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以土地行政案件的法律诊所教育为例
2008/2/28 9:40:00  点击率[1639]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法律教育
    【写作时间】2007年
    【全文】

    一、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涵义 

      (一)诊所法律教育的涵义 

      “法律诊所”是一个外来词,由“诊所法律教育”一词派生而来。“诊所法律教育”英文名为Clinical Legal Education,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法学院兴起的一种新的法学教育方法。诊所法律教育经常被简称作“通过实践学习”。实施诊所式法律教学的机构称为法律诊所。该种教育模式借鉴了医学院诊所教育的模式,通过诊所老师指导学生参加实际的法律运用,培养学生的法律实践能力,缩小学校知识教育与职业技能之间的距离的一种法律教育方式。美国学者科德林认为,法律诊所教育,是指在律师或法学教师的监督(对学生的工作作出系统的、批评性的分析)下,在学生从事实际办案(法学院为进行诊所教育而创办的律师事务所,学生在这样的事务所中,为社会上发生的案件中的当事人进行代理工作)的过程中,培训学生处理人际关系(即会晤、辩论、谈判)的技能及职业伦理(规范律师的角色行为的道德准则)观念。 

      从上述关于法律诊所教育概念的论述可以看出,法律诊所教育是借鉴医学院培养实习医生的方式,通过各种实际的法律活动来培养学生实践能力的教育模式。在法律诊所中,由学生亲自担任法律角色,具体参与法律实践的活动。学生不但可以直接接待相关的当事人、解答法律疑问,而且还可以实际办理诉讼案件,以准律师的身份出庭应诉。在法律诊所中,学生不但可以接受传统的法学理论和法律知识教育,而且还可以接受法律技能的训练。传统的法律教育是通过已知案件或虚拟的想象,对学生的思维进行培养,无法锻炼学生应付未知情况和突发事件的能力。诊所法律教育建立在真实的案件背景材料和真实的当事人基础之上,学生通过参与案件办理的全部过程,各方面的能力可以得到有效的训练。法律诊所提供给学生一种“学徒式”的培训与历练,它是以学生为主导、以教师为辅助的教育形式。法律诊所作为一种立体的全方位的实践教学机构,在各国法学教育的领域运用越来越为广泛。 

      (二)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涵义 

      在20世纪早期,耶鲁大学法学院教授杰勒克·弗兰克领导、组织了“法律诊所”,提供法学院学生实践的机会。同时,杜克大学的约翰·布拉德维首先在杜克大学和南卡罗莱那大学创设“法律援助诊所”,并为其他大学法学院仿效。20世纪60年代,伴随着美国民权运动的高涨,美国法律界和法律院校开始思考如何改善司法制度中的缺陷以及怎样为处于不利的一方当事人提供帮助。基于这样的考虑,很多高等院校的法学院设立了法律诊所教育课程,在院校老师同样也是在持证律师的监督下,为法律上的弱者提供服务,并将其工作成绩计入学生的总分。在美国,法律诊所的设立,也是法学院回应社会需求的产物。英国诊所教育的发展并没有简单的克隆美国诊所发展的实践经验,而是开创性地提出了对在校法学院学生的“非专业课程”也采取“真实当事人诊所”和“模拟诊所教育”的方式。 

      长期以来,我国的法学教育基本上是一种学历教育,教学目标及教育模式也是围绕学历教育设立和展开的。在教学模式上,多采用“灌输型”方式,师生之间很少在课堂上讨论和交流,考试并不是对学生分析能力的测试,而仅仅是对记忆力的测试。这种传统的教育模式,仅能教育学生如何去记住教授论述,而不是形成自己的观点,很难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为了推动中国法学教育的改革,法学教育界开始对传统的教学方式进行改革,逐步运用案例教学法、模拟法庭教学法、师傅带徒弟式的学徒式实习法等,对于培养学生理解法律的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这些教学方法对于学生真实法律技能的训练和职业道德的培养都不是十分有效。随着法律诊所教育在欧美等国家的兴起,其存在的价值也逐渐得到了肯认,2000年9月,在美国福特基金会的大力支持下,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政法学院、武汉大学以及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分别开设了诊所法律教育课程,开始尝试运用此种教学模式。这七所院校分别依托于校内的法律研究或者法律援助机构,建立了各具特色的法律诊所,对推动法律诊所教育的本土化提供了切实可行的经验。 

      所谓“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是指运用西方诊所法律教育的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法学教育问题,建立起符合中国国情的诊所法律教育知识体系和理论架构。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是由中国国情和文化传统所决定的,是中国法学教育科学健康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法学教育走向世界学术之林的必由之路。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需要从本民族文化传统和教育遗产中吸取养分,需要系统地整理和研究中国法律教育历史文献,同时也要注意考察西方国家诊所法律教育的先进经验,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诊所教育模式。 

      二、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价值 

      诊所法律教育和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相比,不仅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和社会正义感,而且对于推动中国的行政法治建设、促使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的分立、完善中国的法律制度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具体来说,其价值主要体现以下几个方面: 

      (一)参与法律服务,培养学生处理实际法律问题的技能和洞察力 

      传统法律教育只注重理论的分析和法律条文的注解,即使是尚未广泛应用的“案例教学法”,也是建立在虚拟的想象之上。这种教育模式对于学生的法律职业技能,如接待、咨询、谈判、起草法律文书、出庭应诉等都无法进行实际的训练。这种教学模式直接的后果是学生缺乏独立思辨能力,往往以所谓抽象的价值判断去寻求问题的答案,而忽视了问题产生的复杂原因和各方面利益的平衡。诊所法律教育使用真实的背景材料,让学生办理真实的案件,可以有效的训练学生解决问题的技巧,培养他们敏锐的社会洞察力。 

      我们郑州大学法学院2003年6月在亚洲基金会的资助下,建立了郑州大学法学院行政诉讼法律诊所。自诊所建立以来,共招收了法律诊所学生45人,他们全是郑州大学法学院宪法与行政法专业的研究生,在行政诉讼的理论方面均具有良好的素养。诊所教育课程开设后,研究生们兴趣很大,在诊所老师的指导下,从当事人的会见开始,学生们直接负责起草起诉状和代理词、收集证据、出庭应诉等工作。诊所老师定期的为学生们代理的每一起案件召开出庭之前的讨论会和庭审结束后的总结会,学生们普遍感觉受益非浅。尤其是在庭审过程中,呈现在学生们面前的是一个未知的场面,可能会发生一切先前难以预料的场景,这对于激发学生们挑战疑难问题的兴趣和培养他们处理突发事件的能力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维护弱者权益,培养学生积极参与公益服务的意识和社会责任感 

      从整体来看,我国行政机关执法的状况不容乐观,不少地方行政机关侵权问题相当严重。然而,受资金、法律知识等条件的限制,相当一部分行政相对人在受到违法行政行为侵害后,无力提起诉讼,用法律手段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尤其是目前律师队伍中能承办行政案件的律师偏少,加之行政案件收费少、办案阻力大,多数专职律师不愿意代理行政案件。民众普遍感觉行政官司难打,在遭受行政侵害时,不敢告、无力告现象严重,其权益得不到有效的救济。同时,由于我国法律援助制度还不尽完善,尤其是行政诉讼方面的法律援助可以说还没有开展,因此,通过法律诊所教育为受到行政行为侵害的行政相对人提供法律援助不仅能够培养学生积极参与公益服务的意识,而且也有利于培养他们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念。 

      我院自开设行政诉讼法律诊所教育以来,重点以行政诉讼案件中占有较大比例的土地行政案件为主,开设了土地行政案件诊所法律教育课程。土地行政案件可以说是我国行政诉讼现状的缩影,通过土地行政案件,可以清楚的窥探出行政诉讼在我国的艰辛和困惑。总体而言,土地行政案件主要包括土地征用和城市房屋拆迁案件。无论是土地征用案件,还是城市房屋拆迁案件,都是一种公权力和私权利的较量,二者较量的前提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私权利应当让位于公权力,较量的保障是正当程序和公正的补偿。然而,由于受不正当利益的驱使,“危改比非典更可怕”、“关注农民利益,依法征用土地”的新闻时常见诸报端。事实上,由于二者力量的悬殊,农民面对强大的公权力往往是敢怒而不敢言。例如,某县政府为了建设经济开发区,需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但由于我国保护耕地的政策县政府很难拿到土地征用的手续。于是,县政府欲通过强制命令的方式迫使农民签订拆迁协议。我院法律诊所面对各方面的压力,有效的维护了农民的合法权益。 

      (三)建构民间组织,促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在向宪政迈进的过程中始终面临着一个严峻的结构性挑战:如何建立市民社会与国家的良性结构。中国社会之所以百年来一直徘徊于宪政国家的门庭之外,根本在于国家与社会之间没有形成适宜于宪政发展的良性结构,确切地说,在于社会一直没有形成独立的、自治的结构性领域。培育中国的市民社会,厘定政治国家活动的界限和范围,建立二者的良性互动、权利和权力的制约及功能耦合关系,对于形成国家与社会的合力,推动中国宪政的进程具有重要的意义。从整体来看,中国构建市民社会的障碍主要源于国家职能的过度膨胀、市民社会意识的缺失和市民社会组织的不发达。因此,除了国家职能的正确定位、培育公民的市民社会意识外,建构市民社会组织也是促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分立的重要条件。 

      目前,从我国法律诊所的设置来看,基本上都是依托于一些大学法学院设立的民间公益性、服务性机构。例如,北京大学的法律诊所“北京大学大学生法律服务中心”是依托北京大学法学院诊所法律教育项目和北京大学法律援助协会建立起来的法律教学研究和服务机构。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法律诊所是和北京市海淀区消费者协会共同设立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诊所依托于人大法学院、人大大学生志愿者法律援助中心、人大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北京市地石律师事务所等机构。武汉大学的法律诊所是以“武汉大学弱者权利保护中心”为基础设立的。郑州大学法学院行政诉讼法律诊所依托于郑州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设立。从我国现有的法律诊所来看,有的诊所依托于社会上的民间组织,有的依托于大学的研究机构。伴随着我国诊所法律教育的发展,法律诊所对于完善我国的民间组织,促使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立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推动理论研究的深度,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国不但缺乏理论水平深厚的专家型法官,同时也缺乏实践经验丰富的理论型专家。一些知名的大学法学教授不会办理案件,这在中国并不罕见。事实上,理论和实践的脱节已经成为影响中国法学理论研究向纵深方向发展和完善我国法律制度的障碍。通过诊所法律教育,也能够使教师和学生更深层次的思考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土地征用补偿和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法律制度一直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一个焦点问题。然而,由于理论上的滞后和制度上的缺失,土地行政案件往往令法院、行政机关和行政相对人都十分头痛。通过土地行政案件的诊所法律教育,我们对于土地征用和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法律制度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例如,关于补偿的概念、补偿的范围、补偿标准和计算方式都有一个全新的概念,提出了有关土地行政补偿制度的可行性立法构想。就拿我国城市房屋拆迁补偿来说,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往往就拆迁补偿、安置问题很难达成协议。当然,造成这一冲突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关于补偿范围的规定中不包括土地使用权的补偿也是造成冲突的主要原因。 

      三、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途径 

      面临现代社会亟需高素质法律人才的挑战,改革我国传统的法学教育模式,引入诊所式法律教育已经成为迎合现实的迫切需要。然而,由于受传统惯性的影响,如何才能更好的走好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路径,的确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具体来说,实现诊所法律教育的本土化,应当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的工作: 

      (一)努力获得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学校以及各类社会公益团体的支持 

      目前,我国一些部分高等院校法学院试行的法律诊所教育还仅仅是一种自觉的行为,该课程并非在我国高等教育的大纲范围之内。因此,为了诊所法律教育的健康发展,中国的诊所法律教育应当实现从自觉性到制度化的转变。对于法学专业的研究生来说,诊所教育课程应当作为必修课,法学本科生也应当有机会选修诊所教育课程。总之,诊所法律教育课程应当尽快得到高等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的认可。其次,法律诊所教育的经费也是制约诊所教育健康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从目前我国开展诊所法律教育的情况来看,教育主管部门、学校并没有提供经济上的资助,经费来源主要靠一些基金会的赞助。当然,社会公益团体的支持对于诊所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但长此以往,势必影响诊所教育的本土化。因此,将诊所法律教育教育模式真正纳入我国法学教育体制之中,拓宽诊所法律教育资金来源的渠道,对于诊所法律教育的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建立具有个性化特点的法律教育诊所 

      建立具有个性化特点的诊所是指各类高等院校根据自身的优势,发挥自身的特长,建立各类专业性较强的法律诊所。从我国现有的法律教育诊所来看,大部分具有自己的特色。我国高等院校的师资力量在不同的部门法领域各具特色,占有不同的优势,不同的院校根据各自的特点,建立各具特色的诊所,会促进诊所法律教育的深化。例如,四川大学法学院以自身在刑事诉讼法律方面的优势开设了刑事法律诊所。西北政法学院率先在国内成立了立法诊所。清华大学法学院设立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劳动诊所”。河南省是行政诉讼案件的大省,结合这一特点,郑州大学法学院建立了行政诉讼法律诊所。建立具有个性化特点的诊所,不但是基于社会分工的需要,同时也能激发诊所教师的开展诊所教育的积极性、主动性。 

      (三)建立以培养学生和法律援助为宗旨的法律诊所 

      建立法律诊所的主要目的在于培养高素质的学生,同时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进行法律援助,做到在法律援助的过程中实施良好的诊所教育。我国目前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很大,但由于法律援助机构的薄弱,相当一部分案件尽管当事人急需法律援助,却被排除在法律援助的范围之外。对于这类案件,经过法学院几年专业培养的学生,在指导老师的指导之下,是有能力也有可能提供法律援助的。如果可以真正有效地发挥这一优势,不但能够扩大法律援助的范围,而且也有效的保证了法律诊所教育的案源。另外,目前普通群众对于司法机构和律师队伍的评价逐渐下降,尤其当其合法权益受到侵犯又投诉无门时,就易对政府、执法部门和律师产生抵触情绪,如果不加以解决,对于整个社会和国家都会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而此时,法学院学生正直纯洁的风气,敢于伸张正义的勇气和法学院知识权威的形象,以及法学院在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制中的中立地位,使得普通百姓更容易产生信任感,也更易于案件的及时处理。法律诊所教育注重对学生的职业道德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奉献精神,使得学生从一开始就对于法律援助事业产生正确的认识和热爱,这对于法律援助事业的长远发展无疑是有深远意义的。可见,通过法律诊所教育,法学院能够为解决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为法律援助工作提供后备力量,促进法律援助的积极发展。 

      (四)建立具有独立主体资格和依托其他机构相结合的法律诊所 

      在哲学上,主体是指有意识的人。从法律上说,主体是指有独立意志,可以独立行动并独立承担责任的人。法律诊所作为一个教育机构,究竟应当作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存在,还是依托于学校或者某个社会组织而存在是一个颇有争议的问题。从目前我国现有的法律诊所来看,大多是依托于其他的机构,不具有自身的独立性。法律诊所的这种非独立性在某种程度上也限制了诊所教育的健康发展。在美国,一些州对诊所法律教育非常支持,出台了相关诊所法律教育主体资格、权利和义务以及其他机构对于诊所法律教育予以充分支持的法律规则。为此,实现诊所法律教育的制度化,确立法律诊所独立的主体资格对于诊所教育的发展意义甚为重大。当然,由于受各种客观原因的限制,也并非所有的法律诊所都必须独立化,也可以象现在一样依托于其他机构而存在。 

      四、余论:诊所法律教育本土化的展望 

      诊所法律教育是在我国传统法律教育模式应当被打破而未被打破,新的法律教育模式应当建立但尚未建立的情况下被引进的。诊所法律教育不但面临师资、经费等方面的困难,而且也缺乏社会和学校真正的理解和支持。但无论如何,我国自引入诊所法律教育以来,在诊所指导老师超负荷的运转下,我国的诊所法律教育正在健康发展。 

      每一位法律诊所的学生都有一些相同的感受:“为能从大量的候选学生中脱颖而出进入法律诊所而感到自豪,为能体验一种全新的法学教育方式而感到幸运,为能给无可奈何的受害人提供法律上的援助而感到欣慰”。 

      接受过法律诊所援助的当事人认为:“法律诊所教师和学生的一身正气让他们感动,他们看到了中国向法治国家、政治文明迈进的希望”。 

      职业律师们被诊所学生的执著和无私奉献的精神深深折服。 

      法官这样评价:“诊所学生在法庭上的锋芒有时比职业律师更胜一筹,他们只认法理和原则,社会经验和社会阅历的欠缺反而促成了他们的无畏,就像初生牛犊一般”。 

      

    【注释】
    *沈开举,男,郑州大学法学院行政诉讼法律诊所项目负责人,郑州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王红建,男,郑州大学法学院讲师,郑州大学宪法与行政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甄贞主编:《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4页。
    《北京教育报校园周刊》12月9日第6版,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学教育论文集》,2001年印行,第849页。
    (美)罗伯德·科德林:《实案法学教育的道德缺失》,载赫尔德等:《律师之道》,袁岳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刘希贵:《法律诊所教育对中国法学教育与法律援助事业的贡献》,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编:《走向世界的中国法学教育论文集》,2001年印行,第746页。
    甄贞主编:《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21页。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本文所探讨的诊所法律教育价值,是从土地行政案件的诊所法律教育视角出发的。
    甄贞主编:《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10页。
    “危改比非典更可怕,关于拆迁的十个法律问题”,载《中国经济时报》2003年4月30日。
    邓正来:《市民社会理论的研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第1版,第3页。
    马长山:《国家、市民社会与法治》,商务印书馆2002年2月第1版,第15页。
    甄贞主编:《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441页。
    孙晔:《中国法律援助事业的发展——走一条与法律诊所教育相结合的蹊径》,载北京大学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网站。
    甄贞主编:《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457页。
    甄贞主编:《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446页。
    甄贞主编:《诊所法律教育在中国》,法律出版社2002年8月版,第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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