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党争与石介诈死案
2021/4/7 10:34:55  点击率[238]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中国法制史
    【出处】法治日报
    【写作时间】2021年
    【中文关键字】庆历新政;诈死案
    【全文】

      北宋庆历三年(1043年),宋仁宗任命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为执政大臣,在宰相杜衍的支持下,范仲淹提出了整顿吏治、发展经济等方面的10项主张,实施改革,推行“庆历新政”。由于新政触犯了一些既得利益者,因而遭到了章得象、夏竦等朝廷重臣的反对,夏竦指控范仲淹、富弼与谏官欧阳修等结为朋党。庆历新政的改革演变为朝廷内部的朋党之争,史称“庆历党争”。最终范仲淹等被免去执政之职,出任地方官,庆历新政也宣告失败。而引发这一事件的导火索,却是一个书生——北宋理学的先驱石介。
     
      石介年轻时曾在范仲淹执掌的应天府书院跟随范仲淹学习,也算是范仲淹的学生,因而对范仲淹极为尊崇。进士及第后,曾担任南京留守推官兼提举应天府书院,后又创建了著名的泰山书院,成为宋明理学的开山鼻祖。石介性格耿直,“指切当时,是是非非,毫无顾忌”。庆历二年(1042年)经执政大臣杜衍推荐,石介被任命为国子监直讲(国立大学教官),“从之者甚众,太学之盛,自先生始”。他认为“民为天下国家之根本”,主张“息民之困”。因此,范仲淹等推行新政,石介也是大力支持,认为“此盛事也”,并写了《庆历圣德诗》,在称赞杜衍、范仲淹等的同时,暗指反对新政的夏竦等人为“大奸”,夏竦自然对他恨之切齿。对此,石介的老师孙复就担忧地说:“子祸始于此矣。”
     
      夏竦曾任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等执政之职,庆历元年(1041年)被任命为宣徽南院使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等使,是主持西北防务、抵御西夏的统帅,韩琦、范仲淹都曾是他的副手,而且范仲淹还是夏竦举荐的。庆历三年夏竦被任命为枢密使(此前范仲淹、韩琦已经被任命为枢密副使),但因范仲淹的政治盟友欧阳修、余靖等台谏官的坚决反对,宋仁宗改任杜衍为枢密使。这样一来,夏竦同新政派的关系,更是势同水火。他看准了石介的书呆子习气,利用他政治上的不成熟,从他的身上寻找突破口。
     
      庆历四年(1044年),石介因韩琦推荐,担任了主管集贤院的“直集贤院”一职。当时,宋仁宗对范仲淹的期望很高,范仲淹也“感激眷遇,以天下为己任”,与富弼等谋划新政。石介也希望他们能够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因此在给富弼的信中,直言要他“行伊、周之事”。伊是商朝的伊尹,周是周朝的周公旦,两人是辅佐商、周开国君王的著名辅臣。石介的意思很明白,要富弼学习伊尹和周公,尽心辅佐宋仁宗。
     
      然而,这封信却不知怎么落到了夏竦的手里,他早就想利用石介构陷富弼、范仲淹等人,所以让自己的女奴暗中练习模仿石介的笔迹。现在如愿以偿拿到了石介的书信,便模仿石介的笔迹,将其中的“行伊、周之事”改成“行伊、霍之事”。霍光是汉武帝、汉昭帝和汉宣帝时的三朝元老,曾废海昏侯刘贺、拥立汉宣帝。因此,“行伊、霍之事”就暗示要富弼废立君主。同时,夏竦还伪造了石介替富弼草拟的废立诏书,并故意造谣,让宋仁宗知道了此事。宋仁宗虽然并不相信,但范仲淹和富弼却惶恐不安,为远离朝廷这个是非之地,要求外放驻守西北边关。宋仁宗开始并未同意,但范仲淹等人一再请求,便任命范仲淹为陕西、河东宣抚使,保留参知政事的头衔;富弼也以枢密副使身份离京,出任河北宣抚使。但不久,范仲淹就被免去参知政事,改任知邠州、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富弼也被免去枢密副使,改任京东西路安抚使、知郓州;韩琦被免去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出知扬州。宰相杜衍也被罢为尚书左丞,出知兖州。主持庆历新政的执政大臣几乎被一网打尽。当然,石介也未能幸免,他见势不妙,主动提出外放,担任濮州(今山东鄄城县北)通判,未到任所,就于庆历五年(1045年)在家病逝。
     
      然而,夏竦等并未罢休,又在石介是否真的死亡一事上,引发了一场大案。当时,徐州的举人孔直温谋反被杀后抄家时,发现了他与石介之间往来的书信,据说孔直温还曾拜在石介门下求学。夏竦便抓住这一点,说石介是诈死,富弼暗中派他北上联络契丹起兵伐宋,富弼为内应,并请求对石介开棺验尸。执政大臣见事关重大,向宋仁宗报告。宋仁宗命提点京东路刑狱司去彻查此事,并将石介的妻子儿女监押起来。当时驻守郓州的富弼也被罢免了京西路安抚使之职。为了阻止事态扩大,时任兖州知州的前宰相杜衍和泰宁军节度掌书记龚鼎臣等具保,证明石介确已亡故。不久,富弼改任青州知州,兼任京东路安抚使,这场风波暂时平息。
     
      两年后,夏竦被召还朝,担任了枢密使。他依然不放过此事,说石介没有说服契丹发兵,又为富弼往登州、莱州等地,勾结开金矿的数万矿工企图作乱,并再度坚持要求开棺验尸,一证真伪。宋仁宗又下诏派使者处理此案。在我国古代,开棺是对死者的一种侮辱,因此御史何郯在奏章中,直言夏竦此举是公报私仇:“夏竦岂不知石介已死?然其如此者,其意本不在石介。盖以范仲淹、富弼在两府日,夏竦曾有枢密使之命,当时亦以群议不容,即行罢退,疑仲淹等同力排摈,以石介曾被仲淹等荐引,故欲深成石介之恶,以污忠义之臣。”提点京东路刑狱吕居简也对使者说:“今破冢发棺,而(石)介实死,则将奈何?且丧葬非一家所能办也,必须众乃济。若人人召问之,苟无异说,即令结罪保证,如此亦可应诏矣。”并让石介亲属、门人及参加葬礼的数百人联名具保,使者据实回报。宋仁宗其实对此心里也明白,于是顺水推舟,下令释放了石介的妻子儿女,石介也终得以免于被开棺,一场大案就此消弭。
     
      石介“诈死”案虽然最终不了了之,但范仲淹等推行的“庆历新政”却就此夭折,范仲淹直至去世,再也未回朝任职。

    【作者简介】
    殷啸虎,华东政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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