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之“通三统”——暨中国学术传统的融通
2013/7/29 22:50:58  点击率[245]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其他
    【出处】法律博客
    【写作时间】2012年
    【中文关键字】通三统
    【全文】

       甘阳先生有《通三统》行世,主张将邓小平时代形成的市场和自由的传统(邓小平的传统)与毛泽东时代形成的追求平等和正义的传统(毛泽东的传统)以及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或儒家文化传统(孔夫子的传统)看成是“同一个中国历史文明连续统”,“达成新时代的‘通三统’”。甘阳这种以连续统的方式对待不同阶段之传统的方式论说整个中国传统,打破了传统之间的文化隔阂,贯通了在一般人看来存在裂痕的三大传统;让人们将历史传统接连起来看待历史问题,找到了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原因。甘阳这种对待文化传统的态度,不仅从理论上给予历史运转轨迹完满解释,同时也提醒我们在对待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需要将各种事物联合起来考虑,亦即在连续统的基础上做出判断,也唯有如此方可得出一个合理的论断。

       一、中国学术之“三统”界定

       在甘阳笔下,中国传统可分为孔夫子传统、毛泽东传统和邓小平传统。那么中国学术传统是否也循着孔夫子、毛泽东和邓小平开辟出来呢?我认为,在严格意义上不是这么回事,毕竟毛泽东和邓小平所引导的传统之改变带有浓重的政治意识形态,而学术之传统有其特殊的界定。

       我认为,在中国学术统上,有两个分水岭,一个是科举考试的废除,一个是改革开放的施行。前一个分水岭之科举考试的废除,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中国读书人与力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文化决裂;然而自科举考试废除伊始,中国主流知识分子所主导的学术尚保留了一些传统的儒家学术,同时又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是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东西学术文化相结合的学术统,称之为杂糅的东西学术统,这个学术统以陈寅恪、胡适、傅斯年等人为代表。

       第二个学术传统的分水岭是改革开放的施行。它使得中国人文社科学术不正常地向西方人文社科倾斜,并且极大程度上将传统中华文化抛开,他们没有接受严格的传统文化训练却接受了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称之为西方学术统,这个学术统以朱苏力、贺卫方、邓正来等人为代表(以法学界为例)。

       用图表来显示中国学术统之由曾经的“大一统”到近现代的“三统”变化的话,或许会更为明显:

       时期

       中国学术之三统

       科举废除前

       传统儒家学术统(大一统)

       科举废除

       →改革开放

       传统儒家学术统+西方学术统(杂糅的东西学术统)

       改革开放后

       西方学术统

       二、难以跨越的学术巅峰——兼评岳南《陈寅恪与傅斯年》

       著名历史学家何兹全对陈寅恪的评价是:“三百年甚至一千年乃得一见的学术大师。”陈寅恪与傅斯年可谓是儒家学术统与西方学术统杂糅的东西学术统的典型代表。在岳南的著作《陈寅恪与傅斯年》(广西师范大学版)封面上,印有一个颇为消极却令人深思的偈语: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刚拿到此书,见封面上赫然写着这几个大字,深以为恶,觉其未免有打击后学积极性之嫌疑,故此谓之消极;随着阅读接近尾声,我愈发意识到这个偈语是著者对于中国学术界敲响的警钟:倘若不改变现状,“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将成谶语。

       缘何“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得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警钟?

       在科举考试废除之前,绝大部分学人在学术上所依循的学术进路乃传统的儒家学术统;自科考废除后,学子们觉得古板的八股文再也难以成为自己的晋身之法,纷纷走出国门,希冀从此道开辟仕途。当然也有出国门真正求学的,如陈寅恪在日本、美国、德国等国求学十余载,终未获得一个学士、硕士、博士学位,陈曾谓“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只要能学到知识,有无学位并不重要。”不知道那些在国外挥金如土,为了获得文凭使出各种招数的人士看了陈寅恪先生的这几句话要做何感想。

       无论是陈寅恪、胡适之还是傅斯年,他们对于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都有着极为深刻的理解。当然这同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各自的家学渊源有很大关系,陈寅恪祖父陈宝箴为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其父陈三立乃“维新四公子”之一,亦是近代同光体诗派重要代表人物;胡适之的父亲胡铁花是晚清绩溪三奇士之一;傅氏家族在山东聊城更是状元豪门。可想而知,纵使科考废除,自幼熟读四书五经、涉猎经史子集的陈、胡、傅等人的传统儒学根基也不会差到哪里去。这是对中国文化最深切的体认,待日后他们留学海外,习得西方之技,再运用西方的学术方法来研究我中国以及中国文化社会科学,不荣登人文社会科学之巅都难。我认为,这种学术进路以及借其所达至的学术巅峰可以用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来理解:对于中国自身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辅之以更为广阔多样化的西方学术研究方法,实现“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实非难事。

       而改革开放后,学术界(以法学界为例)始终沉浸在西方学术统中。虽然朱苏力极力主张关注中国的现实问题,并且也身体力行——以《送法下乡》为代表——但苏力这一代学人(包括贺卫方、梁治平等等)所接受的正统教育已经同中国的传统文化脱轨,远离了我们今天所谓的“国学”等国粹精品,代之以西方各种经典学说(并不一定都能在中国生根发芽),并假借这些学说解释中国问题。从方法论上看,与以陈寅恪为代表的杂糅的东西学术统没有什么区别,也似乎对中国学术以及现实问题的解决会有很大的帮助,但是,未接受传统文化熏陶的这一代学人并不能在真正意义上理解中国,他们所做的努力诸如提出各种司法体制的改革措施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中国问题。法学界比较特殊的邓正来教授则应该称之为法学翻译家,更是典型的西方学术统的代表。

       行文至此,就不难明白“大师之后再无大师”得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警钟的个中深意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陈寅恪与傅斯年》值得每一位学人(国人)思考。

       三、回归杂糅的东西学术统

       儒家的大一统显然满足不了西方文化与中华文化相交融的现实学术状况,而必须代之以杂糅的东西学术统,亦即陈寅恪时代的学术统。而正是在这个层面,近期各大高校、社会媒体所倡导的国学(不仅仅是儒家文化)教育有其巨大的历史意义。与国学教育并肩而行的当属小学即开始进行的英语教育。但遗憾的是,如今对于国学教育,仅仅停留在认识阶段;而对于英语教育,却已然进入到实质性的施行阶段。如今的国学教育,虽然在义务教育阶段会穿插进行,但国学并未形成一个独立的学科(作为学科的国学在当今中国有一种人为的滞后性,亦即在高等教育阶段才独立为一门学科),这也就决定了它不可能在受教者内心确立一个体系。我以为,这是“认识有余而行动不足”的绝佳范例。

       欲使中国学术统回归陈寅恪时代的学术统(东西杂糅的学术统),首先当在国学教育上进行检讨,我以为可类比英语,在启蒙时代就单独设立一学科,内容涵括中国古代经、史、子、集等各类典籍。或许有人会认为这种复古倾向早就该抛弃,取而代之的当是西方科学技术,可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如今的中国是一个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信仰的国度,文化或许是唯一能承担信仰重任的载体。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今日仍是屡试不爽。

       哈佛大学的张光直教授曾经预言:人文社会科学的21世纪应该是中国的世纪。相较于西方一些年轻国家而言,中国确有深厚的人文社会科学传统,也不乏古希腊般的灿烂经典文化。然而危险的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学术统与中国古典文化学术统有着极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完全把古典文化学术统这个所谓的“历史包袱”给抛弃了!我们应该趁着西方文化如泉水般毫无障碍地涌入中国的时候正本清源,让我们的“包袱”变成我们的思想源泉。因此,将中国学术传统同当今学术相融通,当成为今日学术之首要问题!也惟有在中国学术上实现甘阳先生所谓的“通三统”,我们方可借中国深厚之人文社会科学底蕴,使我人文社会科学于21世纪的今日傲立于世界!

    【作者简介】
    温辉,单位为江西创兴律师事务所。
    【注释】
    甘阳著:《通三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5。
    此部分论述曾以文章单独发表于2010年第15期《青年文化评论》,题为《缘何大师难再?》。
    岳南著:《陈寅恪与傅斯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四。
    岳南著:《陈寅恪与傅斯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82。
    岳南著:《陈寅恪与傅斯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105。
    甘阳著:《通三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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