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陪审团制度的重建及其对完善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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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诉讼制度
    【出处】《法律适用》2015年第2期
    【写作时间】2015年
    【中文摘要】从1993年俄罗斯在9个联邦地区率先试行陪审团制度开始,迄今已逾20年。本文在回顾俄罗斯陪审团制度历史沿革的基础上,对俄罗斯陪审团制度的设立背景、基本内容以及陪审团制度的实施效果进行了介绍。总结分析了俄罗斯陪审团制度实施过程中的出现的问题和有关经验教训,以及对我国未来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的启示。
    【中文关键字】 俄罗斯;陪审团制度;实施;问题
    【全文】

      俄罗斯早在1864年亚历山大二世进行司法改革时就引进了陪审团制度,其后,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废除了旧的陪审团制度,改为人民参审制度。1991年10月24日《俄罗斯联邦司法改革构想》(以下简称《构想》)的通过,标志着俄罗斯当代司法改革的开始。由于当时恰逢前苏联解体,俄罗斯的社会经济、政治制度发生了剧变,使得其司法改革不仅面临制度体系的变革,而且也面临着司法理念的巨大变革。其中,俄罗斯宪法和刑事诉讼法典确立的陪审团审判制度则是俄近年来司法改革成果的集中体现,也是俄罗斯由职权主义诉讼模式向当事人诉讼模式转变的一个缩影。陪审团制度的实施意味着俄罗斯一步跨越了其本身所属的大陆法传统,而从英美法中寻找其司法改革的灵感。[1]从1993年俄罗斯在9个联邦地区率先试行陪审团制度开始,迄今已20余年。
     
      一、俄罗斯陪审团制度的历史沿革
     
      (一)19世纪后期陪审制度的建立
     
      1861年,亚历山大二世开展了以废除农奴制度与改革司法组织为标志的自由主义改革运动。这次改革借鉴了西方现代司法中诸如司法与行政的分离、刑事程序的系统化、陪审团审判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等基本制度和原则。1864年《司法改革法》颁布。改革后的俄罗斯法院分为地方法院和高级法院和元老院三级。108个地方法院负责民事和刑事案件的初审,14个高级法院负责审理政治案件的初审和地方法院的二审案件,元老院则是最高法院、上告法院和最高司法监督机关。而陪审团参与审理的案件仅限于地方法院审理的严重刑事案件和元老院审理的上诉案件。虽然陪审制度的导人初步实现了俄罗斯司法与行政的分离和审判的公开性,但在实施过程中,也遇到了种种质疑和阻力。如俄罗斯贵族阶层不愿与解放的农奴们坐在一起参与审理案件、农村地区人口的文化素质低下问题使陪审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能否顺利施行受到质疑。尽管如此,1866年4月14日,第一个由陪审团审理的案件圣彼得堡地方法院开庭。一个星期之后,俄罗斯司法部长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国家议会法院主持了陪审团参与审理的案件。但是,直至1870年,由于财政方面的原因,俄罗斯政府只在全国44个地区中的23个地区的法院实施了陪审制度。20世纪初,陪审制度才在全俄罗斯范围内得以普遍适用。[2]
     
      这一时期俄罗斯陪审团制度最大特定是城市与农村地区的运作存在很大的不同。如在莫斯科、圣彼得堡和基辅等城市,陪审团大多由贵族、政府官员和手工业者等拥有一定财产者组成。而事实上当时俄罗斯人口的2/3都是农民。以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为例,当时这两个城市中有1/3的人口为农民。1875年,在莫斯科的20万25岁-70岁男性中,只有1万人被赋予陪审权,而实际被列入陪审员名册的人员(多为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富有农民)只占其中的5%。1883年,陪审团中贵族和政府官员的比例为54%,商人为14.6%,农民为5%。这些数据表明,在陪审员的选任上,俄罗斯城市地区存在着职业歧视。而在农村地区,特别是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农民占据了陪审团的多数席位。[3]
     
      最初俄罗斯只有15%的人口能满足陪审员的资格要求,如农民陪审员要求曾担任过社会公职,如村长、乡长、名誉治安法官、教堂执事,拥有100公顷以上的土地,年收入200卢布以上。城市居民要求有一定的不动产,或固定的收入,具体根据当地生活水平年收入从500卢布到2000卢布不等,或者属于第一、二等商人。并且必须在所在选区居住2年以上,不得为正在接受调查者、被判处刑罚者、破产债务人和极度贫困者。然而,由于农民多为文盲,难以有效履行陪审员职责,因此也招来不少非议。如1883年俄罗斯50个地区的陪审员名册中,只有24.5%的人能够阅读和书写。有些媒体因此嘲讽对陪审员的要求就是“无产者”。鉴于上述情况,1887年,俄罗斯颁布新的法律,允许在自愿的情况下免除陪审义务,并将担任陪审员的人员限制在懂俄语的范围内。[4]
     
      在需要审理具体案件时,以公开抽签方式选择犯名预备陪审员。检察官和辩护人可以申请陪审员回避,分别有权从名单中划掉3个人。受审人也可以申请陪审员回避,如有几个受审人,他们可在不少于18人的名单中选择回避的陪审员。余下的名单投人票箱之中,由法院院长从中抽出12人,组成出庭陪审团,另有2名陪审员,在上述12名陪审员因故出缺时作为替补。除陪审员之外,还需有3名职业法官作为审判员。其中1名法官为审判长。审判长一般由区法院的院长、副院长或刑事审判庭的庭长担任。[5]
     
      尽管这一时期俄罗斯的陪审制度受到了种种批评,但毋庸置疑的是,陪审制度是俄罗斯贵族阶层与农民阶层文化交流的桥梁,它使审判机关在审理案件时能够更广泛地代表不同阶层的利益。[6]
     
      (二)苏联时期的陪审制度
     
      1917年苏维埃革命之后,陪审制度被全面废除。1936年颁布的苏联宪法确立了人民陪审团制度。所有一审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都有1名职业法官和2名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审理。如果是恶性伤害案件,则由3名职业法官审理。人民陪审员与职业法官具有同等的表决权,既要解决法律问题,又要解决事实问题。但是,由于人民陪审员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在审理案件时往往容易受到职业法官的影响,久而久之,就出现了陪而不审的情况,难以真正实现人民参与审判的目的。另外,苏联时期人民陪审员基本没有什么经济上的补助,人们通常把作为人民陪审员参与审理案件当做一项荣誉,各单位也支持本单位人员去担任人民陪审员。因此,人民陪审员的经费一般是其所在单位给予的。而随着苏联由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换,人民陪审员的吸引力大大减小,除了退休后靠退休金生活的人,一般很难找到人民陪审员。加之司法实践中人民陪审团制度不能充分实现司法民主和防止司法腐败的功能。因此,随着民主呼声的高涨,公众开始呼吁重建陪审团制度。
     
      1991年11月21日,在总统叶利钦的建议下,俄罗斯最高苏维埃通过了《构想》法案,主要目的在于改革法院与司法制度,并将刑事陪审团制度的重建作为改革的核心。1992年1月,司法改革委员会向叶利钦总统提交了试行陪审团制度的请求书。1993年7月16日,修改后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正式将陪审制度引入刑事诉讼程序。同年11月12日俄罗斯联邦宪法通过,陪审团制度被宪法所确认(第20条和第47条)。2002年7月1日新的《俄罗斯联邦刑事诉讼法典》正式生效,该法典规定了适用陪审团审理案件的范围、一审法院陪审团审判的特别规定以及二审和三审法院可以撤销一审法院无罪判决和陪审团裁决的特殊情形等。2004年《俄罗斯联邦普通法院陪审员法》(以下简称《陪审员法》)颁布,进一步明确了陪审员的资格、法律地位和选任机制等问题。立法前夕,大部分议员与国民对陪审团毫无热情,法律人士甚至强烈反对。而俄罗斯之所以推行陪审团制度,一个重要原因是为了加人欧洲委员会,有必要在司法体制上弃旧图新。营造良好的国际形象与获得西方国家支持,而非俄罗斯官方和民间的衷心认同,才是俄罗斯陪审团制度出台幕后的主因。[7]
     
      虽然一系列法律的颁布为新陪审团制度的实施提供了依据,但陪审团制度在俄罗斯的重建并非易事。从1993年陪审团制度开始在莫斯科、伊万诺夫等9个地区试行至2003年陪审团制度在俄罗斯境内的全面实施,历经10余年。
     
      二、俄罗斯陪审团制度的基本内容
     
      (一)适用陪审团审判的范围
     
      根据《陪审员法》规定,联邦普通法院陪审员参加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各联邦主体最高法院、各军区(舰队)军事法院一审刑事案件的审理。由陪审法庭审理的案件,一般为可能被判处3年以上徒刑的严重犯罪或特别严重的犯罪案件。是否由陪审法庭进行审理,选择权归刑事被告人。但在共同犯罪中,只要有一人选择了陪审法庭,整个案件都由陪审法庭审理。而如果一个人犯有数罪,则只要其中一罪归陪审法庭管辖,被告人就有权选择陪审法庭。[8]
     
      (二)陪审员的资格和选任
     
      陪审团由12名年龄在25到70岁之间的俄罗斯公民组成,在案件开庭审判之前临时随机遴选产生,该案件审判结束即告解散。也就是实行所谓的“一案一组成”的原则。
     
      《陪审员法》对担任陪审员的消极条件作了规定,即不能成为陪审员和预备陪审员的人员包括:在编制陪审员候选人名单时不满25岁;存在未失效或者未解除的前科;被法院认定为无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行为能力人;因酗酒、麻醉瘾、吸毒、长期和间歇性精神失常而在戒瘾或者精神病防治所接受治疗者;犯罪嫌疑人或者实施了犯罪行为的刑事被告人;不掌握诉讼程序当中应用的语言;具有生理或者生理缺陷妨碍正常参加法庭审理刑事案件者。在下列情形下,公民可以申请将自己从预备陪审员总名单或备选名单中剔除:不掌握诉讼所用语言的人;有医疗证明所确认的健康状况不能履行陪审员职责的人;年龄超过65岁的人;担任国家公职人员或者在自治地方组织机关中担任选举职务的人;军人;法官、检察官、侦查员、调查员、律师、公证员或者有专业职称的内务机关、对麻醉品和精神药物负有监督职责的工作人员、法警、海关机关、刑事执行机关和机构人员以及根据特别许可从事侦探活动的人员;神职人员。这首先要由本人向法院提出申请,符合条件者可以免除义务。
     
      俄罗斯联邦行政主体最高行政权力机关每4年编制一次预备陪审员总名单和备选名单。参加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刑事案件审理的预备陪审员由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行政部门从联邦各主体为法院编制的预备陪审员总名单和备选名单中随机遴选。陪审法庭对具体刑事案件进行审理首先要由法官做出是否由陪审法庭审理的裁决。根据这一裁决,法庭书记员或者助理法官运用同样的随机方法从总名单中选出裁决指定数额的候选人,并将其列入陪审员预选名单中。根据刑诉法典的规定,将在案件审理时担任审判长的法官有权根据候选人的口头或者书面申请将他们从名单中删除,例如,有3岁以下子女的妇女,以及有正当理由不出席审判庭的其他人员。法院以此为根据编制到庭陪审员名单,并按照名单在开庭7日前向列入名单中的陪审员发送传唤到庭传票。传票上标明开庭日期、时间和地点。这一名单要在法庭开庭时交给控辩双方。此时,要根据《陪审员法》的规定审查预备陪审员是否符合规定,并对他们是否能够客观中立地审理该刑事案件的可能性做出评定,以便最后确定陪审团的成员名单。陪审团由经过控辩双方提出的有因回避和无因回避等程序后剩下的12名预备陪审员组成,另有2名备选陪审员作为替补。进人陪审团的12名陪审员在评议室用公开表决的方式,按多数决规则选举一名首席陪审员。首席陪审员的职责是领导陪审员评议、根据委托向审判长提出问题和请求、宣读法庭提出的问题、总结投票结果和宣读陪审团判决。[9]
     
      (三)陪审团的职责与评议
     
      根据2002年《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第334条(1)的规定,陪审团审理案件时,应决定3个主要问题:被告人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实际存在;被指控的犯罪行为是否为被告人所为;被告人所实施的行为能否被认定为有罪。庭审结束后陪审团进行评议。与英美法系陪审制度不同的是,评议结果可以采取多数表决制。虽然法律对评议时间没有明确的限制,但如果3个小时内陪审团不能达到一致通过的裁决时,则允许多数表决。在多数表决的情况下,有罪裁决须经7票以上同意;无罪裁决只要6票同意即可。[10]陪审团在裁决书中也可就减轻被告处罚问题向法官提出建议,如虽然被告犯有罪行,但并无杀人故意,应从轻处罚等。
     
      (四)对陪审团审理案件的上诉
     
      与英美法系陪审团裁决不得上诉的做法不同,俄罗斯法律允许对陪审团审理的一审案件提出上诉。二审法院可就一审的有罪或无罪判决进行审理,并撤销一审判决。通常由联邦最高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审理对陪审团审理的一审案件提起的上诉案件。法庭由3名职业法官组成,就一审判决是否违法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法律是否错误和刑罚是否存在不公正等情况进行审查。[11]但对无罪判决的审查仅限于由控方或被害人提起、并且陪审团在违反刑事诉讼法的情况下作出的无罪裁决限制了控方和被害人权利的情形。
     
      (五)陪审员的待遇
     
      鉴于苏联后期曾广泛地出现公民不愿担任人民陪审员的现象,从而造成基层法院人民陪审员数量严重不足的教训,俄罗斯改革者们建立了一种独特的陪审员补偿制度。公民经过法定程序被委以陪审员的重任以后,在其参与的整个审判活动期间,将获得相当于本法院的一名法官同时间应得工资的1/2数量的经济补偿。陪审员获得补偿的时间可以延伸到法院一开始将其召集来接受法庭审查的时间。同时,陪审员如果能够证明法院给予的经济补偿要少于他们在其同时间的本职工作中所获得的报酬,法院将根据后一标准计算补偿费用。不仅如此,陪审员在参与法院审判期间所花费的食宿费用以及他们来往法院所需要的交通费用等都要按照职业法官所享有的待遇加以补偿。[12]
     
      三、陪审团制度的实施情况
     
      尽管陪审团制度实施以来遭到了不少批评,但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数量还是比较大的。有学者对1994年至2000年对俄罗斯率先实施陪审制度的9个地区陪审团审判情况进行了统计发现,陪审团审理案件的无罪裁决比例,相对于法官审理时的比例要高得多(苏联时期法官审理案件的无罪裁决率一般不高于0.5%)。[13]因为适用陪审团审理的案件多为重罪案件,高比例的无罪率使众多俄罗斯官员大惊失色,纷纷指责陪审团心慈手软,罪犯逍遥法外。法官也抱怨陪审员感情用事,难堪大任。无罪率大幅飙升,也与普通俄罗斯民众朴素的正义感强烈抵触,陪审团制度的社会认同急剧下降。不过学者们认为这种现象是俄罗斯转型时期的特殊表现。在俄罗斯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人们对社会、司法制度和政府官员存在严重的不信任感和不满。由于前苏联时期人民陪审团制度未能充分发挥其司法民主和司法独立的作用,因此人们通过运用改革后的陪审制度和陪审团作出的独立裁决来表达民主参与的存在感。另外,即使在陪审团制度成熟的英美法系国家,陪审团审判的无罪裁决率一般也为10%左右,远远高于法官单独审理的案件,所以陪审团审判的无罪判决率高问题是陪审制度中的正常现象,也不足为奇、无须过于紧张。并且,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裁决不得被提起上诉,因为他们认为一旦公民集体裁决的案件被提起上诉,就失去了陪审团参与审判的意义。这充分显示了英美法系国家对陪审团裁决的信任和尊重。[14]
     
      与“无罪裁决”相对的是,公诉机关对一审无罪判决提起上诉的案件中,30.7%(1996年)到48.6%(1997年)的一审判决被最高法院裁定撤销。[15]如此高的撤销比例,也显示了俄罗斯引人陪审团制度初期民众与官方的法律意识与理念的博弈。应该说,这种博弈并非出自于制度本身的缺陷,而是体现了对陪审团制度理解上的差异。虽然陪审团制度在实施过程中招致种种非议,但并没有阻碍其前进的步伐。2004年之后,俄罗斯境内除车臣之外的所有地区开始全面实施陪审制度。
     
      2004年之后,全国范围内地方法院适用陪审团审理的案件呈逐年上升趋势,说明被告人更愿意选择陪审团对自己的行为进行裁决。但无罪判决率除2010年外,基本上在20%上下,没有太大波动,并且与前期9个试行陪审团审判制度的地区数据基本一致。2010年虽然陪审团审理案件比例有所上升,但无罪判决率却下降到了14.9%。这可能与2009年1月梅德韦杰夫总统签署的排除危害国家政权犯罪—叛国革命间谍与恐怖主义活动适用陪审团审理的法令有关。该法令将适用陪审团审理案件的范围缩小了10%以上。[16]这项法令让期待陪审团减少司法不公的人权活动人士大为失望。独立法律专家波尔亚科娃说:“当局可以轻而易举控制法院,但陪审团不会轻易就范。没有陪审团,法官与检察官难免沆瀣一气。”[17]
     
      四、俄罗斯陪审制度存在的问题
     
      陪审团制度作为俄罗斯司法改革的核心内容,自20世纪90年代开始实施以来直至2004年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得以推广并最终被社会接纳,其间经历了10余年的艰苦探索。通过10余年的实践可以发现,俄罗斯的陪审制度存在着如下问题。
     
      (一)关于陪审团审判的无罪判决率高问题
     
      与普通法庭审理案件时的不足1.5%的无罪判决率相比,过去10年里陪审团审判的无罪判决率在18%左右。这种现象曾招致各种对陪审制度的质疑和抱怨。其实,比较英美法系的相关数据可以看出,无罪判决率高不过是陪审团审理刑事案件的对抗性特点所致。如果被告人不选择适用陪审团审判,有可能意味着他更愿意在庭审中被判决有罪并获得较宽大的惩罚,反之亦然。因此,无罪判决率或是有罪判决率本身并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一方面,陪审团审理的一审案件往往是具有争议性的案件,而这些案件在所有刑事案件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0%。其余90%多的由职业法官审理的一审案件一般都是犯罪事实清楚、无可争议的盗窃、抢劫、人身伤害、持有麻醉品等案件。所以不难理解为什么法官审理的案件无罪判决率要低得多了。另一方面,从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在实践中所撤销的一审陪审团裁决的无罪判决理由来看,大部分是由于主审法官在庭审中未能采纳合法证据、不能及时制止控辩双方的不当行为以及向陪审团阐述问卷形式的错误等原因造成。联邦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在谈及刑事审判质量问题时就指出,实际上陪审团审判的无罪判决率并不高。很明显,无罪判决率高的根本原因在于对陪审团审判这种新的庭审形式的不适应,或者说,给陪审团审判造成消极影响的不是那些陪审团,而是职业法官。[18]他们应当对大量的无罪判决被撤销这一事实负责。因此,应当加强对职业法官的培训,使他们尽快适应对抗式庭审制度对法官素质的要求。当然,这也绝非一朝一夕所能做到的事情。
     
      (二)限制陪审团审判的范围问题
     
      2008年,恐怖主义犯罪被排除在陪审团审判的范围。原因是俄罗斯联邦南部地区的陪审员们因担心恐怖主义犯罪被告人的亲戚、朋友对其进行报复而在裁决中对被告人过于宽大或作出无罪判决。因为据官方调查,这些被告人都是从事恐怖活动或犯罪行为的非法武装组织或犯罪团伙的成员。根据新的法令的规定,这些恐怖主义犯罪将由3名法官组庭进行审理。然而,修订后的法律仍然保留了其他严重刑事犯罪的被告人的陪审团审判权,如严重的谋杀罪、绑架罪和强奸罪等。这种对陪审团审判案件范围的限制立即引起被控恐怖主义犯罪的被告人的抗议,他们将取消其陪审团审判权的问题提交到了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2010年4月19日俄罗斯联邦宪法法院裁定支持原来的法律并揭示了陪审团审判的宪法意义。联邦宪法法院认为立法者的局限性限制了陪审团审判的范围。[19]而2009年梅德韦杰夫总统就曾指出,他认为人们可能过于抬高陪审团审判的能力了。他强调说对陪审团审判进行限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建议将有组织犯罪排除在陪审团审判范围之外。因此,许多学者认为俄罗斯总统对陪审团审判的指责反映了立法者对公民宪法权利的干涉,[20]这将有可能侵蚀司法的独立性、削弱陪审团制度的司法功能。
     
      (三)民事案件未能适用陪审团制度
     
      英美法系国家的陪审团制度既适用于刑事案件,也适用于民事案件。以美国为例,陪审团每年审理的刑事案件约为10万件,而民事案件约为20万件。可见,民事陪审团审判对国民的教育作用尤为重要。因为刑事案件对普通民众而言,似乎与自己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毕竟刑事犯罪的被告人在国民人口中所占比例还是微乎其微的。而民事案件则不同,它与人们的日常生产、生活息息相关。任何人都有可能需要通过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另外,从陪审团审判的功能看,其宗旨在于实现司法民主、防止司法腐败。而司法腐败往往更容易产生在民事案件的审理过程中,而非刑事案件。所以民事陪审团审判的教育功能、司法功能及其效果的影响力要远远大于刑事案件的审判。然而,陪审团制度在俄罗斯仅适用于严重的刑事案件,而不及于民事案件。原因有两点:其一,在庭审过程中向陪审员解释民事程序的细节问题会给法官带来麻烦,拖延审判时间,提高诉讼费用。其二,职业法官在审理相似的民事案件时受先例的约束,从而使判决更具可预见性和可确定性。这也会促使争议双方选择其他的争议解决方式,减少法院的压力。陪审员审判在民事案件中的缺位或多或少地会影响到社会对其价值的认可和实施效果的评价。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颇感遗憾的事情。
     
      不过,自20世纪90年代起,俄罗斯建立了一种新的法庭形式—仲裁法庭。与普通仲裁机构不同的是,最高仲裁法院是常设的正式诉讼法院。仲裁法庭通常由1名职业法官和2名专家陪审员组成,适用于审理经济纠纷和外商投资引起的争议案件。俄罗斯高级仲裁法院负责审理对仲裁法庭判决提起的上诉案件。2002年7月《仲裁诉讼法案》修订后,俄罗斯开始引人专家陪审制度。即经一方当事人请求,法院可以允许当事人双方从其提供的专家名册中各选择一名专家与职业法官组成合议庭。专家一般是经济、金融、法律、管理等领域的管理人员并至少拥有5年的从业经验。法院提供的专家名单来自各地区商业协会或消费者协会等团体或组织推荐的人员。专家陪审制度从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陪审团制度在民事案件中缺位的遗憾,同时,也可以从专业知识上为案件审理提供有效的帮助。
     
      (四)资金问题
     
      陪审团制度有效实施依赖于客观物质条件,适应新的诉讼方式必须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以改造旧的司法系统,包括新建、改建办公场所,配置相应办公设备,增加司法人员及其辅助人员,培训相关的法律工作人员。对俄罗斯经济来说,这无疑是一个较大难题。陪审团制度的运作本身还面临着一系列棘手的问题。虽然在试行阶段俄罗斯国会批准了一项财政预算,提供9个区司法系统15亿卢布,这些资金都用于添置设备,而在更需要资金支持的人员培训计划上却没有一个卢布投入。[21]
     
      (五)法官、检察官、律师等的职业技能问题
     
      如前所述,虽然陪审团审判的高无罪裁决率使该制度饱受质疑与非难,但从最高法院撤销无罪判决的理由可以看出,造成陪审团制度有可能“沦为保护有罪者的工具”根本原因并非陪审员对法律的无知所造成,而恰恰是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未能及时适应陪审团制度对“对抗式”庭审形式的要求导致的操作不当。这种操作不当可能会造成大量被告人逃脱法律的制裁,变相地纵容犯罪;甚至会削弱陪审团制度的司法功能,偏离改革的初衷。因此,对于俄罗斯这种一直采用大陆法系诉讼模式的国家,在短时间内实现庭审方式的巨大转变还是非常困难的。这不仅仅需要对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者进行专业技能方面的培训,而且更需要转变他们的司法理念和意识。
     
      虽然俄罗斯陪审制度的推进之路充满坎坷,但作为宪法保障的一项权利,它已经在俄罗斯司法体制和俄罗斯社会法律意识中得以牢固地确立。其政治意义、法律意义以及制度本身的优点远大于缺陷。在试行阶段,陪审团制度的实施出现了令改革者们大体上满意的效果,据俄罗斯学者在萨拉托夫等地的实地调查,陪审团制度的许多方面都有效地发挥了作用。如侦查人员现在以更加职业化的方式来侦查案件,他们意识到侦查工作的结果是使陪审团相信被告人有罪,而不依赖于法官。任何一项制度的建立和实施都需要一个适应和完善的过程。正如普京所言:“这(对陪审制度的批评)不意味着我们要终止陪审制,相反,我们要加以改进陪审团运作,大力强化陪审制,保障陪审员独立性与人身安全。”[22]然而,从司法实践统计的数据看,陪审团审判只能在89个区级法院实施,在俄罗斯2500多个包括治安法院在内的法院系统中只占少数(从2004年-2010年的统计数据可以看出,陪审团审理的案件只占全部刑事案件的0.05%左右),其功能发挥更加有限。
     
      五、俄罗斯陪审团制度对我国的启示
     
      俄罗斯陪审团制度的重建是国内社会转型时期司法改革与民主进程的需要。目前,我国也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种社会矛盾也不断涌现。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体系的初步形成和司法改革进程的逐步推进,司法民主与司法公正要求对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完善。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中指出:“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保障公民陪审权利,扩大参审范围,完善随机抽选方式,提高人民陪审制度公信度。逐步实行人民陪审员不再审理法律适用问题,只参与审理事实认定问题。”俄罗斯陪审团制度的实施提醒我们,对域外司法制度的移植应与本国诉讼传统、文化传承和国民整体素质相结合,既不能完全照搬,也不能全盘否定。我国目前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下列问题。
     
      (一)公众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认知度和认同度低
     
      在笔者之前进行的一项关于人民陪审员制度问卷调查中,[23]在回答“是否了解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一题时,只有39.7%的人选择了“了解”;而41.19%的人选择了“不了解”;19.1%的人选择了“不太清楚”。其中回答“了解”人民陪审员制度者中,警察、检察官、法官、律师、法学教师等执法者和法律职业者占76.81%。换而言之,除去法律职业者之外,普通民众对人民陪审员制度的了解率是23.19%。可见,公众对我国人民陪审制度的认知度是非常低的。认知度的高低直接影响人民群众参与陪审的力度和广度,也直接影响陪审制度功能的发挥。
     
      (二)选任机制难以实现陪审制度的基本功能
     
      全国人大常委会2004年通过的《关于完善人民陪审员制度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7条、第8条规定人民陪审员统一以基层人民法院院长提请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方式产生。该规定改善了现行《人民法院组织法》对人民陪审员产生方式的规定过于原则的缺点,规范了陪审员的产生规则。但是这种选任方法实质上是把陪审员的选任权利交给了法院,把决定权交给了人大常委会。事实上,各基层法院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做的。据笔者调查发现,基层法院在选任人民陪审员时主要有两种模式:一种是个人(向法院)申请→法院审核→人大任命方式;一种是单位(向法院)推荐→法院审核→人大任命方式。而后一种单位推荐的模式占了很大比例。不难看出,两种选人模式的实质决定权由法院掌握,人大任命基本上成为一种形式程序。法院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人民陪审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陪审员的范围。并且每个法院在选定人民陪审员时的标准也各不相同。有的法院甚至将有一定程度的法律知识(最好有法律专业大专以上文凭)作为选拔标准之一。此外,人民陪审员还要经过政审等一系列复杂的选任程序,导致陪审员中中共党员比例占绝大多数。这不仅有悖陪审制度设立的初衷—将民众朴素的情感、价值观和伦理道德等融入到法律之中;也不利于人民陪审员对法院及法官的监督。
     
      (三)法院与陪审员对陪审制基本理念和价值的理解偏差
     
      从陪审制度的产生和发展可以看出,陪审制度设立的初衷是用民众朴素的道德情感弥补法官的惯性、理性法律思维,使判决既符合法律基本原则和规定,也符合社会道德标准,提高民众对法院裁判的接受程度。因此,在许多国家都排除法律职业者和有法律专业知识的人作为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而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践中,却倾向于选择有一定法律知识的人作为陪审员参与案件的审理。笔者在对10多家基层法院的调研中发现,大部分法官和陪审员都认为陪审员应具有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最好是法律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甚至有些人民陪审员以自己拥有法律专业知识为傲,认为正是自己拥有一定的法律知识,才能充分发挥陪审制度的功能和价值,与法官进行充分的辩论和探讨。绝大多数法官也更愿意让具有一定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员充实到陪审员队伍当中。因为他们认为与这类陪审员更容易沟通,不必花费大量时间去为陪审员解释相关法律知识,可以省去很多麻烦。殊不知,陪审制度最重要的功能和价值就是对法官的补充功能和对民众教育功能。即用广大民众的朴素社会情感弥补法官的理性思维和通过民众积极参与,使之获得一定的法律知识,提高国民的司法意识。如果陪审员具有一定的法律专业知识,势必更多地从法律层面思考案情,虽然可能与法官较容易沟通和达成一致,但难以对法官的定向思维起到补充作用。另一方面,将陪审员局限于具有一定法律专业知识的人,将失去陪审制度的教育功能,难以提高国民整体的司法意识。
     
      (四)任期过长,不利于陪审员的正常流动
     
      对于人民陪审员的任期问题,被调查的许多法官认为目前我国的国情更适合采用任期制的陪审制度。但对任期的期限,却看法不一。根据《决定》规定,人民陪审员的任期为5年。这与同级大民代表大会代表的任期相同。有的陪审员和法官认为,任期制既可以降低陪审员培训成本,也增强陪审员的稳定性。陪审员可以在任期期间内积累庭审经验,丰富自己的法律知识。有一定庭审经验和法律知识的陪审员在与法官就案情和裁判等问题进行讨论和合议时更容易达成一致,可以节省合议时间,提高办案效率。有的法官虽然认可任期制的上述优点,但认为5年任期过长,应以1-2年为宜。因为有些社会陪审员往往因本职工作过于繁忙无法参与庭审工作,而法院只能在其任期届满之后才能选任新的陪审员,因此不利于陪审员的流动。笔者认为,陪审员的任期过长,容易在某种程度上使人民陪审员沦为“编外法官”。因为陪审员如果长时间与法官一起审理案件,难免被法官同化,形成惯性思维;另一方面,陪审员的任期过长也难免与某些法官形成较为密切的联系。所以,任期过长会减少更多的民众参与司法活动的机会,既不利于陪审制度的普及及其价值的发挥,也不利于陪审员充分发挥其对司法活动的监督作用。
     
      (五)无专门的管理机构,法院负担过重
     
      笔者调研中发现,有的法院已经设置了驻院陪审员,有的法院拟设置驻陪审员。如前文所述,驻院陪审员一方面可以随叫随到,方便法院组成合议庭;另一方面,还可以弥补基层法院法官过少问题。也就是说,驻院陪审员可以身兼数职,既可以当书记员用,也可以当陪审员用,还可以送达法律文书,拟定相关司法文书等。这也是基层法院在选任陪审员时倾向于找一些具有法律专业知识者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果选任过多的社会陪审员,每次开庭审理和合议时,主办法官或法院负责管理陪审员的部门都要协调社会陪审员的时间,这样无形中会增加法院工作的负担。所以,法院方为了简单快捷,多选用本院或本庭常驻陪审员组成合议庭,从而使案件审理在程序上合法。
     
      (六)职权规定模糊,难以有效发挥陪审作用
     
      虽然法律法规中明确了陪审员与法官的享有同等职权,但并未明确规定陪审员在错案中的责任。在实际审判过程中,陪审员与法官职责分工不明一方面使陪审员因自身法律知识和社会阅历欠缺,存在自卑心理,不敢发表意见。另一方面法官的错案终审追究制导致法官在裁判中处于绝对主导地位,制约了陪审员作用的发挥。因此,应当根据《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的要求,明确界定人民陪审员和法官的职权,人民陪审员负责案件事实问题的认定,法官负责法律解释和法律适用。发挥各自优势,各尽其能,克服“陪而不审”、“审而不议”现象。
     
      除上述问题外,人民陪审员制度在实施过程中还存在着待遇过低,陪审员参与热情不高;人民陪审员构成缺乏广泛性和代表性等问题。
     
      通过俄罗斯陪审团制度实施效果,我们可以从提高公众对陪审制度认知度人手,在各法院辖区的人大下设陪审员专门管理管理机构、明确界定陪审制度的价值与功能、扩大陪审员选任范围、提高陪审员待遇以及厘清陪审员权利与责任等方面对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进行改进和完善,使之真正成为人民参与司法的重要途径。
     
      结语
     
      陪审团制度的重建,意味着俄罗斯庭审形式将发生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是以司法理念和司法意识的转变为前提的。陪审团制度的政治职能和司法职能具有积极的、无可替代的作用,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对法官、检察官和律师等法律职业者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陪审团制度的重建,必然伴随着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制度的改革以及相关法庭审理程序和形式的转变。这将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纵然陪审团制度在俄罗斯已经经过了10多年的实践,但对其进行效果的优劣评价还为时过早。但我们相信,俄罗斯陪审团制度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和教训,将为我国人民陪审员制度的改革提供有益的借鉴。

    【作者简介】
    胡云红,国家法官学院副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联合培养博士后,日本横滨国立大学法学博士。 
    【注释】
    [1]范纯:“论俄罗斯的司法改革”,载《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7年第2期。 
    [2]Sergey A. Pashin,The Reasons for Reintroducing Trial by Jury in Russia Revue internationale de droit penal, 2001/1 Vol. 72, p. 253-257. 
    [3]Wayne S. Vuciniched., The Peasant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 (Stanford Univ. Pr., 1969),p. 263. 
    [4]同上注,p. 264. 
    [5]王志华:“转型时期俄罗斯的陪审制度”,载《环球法律评论》2007年第2期。 
    [6]Kim Young Ok, Study on Russian Jury System. http//www.google.com.hk/,2012年2月12日访问。 
    [7]俞飞:“陪审团制度的历史变迁”,载《法制日报周末版》2009年8月24日。 
    [8]同注[5]。 
    [9]同注[5]。 
    [10]参见《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第334条(2)-(3)。 
    [11]参见《俄罗斯联邦刑事法典》第379条(1)-(4)、385条(2)。 
    [12]陈瑞华:“陪审团制度与俄罗斯的司法改革”,载《中外法学》1999年第5期。 
    [13]Choi Dong Ryul, Russian Jury System, Data publication (II) 2004. 5,Judiciary Reform Committee, pp. 677. 
    [14]同上注。 
    [15]同注[13]。 
    [16]根纳季·埃沙柯:“由陪审团审判:概览”,载《司法新声》第97期。 
    [17]参见http://www.supcourt.ru/second.php and http://www.cdep.ru/index.php?id=5 respectively, 2012年2月13日访问。 
    [18]同注[16]。 
    [19]参见http://www.rg.ru/2010/05/07/upk-konst-dok.html, 2012年2月13日访问。 
    [20]同注[16]。 
    [21]章礼明:“评俄罗斯刑事陪审团制度的重建”,载《河北法学》2004年第8期。 
    [22]“陪审团制度的历史变迁”, http://blog.sina.com.cn/s/blog-593a7df30100r7af.html,2012年3月20日访问。 
    [23]2011年4月-8月,笔者以问卷调查的形式就普通民众对陪审制度的认知情况进行了调查,收回有效答卷335份。其中警察36人、检察官4人、法官4人、法学教师22人、律师45人、其他职业者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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