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香港普通法之中国哲理化
2021/2/19 9:13:11  点击率[34]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特别行政区基本法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21年
    【中文关键字】《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基本法》;《港区国安法》;中国传统文化;普通法;《孙子兵法》
    【全文】

      定义:在本文,中国哲理化就是指一个演变融合过程,而这个演变融合过程,系以融入以中国古今文化价值体系为依归及最终目标;这个中国古今文化价值体系包括有中国传统诸子百家学说、民间智慧和传统、政治法律传统、惯例和现代在中国证明行之有效的中外理论、思想、实践经验等;中国传统文化素有兼容并包的特征。
     
      本文第一部份是藉对香港大律师公会诸人对《港区国安法》)第五十五条言论指控之反驳,论述了以法论法之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基本法》及背后之中国传统文化。英国法法哲学家边沁提倡:政府行为包括法治或法律施行目的是「保护大多数人羣的最大幸福」。边沁学说与中国传统智慧「得民心者得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通权达变」是相互呼应的;另外,中国传统治术宽猛之用及传世警句「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后来治蜀要深思」亦有所论述及加以应用。
     
      中华传统哲理如老子学说,「治大国如烹小鲜」、「道可道,非常道亅、「名可名,非常名亅、郑子产铸刑鼎及中国传统民间智慧,如「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不怕千万最怕万一」(以对驳「无罪推定」是否应在国安环境下使用),及肖蔚文著作在此文常被引用,这是因为近期在香港法院实践中,一些普通法原则却经常在不适当时段(即香港民众患不安时)被引用,此包括「宁枉毋纵」、「疑点归于被告」、「除非法官有充分理由反对,必须准予保释」、「三权分立」、「司法独立」、「无罪推定」等原则。
     
      另外,笔者亦会辅以西方学说及政府政策(此包括美国宪制、罗斯福总统及列根总统之新政、二战期间美国拘禁美籍日人令、列根vs航空交通控制员罢工、卡特总统人权外交等) 以对大律师公会诸人言论加以辩驳。
     
      《中国宪法》序言曰:「一八四○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的描述;此段描述更是国家反分裂和国家安全立法的最基本依据。理由简单易明,「打江山难,守成更难」之理也。自共和国立国之初,外敌则欲围而遏之,此守成所以难也。但中国人民岂会因艰难而容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受到破坏耶。笔者是欲趁以法论法驳香港大律師公会诸人,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別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以下称《港区国安法》)第五十五条有损《香港基本法》第三十五条、第八十六条言论之机,点出香港现今某些人欲以香港司法体制和普通法抗衡国家司法,甚至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和决定的工具。此所以,香港律师陈曼琪在其评论指出:「香港回归后,部分法律界人士硬套代表外国宪制秩序及价值的案例,仍沿用英国殖民地思维,无视「一国两制」宪制秩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国家最高权力和立法权,从而出现不必要及严重的「水土不服」。」笔者之以法论法,是基于内地之《刑事诉讼法》及先師肖蔚云教授生前(1996年出版)著作所表达之《香港基本法》立法原意。《香港基本法》第三十五条所规定之权利均涵盖在《刑事诉讼法》条文中;所谓的按规定须用陪审员的严重案件,在基本法起草期间,只包括谋杀、误杀、强奸、持械行劫和涉及大量毒品的案件,因仍在殖民地时代,并沒有涉国安事宜,故说违反第八十六条之指控不成立。有关其他指控,此文亦所以法辩驳,并不成立。
     
      本文第二部份论述了香港普通法中国哲理化之法律依据及人为困难。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中国宪法》)的序言开宗明义:「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序言中陈述了我国近代与外斗争的历史过程。此包括有「一八四○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的描述。序言是宪法的构成部分,从此而可引伸出历史悠久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成文宪法的立法渊源之一,《香港基本法》的法律渊源依据是《中国宪法》,而香港普通法,根据《香港基本法》第八条,是下位法。《中国宪法》序言曰,中国有历史悠久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不但是中国法律的源头。更是香港普通法中国哲理化的法理依据。《香港基本法》序言提及香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亦由中国政府在已成为历史文件之《中英联合声明》中予以阐明。但香港是中国人的香港,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在香港特区实施乃天公地义合情合理合法,亦是必须的。
     
      就此,香港法官、司法人员及法律执业者,均须对国家宪法、《基本法》及其背后之国情、历史、文化及法治传统应有充分的认知和把握。这有助于香港普通法中国哲理化,更可以推动「爱国者治港」之实施。过去,香港的法律训练乏缺上述中国元素,重整法律教育亦是香港普通法中国哲理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这是必须的人为因素,亦在此部份有所论述。为达到香港普通法中国哲理化,教育是重要的,但强制手段亦是必须的。
     
      笔者的建议:
     
      ·提请人大常委会就「三权分立」原则及「司法独立」原则作人大释法;
     
      ·可参考《孙子兵法》第一计篇、第五势篇以迸行必要之改革,见六(一)小节段;
     
      ·中央及特区政府应该组合一组熟悉中国传统哲学、法制思想及香港法律的专家,以帮助行政长官执行《香港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使香港普通法得到中国哲理化,从而符合《香港基本法》第八条的要求。此专家组应被付予适当的否决和裁决权力,在经过香港基本法委员会,通知国务院,并得到全国人大的同意后,否决香港法院包括终审庭的裁决,不予以执行。此委员会的裁决权是帮助行政长官制定不合格律师、大律师、法官的清单,并执行公告之;举凡名单内的人士参与的案件,特区政府行政部门概不予以执行。
     
      【全文】
     
      第一部份 以法论法之基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香港基本法》及背后之中国传统文化
     
      一、香港大律师公会诸人就《港区国安法》之指控及香港舆论回应
     
      2O21年1月21日晚,香港大律师公会新任主席夏博义会见记者时,声称「他尤其关注《港区国安法》部分条文,举例有部门不受法律挑战等。夏博义称,有不少国家已暂停与香港的移交逃犯协议,日后杀人犯亦可藉潜逃避过审讯,相信任何港人都不乐见,冀探讨会否有机会可令政府同意修改部分《港区国安法》条文,令移交逃犯协议可复原。」[1]被问及欲修订《港区国安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之条文,夏博义称:
     
      1.国安法第55条列明被告可「送中」,他称或有违《基本法》第35条;
     
      2.又称《基本法》列明在严重案件应有陪审团,惟国安法案件最高可判处终身监禁,却可不设陪审团;
     
      3.《基本法》第35条指出,香港居民有权得到秘密法律咨询、向法院提起诉讼、选择律师及时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或在法庭上为其代理和获得司法补救。[2]
     
      对此,有香港舆论反驳指出:
     
      香港大律师公会最近换了领导层,一上场就叫嚷要向北京提出修改《港区国安法》,声称国安法损害了香港法治。英夷在香港布下的「殖民统治香港」、用普通法「治港」的专业团体,对回归后状况一向极为抗拒,对香港实施的「一国两制」有许多不满,对港英时代充满恋癖。……
     
      然而,这帮「蓝血大状」一向以英夷统治下的「高等华人」自居,以「精神贵族」自居,以「法律化身」、「法治代表」自居,目空一切,狂傲自大。他们根本看不起中国的司法、中国的法律、中国的司法人员;他们心态如此,傲慢如此,思想意识如此,……,要把自己凌驾在「一国」和中央之上,凌驾在中国司法和法律之上。[3]
     
      二、以法论法驳香港大律师公会诸人之指控
     
      (珨)中国之宪制安排、《香港基本法》及《刑事诉讼法》及其背后之中华文化传承
     
      笔者认为,上述舆论对香港大律师公会新主席的评论可谓合乎事实。这是因为从其发言中可见其对中国法律和宪制安排并不了解和掌握。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是中国最高层次的立法机关,这与英国的「国会至上」的宪制安排相似,根据中国宪法,中国最高的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权力都源出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在其之下。香港特别行政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故此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制定的法律岂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所能改动。故似上述评论说香港大律师太狂妄,并不为过。现根据个人观察及《香港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以下简称《刑事诉讼法》),逐一分析之。
     
      (二) 互相签定逃犯移交条约,是建基于互利互助的原则,是中华「忠恕之道」之表示
     
      国/地区与国/地区互相签定逃犯移交条约,是建基于互利互助的原则上,是中华「忠恕之道」之表示,以免彼此成为逃犯天堂,藉此遏制犯罪行为。自去年7月1日,中央政府颁布在香港特区实施《国家安全法》后,多个欧美国家宣布暂停与香港签定的逃犯移交条约,此包括法国。然而尴尬的事情发生了,一个被法国政府通缉多年的头号逃犯被发现窝藏在香港,因港法两地互交逃犯条约的中断,而得以逃避法律的制裁,法国政府可谓应了中华传世警句「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此亦影响了港人对留港法人「草木皆兵,生人勿近亅的形象。由此观之,法国政府单方面中断港法两地互交逃犯条约,损人不利己,可谓不合情理之极也!
     
      12月21日,根据香港媒体报道,法国的头号通缉犯藏身香港,希望市民多加小心。《晴报》表示,通缉犯叫做瓦利,曾经是法国机场的交通管制人员,2011年的时候杀害同事后潜逃,最后从瑞士进入香港,随后下落不明。如今,法国接到匿名举报信,其中提到法国头号通缉犯瓦利居住在香港,已经有一个妻子和一个儿子。……
     
      中国颁布《国安法》是为了让香港长治久安,结果一些西方国家却插手其中,企图干涉中国的内政,甚至还做出了终止引渡条例的情况。如今法国就是例子,自己的通缉犯在香港,却因为自己终止了引渡协议无法逮捕,完全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4]
     
      (二) 《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五条符合《香港基本法》、《刑事诉讼法》规定与老子「天道是以有余来弥补天下人的不足」哲理、中华传统「宽猛之用」
     
      大律师公会主席在其谈话中提及,根据《香港国安法》第五十五条,被告可「送中」,可能触犯《香港基本法》,这可以《刑事诉讼法》分两方面来反驳之:
     
      1. 大律师公会新任主席曰,《香港基本法》第八十四条及三十五条规定,严重案件由陪审团定案,及僱用律师等等港人权利。实情是,内地的《刑事诉讼法》亦有相应的保障规定:见此法第十三条(人民法院审判案件,依照本法实行人民陪审员陪审的制度)、第十三条第(一)款(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一至二人作为辩护人。下列的人可以被委托为辩护人:(一)律师;)、第三十四条(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经济困难或者其他原因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本人及其近亲属可以向法律援助机构提出申请。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机构应当指派律师为其提供辩护。)、第三十六条(辩护律师在侦查期间可以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代理申诉、控告;申请变更强制措施;向侦查机关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和案件有关情况,提出意见。)等。
     
      2. 上世纪80年代中,起草制定《香港基本法》时。香港并没有《国家安全法》,因那时正值港英殖民地时代,香港并未回归,故此才有《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国安立法的规定。故此,第三十五条所陈述的「严重情况亅,并不包括国安被危害的严重情况;这在肖蔚云教授的著作(肖蔚云:《香港基本法讲座》,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 中亦有所陈述:
     
      陪审员原则
     
      基本法第八十六条规定:「原在香港实行的陪审制度的原则予以保留 。」明文规定了陪审员原则。现在香港的最高法院原讼庭在审理民事案件时,通常只有一位法官主持,只有某些案件如诽谤案件,才可援引法律条文的规定设立陪审团,但是这项法律条文甚少被引用。至于刑事案件,如谋杀、误杀、强奸、持械行劫和涉及大量毒品的案件,则由最高法院原讼庭的法官会同七人组成的陪审团审理,倘若法官有特别指令,陪审人数可增加到九人,被告有罪与否全由陪审团裁决。在审判案件时,只须陪审团以五比二的多数判决,则为通过。在香港地方法院中并无陪审团的设立,法官可审理较为严重的案件。但如上述的谋杀等严重案件,须由原讼庭审理,并组成陪审团。在死因裁判法庭,研究死亡不寻常的情况,死因裁判官可以三人组成的陪审团一起出席聆讯。根据基本法的规定,这些陪审制度在1997年以后仍然保留。[5]
     
      由此观之,大律师公会主席提出因陪审团质疑要修改《国家安全法》第五十五条的理据并不成立。因其不具备合适的法理事实。
     
      3. 夏博义认为「有部门不受法律挑战」,此部门或是指「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因为根据《港区国安法》第十四条第四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任何其他机构、组织和个人的干涉,工作信息不予公开。 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的决定不受司法复核。」其第十九条规定:「经行政长官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财政司长应当从政府一般收入中拨出专门款项支付关于维护国家安全的开支并核准所涉及的人员编制,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现行有关法律规定的限制。财政司长须每年就该款项的控制和管理向立法会提交报告。」另外,夏博义所指的法律应是香港法律。但香港持区政府、法律体系及法院本就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
     
      (1) 维护国家安全委员会所处理的信息均为国家机密,归属国防、外交事务,中央政府可独立处理之,亦可授权特区政府及法院或共同进行,主导权在中央。此完全符合《香港基本法》之规定:
     
      第十三条第一款 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
     
      第三款 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
     
      第十四条第一款 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
     
      第三款 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军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必要时,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
     
      第十九条第三款 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对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无管辖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的事实问题,应取得行政长官就该等问题发出的证明文件,上述文件对法院有约束力。行政长官在发出证明文件前,须取得中央人民政府的证明书。
     
      (2)《道德经》第79章:天之道,犹张弓者也,高者抑之,下者举之; 有余者损之,不足者补之。故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而奉有余。孰能有余而有以取奉于天者乎·唯有道者乎·
     
      白话大意是:「天地间的自然规律,就像是一位神射手。当他看准了目标,开始搭弓射箭的时候,如果把弓箭举高了,就会适当地压低一些;如果把弓箭举得不够高,就再适当举高一些。如果把弦拉得太满了,就适当削减一些力度;如果拉得还不够力度,就再拉满一些。所以天地间的自然规律,往往是削减多余的事物,而弥补有所欠缺的事物。
     
      而人类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交往却不是那样,人类社会的交往规律,往往是那些并不富足的人削减自己的资财,用以敬奉那些更加富余的人。而有谁又能够在自己富足的情况下,拿出自己的东西来弥补天下人的不足呢·难道只有那些通达事理的人么·」[6]
     
      从上述老子天人别道之说可知,天道是以有余来弥补天下人的不足;社会有道之士应从之。香港之不足就是回归以来,国民教育之不足,造成「黄皮白心」现象,此包括充斥特区行政及司法机关之真假反中洋人。夏博义就是其中最佳例子。「2002年11月,夏博义与时任民主党主席李柱铭、立法会议员涂谨申前往欧洲“唱衰香港”,企图引起外国势力关注特区政府推动23条立法工作。另外,夏博义的言论相当激进。2008年,夏博义撰写了一篇探讨“西藏民族自决”的文章,原本计划在香港律师会官方刊物《Hong Kong Lawyer》刊登,后来律师会拒绝刊登。」[7] 《港区国安法》之制定及实施,就是补此不足之霹雳手段。「黄皮白心」现象及充斥特区行政、立法及司法机关之真假反中洋人未去之前,《港区国安法》第十四条第四款及第十九条之严格执实属必要。
     
      (3) 中国传统治国素有宽猛之用之说,此亦符合上述老子天人别道之说,天道与社会有道之士是以有余来弥补天下人的不足。这也就是说,当前朝治国过宽疏,后继之朝则须用严猛之法纠正之,如蜀汉入川之初,因刘璋治国过度寛疏,社会治安不佳,诸葛亮乃用猛严的一手,使蜀汉得以大治。又汉继暴秦立国,因前朝严刑峻法,民怨载道,刘邦得国后反其道而行,走黄老无为之治,予民休养。前美国总统罗讷德·列根(Ronald Reagan)以老子「治大国如烹小鲜」推行新财政自由主义,推行供给侧(supple side)改革,减税及去除大量对金融业及其他企业之规管(deregulation),以及起动全球化自由贸易。凡此种种,这是宽之一手。但列根总统之所为,却是针对其40年前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Franklin D. Roosevelt)所推行的「新政(New Deal)」,而罗斯福总统的「新政」又是针对因以前政府参与经济活动过少,导致美国上世纪30年代之大萧条,在此期间,大量工人失业及银行因「挤提」而倒闭。「新政」起动了由联邦政府出资参与的各项基建筑工程,带动了经济复苏;为了保障劳动大众,罗斯福政府出台实施了工会法,及一系列规管企业特别是金融业的法例、行政命令。罗斯福总统的「新政」是猛严控商企的一手;这措施实施时期可说是美国劳动阶层的黄金时代,金融风暴海啸从未发生,中产人数保持在人口6成(最高达8成)以上,这是民主政制得以成功实施的最低要求。但在70年代,列根以为因政府参与规管过多,税率过高,加上两次石油禁运,导致企业活力不够。这就是其提出供给侧改革、减税、去规管及全球化自由贸易之由。但列根新政却又引起现今美国之过度金融化、产业空洞化及去工业化,贫富悬殊严重。从今次美国总统大选,共和、民主两党得票的情况来看,中产人数或在5成以下,这应是美政局动乱之源。美国人会否回返严之一手乎·
     
      上述罗斯福丶列根新政见证治国宽猛之用也。为政者应懂得攻取民心,懂得审时度势,始知宽猛之用。「能攻心则反侧自消 从古知兵非好战 不审势即宽严皆误 后来治蜀要深思」此对联悬挂在成都武侯祠诸葛亮殿堂前正中,作为传世之中华传统智慧警句,香港之治港者包括那些法律人应深思,切忌妄自菲薄。
     
      (三) 美国总统选举人团制度之制定,是基于美国民众之民智及爱国心低下,这与现今香港情况相似,需猛严之一手,「有部门不受法律挑战」是必要的
     
      美国立宪时,因基于美国民众之民智及爱国心低下,才制定全球独特的总统选举人团制度。这与现今香港情况相似,特别是「黄皮白心、真假洋鬼子」现象泛滥成灾,国家保密而致「有部门不受法律挑战」之必要性,无可置疑。
     
      美国全球独特的总统选举人团制度,大选的时候,每个州的选举人是经普选选出,得普选票过半的参选人,通取此州全部的选举人团票,最后再集合全国选举人投票选出总统。在《联邦党人文集》第68章中,汉米尔顿有极深入的解释,笔者归纳为六点:[8]
     
      1. 当时美国人均认为它是一种极好的办法,它把他们所希望的一切优点用一种杰出的方法结合在一起;
     
      2. 美国总统受人民之托,负有非常重要的责任;
     
      3. 直接参加选举的人应该是一些最长于分析的人,他们知道总统应该具备些什么性格和条件,由此挑选出来的少数人,必须具有重视此项复杂工作的知识和判断力;
     
      4. 选举若干人来组成一个选举人的中间团体,和由人民直接选出一个总统相比,前者引起越轨激烈行动,致使社会陷于骚动的可能性远较后者为少;
     
      5. 利用一切可能的阻碍来防止结党营私、阴谋、贿赂行为,是最应该加以注意的事情;最主要的是由于列强想在美国政府中获得一种不正当的支配力量,也就是把他们的傀儡抬出来作联邦的行政元首;
     
      6. 因此,他们规定第一步由人民直接挑选任命总统的选举人,这些人的唯一临时任务是选举总统。
     
      从这六奌来看,我们可以知道制定选举人制度的主要原因是制宪者对当时的美国人乏缺信心,爱国心及公民意识还没建立及普及,还不知道如何选贤择能,列强更可经由直接普选在美国政府中获得一种不正当的支配力量,也就是把他们的傀儡抬出来作联邦的行政元首。[9]
     
      三、其实普通法的最大弊端,就是:只要有足够多的钱,聘请足够多的星级大律师,官司就基本上可以打赢。这从美国美式足球员O. J. Simpson杀妻案及过往张子强械劫案而判无罪得到证明,在这里不再细述。这与中华千年文化传承「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相悖。
     
      四、政府行为包括法治或法律施行目的是「保护大多数人羣的最大幸福」,这与中国传统智慧「得民心者得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相同
     
      法治的精神在于追求法律履行的效率及正义,或两者在执行期间特别情况的平衡,或有所偏重。这是因为在法律实施中所遇到的社会实际困难及要求,两者之间因亦随之有所偏重。人类政府行为,此包括法治或法律施行目的,根据英国法学家边沁的功利学说,是「保护大多数人羣的最大幸福。」其实,边沁的学说主张「保护大多数人羣的最大幸福」与中国传统智慧「得民心者得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是相同的;当权者能做到「保护大多数人羣的最大幸福」,当然能得天下民心从而得天下安定。
     
      「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中国传统治理概念,其意就是,政府必须避免不均及不安的情况出现,社会大众求公正公平的分配和求生活平安之意欲民心才得到满足,才能够国富民安。这其实与边沁的法哲学思想是相同一致的。患不均和患不安,相对而言,就是社会大部分人群的最大幸福诉求。
     
      前美国总统罗讷德·列根(Ronald Reagan) 于1981年8月3日,在美国全国机场航空交通控制员大罢工,以争取最佳福利期间。列根总统以不能对美国联邦政府罢工为由(You cannot strike against the Federal Government),下命限48小时内所有在罢工中的机场航空交通控制员返回岗位。8月5日,11,345位航空交通控制员不服从,列根总统遂代之以军方航空控制员并将此11,345位航空交通控制员解雇,并发声明联邦政府将永远不再雇用此等人士。美国宪法容许集体谈判权和罢工权。但在当时,大多数美国人不支持建立一个公共服务人员工会的想法,且法律禁止此等罢工。他们不希望他们罢工(Mos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didn't support the idea of a union that was a public service union and was legally barred from striking. They didn't want them to strike.------Howard Baker, Jr. Senate majority leader; chief of staff) [10]。列根说:「公职人员无权罢工。你怎么能对公众罢工·他们公众是雇用你的人。(Reagan said, “A public employee does not have the right to strike. How can you strike against the public? They're the people who hire you.”)」[11] 要知道美国是联邦制,各州有自治权,联邦政府只能规管州与州之间的贸易和运输,而航空客运和运输正是联邦政府所能规管的范畴。美国每天航空货运、客运流量极大,对美国整体经济商业运作效益影响巨大,列根的「不能对联邦政府罢工」,其实就是基于边沁的学说,也就是中国传统智慧「不患贫而患不安」的体现。
     
      五、「道可道,非常道亅、「名可名,非常名亅的哲理和中国传统民间智慧,「非常时期,通权达变」,与香港普通法之滥用
     
      「道可道,非常道亅、「名可名,非常名亅的哲理和中国传统民间智慧,「非常时期,通权达变」,也就是说,任何后天论述的道或名,此包括法律原则及条文的应用,都并非是恒常的,是要按时变而变动。在紧急时期,不能墨守成规,切勿「一本通书读到老」,要因时、因地、因事而变通,这就是「穷则变,变则通」之道理也。
     
      法治的效率或正义无可避免会根据此等大众幸福要求变动而有所偏重。另一个最佳例子莫如1941年12月7日珍珠港被袭后,为保证美国国家安全策畧的有効性和安抚西岸及夏威夷诸岛居民的民心,美国政府随即制定隔离日本裔美国人的法案,并将日裔美国人关禁在集中营,直至二战大战结束。此等法案及行为明显有违美国宪法所提倡的人权至上、人人生而平等的正义性。此种随国家社会状况而有所偏颇取舍,在美国诸多宪制案件中是随处可见的。
     
      自1942年起,美国政府对约11万居住在美国太平洋沿岸的日裔美国人的扣留,转移和囚禁。
     
      1942年2月19日,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下达了9066号行政命令,授权美国陆军部部长确定国内某些地区为“战区”,并可以对生活在战区的人加以任何必要的限制,甚至可以把他们排斥在战区之外。这份命令声明,整个太平洋沿岸,包括加利福尼亚州、俄勒冈州、华盛顿州和亚利桑那州的所有日裔美国人都可以被命令转移。
     
      1944年,最高法院维持原判表示9066号行政命令符合宪法,同时指出隔离日本血统的人的规定是诉讼范围之外的另一个问题。在美国各地的日裔美国人受到不平等的待遇,几乎所有住在美国西海岸的日裔美国人都被囚禁,而在夏威夷,虽然其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口是日裔,只有约1,200到1,800被拘留。在所有被囚禁的日裔美国人中,62%是美国公民,直到战争结束美国才陆续解散了这些集中营[1]。[12]
     
      上述情况,正应了老子《道德经》第1章的「道可道,非常道亅、「名可名,非常名亅的哲理;任何后天论述的道或名,此包括法律原则及条文的应用,都并非是恒常的,是要按时变而变动。中国传统民间智慧,「非常时期,通权达变」,也就是说,在紧急时期,不能墨守成规,切勿「一本通书读到老」,要因时、因地、因事而变通,这就是「穷则变,变则通」之道理也。
     
      六、治大国如烹小鲜,沉长昂贵的司法程序应免得免,法治的效率或正义无可避免会根据「保护大多数人羣的最大幸福」的实际要求变动而有所偏重。
     
      美国前总统罗讷德·列根(Ronald Reagan)于1988年,在其1月的国情咨文中 (State of the Union Message to Nation) 提到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Govern a Great Country as You Would Cook a Small Fish)的治国不扰民哲理。伸而广之,作为治权的一部份,司法权的应用,亦要慎而重之,以做到如烹小鲜不扰民,以保护大多数人羣的最大幸福。
     
      老子学说及中国传统民间智慧被引用,这是因为在香港法院实践中,而一些普通法原则却经常在不适当时段被引用,此包括「宁枉毋纵」、「疑点归于被告」、「除非法官有充分理由反对,必须准予保释」、「三权分立」、「司法独立」等原则。
     
      (一) 原则是解决法律条文疑难的依据,「宁纵毋枉」、「疑点归于被告」、「除非法官有充分理由反对,必须准予保释」原则的应用本是无可厚非。但正如上述所论,法律的实施要按时按情况而变,在和平时期,上述原则之应用,可增加法律的正义性,因为在此时段,并不讲求法律实施的高效性。但在社会动荡时期,如2019年之社会动乱,则当别论,因为在此时段,更讲求的是法律的阻吓高效性。上述原则的应用,在2019年香港暴乱期间,造成为港人垢病之「警察捉人,法庭放人亅,近期更有多人弃保潜逃的现象。香港法院中人包括前终院首席法官马道立经常提及,要解决此等参差现象,可以经由刑期复核及上诉程序机制安排来解决。然而香港审判及法院排期
     
      ……而最伤害市民利益的是要聘用大律师一定要经过律师行代为指示,变相由一份钱变了两份钱,难怪香港打官司的费用高得令人咋舌。…… [13]
     
      长而旷日持久,且法费不菲,非普通人所能负担,低下层人士可申请法援,中产阶级更少有此等权利。此明显违反老子的「治大国如烹小鲜亅不扰民的管治理念。在动荡时期,放纵暴乱,不符合法律是「保护大多数人群之最大幸福」的理想和原则。试问,在战争时期,你会应用上述原则,放生及容许一个被发现怀有打火机的人士进入一个装满炸药的储藏房间吗·答案是明显的,你会尽其所能制止此人进入。
     
      当然,国安法的确震慑了这帮狐朋狗党,但距离长治久安仍远远未达标。条例生效至今仅4人被起诉,但全部仍在还押,遑论获刑。单是一个汉奸黎,司法便大演捉放曹,一度闹出批保闹剧,现在即使重回收押所,也要待至2月再就其保释上诉开庭,距离清算其国安重罪遥遥无期,本港司法毫无效率、浪费时间和公帑写在墙上。…… [14]
     
      「本港司法毫无效率、浪费时间和公帑写在墙上」,例子比比皆是,「呢,最近一单又系原审犯错。是咁的,21岁男生前年(笔者注:2019年)11月喺沙田大会堂被警方截查,搜出两支灌有水泥嘅铁通,警诫下表示怕遭政见不同人士袭击而用作自卫喎,去年8月承认喺公众地方管有攻击性武器,被判监10日。律政司不服提出刑期复核,上诉庭寻日(笔者注:2021年1月28日)认为,以本案嘅控罪及案情严重性,原审裁判官嘅判刑明显过轻及原则性犯错,遂改判被告监禁3个月。」[15] 从案发日到最终定刑判监3个月,足足花了约1年2个月;且在其他相似与2019年黑暴有关的案件,第一审原裁判官常犯原则性错误,导致轻判或放生,这在和平时期,可以上诉及复核机制进行,但在暴动、天灾人祸等等紧急非常时期,此水平及低効,肯定起不动制暴止乱、安定民心的「不患贫而患不安、通权达变」作用和要求,因为在动乱人心惶惶期间,讲求的是快速有効震慑性和安定民心。
     
      见下段九,可参考《孙子兵法》第一计篇、第五势篇以迸行必要之改革,以增加「分数」、「形名」之効率。记住「万事起头难」,一定要注意「起头」,否则「一子錯,万盘皆落索。」
     
      (二) 《港区国安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所提及的保释条件, 即「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除非法官有充足理由相信其不会继续实施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不得准予保释。」有论者认为此违反了「无罪推定」原则。其实可以用中国传统智慧解释之「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且从中共叛
     
      ……黎智英的保释闹剧,正正考验司法制度如何适应及维护国安法。终审法院对《港区国安法》第42条有关保释门坎的诠释,将会约束以后的判决。普通法虽有宁纵毋枉的原则,然而一国两制下,没有可能完全跟随英式法制,国家安全比一般法律程序重要。…… [16]
     
      徒顾顺章一事可知,当时周恩来、陈赓等中央领导人几乎被杀,所以「不怕千万最怕万一」是国安事务的第一守则。牵涉及国安事务,特务情报人员所掌握的信息关乎国家机密,且有颇长的时间性,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一些机密档案需要数十年的时间才能够解密,公诸于世。故此才有一旦为特务,终世为特务的说法 。无罪推定是刑法之普世法治价值,并非普通法独有。该法第五条第二款亦有此规定,但「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第四十二条第二款的保释条件,并非罪名的判定,而是基于国家整体安全考虑,兹事体大,正义与効率之取舍是要按情况而有所偏颇,这在二战时上述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配合行政部门拘禁日裔美人一事可知。这是保护了社会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
     
      (三)不能硬套代表外国特别是美国宪制秩序及价值,香港特区政制设计是基于中华「中央集权」传统特色之行政主导制。
     
      「三权分立」原则及「司法独立」原则之应用,常被香港之法官及大状说成是普通法之重要组成部份。例如,香港大律师公会新一届执委会副主席沈士文在港「执业30多年,是民主党的创党成员,前年接受报章访问时声称,要求法官爱国,香港法治已受冲击,又称司法独立与三权分立是缺一不可云云。」[17]
     
      18世纪一些欧洲启蒙政治学家,孟德斯鸠、洛克等人,认为要制止暴政的出现,必须将统治者掌握使用的治权,分为三个部分,即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这就是三权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的政治理念。三权分立后的三个部分的权力将由不同的人来掌握及使用,这就可以防止权力的过度集中从而防止暴君的出现。但问题出现了,权力的分散虽然可以防止权力过度集中,但如果权力分散而不能集中使用,这必使到政府治理难以进行。故此谈到三权分立时,不能不提到三权的配合及机制安排。在谈到三权分立及配合时又不能不提到西方的混合政体论(mixed constituency),即要民主共和政体能得以有效进行,其构成体制必须满足三个构成条件:平民构成部分、精英构成部分及一个强而有力的行政部分。英国是国会至上政制,是立法权至上混合政体;国会的下议院代表了平民部分,下议院的多数党组成行政部门及其党主席出任为首相,上议院在2009年以前是英国的最高终审法院代表了社会精英部分。美国的混合体制是三权分立及制约平衡(check and balance),平民部分体现在国会的众议院,精英部分体现在参议院及法院,强力的行政部门体现在美国总统制。国会有立法权,制衡手段是财权;总统有行政权,其制衡手段是兵权;法院有司法权,其制约手段系司法复核权,可以宣布总统行政命令及国会通过的法律违宪。要表明的是,美国宪法并没有列明美国法院有司法复核权。其实在美国《联邦党人文集》一书陈述中,美国司法权是较为弱势的一部分。司法复核权的出现是在美国立国初期,数位富有治理经验且睿智的法官从三权分立、互相制约的理念中引伸出来的,经数起标志性案例(landmark cases)固定下来。所以香港有部分法官及大状坚持,香港的体制系三权分立及司法独立,从而引导出香港司法权有着美国
     
      ……然而,香港回归后,部分法律界人士却硬套代表外国宪制秩序及价值的案例,仍沿用英国殖民地思维,无视「一国两制」宪制秩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国家最高权力和立法权,从而出现不必要及严重的「水土不服」。……」[18]
     
      三权分立、互相制约的特征,是不成立的。因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设计是采用「沿用港英政府行之有效体制原则」,此行之有效的体制就是港英时期使用的行政主导体制。回归前,港英行政主导体制并不采用美式互相制衡机制,司法权更没有美式的司法复核概念。有关司法独立的原则,是根据中方的宪制概念,此中方概念被应用到设计港式的司法权的应用,司法独立只系指在审判时,法院的法官有独立审判权,这在肖蔚云教授的著作中有详细的论述:
     
      司法独立的原则:根据基本法第八十五条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独立进行审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人员履行审判职责的行为不受法律追究。」这里指的就是司法独立的原则。法院在审判案件时,应该是依法独立审判,不受任何行政机关、立法机关以及个别人的干涉,以保证审判工作的公平、正确,合乎法律,避免外界的干扰和贪赃枉法行为的发生。这里还规定司法人员履行审判职责时,其所发表的言论和采取的措施、决定,都不受法律的追究,给予司法人员以豁免权,这和立法会的议员享有豁免权一样,司法人员在履行其审判职责时,也赋与法律上的特殊保障,以保证司法人员能正常地能履行其职责,能秉公执法,不畏强暴和权势,以保证审判工作的公正与合法。[19]
     
      在第25讲有关行政立法互相配合与行政会议一章中,肖蔚云开宗明义:「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之间除了互相制衡的关系外,基本法还强调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二者之间的互相配合,这也是香港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的一个特点,它与三权分立的观点只强调互相制衡是不相同的。三权分立不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20]
     
      在第24讲 行政与立法互相制衡而由以行政为主导一章中:「……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又应该是什么·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政治体制专题小组在经过反复讨论和研究以后,终于达成了一个共识,即「司法独立,行政机关与立法机关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这就是新的地方政权形式,它保留了原有的司法独立原则和行政主导作用,指出行政与立法二者要互相制约和互相配合,而且重在配合。」[21]
     
      综上所述立法原意来看,三权分立不符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际情况,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体制是行政主导。从行政主导作用中引伸出重在配合的概念;这就是「行政与立法二者要互相制约和互相配合,而且重在配合」概念的由来。
     
      (四) 《国家安全法》法律基础引伸自《香港基本法》序言及来自第一条及第十二条,且符合历史文件《中英联合声明》之原意;同样《香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亦由此而来;由此引伸,香港法官必须爱国,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
     
      历史文件《中英联合声明》开宗明义曰:「有助于维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及「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并考虑到香港的历史和现实情况,中华人民共和国决定在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见《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条第(一)款。《香港基本法》序言亦有相同描述:「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保持香港的繁荣和稳定,」故此有人于2019年发起颜颜色革命,趁香港回归23年以来爱国教育乏缺,鼓励无知青中年一辈上街揽炒,制造暴动,破坏香港的繁荣和稳定,藉机将香港分离独立出去。中国传统智慧有言,治乱用重典,国家审时度势,《国家安全法》的制定和在港履行,是合情合法合理,更符合《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基本法》条文(第一条和第十二条)和精神。理由很简单,中国人排除万难,艰辛地将香港收回,还会容许再让香港从祖国怀抱分裂出去乎·但根据香港大律师公会新一届执委会副主席沈士文的「要求法官爱国,香港法治已受冲击」逻辑,《国家安全法》是有违法治的;此逻辑明显不符合世界现行通例。
     
      (五) 美国法官非常爱国,由于政制之缺陷,美国民主制度不是山巅灯塔圣地,与中华忠恕王道文化大相径庭
     
      1. 卡特总统首推「人权外交」之原因
     
      若果法官爱国就影响法治,那么美国法院在二战时拘禁日裔一事上,美国的法官,根据香港大状的标准,显然是违反了法治原则,美国民主法治可是他们膜拜的山巅灯塔圣地。可能部份香港大律师会的大状会以美国是民主国家的双标来辩驳,其实从历史来看,美国的人权外交策略始自美国第39任总统吉米·卡特。笔者在乔治亚州乔治亚理工学院读书时,在校园中参与了卡特之总统选举助选活动,见证了他的人权外交形成过程。此外交的背景是美国在越战中恶劣的不人道表现,如橙剂的大量应用、其盟友南韓军队之殘暴、美莱村大屠杀等等,美国政府的劣迹更可远溯至美国立国前后几乎被族灭的印地安土著[22]。越战巨大的恶劣影响,破坏了美国的形象,成为越战的转折点,更引起了持续经年的反越战及嬉皮士反美国政府运动。
     
      美莱村屠杀(越南语:Th?m sát M? Lai/惨杀美莱)是越战期间,美军第23步兵师第11旅第20团第1营C连的官兵,于1968年3月16日在越南广义省山静县美莱村(My Lai)进行的屠杀。杀害者包括男女老幼,甚至婴儿,亦有轮奸女性和肢解尸体。
     
      屠杀事件掩盖了一年多,直到先后几个美国士兵写信反映自己所在部队的暴行,并提到这个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这件惨案推动美国国内的反战情绪。至于受害者人数,不同的资料来源对于美莱村越南平民的实际死亡数目也各不相同。越南的官方报告则称住在村中的900名平民中,杀害了568名。而《纽约时报》的一条消息指出,双方政府私下同意,死亡数目在400人到500人之间。
     
      美莱村屠杀的消息由美国陆军封锁了一年,后来由美国记者西莫·赫许所揭发,1969年11月12日《纽约客》杂志刊出屠杀丑闻,导致美国境内反战情绪高涨,国际社会哗然,一致以「道德破产」加以责难。记者西莫·赫许于1970年获得普利兹国际报导奖。
     
      1971年3月31日,美国军事法庭因美国陆军中尉威廉·凯利下令开火而判处其终生监禁,但后来只服刑软禁三年半。另有25人面临起诉,但全都无罪释放。[23]
     
      卡特总统当时认为在其前数任总统的对外政策,是以火对火,也就是以邪恶对邪恶;相反,他认为应该是以水对火,他认为美国或西方的民主人权制度就是此「水」。故此他上台后立即推行以美国制度为基础的人权外交策略。故此要明白,美国的民主制度并非不做坏事。恰恰相反,它坏事做尽,做得极多,看看现今的利比亚、叙利亚、伊拉克等之乱局。今次因非冠肺炎肆虐,欧美国家所死的总人数有多少就可以证明此点。卡特总统之推行人权外交策略,并不是不想继续做坏事,珍惜人权人命,而只系想掩盖做坏事的事实。所以西方的人权外交并不是华丽的灵丹妙药,而是一个外观漂亮的不锈钢便罐之便盖,以掩盖里面装的臭气熏天的粪便。所以西方的民主人权外交其实就是臭粪罐便盖外交。香港大律师公会那班大状以为西方民主制度不做坏事,这不符合历史的事实,且具有巨大的误导性。
     
      欲正人身者必先正其自身,所以儒家才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说,西方国家欲以其本身民主政制、人权价值观,对其他国家说教及干涉别国的内政,被干涉者应首先回应询之,西方国家是否应先正其身,立标竿,也就是首先纠正其本身过往残暴不仁的强盗抢劫历史,以示真正诚意;先不论彼等这数百年以来所犯刑事罪责而导致的追究和惩罚,但民事追究补偿是不能免的,根据西方最高损害赔偿原则,西方国家须将霸占的土地归还给美洲、澳洲及其他地区的原住居民,复原其原貌;并返还过往霸占土地财产的得益。这是他们应该首先响应的。否则他们冇资格讲民主人权的说教和指责别国,更不值得人们包括部份香港政客和法律人学习、模仿和引用。
     
      2. 美国政制之缺陷,其民主制度不是山巅灯塔圣地
     
      十八世纪欧洲启蒙人权哲学家,提倡三权分立以防治权过度集中。美国的政治体制将此概念更发展落实到极致,治权被分为众多部份,每人只能掌控一部分。故此在美国政府包括县、州、联邦政府,一人只能担任一个职位;如现任总统拜登原先是特拉华州Delaware的联邦参议员,在他被选任为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时,他就必须辞去联邦参议员一职。相反,香港特区容许一人可兼任区议员、立法会议员的情况,这在美国是不可能的。美国国会分为参众两院,每州可选派两位参议员,故参议院有100位参议员成员,众议院有438位众议员,在立法投票功能上,参众议院权力相等约;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8位常任法官,加上一位总统,理论上美国的治权就由这548位自由个体所掌控。为什么称他们为自由个体,这是因为,《美国宪法》为了防止暴民政治的出现,美国总统、国会议员、法官不受其所属党派意志所捆绑,他们都有极大的自由,国会议员可根据自己的意志自由投票,而不受其所属党派政治取向所影响。这「一盘散沙」的设计和西欧的政治设计,如英国的国会至上,有着基本性的不同,故此在《美国宪法》出台时,此繁杂疏散的体制设计多不被欧洲政治学者所看好。
     
      故此,《美国宪法》历年得到相对良好的表现,主要不在于法律的强势执行,更在于宪制惯例及传统的建立及被尊重,政治人物了解到宪法对政府架构建立的重要性,而彼等多是读法律出身;在重要关节点上,彼此能够作出妥协,互相作出让步,以免损害宪法及其尊严。这都可以在「水门事件」上看到,前美国总统理察·尼克逊(Richard M. Nixon)了解到继续缠斗下去,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美国宪制安排,特别是对总统制的尊严及完整性,故此决定辞职。前总统当努·特朗普(Donald J. Trump)明显不是了解和尊重此等《美国宪法》相应的宪制惯例及传统的人,为了一己私利,遂有煽动其「粉丝」于1月6日冲击国会的一幕。其实,美式民主制度最为人垢病的是,一个议员或官员,特别是总统,一旦当选在其任内缺乏有効制衡机制,选民惟一能做的,就是用手中选票在下次的大选中将其「选走」。
     
      美国总统拜登入主白宫不足两星期,却签署了数十条行政命令,推翻特朗普的多项政策,包括停止拨款兴建美国、墨西哥边境围墙,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议》,以及废除针对部分回教国家的旅游禁令等,不一而足。……
     
      美式民主走到特朗普执政的4年,百病丛生,问题多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制度对总统的「制衡」,其实只是建基于行之经年形成的「惯例」,又或者总统个人的「素养」,一旦遇到像特朗普这样有权用尽,甚至为了个人便利不惜钻尽制度空子的人,所谓「制衡」只能沦为空话。据统计,特氏4年任期共签署了220条行政命令,逼近奥巴马和小布殊8年任期的276条和291条水平,在这方面,拜登可以说是「承袭前人传统」而已。很多人批评执政者长期在位,容易产生「独裁」,但像「美式民主」那样,每4年或8年来一次政策「发夹弯」,对国家而言又是否好事·[24]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美股因走势向好从而刺激美国经济增长,被视为「成熟市场」,亦是大家一直以来学习的对象,但缺乏监管令华尔街成为金融巨鳄的游戏,普通民众在他们眼中只是韭菜,割完一次,又割一次。这次被媒体称为散户Vs空仓机构的世纪大战,是否可给我们警醒·目前根本无所谓的「成熟市场」,政府是否应去检讨资本市场监管尺度·
     
      美国一直是自由与民主的旗帜,因他拥有民主选举、言论自由及市场经济。但在2021年的1月,美国将3个旗帜全部斩落。民主选举,1月6日出现国会山庄事件,企图以暴力去改变民选结果。言论自由,1月8日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社交平台账户被封。市场经济,1月28日为了不让散户买入股票,启动熔断、拔网线、禁止买卖。用行动告诉全世界,若「看不见的手」和自动调节市场供求的方法都行不通,还可从机械开关操控权,将对手置之死地。美国剩余价值还有多少·[25]
     
      笔者说了这么多,及引用多篇评论,只是想说明,世上每种政治体制的设计其基本的着力点,随之而来,亦有其优点和缺点,要补救缺点,除法律实施外,就要看其国民的道德自律力,以建立及尊重宪制惯例及传统来弥合制度设计上缺点,从而达致立宪者的理想和期望。法律的制定容易完成,但法律的实行需要社会公民道德自律性的提升来配合,有多高的道德自律水平就赋予多高的法律权利,这就是笔者的《德法平衡论》[26]的要点。同样重要的事,不要迷信及妄言以美国宪制来评点香港事务,因为彼此有不同的法制、理想、期望和原则,从而有不同的宪制安排,此等安排实施的法律和道德文化基础更有所相异。
     
      第二部份 香港普通法之中国哲理化
     
      七、香港普通法中国哲理化之法律依据
     
      普通法是归纳法,其作用与方法是将以前法院案例判决搜集,将相近有用理据的归纳,而作为在法庭中答辩判决的依据。故此普通法着重搜集分析而不重哲理演绎。这与大陆成文法的作用与方法基本不同,大陆成文宪法条文是依据我国近代革命历史中对政府构造、运作的政治思想和理想思考、传统文化的反思和争取政权争过程中所得出成功经验而结集出的传统、惯例和原则。比如大陆政府组织架构组成设什依归的「民主集中制」,就是中国共产党在过往斗争中得出的结论成果。方今在世界流行的新冠肺炎疫情,「民主集中制」能「集全国之力办大事」的优势就得到很好的表现。
     
      中国现行宪法的序言开宗明义:「中国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的国家之一。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光荣的革命传统在序言中陈述了我国近代与外斗争的历史过程。此包括有「一八四○年以后,封建的中国逐渐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进行了前仆后继的英勇奋斗。」的描述。序言是宪法的构成部分,从而可引伸出历史悠久灿烂的中国文化是中国成文宪法的立法渊源之一,此段描述更是国家反分裂和国家安全立法的依据。《香港基本法》的法律渊源依据是《中国宪法》,而香港普通法,根据《香港基本法》第八条,是下位法。[27] 香港法律人必须了解《中国宪法》及背后的立法渊源,此包括理想、传统、历史、中国传统文化等等,都在第一部份有所阐述。《中国宪法》序言曰,中国有历史悠久灿烂的中国传统文化,这不但是中国法律的源头。更是香港普通法中国哲理化的法理依据。《香港基本法》序言提及香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不在香港实行社会主义的制度和政策。国家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亦由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予以阐明。但香港是中国人的香港,中国传统文化及传统在香港特区实施乃天公地义,合情合理合法。故此,香港法律人应该好好了解认识及掌握中国传统文化、历史,但真实的现像又是如何·
     
      八、香港普通法中国哲理化之难在于人
     
      笔者有一位同学,十余年前,任职于香港立法会为立法会法律顾问。笔者常与其讨论《香港基本法》实施等问题。笔者指出,美国独立之前。所行的亦是英式普通法,但在《美国宪法》实行之后,美国英式普通法随之转变为美式普通法。根据《香港基本法》第八条,香港的英式普通法是下位法,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基本法》的宪制位置等同于《美国宪法》相对于美国的至上位置。一套成文宪法除了其条文外,还有条文蕴藏代表的立法精神、原则、理想、文化、国家宪法及惯例等等。回归后,香港法院及法律人坚持用普通法原则或惯例来解释《香港基本法》极为不妥。笔者打例比喻说,如用西方取名法来理解中国姓名·是否有所矛盾·因为西人将姓摆在后面而中国人将姓放在前面。用普通法原则解释《香港基本法》就等同于将张大明的张姓,判定为明,这岂非荒谬。我同学辩解曰,美国人可以将英式普通法,因《美国宪法》而转变为美式普通法,是因为美国有最高联邦法院,而在中国大陆,负责解释法律的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不是法院。他强调得最多的是,「香港行的是普通法」。笔者要补充的是,我们一众同学谈论文化大革命时,当讲到林彪元帅的事迹时,这位同学竟然转头问我林彪是谁。由此可见。此人对中国历史、文化及法制思想认识之缺乏,可见一斑。其从而对西方普通法的痴迷,大家或者有所了解。
     
      笔者另外有一位任职于香港律政司的同学,对英式普通法有同样的坚持;其认为,国际贸易只能依靠普通法,因其坚持程序正义而且细致。当被问到,欧盟、日本所行的是大陆法而不是普通法时,他认为香港的发达腾飞,是因为香港与大陆的制度极度不同;回归后。香港要继续发展,就要保持这种与大陆制度的不同。我相信基于见识,她所指的大陆法只系指在中国大陆所行的大陆成文法而非指欧盟、日本的成文法。
     
      亦有一位同学,是香港的事务律师。他在北大法律系的博士论文是有关香港行政主导体制。在论文答辩时,笔者亦有旁听学习。博士论文讲求的是创新且有自己独立的见解。这位同学的论文全篇都引用香港或国外法官的判词,欠缺了理论的分析引用及自己的独立论点和见解。由此可见香港法律人对英式普通法模式的坚持。这模式就是香港法律人只会死记引用法官的见解论调而不会自己去思考创立,他们美其名为程序正义。此论文答辩完结后。有份参与此答辩的那位中国政法大学著名宪法学教授私底下对笔者说,读法律不要在香港读。
     
      香港法律人尊重专注程序正义,亦体现在普通生活中。在一次北大同学群组讨论由义乌开出的中欧列车的讨论中,笔者引用了一辑由一位香港工联会副主席提供的视频,笔者其实是想引导同学们讨论中欧列车对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影响。有位同学却挑剔讨论此视频的真伪,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因为视频中的列车车头明显不是中国的车头。其实由义乌到伦敦路途长远,列车每到一国地,会按情况转用不同国家的车头。
     
      有香港报章评论指出:「涉干犯《港区国安法》的黎智英「保释」一案,打到了香港终审庭。黎的辩护律师以普通法PK国安法,声称《港区国安法》第42条关于保释的条文,违反了普通法中无罪推定及由控方举证的原则。这一「PK」,相信是终审庭如何判案的焦点,也透显出香港司法和国家司法、宪法处于一种甚么样的关系,透显出香港的司法体制和普通法一直是香港某些人抗衡国家司法,甚至挑战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和决定的工具,……」[28]
     
      按2020年9日3日香港东网新闻:「因修例风波引发的社会冲突令本港秩序大乱,终审法院前常任法官烈显伦继年初批评法院对禁蒙面法的判决后,今(3日)再于报章发表文章,指法院「帮助创造了」过去一年导致街头混乱的社会环境,因为法院持续让公共利益屈从于个人权利的主张,导致保护大多数人的法律被破坏,惩罚却不见。……烈显伦在题为《是时候紧急改革了》的文中提到,过去一年的社会事件令香港法治遭到不少破坏。他重提去年11月法院对《禁蒙面法》案的判决,批评法院对一国两制完全欠缺敏感度,把自己抬高至全国人大的位置,并自我赋权、击倒一项至关重要的主要立法,难怪全国人大常委会事后发声明批评判决。他续援引港珠澳大桥司法复核案、立法会宣誓案、西九龙高铁站等案件,认为直接影响了中央政府与香港的关系;当中不少案件都涉及香港法院对《基本法》解释,又援引海外晦涩难明,不适合香港的案件。烈显伦认为:「这种做法根本是错误,也与普通法的宗旨相违背。」……议员容海恩响应说,明白每个法官有不同的想法,无意抨击个别法官,但认同法院现时在量刑或判决时未有明确准则,在部分反修例风波的案件中,更有被告并无悔意,但获法官轻判,甚或在判词中赞扬被告的情况,确实有机会令社会更乱,建议律政司应就此多提供指引。至于烈批评法院对一国两制欠敏感度,容指自己自2004年毕业,除了首几年会有一些培训课程给新晋大律师,其后都是靠自己研习,她认为,现有的法律知识或许会变旧,而且有很多新的法律,希望律政司提供相关培训,并加强公众教育,令法律界和市民都充分了解现行法律。」[29]
     
      烈显伦指出「援引海外晦涩难明,不适合香港的案件」,此等做作动机明显与郑子产铸刑鼎的主张理念不符。刑鼎的铸造,是希望藉此将刑法公诸于世,使老百姓明白而自愿守法,以减少治理成本。 在子产以前,贵族与官员将刑法深藏于宫及府衙中,到必要时,才拿出来欺负老百姓。故此,由此观之,根据中国历代成文法法治传统,法律是拿来给老百姓守法用的,法律必须写得清晰明瞭而不是隐晦。商鞅变革,推行以法治秦,立木于巿,能依令运者得其奖之故事,亦复如是。笔者年青时,在美国一间机械设计公司任事,公司的原则性要求,就是设计任何运作机件,都要基于最终的操作者都不是聪明睿智的人,也就是简易操作,任何平凡人都能明。子产刑鼎和商鞅搬木令的目的,也是如此,简单明瞭而易于遵守操作。这就是中国传统法治智慧和要求,值得香港法律人思考及学习。
     
      上述笔者之观察及报章评论,与香港律师陈曼琪观奌颇为相近:「我们在香港所谈的司法改革,不是要将现有制度推倒重来,而是要发展具有「一国两制」特色的普通法系,既遵从国家宪制秩序,与国家的发展格局相适应,同时又保留普通法原有的优点。……然而,香港回归后,部分法律界人士却硬套代表外国宪制秩序及价值的案例,仍沿用英国殖民地思维,无视「一国两制」宪制秩序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国家最高权力和立法权,从而出现不必要及严重的「水土不服」。就此,香港法官、司法人员及法律执业者,均需对国家宪法、《基本法》及国情有充分的认知和把握。过去,香港各大学所提供的法律训练,未有真正与「一国两制」相接轨,因而出现有人会对国家最高立法机关所作出的决定产生出抗拒或反对。重整法律教育亦是司法改革中的重要一环。」[30]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大学》)昔舜旧作小人(平民),亲耕于历丘,恐,求中(近如中庸之道,不偏不倚,恰到好处),自稽厥(稽,考核;厥,古同撅,掘也)志,不违于庶万姓之多欲(愿望)。(《清华简·文王保训》)陈曼琪指出的提出给香港法官、司法人员及法律执业者的法律训练,鉴于现今香港司法现象,应该包含有上述大学、求中之道也。
     
      中国传统文化着重兼容并包,择别人它国的优点为我用之,内地的法制建设亦复如是。改革开放之初,内地法治文化初立,香港法律人坚持专注程序正义是值得内地法律人学习追随。约于20年前,某次北京大学法律系前系主任吴志攀教授对笔者提及,香港律政司前司长梁爱诗赠送了一套《香港案例》(Hong Kong Cases)予中国人民最高法院,以提高内地法院审案的水平;北大法律系当时亦有定期举办法官培训班。笔者听后回港购买了一套,赠与北大法律系图书馆。笔者尊重家训,为善不言,今明言之,只是想说明,笔者尊重香港法律人的专业精神态度,一丝不苟。但内地大陆法系演绎法,其条文背后有很多哲理、原则、政治理想等等,香港法律人或应好好探索思考以增加本身的哲理思考能力及创新。在处理《香港基本法》条文时,更应好好作深层次的哲理化思考及探索而非单纯引用英式普通法的原则及先例判词。
     
      司法体制当然也应该整顿。香港聘用外国籍法官,一是不能单从英国而来,应该多从普通法其他国家聘任,以削减英国的影响,也增添其他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在普通法框架下去殖民化的宝贵经验。香港也应加强法律本土化和与内地大陆法体系衔接协调的因素。[31]
     
      九、根据《香港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建立一个熟悉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法制思想及香港法律的专家组
     
      基于上述所论,中央及特区政府应该组合一组熟悉中国传统哲学文化、法制思想及香港法律的专家,以帮助行政长官执行《香港基本法》,使香港普通法得到中国哲理化,从而符合《基本法》第八条的要求;根据《香港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行政长官「负责执行本法和依照本法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其他法律。」此专家组应被付予适当的否决和裁决权力,在经过香港基本法委员会,通知国务院,并得到全国人大的同意后,否决香港法院包括终审庭的裁决,不予以执行。此委员会的裁决权是帮助行政长官制定不合格律师、大律师、法官的清单,并执行公告之;举凡名单内的人士参与的案件,特区政府行政部门概不予以执行。
     
      十、结论
     
      《孙子兵法》第一计篇开宗明义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
     
      一曰道,二曰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道者,令民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也。天者,阴阳、寒暑、时制也。地者,高下,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将者,智、信、仁、勇、严也。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之者不胜。
     
      《孙子兵法》第五势篇开宗明义曰:凡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
     
      此「分数」是指结构组织;「形名」是指内部通讯、指挥、刑罚奖赏工具等。 「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是说,管理大部队如同管理小部队,这属于组织编制问题。「斗众如斗寡,形名是也。」是说,指挥大部队战斗如同指挥小部队作战,这属于内部通讯、指挥意图和信息、刑罚奖赏工具之到位、清晰、落实应用问题。
     
      管兵者与企业管理者及政府管理者所需「分数」、「形名」相约。笔者曾管理一众建筑地盘,有数额大如1千200亿港元者,分布于阿联酋、多哈、非洲尼日利亚(尼国当时正处于南北基督教与伊斯兰教派之战斗中)等国,施工人员国藉有如联合国。笔者坐处中东一地,所担负责任是如何落实企业的政策方针得到一致实行以确保分布各国各地的施工安全、质量、进度以符合合同标准及客人要求。笔者学习中美宪制法律、军事、工程多年,发觉《孙子兵法》上述诸篇对管理建筑地盘确有裨益。应用在行政管治及法制建设上应有相同功効。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将领在外应有绝对的独立自由裁决权,这与法官在审案时应有绝对的独立自由权是一致的。但将领的战术独立自由权不应脱离上层所制定的战略方针和框架。同理,下层法院的裁决亦不能脱离上层法院锁定的裁判指导原则、方针及标准框架,以免下层裁判官自把自为之情况发生。
     
      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15岁少年前年(笔者注:2019)11月18日于柴湾已婚警察宿舍外掟汽油弹纵火,早前承认一项「罔顾生命是否会受到危害而纵火」罪,去年(笔者注:2020)8月在东区裁判法院获时任裁判官何俊尧判感化3年及宵禁令。律政司不满刑期过轻提出刑期复核,案件今(笔者注:2021年1月15日)午于上诉庭聆讯,最终裁定原审裁判官何俊尧「原则上犯错」、刑罚明显过轻,撤销感化令,……
     
      律政司副刑事检控专员林颖茜指,「罔顾生命是否会受到危害而纵火」罪极其严重,最高刑罚为终身监禁,并不适合判以非拘留式刑罚,批评原审裁判官何俊尧判以感化令属原则性错误,错误低估罪行严重性及被告罪责,比起阻吓或惩罚因素更着重更生因素。……
     
      上诉法院首席法官潘兆初质疑,为何何俊尧在判刑时花时间参考英国判刑指引,忽视本港上诉庭成熟而全面的判刑指引。林颖茜又透露,何俊尧在律政司代表主动提供协助或呈上案例时,何官则称:「无问到就唔需要协助」。[32]
     
      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主席坐镇千里之外的西柏坡,指挥辽渖战役、平津战役及淮海战役而胜之。蒋介石座驾美龄号,在各战场上空指挥却失败之。此历史事实值得香港特别行政区官员及法官,特别是肩负管理责任的终审庭法官思考、掂量和学习。
     
      故经之以五事,校之以七计,而索其情。兵之五事当然与法制建立管理的五事有所不同,但应可借鉴,今尝试分析之以供大家参考。
     
      (一) 道者,上下同欲也。对内而言就是内部指导方针、政策、标准的建立和确定,并宣传教育之。对外而言,法院的裁判总体应得到社会上下大众的认可赞赏,这是因为法律的目的就系要保证社会大多数民众的最大幸福。因为香港特区是得到内地14亿人民的授权而建立的,他们的认同赞赏应包括在内。
     
      (二) 天者,文化也。综上所述,此包括普通法及中国宪制文化及传统哲理文化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就与现代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相符。包青天之民间标准就是对现代法官的最基本要求。中国传统法制思想有长久的历史,这可从公元前536年,郑国宰相子产铸刑鼎一事可知,只是中国历代偏重于刑法而已。
     
      (三) 地者,一国也。没有一国那有两制;法官判案考虑国家安全及领土的完整是天公地义。
     
      (四) 将者,爱国之通晓中国哲理学者,能将香港普通法中国哲理化之能人也。非我族类者其心必异。普通法是案例法,且法官只听取答辩两方律师的论据,故此谁掌握了解越多过往的案例,谁就越能有把握胜。故此,把香港普通法中国哲理化,就可不问过往普通法判案的裁决,或故意援引海外晦澀難明,不適合香港的案例,如何如何,而问判例裁决是否符合中国宪制和哲理原则、文化传统。数年前,在法国有一案例,一法国母亲成功阻止其成年女儿自由与他人结婚,原因是其律师引用了一条拿破仑时代的法例,这法例容许母亲阻止子女未得到母亲的同意下结婚,基于「恶法亦是法」的原则,法院裁决母亲胜诉。此案后,法国立法机关马上用人权法例将此条例废除了。
     
      此发生在法国的事例,正好说明香港普通中国哲理化的应用和好处。这减免了现今不停招聘海外法官的机会。现今终审庭有15个常任及非常任海外法官,这是违反《香港基本法》的,肖蔚云教授在生时,曾对笔者指出,当时终审庭有五位海外常任及非常任法官,这情况不符合《香港基本法》的规定。
     
      其实根据今外人言必提及但已成历史文件之《中英联合声明》第三条第(四)款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由当地人组成。行政长官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主要官员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提名,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门任职的中外籍公务、警务人员可以留用。香港特别行政区各政府部门可以聘请英籍人士或其他外籍人士担任顾问或某些公职。」回归后,原在香港各政府部门任职的中外籍公务、警务人员可以留用。现在已回归23年,此批人应大部分离开。现今聘请英籍人士或其他外籍人士只可担任顾问,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担任某些公职。这些根据「担任顾问或某些公职」前文后理及中文构造特惩来判断,「或」一字具有不确定性,可以亦可不可以。
     
      (五) 法者,法院的赏罚规则也。赏罚要严明,罚由重者开始,赏由轻者始,要明白三申六令之用。
     
      笔者的建议:
     
      - 提请人大常委会就「三权分立」原则及「司法独立」原则作人大释法;
     
      - 可参考《孙子兵法》第一计篇、第五势篇以迸行必要之改革,见六(一)小节段;
     
      - 中央及特区政府应该组合一组熟悉中国传统哲学、法制思想及香港法律的专家,以帮助行政长官执行《香港基本法》第四十八条第(二)款的规定,使香港普通法得到中国哲理化,从而符合《香港基本法》第八条的要求。此专家组应被付予适当的否决和裁决权力,在经过香港基本法委员会,通知国务院,并得到全国人大的同意后,否决香港法院包括终审庭的裁决,不予以执行。此委员会的裁决权是帮助行政长官制定不合格律师、大律师、法官的清单,并执行公告之;举凡名单内的人士参与的案件,特区政府行政部门概不予以执行。

    【作者简介】
    范振汝,前国际孙子兵法研究会主席、前香港树仁大学兼职讲师、山东临沂东夷博物馆荣誉馆长/顾问。
    【注释】
    [1] 《夏博义当选大律师公会主席 冀探讨修改《港区国安法》部分条文 (22:45)》,载明报新闻网(https://news.mingpao.com/ins/%e6%b8%af%e8%81%9e/article/20210121/s00001/1611239291196/%e5%a4%8f%e5%8d%9a%e7%be%a9%e7%95%b6%e9%81%b8%e5%a4%a7%e5%be%8b%e5%b8%ab%e5%85%ac%e6%9c%83%e4%b8%bb%e5%b8%ad-%e5%86%80%e6%8e%a2%e8%a8%8e%e4%bf%ae%e6%94%b9%e3%80%8a%e6%b8%af%e5%8d%80%e5%9c%8b%e5%ae%89%e6%b3%95%e3%80%8b%e9%83%a8%e5%88%86%e6%a2%9d%e6%96%87),访问日期:2021年1月28日。]
    [2] 见上注1。
    [3] 龙吟虎啸 - 柳扶风:《蓝血大状还要狂多久》,载东网(https://hk.on.cc/hk/bkn/cnt/commentary/20210126/bkn-20210126000432754-0126_00832_001.html),访问日期:2021年1月28日。
    [4] 社会黄金瞳:《法国因《国安法》终止引渡条约后,尴尬地发现,头号通缉犯在香港》,载百度百家号网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86759265290203798&wfr=spider&for=pc&searchword=%E6%AC%A7%E6%B4%B2%E9%80%83%E7%8A%AF%E5%9C%A8%E9%A6%99%E6%B8%AF%20%E6%B2%92%E8%83%BD%E7%A7%BB%E4%BA%A4%E5%9B%9E%E6%AC%A7),访问日期:2021年1月28日。
    [5] 肖蔚云:《香港基本法讲座》,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223页。
    [6] 永恒水一:《《道德经》——第七十九章:天人别道》,载百度网 (https://mbd.baidu.com/newspage/data/landingsuper?context=%7B%22nid%22%3A%22news_8831506912893389833%22%7D&n_type=-1&p_from=-1),访问日期:2021年1月28日。
    [7] 大公报 -大公网:《香港大律师公会新主席竟狂言修订国安法?》,载网易网(https://3g.163.com/dy/article/G0VHIPN405129O9M.html),访问日期:2021年1月29日。
    [8] 见第一节 香港行政长官选举与美国早期总统选举人制度的比较和区别 第二小节 美国制宪者对制定选举人制度的用意,载范振汝:《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选举制度》,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133页至135页。
    [9] 见上注8。
    [10] Bryan Craig, REAGAN VS.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at the site of Miller Center (https://millercenter.org/reagan-vs-air-traffic-controllers), visited on 06/02/2021.
    [11] Bryan Craig, REAGAN VS.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at the site of Miller Center (https://millercenter.org/reagan-vs-air-traffic-controllers), visited on 06/02/2021.
    [12] 《对日裔美国人的囚禁》,载维基百科网 (https://zh.wikipedia.org/wiki/%E5%B0%8D%E6%97%A5%E8%A3%94%E7%BE%8E%E5%9C%8B%E4%BA%BA%E7%9A%84%E5%9B%9A%E7%A6%81),访问日期:2021年1月28日。
    [13] 雪地鸿爪 - 香桐仁:《司法传统阻碍改革》,载东网(https://hk.on.cc/hk/bkn/cnt/commentary/20210202/bkn-20210202000455747-0202_00832_001.html),访问日期:2021年02月02日。
    [14] 笔下风云 - 程万里:《蓝血贵族 头脑简单》,载东网(https://hk.on.cc/hk/bkn/cnt/commentary/20210105/bkn-20210105000419262-0105_00832_001.html),访问日期:2021年1月28日。
    [15] 功夫茶:《原审犯错成常态 司法改革岂容拖》,载东网(https://hk.on.cc/hk/bkn/cnt/commentary/20210129/bkn-20210129000425829-0129_00832_001.html),访问日期:2021年1月29日。
    [16] 雪地鸿爪 - 香桐仁:《别让特区回到2019》,载东网(https://hk.on.cc/hk/bkn/cnt/commentary/20210204/bkn-20210204000459081-0204_00832_001.html),访问日期:2021年2月4日。
    [17] 大公报 -大公网:《香港大律师公会新主席竟狂言修订国安法?》,载网易网(https://3g.163.com/dy/article/G0VHIPN405129O9M.html),访问日期:2021年1月29日。
    [18] 龙七公 - 陈曼琪:《香港司法改革 接轨一国两制》,载东网(https://hk.on.cc/hk/bkn/cnt/commentary/20210203/bkn-20210203000443755-0203_00832_001.html),访问日期:2021年02月03日。
    [19] 肖蔚云:《香港基本法讲座》,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222页。
    [20] 肖蔚云:《香港基本法讲座》,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154页。
    [21] 肖蔚云:《香港基本法讲座》,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第147页。
    [22] 见第五章,范振汝:《以多元文学科论证《山海经》》,范振汝2018年版,第37页 - 42页。
    [23] 《美莱村屠杀》,载维基百科网(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BE%8E%E8%90%8A%E6%9D%91%E5%B1%A0%E6%AE%BA),访问日期:2021年02月02日。
    [24] 世界视线:《行政命令频发 国策朝令夕改》,载东网(https://hk.on.cc/hk/bkn/cnt/commentary/20210131/bkn-20210131000421941-0131_00832_001.html),访问日期:2021年02月01日。
    [25] 敲山札记 - 冯检基(立法会前议员):《GME教训》,载东网(https://hk.on.cc/hk/bkn/cnt/commentary/20210201/bkn-20210201000443042-0201_00832_001.html),访问日期:2021年02月01日。
    [26] 见范振汝:《超越西方人权论之现代双人权论及其法哲学》,载北大法律信息网–法律信息服务平台网(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Space/SpaceArticleDetail.aspx?AuthorId=149217&&AID=82915&&Type=1),访问日期:2020年11月23日。
    [27] 见范振汝:《焉能用下位法解释《香港基本法》条文》,载北大法律信息网–法律信息服务平台网(http://article.chinalawinfo.com/Space/SpaceArticleDetail.aspx?AuthorId=149217&&AID=83030&&Type=1),访问日期:2021年2月4日。
    [28] 龙吟虎啸 - 柳扶风:《挑战国法 后果不堪》,载东网(https://hk.on.cc/hk/bkn/cnt/commentary/20210204/bkn-20210204000458986-0204_00832_001.html),访问日期:2021年02月04日。
    [29] 《前终院法官斥法院纵容街头混乱一年 司法界「自我赋权》,东网(https://hk.on.cc/hk/bkn/cnt/news/20200903/bkn-20200903122436831-0903_00822_001.html),访问日期:2021年2月6日。
    [30] 龙七公 - 陈曼琪:《香港司法改革 接轨一国两制》,载东网(https://hk.on.cc/hk/bkn/cnt/commentary/20210203/bkn-20210203000443755-0203_00832_001.html),访问日期:2021年02月03日。
    [31] 坦言集 - 陈文鸿:《香港改革》,载东网(https://hk.on.cc/hk/bkn/cnt/commentary/20210202/bkn-20210202000455581-0202_00832_001.html),访问日期:2021年02月02日。
    [32] 《【又再犯错】15岁少年掟汽油弹判感化遭律政司提刑期复核 时任裁判官何俊尧又再遭上诉庭裁定「原则上犯错」》,载港人讲地网(https://www.speakout.hk/%E7%84%A6%E9%BB%9E%E6%96%B0%E8%81%9E/66828/-%E5%8F%88%E5%86%8D%E7%8A%AF%E9%8C%AF-15%E6%AD%B2%E5%B0%91%E5%B9%B4%E6%8E%9F%E6%B1%BD%E6%B2%B9%E5%BD%88%E5%88%A4%E6%84%9F%E5%8C%96%E9%81%AD%E5%BE%8B%E6%94%BF%E5%8F%B8%E6%8F%90%E5%88%91%E6%9C%9F%E8%A6%86%E6%A0%B8-%E6%99%82%E4%BB%BB%E8%A3%81%E5%88%A4%E5%AE%98%E4%BD%95%E4%BF%8A%E5%A0%AF%E5%8F%88%E5%86%8D%E9%81%AD%E4%B8%8A%E8%A8%B4%E5%BA%AD%E8%A3%81%E5%AE%9A-%E5%8E%9F%E5%89%87%E4%B8%8A%E7%8A%AF%E9%8C%AF-#selected),访问日期:2021年1月15日。
    【参考文献】
    {1}肖蔚云:《香港基本法讲座》,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6年版。
    {2}范振汝:《仁道法学》,国际孙子兵法研究会2012年版。
    {3}范振汝:《以多元文学科论证《山海经》》,范振汝201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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