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土地流转及相关问题的思考
2003/1/6 18:09:00  点击率[3685]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民法总则
    【写作时间】2003年
    【中文摘要】文章脉络 一、 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重新认识 1、新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 “耕者有其田”→公社化推进的集体所有制→两权分离的家庭承包经营 2、家庭承包责任制带来的影响和作用令人怀疑 二、 当前不能搞土地私有化 土地私有化不是农民的要求,对农村也没有好处 河南农村实践调查报告的启发,李昌平的提醒,笔者的反省 三、 土地承包制度的现状与发展 1、 “单干”的利弊 农民增产不增收,基础设施功能丧失。 2、 土地流转的必要性 二三产业发展,非农人口增加,土地资源的优化利用,规模经营的需要 四、 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1、怎么流转的问题 土地承包法的设计:流转的主体;流转的客体;内容;地价;收益处分权; 坚决反对“返租倒包”。 2、要区别慎重对待,并非所有地方都适合搞土地流转 土地流转的奇特现象:大多数农民没有转让土地。 一定要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 3、 土地流转的制度保障 农民充分享有民主是农民在改革中最终获利的保障(村民自治);生活保障(社会福利制度)的问题;户籍管理的问题(迁徙自由权);
    【中文关键字】农村土地 家庭承包责任制 土地流转
    【全文】

       前言  
     我国1982年宪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第四款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转让。”  
     中共十六大报告第四部分《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二节《全面繁荣农村经济,加快城镇化进程》里,党中央再次明确指出:“坚持党在农村的基本政策,长期稳定并不断完善以家庭联产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有条件的地方可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逐步发展规模经营。”  
     现行宪法和中共十六大的报告均表明,我国目前坚持的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农村土地制度和农村家庭承包的经营体制,然而,回顾建国以来的历史,这两项制度的确立走过了一条艰难的道路。本文作者不同意以往对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过分赞誉,但认为通过当前土地流转制度的发展和相关制度的完善也可以弥补家庭承包经营制带来的弊病。本文的指导思想是主要从农村的角度,通过一些实证研究对比政策和法律的规定,来探讨当前制度的合理性和需要完善的地方。  
      
     一、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重新认识  
     新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经过了三个阶段。“耕者有其田”是第一阶段,它是以新政权的力量,将土地的地主所有权变为农民所有,结束了中国2000多年的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形成了个体所有个体经营的新的农地制度。这种制度以其完整的、排他性的产权保证了农业生产者的土地收益权,激发了他们的积极性与热情,他们以获得努力供给的收益为动力,提高了土地资源配置效率,并以土地产出率的增加为其最终表现。据有关资料,1952年与1949年相比,全国农业总产值增加了48.5%,粮食产量增加了42.8%。1950年至1952年,粮食产量每年平均增长12.6%,棉花43%。制度变迁提高农地资源配置效率,从而提高农地产出率的绩效十分显著。遗憾的是这种与当时农业生产力状况相事宜的农地制度,只运行了短短的几年。  
     土地改革后,虽然广大农民成了农地的主人,形成了自耕农制度。但当新中国的巩固与发展需要将大量的农业剩余作为发展工业的资本积累时,国家又把通过政治斗争而形成的农地的农民个体所有制,转变为能为国家直接控制农村经济权利的集体所有制。这一转变是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的过程迅速进行的。  
     1979年农村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全面推行是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第三个阶段。在农地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前提下,农民以保证对国家和集体组织的上交以及承担经营责任换得土地得使用权。这种“交够国家,留足集体,剩下是自己”的收益分配方式被认为是形成了生产者努力供给的激励,大大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  
     上述对新中国农地制度变迁的介绍很有代表性,该作者似乎要通过从“耕者有其田”→公社化推进的集体所有制→两权分离的家庭承包经营的三个阶段变化来说明中国农村土地制度中确立农民占有使用经营权的好处。这个问题涉及到我们对于1979年农村土地改革后农村经济迅速发展的重新认识。  
     笔者有幸接触到了清华大学求是学会前几年做的一份调查报告 ,该报告显示,除了包产到户因素外,八十年代农业的丰收至少还有以下四个重大因素:  
     第一,种子革命。从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各种农作物如水稻、小麦、棉花、油料都陆续发生了种子革命,对提高农产品的产量和质量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特别是袁隆平杂交水稻技术引发的水稻产量的革命性大增长。1979年5月,著名的美国圆环种子公司总经理威尔其访问中国,惊奇地发现中国人正在种植一种前所未有的杂交水稻。该公司当年就把3个组合的杂交稻种子播种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农业实验站的稻田里。到收获时,跟美国原有高产常规水稻良种Starbonnet一比,产量还要高出165.4%—180.3%,也就是说其中产量最低的一个组合也比美国水稻高出1.65倍。美国人不禁被惊得目瞪口呆,一齐把它们惊呼为“东方魔稻”。这项技术于1973年10月“三系杂交稻”研制成功,1975年多点示范5600多亩,亩产比常规品种增产20%以上;1976年示范推广迅速扩大到208万亩,1990年全国推广2.4亿亩,占水稻面积的50%,而总产量占61.6%。以杂交水稻为首的种子革命,作为农业生产的“第二次绿色革命”,对八十年代初农业产量的大幅增加起到了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第二,化肥革命。1970年开始,全国各地陆续新建了一大批化肥厂。1972年1月13日,从国外引进化肥等成套设备8套,以后又提出引进43亿美元成套设备和单机的方案。1973年,我国化肥产量比1965年增加一倍以上。中美发表《上海公报》以后,西方允许部分民用产品对华出口。中国迅速引进了13套大型化肥生产装置,这些装置到1979年时绝大部分刚好建成投产,迅速增加了每亩化肥的施用量。这在长期以农家肥为主的田里起了明显的增产效果。  
     第三,改革前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显示了成效。1976年与1965年相比,拖拉机、手扶拖拉机产量增长5.7倍和65倍,农业用电增长4.7倍,农用排灌动力机械拥有量增长4.9倍,农用化肥每亩施用量增长2.1倍。1977年和1965年相比,全国农田灌溉面积增长41%,全国机电排灌面积和水电站机电总装机容量分别增长355.58%和643%;1975年全国机井数比1965年增长935.89%。抗自然灾害能力有了较大提高,以全国受灾面积基本相同的1976年与1965年相比,成灾面积由53.9%下降到26.9%。这些农田灌溉和排涝条件的较大改善为以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下的个体经营方式抗御旱涝灾害的侵袭,提供了重要的保证。尤其是80年代国家对农田水利的投资相对较少并逐年降低,在一定程度上是70年代的投资在发挥效益。至今我们的水利设施的80%还是70年代及以前完成的。  
     第四,国家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缩小城乡产品剪刀差,这对于增强农村购买力,繁荣市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从1979年3月开始,陆续提高18种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其中:粮食从夏粮上市起全国粮食统购价平均提高20%,超购部分在这个基础上再加价50%;棉花从新棉收购之日起,全国统购价格平均提高15%,北方另加5%的补贴,超购部分再加价30%;食用植物油统购价格全国平均提高27%,超购部分加价50%;生猪收购价格平均提高24.6%,其他产品也分别提高20%-50%。79年11月开始,又对猪肉、牛肉、羊肉、禽、蛋、蔬菜、水产品、牛奶等八种主要副食品提高销售价格。1980年又先后提高了棉花、羊皮、黄红麻、木材、生漆、桐油等农副产品的收购价。全国农副产品价格总指数,1979年提高了22.1%,1980年又提高了7.1%。同时,国家对农业生产资料的销售价格有计划的下降了10%-15%。这样1979、1980年两年国家每年用于调价的开支达80-90亿元,国家财政收入可以正常增长的部分基本都用于农业了,这是国民收入和国家财政分配的一个大调整。通过这一系列的调整,极大的激发了广大农民发展生产的积极性。79年农业生产即取得了少有的大丰收,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由以上四点可见,改革开放初期农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改革前的各项准备和积累有密切联系,而农民收入的大幅提高,还和当时国家对工农结构的调整及农产品提价等政策因素有很大关系。农民生产积极性的提高,自然是不可忽略的条件,但是如果说单单包产到户提高了积极性就立马能起到如此粮食大增产和农业增收的效果的话,实在是显得片面了。家庭承包责任制的作用显然没有宣传的那么大,相反,各级政府在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时,由于单纯强调“一分到底”,反而使得无数搞得非常不错的集体生产分崩离析,负面影响自不待言。笔者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对家庭承包责任制的缺陷做进一步批判。  
      
     二、当前不能搞土地私有化  
     尽管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带来的收益并不能被无限扩大。但是,毫无疑问,农民是喜欢分田的,这和城里人喜欢自己当老板没有什么不同。接受管理措施对任何人来说,都不是一件称心如意的事情。包产到户,很大程度上也正反映了农民的这种心态。因此,很多人仅仅凭着这一点印象就认为农民是喜欢土地私有的,这种判断似乎有些武断和轻率。  
     首先,我们必须承认,农村土地的承包权作为一种特殊的用益物权,已经把所有权从某种意义上抽“空”了,这与私有化所主张的把所有权分给农民只存在着一线之遥。但是在当前广大农村,农民却并不希望搞土地私有化,这一结论是有实证支持的:很多搞乡村田野调查的学者们都会发现,90%的农民都不希望土地搞私有化,对现状的不满也往往是对当前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不完善和变样的愤慨。曹锦清在《关于土地家庭承包制现状与问题之调查》一文中指出:“在河南各村落、农户走访,问农民对土地家庭承包制的看法,我从来没有听到相反的意见,一致认为这个制度好。他们既不想回到集体耕作制的老路上去,也没有提出对土地私有化的要求。对土地使用权的平均分配所引发出来的三大问题,他们竟然没有把它们看成是一个问题。如果说他们还有些意见与不满的话,是村干部在分配土地时做得还不够公平,或重新调整土地的时间被拖得太长。”  
     李昌平在前些天应公共管理学院之邀来清华做的“慎言土地私有化”讲座中指出,主张私有化的更多的是一些并不了解农村生活的学者和高层人士,至于一些高呼私有化的乡镇干部则更多的考虑到私有化可能会带来额外的政府收益,使得镇村两级政府摆脱财政危机。  
     然而,土地私有化带来的更多的可能是土地的贬值和在变卖过程中收益的不合理分配。掌握着权势的权威阶层必将会对其施加影响,官商联合“宰杀”农民会成为不可避免的现象的推测并非危言耸听。镇村级政府指望着靠这些还债,也正是期望着能利用手中的权力在变卖过程中做手脚,从而把农民的土地变价后的所得去弥补农民的损失,造成一种表面上的还债。可见,农民并不能真正从土地私有化中得到多少实际利益。而土地的贬值更是显而易见的,这么多土地如果一下子进入市场,对于一个当前极不完善的土地市场来说,冲击是非常巨大的。更重要的是,农民打心底就不希望土地私有化,在当前农民没有医疗保险、没有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的前提下,土地所具有的更多是一种社会保障的功能,正如一位农村妇女所诉说的:“一旦土地私有化,可以买卖,那哪一天我的丈夫赌钱输了,把自己分到的土地卖了,那我们下辈子怎么活啊?!”这句话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农民的心声,中国的国情使然,广大的农村在还没有进入小康,甚至很多人没有摆脱贫困的状况下,搞农地私有化,带来的只能是大量农民被迫卖掉土地,从而或者给地产所有者们帮忙耕种,或者去外地漂泊打工。而这个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难道不是一种历史的倒退吗?农民的地位又将放在何处?  
     在农民生活质量问题上,或许有人会问,农民守着土地不搞自由买卖,还不照样穷?但是这不是不搞私有制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以下几个方面。其一、这种状况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政策的失误和偏差,包括国家对农村财政投入的比例一直下降,从最高的11%下降到目前的4%左右,而这部分投入很大程度上又被各级财政瓜分了,没有真正用在了农民的身上。此外,家庭承包制度的盲目全面推行和侧重发展工业,大搞城市化建设的方针,使得毫无知识积累和市场经济准备的农民在进入工业化社会和城市化浪潮中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二,解决该问题的重要的办法之一是本文下面要谈的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但土地流转与土地私有化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绝不能混淆。  
     基于上述理由,本文作者坚决反对解决农村问题靠把土地私有化的主张,而是主张认真对待现实,找出农村问题的真正症结。  
      
     三、土地承包制度的现状和发展  
     下面我们用一章的篇幅来集中探讨家庭承包制在实践中暴露出的问题及人们在摆脱困境时走出的新新之路。“正是这股有效维持该制度的平均主义要求促使土地使用权分配的两大原则:一是全部集体耕地必须按土地之好坏及离村落之远近进行分类并分别进行平均分配。二是必须在若干年内作一次土地调整,以便适应各农户的人口变化。由平均主义的第一个原则所导致的结果是,各农户的耕地分散而不集中。这给耕作与管理带来诸多不便;由平均主义第二个原则所导致的结果是,促使农民对土地使用的短期行为;由这两个原则共同导致的结果是,需要联合起来方能有效进行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如今成为一个极其困难的大问题。而农村相当数量的中低产田的改造,端赖于农田水利的共同投入。”  
     单干带来的利弊是明显的。一方面,由于家庭承包之后,收益权清晰,农民只要“交够国家,留足集体”,剩下的就是自己的财产所得。这与人民公社化时期,吃大锅饭,权责不明的大集体收益相比的确是对农民个人短期利益的增加非常有好处,对集体的积累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正如上文所讲的那样,过分强调平均主义和分配到人,农民个人与集体事业产生了一定程度上的对立,农民往往很难去想象到集体对于各户生产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一方面,农田水利设施建设没有集体出面维护和管理,趋于荒废;另一方面,农民之间为了水资源的利用不断产生纠纷。其他基础设施的运营莫不如此。  
     而以下几种社会现象的出现则更是势不可挡:一、近年来农业效益下滑,尤其是单家独户的农作物生产既难于及时应用农业科学技术,又不容易掌握市场信息和合理销售。农产品价格不高,农民卖粮难,均使得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有所下降。二、农业收入的微薄伴之而来的是二三产业的迅猛发展,农民纷纷转入二三产业并大量涌入城市,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重逐渐下降,农民已经不把土地作为唯一可依赖的对象,部分地方出现了农民少种或不种粮田的现象。土地的抛荒成为一种很无奈的现实,即便剩下艰难维持着农作物耕种的农民们也是苦不堪言。  
     生产方式的急需改进却遭到了使用权上的顽固阻挠,这种“死”的土地对于农民到底是一种财富还是一种负担?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产业化进程也急切地需要打破现有制度的框架。  
     这种情况下,家庭承包经营制度已经无法按原有设计正常运营,制度的缺陷需要新的方法来弥补,在解决方法中,土地流转制度呼之欲出。从掌握的资料上来看,这个发展仍然是通过农民自身来推动的,其范围之广和公开性的程度大大胜过当初小岗村农民的探索。据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政府2001年11月份的一次调查 ,该地区当时土地流转就已经广泛存在,流转的主要途径有:一是农户之间相互协商,自发流转。部分农民通过相互协商,将少种或不种的粮田无偿或以少量补偿给其他农民种植,实行土地的自发流转。二是提高粮田集中规模,组织流转。部分村根据少种或不种粮田农户逐渐增多的情况,由村征求村民意见后,对部分村组的粮田统一协调进行流转,实行口粮田成块,责任田成方,使责任田形成一定规模优势,发包出租给农业专业户。三是农业经营大户租赁,动员流转。部分村根据本村和外地专业户发展农副业项目的需要,通过上门动员、协商补偿标准等办法,使项目规划范围内承包土地的农户将土地自愿流转出来,形成有效流转。  
     从农民的探索中,我们可以进一步理解农村土地流转在现实生活中的含义:首先,土地流转指的是土地经营权的流转,这种流转在不改变集体所有制的前提下进行,名义上也没有改变农民对土地的承包经营关系,但事实上已经改变了土地的使用和经营权;二,土地的承包者仍然享有分配土地收益的权利,这种权利通常会在事先约定。在实践中,有些转让是在承包者彻底放弃收益权甚至倒贴使用费的情况下而进行的。三,不否认还存在着非自愿转让的大量情形,这种非自愿的转让通常是在村委会等组织侵犯农民正当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进行的。  
     针对土地流转存在的问题,我们还可以继续看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政府在同一份报告中的阐述:1、承包土地零散难流转。自1998年开展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工作以来,我区农民承包土地的零散情况得到了有效地改变,土地实行了相对集中。但是,近年来农民对部分或全部粮田面积放弃承包的情况有所增加,这些粮田分布散,面积小,实行归堆集中的难度较大,难以实现有效的土地流转,从而土地的资源优势得不到充分发挥。2、要田和弃田矛盾难调和。随着农业结构调整的不断推进,实行农业适度规模经营已成趋势。老农业企业、专业户需要扩大生产规模,新农业企业、专业户需要生产基地以求发展,对粮田特别是一定数量规模的粮田的需求日趋增多,他们对传统的土地经营方式提出挑战,强烈要求土地合理流转,而一旦准备对涉及农户的粮田进行协商调整,部分农户坐地要价阻拦调整,甚至部分粮田抛荒的农户,即使自己不种田,也不愿意将土地进行流转,使土地流转问题成为农业结构调整过程中的“拦路虎”。3、流转程序、手续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一是土地流转特别是农户与农户之间口头协商的土地流转随意性比较大,未能按照协议签订书面合同;二是在土地流转过程中未充分征求流转双方的意愿,流转双方的合理要求未能及时协调解决;三是部分流转协议条款不齐全,双方权利义务不够明确,合同未能鉴证和公证。这些问题和情况的存在,将使流转双方的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影响土地流转工作的顺利进行。4、流转信息渠道不畅通。由于农村土地供需信息尚未形成区域网络,供需双方的信息不能及时沟通,使流转受阻,出现“要转的转不出去,要租的租不到”这一矛盾,难以形成有效流转。  
     另外,据今年11月8号,《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通知》 中指出,“一些乡村推行地土地流转,存在着不少违背农民意愿、损害农民利益的问题,比如随意改变土地承包关系,强迫流转,侵犯了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借土地流转之名,随意改变土地农业用途等。”这些问题引发了很多矛盾,也给农村腐败之风创造了客观条件。  
     事实上,制定一整套农村土地流转的规范体系不但成为必要,而且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了。  
      
     四、土地流转制度的建立和完善  
     农村土地流转制度的政策与党中央前些年为了保持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的稳定而制定的一系列政策相关。1993年,中央决定把农民的土地承包期由原来的15年再延长30年不变,1997年要求把农村土地承包期延长30年的政策切实落实,解决了承包期过短的问题。1998年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要坚定不移地贯彻土地承包延期再延长30年的政策,同时要抓紧制定确保农村土地承包关系长期稳定的法律法规,赋予农民长期而有保障的土地使用权”。去年中央进一步提出,要在稳定家庭承包经营制度的前提下,按照依法、自愿、有偿的原则规范农村土地流转。把多年来党和政府制定的有关农村土地政策规定法律化,制定《土地承包法》已成为接下来必须要做的一项重大工作。  
     从1998年底开始,全国人大常委会组织有关部门开始了《土地承包法》的起草,历时四年,数易其稿。2002年8月29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以下简称《农村土地承包法》)已经九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并将于2003年3月1日起正式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出台被誉为中国掀起了第三次土地制度大变革。  
     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这部法律的具体规定。该法第一章总则第十条规定:“国家保护承包方依法、自愿、有偿地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第十六条第一款规定:“(承包方)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第二十六条第二款规定:“承包期内,承包方全家迁入小城镇落户的,应当按照承包方的意愿,保留其土地承包经营权或者允许其依法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该法第五节则专门对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流转做了详细规定:第三十二条规定了通过家庭承包取得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方式有转包、出租、互换、转让或者其他方式。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应当遵循的五个原则:“(一)平等协商、自愿、有偿,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强迫或者阻碍承包方进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二)不得改变土地所有权的性质和土地的农业用途;(三)流转的期限不得超过承包期的剩余期限;(四)受让方须有农业经营能力;(五)在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享有优先权。”第三十四条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主体是承包方。第三十五条规定了发包方在合同期间所应遵守的义务。第三十六条规定了土地承包经营流转的收益归承包方所有。第三十七条规定当事人双方应当签订流转书面合同,并对合同所应包含的七个格式条款做了归纳。第三十八条流转的登记制度。第三十九条、第四十条、第四十一条分别规定了承包关系不变、互耕和承包关系发生变更的情形。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四十二条“承包方之间为发展农业经济,可以自愿联合将土地承包经营权入股,从事农业合作生产。”这一条明确表明,农业生产方式的变化,规模化生产将走上一条合法的途径。第四十三条“承包方对其在承包地上投入而提高土地生产能力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流转时有权获得相应的补偿。”则旨在鼓励农民能够放心对土地加以投入,从而即便在转让时也能得到相应的回报。  
     立法明确界定了农地流转的主体、流转的客体、内容和收益处分权,对农民利益的保护无疑是有很大好处的。但正像当初片面推行家庭承包制度会带来一系列弊病一样,我们现在也不能过分夸大土地流转制度带来的好处,而要注意到农村问题的复杂性和地域性。广大农民在转让土地经营权后并不能当然地带来收益,这一点是与土地搞私有化行不通是同一个理。因而,土地流转解决的还不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当前农村土地流转的比例相当低,即便在比例最高的江浙一带也不到20%的原因。但我们也看到,与土地私有化相比,土地流转首先没有动摇土地的所有权,这使得从整体上看,集体在土地承包和转承包中继续发挥着重大作用,经营方式可以通过农民之间的联合等方式来集约化经营;从个体上看,鼓励了农民自由选择权,保留了农民“给自己留一条后路”的想法以及保护了农民在从事其他工作时不丧失土地带来的收益权。  
     因而,必须要强调的是土地流转要在有条件的地方进行。广义上的“有条件”事实上涉及了一系列制度上的问题。这些问题都是在推行和完善土地流转制度中必须要面对和解决的。  
     第一,农村土地流转改革的同时,要深化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配套改革,大力培养农村劳动力市场,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为农村土地流转创造条件。要改革农村户籍制度,打破身份的限制,改变农民的“恋土”观念,鼓励农民进入城镇安家落户,减少农民对土地的直接依赖,同时要加快建立健全适合农村特点的社会就业、养老保险、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体系,清除农民离土后的后顾之忧。  
     第二,与农村土地流转直接相关的是生产方式的改变,虽然农村土地流转主要是在农户间进行,但随着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和城镇化步伐的加快,离开土地的农民会越来越多,工商业投资开发农业的势头也会随之而来。农业产业化经营应当仅仅是公司带动农户,采取订单农业的方式,而不是也不能是公司替代农户,否则可能造成土地兼并,使农民成为新的雇农或沦为无业游民,危及整个社会的稳定。  
     第三,农村土地的流转直接涉及农民的经济利益,其中对土地的估价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来运作。因而,农村土地的有序流转需要区、镇、村三级的正确引导,可以考虑由各级政府牵头建立土地流转中介服务组织。中介组织可以建立农村土地流转交易信息网络,及时登记汇集可流转土地的数量、区位、价格等信息资料,定期公开对外发布可开发土地资源的信息,接受土地供求双方的咨询,沟通市场供需双方的相互联系,提高土地流转交易的成功率。在双方协商一致前提下,帮助办理流转手续,同时为承租者提供信贷、技术、物资等服务,妥善处理土地经营过程中发生的矛盾和问题,切实维护土地所有者、承包者、经营者三方的合法权益,从而使土地流转与农业结构调整实现“双赢”。  
     第四,土地流转所要达到的目的是使农民摆脱土地的束缚,使农村土地的效益得到最大限度的体现,农民的收入得到大幅度提高,缩小城乡的差距;但一旦在具体实行上出现偏差,也会使农村的土地出现实质上的兼并,集体财富的流失和贫富差距在农村中的拉大等。这既要求各级政府按照“三个代表”思想,贯彻党在农村的土地政策,又要求主管人员熟悉并严格按照土地承包法的规定进行运作。  
     而这些工作的背后,深刻反映着当前农民国民待遇的缺失,虽然笔者在本文中不再从理论角度对此展开探讨,但还是要大声疾呼,所有土地制度的设计莫不是为农民权益着想,经济基础的构建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只有上层建筑给农民以充分的民主权利,包括充分的村民自治、迁徙权、社会福利等,才能使得中国的农民真正摆脱困境,才会真正使得社会主义中国摆脱城乡两元社会所带来的分配严重不均衡的尴尬。(完)  
      
      
      
      
     

    【注释】
    1、本文的写作纯粹是基于笔者近年来对农村问题和农民生活的关注,文中较多地引用了一些经笔者处理和重组过的材料,由于临近期末,时间仓促,仍有几个问题的思考得不够充分因而在论证时力度还不够,这是笔者成稿后最大的遗憾,也是以后写作此类文章时定要修改的地方。
    2、在写作本文之前,笔者还曾写过一篇《农村土地流转的政策和立法》,发表在清华大学TMS协会主编的第十二期《旗帜》中。该文着重从党的政策和国家立法两个角度谈了最近几年和今后土地流转制度的发展。由于最近看到了一些新的材料,在认真学习了十六大精神,以及在邝梅老师、秦晖老师和《中国改革》杂志社李昌平同志等人的启发和教导下,笔者有一些观点与先前有所变化,所以重写了此文。本文除了写土地流转制度,还涉及到家庭承包经营、农民权益、户籍制度等一些问题,限于篇幅有一些相关的重要制度没有来得及展开讨论。由于笔者为大二在校学生,来自一个浙东小县城(温岭),知识和生活体验都很不足,除了在引证材料时分析力度不够外,文章错误纰漏之处也在所难免,希望读者多多批评。
    【参考文献】
    1、参考林卿著《农地制度与农业可持续发展》,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2000年2月第一版。 2、参见《清华大学求是学会集体作品: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反思》,由于该报告与笔者接触到的其他相关材料中反映的数据比较吻合,因此本文暂且认为这份报告是可信的。 3、参见曹锦清《关于土地家庭承包制现状与问题之调查》。 4、参见http://www.huishan.gov.cn/zwgs/gwmain.asp,无锡市惠山区人民政府网政务公示栏目:《我区农村土地流转的调查与思考》。 5、参见《中共中央关于做好农户承包地使用权流转工作通知》。

    本网站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与看法。
    转载请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0
北大法律信息网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动态
网站简介
合作意向
网站地图
资源导航
版权声明
北大法宝
www.pkulaw.cn
法宝动态
法宝优势
经典客户
免费试用
产品服务
专业定制
购买指南
邮件订阅
法律会刊
北大英华
www.pkulaw.com
英华简介
主要业务
产品列表
英华网站
联系我们
用户反馈
返回顶部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