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起热门事件 三点理性建言
2002/7/24 21:56:00 点击率[5267]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民事诉讼法
    【出处】中评网  
    【写作时间】2000年
    【中文关键字】暂缺
    【全文】

        
      
      
     唐卫江义正词严。在重庆数家律师事务所的帮助下,他决定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起诉,对于佳能香港公司在其促销宣传品光碟中将香港、台湾与中国并列为国家的行为提出四项要求:“立即向全中国人民道歉;立即停止光蝶的发放;销毁这些光蝶;索赔1亿元在全国建立500所希望小学。”(《北京青年报》2000年7月28日。另参见《重庆晚报》7月22日报道:“维护国家尊严和国人感情我市律师团援助唐卫江”;7月25日报道:“佳能香港公司保持沉默唐卫江昨向重庆市高院起诉”)由于各种媒体的广泛报道,这起事件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反响,唐卫江也成为“重庆焦点人物”。  
      
      
     作为一个中国人,听到这样的事件,我也感到相当震惊。从情感上说,对于唐卫江的举动也产生了相当的同情。不过,既然唐卫江要“通过正规的法律程序跟他讨个说法”,作为一个法律人,我考虑更多的是“正规的法律程序”上的一些问题。结果不想则已,一想问题还真不少。我愿意将我的看法谈一下,野人献芹,或许对人们更周全、更理性地看待和处理这一事件不无裨益。  
      
      
     第一个问题是唐卫江的诉讼主体资格问题。这问题又分大小两个方面。小的方面,据报道,唐卫江是“从刚买了佳能打印机的朋友处借来随机赠送的光蝶”后发现佳能香港公司的这起严重事件的。那么,唐并非打印机的购买者,他与佳能公司并不存在生产者-消费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因此他是否有资格充任原告人就大可怀疑。从法律上说,这不是一个无关紧要的环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108条明确规定:“原告是与本案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之所以要如此规定,不仅是因为法律不倡导“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式的任意诉讼,而且还因为在民事诉讼中当事人享有相当的处分权,可以作出让步、妥协,甚至完全放弃某些主张。这种处分权必须由利害攸关的当事人本人亲自行使。  
      
      
     当然,唐卫江观点似乎是佳能香港公司的行为伤害了全中国人民的感情,因此他是“代表受伤害的中国人站出来,证明中国人不是好欺负的”,他的诉讼主张第一条便是要求佳能香港公司“立即向全中国人民道歉”。这样的立场便引出了诉讼主体问题的更大的一个方面:他代表全中国人民的行为是否获得了适当的授权?《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在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的共同诉讼中,“可以由当事人推选代表人进行诉讼。代表人的诉讼行为对其所代表的当事人发生效力,但代表人变更、放弃诉讼请求或者承认对方当事人的诉讼请求,进行和解,必须经被代表的当事人的同意。”(第54条)“诉讼标的是同一种类、当事人一方人数众多在起诉时人数尚未确定的,人民法院可以发出公告,说明案件情况和诉讼请求,通知权利人在一定期间向人民法院登记。”(第55条)这就是正规的法律程序,它要求严格完备的手续;没有授权或者正式的委托文件,一个普通人便可以代表中国人民提起诉讼,那么是否意味着全国人人都可以在所在地法院就同一事件提起诉讼,而法院都必须受理?  
      
      
     第二个问题涉及到这起事件的性质。重庆的有关律师认为这是一起“伤害国民感情的严重的政治事件”,同时也是侵犯消费者利益的法律事件。须知这两种性质混在一起会发生法律上的困难。通常政治事件不属于法院管辖范围,因为其中的是非曲直大抵上并不依据法律的逻辑来界定。法官处理的事务应当是法律意义上的纠纷或案件,他需要根据当事人双方所提出的证据和法律理由作出裁判。虽然法官也要分清是非,然而法律上的是非跟政治上的是非是不同的。在我们的语境中,政治上的是非都是所谓大是大非,容不得半点妥协让步。但法律上的是非,尤其是民事案件中的是非,其中的界限经常是模糊的,有时不过是在不同的利益诉求之间选择更为合理的平衡而已。我们看到,由于唐卫江及其律师们力图把该事件解释为大是大非的政治事件,反而将法院置于一个难堪的境地。唐卫江称:“如果这个官司打赢了,以后外国的企业在中国投资宣传时就会避免有伤中国人民感情的事;如果输了,他们会更看不起中国人,更加变本加厉地在思想文化领域给我们造成混乱,使我们又回到清朝受人欺侮的状态。”如此上纲上线,法院还有任何独立决策的空间么?谁胆敢判决唐卫江败诉,谁就是纵容外人在思想文化领域给我们制造混乱——是爱国,还是卖国,法官先生们,你们选择吧!  
      
      
     唐卫江诉讼请求的一亿元人民币的赔偿额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他对记者称这不是一个具体调查的结果,“是按照一台机器就两三千,甚至上万元的逻辑估算出来的。”而且他的实际主张更彻底:“他们侮辱中国人的感情,这就是非法所得,应当全部没收,再赔偿我们的精神损失。”如果真的如此办理,“逻辑上的”赔偿额可能远不止一亿元。此外,索赔一亿元作为对中国人民感情伤害的补偿,数额也有过低之嫌。简单地说,加上港澳台同胞,中国人足有14亿以上,咋一看天文数字般的一亿元分摊下来,每个人居然只有区区约7分钱!中国人的感情未免太廉价了。还有,既然是代表中国人所进行的诉讼,胜诉所获得的赔偿金断不可由唐卫江一个人独自处分——哪怕是建500所希望小学;被代表的所有当事人都有权参加分配。唐卫江既没有获得当事人的授权,又擅自作主对诉讼收益进行处分,依据正规的法律程序,这无论如何是说不过去的。  
      
      
     以上只是荦荦大端,这起事件引出的话题还可以延伸出不少,篇幅有限,馀不一一。与媒体上的许多言论相比,这篇建言文字更像是泼冷水。自己只是希望在一些令人激愤的事件出现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一些理性的思考和分析。我坚信,这种理性对于具体案件的稳妥处理有好处,对于我们民族的长远利益来说更是极其重要的。  
      
      
     2000年7月31日燕北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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