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在城市与乡村之间
——读《送法下乡》
2016/5/17 14:37:36 点击率[135]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理论法学
    【出处】中国法学网首发
    【写作时间】2016年
    【中文关键字】城市;乡村;送法下乡
    【全文】

       送法下乡的缘起

       近代中国社会因西方的强势介入发生了巨大的历史变迁,这种变迁也让人对问题的观察视角和思考方式形成了某种潜在或隐含的内在逻辑。这种逻辑就是因为西方的军事胜利导致了以西方为代表的工商经济、城市社会、民主法治等被整体打包成现代化的理念而成为了一种值得学习和模仿的榜样。而作为抽象化、概念化的“西方社会”究竟是什么本身已不再重要,它是一种代表先进、文明、成功、繁荣的标志,以一种“他者”的方式存在,与落后、野蛮、粗俗国家形成对照,因西方的强势而进一步成为世界通行的主流意识形态。这可以看成是西方对东方乃至世界的全面胜利、占据乃至征服。这种思维传递到国内就形成了以城市为代表的先进、文明、成功的形态对农村地区的控制和胜利。正如西方对东方的胜利表现出来的无情和必须接受一样,城市对乡村的接管也是同样的不加分辩,并且是以现代化、工业化和城市化为其行动寻找正当性依据。这种论述并非民族主义或民粹主义的抗拒西方或现代化,而是希望较为客观地展现这一事实并予以学理分析,同时也并非认为现代化或学习西方有何不妥,无论是否喜欢现代化已大势所趋、不可逆转。城市对乡村的征服或曰殖民与西方对东方的侵略情形基本雷同,我们只是将自己从西方学来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以及知识理念,再以一个征服者或曰胜利者的姿态,不由分说强制乡民接受,并冠以现代化的名称。在法律层面,就是以适应城市地区工商经济和陌生人社会的制定法或曰规则强行向农业地区自然经济和熟人社会的乡村推行[1]。城市就意味着发达、文明、进步,农村就意味着落后、愚昧、应该被淘汰。这种思维和逻辑在社会之中潜滋暗长、风行天下。

       朱苏力教授的《送法下乡》正是对此一现状的细致观察和冷静思考,全书反复在强调乡村地区的现实是什么,在此基础上该如何有效解决问题,而非在书斋中从概念和原则推导解决方案。同时也无意争论到底是“学习西方”还是强调“中国特色”,基于中国人的实践理性,一种理论或实践能否被接受取决于它是否符合需要以及能否实际解决问题和带来收益,不会因为学者论证它不合理它就不存在,也不会学者论证它好它就会风行天下。因为“法治是一种实践的事业,而不是一种玄思的事业”[2]。全书秉持价值中立、情感无涉、求真务实的科学理性精神,坚持实证研究拒绝想象。力求描述出真实的乡村生活以及在此基础之上的基层司法制度及其运作,这种实证研究的方式和得出的结论在崇尚“玄谈”的法学界不可谓意义不大。同时作者指出了基层法官和司法的某些现行状况和制度,并非毫无根据,不应一味指责,重要的不是反对和否定而是如何进行替换。全书穿行于城市与乡村之间,通过冷静的观察而获得了一些有益且与众不同的的结论,同时也让人感受到一种法社会学者惯有的矛盾,作者常常自嘲“我是常常反思自己的不和时宜的,且没有结论”[3]。

       为什么送法下乡

       在一个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传统中国,本可端坐“衙门”的法官,为何要送法下乡?苏力教授指出,送法下乡“是国家权力试图在其有效权力的边缘地带以司法方式建立或强化自己的权威,使国家权力意求的秩序得以贯彻落实的一种努力”[4],“为了保证或促使国家权力,包括法律的力量,向农村有效地渗透和控制”[5],“司法下乡是本世纪以来建立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战略的一种延续和发展”[6]。一种权力有效地运作需要特定的环境和空间,在权力的边缘地带往往是权力与权力碰撞的边缘,在这里遇到了“抵制国家权力的另一种力量”。城市与乡村具有着不同的生活方式、经济方式、规则、习惯,城市有意接管、消灭对方,而另一方却在不知情的情境下进行着某种磨合或者消极抵抗。苏力教授指出这“在一定意义上继承了毛泽东强调的深入农村的基本战略”[7],但“今天的深入农村,目的似乎更多是改造或征服农村,权力运作的战略更多是自上而下,由城市渗透农村”[8]。

       农村遇到的这种被城市接管的现状,如当年西方意图掌控东方一样。无论乡村地区是否愿意都被强行纳入到现代化、城市化、工业化的轨道之上了,也许今天的农村和乡民们已经适应,并在很大程度上以一种开放和主动的姿态,迎接并参与着农村地区的城市化和现代化,可能他们并未察觉,只是单纯、本能地适应着这种举国上下的潮流,仅仅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更好的生活。现代化并不意味着消灭和摧毁乡村,而应是生活品质和文化素质的提升。无论是温柔的“送”法下乡或者强硬的“推”法下乡,都会遇到推行现代化的政府力量和乡村力量暗含的对抗。

       送什么法下乡

       而接管农村的“制定法从来都是更关注商业生活或城市地区,即使是打着公民权利普遍性的旗号”[9]、“但是骨子里仍然时不时流露出豪门子弟甚或是纨绔子弟的气息”[10]。现代化或者高度发达的工商经济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正如马尔库塞所言,它是一个高度同质化的社会,无论是思维方式还是生活方式一切都是“单向度的”。正是在高度同质化的社会,规则的确立和纠纷的解决也高度的标准化、规范化和格式化,“这个世界将更像是一部戏剧,法律变成了剧本或剧本梗概,每个人都将且应当按照一定的角色演出”[11],这种社会条件下显然是实现“规则之治”的沃土,而乡土社会由于特有的封闭性、地域性和非规则性显然并非“法治”的“世外桃源”。而基层法官一方面是代表国家的公职人员,必须按照法律的规定裁决纠纷、确立规则,实现国家赋予其实现“规则之治”的目的;另一方面,他们又生活、扎根于乡土社会,特别是人民法庭的法官,他们必须要切实的解决纠纷,“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不能解决实际问题那么法官存在的必要性就存在质疑,确保判决或者调解可以为双方当事人接受不至于引发冲突,又要考虑到当地的具体状况注意到“判决能否得到执行”[12],“在当代中国农村基层法院审判(包括调解)中,仍然以纠纷解决为中心”[13]。这里可能存在着疑问,法官本身就肩负着依据法律解决解纷的职责,在解决纠纷中实现规则之治,那么规则之治和解决纠纷有矛盾吗?此处讲的矛盾和冲突在于由于制定法在很大程度上无法全面适应乡村生活,而基层法官又肩负着为地方发展保驾护航的任务,所以在解决纠纷时可能与明确的法律规定有些冲突或做出适当的变通。乡土社会的非格式化显然是这种矛盾、冲突的原因。

       如何送法下乡

       为了实现现代化的“规则之治”使用格式化的制定法,为了具体解决纠纷又必须在某种情况下游离于制定法[14]。“初审法官更关注的是能够解决具体问题,关注的是结果的正当性和合法性,关心的是这一结果与当地社区的天理人情以及与正式法律权力结构体系相兼容的正当性”[15]。基层法官将农村的纠纷按照法律规定使用法律概念、规则、术语、程序将实际事实转换成法律事实,此时,就发生了“剪裁事实”的现象,“目前中国基层司法中对事实处理—定性—实际更多是在法律指导下对事实的建构”[16]。这源于“有许多社会行动无法简单地落入现有的法律理论体系”[17],而“现代法治本身需要一种格式化”[18],理想的司法状态就是“自动售货机”。基层法官纠缠于事实与法律之间,重点不在于能否查清事实,而在于通过这种法律概念或关键词的“剪裁”而获得“法律话语的正当性”[19],而这种剪裁就会忽略实际中重要的内容而有选择地重新组织,因为并非所有内容都是法律所关心的[20]。这样法官剪裁的法律事实就和实际事实发生了巨大的差异,而崇尚法治的我们又必须容忍这样的“罔顾事实”。同时法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不得不穿行于制定法与习惯之间,并非一切都按照制定法裁判如仪,而必须兼顾到“天彝民情”,否则就无法妥善解决纠纷,当事人可能会闹事或出现其他不利后果。每一次的司法活动都是对参与者的一次“普法”,“一种现代社会文明的教育,一种对人的训练,一种关于说话的场合、方式、口气、语词、态度的指教,一种关于权威、证据的辨认,一种新的生命和人格的操练,一种单兵教练式的规训”[21]。这种影响不仅对于参与者对于其他人也起到了规约或引导的作用,人们大量采用法律概念和措辞以保护自己的正当权利,社会被快速的法律化、规范化和逻辑化了。

       基层法院法官既然要解决具体的问题,那么法院的行政化就变得不可避免,现实之中法院的司法审判职能成为了行政职能的附属,“主次位置在相当大程度上也被颠倒过来了”[22],苏力教授指出,法院实际上利用了自己的行政化的地位才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自己的判决可以得到执行,同时也因为自己的行政地位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法官的独立审判。苏力教授也分析了审判委员会制度在中国的存在的某些合理性。苏力教授的研究表明,多数法官赞同审判委员会的存在虽然也认为其有缺陷但是还是利大于弊,一方面有利于执法统一,有利于提高基层法官的素质,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遏制法官腐败保持司法公正。许多法官认为审判委员会的存在令他们“可以以此来抵制人情和保护自己”[23],比如遇到说情或领导命令可以说“要到审委会讨论后才能做决定”等。

       最后苏力教授又分析了乡土社会中的法律人,特别是法官。基层法院很难吸引法学院的毕业生,当然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事情了。“并不是法学院的毕业生拒绝了基层法院,而是中国基层法院的经济文化社会发展水平拒绝了法学院的毕业生”[24]。作者分析到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需要的更多的是对乡土人情的了解,可以解决实际的问题,而涉及到的法律规范并不是很多也并不复杂,因此并非法学院毕业生才可担此重任,“复转军人”经过一两年的训练也可胜任愉快。“问题也许不在于法官有什么或有多少知识而在于乡土社会和基层社会需要什么知识。世界上的知识如果有用,它就必须是有针对性的”[25]。而接受长期法学专业训练的法科学生反而不太适合从事基层法院特别是人民法庭的工作,在一个乡民对法律了解阙如的情况下,在开庭中一个富有经验的法官对不知道“辩论权”是什么的当事人解释到就是“你可以吵架,但不可以骂人”,这种解释虽然不太科学但却十分实际。而这种实际有效的解释或许是专业法律人万万想不到的。

       针对人们对基层法官司法素质的质疑,作者对1989——1997年的基层法院初审案件的上诉率进行系统分析后,得出从1989——1997年间基层法院民事初审案件上诉率呈现持续下滑趋势,由此可以看出基层法院法官的司法素质在明显提高,坊间传闻的“司法腐败”存在夸大嫌疑。

       本书最后,作者又指出在社会调查中,经济资本、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等组成的权力资源在获取知识上的作用,十分谦逊地指出由于所掌握的权力资源不同导致知识获得方式和内容会有重大差别,因此每个人所掌握的知识都具有个人性和局限性,很难称得上是全面更无法谈及真理。

    【作者简介】
    贾朋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4级法律硕士,郑州大学2009级法学学士,文学学士;研究方向:法学理论。
    【注释】
    [1]“现代法律及其有效运作的前提假设一般是陌生人社会或者个体主义的社会”,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48页。
    [2]苏力:《送法下乡》,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1页。
    [3]注释同上,第386页。
    [4]注释同上,第30页。
    [5]第35页。
    [6]第35页。
    [7]第53页。
    [8]第53页。
    [9]第227页。
    [10]第227页。
    [11]第236页。
    [12]第132、133、189页等,这种表述在书中数次出现。
    [13]第178页。
    [14]此处作者引述了基层法院法官如何为一个遭受儿子虐待而丈夫20多年杳无音讯的50岁左右的妇女具体解决纠纷的案例,法官设身处地地为她解决纠纷,认为她应该与丈夫办理离婚,再婚可以有效解决问题。参见本书第178页。
    [15]第364页。
    [16]第215页。
    [17]第211页。
    [18]第227页。
    [19]第213页。
    [20]在此处作者讲述了一个村民因耕牛“搭伙”而出现的纠纷,《民法通则》没有“搭伙”只有“合伙”概念,法官在裁判中就只能依据法律关于“合伙”的规定进行裁决,而裁决显然有失“公平”.案例参见本书第201页。
    [21]第311页。
    [22]第72页。
    [23]第121页。
    [24]第376页。
    [25]第369页。
    【参考文献】
    {1}苏力:《送法下乡:中国基层司法制度研究》(修订版),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2}苏力:《法治及其本土资源》(修订版),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
    {3}苏力:《道路通向城市:转型中国的法治》,法律出版社,2004年。
    {4}苏力:“中国司法中的政党”,载于《法律和社会科学》(第一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
    {5}萧瀚:“解读《送法下乡》”,载于《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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