事实。然而,当时的资产阶级到底是指谁呢?在哪里呢?请不要告诉我是李鸿章、袁世凯或孙中山。

      此处的“资产阶级激进派”的代言人,似乎是指孙中山等人。美其名曰的标签好贴,但是,就怕名实不副。以武装起义为表现的辛亥革命,可以推翻清王朝,但却推不动中国社会的实质进步,推不动工业文明在中国的发展。

      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到底在哪儿呢?如果不能清晰的回答这一问题,那么所谓的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就根本无从谈起。戊戌变法也好、辛亥革命也罢,其本质不过就是各种不同的封建势力之间的角逐而已。

      辛亥革命,也仅仅就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之名,而全无资产阶级革命之实。从之后的袁世凯夺权、复辟和实际上的军阀统治,就完全可以得到证明。

      “辛亥革命以后,除了反动的保皇派、窃国大盗袁世凯以及资产阶级顽固分子还想利用君主立宪之外,这个思想已经没有市场了。但是孟德斯鸠的思想却作为资产阶级世界的宪政论和法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深深地影响了民国时代的宪法和法制。因此,如果我们检阅一下民国时期历次的宪法和民法、刑法等等,我们便将发现其中有许多重要思想是渊源自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的。”

      残酷的事实证明,中国的政权最终落到了不叫皇帝但却酷似皇帝的某个人的手中。这其实还真的不如名副其实的君主立宪制。

      中国国民党总理孙中山先生有遗训: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今日之中国,是一个半农业半工业国家,还远远没有完成资产阶级革命(是指产业革命,而不是指暴力革命)的历史重任!孟氏在《论法的精神》里所展现的思想,请不要仅仅看到“深深地影响了民国时代的宪法和法制”,就是对于今日以及今后之中国也都具有广阔的适用空间。

      只可惜、只可叹,在今日中国的宪法、民法和刑法等等中,我们感慨的发现:孟氏在《论法的精神》里所展现的许多重要思想都难觅其踪了。

      四、思想的局限性

      “由于阶级出身和时代的限制,孟德斯鸠的思想表现了一定的局限性。”

      出身,可能影响人的立场;时代,可能限制人的思想。如果一个人的思想能够抛弃以利益为基础的立场,又能够超越时空的限制,那么他就是思想的王者。

      “现在试举几点:

      甲、作为一个小贵族,孟德斯鸠虽然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去反对大贵族,鄙视他们的顽固与愚蠢;但是他在《论法的精神》里,并没有忘掉为贵族的利益说话。他提出了中间势力即贵族在君主政体中的作用的理论;又提出了资产阶级和贵族阶级妥协的、实质上等于‘阶极分权’的君主立宪方案。此外,他一面反对宗教,一面肯定它的作用;一面反对教会的罪恶,一面采取‘微言大意'’畏时远害‘的’谨慎‘态度。这不能不说是受到贵族阶级意识的限制。”

      以孟氏的身家或身价,也仅仅就混到一个“小贵族”的级别,足见当时贵族的强大实力和势力。

      孟氏已经从自己所属的阶级跳跃到另一个与自己所属的阶级形成对抗关系的阶级。看来,出身并不能决定立场。

      强势阶级一定是“愚蠢”的吗?弱势阶级一定是聪慧的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先进与落后,并不是以愚蠢与聪慧来界分的。利令智昏,在利益面前,几乎所有人都是愚蠢的。在同样愚蠢的前提下,较量的是力量。之所以“顽固”,那完全是因为不愿失去自己的优势地位。

      孟氏所提出的“中间势力”理论,充分体现了其求真务实的指导思想。请不要因此而去嘲笑孟氏忽左忽右。

      孟氏所提出的妥协方案(即“阶级分权”的君主立宪制),就更是其卓越智慧的杰出表现。

      从以上这些内容来看,根本就不应该也不可能得出孟氏的思想具有局限性的结论。请问:直接飞向所谓的共产主义,是不是就没有局限性了呢?

      “又他的贵族出身,使他鄙视、不信任人民群众。在《论法的精神》里,平民是没有地位的。他在《罗马盛衰原因论》里甚至认为一无所有的人在什么政体下生活都是一样的。所以他并不是广大群众的代言人;而只是资产阶级的代言人。”

      请问:孟氏为什么会“鄙视、不信任人民群众”呢?一定要找到其中的准确原因。如果是因为人民群众贫穷的话,那么无疑孟氏的脑子一定是进水了。因为贫穷就是人民群众的最基本属性。如果是因为人民群众愚昧、无知、怯懦、狭隘等等,那为什么就不能甚至不应该被“鄙视、不信任”呢?这与“鄙视、不信任”者的出身,又有什么关系呢?

      敢问:平民,您想要什么地位呀?想要君临天下吗?恐怕您自己先笑破肚皮了吧!平民,除了得到应该得到的地位之外,还能得到什么其他地位呢?我们为什么非要苛求一位作者一定要在其作品中为那些无足轻重的人留有一席之地呢?我想所有足够理智的平民自己都不会提出这样的要求。

      平庸之辈,永远且只能是被遗忘的对象。

      孟氏认为:“一无所有的人在什么政体下生活都是一样的。”难道这不恰恰就是至理名言、朴素真理吗!渴求依靠、依赖、依附政体而改变自身命运之人,注定只能是痴心妄想。人的命运只能由自己来掌握。一个拥有亿万资产的傻瓜、肺痨,很可能是体制的宠儿,请问:他可能拥有幸福人生吗?有没有钱、有没有权,与人的命运没有太大关系。人的命运,是由精神和健康来支撑。

      孟氏肯定不是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言人,难道因此就具有局限性了吗?难道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代言人,甚或同时代言广大人民群众和资产阶级,就不具有局限性了吗?

      “由于时代的限制,他也看不清资产阶级将完全推翻封建阶级的历史使命。法国大革命虽曾一度采用他的君主立宪方案,但革命很快就超越了它,把它抛在后头,终于采取了平民出身、时代比他晚的卢梭的彻底革命学说。”

      时代的限制,注定会局限任何人的思想。以此来攻击孟氏,毫无道理。

      看不清遥远的未来,并不可鄙、也不可耻,更不应该成为他人(特别是后来者)的笑柄。

      推翻封建阶级的是新兴的资产阶级,而不是一直与封建阶级形成对偶关系的农民阶级。如下结论不证自明:在遥远的未来,推翻资产阶级的一定是新兴的某个阶级,而一定不是一直与资产阶级形成对偶关系的无产阶级。

      请不要忘了:在孟氏之后数百年的今天,世界上有许多高度发达、高度文明的国家都依然还在奉行君主立宪制。当然,君主立宪制不会万岁,孟氏思想的实用性也不会万岁,但这丝毫也不会减损孟氏思想的光芒。孟氏思想的真理性将永不磨灭。

      卢梭的彻底革命学说,如果也具有实用性和真理性,当然也会为卢梭赢得相应的荣耀。

      但是,不宜将孟氏与卢氏进行简单、机械的对比。

      “乙、虽然孟德斯鸠说过宇宙是物质运动的结果,但是他并不是唯物主义者,因为他在另一方面还要一个创造宇宙的上帝。这种二元论使他在《论法的精神》里陷入许多不可解的矛盾。他既要物质的规律,又要上帝的规律;要人的法律,又要宗教的法律。”

      要想把上帝从人们的头脑中驱逐出去,就需要有一种东西能够递补上帝走后的空位。这种东西为什么能够替换上帝呢?简单的理由:这种东西能够超越上帝、战胜上帝。并非上帝是万能的,而实在是人类太无能了。因为人类无能,所以才会依赖、寄托假设万能的上帝。当人类自身成熟起来、强大起来之后,人类也许就不需要上帝了。对,是人类自身战胜了上帝!是人类的智慧战胜人类的愚昧!是智慧取代了愚昧在人的头脑中的地位。

      “孟德斯鸠和当时的资产阶级其他进步思想家一样,在社会理论上是一个唯心论者。孟德斯鸠一方面从各种具体情况如地理、宗教、民情、风俗等等去寻求各别国家法律的精神。一方面又用抽象的人类理性作出发点,认为它支配着世界的一般法律,要使这个抽象理性和具体的法律调和,是会发生困难的。因此,他为了贯彻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这个主张,就不能不对历史事实进行武断的解释。”

      资产阶级进步思想家,这本身可能就是一个怪异的命名或称谓。资产阶级,这到底是思想家的身份(孟氏恐怕就不能被界定为资产阶级的一员),还是思想家的立场?行动似乎可以区分为进步或落后,然而思想又如何区分进步或落后呢?难道思考明天就是进步,思考昨天就是落后吗?

      难道唯心论者的唯心思想还会区分适用场合吗?

      人类的理性怎么会是抽象的呢?难道充满智慧的《论法的精神》这部光辉著作不恰恰就是具体理性的最好表现吗?

      理性是否支配法律,或可争论,但是,理性支配人的理智行为却是确定无疑的。

      如果理性与法律难以调和,那么就恰恰说明了理性并不能支配法律。

      “例如孟德斯鸠在《罗马盛衰原因论》一书中硬说罗马的衰亡是由于罗马公民品德的败坏。又如他在《论法的精神》里颂扬英国政制;实际上英国既不分权,也无自由;他提出信仰自由、贸易和私有财产的’自然权利‘等一系列当时资产阶级的要求,并企图从历史中找根据。于是,他就不能不把历史理想化、简单化,甚或因而违背了历史事实。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领域里,历史的政治性和科学性才是一致的,可以很好地结合的。但是资产阶级的政治和唯心史观,使孟德斯鸠不能达到两者的统一。”

      公民品德或公民品德的败坏与人类理性,又是何关系呢?

      既不分权、也无自由的英国政制与人类理性,又是何关系呢?

      把历史理想化、简单化,这与人类理性,又是何关系呢?

      孟氏也许违背了历史事实,但是如此不智之举对其“法律是人类理性的产物”这一核心观点又有什么助益呢?

      历史科学,也许具有科学性。但是,历史本身怎么可能会具有政治性和科学性呢?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是:政治性与科学性是如何能够达到一致的,又是如何才可以很好结合的呢?

      孟氏试图将历史的政治性与科学性这二者达到统一了吗?

      “丙、时代的限制使孟德斯鸠看不到资产阶级的本质和他所理想的资产阶级政制的阶级内容。他做梦也没想到,他的保障自由的分权学说和他的许多美好的法律原则只是被资产阶级用作掩盖阶级专制和暴政的假面具。由于时代的限制,孟德斯鸠自然更看不到资产阶级必将灭亡的命运。所以他把资产阶级的东西当做永恒的真理。比方他把资产阶级的基本制度——私有财产,说成是’自然权利‘,就是最显著的例子。”

      敢问:资产阶级的本质到底是什么?资产阶级政制的阶级内容又是什么?

      愚以为,孟氏的梦想是:他深知,他的保障自由的分权学说和他的许多美好的法律原则是不可能在近期未来得到完全实现的,但是,他坚信,他的分权学说和法律原则迟早有一天会在全世界各国得到普遍的实行。

      至于孟氏的分权学说和法律原则在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内会被资产阶级用作掩盖阶级专制和暴政的假面具这一事实,那简直就是必须的、必然的结果。对此,我相信深谙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孟氏必有十分清醒、深刻的认识。

      彼岸的光辉,并不能降低旅途的艰辛。

      资产阶级的某些东西必然会是永恒的真理,是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难道迄今为止资产阶级时代所发现的永恒真理还不足够丰富多彩吗?

      愚以为:私有财产制是人类历史上唯一合理、正当的财产所有权制度,直至废除财产所有权制度的那一天。而所谓的公有财产制,则是人类历史上最虚伪、最邪恶的财产所有权制度,虽然可以强制运行,但是,骗得了一时,却骗不了一世。

      “孟德斯鸠所服务的资产阶级必将为工人阶级所代替,资本主义必将为社会主义所代替,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拜托,孟氏从资产阶级那里是得到法郎了,还是赚取英镑了?“服务”二字,何出此言?

      老子必将被儿子所取代,儿子必将被孙子所取代,这既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也一定是正确的废话。

      张雁深先生坚称(也不知是否坚信):“资产阶级必将为工人阶级所代替”。立此存照。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历史局限性。

      “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曾对我国的民主革命产生过相当深刻的影响,对现今的资本主义世界还有一定的影响。为了研究历史,研究国际现状,继承人类的革命的进步的传统,研究孟德斯鸠的思想还是必要的、有益的。”

      且慢!“曾对”,此言唯恐尚早!至少愚以为:似乎应该是正对和将对。

      中国的民主革命也许已经开始了,但恐怕还远未结束吧?

      在下写作本文,绝对不是“为了研究历史”,但会有助于他人“研究国际现状”,肯定是为了“继承人类的革命的进步的传统”。但愿本文的写作,能够使孟氏的《论法的精神》一书对中国正在进行的民主革命——产生着——相当深刻的影响。

      应该充分发挥孟氏伟大思想的积极作用,直至其全部功效释放完毕为止。

      关于译本的简单说明

      张雁深

      该部分主要讲述该书的翻译和版本事宜,与该书主题无关,故不予评述。

      孟德斯鸠生平大事年表

      略

      孟德斯鸠论著举要

      略

      论法的精神

      著者原序

      “这本书里无数事物之中如果有一件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而冒犯了人们的话,我至少应该说,那不是我恶意地放进去的。我生来没有一点儿以非难别人为快的性情。柏拉图感谢天,使他出生在苏格拉底的时代。我也感谢天,使我出生在我生活所寄托的政府之下,并且感谢它,要我服从那些它所叫我爱戴的人们。”

      过失伤害,受伤者在得到伤害者的致歉(如果需要的话,当然还应该包括赔偿)之后,伤害者也有理由得到受伤者的宽恕。意外冒犯他人,当属此列。

      中国古训:君子成人之美,而不强人所难。这也是我的人生信条之一。

      请允许我也发自内心深处的感谢我所置身的自然和社会!自然(当然其中也特别包括我的父母)养育了我的身体,社会(当然其中也特别包括我的父母)造就了我的精神。我感谢自然和社会,使我生活在我生命的价值有所依托的互联网时代,互联网承载了我的作品,而我的作品则寄托了我的生命。我爱互联网,我更热爱生命,不,应该是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人类的本质,就是将人的生命赋予了价值和意义。

      “我有一个请求,总怕人们不允许。就是请求读者对一本二十年的著作不要读一会儿就进行论断;要对整本书,而不是对几句话,加以赞许或非议。如果人们想寻找著者的意图的话,他们只有在著作的意图里才能很好地发现它。”

      一本耗时二十年完成的著作,通常篇幅不短。很长篇幅的作品如果只有一个思想、一个论断、一个主张、一个观点的话,那么读者确实不应该顾此失彼、断章取义。但是,事实通常不是这样!事实通常是:即使是在一本所谓的论著(仅限于社会科学)中,绝大部分篇幅(论据罗列)都是叙述性或陈述性的文字,纯粹议论性的文字通常只占很小的比例。即使是在这很小比例的议论文字中,也一定包含了数量不等的许多思想、论断、主张和观点。更重要的是:它们往往是各自独立的。

      开个玩笑:阅读很长篇幅论著的过程,其实就是不断挤去水分(即叙述性或陈述性的文字)的过程。

      大部头的著作,往往有大水分,往往是从盘古开天辟地说起,一直扯到今人遨游太空。真正的精品,往往是短篇,或者是一系列短篇的集合。

      往往人们的赞许或非议,就是专门针对几句话,几句至关重要的话。对整本书的评价与对具体观点的评价,是两码事。

      作品应该是作者的心声(文学作品除外)。但往往出于各种原因,有一些重要的话却没有能够都出现在作品里。那就只能是留待其他的机会进行表达了。

      “我首先研究了人;我相信,在这样无限参差驳杂的法律和风俗之中,人不是单纯地跟着幻想走的。”

      谁要是能够把人(个体的或者群体的)研究明白了,那么这个研究者自己可能就已经不是人、而是神了。人类的奥秘,应该由人类共同去研究。

      仅仅证明了“人不是单纯地跟着幻想走的”这一结论,作用十分有限。人很可能还会跟着理性走。

      “我建立了一些原则。我看见了:个别的情况是服从这些原则的,仿佛是由原则引伸而出的;所有各国的历史都不过是由这些原则而来的结果;每一个个别的法律都和另一个法律联系着,或是依赖于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

      从个别到一般,孟氏显然采用的是归纳法。孟氏所建立的原则,恰恰是归纳的结果,而不是演绎的开始。

      孟氏可能是说反了,当然应该是:这些原则都不过是由所有各国的历史而来的结果。

      孟氏所说的“一个更具有一般性的法律”,显然不是指上位法或者宪法,也不知道这样的法律是以什么方式存在着的,实在是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当我回顾古代,我便追寻它的精神之所在,以免把实际不同的情况当做相同,或是看不出外貌相似的情况间的差别。”

      其中的“它的精神”,到底是指谁的精神?什么精神?

      混同,这是经常遇到的一种思维错误的表现。主要是由于人的识别能力有限所致。请看一看那些古董鉴定家,个个都是慧眼如炬、火眼金睛。

      “我的原则不是从我的成见,而是从事物的性质推演出来的。”

      其实,很多人的很多成见,也都是自己或借用他人从事物的性质推演出来的。从事物的性质推演出来的结论,并不必然就是正确的、合理的。因为完全有可能没有搞清楚事物的性质,或者干脆在推演环节出了错误。

      “在这里,有许多真理是只有在看到它们和其他的真理之间的联系时才能被觉察出来的。我们越思考到细节,便会越感觉到这些原则的确实性。我并没有完全叙述这些细节,因为谁能全部叙述而不感到厌烦呢?”

      换言之:通过觉察与其他的真理之间的联系有可能会发现新的真理。毋宁说:可以从一个真理走向另一个真理。

      原则往往经不住细节的考验,这是因为原则恰恰就不是为细节服务的。

      也许,叙述细节占据了该书的绝大部分篇幅。

      “在这本书里,人们是找不到奇趣奔逸的笔墨的。这种笔法以乎是今天著述的特色。我们只要把眼界稍微放宽一些去审察事物,则奇思遐想便将溘然消逝。通常奇思遐想的产生,是因为我们只把精神贯注到事物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其他各方面。”

      这很可能是孟氏的自谦之词。但同时也表明了孟氏的态度:奇趣奔逸的笔墨似乎不应该是科学论著的文风,尽管有很多人都愿意追求这样的笔法。

      俗语:少见多怪。同理:多见少怪。

      我不太能够理解此处的“奇思遐想”的准确含义。更容易被理解也更多被使用的一个词则是——奇思妙想。也许,它们之间没有任何关系,但奇思妙想则肯定与眼界开阔不成反比。

      “我的著作,没有意思非难任何国家已经建立了的东西,每个国家将在这本书里找到自己的准则所以建立的理由,我们并且将自然地从那里得到一个推论,就是只有那些十分幸福地生来就有天才洞察一个国家的整个政制的人们,才配建议改制。”

      最为关键的问题是:仅仅非难任何国家已经建立了的东西是否有效、是否有益?

      孟氏开的“饭馆儿”是雅俗共乐、丰俭由人。为各种不同类型的国家都设计了不同规格的菜谱。

      国家改制,当然事关重大。虽然每个国民都有发言权,但绝大多数人的声音都微弱到根本听不见的程度。

      天才,无疑是幸运的,但却不一定是幸福的。

      大可不必去限制建议者的资格,而更应该看重建议者的建议的质量。

      “启迪人民不是无关紧要的事。官吏的成见是从国家的成见产生的。当蒙昧时代,人们就是做了极坏的事也毫无疑惧。在开明之世,即使做了最大的好事也还是要战栗的。我们看到旧时的弊病,并想要如何加以改正,但也要注意改正的本身的弊病。对邪恶,我们不去动它,如果怕改糟了的话。对良善,我们也不去动它,如果对改善有所怀疑的话。我们观察局部,不过是为了作整体的判断。我们研究一切的原因,不过是为了观察一切的后果。”

      请千万不要对启迪人民这件事抱有过高期望,如果不是全然无益的话。如果启迪人民是富有效率的事情,那么人类的整体水平就一定是其中最高水平的那个人的水平。

      所有的官吏几乎毫无例外都是没有主见的、没有独到见解的。原因很简单:人在官场,身不由己。

      我非常想知道“最大的好事”是指什么?

      改正弊病行为自身所产生的弊病,这明显属于次生弊病、二次弊病。问题至此还远远没有结束,接下来的就是:改正改正弊病行为自身所产生的弊病,也就是三次弊病。以此类推、永无止境。人类与弊病同行。

      如果面对一切,我们都不去动它,也许不会变得更糟,但也肯定不会变得更好。

      孟氏可能又把话给说反了,似乎应该是:我们观察一切的后果,不过是为了研究一切的原因。

      “如果我的书提供了新理由,使每个人爱他的责任、爱他的君主、爱他的租国、爱他的法律的话,使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政府、每一个岗位,都更好地感觉到自己是幸福的话;那我便是所有人们当中最快乐的人了。”

      我真的非常非常想找到我爱我的责任、爱我的领袖、爱我的祖国、爱我的法律的充分且适当的理由,从而使我在自己的国家之中、自己的政府之下、自己的岗位之上,都能更好的感觉到自己是幸福的。也不知道孟氏的《论法的精神》这本书能否提供这样的新理由。

      孟氏很有可能会成为“所有人们当中最快乐的人”,但是,难道那些能够“更好地感觉到自己是幸福”的人,其快乐程度会逊色于孟氏吗?如果他们的快乐程度逊色于孟氏的话,那么孟氏还会成为“所有人们当中最快乐的人”吗?

      你们的快乐,就是我的快乐。我的快乐是建立在你们的快乐之上的。

      “如果我的书能使那些发号施令的人增加他们应该发布什么命令的知识,并使那些服从命令的人从服从上找到新的乐趣的话,那我便是所有人们当中最快乐的人了。”

      如果我的作品能够使那些不明白的人变得明白,不智慧的人变得智慧,那我便是所有人们当中最快乐的人了。但是,我不是没有这样的奢望,而是深知这只能是几乎无法实现的妄想。

      “如果我的书能使人类纠正他们的成见的话,那我便是所有人们当中最快乐的人了。我这里所谓成见,并不是那种使人们对某些事物愚昧无知的东西,而是那种使人们对自己愚昧无知的东西。”

      如果我的作品能够使人类在极低的程度上摆脱愚昧而不是摆脱无知的话,那我便是所有人们当中最快乐的人了。我这里所谓愚昧,并不是指那种因人们缺乏知识而做出错误判断的东西,而是指那种因人们缺乏智慧而做出错误判断的东西。

      “我们是在努力教导人类的过程中,才能够实行那个包括’爱一切人‘在内的一般德行。人是具有适应性的存在物,他在社会上能同别人的思想和印象相适应。同样他也能够认识自己的本性,如果人们使他看到这个本性的话。他也能够失掉对自己本性的感觉,如果人们把这个本性掩饰起来,使他看不见的话。”

      吾爱吾身,吾更爱真理。吾爱真理胜过爱其他一切——也包括爱吾身。“爱一切人”,那也许是某些人心目中的“一般德行”,但却不是我心目中的德行。能够让我产生爱恋的只有真、善、美,而绝对不包括假、恶、丑。敢问:难道一切人都是真、善、美的吗?至少我不这样认为。

      努力教导人类,是在实行德行吗?也许,只有那些被人类所接受且有益于人类的努力教导,才能够被认为是在实行德行吧?我曾经说过:德行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之中,至少要能够做到不损人,方为有德。

      人确实是具有适应性的存在物,然而,在社会上能同别人的思想和印象相适应,这仅仅是一般现象,还有一种罕见的例外:不是适应而是改变别人的思想和印象。

      人还是一种具有改变性的存在物。

      一个人是否能够真正认识自己的本性,既取决于他人,更决定于自己。一个人,当然可以被他人、被世界教育,但是,更应该被自己教育。

      “这本著作,我曾屡次着手去写,也曾屡次搁置下来;我曾无数次把写好的手稿投弃给清风去玩弄;我每天都觉得写这本书的双手日益失去执笔的能力;我追求着我的目标而没有一定的计划;我不懂得什么是原则,什么是例外;我找到了真理,只是把它再丢掉而已。但是,当我一旦发现了我的原则的时候,我所追寻的东西便全都向我源源而来了;而且在二十年的过程中,我看到了我的著作开始、增长、成熟、完成。”

      我的作品,不是以一篇一篇,也不是以一部一部来计算的。我的创作,不是以一日一日,也不是以一年一年去丈量的。创作作品,就是我生命的存在方式,就是我人生最大的挚爱。

      我的作品,已经没有或者说不需要手稿了,它们也都还没有变成纸质出版物,而都还是以数字化的方式,存在于电脑、存在于网络、存在于云端。

      我不懈的不屈的追求着我的遥远的终极的目标,但却没有明确的清晰的计划;我大致明白指导我的工作的原则——不走寻常路——求异而非存同,但却不知道具体的实施技法;我也许遇到了真理,但却很可能又擦肩而过了。

      我可能还没有发现属于我的原则,我正在试图去发现属于我的原则。

      我虽然几乎每时每刻都在创作或者酝酿创作,但是,我也总是感到迷失方向。我也不知道我的笔将会去向何方,我更不知道我的思想将会飘往哪里。

      我还是太稚嫩了一些。但是,在过去的区区十几年的创作历程中,我已经看到了我的作品的萌芽、成长和趋于成熟,相对于数量的积累而言,我更看重的是品质的提升。

      “如果这本书获得一些成功的话,那末,主要应归功于主题的庄严性,但是我却不认为我是完全缺乏天才的。当我看到在我之前,法兰西、英格兰和德意志有那样多伟大的人物曾经从事写作,我景慕不置;但是我并没有失掉我的勇气。我同达·科雷久一样地说:’我也是画家。‘”

      经历人生的沧桑和岁月的洗礼,我已经不再奢望成功——世俗的成功了!甚至可以说:我已经开始鄙视成功——世俗的成功了!这也许就是我与孟氏的重大区别。这种区别不仅仅体现在作品文字中,更表现于价值追求上。我的作品要超越功利和利益,包括我的和任何其他人的功利和利益。

      选题的庄严性,这根本就不是我感兴趣或愿考虑的事情。我关心的不是:我是不是天才;我在乎的是:我的天生之才是否能够尽情释放。

      当我看到古今中外有那么多伟大的人物曾经或正在从事写作,我敬仰之至!!!但是,我并没有因此而失掉我的勇气。上天让我生来就酷爱超越!

      人生的本质就应该是超越。没有超越,何来进化?没有进化,我们在哪里?

      我曾经反复多次自言自语:我和爱因斯坦一样,也是一位高校教师。除此之外,希望还会有更多的一样。

      我也是一位作者,一位思想者。

      著者的几点说明

      “(一)为使人们更好地了解本书的开头四章,我应该指出,我所谓品德,在共和国的场合,就是爱祖国,也就是说,爱平等。这不是道德上的品德,也不是基督教上的品德,而是政治上的品德。它是推动共和政体的动力,正如荣誉是推动君主政体的动力一样。因此,我把爱祖国、爱平等叫做政治的品德。我有些新的思想,很需要找些新的词汇或是给旧的词汇一些新的涵义。那些不了解这点的人们,竟认为我说了一些荒谬的言论。这些荒谬的言论在世界各国都将令人憎恶,因为无论在世界的哪一个国家,道德都是需要的。”

      孟氏所谓的品德的主体到底是指谁?是全体国民吗?爱祖国的主体似乎可以是全体国民,但是,爱平等的主体恐怕就很可能不是全体国民了。试想:那些超过甚至远远超过平均水平的国民,有什么理由去爱平等——与他人平等——与那些低于甚至远远低于平均水平的国民平等?

      平等,确实曾经是、正在是或将要是推动共和政体的动力,但是,当平等完成了这一历史性同时也是阶段性的任务之后,就必然会失去这一价值和意义。

      平等,显然不是全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而一定是部分人类追求的阶段目标。

      爱祖国,也一定会因为国家的消亡而不可能成为人类追求的永恒目标。

      在君主政体的场合,荣誉,显然不是全体国民的品德,而一定是只属于少数人甚至极少数人的品德。

      能够有新的思想,这极为可贵。但是,新的思想未必需要找些新的词汇或是给旧的词汇一些新的涵义才能准确表达。我钦佩那些能够创造新的词汇或是给旧的词汇一些新的涵义之人的才华,但是,我也坚信:只要能够娴熟驾驭现有词汇(包括不必对其赋予新的含义),同样可以准确表达新的思想。当然,如果发现了新事物、新现象,自然可以产生与之相适应的新词汇。

      我一再重申:思想可以是复杂、高深的,但表达应该是简单、质朴的。

      华丽的辞藻、繁复的表达,也许是某些作者的追求和某些读者的欲求。但我却坚持认为:这应该不能算是学术的价值,而只有可能是别的什么价值。

      判断作品是否荒谬,锁定的目标当然应该是其思想内涵,而主要不应该是其表达方式。

      “(二)人们应该注意,我们说’某一种品质、意识形态或品德不是推动某一种政体的动力‘和我们说’这种政体没有这种品质、意识形态或品德‘两种说法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如果我说,这种圆轮子或这种小齿轮不是推动这只表的动力,人们能够由此得出结论说表里头就没有圆轮子和小齿轮么?我们远不能说,在君主政体里是没有道德上的和基督教的品德的,甚至连政治的品德都没有。如果这样说,那是很不对的。简言之,在共和国里荣誉是存在的,虽然它的动力是政治的品德;在君主国里,政治的品德是存在的,虽然它的动力是荣誉。”

      这两种说法的区别的确是显而易见的,仅仅从逻辑或语法上就可以轻松发现。

      民主与专制,是两种明显不同的政体。但是,却不可以空洞的抽象的对此二者进行优劣或高低的对比。中国的封建主义社会采用的是专制政体,西方的资本主义社会采用的则是民主政体,这两者都是正当其时、恰如其分的。政体,可不是能够随意主观选择的结果。不合时宜的选择,必将以失败而告终。

      人类的理性和智慧应该用于去研究什么是民主政体或什么是专制政体以及它们各自的适用条件甚至它们之间可能存在的演进过程,而不应该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如何让一种政体在错误的时间或错误的地点转变为另一种政体。

      “(三)最后一点是:第3章第5节谈到的’善人‘,并不是基督教上的善人,而是政治上的善人;他具有我所说的政治的品德。他是爱他的国家的法律的人;他的行动是出于他爱他的国家的法律。”

      一个国家的法律,应该由该国家的国民去爱护、爱戴、爱恋、爱惜吗?答案也许是不唯一的。甚至可以换一个问题:一个人,应该去爱护、爱戴、爱恋、爱惜其父母或子女(在今日商品化的社会里,配偶就更不用说了)吗?答案似乎应该是肯定的,但是,很可能也会有例外。

      爱或不爱与是否亲近之间,不是必然的对应关系。爱,还应该有更加充分和合理的理由。

      “在这个版本里,我把所有这几点都作了清楚的说明,更确定了它们的意义,而且在我用品德的地方,多半都改成政治的品德了。”

      作者把某些问题解释清楚而不至于使读者产生歧义,是一种负责任的优良品德。

      我必须自我检讨:我的作品里的某些遣词造句,很有可能表达的不够清晰、准确。可惜,作品一经完成就已经没有进一步进行解释的机会了。

      把所有能说的话都说尽,这不是我的风格。这倒不是故意含而不露、貌似深沉,而是过多的把精力专注于目标从而有意无意忽略了路径的思维风格使然。

      结语:

      法律,是诸多社会规则之一种。法律,似乎应该是理性的,但不幸的事实却证明:法律是功利的。姑且承认现实之中的法律至少是掺杂了部分理性。我曾经说过:法律不过就是现实社会的一面镜子,是现实社会决定法律,而不是相反。不要总是去褒贬法律,还是应该把更多的精力去用于研究社会本身。当然,如果有人在背后搞鬼,非要把正常的镜子做成哈哈镜,那就另当别论了。

      法律有精神吗?如果非要说有的话,那么社会的精神就是法律的精神。那么社会的精神又是什么呢?似乎就是社会成员们的灵魂的混合物吧。

      我不会去讨好谁,而很可能会得罪全人类。

      我不对人类负责,而只想去超越至高理性。

      向伟大的孟德斯鸠先生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2016.10.31.于首都师范大学本部教师公寓

    【作者简介】

    左明,北农教师。

    【注释】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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