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利贷行为的犯罪学思考
2014/1/15 13:27:01 点击率[339]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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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类别】犯罪学
    【出处】《犯罪研究》2013年第5期
    【写作时间】2013年
    【中文关键字】高利贷;犯罪学
    【全文】

       高利贷是民间借贷的一种形式,然而,无论是我国的民事法律还是刑事法律中,都未见有高利贷的准确定义。2002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取缔地下钱庄及打击高利贷行为的通知》中规定:“民间个人借贷利率由借贷双方切、商确定,但双方协商的利率不得超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不含浮动)的4倍。超过上述标准的,应界定为高利借贷行为。”由此,我们一般将民间高利贷界定为发生在自然人与自然人之间以及自然人与单位之间的借贷利率超过了银行同期贷款利率4倍的情况。应当说,因高利资本身属双方自愿的借贷行为,体现了借贷双方的契约自由与意志自治,而且高利贷也存在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率、满足市场对资金的需求、刺激经济发展等特点,虽然国家层面出于利息管制等需要,对超过金融机构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的4倍的部分不予以保护,但却并未影响高利贷的长期存在。

       近年来,受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人民法院审理的民间借贷纠纷数量急剧攀升,大量民间借贷背后隐含着市场对资金需求的同时,也伴随着大量“高利贷”现象的增加。据调查,在温州有89%的家庭(或个人)和56.67%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规模约为800亿元,民间拆借年利率从12%到96%不等(即月息1分到8分)。除浙江温州外,江苏、福建、河南、内蒙古等地民间发放高利贷的行为也非常普遍,并有愈演愈烈之势。高利贷行为的不断发生,也使得非法集资案件数量迅猛增长,群体性事件、恶性追债案件频发,高利贷成为刑事犯罪的重要诱因,其引发刑事犯罪的问题日渐突出。因此,对高利贷引发的刑事犯罪加以分析,同时对高利贷引发刑事犯罪的原因进行探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高利贷引发刑事犯罪的对策建议,便成为摆在刑事理论及实务工作者面前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高利贷引发的刑事犯罪分析

       从司法实践来看,高利贷是刑事犯罪的重要诱因,其常常诱发并伴随涉众、涉黑等重大刑事案件,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高利贷易滋生集资诈骗案件

       高利贷引发的刑事犯罪中,牵扯面最广、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当属集资诈骗罪。2010年12月,南京润在生物公司总经理孙海瑜因犯集资诈骗罪一审被判处死刑,其非法集资数额高达40多亿元,案发时仍有6.5亿元集资款无法追回;2012年1月,原湖南三馆房地产开发集团有限公司总裁曾成杰因犯集资诈骗罪二审被湖南省高院维持死刑判决,其集资诈骗金额达8.3亿元;2012年5月,东阳“亿万富姐”吴英因非法集资7.7亿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上述案件中,犯罪分子通过高额利息引诱他人集资,案件的涉案人数众多,少则上千人,多则上万人,无法追回的诈骗款数额十分巨大,给广大群众的财产权益带来了巨大损失,而且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社会危机,严重影响了社会和谐与稳定。

       (二)高利贷成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常用手段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有关吸收公众存款的法律、法规,非法向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存款,扰乱金融秩序的行为。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侵犯了商业银行或合法金融机构向不特定对象吸收存款的专营权。高利贷经营者为了筹集放贷资金,以优惠利率向不特定对象非法吸收存款,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有着中国金融生态县之称的福建省武平县,截至2010年底,注册登记的各类担保公司共计31家,未注册登记的不计其数。在利益驱使下,这些担保公司偏离担保主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通常以年息20%—30%的高额利息从个人手中集资,再转手以年息50%—60%的高息贷出。2010年11月,在当地被称为“饲料大王”和“养猪大王”的武平县农牧饲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刘立英即因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被逮捕。

       (三)黑社会性质组织往往通过高利贷敛财手段聚敛财富

       黑社会性质组织不约而同地采用高利放贷手段来聚敛财富,以维持其组织正常运作。高利贷的高额利润给黑社会性质组织提供了有力的财力支持。重庆陈坤志涉黑团伙案中,陈坤志团伙发放高利贷4.8亿余元,非法获利1.2亿余元,为该涉黑团伙的组织运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同时,陈坤志涉黑团伙发放巨额高利贷的行为对重庆的民间借贷市场产生了重大影响,严重扰乱了重庆房地产行业的正常经营。

       (四)高利贷容易诱发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讨债型犯罪

       高利贷本身是不受法律保护的行为,放贷者由于无法获得司法救济,往往采用非法拘禁、故意伤害等犯罪手段来索回贷款。从全国范围来看,因高利贷而引发的讨债型刑事犯罪呈不断上升之势。以上海市松江区人民检察院为例,2006—2011年,该院共受理由高利贷引发的刑事案件107件,其中非法拘禁案件96件,占据所有由高利贷引发的刑事犯罪的89%。司法实践中,为追讨高利贷而引发的刑事案件日渐增多,高利贷成为诱发社会不安定的重要因素之一,对社会上的各类非法活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五)高利贷为赌博犯罪提供资金支持,加剧了赌博犯罪

       高利贷为赌徒从事赌博活动提供了资金支持,使得赌博活动的赌注提高、持续时间延长,增加了赌博活动的危害性,赌博场所成为高利贷的重灾区。上海浦东新区法院2007年度审理由于赌债而引起的非法拘禁案共9起,占全部索债型非法拘禁案的比例为42.9%,而这9起中又有7起是涉嫌高利贷赌债的。在百度上输入“高利贷与赌博”,可以找到3430000条相关条目。高利贷与赌博犯罪紧密相连,涉赌型高利贷的广泛存在也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

       三、高利贷引发刑事犯罪的原因探究

       当前,伴随着全国多地高利贷现象的大量增加,高利贷引发刑事犯罪的问题日渐突出。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中,既有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暴露出的体制、机制方面的缺陷,也有监管缺位、执行不力造成的不良影响,同时,还包括法律规范的模糊导致的对案件进行司法处理时的不确定性等因素。

       (一)民间金融体制尚不完善,难以满足市场对贷款的巨大需求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和完善,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规模已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然而,与此同时,民间的金融体制一直没有充分放开。在我国现阶段,以银行为主体的正规金融机构,难以满足市场对贷款的巨大需求。一方面,金融机构以极低的利率吸纳存款,资金的持有者往往因银行存款无利可图,而不愿将资金存入银行,导致大量资金闲置,这给民间高利贷的存在提供了温床;另一方面,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门槛很高,在高度的风险意识之下,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审批程序复杂,发放贷款所需的时间冗长,使得相当一部分符合贷款条件却急需贷款的人,对机构贷款望而生畏。尤其对于中小企业而言,由于其自身存在的弱点和不足,例如财务制度不健全、受市场不稳定因素的影响大等,往往无法顺利获得正规金融机构的贷款。因此,不少经营者为了维持企业自身的运转乃至生存,只能向高利贷融资。市场对资金的庞大需求与金融机构对市场需求的满足能力有限的矛盾,给民间高利贷的存在提供了巨大的空间。部分企业经营者、担保公司、银行、社会公众等争相在高息放贷中食利,导致集资诈骗案、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频发,因索偿高利贷而实施的非法拘禁、故意伤害案件也屡见不鲜。

       (二)金融市场监管缺位、执行不力,导致行业经营失范、失调

       一方面,当前金融市场的监管为多头监管,容易产生监管真空地带。对于从事放贷经营的金融机构或准金融机构,在经营许可、业务资格审批、备案以及资金流向审核等方面分属不同行政部门管理,各管一段,对融资业务难以形成整体性评价和监管合力。另一方面,当前金融市场的监管模式为分业监管,监管的标准并不一致。银行贷款业务监管归属人民银行、银监会;典当和融资租赁业务监管归属商务部;小额信贷监管归属各地政府;对民间借贷甚至尚未形成监管制度。上述情况导致资本市场上的各种融资平台,在包括业务规范、利率执行、风险防范等制度上,政出多门,缺乏有效协调。最后,部分金融市场监管制度虚设,执行不力,缺乏落实。以典当行为例,商务部自2008年以来先后颁布了6项部门规章,内容涉及典当业务管理、风险防范、人才培养、行业发展等诸多方面,但当前典当行业不规范经营,甚至吸收民间游资变相发放高利贷现象仍屡见不鲜,这与上述制度是否得到有效执行有直接关系。

       (三)相关法律规范存在模糊之处,使得案件处理存在困难

       我国刑法中,并未有对民间高利贷行为定罪的显性规定,理论及司法实践中对于民间高利贷行为是否构罪的问题存在很大争议。有论者认为,应当将民间高利贷行为认定为《刑法》第225条规定的非法经营罪,因为民间高利贷行为完全符合非法经营罪的构成要件。近年来,司法实践中也出现了一些民间高利贷行为被认定为非法经营罪的司法判决。在被称为“高利贷第一案”的湖北武汉涂汉江非法经营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刑二庭复函公安部经侦局称,高利贷行为系非法从事金融业务活动,属于《刑法》第225条第4项所规定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秩序的行为”,构成非法经营罪。该复函虽不属于司法解释,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其对司法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导向作用。此外,也有一些学者指出,将高利贷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违反了形式判断先于实质判断的定罪规则,在定罪作业过程中,先进行实质判断而入罪,有悖罪刑法定,破坏了法治原则。上述两种观点针锋相对,莫衷一是,给司法实践中准确处理此类案件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四、治理高利贷引发刑事犯罪的对策

       高利贷的繁殖、蔓延有其深层次的背景与原因,在承认高利贷具有弥补金融信贷资金不足功能的同时,必须高度重视由高利贷问题而引发的刑事犯罪,多管齐下、综合治理,努力减弱乃至消除高利贷的不利影响。

       (一)积极培育发展民间金融市场,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

       2012年两会期间,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谈及吴英案时明确提出,应允许并引导民间资本进入金融领域,使其规范化、公开化,既鼓励发展,又加强监管。培育发展民间金融市场,化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减少因高利借贷行为引发的刑事犯罪,一方面应积极培育民营中小金融机构,包括民营银行、村镇银行、信用社、小额贷款公司等,以增加借贷市场上贷方货币的供给,为中小企业的融资提供便利。同时,支持发展金融服务产业,包括金融咨询机构、评估机构、担保机构、经纪公司等,为中小企业融资提供金融服务。此外,应建立健全中小企业贷款管理制度,简化贷款审批程序。银行等金融机构应搭建专业化的管理平台,确保可用于中小企业借贷的资金额度,从产品开发、业务流程、风险控制、营销宣传等方面创新优化服务方案,建立中小企业的信用体系,完善银行的风险定价机制,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加快民间金融创新步伐,积极开发新的民间金融产品,为中小企业提供方便安全的投融资渠道。

       (二)完善金融市场规则和法律体系,加强执行与监管

       要加快构建符合金融市场发展规律和国际惯例的市场规则和法律体系。修改完善对典当、小额贷款、民间借贷等融资业务的法律和行政法规,提高立法层级,改变目前仅有少量、不完全的部门规章,甚至无章可循、规范缺失的状况。同时,在立法过程中,既要注意各种金融业务的特性,制定各具特点的行业规范;又要看到资本在上述平台之间谋求逐利流转的本性。因此不同部门甚至同一部门出台的法规之间在借贷利率、操作标准、业务规范等方面应当有系统、全面的考量,尽量做到协调一致,以防止资本恶意钻双轨、多轨制的空子。

       在法规的执行与市场的监管方面,各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切实履行自身的监督和管理职责,一方面要根据金融业务发展产生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制定和修改行政规范性文件,以防出现制度性真空;另一方面要加强对各种融资业务的现场管控、实时检查和动态监督。要克服因多头管理、监管分散所带来的各自为政、不相协调的问题。人民银行、银监会、商务部以及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加强沟通和协调,尽快建立信息互通、行政决策和风险处置协调机制,探索建立金融风险防范协同联动机制,形成整体和系统的监管合力。

       (三)明确高利贷行为的刑法定性,避免刑法干预的过度和泛化

       尽管法律界基于对高利贷的传统认识以及对高利贷所派生的犯罪的忧虑而对高利贷始终持贬义态度,然而,应当承认高利贷具有弥补金融信贷资金不足的功能,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率、刺激经济发展,高利贷本身也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借贷双方的契约自由与意志自治。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就指出,要重新认识高利贷:取缔高利贷是不合理的。耶鲁大学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也指出,“打击放高利贷者不是解决问题,而是恶化高利贷问题:禁止民间借贷只会令高利贷者走向极端。”高利贷行为在本质上是一种民间借贷行为,既不属于《刑法》第225条中“违反国家规定”的情形,也不能被解释为《刑法》第225条中的“其他严重扰乱市场经济秩序的非法经营行为”。将高利贷行为认定为非法经营罪有违刑事立法本意,有悖罪刑法定原则,也与刑法的谦抑理念不符。因此,应明确刑法作为保障法的地位,避免刑法干预的过度和泛化。既要承认高利资本身的非罪性质,也要重视高利贷容易引发刑事犯罪的特性。注重通过非刑事防控机制消除高利贷带来的不利影响,加快金融法制的健全,完善金融管理机制,引导民间借贷服务、民间资本市场健康持续发展。

    【作者简介】
    吴波,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主任;郭大磊,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工作人员。
    【注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
    参见陈周锡:《温州满城皆放高利贷买房造房疯狂》,载《经济观察报》2010年12月20日。
    参见张建、俞小海:《强索高利贷行为的刑法分析》,载《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年第8期。
    参见王雄:《“中国金融生态县”潜藏高利贷危机》,载《法治周末》2010年4月19日。
    参见徐建、贺英:《高利贷引发刑事犯罪的实证分析与对策研究》,载《上海政法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
    任兰英:《非正规金融利弊分析及其规范的法律依据》,载《金融理论与实践》2008年第9期。
    参见潘云波、周荃:《对当前审判涉高利资金融案件的反思》,载《金融法制》2012年第7期。
    参见高东方:《民间高利贷的刑法规制》,载《新疆石油教自学院学报》2010年第1期;韩伟:《论高利贷行为的刑法规制》,载《市场周刊》2011年第11期。
    参见《上海首次以涉嫌非法经营罪追究放高利贷人刑责》,载《工人日报》2010年12月20日:《首例!放高利贷沙嫌非法经营罪》,载《南京日报》2010年5月5日;赵文明、林芳:《大地下钱庄涉案数亿垮多家地产公司——湖南以非法经营罪批摘首例高利资案》,载《农村·农业。农民(B版)》2010年第2期。
    万国海:《高利贷行为能否入罪》,载《河北法学》2012年第12期。
    参见茅于轼:《重新认识高利贷》,载《商业文化》2009年第7期。
    聂志玺:《高利贷不是剥削——访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载《新财经》2005年第8期。
    参见邱兴隆:《民间高利贷的泛刑法分析》,载《现代法学》2012年第1期。
    参见刘伟:《论民间高利贷的司法犯罪化的不合理性》,载《法学》2011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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