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窥美国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政策
Brief Analysis of US’s Wildlife Conservation Policy
2016/9/18 9:39:36 点击率[201]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其他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6年
    【中文摘要】与中国同为世界上象牙消费大国的美国,为何没有象中国一样受到国际舆论的批评,却成为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规则的制定者?美国将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的政策与确保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国家战略有机结合,如利用制定TPP之机提高了环境保护(包含野生动植物执法)的标准成为国际规则的制定者;另外,美国还在政策制定过程与实施过程中发挥智库及非政府组织(NGO)的作用与影响。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已经成为当前重要的国际政治议题之一的背景下,中国需要借鉴美国经验,将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及执法政策与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同时组建或鼓励相关智库建设参与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的相关政策研究。
    【中文关键字】CITES公约;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国际合作;智库
    【英文关键字】CITES;Wildlife Conservation and Enforcement;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Think Tank
    【全文】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的规模不断扩大;大量野生动植物种灭绝或濒临灭绝,生物多样性遭到破坏,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受到威胁。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等也濒危动植物犯罪不能再被视为纯粹的环境问题,该类犯罪已经对犯罪链条上源头国、中转国和消费国等所在的地区稳定与国家安全构成威胁。[1]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劳伦-艾利略特(LorraineElliott)认为,在破坏边境管理制度、海关进出口监管制度和金融监管制度等危及国家安全方面,跨境野生动植物犯罪具有毒品走私、人口贸易、军火贸易一样的危害性;包括跨境野生动植物犯罪在内的跨境环境犯罪已经成为全球环境政治的中心议题。[2]一些国家也将“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作为非传统安全事项,并应用在其对外政策体系当中,以抢占道德制高点,增强其国际话语权和软实力。如美国在其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中就要求其贸易伙伴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方面的义务。

       本文拟在文献检索与整理的基础上,对美国的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政策进行简单的分析,探寻西方智库在美国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相关政策形成中的影响,以为国内开展濒危物种犯罪研究、加强智库建设、实现提高国内野生动植物执法能力、增效履约能力有所帮助。

       一、提出问题:同为野生动植物消费大国,美国与中国的境遇为何不同?

       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主要是指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从源头国(通常是贫穷国家)向消费国(通常是富裕国家)之间的非法贸易。中国和美国都是当前主要的野生动植物消费大国;但两者在国际上的境遇却大相径庭:中国承受了过多的批评和压力,美国却成为国际上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相关规则的制定者。

       (一)中国作为野生动植物消费大国而国际形象受损。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由于传统文化中有关野生动植物消费理念的影响,加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所伴随的中国民众的消费能力增强,因而中国在近20年来逐渐成为世界上主要的野生动植物消费大国之一。为此,中国遭受了国际上的众多批评并承受了种种压力。例如,2014年1月25日,超过150名示威者聚集在伦敦的中国驻英国大使馆门前,抗议并要求中国禁止非法象牙交易,英国《每日快报》25日报道称,占全球象牙市场超过半壁江山的中国如能禁止象牙交易,将有助于非洲大象数量的回升。[3]2014年11月7日,英国环保组织“环境调查局”(EIA)在一份报告中,指责中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的外交官卷入该国走私象牙活动;虽然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对该指责进行了否认并表达强烈不满。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组织(CITES)将中国、越南等亚洲国家列为象牙走私的主要国家,国际媒体也时常指责中国的经济快速发展,刺激了对象牙的需求,从而导致盗猎情况恶化。[4]

       (二)同样是野生动植物消费大国的美国,却因打击野生动动植物犯罪而增强了其国际影响力。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野生动植物消费大国。根据2004年CITES组织的象牙贸易信息系统(ETIS)中的数据,在1999-2004年6月期间,该系统存储了来自75个国家共9426起象牙罚没案件的资料;其中有关中国象牙罚没案件共332起(其中大陆地区200起,香港132起),而有关美国的象牙罚没案件共2819起。[5]2015年,美国学者内基塔-帕特(NikitaPatel)等人利用媒体公开报道中的相关数据,对全球的野生动植物贸易网络进行了分析,并得出了美国是象牙贸易的六个主要国家之一的结论。[6]因此,美国是一个象牙贸易的大国。但美国却没有承受国际批评和压力;相反,美国却是国际上同野生动植物犯罪斗争的主导力量,不但美国的媒体屡屡指责中国,如美国《纽约时报》在2010年12月20日刊文说“财富增长刺激中国野生动物贩卖”[7],而且美国政府在其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中,将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状况作为限制其他国家贸易的一种标准,“如果有国家想将其产品销售到美国,那么久需要公平地遵守环境规则”。[8]

       作为野生动植物贸易大国的美国,之所以没有遭受国际批评,是由于其具有强大的软实力;同时,美国将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作为国际政治议题,并与其国家战略有机结合,通过一系列政策增强了美国的软实力。

       二、美国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的政策

       美国打击野生动植物的政策,以美国参与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CITES)、奥巴马政府发表《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国家战略》和美国主导TPP协定的谈判为标志,主要可以分为三个主要阶段,即1973年以前为第一阶段,1973-2012年位第二阶段,2012年到现在为第三阶段。

       (一)在第一阶段(--1973)里,美国的相关政策主要体现在野生动植物立法方面。1900年,美国为了禁止有害野生动物的进口和保护贸易,制定了《雷斯法案》。[9]在20世界中期,为了应对人口增长所导致大量物种的栖息地遭到破坏、野生动植物数量下降,美国颁布了一系列旨在保护野生动物的特别法案,包括《保护秃鹰特别法》(Special protection for bald eagles,1940)和《保护金雕法》(Special protection for Golden eagles,1962)。1973年,美国的《濒危物种法案》(Endangered Species Act,1973)则是美国为了保护野生动植物而制定的一部综合性法律[10]。同时,美国在1973年参与了CITES公约的谈判与签署工作。

       (二)在第二阶段(1973-2012)里,美国的相关政策主要体现在野生动植物执法工作方面,所取得的成绩,主要体现在执法机构建设与执法能力提高方面。虽然在《雷斯法案》实施后,美国鱼和野生动物保护署就招聘了一些从事野生动植物执法工作的联邦执法官员,但直到1973年,该署才开始称呼那些执法官员为“特工”(Special Agent),一个与野生动植物执法工作中挑战相适应的称谓。直到1975年,美国鱼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署下属的执法办公室(Office of Law Enforcement)才首次聘请了生物专业的技术人员做检验官(Inspector),对纽约港的进出口货物进行野生动植物检查;这是美国对八大进出口港口派驻检验官的开端。在野生动植物执法技术建设方面,美国于1988年成立了野生动植物鉴定机构---也是世界上第一个野生动植物鉴定机构,[11]为提高美国野生动植物执法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三)在第三阶段(2012年—现在)里,美国开始运用其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等相关政策来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和软实力上。2008年,奥巴马当选为美国总统后,将美国重心从军事反恐转到经济复兴上,他全面实施恢复美国经济的经济复兴计划,但2010年发生在墨西哥湾的漏油事件使他面临执政能力的严峻挑战,也促使奥巴马政府对包括野生动植物保护在内的环境问题进行更多关注。2012年,奥巴马成功连任美国总统,当年美国国务卿在国会作证时指出非法野生动物贸易是“一种跨越各大洲和各大洋”跨国犯罪现象,是一个关乎“国家安全、公共健康、经济安全”的重要事项。2012年11月8日,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发表了“美国致力于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强化野生动植物保护”的讲话,指出美国将从政府外交、公共外交、执法援助与执法合作、建设全球性野生动植物执法联盟等四个方面,同国际社会一起打击非法野生动植物贸易、提升野生动植物资源的保护水平。[12]2014年2月,美国白宫发布了《美国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的国家战略》,该战略首先将通过整合美国国内的立法、执法和情报机构来加强对野生动植物犯罪的执法能力建设,其次要通过增强公众意识来减少对野生动植物及其制品的需求,三是通过外交手段来扩大国际社会在该议题上的合作。[13]2015年10月5日,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谈判结束,标志着美国凭借其已有的贸易实力和政策制定能力,将以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的相关环境政策为国际政治议题,来强化其国际竞争中的能力;其他国家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状况将成为美国是否限制其贸易机会的标准[14]。

       综上所述,美国在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保护野生动植物资源方面的政策,存在着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近年来,美国在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过程中,越来越重视运用外交手段,通过政府外交和公共外交、对外执法援助与合作、建设伙伴关系手段,强化了其国际规则的制定能力----美国将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作为国际政治议题,制定了包括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规则在内的国际规则,强化了美国与其他国家在国际竞争中获胜的软实力。[15]

       三、智库:影响美国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政策的重要因素

       与中国一样作为野生动植物消费大国的美国,凭借其强大软实力,不但避免了向中国一样遭受国际批评和压力;反而运用其强大的国际规则制定能力,成为国际环境保护(包括野生动物保护与执法)的主导力量。如果说美国运用国内政策的国际化来影响、乃至塑造了有利于美国的国际政治格局,那么西方智库在美国政策形成中的作用是不能被忽视。

       (一)美国充分发挥其国家政策在影响国际政治格局的功能。奥巴马总统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0》中强调指出,“在我们应对当前的挑战时,我们还需要探寻一个更宏大的国家战略;这样的国家战略(国家政策),能够重铸美国作为全球领导者的基础、增强美国在全球范围内的影响力”,这样的国家战略能够增强国家安全和利益,树立国家形象从而影响到国际政治格局。[16]为了塑造一个有利于美国利益的国际政治格局,美国需要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领域加强与国际机构的合作机制、增强国际机构能力,具体包括增强当前已经存在的国际组织,如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UNODC)、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组织(CITES)、国际刑警组织、世界海关组织、世界银行等;同时,美国还鼓励与相关智库、学术团体、私营企业、非政府组织在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领域结成伙伴关系。[17]

       (二)美国智库在美国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政策形成中的作用。政策形成的模式主要包含五个环节,即议题设定(发现需要政府解决的问题)、政策制定(论证与分析)、做出决策(让政策草案具有可以施行效力的决策程序)、政策施行、政策评估(对政策施行效果进行评估)。[18]所谓智库,就是政策研究机构,“智库就是从事社会政策、政治战略、经济战略、军事战略、科学技术政策和文化政策等研究和宣传活动的学术组织。”[19]美国是西方国家中高级智库最多的国家,在2011年全球顶级智库排名中,美国的智库占据了11个席位,其中布鲁斯金学会排名第一;2015年1月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公布了2014年全球智库调查情况,“全球有6618家智库,分布在全球182个国家和地区。从数量来说,美国最多,有1830家;中国大陆第二,429家”,“就实力而言,美国最强,前十名中有6家美国智库”。在美国政策形成过程中,“美国的智库有较强的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议题创新设计的能力和舆论引导能力”。[20]美国国务院政策与规划部门的主任理查德-R-哈斯(RichardR.Haass)评价智库对美国政策形成中的影响时说,“智库帮助美国决策者产生新的思想,为政府和国会提供专家意见,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交换有关政策性意见的机会,同时还为教育美国民众,在意见不一致时提供第三方的意见”。[21]在美国的顶级智库中,布鲁斯金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ofForeignRelations)、伍德罗·威尔逊中心(WoodrowWilsonCenter)等都拥有高层次的专家、并开展过非法野生动物贸易相关研究,并对美国的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相关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22]

       (三)智库影响美国政策的案例。案例1:CITES会议上关于象牙禁令的角力。1980年代中期以来,国际上围绕是否禁止象牙贸易(将非洲象晋级CITES附录I)展开了角力。1985-1989年间的每一次CoP都围绕象牙贸易禁令发生激烈的辩论。在CITES成员国中,肯尼亚、印度是反对阵营的领队;非洲的一些会员国在日本支持下提交了一份报告,声明自己国家对象牙贸易管理是公正、有效的。IFAW、EIA、生而平等基金会、关爱野生动物国际、美国公民社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持禁止象牙贸易的观点。IFAW提交了一份“为何不能将大象再列入附录二”的理由。1989年10月,CITES决定将非洲象晋级CITES附录I,并颁布了象牙贸易禁令。案例2: 2012年部分美国智库有关濒危物种犯罪的成果及其对美国政策的影响。根据现有资料,2012年美国相关智库在野生动植物犯罪议题上开展了许多学术研究与研讨活动; 例如,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智库达尔贝格全球发展顾问(Dalberg Global Development Advisors)在对非洲、欧洲、北美、亚洲(含中国)等12个国家进行调查后,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政府咨询报告》,该报告揭示了非法野生动物贸易与环境保护、国家安全、经济发展、全球健康之间的联系。[23]WWF还在2012年11月14-15日与全球野生动物非法贸易监测网络(TRAFFIC)在美国华盛顿连续举办了两场研讨会,邀请了100多位来自美国政府、军队、林业、野生动植物保护、情报、执法、科技届的专家围绕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开展了讨论,最终形成了一份会议概要《传统对策的重新思考: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的整体策略》(Rethinking Conventional Responses: Integrated Approaches in theFight against Wildlife Crime)。该会议概要提出了9个方面的37条建议,9个方面:1.发现强有力的领导人(Encourage Strong Leadership),2.削弱野生动植物犯罪团伙间的紧密结构(Reduce Structural Barriers to Collaboration),3.鼓励安全实务界的参与(Engagethe Security community),4.整合必要的证据来展示该类犯罪的危害与严重(Assemble Necessary Evidence ),5.建立国家层次的工作平台(整合森林犯罪、野生动植物犯罪、非法捕鱼等执法力量的国家执法联盟)(Coordinate and Integrate Efforts on Forest Crime, IUU Fishing  Crime and Wildlife Crime) ,6.增强司法与执法部门的能力(StrengthenCapacity of the Judiciary and Enforcement Sector),7.鼓励私营部门的参与(Engagethe Private Sector),8.鼓励技术专家的参与(Engage Technology Experts),9.增强游说高层的能力(ElevateAdvocacy to the Highest Levels)。该会议概要还体现了要增强美国在全球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合作中的领导,例如提到美国政府、军方、情报界在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中的角色,就有鼓励这些机构加强同他国政府合作的内容等。

       美国在其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协议》中通过提高环境保护(包括野生动植物执法)的做法,来为其他国家、尤其是野生动植物犯罪的源头国和消费国制定国际规则,并将这些国家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的状况与贸易制裁等相联接,不但让美国这个世界上重要的野生动植物消费国摆脱了受批评的地位,反而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的裁判员,也是美国智库在美国对外政策制定产生重要影响的结果。

       (四)美国政策对中国的影响。作为濒危物种国际贸易公约的成员和负责任大国,我国历来重视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工作。尤其是十八大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国家战略以来,国家高层高度重视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工作,并开展了一系列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的国际合作。

       中美这两个世界大国在打击野生动植物犯罪方面开展了多轮重要的合作。2013年7月,在第五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中国国家林业局和美国国务院共同举办了“中美合作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磋商启动会”,时任局长的赵树丛同志在会上指出“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问题,严厉打击非法交易行为,广泛开展国际执法合作”;[24]2014年7月,在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国务委员杨洁篪9日同美国国务卿克里在钓鱼台国宾馆共同出席中美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宣传活动,刘延东在致辞中表示,“中国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已加入多个国际公约和组织,与多国签署政府间合作协议,同20多个国家联手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违法犯罪。”[25]2015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美期间与美国总统奥巴马进行了深入、坦诚、建设性的会谈。双方达成广泛共识,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其中第47项成果就是“认识到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贸易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承诺采取积极措施应对这一全球性挑战”。[26]

       虽然中国与美国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方面开展了多轮战略对话,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为保护生物多样性、增强人类的环境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两国由于在野生动植物保护执法相关政策与国家战略有机结合的程度不一样、以及同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的联系方面有着差异。美国强调政策的多重功能(美国认为,政策首先要增强国家安全和民众福利或利益,同时还要增强国家在国际上的形象,并最终影响国际政治格局),并将野生动植物保护执法与确保美国在世界上领导地位的国家战略紧密结合在一起,从一方面在野生动植物保护及执法方面与中国开展合作,另一方面在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方面将中国排除在外。而中国由于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等相关政策的制定能力、尤其是国际合作的相关规则制定方面同美国有差距,尤其是在将野生动植物等生态环境国际合作议题与国家发展战略结合方面缺乏完整而清晰的规划;因而在同美国合作中,不但未能有效摆脱受批评的地位,而且未能分享相关国际规则的制定权。

       四、结论与启示:国内需要加强濒危物种犯罪研究和相关智库建设

       中国与美国,一个是发展中国家中的野生动植物消费大国,一个是发达国家中的野生动植物消费大国,但在国际环境保护中的待遇不同。在美国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相关政策制定或形成过程中,美国的智库发挥了重要的影响。中国近年来虽然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方面做出了大量的工作,但仍需要借鉴美国的相关经验,加强濒危物种犯罪研究,建立专门智库或鼓励现有智库加强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相关法律政策的研究,并与国家总体发展战略相结合,在提高国内野生动植物执法能力的同时,增强国家履约能力和国际影响力。

       (一)美国将野生动植物保护执法议题与国家战略有机结合,进一步增强了其软实力。濒危物种犯罪是一个与生态环境保护、国家安全、经济发展等密切相关的议题。虽然这个议题的形成,是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所主导;但现在已经成为重要的全球环境政治议题。世界上的一些大国都追求在该领域的影响力(软实力)。

       美国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方面,凭借其强大的软实力,因而没有承受国际上的批评和压力;同时,美国还运用其种种硬实力和软实力(包括政府外交、智库公共外交、主动提供执法援助、寻找国际合作伙伴等),将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这个环境政治议题与其国家发展战略相结合,最终成为全球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合作的主导者、国际规则的制定者。

       (二)美国智库对于美国野生动植物政策制定、增强美国软实力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美国智库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方面,帮助美国政府发现议题(Agenda,即需要美国政府解决的问题)、政策研究(包括政策咨询与分析等)、政策评估、民众教育及国际宣传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与美国相比,中国在野生动植物贸易管理、增强履约能力、尤其是完善濒危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相关的法律政策等方面,仍然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国外有媒体发表学者文章说,中国有些政策往往是即兴决定的,“一部分是自上而下,一部分是自下而上,但迄今中间没有任何东西”。[27]缺乏高层次濒危物种犯罪研究团队、尤其是智库,是制约中国进一步增强野生动植物执法能力、增强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国际合作领域影响力的重要因素。与美国相比,缺乏高层次研究团队、智库的支持不但制约了中国在国内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能力的提升,同时也影响到中国在国际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议题上的国际规则制定能力和影响力(软实力)。

       (三)借鉴美国经验,建立濒危物种犯罪研究机构,鼓励现有智库开展濒危物种保护与执法相关政策研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中国需要将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议题与国家总体战略相结合,并进一步提升参与国际事务、制定国际规则的能力。一个振奋人心的事实就是,我国现在也已经提出要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中办和国办还专门下发了文件。建立濒危物种保护与执法相关的智库,汇聚跨学科、高层次人才,开展濒危物种犯罪信息资料搜集与存储工作,应用现代犯罪情报分析技术来研究濒危物种犯罪的网络结构、犯罪热点地区和发展趋势,开展濒危物种保护、贸易管理、执法等相关的法律政策研究,同时与美国等国外智库在野生动植物保护与执法、国际合作等领域开展学术交流,将有助于我国野生动植物执法能力的提升、履约能力的增强,并最终为增强中国在领域的影响力和领导力、服务国家发展战略服务。

    【作者简介】
    姜南(1972-),男,南京森林警察学院副教授。
    【注释】
    [1]Katherine Lawson & Alex Vines. Global Impacts of the IllegalWildlife Trade.
    [2]Lorraine Elliott. Transnational environmental crime in the AsiaPacific: an 'un(der)securitized' security problem?[J]. Pacific Review, 2007,20(4):499-522.
    [3]孙微、刘畅、曲恒。象牙保护者聚集中国驻英使馆前抗议非法交易[N],环球时报,2014年1月27日,转印腾讯新闻,http://news.qq.com/a/20140127/002700.htm(2015年10月25日浏览)
    [4]北京否认走私象牙批报告“鬼话连篇”[N],联合时报,2014年11月8日。http://www.zaobao.com/wencui/politic/story20141108-409757(2015年10月25日浏览)
    [5]Milliken T, Burn R W, Sangalakula L. THE ELEPHANT TRADE INFORMATIONSYSTEM (ETIS) AND THE ILLICIT TRADE IN IVORY[J]. Of the Conference Of theParties.cop13 Doc.cites Secretariat, 2009.
    [6]Patel N G, Rorres C, Joly D O, et al. Quantitative methods ofidentifying the key nodes in the illegal wildlife trade network.[J].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5, 112.
    [7]曲灵均-美媒:财富增长刺激中国野生动物贩卖[N],环球时报,2010年12月22日。转引中国广播网新闻,http://gb.cri.cn/27824/2010/12/22/541s3098419.htm(2015年10月25日浏览)
    [8]“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TPP-Preserving-the-Environment-Fact-Sheet.pdf
    [9]秦红霞。论美国《雷斯法案》的制定与修改[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0, 10期:106-108.
    [10]“Law Enforcem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 http://www.fws.gov/le/history.html(Accessed on Oct.26, 2015)
    [11]“Law Enforcement Historical Background”. http://www.fws.gov/le/history.html(Accessed on Oct.26, 2015)
    [12]US Department of State “U.S. Efforts to Combat Wildlife Traffickingand Promote Conservation”,
    http://www.state.gov/r/pa/prs/ps/2012/11/200354.htm
    [13]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Wildlife Trafficking.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nationalstrategywildlifetrafficking.pdf(Accessedon Oct.26, 2015)
    [14]TPP要求其成员国“1、认真执行CITES的相关义务,切实保护诸如犀牛、大象等濒危野生动植物;2禁止非法捕鱼的行为进行补贴,如补贴过度捕捞水产品;3、加强同非法捕鱼行为作斗争,提高渔业资源可持续管理的水平,保护湿地及其他重要自然资源;4提高对鲸鱼、海豚、鲨鱼、海龟等濒危水生野生物种的长期保护。5、加强同非法野生动物贸易、非法采伐、非法捕捞等野生动物犯罪的执法合作,保护国家层次的合作与地区间合作。6.履行海洋污染防治国际协议的义务,保护海洋环境不受污染。 7履行蒙特尔协议的义务,保护空气臭氧层。7提高环境法的执法效率,并防治环境法因鼓励贸易或吸引投资而被弱化。 8加强国际合作。”参见:“Preserving the Environment”,
    https://ustr.gov/sites/default/files/TPP-Preserving-the-Environment-Fact-Sheet.pdf(2015年10月25日浏览)
    [15]美国总统奥巴马在TPP协定达成后发表声明称,美国不能让中国这样的国家制定全球贸易规则,而应由美来制定规则,以在为美国产品开拓市场的同时设置“高标准”保护劳工和环境。苏晓辉。“中国相信开放合作是主流”[N]人民日报海外版,2015年10月8日。
    [16]White Hous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2010)。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rss_viewer/national_security_strategy.pdf(Accessed on Oct.26, 2015)
    [17]National Strategy for Combating Wildlife Trafficking.
    https://www.whitehouse.gov/sites/default/files/docs/nationalstrategywildlifetrafficking.pdf  (Accessed on Oct.26, 2015)
    [18]Robert T. Nakamura, THE TEXTBOOK POLICY PROCESS AND IMPLEMENTATIONRESEARCH: Review of Policy Research Volume 7, Issue 1, pages 142–154, September1987
    [19] Diane Stone 'Think Tanks andPolicy Analysis', in Frank Fischer, Gerald J. Miller. & Mara S. Sidney(eds.) Handbook of Public Policy Analysis: Theory, Methods, and Politics, NewYork, Marcel Dekker Inc. 2006: 149–157
    [20]“全球智库排行:前10强美国独占6席中国7家智库上榜”[N],http://world.people.com.cn/n/2015/0126/c157278-26451817.html(2015年10月25日浏览)
    [21]Richard N. Haas. Think Tanks and U.S. Foreign Policy: APolicy-maker's Perspective [J]. Pentagon Brief, 2002, (December)。
    [22]参见相关智库网站信息。
    [23]“FIGHTING ILLICIT WILDLIFE TRAFFICKING--A consultation withgovernments  conducted by Dalberg”
    http://dalberg.com/documents/WWF_Wildlife_Trafficking.pdf(Accessed on Oct.26, 2015)
    [24]“中美合作打击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磋商在中美战略经济对话期间启动赵树丛局长出席会议并讲话”[N],国家林业局网站新闻,2013年7月11日。
    [25]白洁朱东阳。“中美对话携手保护野生动植物”[N],2014年7月9日。转引新浪新闻,http://news.sina.com.cn/c/2014-07-09/195830495008.shtml(2015年10月25日浏览)
    [26]“完整版!习近平访美的49项成果,影响世界和你我”[N],2015年9月26日。http://news.cnr.cn/native/gd/20150926/t20150926_519986957.shtml(2015年10月25日浏览)
    [27]查尔斯.克洛弗,韩碧如。一带一路:中国版的“大博弈”,转引中国南海研究院-信息中心,
    http://www.nanhai.org.cn/index.php/Index/Info/content/cid/21/id/1874.html(2015年10月25日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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