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研习信托法?
2021/2/23 13:47:43  点击率[22]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信托、信贷法
    【出处】微信公众号: InlawweTrust
    【写作时间】2021年
    【中文关键字】信托法;研习
    【全文】

      我真是一个幸运的人,各种机缘引我走进信托法。
     
      我本科是英文专业,大学毕业班会,英美文学课刘辰诞老师说了很多语重心长的话,其中一个主题是:无论未来你做什么工作,不要忘记你是学英语出身的,要让你的语言学习帮到你。
     
      大学期间的主要任务是,考上一个北京牛校的非外语专业的研究生。之所以如此决定,是经过了慎重分析的:学英语无非是下面几种出路:英文翻译,语言研究,文学研究,我最感兴趣的是(英美)文学研究,但我知道,没有家学渊源、天生异禀或个人有长期积累,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文学研究者特别是外国文学研究者,而我祖上三代以上不可考,个人文学禀赋又一般,从小也没有太多在文学方面的积累,所以上面这些选项都被排除。
     
      怀着模模糊糊的改造社会的宏大理想,最初我打算考北大社会学。我所在的大学没有社会学专业,我问了几个熟识的老师,没有谁能说清楚社会学是研究什么的。为了实现这个伟大理想,我给费孝通先生写了一封信。很显然,那封信没有什么说服力,费老没有回信,我也从此断了学习社会学的念想。
     
      后来决定考法学的研究生,虽然也和改造社会的宏大理想有关,但最直接的理由是我周围很多同学都在考法学的研究生,至少有人可以交流。因为本科学英语,初步打算是考人民大学的国际法,但后来让在人大读研究生的谢师姐帮我寄回几本国际(公)法的书,翻了几页,感觉了无趣味。忘记问了谁人大什么专业最难考,说是民商法专业,这激发了一颗不知天高地厚的少年心。大二暑假买了第一本民法著作——彭万林、覃有土、张俊浩教授编著的《民法学》。记不清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是由梁慧星教授还是徐国栋教授主笔的,把民法作为私法的逻辑讲的清晰无比,符合我当时的对法律专业的想象。暗暗下定决心,就是民商法了。
     
      一番波折(请参照《我的考研简史》),终于考上了人大民商法的研究生,跟随叶林先生学习商法。读研期间很少听说过信托法,只是在1997年买了一本周小明博士的《信托制度比较法研究》,当时没有来得及细读。但在人大法学院学习期间发生一件事情,对我后来的选择造成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1998年初,美国圣玛丽大学的约翰逊教授为我们开设了《美国侵权法》,美国法学院教授的苏格拉底式的教学深深吸引了我。当年暑假,人民大学还举办了一个暑期项目,邀请很多美国来的教授讲美国法。在该项目做志愿者的周遵友兄送给我一本他们使用的教材,由伊斯特布鲁克和费彻尔合著的经典法律经济学著作——《公司法的经济结构》。凭我文青的英语水平,当时读这本书十分吃力,但在啃了这本书的大半部分之后,我感觉好像突然发现了一个新世界。这本书关于合同、有限责任、信义义务等理论探讨之前闻所未闻,对我的知识结构搭建造成了深刻的影响。我的硕士论文(写公司法的基础理论)很直接地从这本书汲取了营养,后来研习信托法,不知不觉中运用了这本书所提供的分析工具。
     
      之后到中国政法大学读博士,师从杨振山先生。杨老师非常支持我从英美法的视角梳理一下财产权的概念。当时,电脑检索资料仍然受限,我每天蹲在政法大学图书馆,一本一本翻阅英文期刊和图书,搜寻和广义财产法相关的资料。记得当时傅穹兄刚从哥伦比亚大学交流归来,“留”了一级,和我们一同答辩,我向他吹牛说,我已经穷尽了法大图书馆中关于财产法的英文资料。他用一种十分惊异的目光看着我。
     
      2000年左右真的是英美信托法、财产法、公司法的黄金时代,我当时博士论文所参考的文献,当时看得懵懵懂懂,直到今天看来,仍然很值得深入研究。
     
      实际上,读博士的时候,我也曾认真地考虑了一下做传统民法研究的可能。在视德国民法为正宗的大氛围中,要融入“民法主流”,应该学德语、去德国。我在学校选修了德语,还去北外的歌德学院报名学习德语(记得一次去北外的路上碰见“谷神”,他当时正在歌德学院学德语)。但诡异的是 ,歌德学院拒绝了我的报名,原因未明。当时我已经是博士二年级,在我的计划中,歌德学院的拒绝就意味着我博士期间留学德国的计划成了泡影。
     
      读博士期间,江平先生正在负责起草中国的信托法,他在课堂上讲了很多信托法立法的理论争议,现在想起来,江老师采取的是高度实用主义的立场。期间还让直接参与信托法起草的周小明博士给我们做了专题讲座。课后找出了周博士的《信托制度比较法研究》做仔细的研读。最早见到周博士,还是在那次小型讲座上。
     
      后来留校教书,第一年(2003年-2004年),工作和生活都困顿无比。自感与其困守京城,不如抓紧时间国外访学,增长见识,弥补博士期间没有出过国的遗憾。2005年留学基金委的出国项目只有一个留日的博士后项目比较合适,我决定去申请这个项目。
     
      申请过程比较复杂,我能清晰记得的是,杨老师在病床上艰难地为我写推荐意见。泪目。
     
      当时我对日本民法和民法界的了解为零。经过长时间浏览日本各个著名大学的网页,我最终选定了五位教授,向他们提出了申请。
     
      幸运的是,第一个回函同意接收我的就是东京大学的能见善久教授。
     
      能见教授的同意接收,应该是我和信托法的真正结缘。
     
      博士毕业留校时,也曾经思考过自己的学术规划,曾经动过念头,是不是研究一下处于物/债二分之间的信托法?心中没有底气。所以申请日本留学的研究计划书的主题是:民事责任制度的基本原理。
     
      去日本之前,向几位前辈学者辞行,不止一位老师劝我,不要去日本研究什么信托法。有老师反对我去日本学习。直到我从日本回来之后一位老兄还和惊异地说:日本有什么好学的?你学英语的,研究信托法应该去英美啊。更多的是反对我研究信托法本身。几个老师都认为,信托法来自英美,在中国没有基础,行不通的。信托完全不适合大陆法系——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经验证明了这一点。大家一致的观点是:在我国,研究信托法是没有前途的。
     
      的确,至少我国的信托业在当时是不景气的(2004年信托公司受托的信托资产规模不过千亿)。信托法的研究者也寥若晨星。
     
      我也不是没有挣扎过,当时买和复印了很多劳动法、劳动经济学的中外文文献,尝试研究劳动法。2009年我甚至还开过劳动法的课。但我一直舍不得放弃之前花费很多时间研习的财产法和公司法,而信托法和财产法及公司法的联系是如此的紧密。但在2005年之前,的确没有确定要主攻信托法。
     
      我2005年-2007年在东京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期间正好赶上日本信托法80多之后第一次大修。而能见教授是这次日本国会的信托法修改委员会的座长(主席)。
     
      (在东大期间的照片全部丢失,只剩下这张和通口教授的模糊的合影。)
     
      在日本两年间,多次聆听能见善久教授、通口范雄教授和神田秀树教授单独或者合作讲授的信托法。记得有一次三位教授合开信托法课程,第一次走进教室让我大吃了一惊:这个非常小众的课,竟然在一个大教室上,起码有200人。东京大学法学与政治学研究科能有多少学生!?
     
      向能见教授学习,主要集中在信托法。当然,离不开民法基础理论的学习。
     
      信托法作为私法,其基本逻辑是民商法的逻辑。放弃了民商法的基本逻辑,信托法无以存身。
     
      能见教授的著作不多,只有两本——《现代信托法》和《民法总则》。顺便说一句,《民法总则》的署名是四宫和夫教授和能见善久教授合著,四宫教授已在1988年仙逝,之后的多版都是能见教授一人修订,但能见教授仍然坚持和四宫先生合署。他著作虽少,但每一本都能做到视野开阔、中正平和。
     
      中正平和,一直是我个人对法学著作的最高评价。
     
      在日本学习期间,我见识了东大法学院的藏书丰富无比的图书馆,其中的英文书应有尽有,借阅也非常方便,我几十本几十本地搬到研究室,两年间只收到两次要返还个别图书的通知(因另有人借阅),绝大多数图书都是我离开东京大学的时候一并返还。
     
      回国后,在姜雪莲和高庆凯两位青年才俊的帮助下,翻译了能见善久教授的《现代信托法》(之前出版了一本小书《债法总论要义》)。
     
      虽然对主攻方向仍然有些纠结,但是,信托法的教学和研究在逐渐展开。
     
      在2009年开设了本科生的信托法课。
     
      一个关键的事件是,王涌教授邀我在他所开设的《信托与投资基金法》的课上做了《日本信托法的修订》的专题报告。这次报告,极大增加了我讲信托法课的信心。
     
      早在日本留学期间,我已经开始了信托法书稿的写作,到2010年的时候,已经写成了初稿。
     
      不过,我面对这这个初稿,内心极为忐忑,发出了“苏力之问”:什么是你的贡献?
     
      是啊,如果只是引入了日本和英美信托法的高深的理论和新近的实践动态,这本书和别的同类的书有什么区别呢?
     
      这本书能不能回答这样的问题:中国的信托法是如何运作的?中国的信托法真的和自己的民法体系水油难容?
     
      中国的学者还是要做出中国的信托法解释论。
     
      我想起刚到人民大学读书时叶林老师的教诲:民商法,特别是商法,要有精深的研究,必须对行业有深入的了解。如何了解行业呢?仅仅看文献是不能了解行业的。
     
      2010年底,能见善久教授让我协助邀请中国信托法的学者到日本交流。这让我有机会为国内致力于研究信托法的众多优秀的师友服务。在回国的飞机上,我找到周小明师兄,请他帮我寻找了解信托业的机会。周师兄愉快地答应了。
     
      这让我有机会补上一个重要的知识短板:深入了解中国信托业的运作。
     
      事后看来,2011年开始深入了解我国的信托业,我是赶上了好时机。2011年中国狭义信托业受托资产规模超过3万亿元,之后年年攀升,2013年超过10万亿,2016年超过20万亿。如果把适用信托法原理的整个资产管理行业和信义受托行业都计算进去,规模是惊人的。
     
      2010年之前,信托纠纷案例很少,到2015年我出版《信托法解释论》的时候,几乎每一章都有一些代表性的案例出现——那本书附录中列举了四十多个我国信托法典型案例。有了对这些案例的研究和对信托行业的了解作为后盾,我终于有了少许自信可以出版那本小书了。
     
      人生苦旅,有顺意志业和知心爱人相伴,才可稍慰人心。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若想在一个微小的方面偶有所得,除了努力之外,还需要一点点幸运。
     
      新年即将到来,我衷心感谢在各个人生阶段温暖地支持、帮助、提携过我的师友亲人,感恩各位不弃,感恩命运对我厚爱。
     
      祝大家新春愉快,平安喜乐!

    【作者简介】
    赵廉慧,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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