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出反常必有妖,建议采取综合配套措施推动解决破坏生态坏境的典型案件
——敦煌阳关林场毁林破坏生态环境案件论证会发言录音稿
2021/2/3 13:26:14  点击率[45]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环境保护法
    【出处】微信公众号:中国绿发会
    【写作时间】2021年
    【中文关键字】生态坏境;敦煌阳关林场毁林案件
    【全文】

      我来做一个发言。首先要感谢绿发会的邀请。我觉得今天这个研讨会具有在新发展阶段推动生态坏境法治建设的重要意义。这两天刚刚通报的青海祁连山木里矿区乱采破坏生态案件表现出来的官商勾结、损害国家与公共利益的教训非常深刻,可以借鉴。我昨天还在看中央电视台的此案报道,真是触目惊心,后来的恢复工程耗资巨大。被抓起来的涉案副省长看到破坏现场吓坏了,也说这要花的钱不得了,简直是巨大的社会成本。所以我在想,生态环境法治建设为何如此重要?为何需要把生态环境绿色发展思想概括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之一?因为生态环境破坏之后,恢复起来的社会成本太大了。据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哈佛大学的一个调查,即便在严密立法、严格执法和严正司法的情况下,执法司法机关收到了一块钱的排污费、罚款和罚金,但因环境破坏造成增加病人和医药机构及治病、减产劳动力和产品、恢复生态环境等带来的社会成本大约是16块钱,生态环境违法犯罪成本太低的问题极为严重且众所不知,所以环保法治必须加强切忌松懈。我听了前面的介绍和发言很受启发,但也对提起上诉后的司法进程和结果有些担心。
     
      我的专业是行政法和社会法,下面从专业角度做一个发言。发言题目是《事出反常必有妖,建议采取综合配套措施推动解决破坏生态坏境的典型案件》。发言分两个部分,第一是做出专业判断,第二是推动办案建议。
     
      首先是四点专业判断:
     
      第一,本案的管理体制和违法违规事实都是比较清楚的,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当地人民群众长远根本利益的后果非常严重。这当中真正的技术性问题,所谓种葡萄的综合效益和负面影响问题、当地经济收入如何提升问题、国家环保资助政策是否补足到位问题等,这些其实都是很清楚的,并非看不清楚、难以解决。就像过去在川西地区曾发生偷猎大熊猫的恶性案件,并非当地农民不知晓大熊猫是国宝,说到底还是个别人铤而走险谋私,个别机构渎职失责帮凶。那些典型案件表明,对生态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必然在利益诱惑面前迷失方向,做出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选择。其实,大家对此都很清楚。
     
      第二,无论是有关企业、个别人等市场主体,还是有关管理部门,其系列行为表现已经违背了总书记的系列指示和十九大、十九届四中、五中全会精神及其确定的方针。这一点是完全可以定论的。前面已有专家谈及此点。一定要站在这个高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否则没有办法进行强有力的持续推动。
     
      第三,本案涉及的一些主体,包括阳关林场、葡萄酒业公司等市场主体,以及多个政府部门,事后互相推责,但为什么事前不去推责,而是争相巧妙合谋极力推动破坏生态环境追逐一己私利呢?事前都要去介入,都要对有关企业帮一些不该帮的忙。由此看来,不仅是市场主体,若干与此有关的政府部门,在我看来,都是有问题,值得查究的。
     
      第四,这个案件的时间线很长,但正能量去推动一直不顺,而违法违规行为又很顽强,又很狡猾。所谓的打擦边球,钻法律政策的空子,其实并非如此,而是严重违法违规。这样的行为给人们的印象是事出反常。俗话说,“事出反常必有妖”,这当中肯定有问题。我们要抓住关键性问题去推动,否则总是围着非关键性问题在外边绕,连诉讼主体资格这样明确的法律政策规定都变成疑难问题了,不是很怪吗?没有必要总是被动地只做程序性工作。
     
      其次提出四点办案建议:
     
      第一,本案破坏环境的负面外部效应非常明显,官商勾结、利益输送链条的线索若隐若现,从我的专业眼光看,似乎已可抓住某些线索。所以,本案适合且应当去推动监察和检察监督介入,才更有力度。因此,我发言的题目是综合配套措施,不单是就官司论官司。
     
      第二,有关行政机关没有依法履职的现象明显存在,针对不履责的现象,除了民事公益诉讼外,完全可以推动行政公益诉讼予以监督,或者说叫补强地予以监督。现在,行政公益诉讼没有向社会组织开放,原告资格还捏在检察机关手中。检察机关可以去提检察建议,当然,监察机关也可以提监察建议,但是我们也可推动由检察机关提起行政公益诉讼。这也是一个路径。打组合拳不是更好吗?
     
      第三,鉴于本案前面过程有很多反常,而且在地方的认识和查处可能继续会有障碍,哪怕表面上已有领导批示、组成了检查组,但这或许不能彻底解决问题。所以,它既然是一个重大的典型案件,涉及国有农场追逐私利后的行为变性、异化了,解决起来难度更大。记得很多年前在西南某省曾发生一个极端案例,一个国有企业因为没有好的生产经营项目,领导班子居然做出荒唐决策,收受贩毒集团投资去帮它制毒以追逐高额利润,案发后令人震惊。本案中,正是因为阳关农场是一个国有农场,后来有葡萄酒公司的介入,又找来“砖家”提出在干旱地区种葡萄不影响生态环保的歪理支撑错误发展决策,所以当地认知和查处恐有特殊障碍,因此希望有中央高层力量,包括中央媒体的介入,否则,仅仅倚靠地方解决此难题难免有体制和人为障碍,因为涉及问责问题,存在着或是政绩或是问责的巨大反差。
     
      第四,即便中央高层不介入,为了克服地方保护的障碍,也可以推动提级管辖、指定管辖等管辖调整。这是正常的、法定的诉讼程序,合情合理、易于推动,可避免地方保护与干扰。这样做,即便中央高层不介入,按照现行诉讼程序也可推动案件解决,不是更好一些吗?
     
      我提四点建议供绿发会参考。因为是从专业角度,又是在对案件信息并未充分掌握的情况下,只能作出以上直观的判断与建议,仅供参考。谢谢!
     
      (录音稿整理者:戎慧琳)

    【作者简介】
    莫于川,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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