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限制行贿罪从宽幅度的利弊及其对侦查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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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刑法学
    【出处】正义网
    【写作时间】2016年
    【中文关键字】行贿罪;《刑法修正案(九)》;从宽处罚幅度
    【全文】

       《刑法修正案(九)》将《刑法》第三百九十条第二款规定的“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修改为“行贿人在被追诉前主动交待行贿行为的,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其中,犯罪较轻的,对侦破重大案件起关键作用的,或者有重大立功表现的,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这一规定限制了对主动交待行贿犯罪的从宽处罚幅度,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

       行贿罪和受贿罪是对合犯罪,我国刑法对这两种犯罪的构成要件及立案追诉标准都予以了明确规定,但是长期以来的司法实践中,在打击力度上却存在重受贿轻行贿的问题。一些办案机关为了能够顺利的查处受贿犯罪,而与行贿人谈条件,甚至做出不立案或者不起诉的诱导,来与行贿人进行“辩诉交易”,以对行贿人大幅度宽大为交换条件来获取行贿人的证词,并保证不翻供。

       1、有利的方面:能够有效的打击受贿犯罪。受贿犯罪往往是一对一的金钱往来,特别是随着法律的普及及贪腐官员反侦察能力的提高,在行受贿过程中,往往不会有第三人在场,也缺少相应的物证,侦办受贿案件对行受贿双方的口供依赖很高,而且行受贿双方往往会进行串供订立攻守同盟,双方类似于“囚徒困境”的博弈,采取分化打击的方式能够有效的破除他们之间的攻守同盟,从而提高司法效率,节约司法资源。

       2、不利的方面:行贿行为是刑法明确规定的犯罪行为,对这一行为的大幅宽大,甚至进行类似“污点证人”的“辩诉交易”会严重消弱法律的公信力:

       (1)造成司法机关权利的滥用。对行贿犯罪的立案与否、起诉与否等权力都集中在司法机关,容易导致个别司法机关对该权力的滥用。比如区别对待,有的行贿人行贿10万就被立案提起公诉,而有的行贿100多万却只是做为证人,而没有被追究相应的刑事责任。

       (2)不符合刑事政策导向,难言公平正义。行贿犯罪的目的就是为了谋取不正当利益,受贿人被依法追诉,行贿人却仍然逍遥自在,继续做自己的事业,违背了“任何人不能从其自身的过错中受益”的原则,难言公平正义。

       (3)降低了行贿犯罪的违法成本,降低了法律对行贿人的威慑力。对行贿人大幅宽大的确有利于争取行贿人的积极配合,但这确是以降低了法律对其威慑力为代价的。行贿人通过行贿行为谋取到大量的不正当利益,即使被发现也可以通过积极配合,检举揭发等方式来获得大幅宽大处理,这种心理预期大大降低了行贿犯罪的违法成本,不利于预防行贿犯罪的发生。很多官员一开始能抵御糖衣炮弹的攻击,但是在行贿成本低廉的社会氛围下,行贿人往往肆无忌惮的对官员进行各种诱惑,甚至放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办不到的。这种氛围下也是受贿行为高发的一个诱因,毕竟人都有缺点,而诱惑又太大。

       任何一种制度的构建都可能面临着多种价值冲突,需要立法者作出选择,但这种选择并非是非此即彼,而是要兼顾多种价值。对行贿行为大幅宽大虽然也有助于对受贿行为的打击,但是也存在以上种种的弊端,基于此《刑法修正案(九)》大幅限制了行贿的从宽幅度。

       侦查机关做为法律的执行机关,立法机关在立法上作出价值取向并出台法律时就应该严格按法律规定执行。在查处行受贿犯罪时要坚持“行贿受贿并重”的理念,不能满足于行贿人的配合调查,而对行贿人大幅宽大,实践表明,这种过度依赖行贿人口供的案件往往证据不扎实,甚至会陷入被行贿人牵着鼻子走的怪圈。有的行贿人当庭突然翻供,甚至声称之前的口供是受到刑讯逼供供,对侦查机关的工作造成被动。社会的发展和法制的进步迫切需要侦查机关不断的与时俱进,提高侦查水平。将“互联网+”、“大数据”等新兴理念及技术应用于侦查、取证工作中,拓宽证据来源,提高证据质量。

    【作者简介】
    曹建路,单位为江苏省镇江市丹徒区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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