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大陆有组织犯罪的现状、发展趋势及其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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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犯罪学
    【出处】《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3年第3期
    【写作时间】2013年
    【中文摘要】有组织犯罪是指3人或3人以上,为了获取非法经济利益而形成一定的组织,以组织体的形式实施特定或不特定犯罪的犯罪现象。在我国大陆法律语境下,有组织犯罪可以划分为普通犯罪集团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黑社会组织犯罪。
    【中文关键字】有组织犯罪;现状;发展趋势;对策
    【全文】

       一、有组织犯罪的概念与特征

       有组织犯罪译自英文“Organized Crime”,原本为犯罪学上的概念,即它是以犯罪活动的组织性特征为主要标准,从犯罪现象中划分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犯罪类型。鉴于该种犯罪现象的快速发展和其所具有的特殊的社会危害性,各国纷纷对其进行了法律规制,从而有组织犯罪也上升为一个法律概念。[1]

       对有组织犯罪不论进行法律规制,还是进行理论研究,都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界定有组织犯罪的概念。但遗憾的是,迄今为止国际社会还没有一个统一、精确和规范的概念。究其原因在于,各国有组织犯罪的实际存在形态有所差异,所面临的有组织犯罪形势也不尽相同,因而各国的立法者与学者对有组织犯罪的认识也就不可能一致。为了便于在国际语境下探讨有组织犯罪问题,同时加强打击有组织犯罪的国际合作,本文主张,有组织犯罪概念的内涵应当尽可能地抽象出各国有组织犯罪的共同特征,从事实描述的角度去界定,而其外延则要根据各国的立法规定与具体情况而定。基于此,有组织犯罪可以界定为,3人或3人以上,为了获取非法经济利益而形成一定的组织,以组织体的形式实施特定或不特定犯罪的犯罪现象。

       从这一定义出发,有组织犯罪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有组织犯罪的成员应当达到3人或3人以上。有组织犯罪作为一种组织性犯罪,其成员自然不可能是一个,而两个人也很难被称为组织。实际上,有组织犯罪的成员至少有四、五人,一般都能达到十几人、几十人,只有3个人的是极个别情况。而像组织遍布世界各地的意大利“黑手党”这种黑社会组织,其党徒有几十万之多。

       第二,有组织犯罪的成员形成了一定的组织,并以组织体的形式实施犯罪。首先,有组织犯罪的成员必须形成一定的组织,不论这一组织形式是松散的,还是紧密的,此即“成员的组织性”。也就是说,该组织是以多次实施犯罪为目的建立起来的,且该组织打算长期存在,而不是为了仅仅实施一两次犯罪而临时纠合在一起。其次,有组织犯罪是以组织体的形式实施犯罪,即有组织犯罪往往是成员之间分工合作,共同完成的,此即“行为的组织性”。“成员的组织性”决定了“行为的组织性”,但是“行为的组织性”无法推导出“成员的组织性”,因为,未形成一定的组织而临时纠合的复数行为人也可以共同实施犯罪,但这种共同犯罪的危害性与有组织犯罪的危害性是有着显著不同的。“成员的组织性”使犯罪组织具有了有计划地长期进行集团性不法活动的能力,并具有形成与合法社会控制相对抗的邪恶势力的趋势。对社会的安宁与秩序而言,有较之单独的个人犯罪和一般性的多人犯罪更加持续、更加广泛和更加深刻的特殊社会危害性。{1}因此,有组织犯罪的本质特征在于其“成员的组织性”,而不是单纯的“行为的组织性”。

       基于此,本文不赞同那种仅仅侧重于“行为的组织性”而理解有组织犯罪的观点(即只要复数行为人有组织地实施了犯罪,就应当认为是有组织犯罪,而不论这些行为人是否形成了一定的组织)。{2}这种观点必然导致有组织犯罪概念外延的扩张;相反,如果基于“成员的组织性”而理解有组织犯罪,则其外延会大大限缩。此外,有组织犯罪既然已经从犯罪学的概念上升为法律概念,那么,一国有组织犯罪概念的外延就应当紧密结合该国立法的规定进行界定。据此,在我国大陆法律语境下,有组织犯罪应当包含普通犯罪集团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黑社会组织犯罪。

       第三,有组织犯罪集团实施特定或不特定犯罪的目的是为了获取非法的经济利益。有组织犯罪集团实施的犯罪多种多样,有的犯罪组织“专吃一行”,如抢劫集团、盗窃集团、诈骗集团等;有的犯罪组织实施的犯罪并不限于某一领域,即只要有利可图,则任何违法犯罪行为都会实施,如贩毒、组织卖淫、赌博、收取保护费等。但是,不论实施何种犯罪,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经济利益,甚至是暴利。也就是说,有组织犯罪集团成立并长期存在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追逐巨额的、长期的经济利益,而不是为了其他目的,如推翻政权、传播某种理念等。这是有组织犯罪与恐怖主义犯罪以及邪教组织犯罪的关键区别。当然,有组织犯罪也可能涉及杀人、伤害、放火、毁坏财物等与经济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犯罪,但这些犯罪通常是犯罪组织为了获取经济利益而采取的手段,或者是帮派之间发生利益争斗时所实施的犯罪,换言之,有组织犯罪集团不是为了实施这些犯罪而成立并存在的。

       二、我国大陆有组织犯罪的现状与发展趋势

       新中国建立后,随着政府开展严厉而持续的清匪反霸、镇压反革命活动,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以帮会为代表的黑社会组织受到了毁灭性打击,至20世纪50年代初,除了港、澳、台的黑社会势力外,中国大陆的黑社会势力已彻底肃清。{3}之后,我国在经济上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社会管理上实行严格的行政控制以及在对外交往上实行闭关锁国政策,这些因素使有组织犯罪在我国失去了滋生、发展的土壤,因而在其后长达30年的时间里,有组织犯罪在我国大陆处于空白状态。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我国的经济体制、社会结构以及对外政策等方面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绝迹了30多年的有组织犯罪也随之在我国大陆死灰复燃并迅速发展。时至今日,我国大陆的有组织犯罪已经经历了30多年的发展历程,以下将对其若干现状与发展趋势进行分析。

       (一)我国大陆有组织犯罪的具体形态、各自所占比重及其发展趋势

       如前所述,在我国大陆的法律语境下,有组织犯罪可以划分为普通犯罪集团犯罪、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以及黑社会组织犯罪,它们分别代表了有组织犯罪的初级、中级和高级发展形态。{4}

       第一,普通犯罪集团。普通犯罪集团是指具备有组织犯罪的上述特征,但又未发展成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犯罪集团。

       第二,黑社会性质组织。根据我国《刑法》第294条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应当同时具备以下特征:(1)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2)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3)以暴力、威胁或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4)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第三,黑社会组织。我国大陆是否存在黑社会组织这种高级的有组织犯罪形态?对这一问题,立法者给出了较为明确的否定性回答。现行《刑法》第294条规定了3个罪名:组织、领导、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罪以及入境发展黑社会组织罪。显然,立法者对境内与境外的有组织犯罪形态刻意作了区分,以此表明我国境内不存在黑社会组织。学界一般认为,立法者的这一态度是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即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也不应该存在与“光明社会”相对抗的黑社会。相比较而言,学界对这一问题一直存在肯定说与否定说之争。肯定说在批评基于意识形态的立法规定的同时,主要分为两种观点:一是认为,我国大陆事实上已出现黑社会犯罪这一典型的、高级的有组织犯罪形态;{5}二是认为,不能以发达国家的典型有组织犯罪或中国解放前的黑社会犯罪作为衡量标准,而应当从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具体发展情况出发作出判断,即只要我国现阶段存在比普通犯罪集团更高级的有组织犯罪就应当承认其为黑社会犯罪。{6}

       本文赞同否定说,认为我国现阶段还不存在黑社会犯罪这种最高形态的有组织犯罪。有组织犯罪被称为“全球性的瘟疫”、“世界三大犯罪灾难之一”,可见,其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犯罪现象,需要我们从国际性的视角把握它。与意大利、美国、日本等国家的有组织犯罪形态相比,我国现阶段的有组织犯罪集团,不论是成员的数量、组织的严密程度、存续的时间,还是犯罪的实施方式、活动的区域、对社会、经济、政治的影响力,都远远有所不及。既然“黑社会犯罪”指代有组织犯罪的最高形态,那么,从全球性的视角来看,我国大陆现阶段的有组织犯罪当然不能称为黑社会犯罪。立法者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考虑而否认我国存在黑社会犯罪,当然是不可取的,但从国际有组织犯罪的发展情况看,我国立法的规定恰恰反映了我国大陆有组织犯罪的发展现状,因而应当予以肯定。需要指出的是,有组织犯罪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发展形态与特点,因而需要我们立足于具体的社会条件和经济、政治环境去研究它。但是,不同形态的有组织犯罪更多地反映出其作为一种特定的犯罪现象所具有的共性的特征与规律。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认为,只有从全球性的视角才能完整地把握有组织犯罪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全过程。就我国大陆的有组织犯罪而言,如果不对其进行打击而放任自流,其极有可能发展成像“黑手党”这种成熟的、最高形态的有组织犯罪。如果将我国大陆现阶段的有组织犯罪称为黑社会犯罪,那么,当其发展成最高形态时又该如何称呼呢?事实上,将我国大陆现阶段典型的有组织犯罪称为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而不是黑社会犯罪,并不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困扰,因而,在名称上,现行立法无需作出修改。

       1.普通犯罪集团。现阶段,作为有组织犯罪初级形态的普通犯罪集团基数庞大,并且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其数量还将继续上升。我国目前贫富差距非常悬殊,地区发展严重失衡,社会正式控制机制较弱,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官员腐败现象严重,这一系列的问题容易诱使社会底层人员拉帮结伙,共同走上犯罪道路。现阶段,我国大陆的有组织犯罪中,由普通犯罪集团实施的还是占多数,因为普通犯罪集团不像黑社会性质组织那样,需要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只要3人以上为了获取非法经济利益而形成一定的组织,实施犯罪行为即可。认定上的低标准不仅体现了二者在社会危害性上的差距,而且决定了普通犯罪集团的基数必然大于黑社会性质组织。在上述一系列社会问题无法在短期内解决的情况下,由普通犯罪集团实施的有组织犯罪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还将继续增加。

       2.黑社会性质组织。现阶段,在我国大陆,黑社会性质组织发展迅速,其犯罪活动已进入活跃期,但在持续的高压打击下,在今后一段时间内其将出现一定程度的萎缩。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在有组织犯罪中所占的比重没有普通集团犯罪大,但它是我国有组织犯罪的典型形态,同时也是我国打击的重点。值得一提的是,进入21世纪后的十余年是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活跃期,我国面临的“打黑”形势相当严峻。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已经开展了两次全国范围的“打黑除恶”专项行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据中国“打黑办”副主任、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廖进荣披露,从2000年12月持续到2003年4月的第一次全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共打掉涉黑组织600余个,而2006年开始持续到现在的“打黑除恶”专项斗争,全国共打击涉黑组织2131个,年均查获涉黑组织426个;扣押的涉黑涉恶总资产已达数百亿元。{7}鉴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特殊社会危害性以及目前严峻的“打黑”形势,2009年7月7日,在中央政法委会议上,国务委员、公安部长孟建柱将深入推进“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特殊重要性首次提升到了维护社会和谐稳定、巩固党的执政基础的高度;而在2011年9月16日召开的全国深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上,中央政法委书记周永康要求继续保持对黑恶犯罪严打高压态势,要敢于碰硬、除恶务尽。{8}从我国特殊的国情以及执政党的这种态度来看,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目前的发展势头必将受到一定遏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会呈现一定程度的萎缩,但幅度不会太大。

       3.黑社会组织。如前所述,目前我国大陆还不存在黑社会组织这种有组织犯罪的最高发展形态。从现阶段的国情以及“打黑”形势来看,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我国大陆出现黑社会组织的可能性非常小。

       (二)有组织犯罪集团的结构以内部控制的紧密型为主,但外部利用的松散型结构开始增多

       现阶段,就我国普通犯罪集团的组织结构而言,绝大多数还是传统的内部控制的紧密型模式,即组织成员较为固定,成员之间往往存在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从而形成一种自上而下的“金字塔型”等级结构。在这种组织结构中,上层通过“个人威信”、“帮规”、“家法”等对下层实施紧密的内部控制。这一组织结构同样适用于相当数量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一般而言,发展较为成熟的普通犯罪集团或黑社会性质组织至少都具有三层以上的等级结构,即组织者、领导者明确,骨干成员固定,其他成员基本稳定。根据我国学者对1997年至2010年4月间一审判决的327个黑社会性质组织案件的统计,48.47%的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三层以上的等级结构。{9}但是,近年来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外部利用的松散型结构开始增多。具体是指,犯罪组织中只有上层的少部分核心成员比较固定,而且他们不直接参与犯罪,而充当打手或具体实施违法犯罪行为的底层人员则不固定,主要从社会闲散人员或有劣迹的人员中临时雇佣,即组织结构底层松散化。由于组织的核心成员比较固定,因而没有破坏组织的稳定性;而外围成员又具有高度的流动性,因而兼顾了组织的灵活性。同时,组织的核心成员规模较小又隐身于外围人员之后,使得犯罪组织的隐蔽性得到进一步加强。可以说,组织结构的这种新变化更加有利于犯罪组织的生存和发展,因而采用这种组织结构的犯罪组织今后很可能继续增加。

       (三)有组织犯罪的“合法化”现象、趋势明显,犯罪手段的暴力性特征显著并出现多样化趋势

       考察国外大量的有组织犯罪现象可以发现一个规律,那就是,随着有组织犯罪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发展,其“合法化”程度也同步提升,即犯罪组织会努力给其违法犯罪行为披上“合法”的外衣,最常见的方式就是成立各种名义的公司,利用公司作掩护实施各种违法犯罪活动。从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我国大陆的有组织犯罪开始显现出“合法化”趋势,时至今日,这一现象已经比较普遍,如在我国“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中打掉的黑社会性质组织中,超过50%的组织开办了企业。黑社会性质组织通过开办企业实施违法犯罪活动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成立公司之后,以公司为幌子,暗地里实施贩毒、组织卖淫等与公司业务无关的犯罪活动;二是成立公司之后,以暴力、威胁、收买等非法手段霸占市场、垄断行业,通过看似合法的经营行为攫取超额的非法经济利益。通过“合法化”,犯罪组织可以尽可能避免与司法机关正面冲突,从而可以确保组织的长期存在和可持续发展。因此,可以肯定,“合法化”是有组织犯罪发展的必然趋势。

       与“合法化”趋势相伴生的就是犯罪手段的多样化。有组织犯罪集团在成立、发展的原始阶段多使用组织性的暴力来实施犯罪,与其他组织争夺势力范围或对抗司法机关的打击。犯罪手段的暴力性特征在我国大陆的有组织犯罪中特别明显,根据我国学者对327个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统计,分别有74.1%的犯罪组织涉及故意伤害罪,有70.6%的犯罪组织涉及寻衅滋事罪,有57.0%的犯罪组织涉及敲诈勒索罪,有38.6%的犯罪组织涉及聚众斗殴罪,有32.9%的犯罪组织涉及非法持有枪支弹药罪,有28.5%的犯罪组织涉及非法拘禁罪。{11}随着有组织犯罪的“合法化”程度不断提高,犯罪组织往往会避免使用显性的暴力,以免引人注意,即使确有必要,它们也会注意掌握暴力的“度”,以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为了使经济利益最大化,当今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更加注重向经济与政治领域渗透,而其使用的往往是贿赂、威胁、参选等非暴力手段。犯罪手段的多样化趋势在我国大陆的有组织犯罪中也有所体现,其表现形式主要有贿赂、出场摆势、言语恐吓、跟踪滋扰、聚众哄闹等。{12}随着打击力度的加大,犯罪手段的多样化趋势今后将更加明显。

       (四)有组织犯罪向政治领域渗透的现象与趋势日渐明显

       考察国外的有组织犯罪现象可以发现,有组织犯罪在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都会向政治领域渗透,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犯罪组织的长期存在以及获得长期的非法经济利益。就我国大陆而言,这一现象在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中最为明显。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实施违法犯罪行为虽不是认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必要条件,但也是重要条件。这表明,我国大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通常都会在合法政权中寻求和培植自己的“保护伞”。其方式通常有以下两种:第一,通过金钱、美色、社会关系等拉拢、腐蚀国家工作人员为犯罪组织的长期存在和发展提供保护。这里有两个现象值得注意:一是县处级以下(包括县处级)人员涉黑犯罪问题严重,二是政法机关是“保护伞”的易发区。{13}第一种现象的发生与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活动区域以区县为主有直接关系,而第二种现象的发生是因为政法机关处在“打黑”第一线,需要犯罪组织重点“攻关”。第二,犯罪组织头目以金钱开路,骗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政治光环,试图实现由“黑”变“红”的转型。{14}

       近年来,黑社会性质组织向政治领域渗透的现象又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是通过暴力、威胁、贿赂等手段,操纵选举,直接控制农村基层政权;二是通过收买有权势的上级领导,控制下属组织谋取暴利。{15}

       (五)有组织犯罪的地域性特征强,但具有跨区域、跨境活动的趋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大陆的有组织犯罪发展十分迅速,但与国外发展成熟的有组织犯罪相比,我国大陆的有组织犯罪在各个方面还显得比较原始,其中一个方面就是我国大陆有组织犯罪活动的地域性特征比较明显。具体而言,在我国大陆,有组织犯罪集团虽占有一定地盘,有一定势力范围,但活动区域十分有限。在农村一般不超出本乡镇、本县,在城市一般不超出本区、市。{16}跨省活动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比较少见,而在全国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可以说没有。虽然有组织犯罪集团的活动区域具有局限性,但我们不能对此掉以轻心,因为在市场经济与全球化时代,不同区域的犯罪组织相互勾结,境内组织与境外组织相互勾结,境外组织向境内渗透是必然趋势,而且就某一犯罪组织而言,当其在某一区域发展成一定规模之后,其组织机构和影响力必然会延伸到其他区域甚至其他国家。事实上,目前我国大陆的有组织犯罪已出现了这种趋势。目前,美国、日本、东南亚和台湾、香港、澳门的黑恶势力在大陆都有所渗透。而在中国内地不时发生的从组织海外非法移民到组织跨境卖淫偷渡,以及境内外相互勾结运输、贩卖毒品,实施网络诈骗以及跨境暴力催讨赌债、雇凶杀人等犯罪活动,都是有组织犯罪区域化、国际化的具体表现。{17}

       三、我国大陆有组织犯罪若干发展趋势的相应对策

       犯罪是一种社会现象,其产生有复杂的原因。有组织犯罪作为犯罪现象的高级形态和复杂形态,其产生原因更加复杂,因而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的对策应当是多方面、多层次的。针对上述的我国大陆有组织犯罪现象的若干发展趋势,下文将提出直接而有针对性的对策,至于更深层次的原因探析与相关对策则不再展开。

       (一)针对有组织犯罪中各种具体形态所占的比重及其发展趋势所采取的对策

       首先,应加大对普通犯罪集团的打击力度,贯彻“打小打早”的刑事政策。现阶段,我国重点打击的有组织犯罪集团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而对普通犯罪集团的打击力度则相对较弱,这显然不利于预防和惩治有组织犯罪。理由如下:其一,黑社会性质组织虽然严重破坏了生活、经济、政治秩序,但普通犯罪集团犯罪所占的比重毕竟更大,而且今后一段时间内其数量还将继续上升,因而,我国司法机关不应当也没有理由“抓大放小”。其二,普通犯罪集团是有组织犯罪集团的初级形态,如果对其放松打击,则会发展成黑社会性质组织这一中级形态。按照我国刑法的规定,黑社会性质组织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组织更加严密,而且往往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这些特征决定了打击黑社会性质组织的难度明显大于普通犯罪集团,如果放松对普通犯罪集团的打击,就会坐失打击有组织犯罪的最佳时机,从而导致“有组织犯罪形成和发展期不打”、“成型坐大后又打不动”的被动局面与恶性循环。

       其次,我国应当继续保持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高压态势。在持续的高压打击下,当前我国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的发展势头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我们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研究表明,我国大陆过半数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的存在时间都不长,一般是1-5年,但具有升级演变快、再生能力强的特点。近几年在一些地区,一年半载就能形成较成熟的黑恶势力,还存在一定区域或行业打掉一个组织不久就形成一个新的犯罪组织替代的现象,也就是所谓的“割韭菜”现象明显。{18}因此,在打击黑恶犯罪时,一定要对其保持高压态势,坚持“打早打小、露头就打”的方针,防止其成型坐大,泛滥成灾。

       再次,我国刑事立法应当对黑社会犯罪作出规定。虽然现阶段我国大陆还不存在黑社会组织,而且立法者基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不承认我国会有黑社会组织,但这些并不能成为立法不规定黑社会犯罪的理由。因为,第一,我国大陆没有黑社会组织并不意味着大陆的法院不可能审判有关黑社会组织的犯罪案件。我国《刑法》有关于属人管辖、保护管辖、普遍管辖的规定,因此,我国法院完全可能审判我国公民在境外实施的黑社会犯罪案件以及境外黑社会组织在境外实施的犯罪案件。另外,在我国大陆境内也可能发生国外黑社会组织实施的共犯行为。{19}第二,刑事立法应当具有一定的预见性和前瞻性,虽然现阶段我国大陆还没有黑社会组织,但这不代表大陆以后绝对不会出现与黑社会组织相关的犯罪。更何况,立法对黑社会组织犯罪作出规定并不代表我国大陆就现实地存在黑社会组织。

       (二)针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结构的松散化趋势采取的对策

       有组织犯罪集团结构的松散化趋势对刑事司法提出了新的要求。总体而言,在办理这一类型的有组织犯罪案件时,司法机关不能被表象所迷惑,把有组织犯罪误认为是临时纠合的一般共同犯罪,而一定要注意“顺藤摸瓜”,以具体实施犯罪的行为人为突破口,通过各种侦查手段找出其背后的犯罪组织并确定其核心成员。鉴于有组织犯罪的特殊社会危害性以及犯罪集团的隐蔽性和较强的反侦查能力,我国可以借鉴国外的立法例,适当降低刑事司法程序的标准,建立以电子监控、卧底行动、污点证人司法豁免制度和证人保护计划等为核心内容的特别追诉制度。这一追诉制度不仅有利于打击传统结构的有组织犯罪,而且对于侦破新型结构的有组织犯罪案件同样有效。

       (三)针对有组织犯罪的“合法化”趋势以及犯罪手段的多样化趋势采取的对策

       1.针对有组织犯罪的“合法化”趋势

       如前所述,有组织犯罪“合法化”的最常见方式就是成立各种名义的公司、企业后,要么以公司、企业为幌子,暗地里实施各种违法犯罪活动;要么通过霸占市场、垄断行业,以看似合法的经营行为攫取超额的非法经济利益。针对第一种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单位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条规定个人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而设立的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实施犯罪的,或者公司、企业、事业单位设立后,以实施犯罪为主要活动的,不以单位犯罪论处。可见,按照司法解释的规定,第一种情况是不能构成单位犯罪的。这一点对于打击有组织犯罪有重要意义。因为,我国刑法对单位犯罪一般采取双罚制,而在双罚制下,自然人受到的处罚在有些犯罪中会轻于自然人犯罪。第一种情况不能认定为单位犯罪,意味着犯罪集团成员不能以单位犯罪为由得到较轻的处罚。因此,为了有效地应对这种“合法化”趋势,司法机关不能被公司、企业在形式上合法成立的表象所迷惑,而要注意调查、分析公司、企业的实际活动内容。针对第二种情况,需要从三个方面进行打击:其一,由于犯罪组织是通过暴力、威胁、贿赂等非法手段霸占市场、垄断行业,因而首先应当对非法手段牵涉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其二,应当对公司的经营活动牵涉的强迫交易罪、洗钱罪、与证券、期货相关的一系列金融犯罪以及其他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打击;其三,在公司发展到一定规模之后,其对行业的垄断将更多的是靠自身雄厚的实力,而不再是采取各种非法手段。为了最大程度地限制犯罪组织通过经营活动获取犯罪资金,就必须重视动用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等经济法对其进行规制。

       2.针对犯罪手段的多样化趋势

       由上文可知,犯罪手段的多样化可以概括为犯罪手段的非暴力化,而非暴力化带来的问题就是无法对其中一些行为进行有效的打击。例如,由于我国刑法中没有规定暴行罪、胁迫罪、强要罪等犯罪,因而对于“打而不伤”、出场摆势、言语恐吓以及聚众哄闹等行为无法进行刑事打击,而只能进行行政处罚,有些甚至连行政处罚都无法给予,而只能按照民事侵权行为处理。针对这种情况,我们首先应当确定某种行为是否由一定犯罪组织实施,如果是,就应当将重点放在打击、瓦解犯罪组织本身上,而对于犯罪组织实施的一系列行为,则要在追究刑事、行政、民事责任时,从重、从严把握。

       (四)针对有组织犯罪向政治领域渗透的趋势采取的对策

       针对这一趋势,我们在总体上要采取两方面的对策:第一,加强廉政建设、加大对贪污贿赂犯罪的打击力度,最大限度地防止黑保护伞的形成。这是防止有组织犯罪渗透的第一道“防火墙”,而其中应当重点关注的就是县处级干部队伍与政法机关的国家工作人员。第二,应当完善干部任用制度、政治选举制度,加强农村基层政权建设,防止黑社会性质组织的成员蒙混过关,进入合法政权内部,尤其应引起注意的是人大代表、政协委员以及各种村官的职位。

       (五)针对有组织犯罪集团的跨区域、跨境活动的趋势采取的对策

       首先,针对跨区域活动的趋势,我国应当尽快在中央建立专门的反黑领导机构,再组建一支国家级的打黑专业队伍。这支队伍的主体应当从公、检、法抽调精兵强将组成,并相对独立于各政法部门,直接对反黑领导机构负责,再辅之以法律、金融等相关行业的专家组成顾问团,主要负责全国反黑情报的收集、研判、立案、流转、指导等工作。{20}这种做法的优势在于,可以从中央层面掌握和分析全国有组织犯罪态势,制定宏观的打击战略和方针,协调各执法部门工作,统筹打击力量,确保打击效果;相对独立和高级别的机构也能较少受到“保护伞”的干扰,有利于深挖国家公职人员中的“内线”。{21}

       其次,针对跨境活动的趋势,应当加强国际合作。具体而言,我国应当缔结和参加反有组织犯罪的相关国际公约,如我国于2000年签署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我国应当与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广泛地签订反有组织犯罪的司法协助协议,以解决刑事管辖权冲突、跨境证据收集、犯罪人引渡等相关问题;中央专门的反黑领导机构也应当加强与国外反黑机构的联系与情报交流。

    【作者简介】
    李颖峰(1983-),男,吉林延吉人,武汉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注释】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法学会2012年度部级法学研究重点课题“中国有组织犯罪实证研究”[CLS(2012) B210]的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1]如美国制定了《联邦有组织犯罪控制法》、联合国制定了《联合国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公约》等。与此不同,其他一些国家的立法则并没有直接使用有组织犯罪的概念,而是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规定了不同的有组织犯罪形态,如意大利的黑手党组织犯罪、日本的暴力团犯罪、中国的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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