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经济建设的内外风险及中国的选择
2016/2/3 13:45:41 点击率[730]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理学
    【出处】原文登载於香港东方财经雜誌2015年12月版和2015年特别珍藏版
    【写作时间】2015年
    【中文摘要】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必须为沿线带来经济实惠。否则,此经济发展计划是没用的,是一巨型大白象,我国亦徒负大国重商主义之骂名。今次欧洲难民危机,阿富汗难民舍近求远,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对外,我们必须新文化观建设先行及具备“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威摄力,此威摄力可以是军事上的,亦可以是金融经贸上的,更可以是外交上的;对内,我们必须完善政府、企业的运作、法治体制及容许民间组织如智库的监督及参与更多的调研工作和現场调查考察,政府应尽量公开大数据库,使投资及投标工作更具科举性。 一带一路之外部风险主要来自一带一路沿线之民族、文化、政治意识差异矛盾,而由这些差异矛盾所产生的怨恨经世代积累下来,根深蒂固,并非可轻易经由武力所能板平化解。美国近年武力进驻中东,意欲强植其政制、文化、基督教于当地多年,不见成效。中国欲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必先进行人心建设,则新文化观建设先行。中国传统王道文化及儒、道哲理可作为此新文化观之基石。中国儒学的物极必反、中庸之道哲理可使我们常怀谦卑之心,接受不同事扬,更易藉此板平解决各地之政治意识上之差异;中国儒学的“不知生,焉知死及敬鬼神而远之的提法”和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而道法自然”的理念,可以解决很多因宗教差异而产生的问题;中国儒学的“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忠恕之道”和老庄的“万物齐一”哲理,亦可解决很多因民族差异而产生的纠纷。政府应以此建立新文代观,以教肓国民、企业、行政部门及作为对外舆论、政策及企业文化之制定基础。 一帶一路之内部体制风险,主要是指我国政府、企业运作的不完善及民间组织如智库的未能参与其事,导政投资计划的欠缺通盘考虑、粗枝大叶,花钱太「任性」,各级的贪腐行为及过度扩张的大国重商主义等。如上所论,中国要解决外部风险以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必先进行人心建设,则新文化观建设先行。然而要宣传、落实此新文化观,首重国民、企业、政府之身体力行,彼等之表率作用尤为重要,否则祗会适得其反。更重要的是,国民、企业、政府之言行更应代表国家、民族的长远策略、文化和形像。 本文第三、四节因对一带一路的内外风险,作出九点策略提议,由此制定五则相应的一带一路发展方针、原则;它們是:一是以人为本兼重文化建设方针;二是法治严谨原则;三是互相尊重、互利互惠兼顾各地利益原则;四是创新为本方针;五是经济发展战畧远大明确方针。
    【中文关键字】一帶一路;《孙子兵法》;《仁道法学》;双人权论;法治原则;NGO;大数据库
    【全文】

       一、一帶一路之外部風險

       一带一路之外部风险主要来自一带一路沿线之民族、文化、政治意识差异矛盾,而由这些差异矛盾所产生的怨恨经世代积累下来,根深蒂固,并非可轻易经由武力所能板平化解,美国近年武力进驻中东,意欲强植其政制、文化、基督教于当地多年,不见成效。故此,中国欲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必先进行人心建设,人心相通,遂能得民心者得天下。兵家有言;三军未动,粮草先行;对一带一路建设而言,则是;三军未动,新文化观建设先行。中国传统王道文化及儒、道哲理可作为此新文化观之基石。中国儒学的物极必反、中庸之道哲理可使我们常怀谦卑之心,接受不同事扬,更易藉此板平解决各地之政治意识上之差异;中国儒学的「不知生,焉知死及敬鬼神而远之的提法」和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而道法自然」的理念,可以解决很多因宗教差异而产生的问题;中国儒学的「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忠恕之道」和老庄的「万物齐一」哲理,亦可解决很多因民族差异而产生的纠纷。一国文化是众多学说之成果,政府应以此建立新文代观,以教肓国民、企业、行政部门及作为对外舆论、政策及企业文化之制定基础。今分柝如下。

       (一)一带一路之人心相通

       一带一路是「丝绸之路经济带」(「一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路」)两者简称的合称,是中国对外的主要经济战略,目前已有60国家和国际组织响应一带一路,这些国家的总人口约44亿,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占全世界的63%和29%.

       “一带一路不是一个实体和机制,而是合作发展的理念和倡议,是依靠中国与有关国家和地区既有的双多边机制,藉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区域合作平台,旨在借用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符号,高举和平发展的旗帜,主动地发展与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合作伙伴关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1]

       从另一方面来看,有香港论者则认为,一带一路的整体规划可以「道路联通、贸易畅通、货币流通、政策沟通、人心相通」来概括,当中以人心相通最重要。[2]以多年在中东及西非尼日利亚管理建筑项目经验而言,笔者是绝对认同以上观点的。“中国在构建一带一路的过程当中,其中一个需要克服的重大困难,便是如何打通不友好国家﹝笔者注:基于民族、文化、政治意识之严重差异。〕之间的经贸往来和各类型的交流。阿塞拜疆是世界上少有跟亚美尼亚和伊朗同时看不上对方的国家。到高加索地区旅游,一般是从东往西行,因为任何写有亚美尼亚字样的东西,都有可能在阿塞拜疆海关就被没收。小至纪念品,大至亚美尼亚签证!处于里海和黑海之间地区的人们,过去是各自有自己的语言,直至后来阿拉伯人统治该地,往这一带地方带来了大批穆斯林移民,导致这里成为外高加索最早伊斯兰化的地区。再后来是突厥人统治,又把阿拉斯河两岸原来的阿拉伯人、伊朗人统统同化,便正式有了今天伊朗和阿塞拜疆两国的阿塞拜疆人。”[3]

       在宗教意识方面,沙特阿拉伯可算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但近期,“值得注意的是,沙特一直不愿意跟美国支持的伊拉克什叶派主导政府打交道,亦没有在巴格达开设使馆,华府也担心沙特在也门的军事行动最终泥足深陷。可见美沙两国虽维持友好,但双方步伐早已不一致。另一方面,美国不乏主张华府应疏远利雅得的论者。在他们眼中,沙特是鼓吹激进思想和国际恐怖主义的幕后黑手。沙特皇室一直跟以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核心思想的瓦哈比派互相依赖:皇室保卫和推广瓦哈比思想,宗教人士则为皇室政权赋予正当性。尤其是自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沙特为了同鼓吹伊斯兰革命的伊朗竞争,不断向阿拉伯和穆斯林世界输出其意识形态,部分团体趁机宣扬激进思想,成为今日极端伊斯兰主义的原动力。”[4]

       在政治意识方面,由于西方欧美政府坚持自己在政治制度和人权理论文化上的优越性,欲强植其制度文化于中东,遂强硬出兵中东,搞乱中东政局。当力有未逮时,又欲藉当地的宗教分岐,大力培育反政府组织,以达浑水摸鱼的目的。回教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遂得以借机急速崛起,俄国总统普京于2015年9月30日在联合国大会上演说,则直指美国单边独霸颠覆伊拉克和利比亚政权,要为IS为祸中东负责。有一种更大胆的说法是,美国培育出IS这头怪物,于中东制造乱局浑水摸鱼,从而间接搞乱欧洲政局,[5]迫使世界热钱回流美国,助其退出因近年量化宽松金融手段所造成的经济危局。

       (二)中东新局

       近期利比亚和叙利亚难民拥至欧洲,似论证了美国于中东制造乱局,从而间接搞乱欧洲政局的说法,而俄罗斯出兵叙利亚则意图起到拨乱反正之作用。有香港论者更认为,相对于美国的武力侵略,俄罗斯这一步棋及其后续行动下得及时和巧妙,未来中国得益应最大。一带一路战略也可落实。

       敍利亚危机可说是牵连广泛。一是美国出不了兵,资助的伊斯兰国及阿盖德分支组织变成了最大的敌人,美国变成了与之为敌,改变二○一一年以来内战推翻政府的政治目标。而美国新旧资助的其它地方武装却显得不济,在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的空军支持下节节败退。美国在叙利亚,乃至伊拉克已是强弩之末。

       二是俄罗斯与伊朗出兵,叙利亚政府更为巩固。连沙特阿拉伯和以色列都要与俄商量;叙伊的主导权已从美国转至俄之手。三是德国也指出难民潮根源在叙利亚,呼吁各方谈判,包括美国及其盟国一直要打倒的叙利亚政府。德国似乎在与俄协议建新的波罗的海天然气管,让德企业与俄企业合营德国天然气市场。促使欧盟与俄就乌克兰事件谈判和解之后,插手叙利亚。

       今后中东的关键是俄罗斯与伊朗能否打败伊斯兰国及其联盟。成功的话,俄伊便主宰中东,美国便从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大败而退。伊朗—伊拉克—叙利亚 —黎巴嫩—巴林的什叶派回教国家便可团结一致,与沙特阿拉伯、海湾诸国的逊尼派国家谈判,恢复中东的和平局面。并可在这个基础寻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和解,也顺道解决伊叙土三国的库尔德族问题。

       相对于美国的武力侵略意图重划中原疆域的新中东政策,这才是中东长治久安的长远策略。俄罗斯这一步棋下得及时和巧妙。作为阿富汗、伊拉克的最大投资者,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未来中国得益应最大。「一带一路」战略也可落实。[6]

       二、一带一路之内部体制风险

       如上所论,中国要解决外部风险以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必先进行人心建设,则新文化观建设先行。然而要宣传、落实此新文化观,首重国民、企业、政府之身体力行以作表率,始能令人信服,达到人心相通的目的。以下论及内部体制的风险,主要是我国政府、企业运作的不完善及民间组织如智库的未能?与其事,导政投资计划的欠缺通盘考虑、粗枝大叶,花钱太「任性」,各级的贪腐行为及过度扩张的大国重商主义等;以下节段摘录自天下杂志571期。[7]

       (一)花钱太「任性」沦落国际烂尾工程?

       正如上述,一带一路存在许多风险,这些风险,大部份由中国承担。最明显的风险是投资无效,千亿美元落得打水漂儿。甚至有人担心,以中国过去「大包大揽」的做事风格,一带一路的基础建设,可能会沦为「国际烂尾工程」。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逸舟不讳言,中国走出去,低效率、无效率的投资也会跟着走出去。再加上周边国家政局动荡,政权轮替频繁,每次换新政府,各种投资承诺都要重谈。例如,柬埔寨政府暂停中国4亿美元的水坝项目;缅甸中止中国密松水电站大坝计画;今年初斯里兰卡大选变天,新政府将重新审视14亿美元的海港城计画。

       「几十亿、上百亿被搁置,中国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用不好,会产生负面效果,」王逸舟提醒,必须防止「花钱太任性」。

       (二)牵扯骗建设 新一轮贪腐的开始?

       牵涉到钱,难免有贪腐的疑虑。

       在国际透明组织的调查中,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清廉度排名殿后。在中国,习近平强力反腐,已有超过60个省部级以上高官落马。但,一带一路会不会是另一轮贪腐、浪费的开始?

       就以相对落后的西北省份来说。江泽民时代喊出西部大开发计画,投入千亿人民币建设,西部地区和沿海省份落差不降反增。

       对他们来说,别管一带一路是什么,重要的是,又一轮大建设大资金要来大西北,各省市为了争取经费,各尽花招,使力「牵扯」一带一路,利用丝路名义来骗建设,又成为贪污腐败的温床。

       (三)中国大国重商主义过度扩张挑动区域大国神经?

       中国在一带一路国家盖港口、建高铁、买油田、盖水电站,会不会陷入帝国过度扩张的陷阱?

       在北京乍见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四年前被聘为国务院参事,参与了一带一路战略的形成,马不停蹄考察,两个星期后还要去趟云南茶马古道。时殷弘说,一带一路愿景很好,具体落实后,得面对大量国际磋商。

       最大的风险是,中国大国重商主义和各国民族主义、大国地缘政治势力三股力量的交锋冲突。中国如果自满、自大,会触动区域大国如美、日、印、俄的猜疑,也会挑动较不发达国家敏感的主权神经。

       摊开地图,中国往西走的一带沿线国家,从中亚五国、巴基斯坦到中东,大多是政权不稳定、革命不断的国家,也是伊斯兰极端势力的范围;和中亚接壤的新疆内部,更有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近年发生多起暴动、恐怖攻击,让中国政府疲于防范。

       往南走的一路沿海国家,也处处有地雷: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都和中国发生南海主权纠纷,菲律宾上星期才联手美军进行「肩并肩」军演,目标就在对抗中国在南海的扩张建设。

       「一带一路有潜在利益(potential profit),也有潜在风险与成本(potential danger and cost),这些都要算在总帐里。」时殷弘总结。

       三、中国应对一带一路内外风险之策略提议

       从上面对一带一路内外风险分柝来看,我们可作以下的策略对应,由此制定相应的一带一路发展方针、原则:

       (一) 从伊斯兰国(IS)的崛起及多年前的利比亚「禁飞区」事件来看,不要迷信欧美政府施行仁政的决心和承诺,它们追求的是个利而非世界整体和谐利益,祇追求国与国的利益,[8]这就是为何中俄在叙利亚事件上与欧美政府分道扬镳的主因,以后我们仍应坚持「你打你的、我打我的」做法。中国之传统王道仁政文化,落实到经贸行为,就是讲求双羸,追求互利互惠,这是与西方文明最大之基本差异。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必须为沿线带来经济实惠。否则,此经济发展计划是没用的,是一巨型大白象,我国亦徒负大国重商主义之骂名。今次欧洲难民危机,阿富汗难民舍近求远,是值得我们深思的。[9]

       (二) 从上面可知,西方在世界各地,行的是分而治之的诡道,藉此从中取利;从一带一路长远利益而言,我们应反其道而行,合而整之,先易后难,先解决小分歧再解决大差异,审时度势,联合同道。若中国、俄罗斯、伊朗能主宰中东,美国便从阿富汗、伊拉克、叙利亚大败而退。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林的什叶派回教国家便可团结一致,与沙特阿拉伯、海湾诸国的逊尼派国家谈判,恢复中东的和平局面。并可在这个基础寻求以色列与巴勒斯坦的和解,也顺道解决伊叙土三国的库尔德族问题。

       (三) 中国在解决一带一路沿线民族、文化、宗教差异的贡献,应是中国传统王道文化及儒、道哲理之提供。[10]笔者的《双人权论》[11]正是此方面的代表作,政府应以此建立新文代观,以教肓国民、企业及作为对外的舆论、企業文化基础。中国儒学的物极必反、中庸之道哲理可使我们避免重蹈西方人对自已政制、文化、宗教自大的复辙,而常怀谦卑之心,所谓没有最好祗有更好,凡事都是相对的;现今存在之大国重商主义,祗是国人对中国传统儒学之不了解,政府应大力推广落实,更可藉此板平解决各地之政治意识上之差异;中国儒学的“不知生,焉知死及敬鬼神而远之的提法”和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而道法自然”的理念,可以解决很多因宗教差异而产生的问题;中国儒学的“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忠恕之道”和老庄的“万物齐一”哲理,亦可解决很多因民族差异而产生的纠纷。一国文化是众多学说之成果,中国新文化观应包含上述学说。

       (四) 更重要的是,中国企业文化和言行更应能代表国家、民族的长远策略、文化和形像;中国企业文化应是基于中国的文化观及对外来文化的兼容并包,中西融合及古为今用,是中国软能力的重要组成部份。

       (五) 汉朝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政策,对付那些流氓国家,中国必须有此威摄力。孙子曰:「必以全争于天下。」故此,此威摄力可以是军事上的,亦可以是金融经贸上的,更可以是外交上的;可以单独使用,亦可以联合使用。

       (六) 一带一路的经济建设,应容许官民参与,非政府组织可同时扮演催化剂及监管者的双重角色。有香港学者以为:“NGO(非政府组织)以民间组织的形式同时扮演催化剂及监管者的双重角色,并促进社会民间交流,是连接民心的有效工具。一带一路的相关文件中提出了「加强沿线国家民间组织的交流合作」,国家相关部委正研究出台非政府组织管理办法;而习近平亦指出:「中国肯定境外非营利组织的积极作用,只要这些组织的活动对中国人民有好处,我们不仅不会限制和禁止它们的活动,而且要通过法律保障它们的活动,保障它们在华合法权益。」领导人及政府部门对NGO高度关注,这也间接表示了NGO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将有着较重要的角色。”[12]

       (七) 应容许官方、民间智库参与更多的调研工作,政府应尽量公开大数据库,使投资及投标工作更具科举性,智库应多作现场调查考察。

       (八) 中国应完善反贪机制;中国企业应完善其运作、法治体系及改善过于重商之形像。

       (九) 依根上述策略提议再配以其它区域,如大珠三角区域,发展经验制定相应的一带一路发展方针、原则。

       四、一带一路发展方针、原则

       硬件之设计、建造和运用因受软件之指导、规范和管理,故此硬件之建设,此包括经济、政治、法律硬件之建设,诸如城市、交通运输和政法体系之规划和布置等都必须要以软件策略来配合,计算机软、硬件之配合就是最佳之例子,其理显明易见。然而软件建设首重于指导原则之制定和依循。就以经济发展而论,大区域城市群之建设和协调合作,预先制定和事后遵循一些互相同意之指导原则更是首要之举。否则必定做成区域城市间之协调失配、重叠建设和恶性竞争而导致资源浪费及丧失商机。珠三角地区近十余年之经济建设正好说明此点:港珠澳大桥的单Y设计将损害了深圳之利益,说明了香港之大香港主义;广州南沙深水大港之规划可能损害了香港之利益,说明了珠三角间之恶性竞争;深圳众多港口建设说明了港深之间之协调失配,对两者都有害无益;在机场建设、布局方面,问题则更为严重,在不足200公里半径范围内,竟有五个号称为国际级别之机场,它们分别是澳门、珠海、广州、深圳和香港之机场。犯上了此等严重过错,这说明了甚么呢?这就是经济建设乏缺划一之指导性原则必会产生可怕之后果。所以当我们大谈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和发展之时,我们得首先坐下来,理顺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应当深切了解及掌握有关的内外风险从而制定应依循的发展原则或方向路线图,协调一带一路沿线诸国、各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利益安排,大战略之布置,所依循之发展方针、原则或路线图更是必需的,然后再大兴土木,这才是上上之策。笔者认为此等方针、原则应是:一是以人为本兼重文化建设方针;二是法治严谨原则;三是互相尊重、互利互惠兼顾各地利益原则;四是创新为本方针;五是经济发展战畧远大明确方针。[13]今分述如下。

       (一)以人为本兼重文化建设方针

       所有人类系统包括政治系统、军事系统、安全管理系统、经济系统都是以人为本,这就是说,系统之运作对象是人,而操作主体亦是人。所不同者是各系统之运作目标有所不同而已:政治系统是以产生具公义而又繁荣稳定之社会为目标;军事是一国外交之延续,故此军事系统是以军事行动以达致外交所不能达到之目的为目标;安全管理系统则以确保人机系统之安全运作使人与物不受损伤及损害为目标;经济系统是以确保人尽其能使社会财富得以增加,使人类政府得以有效和正义地分配财富为目标。因此之故,如何能保证系统中人作为运作对象乐于接受系统目标及自愿为此目标作出配合,则要看系统之操作主体是否能公正地行使其权力,若权力不能适当地行使导致运作对象得不到公平的对待,则系统硬件设计得如何完善,目标亦不能达到。公正、公平是正义之主要内容亦是它的基石。在这里作者讨论到人类系统管理的公正问题,主要是操作者在运作系统时所应具备的素质,藉以达到公平状态。故此,要人们乐于遵守规则及亨受其间,从而使系统措施得以物尽其用,使效益最大化,硬件建设必须以人为本。

       况且现今虽曰经贸全球化,然而却又单边独霸,中海油于2005年高价收购美国二线油公司而以失败收场则为最佳例子。中国企业要走出去,不能单靠硬能力。我们老祖宗遗留下来之王道文化,正是有效对抗霸道之最佳软能力。孔孟提倡之适可而止之中庸之道、兼容并包之忠恕之道、言行合一之诚明之道、和谐共存及互利之仁义之道将使我们得道多助,使人悦诚服。我们要知道中华民族之壮大,强土之扩张,非经由军争而是经由文化同化。一路一带沿线之诸多外部差异,亦应可经此文化同化而得到适当解决。

       一国文化是众多学说之成果。为政者均应择学说之适合者作为其施政之指导思想。诸如一国两制构思是中国文化的结晶,亦可以说是老子无为而治、庄子率性而为学说之体现。香港特区运作之法则和范畴界限由基本法条文和原则来制定;在此区域内,特区可奉行其率性所喜之资本主义和普通法,中央不予以干预(中央无为而治)。中国封建时代,中央政府多奉行此老庄倡导的制度,地方政府如不造反及按例交赋税,中央政府多不会干预地方行政。自西汉以后,历朝独尊儒术,以儒礼入法,以禮成律例,以德輔法,制定法则和界限;所依者仍是先秦法家之精神,或是應用荀子之性惡論,以法、禮來抑控人類過盛之欲望。因此之故,中国虽绝不会以佛、道解释儒家礼法,但亦容纳佛、道。故此,儒术虽风行却不影响民间科技的发展,郑和舰队之伟大和先进则为明证。这就是儒、道、法学说对中国历代政治之混合影响,亦可见中国文化优胜独特之处。前人可为之事,今人为何不能成之?对西方文化,特别是「权能法定」之法治思想,若能加以兼容并包,藉此改良优化中国传统文化以创造一崭新的中国现代文化,使中国一如盛唐时期再成为世界文化中心,万国敬仰,则一路一带之内外风险何愁不能化解于无形?则中国能不再腾空而起?为政从商者能不三思乎?我们或者应学习美国制宪者之造法,要熟读历史、哲学、政法理论,集其可行者而用之,才是正途,而这正是拙作《仁道法学》之精神和内容。[14]

       (二)法治严谨原则

       法治是所有民事行为的基础,亦是近代资本主义发达之由。有法必依、执法必严正是法治根基之一。法治既重立法正义、合理,但更重执法的严谨。执法者有法不依,惟利是图,正是内地矿场灾难、贪腐行为禁之不绝之主因。我们要将一路一带区域打造成营商之金三角,能不首重法治之建设吗?要推行法治之建设,首要是主其事者之执法素质。我们亦无须花费巨款送人到外国名校学习,祇须翻开老祖宗传留下来之《孙子兵法》则可。其第一章计篇所提及之将道正是方今中国政啇管理行政人员必须具备之素质,亦即智、信、仁、勇、严。其主要原因是,上述已提及,人类系统之运作对象是人,而操作主体亦是人。故此,作者认为所有人类系统之操作者均应具备上述提及的智、信、仁、勇、严,尤其是信、严二道。今将此五道简述如下:

       1. 智者,智谋也。孙子曰:兵者,诡道也。故此在战争中,首重捕捉战机于迅速变化的战场态势之中,并能以相应之方法出奇制胜,诸葛亮、左宗棠之空城计就是最佳例子。这种卓越之分析能力、创新能力和应变能力在千变万化而又讲求效率、速度之动态管理亦是必须的。

       2. 信者,诚信也。古人曰:人无信不立。在人类管理系统中,诚信则尤为重要。主政管理者不守言诺,则何以取信于其民众?则何以驱策部下?言出必行,此所以诸葛亮虽在军情紧急之际,仍依规定遣送驻军回蜀,以免失信于天下。孙子的三申六令,虽君侯之庞妃亦不能免,此亦建立威信之手段。有威信如此,方能使众如运臂矣。

       3. 仁者,仁爱、豁达大度也。对部下仁爱,始能得下属拥戴,始能上下一心;恢宏大度始能收八方之言路,聚百家之贤才。韩信与汉王论项羽必败则在于此。

       4. 勇者,勇于负责、放权、问责。勇于负责任事,始能得民众信赖;勇于放权,始能任用贤能;勇于问责,始能赏罚分明,依法而行。

       5. 严者,严于律己、律他,严于有法必依,言出必行。严于律己,始能以身作则;严于律他,始能得人畏、得人惧。但有仁而没有严,祇能得民众之爱而不能建立纪律,此乃懈军,夫复何用。汉朝名将陈汤则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政策名言,此乃严的表现。对付那些一带一路沿线上的流氓国家,中国必须有此严于律他之威摄力。

       (三)互相尊重、互利互惠兼顾各地利益原则

       孙子将道中之仁,其构造从二人,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孔子重仁,是因为他了解到和谐社会关系对人类发展的重要性。适可而止之中庸之道、兼容并包之忠恕之道、达致信守言诺之诚明之道、和谐共存及互利之仁义之道,都应是中国与一路一带沿线国家、民族寻求共识之依据。简单言之,就是互相尊重、互利互惠兼顾各地利益原则。这也是以人为本兼重文化建设之延续和应用。为避免因协调失配、重叠建设和恶性竞争而导致资源浪费及丧失商机的后果,一路一带沿线的主政者能不三思乎?

       (四)创新为本方针

       孙子兵法注重出奇制胜,不战而屈人之兵。这需要为将者在战争中,能审时度势,出奇谋而致胜。故此,孙子将道中之智,实含有创新之深意。正是欠缺创新,使一度辉煌的香港在竞争力方面落后于深圳。“最新公布的全球竞争力排名、香港引以为傲嘅金融中心,由首位滑落至第三位!令人更伤心的是,在创新方面是最弱一环,排名全球二十七!今年是深圳特区三十五岁「生日」,三十而立,深圳在某些指针上,已跃居「世界级」;以腾讯的微信产品为例,已成为全球第五大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二○一四年,华为全球收入达到二千八百八十二亿元人民币,成了全球第一电讯设备商。唔讲「创新」呢一瓣,深圳的金融发展亦吸睛,前不久,深圳市政府提交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上半年预算执行报告显示,二○一五上半年,深圳金融业税收大幅增长七成,对整体税收增长贡献高达百分之五十六!”[15]

       上述已提及,人类系统之运作对象是人,而操作主体亦是人。故此,任何公共系统政策要有效实施从而得到施政对象的支持,施政主体首先須要公正地去明白施政对象之所欲。要有效掌握施政对象之所欲所需,可以通过民意调查、大型人口普查,以及各类型的研究,大数据技术便提供了一个科学化和方便的崭新工具。政府应尽量公开相关的大数据库,官方、民间智库應能参与更多的调研工作,使一帶一路建設投资及投标工作更具科举性。這是因為“大数据的特点是让我们有能力更准确了解过去和当下的社会实况,并有可能按趋势预测未来。……但今天的大数据能实现每秒钟刷新一次的实时更新,并积累海量资料,使我们对社会的认知发生改变,公共治理和政策制订也随之有产生质变的空间。”[16]

       上月国务院公布了《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要》,明确提出其中一个重点任务是「加快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推动资源整合,提升治理能力」。显示政府对于利用大数据提升公共治理能力的思路和重视。中国目前在这方面的研究探讨,主要集中在传统的技术创新,向理念创新的方向迈进;使政策制订者能够在新技术的基础上实现协同,最终构建出共享共治的平台,达致政府治理的创新。这其中涉及数据资源的互联互通、信息和公共政策的结合,以及对共享共治的价值推广等理念。

       大数据在这当中的创新之处,是数据开放跟过去一直强调的信息公开有本质上的差别。信息公开保证市民的知情权,而数据开放则是让社会大众获得利用权,并以此推动民众共治。而且,数据相比起信息,是更初级的原始材料,更少受到政府的处理所影响。中国现在对政府数据的开放仍然处于起步阶段,以北京和上海两个市级政府最为开放。

       事实上,开放公共数据资源,对于建设共享共治的新政府治理形态十分关键,是现今各地政府面对新科技和新意识下,如何构建新型公共政策决策和新管治模式的重要探索。同时,政府的这一方向,也将推动大数据产业的发展。

       上海今年便以交通数据开放为切入点,希望能够借助社会力量,发展基于开放数据的大数据创新应用,提出解决交通拥堵的问题。现时内地在这方面研究最领先的,包括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阿里数据经济研究中心等机构。[17]

       (五)经济发展战畧远大明确方针

       昔诸葛亮未出草芦,已定出先取荆州,后取益州,再出师北取中原之策略。此举进可攻,退可守。贤明之当政者必须敢于进取,就以多年前之香港而言,香港与珠三角融合后,必须扩大此区腹地,使西至云贵而达东南亚,东至福建而达台海,北至武汉而达长江中上游。尤其重要之是对外交通大动脉之建设:一是香港至武汉之高速货运铁路网络,此铁路网使珠三角之幅射线扩至中、西、北部,从而增加此等地区对珠三角之依赖;二是云南经缅甸至印度洋油管之铺设,此不但可解决泛珠三角供油之问题,更可避免船运经马六甲可能所受之干扰和威胁。腹地越大,则内销市场越大,人力、自然资源来源则越多。亦惟有如此布局,始能与其它区域竞争。

       2015年3月底,中国政府颁布完整的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文件。从中国西北经中亚、南亚、中东到欧洲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和福建經東南亞、南亞、非洲到歐洲的「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號稱涵蓋全球三分之二人口、三成GDP.一帶一路正式上路,此经济发展战畧将为中国提供何等机会及影响力?有论者认为:[18]

       【机会1】西欧国家靠拢「2.0中国」全速走出去!

       法定资本额1000亿美元的亚投行,是一带一路的关键武器,英国与西欧国家确定入座,无疑为习近平任内这个最大战略,打了一剂强心针。

       因为,欧洲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美国交情最深的盟友,更是一带一路最后交会的黄金终点。

       中国要绕过美国势力控制的太平洋第一岛链,从中亚经中东直捣「西方文化」核心,再连往非洲,整合自己的全球市场。一带一路成功的关键节点,就在欧洲。

       中国国家发改委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张燕生分析,中国改革开放至今35年,爬过第一座大山,经购买力平准后(PPP),中国GDP在去年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

       未来「新35年」(2014年到2049年),中国还有几座大山要爬–实质GDP与人均GDP超过美国、转向以智能驱动的经济成长等。「这些都要靠一带一路来完成,」张燕生说。

       一带一路让中国视野从13亿人的国内市场,转向70亿人的世界市场,「要举全国之力,让过去35年最好的东西走出去。」

       简单来说,一带一路是以改善亚洲基础建设、提振全球经济为外衣,解决中国内部经济社会问题为衬里的「中国崛起2.0版」。

       【机会2】新常态、新刺激 下一轮经济发动机!

       对内,一带一路扮演新常态经济发动机的角色。2014年,中国经济成长率7.4%,创下24年新低,经济成长减速,已是习近平口中的「新常态」。

       一位派驻北京八年的外国资深记者观察,中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四具马达:外人投资、对外出口、国内消费、政府公共投资,在这两年同时熄火。「一带一路是下一轮成长的新发动机,」他比喻。

       长期关注中国政经发展的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也点破,中国累积了4兆美元外汇存底,不能全部押在买外债,必须找到其它多元投资组合。「一带一路哪怕只能做三分之一,还是很好的新机会,」丁学良直言。

       对地方政府或对国、民营企业,一带一路意谓着中央会下放更多资源。中国33个省市区中,就有31个赶提计画,抢搭一带一路列车。截至去年底,中国最大的工商银行已提供109亿美元融资,给73个一带一路境外项目。今年中国国内还将有3、4000亿人民币的相关投资。

       【机会3】40年最大战略 下一站亚洲中心国!

       ……

       对外,一带一路是中国近40年最大幅的对外战略调整。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薛力认为,一带一路是5000年中国治理天下观念改变的分水岭。过去,中国是「修文德以来天下,外邦来不来,中国不care。」现在,中国不但主动走出去,且积极影响别人。「习近平改变了中国的自我定位,将中国从东亚国家,变成亚洲东边大国、亚洲中心国家。」薛力肯定地说。

       五、结论

       一带一路经济建设必须为沿线带来经济实惠。否则,此经济发展计划是没用的,是一巨型大白象,我国亦徒负大国重商主义之骂名。对外,我们必须新文化观建设先行及具备“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威摄力,此威摄力可以是军事上的,亦可以是金融经贸上的,更可以是外交上的;对内,我们必须完善政府、企业的运作法治体制及容许民间组织如智库的监督及参与更多的调研工作和现场调查考察,政府应尽量公开大数据库,使投资及投标工作更具科举性。

       一带一路之外部风险主要来自一带一路沿线之民族、文化、政治意识差异矛盾,而由这些差异矛盾所产生的怨恨经世代积累下来,根深蒂固,并非可轻易经由武力所能板平化解。美国近年武力进驻中东,意欲强植其政制、文化、基督教于当地多年,不见成效。中国欲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必先进行人心建设,则新文化观建设先行。中国传统王道文化及儒、道哲理可作为此新文化观之基石。中国儒学的物极必反、中庸之道哲理可使我们常怀谦卑之心,接受不同事扬,更易藉此板平解决各地之政治意识上之差异;中国儒学的“不知生,焉知死及敬鬼神而远之的提法”和老子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而道法自然”的理念,可以解决很多因宗教差异而产生的问题;中国儒学的“民胞物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忠恕之道”和老庄的“万物齐一”哲理,亦可解决很多因民族差异而产生的纠纷。政府应以此建立新文代观,以教肓国民、企业、行政部门及作为对外舆论、政策、企业文化之制定基础。

       一帶一路之内部体制风险,主要是指我国政府、企业运作的不完善及民间组织如智库的未能参与其事,导政投资计划的欠缺通盘考虑、粗枝大叶,花钱太「任性」,各级的贪腐行为及过度扩张的大国重商主义等。如上所论,中国要解决外部风险以进行一带一路建设,必先进行人心建设,则新文化观建设先行。然而要宣传、落实此新文化观,首重国民、企业、政府之身体力行,彼等之表率作用尤为重要,否则祗会适得其反。更重要的是,国民、企业、政府之言行应多代表国家、民族的长远策略、文化和形像。

       本文第三节对应一带一路的内外风险,作出九点策略提议,由此制定第四节之五项一带一路发展方针、原则;它们是:一是以人为本兼重文化建设方针;二是法治严谨原则;三是互相尊重、互利互惠兼顾各地利益原则;四是创新为本方针;五是经济发展战畧远大明确方针。

    【作者简介】
    范振汝,北京大学法学博士、香港国际孙子兵法研究会会长。
    【注释】
    [1]來源:https://zh.wikipedia.org/wiki/%E4%B8%80%E5%B8%B6%E4%B8%80%E8%B7%AF, 访问日期:2015年9月28日。
    [2]参见齐钧梓著:《铿锵令:NGO与一带一路》,香港《太阳报》,2015年9月28日。
    [3]参见李浩然著:《纵横捭阖:一带一路的民族挑战》,香港《东方日报》,2015年9月18日。
    [4]参见杨达著:《虎视寰球:美国沙特是敌也是友》,香港《太阳报》,2015年9月27日。
    [5]“退一步说,若不是布殊政府当年一念之差,将萨达姆建立的军队全数遣散,让上台执政的回教什叶派阵营建立以什叶派为骨干的部队,IS未必可轻易将前朝军事精英尽收旗下,以组织和纪律至上的军事模式推行恐怖主义计划。曾在伊拉克执勤的美国前中情局人员斯金纳认为,效忠萨达姆的前军官和情报人员,是去年IS狂风扫落叶侵略行动成功关键所在,伊北大城摩苏尔被攻陷,并非恐怖活动取得成功,而是军事行动之功。是故,虽然萨达姆在位时给IS崛起埋下伏线,但布殊牵头攻伊导致天下大乱,取代他的奥巴马恨错难返无力收拾残局,二人同样要为IS冒起负上巨大责任。若不计较是有心抑或无意,IS由美国一手制造出来的说法绝对是有的放矢。” 参见卞世闻著:《虎视寰球:萨达姆与伊斯兰国》,香港《太阳报》,2015年10月1日。
    [6]参见陳文鴻著:《坦言集:中東新局》,香港《东方日报》,2015年10月1日。
    [7]以下节段摘录自天下杂志571期 .载世界新闻网(http://www.worldjournal.com/3222707/article-%E4%B8%80%E5%B8%B6%E4%B8%80%E8%B7%AF-3%E6%A9%9F%E6%9C%833%E9%A2%A8%E9%9A%AA/?ref=%E4%B8%AD%E5%9C%8B&npg=2),访问日期:2015年9月28日。
    [8]当年基辛格秘访北京,意欲联华抗苏,就曾对周恩来明言,他此次来中国,祗因美国利益而来,而非基于对中国的感情。
    [9]在阿联酋,出租车司机多是巴基斯坦人。笔者每逢上出租车,当出租车司机知道我是中国人,他们都表现得特别高兴和热情,拍着我的肩膀,高呼「朋友」,「朋友」。但是,亦有一些巴基斯坦司机埋怨中国没有好好利用两国的特殊关系,帮他们搞好经济建设。由此观之,一带一路经济发展必須要为沿线带来经济实惠。
    [10]笔者在中东工作时,有一伊朗同事对笔者明言,中国与波斯相交二千余年,历史证明中国文化讲求双羸而现代西方人则追求独利。
    [11]参见范振汝菩:《超越西方人权论之现代双人权论及其法哲学》,载中国干部学习网:(http://study.ccln.gov.cn/fenke/faxue/fxjpwz/fxfxll/100627-5.shtml)。
    [12]参见齐钧梓著:《铿锵令:NGO与一带一路》,香港《太阳报》,2015年9月28日。
    [13]参见范振汝著:《仁道法学》,国际孙子兵法研究会2012年版,第一章。
    [14]上述五个方针、原则是作者书写《泛珠三角经济建设应依循的原则》(作者按:发表于2005年《穗港澳台工程师》(澳门)论坛》研讨会上)一文时所提出,它们都渊源自作者之《仁道法学》,而《仁道法学》是以人类仁权为中心思想。以人为本兼重文化建设方针来自孔孟儒家学说及孙子谋略,这会在第二、三、七章中作详尽之论述;《仁道法学》之主要内容,这包括人类仁权(双人权)之定义、西方单人权论之不足与双人权论优胜之处、中庸之道与道德、法律之应用等,则会在第三章及其它各章作深入之探讨;第二章第二节列举了人们愿意留下之八个成因和例子,以更好地解说人类仁权之概念和具体内容。哲学之重要性、中国传统文化之特征、中国普世价值观及中国发展模式与中国新文化建设之关系则会在第二章、第六章第八节中作撮要性之探索。法治严谨原则来自现代法学之法治精神,而中外主要法学学说及作者之自生规律及德法平衡论等创新学说在第五、六章有详尽之讨论;道法自然,作者之自生规律----政策----法律学说亦会在第四、六章作多层次之介绍和讨论;道德与法律之关系和平衡,道德之法律化及非法律化、知行合一会于第五、七章有所讨论。互相尊重、互利互惠兼顾各地利益原则来自孔孟儒学,特别是忠恕之道和老庄之万物齐一学说,这都会在第三、四、五和七章中加以讨论。创新为本方针来自老庄之自然无为及率性而为说,这会在第三和四章作详尽之讨论。经济发展战略远大明确方针可说源自荀子之人欲说,人有扩张之欲望,社会应该尽量提供远景愿望,这不但能满足人们之欲望,社会发展更需要策略性之图谋;荀子之“性恶说”或“人皆有欲”说是《仁道法学》之重要主柱之一,这会在第三章中作概括性之介绍。如何应用儒学教化、道德规条法律化和人民监察,以改善中国之人文状况,使能知行合一,则会在第七章中作深入之讨论。
    [15]见施友朋著:《笑看天下:金融告退 佛學興起》,香港《东方日报》,2015年10月1日。
    [16]见李浩然著:《縱橫捭闔:大數據改變社會認知》,香港《东方日报》,2015年9月30日。
    [17]见李浩然著:《縱橫捭闔:大數據與社會共治》,香港《东方日报》,2015年10月1日。
    [18]摘錄自天下雜誌571期 .载世界新聞网(http://www.worldjournal.com/3222707/article-%E4%B8%80%E5%B8%B6%E4%B8%80%E8%B7%AF-3%E6%A9%9F%E6%9C%833%E9%A2%A8%E9%9A%AA/?ref=%E4%B8%AD%E5%9C%8B&npg=2),访问日期:2015年9月28日。
    【参考文献】
    {1}范振汝著:《仁道法学》,国际孙子兵法研究会2012年版。
    {2}范振汝著:《缔约过失行为及诚实信用原则一一兼论德法平衡》,1999年北京大学法学硕士论文。
    {3}邱镇京著:《论语思想体系》,台北文津出版社有限公司2001年版。
    {4}陈鼓应著:《老庄新论》,上海古藉出版社1997年版。
    {5}陈谷嘉著:《儒家伦理哲学》,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
    {6}魏贤超主编:《道德发展与道德教育》,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7}〔法〕孟德斯鸠著:《法的精神》,(中译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三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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