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国家人事部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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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国家机构组织法
    【出处】《共识网》2012年12月7日
    【写作时间】2012年
    【中文关键字】国家;人事部;经历;工作
    【全文】

      2001年我受学校委派,到国家人事部帮助工作。这一段经历对我影响深远。十多年之后,当我写这段经历的时候,往事历历在目,是那么的深刻,那么的清晰。
     
      一、序曲
     
      2001年4月的一天,我在学校办公楼的楼梯上偶遇人事处韩锋处长。我打过招呼后,他突然叫住我,问我愿不愿意到国家人事部帮忙。他让我考虑一下,如果同意,提供一份我的个人简历。
     
      高校派人到中央部委帮忙是双赢的事情。对于中央部委来说,有人义务干活不拿工资;对学校来说,建立与政府部门的良好关系,及时了解有关信息。山大到北京帮忙的人有几个,集中在教育部。到人事部去,是史无前例的。就像我当年以研究生的身份直接到校机关工作一样,引起一片小小的轰动。
     
      后来我才知道为何选中我。人事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徐振寰司长是山大的校友,展涛校长与他商量好派人来学习。第一个人选的材料送来后徐司长放在一边,尚未研究。展校长觉得时间太长了,是否人选条件不行,就让韩锋处长找一个条件好的。这是我到北京后,孙建立副司长告诉我的。
     
      展涛校长在他宽敞的办公室里召见了我。他了解了我的基本情况,叮嘱我到人事部以后要“少说话,多干事”。我很奇怪他没有告诉我到人事部的目的。当他知道我马上要结婚的消息,他临时决定,推迟我到人事部报到的时间,让我陪夫人度过一个完整的蜜月。直至今日,我仍深刻地记得展校长那张极具亲和力的笑脸。
     
      4月29日我们在东营举办婚礼,然后到桂林旅游,回来后在济南举办结婚酒会。5月25日星期五,到人事部报到。韩锋处长专程陪我到北京,同行的还有人事处吕伟老师。路上,碰到学校研究生院王琪珑常务副院长一行。韩锋处长带着我拜会了人事部的张建新副处长。我开始了在北京的工作和生活。
     
      二、生活在北京
     
      人事部位于和平里,具体地址是和平里中街3号。这是一栋临街的老楼房。劳动部在人事部西边不远处路南。这两个兄弟单位随着机构改革,聚合分散了几次。
     
      起初,我被安排住在劳动部宾馆。一个月后,我住进了老人事部。前几年,人事部在三里河办公,门牌号是三里河南一巷1号。人事部搬迁后,这里设有三里河管理处。院里有两个楼。南面的大楼被改造成宾馆,叫仁实宾馆;后边的小楼办公、居住两用。门口是一处酒店,租给了个人。
     
      我住在北楼二楼的一间房。张建新处长联系这里的人安装了空调。里面有一间小浴室,可以洗手,但不能上厕所。房间内只有床、床头橱、一台老电视机,别无他物。张处长让我自己购置一些家具。我只买了一个非常小的衣橱。不久安上了热水器,我可以洗澡了。
     
      三里河一带是国家部委集中的地方,有发改委、财政部、工商总局等。著名的钓鱼台国宾馆也在这里。宾馆对面是西城区工人文化宫电影院。我在此只看过一场电影,那就是老婆探亲时一起看的《珍珠港》。
     
      宾馆服务员的午餐由门口的酒店负责提供。一份米饭,一勺素菜,量都很少,适合减肥的女性。不过午餐费用只有一元,也不能挑剔。管理处负责人跟老板娘打了招呼,我在此打饭。与服务员一起排队打饭,我不觉丢面子。只是负责打饭的师傅有时换人,觉得我异样,不给我盛饭。我得费口舌解释,而老板娘对我态度很冷淡。
     
      沿月坛南街向西,有包子店。有时我会来一笼热气腾腾的包子。再向前是一家麦当劳店,在大楼的一层,我换公交月票的时候会来这里。顶楼是美食广场,有各种小吃。不过,我吃不习惯。偶尔来这里叫一份水饺。
     
      我住的地方非常简陋。没有纱窗,夏天蚊子奇多,我只好整夜开着空调,蒙头盖脚。冬天暖气不畅,冷冰冰的。报修,维修人员说一楼的用户不让进门,没办法。我盖着两层被子,再搭上羽绒服。那时候年轻啊,抗冻。最难熬的是洗澡的时候,冻得直打哆嗦,出来赶紧往被窝里钻。
     
      人事部的班车停靠月坛北街,距我住的地方有一站路。由于人多无座,我只坐过一次。三里河坐公交非常方面。向东南的37路直达天安门、北京站口。我最熟悉的是开往东北方向的13路。我每个工作日都乘坐它上下班。从上车到下车,整整23站路,横穿北京的老城区,差不多要一个小时。
     
      车上的广播报着站名,无意之中印入了我的脑海:三里河东口、社会路、儿童医院、月坛、阜外大街、阜成门、白塔寺、西四、报子胡同、平安里、厂桥、东官房、北海北门、地安门、锣鼓巷、宽街、张自忠路、船板胡同、北新桥、国子监、雍和宫、北小街豁口、和平里南口、和平里。今天,当我念着这些地名,还是那么亲切。
     
      一上车我就到后面。在前面一是挤,二是要让座。实在是太远了,如果让一次座,意味着我要站一路,所以我宁愿到车的最后面,不要说我不高尚。尽管我上下车的站点接近13路的始点和终点,但是由于两头上车的人多,我多数时候上车没座,只能等机会。有时,太累了,我宁愿反方向做到终点再坐回来,反正有月票。
     
      用手机定闹钟,早晨6点20起床,洗漱一下,一刻钟后出门,乘坐13路公交。7点半左右到办公室,拖地,7点40到餐厅吃早饭。每个工作日都是这样开始的。
     
      三、人事部简介
     
      按照2002年1月的资料,人事部的领导共10人,包括部长一人、副部长六人、中纪委纪检组组长一人、普通的部党组成员二人。此外,还有副部长退休后担任人事系统协会领导职务的三人。国家人事部和中共组织部有特殊的关系,人事部部长例兼中组部副部长,一名中组部副部长例兼人事部副部长。
     
      人事部的领导都是中共党员。与部长、副部长平行的党组织是中共党组。部长兼党组书记,兼任党组副书记的通常是第一副部长。人事部没有部长助理,进入部党组的司长算半个领导,副部级干部的后备人选。到了副部级,每人都配一个秘书。
     
      具体的领导名单如下:部长、党组书记兼中组部副部长张学忠,副部长(正部级)、党组副书记舒惠国(从江西省委书记降任,保留正部级),副部长(正部级)、党组副书记兼外国专家局局长万学远(从浙江省省长调任,保留正部级),中组部副部长、人事部副部长、党组成员张柏林,副部长、党组成员戴光前,副部长、党组成员尹蔚民,副部长、党组成员侯建良,中纪委驻人事部纪检组组长、党组成员李有慰。此外还有部党组成员、办公厅主任文海英,部党组成员、国际交流与合作司司长王晓初。
     
      万学远、张柏林有本职工作,不常驻人事部。我曾在电梯内遇到张学忠部长,他主动向我微笑致意,非常和气。舒惠国副部长比较严肃,他分管我所在的专技司。
     
      人事部有13个内设机关单位,分别为办公厅、政策法规司、规划财务司、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公务员管理司、人事教育司、人才流动开发司、工资福利与离退休司、军官专业安置司、国际交流与合作司、机关党委、机关纪委、监察局。
     
      人事部管辖9个事业单位,分别是机关服务中心、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人事信息中心、中国高级公务员培训中心、全国人才流动中心、人事考试中心、留学人员与专家服务中心、军官转业培训与接待中心、人事出版社与中国人事报刊社。
     
      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司(简称专技司)领导包括:司长徐振寰,副司长范勇、孙建立、魏卓,助理巡视员张恩贤、谢军。张恩贤抽调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公室,平时不在司里上班。助理巡视员属于副司级非领导职务,无副司长的权力但享受相应的待遇。副司级及以上人员配备单独的办公室。这些办公室通常有单人床。我开始时很奇怪,这与办公室的环境多么地不协调!
     
      司长徐振寰是山大外语系的校友,兼任部党组成员,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习。司里由副司长范勇主持工作。徐司长回来主持过一次司全体会议,我只见过他这一次。不久,他升任副部级的国务院侨办纪检组组长。司长一职由人事考试中心主任刘宝英接任。
     
      专技司下设6个处:综合调研处(简称综合处,副处长张建新)、专家处(处长蔡学军)、职称处(处长郑富仕,副处长胡文忠)、继续教育处(简称继教处,处长付跃钦)、留学人员与回国专家处(简称留学处,处长江力平,副处长俞家栋)、博士后处(处长吴童、副处长刘连军)。每个处有1-3人。
     
      职称处吴健、留学人员与回国专家处魏秀珍是女士,我们称之为“大姐”。中国官场中称呼对方一般只称名不带姓,例如称呼张建新副处长为“建新”,上级、同级、非直接下属中的下级都可以如此称呼。如果显示尊重,可加上官衔,例如“建新处长”。我在起草请示或报告时,抬头经常是“建立副司长并宝英司长”。我个人习惯姓加官职的老百姓叫法,例如“张处长”。
     
      关于党员的问题,有一个小插曲。有次我所在的司通知全体人员开会,我问负责通知的仲笑林:“不是党员会吗?你怎么通知全体开会呀?”仲笑林说:“人事部还有不是党员的?”我说:“我就不是党员呀!”“那你怎么进人事部的?”
     
      人事部的餐厅在地下一层,地下二层是仓库和健身房。我来了很久才知道健身房这个好地方,人极少,我下午没事时在这里锻炼。人事部的餐厅供应早、中、晚三餐。工作人员进餐厅要刷卡。人事部职工象征性地交点钱,算一项福利。我这种临时人员要自己交钱,午餐的价格是17元,不过我所在的司很慷慨,用公费给我的卡充钱。
     
      餐厅分等级,副司长及以上的领导有专门的餐厅,我没有进去过,我只在普通职工餐厅就餐。早餐每天有不同的花样,我最喜欢这里的豆腐脑,调料很多,自己选择。中餐特别丰盛,我喜欢龙虾和瓶装酸奶。晚餐只有普通工作人员就餐,基本是中午的剩饭。
     
      人事部的上班时间是8:00-12:00、13:00-17:00。不过,11:30午餐开饭,大家对吃饭都比较积极。中午有人午休,有人下棋,有人打乒乓球,一般13:30才算上班。下午16:30下楼坐班车,我要等到17:00吃晚饭。
     
      人事部有自己的卫生室,我曾借同事的证件去过,不大。体检在人事部举行,请大医院的专家过来。这点和一般单位不同。一般单位体检往往在内设医院进行,或者到指定医院去。人事部的体检非常细致,连沙眼、痔疮都要检查。我没有资格参加。人事部的定点医院是北京医院。住院要到那里。
     
      人事部的大门有武警站岗。驻扎人事部的武警大概有一个班,平时住在人事部大楼后面的小楼里。这些战士很年轻。晚餐时就餐人数很少,只有少数单身职工,还有就是武警战士。我曾近距离观察过他们,但从来没有说过话,在大门查阅证件时除外。
     
      人事部的进出管理非常严格。正式工作人员要出示工作证,我这样的临时工要办理临时出入证,贴着照片,有效期限通常是一个自然年。外人进入人事部只有两种途径,一是在传达室经电话联系会见人员,然后传达室开单子;二是内部的人出来迎接。
     
      有一次范勇副司长忘带工作证,武警战士居然不让进,我正好赶到,首先亮出我的证件,然后解释这是我司的范司长,武警这才让进去。我的朋友荀东君来人事部拜访,我下去迎接领入。如果有人上访,基本不可能进入。
     
      四、人事部里的人和事(一)
     
      我所在的处是综合调研处,承担两部分职能:司办公室和事业单位改革。处长空缺,副处长张建新主持工作。他是退伍军人,高个、大块头,大嗓门,性格直爽,似乎文化水平不高。他与分管司长关系不好。一次他因吸烟差点造成火灾,受到部里的发文通报批评,司里因此事禁止在办公室吸烟。
     
      助理研究员吴剑英个性沉稳,文笔很好,重点负责事业单位改革。他是清华大学的高材生。官场上有个段子:人大毕业的只说不干,清华毕业的只干不说,北大毕业的既干又说,结果提起来的都是清华的。吴剑英处长喜欢下围棋,经常与胡文忠一起下。我也迷上了围棋,中午在新浪围棋网上下。那时该网免费。我特意买了一本围棋书钻研,有一些提高。
     
      综合处还有一个过来帮忙的姑娘李正军,岁数跟我差不多。脾气特别好,极友善。我刚来人事部,她领着我熟悉环境、出门买办公用品。她说,自我来后她就没机会用电脑。办公室只有一台电脑,我一直霸占着。我感谢她对我的帮助。
     
      李正军告诉我她已经在人事部呆了两年,差不多要留下来了。我来后没过多久,她就请假。突然有一天,她回到办公室,竟然在电话中与分管司长吵起来。她强忍着泪水离开了人事部,除了我之外,没有一个人道别和相送。难道我的到来给她带来危机感?而我压根没想留在人事部。
     
      我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我非常伤感,小李走了。带着她的真诚、稳重和无奈。我和这位山东老乡相识一个多月,配合默契,相处无拘无束。我的伤感,完全不是她走后留给我的工作,而是我对这个环境的悲哀,它使我想回家。”
     
      小李走后的一段时间,是我最忙碌的日子。我要取报纸、接电话、买办公用品、传达通知,还要编辑《工作动态》。《工作动态》是一份内部杂志,发送部里各单位及各省、区、直辖市、新疆建设兵团和副省级城市的人事厅(局)。每次寄材料时,要抄写40多个地址,非常繁琐。我把这些地址录入电脑,调整好格式,可以直接打出来。我只需一个个往打印机里放信封,非常方便,这也算我的创新吧。
     
      《工作动态》分为领导讲话、各地消息和法规选编三个栏目。各地人事部门投稿,我了解了全国专业技术人员管理和事业单位改革的动态,开拓了我的视野。我负责编辑了6期。
     
      人事部来了一批新的年轻人。一部分是考公务员来的,例如综合处的仲笑林。她是东北姑娘,北大历史系毕业生,坐在我的对桌。20天后综合处办公室调整,她搬到了里面的处长办公室。另一部分是国家行政学院青年干部培训班的学员。他们从应届高校毕业生中选拔出来,经过一年的培训和一年的基层锻炼,成熟、老练、很政治,与刚考入公务员队伍的新人明显不同。来专技司的有综合处的高擎、继教处的钱军、留学处的孙晓丽。
     
      青干班来人事部的新人被安排住在仁实宾馆。虽然在一个院子,他们住的是宾馆,不是我住的筒子楼。随后,他们被安排住进在三环东北曙光里的集体宿舍。一室一厅,住着两人。仲笑林的室友是人教司劳资处的程艳丹,一位漂亮的南方姑娘。我们就餐时常坐到一起。我是山东人,大葱、大蒜拿起来就吃,程艳丹说:“你怎么这么野蛮?”
     
      专家处的梁江也来自青干班。他的岁数与我差不多,毕业于中山大学。我随口一问:“你认识陈伟吗?”陈伟是我初恋对象的前男友。世界居然这么小,他居然是陈伟的铁哥们!他大骂陈伟前女友的薄情寡义。
     
      专技司有一些像我这样的临时帮忙者,例如总装情报研究所的李晓红。我在日记中记载:9月的一天,李晓红穿了一身军装。我说很好,英姿飒爽。后来听说她今天就要走!我问她。她说:“早就告诉你了。”我说:“没有啊,早上我们还一块儿吃饭呢。”她说:“以前就跟你说过,什么时候穿军装,什么时候走。”于是在人事部借调7个月的这位川大法律系的研究生走了,带着一抹惆怅。
     
      五、人事部里的人和事(二)
     
      张学忠部长推行公车和电话改革。人事部有两个司重要,公务员司有权,专技司有钱。专技司有3个司机,他们都是临时工。改革的思路是,各司不能拥有汽车,司机辞退,用车由部里统一调度。电话改革是部、司级领导的家用电话原来都是公家名义,现改为个人,部里发补贴。改革后,司长要骑车或坐公交上下班。在地方上,司长就是市长,坐公交上下班不可想像,看来北京真是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官。
     
      人事部以及专技司的人都非常和气,包括部长、司长在内。张建新副处长喜欢安排活,但也没有真正批评过我。他们是一群高素质的人,素质低的是司机、食堂管理员。我第一次拿支票购买办公用品,因为没有经验对折了支票,导致商家拒 收,随行的司机对我口出不逊。一次,谢军副司长外出,我顺便搭车。那位司机居然对我非常不耐烦,我气愤地立即下车。
     
      人事部大楼是个自成体系的小世界。清晨来到这里,傍晚离开,一整天都呆在大楼里。我的办公室不靠窗,外面刮风下雨都不知道。人事部的人素质非常高,基本听不到大声的呵斥和争吵。人和人之间非常友善,当然也有矛盾,但这种矛盾是深层次的明争暗斗,不会公开化。
     
      人事部级别高,工作人员上升的空间大。退休的时候混个副司级干部,不是难事。如果在县和乡镇,当个副处就烧高香了。人事部的人到下面去,就像古代的钦差,好吃好喝好招待。还有机会到国外考察,拿公款旅游,是人人争着去的美差。有时,司里会出去娱乐、放松一下,例如到北沙滩塔里木油田宾馆。
     
      我是个临时工,又在出差机会少的综合处,没有出去过。我订回家的火车票,那个跟专技司有合作关系的旅行社居然说:“对不起,你从来没在我们这里买过飞机票,不能给你提供这项服务。”
     
      我只有一次出差机会。9月,吴剑英处长安排我参加司法部主办的全国公证工作改革座谈会。参加人员是司法部的部长和各地司法厅的厅长、副厅长。司法系统外的有代表人事部的我,以及中编办的一个小伙子。由于级别低的缘故,我俩没有上主席台,被安排在第一排。我和这位中编办的小伙子住在一个房间。我们讨论过编制问题,我反对“一个萝卜一个坑”的方式,认为国家只需控制经费,人员由单位控制。宽沟有西方式的田园风光。
     
      过节的时候,专技司为专家们举办了不少活动。我从宽沟赶回来,参加在钓鱼台举行的人事部中秋、国庆专家、留学人员茶话会。钓鱼台环境不错,但比不上宽沟。打上领带后,小孙说我好像当过兵,很挺。在积水潭北,文慧园路东口有一牌坊,曰“小西天”。我在这里的中国电影资料馆艺术影院看电影,名字叫《倾听女人心》。此处音响不错。
     
      我进入过人民大会堂,听人事部部长和法制办主任做报告。经过安检,进入宽敞的三楼小礼堂。报告的内容记不得了,我多数时间走神看着头顶的华灯。没去过中南海。不过,有人说北京最神秘的地方不是中南海,而是玉泉山。
     
      12月7日,北京下了第一场真正的雪,不夹雨的雪。车如老牛,人履薄冰,整个北京几近瘫痪。立交桥是堵塞重点。我打的去中组部、中宣部送文件,目睹了这一过程。中组部、中宣部都位于西单地区。前者在灵境胡同与西单北大街路口东南角,后者在西长安街与府右街路口西北角。这些党务机构门口不挂牌子,非常神秘。去过中组部几次,大多在传达室等候,里面的人出来谈。有一次进去了,一个大院,空旷,办公室的摆设不太新。
     
      国务院法制办在文津街北海南门的西边,吴剑英处长带领我到这里交流《事业单位改革条例》的修改。法制办的建筑、装饰比较老式、简朴。位于东二环的司法部大楼则非常现代、宏伟。
     
      在人事部期间,国际、国内发生了一些大事,例如江泽民提出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施行统一的司法考试,加入世贸组织。小高到我宿舍看电视,第一时间为北京获得申奥资格欢呼。在人事部餐厅的电视上看到美国9·11事件,感到震惊。呼和浩特某宾馆发生火灾,一副市长遇难。他原是建设部司长,不足40岁,博士,来呼和浩特挂职。世事无常啊!
     
      我本来就没想留在人事部,徐振寰司长的调离让我也不可能留下来。专技司为我提供住宿费、餐费,没赶我走就算不错了。12月23日,我在日记中写道:“忽然,特别想家,想我的小老婆。我想回家,立刻打电话给找张文玺和韩处长,表达此意。我决定春节之前回家,离开北京。——北京虽好,不是我家。”
     
      在离别前,我找范勇副司长谈心,建议不要设置过多的职业资格,免得为人才流动制造障碍。我知道司长、处长只是庞大的国家机器的一个小零件,我的意见不会有效果。可我为了心中的一份良知和理想,我要把它表达出来。
     
      刘宝英司长安排综合处起草一份我的工作总结,以她的名义寄给展涛校长。1月23日,司里为我饯行。28日,我宴请了吴处长、仲笑林、程艳丹、孙晓丽、高擎、钱军。30日,高擎、钱军送我上火车。我离开了北京,别了,人事部。
     
      六、尾声
     
      从国家人事部回到山大科技处,我有些不适应了。人事部许多地方值得高校管理部门学习,例如它的严谨。以人事部发文程序为例:拟稿人拟稿→处长审核→主管副司长审核→综合处处长初核→司长审核→办公厅秘书处复核→部领导签发→秘书处编号印发。
     
      再以接电话为例。接电话的人要在电话记录单上记载通知内容,通知人姓名和单位。通知人也要记录接电话人的姓名。接电话的人将电话记录单送交处长、司长,按照批示通知经办人办理。
     
      人事部副司级和处级职位实行竞争上岗。这两个级别的竞争上岗分开举行。我个人感觉比较正规。在人事部2001年下半年的处级干部竞争上岗中,专技司三人参加。胡文忠升正处;吴剑英改实职副处;张建新竞选正处失利,随后调离综合处。
     
      我是山东大学第一个也是唯一借调人事部的人。山大借调国家部委的人不少,大多是教育部,例如我在北京见过的姬锐、王广昌、郭佳。在人事部借调人员当中,基本都是北京人,我似乎是唯一的外地人。
     
      我在人事部,增长了经验,建立了联系,为学校提供了一些有用的信息。这些,回来后没有发挥任何用处。人事处负责博士后工作的李振奎副处长曾表达要我出面之意,不了了之。学校对借调国家部委的人缺乏整体规划。
     
      对我个人而言,到国家人事部的这段经历,让我洞悉中央的官场。我不适合也不愿意做一名按部就班的官僚。八个月来发生在北京和人事部的那些人、那些事让我终生难忘。
     
      2006年国家启动事业单位改革,我曾致电吴处长了解情况。已成为副司长的他非常热情地吩咐工作人员给我寄来有关文件,有的尚未下发。我把它们提供给人事处处长王剑敏(韩锋处长已调走)。可惜,这轮我曾经介入并报以热情的改革最终流于形式,让人失望。
     
      之后,我再没有与人事部的领导和同事们联系过。离开人事部十多年了,比我年长些的,成了司长、副司长;比我年轻的,成了处长。我固然不自卑,可他们还记得我吗?我感谢刘宝英司长、范勇副司长、吴剑英处长、张建新处长、李正军女士、仲笑林女士等等,感谢你们没把我当外人,感谢你们对我的帮助!谢谢!
     
      十多年了,我的冷静的心态有助于我客观地记录这一经历,时间的流逝也避免了我的无所避讳的记录让某些人难堪。尽管我有日记,尽管我的记忆异常深刻,回忆录写起来还是艰难。片段太零碎,拼凑起来是否连贯?
     
      有些内容,我在一些文章中已经提到,例如《我看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谈救助责任——以杨在新案为例》。关于在北京的游记,我写有《前门外游记》、《最爱北京的胡同》、《2001年北京游记》。我在北京的朋友、同学,例如包胜勇、李明东、俞新峰等人,我感谢你们的接待。有些事,例如见乔羽,我会在以后的文章中叙述。
     
      我写这篇回忆录,有三个目的:记录我的一段难忘经历,介绍人事部等国家部委一些不为外人知道的秘密,怀念和感谢一些朋友。不知做到了吗?

    【作者简介】

    甄鹏,山东大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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