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哲学与法学之道——《法律哲学》代序
2008/12/22 10:26:00 点击率[2348]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哲学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08年
    【全文】

    四年多前,在岳麓山下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湖南人民出版社戴军编辑告诉我:该社欲组织出版一套“边缘法学丛书”,并期望我能把“法律哲学”的写作任务承担下来。尽管多年来,我的从业方向基本属于法哲学和法律哲学领域,但要让我依据“边缘法学”的思路,就“法律哲学”专门写一部书,还颇费踌躇。因为在我看来,“法律哲学”、“法律解释学”之类,完全属于法学的“正宗”内容,而不属于“边缘法学”的范畴。一直以来,我把“法哲学”和“法律哲学”作了分类处理,前者可谓交叉学科,而法律哲学,则是在法律规范和司法判例等制度事实中,寻求法律之道、法学之道的学问,故而把它放在“边缘法学”从书中,让我不无为难。兼之对一切命题作文,我向来反映很慢。所以,接受了该任务之后,数年准备,半年写作,才算初步完成了这么一部聊可称之为“法律哲学”的书。 

      但是,作为一位法哲学与法律哲学的教学、研究从业者,能写出反映自己思考的系统的法律哲学作品,向来在自己的谋划中。按照原先的计划,该作品共分三卷:第一卷论述“人的规范生存与法律的规范结构”;第二卷论述“法律有效的事实根据和逻辑根据”;第三卷论述“法律规范的病理和医理”。将要出版的这部作品,其实是我“法律哲学”三部曲中的第三卷。第一卷和第二卷,只能候来日有暇时,慢慢撰写。行文至此,不由得让我生发出这样的感慨:人的一生想做的事情很多,但能做的事情却很有限。不时看到在一些文化名人的传记中,为这些名人曾设计的庞大写作计划不能完成而遗憾的文字。如今,我也经常能碰到此类问题。每到这时,才能真正体味脚踏实地、按部就班的珍贵!可惜,这个变动不居的社会,以及自己逸动不居的心灵,每每让计划旁落,让理想东流。反思既往的教训,或许让自己能够笃信一样追求。 

      何谓法律哲学?我对它是这样界定的:以规范分析方法,研究法律内部的一般问题——包括法律规范,以及根据法律规范的法律运行等的学问,就是法律哲学。这和借助哲学的思辨方法,以研究法律之社会、文化、思想根据,或者研究法律外部之一般问题的学问——法哲学形成鲜明的对照。法哲学和法律哲学的这种划界,并不是笔者有意画地为牢,而是哲学学科与法学学科既有规定的必然。在我看来,法哲学是哲学的分支学科,在本质上,它属于哲学范畴。不论就研究方法,还是问题域,都属于哲学领域。而法律哲学,却属于法学的范畴,其研究方法——规范分析方法,以及问题域,都属于法学的范畴。仅仅从名称出发,把法律哲学归类于“边缘法学”的范畴,在我看来,尚是值得存疑的问题。因之,能否称法哲学与法律哲学这两门不同的学科为交叉学科?即是法学和哲学的交叉?质言之,能否把法哲学与法律哲学这两门学科归类为“边缘法学”的范畴,还是很值得再探讨的。 

      法律哲学所欲探究的,可称为法律之道和法学之道。鄙以为,法学之道虽异于法律之道,但两者的逻辑勾连,不应被人为否定。法律虽诞生于生活经验、主体需要、经济交往、文化积淀、政治博弈、社会关系的规定性等等社会事实,但法律规范一旦自这些社会事实中被抽象、提取出来,不论它是以制定法的形式被提取,还是以判例法的形式被提取,都构成一种独立的存在,即以正式制度事实的方式存在。这种制度事实中,本身含有其自在的道理和规定性。所以,尽管法律和宗教一样,没有自己的历史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但这绝非对法律的研究,可以用其他研究所替代,或者说一个人发现了社会的、经济的、文化的、政治的规定性,也就发现了法律自身的规定性,从而舍弃对法律的专门研究。因为这些规定性不能直接系统化为人们交往行为的法律准则。从社会事实的规定性到法律规则的转换,还必须经过人们系统的思维加工和文字谋划。这样一来,法律以及经由法律所导致的法律实践,自身就是法学研究的对象。法律哲学的基本使命,就是揭示法律及由法律所引导的实践的一般规定性,即揭示法律之道。对法律之道揭示的直接后果,便成为法学之道——法律哲学的基本内容。所以,放弃法律自身的规定性,而一味在法律之外寻求法学之道,研究法律哲学,无异于南辕北辙,不得要领。 

      一直以来,笔者也非常关注“法外求法”,也关注以其他学科的方法来救济法学研究的不足,以拓展、加深对法律的理解和观察。即使在关注法律的内部问题研究的同时,也没有放弃对法哲学问题的关注,对民间法研究的倡导。但与此同时,笔者也在不断反思:法学自身的研究方法、研究领域又是什么?倘若法学只能借助其他学科的方法,研究法律外部的问题,这门学问的相对独立还有可能吗?这样的思考,迫使我进入自己既不熟悉,也无兴趣的规范领域,借助对法律规范、法律判例自身的规范分析,获得有关法律的“真理”。其实,此一过程,自从边沁—奥斯丁以来,不论在英美法律学术界,还是在欧陆法律学术界,都成为法律学术的主流。即使在法律哲学领域,规范研究方法,以及借助这一方法对法律和法律实践自身的研究也蔚然成风。这和国内学术界,特别是法理学界的研究路数大相径庭。好在这些年来,国内法理学界已对此多有关注。以规范研究为核心的法理学(法律哲学)正在我国萌芽并成长。换言之,我国法律哲学对法律之道、法学之道的建构,正在进行中。 

      既如之,为何还要接受一套名为“边缘法学”丛书的约请,把自己的《法律哲学》放在这套从书中出版呢?这出自两个原因:一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戴军君的真诚;二是既然湖南人民出版社把“法律哲学”已经列为“边缘法学”丛书的一种,本人不写,其他人照样会写。与其如此,不如自己写作,并按照自己的理解来“正本清源”,或许更能对法律哲学之为“正宗的”法学领域,而非“边缘法学”领域做点事情。当然,如上见解,也只是笔者一孔之见。是非曲直,更愿闻同仁们的批评、纠谬。 

      还须说明,本卷内容,所涉及的完全是法律方法问题,也是近些年来,我对此一问题思考的系统总结。在今年七月于日照召开的“全国第三届法律方法论坛”上,我就相关问题做了一个梗概的发言。发言一结束,就接到西南政法大学副教授赵树坤博士的短信:“观点清晰,表述干净!对法律方法的界定太窄!”她的后一提醒,对我而言,弥足珍贵。迫使我思考:尽管法律方法运用的典型场合,在在法律出现“病症”时,但绝不能说在日常的法律执行和司法活动中,就不需要法律方法。只是此时法律方法的呈现,太过日常,因之,研究的意义也就不很突出。此外,还须稍加说明的是,在本卷中,我对法律之三种病症及其克服方法的论述,并不意味者相关方法只能在克服其中某一病症中发挥作用,反之,在克服其他法律的病症中照样可以发挥作用。只是必须说明,这时它们的作用,是“辅助的”,而不是“专门的”、“主导的”。如法律解释的主导功能在克服法律的模糊不明,但在法律出现冲突时,它照样可以辅助地作用于法律冲突这一法律病症的救治。 

      在此,自然忘不了感谢促成本书的朋友们:感谢戴军编辑的约请和督促,这既是本书写作的压力,更是本书写作的动力;感谢同仁孙新强教授,助我把目录翻译成英文。他的专业英语水平,向来被国内同仁所称道,此次翻译,他重视有加,相信必会为拙著添光加彩的。感谢弟子王林敏、魏治勋、尚海涛、王宗冉诸位。自搜集案例开始,一直到具体校对稿件,他们自始至终在协助我。这些,让笔者省心省力不少。至于本书中立意的深浅、观点的对错、论证的得失……皆由我来负责。 

      

    【注释】
    作者简介:谢晖,法学学士(西北政法学院,1985年);哲学博士(山东大学,2004年),现任山东大学法学院教授,理论法学博士研究生导师。理论法学研究所所长(济南)、民间法研究所所长(威海),理论法学学科组组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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