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减资对债权人通知义务的法解释学分析及展开
2020/12/28 8:14:57  点击率[51]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公司法
    【出处】台湾《月旦民商法研究》2020年9月(秋季卷)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摘要】公司减资对债权人通知义务在性质上属于法定而非约定义务,不允许以发起人协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等形式事先排除。通知义务的主体范围仅限于公司,但是实际减资股东、协助/参与减资的股东和董事等利害关系人对“通知债权人”这一事实负有审慎、合理的注意义务。通知义务的履行方式包括“直接通知”和“公告”两种类型。我国《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仅规定了报纸这种公告载体,显得过于滞后和单一,与互联网时代公示方式的多元化趋势不符。除报纸公告外,公司亦可借助于互联网、电子公告等方式通知债权人。通知义务的履行程序应针对不同债权人区分而论。对已知债权人应当采用直接通知的形式;对无法联络和不特定的潜在债权人应当采用报纸公告形式。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包括:减资决议有效、减资行为无效、债权人的法定救济权被阻却和债权人获得对股东的直接请求权。
    【中文关键字】公司减资;通知义务;主体范围;法律后果
    【全文】

    一、问题的提出

    被告上海广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简称广力公司)成立于2009年1月,注册资本为2500万元(人民币),其中被告丁一认缴出资额2000万元,实缴出资额400万元,持股比例80%;被告丁炟焜认缴出资额500万元,实缴出资额100万元,持股比例20%。出资缴纳截止日期为2010年12月1日。(广力公司出资结构见表1)

    1

    股 东

    认缴出资额(万)

    实缴出资额(万)

    出资比例

    余额缴付期限

    丁一

    2000

    400

    80%

    2010.12.1

    丁炟焜

    500

    100

    20%

    2010.12.1

    2010年2月1日,原告江苏万丰光伏有限公司(简称万丰公司)与被告广力公司签订了一份供应合同。合同约定原告向被告供应原生多硅晶10吨,单价39.5万元/吨(人民币),总计395万元。合同订立之后,原告万丰公司依约履行了供货义务,但是被告广力公司在付款159万元之后再未支付,截止2012年10月25日,广力公司仍拖欠原告万丰公司货款本金236万元。

    2010年11月19日,被告广力公司在未通知已知债权人万丰公司的情况下,将注册资本由2500万元减少至500万元,减资后股东丁一、丁炟焜的认缴出资额、实缴出资额、出资比例均不变。2011年1月20日,根据广力公司存档于工商档案的《有关债务清偿及担保情况说明》载明其曾在《上海商报》刊登了减资公告。(减资后广力公司出资结构见表2)

     

    2

    股 东

    认缴出资额(万)

    实缴出资额(万)

    出资比例

    余额缴付期限

    丁一

    400

    400

    80%

    2010.12.1

    丁炟焜

    100

    100

    20%

    2010.12.1

    由于广力公司减资时(2010.11.19)在明知对万丰公司负有已知债务(2010.02.01)的情况下,既未直接通知万丰公司亦未向万丰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万丰公司遂以广力公司、丁一、丁炟焜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诉请广力公司清偿拖欠万丰公司236万元的货款,并要求股东丁一、丁炟焜共同对广力公司结欠万丰公司236万元的货款承担补充赔偿责任……[1]

    本案争议的焦点包括:(1)被告广力公司在减资时是否对原告万丰公司履行了通知义务?广力公司在《上海商报》上的减资公告能否代替对已知债权人万丰公司的通知义务?(2)如果被告广力公司减资时违反了通知义务,股东丁一、丁炟焜是否应当共同对被告广力公司结欠原告万丰公司的236万元债权在减资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这两个问题又直接涉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的解释和适用问题。

    但是我国《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仅用寥寥数语规定了公司减资对债权人的通知义务及债权人的救济权。对通知义务的性质和主体、履行方式、履行程序、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均未具明文。我国商法学界对减资问题的研究甚为薄弱,少量文献要么主要集中在2005年《公司法》修订之前;要么关注公司违法减资的效力和认缴制下减资制度之完善问题。[2]对公司减资对债权人通知义务几乎无人问津。本文拟从法解释学视角展开研究以填补这一空白。

     

    二、公司减资对债权人通知义务的性质和主体

    (一)通知义务系法定义务

    根据《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该条可分解为四层意思:(1)允许公司减资。公司减资属于商业决策的结果,是否减资、因何减资、何时减资、减资多少均属于公司自治范畴,立法一般不予干涉。(2)减资对象是“注册资本”而非认缴或者实缴资本。完全认缴制下,公司的注册资本=认缴资本=实缴资本+待缴资本,注册资本的减少既可以是认缴资本的减少,亦可能是实缴资本的减少。(3)减资应当自作出减资决议之日起的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4)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或未接到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的一定期间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从文义观之,虽然立法将公司减资的决定权交由公司自治决定,但是一旦启动减资程序即触发对公司债权人的通知义务。《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对公司减资时对债权人之通知义务采用了“应当”这种命令式语句形式。“应当”作为法律中的虚词关键词,在行为模式上,由“应当”所引发的是法律主体按照法律安排去做某种法律义务,违之在处置后果上只能是受罚。[3]因此,《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对债权人通知义务系法定而非约定义务。公司一旦减少注册资本,无论实质减资抑或形式减资,无论减资最终是否实质损害到公司债权人利益,均必须严格按照《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履行通知义务,且公司减资对债权人的通知义务不允许以发起人(认股)协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等形式约定排除。如果发起人(认股)协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决议中出现了免除/变更公司减资对债权人的通知义务的条款(事项),属于对《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强制性规定之违反,应否定其效力。

    虽然减资对债权人通知义务系“法定”而非“约定”义务,但并不意味着就不存在任意性因子。依据行为人能否以其意思排除适用及意思作用的范围,法律规范分为强制规范、任意规范和半强制规范,《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在性质上属于半强制规范(hal-bzwinggende Normen)而非强制规范。所谓半强制规范,(hal-bzwinggende Normen)系介于强制规范和任意规范之间,仅对法律关系的部分内容作出规制,其它则依当事人的意志自治决定。[4]《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资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虽然减资对公司债权人通知义务系强制性法律规定,但是只要公司在减资决议完成之后的“10日”或者“30日”的宽限期内履行了通知义务即可,至于通知时间点则交由公司自己决定。此处的“10日”和“30日”系指工作日还是法定期间?《公司法》及司法解释均未具明文。从督促公司及时履行通知义务以及保护债权人的角度考虑,宜明确为法定期间而非工作日。

    (二)通知义务的主体仅限于公司

    公司作为独立于所有人和投资者的一种法律秩序人格化的拟制主体,[5]减资必须遵守股东(大)会的决议程序和表决规则,减资决议之意思亦需通过法定代表人和公司董事等内部机关代为实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股东及其利害关系人在公司减资时亦需对债权人负通知义务。公司减资对债权人通知义务的主体范围仅限于公司,不及于股东及利害关系人,理据有三。

    第一,符合文意解释原则。文义解释是第一位的解释原则。在不违背立法目的前提下,解释法律首先应当遵循文义解释优先原则。既然《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已经明确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公司减资通知义务的主体就应当仅限于“公司”,立法已经排除了将股东及其利害关系人作为通知义务主体的必要性。如果将通知义务之主体扩张解释至股东及利害关系人则与该条文义相悖。

    第二,符合减资之实质。虽然减资的提议者和发起者一般是股东尤其是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但是根据我国《公司法》第37条第1款第7项、第43条第2款之规定,公司减资系股东(大)会决议之结果。股东(大)会作为公司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意思决定机关,其作出的意思表示系公司本身之意思表示。从公司减资的程序分析,公司减资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均为公司,公司自然应当在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之日起的法定期限内将减资的事实告知给债权人,以便于债权人及时的行使救济权。尽管公司作为拟制的法律主体,其减资的意思表示需要通过法定代表人代为履行和实施。但是法定代表人在这一过程之中扮演着类似商业辅助人的角色,[6]以公司的名义履行对债权人的通知义务,行为法律后果仍由公司承担。

    第三,防止责任主体盲目扩张。公司减资之意思表示虽然通常由股东提议或者发起,但是依据公司人格独立原则及公司意思形成规则,股东的意思表示往往仅是自然人的一种心理过程而已,股东(大)会作为公司意思的主要形成机制,系基于特定的法律程序由股东表决形成的。[7]股东减资的意思表示并不能当然的转化为公司减资的行为和后果。《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为公司减资设定了严格的程序约束条件,只有在不违反公司减资决议程序的前提之下才肯定减资行为的效力。股东并非是减资的实际“操控者”和“决断者”,将股东列为通知义务主体在法理上难谓圆通。实践中,大多数公开公司股权结构分散,股东人数成千上万,如果强制性要求公司减资时股东对公司债权人履行通知义务,几近是一纸无法实现的“空文”,亦与经济效率和股东利益保护原则相悖。另者,董事、高管等作为公司的职业经理人,在管理公司业务和执行公司事务时只需对公司负责即可,和公司债权人并不存在直接的法律关系,对公司减资这一事实亦无直接之利益关系,要求其承担通知义务在逻辑上就更勉为其难了。

    (三)股东及利害关系人负有注意义务

    虽然通知义务的主体范围不包括股东及其利害关系人,但并不意味着公司减资时股东及利害关系人不负任何义务。股东及其利害关系人应当对公司减资“通知债权人”这一事实负有注意义务。

    第一,股东之注意义务。负注意义务股东包括两类:1)实际减资股东。实际减资股东指因公司决议减资返还股东出资的实际受益者。根据股权和法人财产权的关系逻辑,股东的股权对应的是公司的法人财产权,股权和法人财产权实为一体两面的关系。[8]减资作为将公司的盈余返还给减资股东的主要方式之一。减资实际上减少的是公司的责任财产,减资往往亦关涉到公司股权结构的重大更迭和调整。按照权利和义务相一致原理,实际减资股东作为公司减资最终结果的承担者和受益者,理应对通知债权人这一事实负注意义务。2)协助/参与减资股东。协助/参与减资股东是指在公司减资时虽然未减少自己认缴(购)的出资(股份)额,但是在股东(大)会决议、工商变更登记等环节配合实际减资股东完成公司减资程序的股东。协助/参与减资股东应负注意义务的理由在于,协助/参与减资股东作为减资决议的实际“提议者”和“参与者”,对公司减资的原因、时间、地点、数额、表决过程、决议结果、通知债权人等事项不可谓不清楚。根据我国《公司法》第37条、第43条第2款、第103条第2款之规定,公司减资需经代表2/3以上表决权股东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1条第2款规定减资变更登记往往亦需要股东的配合。协助/参与减资的股东理应对通知债权人负有审慎、合理的注意义务,提示并督促公司依法履行通知义务。

    如果存在名义股东和实际出资人由谁对“通知债权人”负注意义务?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三)》(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26条第1款之规定,在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参与公司外部法律关系处理上,我国《公司法解释(三)》遵循的是彻底的“名义主义”的商法逻辑。公司法》作为集组织法和行为法于一体的商事单行法,就公司外部法律关系而言,名义股东就是公司的股东。既然是股东,如果协助/参与了公司减资的过程和相关事宜,理应对“通知债权人”这一事实负注意义务。

    第二,协助/参与减资利害关系人之注意义务。董事、高管等利害关系人承担注意义务的实证法基础系我国《公司法》第147条。我国《公司法》第147条规定了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的“忠实义务”和“善管义务”,其中善管义务在学理上即注意义务。[9]公司减资过程中减资方案的制作、股东(大)会的召集、决议、表决、减资登记均离不开董事和高管人员的参与和协助。董事、高管对于公司减资应当通知债权人一般是知晓的。本着对公司事务审慎、负责的态度,亦应当要求协助/参与减资活动的董事、高管对通知债权人这一事实负注意义务。另外,根据《公司法》第216条第3款之规定,实际控制人虽然不是公司股东,但是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在公司减资过程中,实际控制人常常是减资的“提议者”和“发起者”,对公司减资通知债权人这一事实亦应负审慎、合理的注意义务。因此,将协助/参与减资的实际控制人纳入注意义务的主体范围亦具妥当性。

    第三,需要进一步释疑和追问的是,既然《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已经明确规定公司减资时通知义务的主体仅限于公司,缘何协助/参与减资的股东、董事和实际控制人均对通知债权人这一事实负注意义务?如果要求股东及利害关系人承担注意义务是否有违公司独立人格和有限责任所确立的“资产分割理论”,进而束缚投资者和经营者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这样的质疑具有一定正当性和合理性,但是要求公司减资时协助/参与减资股东及利害关系人对“通知债权人”这一事实承担“注意义务”却存在充足的正当性基础:(1)资本维持原则之要求。减资减少了公司的责任财产,在我国实行法定资本制的前提之下,资本维持原则仍然是我国公司资本制度的“支柱性”的法则。[10]要求公司减资对债权人履行通知义务并强化股东和利害关系人的注意义务,系资本维持原则之强制性要求。(2)符合利益平衡原则。虽然公司减资指向的主体是公司,但是减资的提议者和发起者一般系公司的股东尤其是控股(控制)股东,是否减资、如何减资一般先由股东提出后由董事会/执行董事制定减资方案再提交股东(大)会决议(减资程序见图1)。正是由于公司和股东的合力导致了公司责任财产的减损,债权人作为外部不知情的第三人理应在权利义务配置上向其倾斜。

     

    三、公司减资对债权人通知义务的履行方式和履行程序

    (一)履行方式

    根据《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之规定,公司减资对债权人的通知方式包括直接通知和在报纸上公告。直接通知指在减资决议完成之后公司在10日内将减资相关事宜通知给债权人,以使债权人能够及时的知晓公司注册资本减少之事实,以便于其及时的行使救济权。对于通知义务的范围和通知的内容,解释论上应包括债权人减资决议通过之日、减资数额、股东的认缴资本额、实缴资本额以及公司债权人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权利。[11]至于公司减资的决议程序和表决方式则属于公司内部治理和商业决策范畴,不属于通知义务的内容和范围,[12]若债权人以减资为由要求公司履行通知义务以外的其它要求,公司可以拒绝。

    关于公告方式,《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公司在减资决议完成之日起30日内通过“报纸”这种载体将减资事实向社会公布。该条关于公告的规定过于粗疏和简陋,仅规定了公司减资后应当在报纸上履行公告义务,对于报纸的级别、影响力范围均未具明文。实践中,许多公司为了规避通知义务,仅在当地一些级别较低、发行量较小的报纸上公告,致使公司减资的意思和事实无法及时的传递给债权人。例如,在“辽宁恒利通拍卖有限公司与济南亨通制笔有限公司与企业有关的纠纷案”中,济南制笔有限公司作为亨通公司的减资股东本应当将减资事项通知给债权人。济南制笔公司和亨通公司没有直接通知本案的相关债权人,所发公告的媒介系在地方发行的《济南日报》,致使减资的意思表示无法到达区域外的债权人(公司债权人为辽宁恒利通拍卖有限公司,住所地为辽宁省沈阳市),起不到广而告之的效果。[13]“圣鹰公司等股东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纠纷案”中,消防器械公司对拖欠金海双鹰公司的欠款是明知的,但是其仅在江苏省南京市本埠的报纸《南京晨报》上刊登了减资公告,而金鹰双海公司的实际住所地为浙江省诸暨市暨阳街道友谊路150号,该地址完全不在江苏境内。金海双鹰公司无法知晓消防器械公司注册资本减少等事宜,未依法采取及时、合理、有效的方式告知。[14]同样,在“茉织华公司诉新世纪减资纠纷案”中,被告新世纪公司仅在《巴音郭楞日报》上刊登减资公告,而该报的发行量较小,客观上无法起到公告的法律效果。[15]诸如此类利用《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立法粗疏以规避通知义务,实质上等于未履行《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之通知义务。关于报纸公告的级别和通知标准,具体个案裁判时可以采用“形式+实质”的判断标准:(1)原则上以公司债权人所在地(住所或法人办事机构所在地)的官报或者登载有关时事新闻的日报为标准。(2)如遇疑难案件中形式标准难以确定则应当改采实质主义标准,即以一个正常、理性的债权人能够通过报纸上的减资公告准确知晓公司减资事宜为标准。若无法知晓,即可推定公司减资未履行或者未适当履行通知义务。并且是否登报公告及债权人知晓与否等法律事实的举证责任也应由公司承担。

    关于通知的类型和手段,《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仅规定了“直接通知”和“在报纸上公告”两种方式。直接通知理应包括口头通知、书面通知、电话通知、视频通知、语音通知甚至语音、微信通知等多种方式。无论采用何种方式,只要公司及时的将减资这一事实告知给债权人并使债权人清楚明确的知晓了减资这一事实,即为履行了通知义务。至于公告通知,《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仅仅规定了“报纸”这种书面载体和形式,显得过于单一和滞后,这与现代电子媒体时代公告方式的多元化需求不相吻合。尽管报纸形式符合传统纸质文书环境下履行通知义务之现实需要,但是却严重忽略了现代商事活动跨入电子商务时代后公司可以借助于互联网、电子媒介等履行通知义务的新样态。日本在这方面规定的相当系统和完备。《日本公司法典》第二编股份公司第449条第3款规定:“股份公司减少资本金或公积金,在官报以外,将同款所规定的公告按照基于第939条第1款规定的章程规定,通过同款第2项或者第3项所列的公告方法进行时,不再要求前款所规定的分别告知已知的债权人。”《日本公司法典》第939条规定了公司公告的三种方法:(1)在官报上登载;(2)在登载有关时事新闻事项的日报上登载;(3)电子公告。其实,无论是直接通知抑或报纸公告只是形式问题,最终目的仍然是为了将公司减资这一法律事实告知给债权人。因此,宜对此处的“报纸公告”做进一步的目的性扩张解释,突出/强化通知信息本身内容的文字化呈现形式,淡化通知义务内容文字化所借助的媒介和载体。除报纸公告之外,公司还可以通过电子公告等多元化的方式公告债权人,原则上只要符合《民事诉讼法》规定的公告送达的要件均应当肯定其法律效果,这种目的论解释才符合《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范本意。

    (二)履行程序

    《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的“通知债权人”和“报纸上公告”系何种关系呢?主要存在三种观点:1)择一关系。“通知债权人”和“在报纸上公告”之间虽然用“并”字连接,但是并不表明公司一旦启动减资程序,通知债权人和在报纸上公告即为必须履行程序,二者缺一不可,实际上公司享有选择权。其既可以自减资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亦可以于30日内在报纸上公告,只要履行其一通知义务即宣告完成。实践中绝大多数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纠纷均将“通知债权人”和“在报纸上公告”理解为“择一”关系,并认为二者的法律效果相同。[16]2)并列关系。“通知债权人”和“在报纸上公告”之间用“并”字连接,表明二者非“择一”关系而系“并列”关系。公司减资必须首先直接通知债权人,通知之后还应当在报纸上公告,二者缺一不可。那种认为“通知债权人”和“在报纸上公告”可择其一是偏离文义的不妥当解释。该观点因直观上与《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的文义意义相符,实践中亦不乏支持案例。[17]3)区分解释。此处的“直接通知”和“在报纸上公告”系分别针对不同的债权人。“直接通知”针对的是已经取得联系方式或者联系地址的已知债权人;“在报纸上公告”针对无法联络和不特定的潜在债权人。对于已知债权人,应当采用直接通知方式,对于未知或者潜在的债权人,才可以采用在报纸上公告的形式。

    上述三种何者才符合《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范本意呢?笔者认为,观点一赋予了公司过于宽泛的自治权和选择权,超越了《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之文义范围,亦与《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旨在保护公司债权人的宗旨相悖;观点二虽然符合《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之文义,但是却不符合该款的立法目的。第三种观点通知和公告的区分解释值得赞同。

    第一,区分解释符合立法目的。《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公司减资对债权人履行通知义务是为了让债权人及时、准确知晓减资这一事实,至于债权人是否及时的行使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以何种方式行使、行使的法律效果等,并非该款规制的重心所在。公司减资对债权人履行通知义务与否/合理的判断标准就在于公司是否依法将减资事实/信息及时传递给了债权人。既然《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前半句已经以强行法形式要求公司减资时对债权人履行通知义务且不允许公司以发起人协议/公司章程/股东大会等形式排除,那么即可推定,直接通知后债权人已经知晓了公司减资之事实,无需再履行公告程序。

    第二,区分解释符合体系解释原理。在报纸上公告的目的亦是为了将公司减资这一事实公之于众以使债权人知晓公司减资之事实,并起到公示公信的法律效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8条第2款之规定,公司减资必须履行章程变更和减资变更登记程序,并且应当提供在报纸上登载减资公告证明和公司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的情况说明;同时《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第7条和第9条规定,公司减资后应当将减资/资产变动信息通过当地的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予以公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和《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已经对公司减资公示作了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如果《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再重复要求公司减资必须“在报纸上公告”,无异于画蛇添足,不符合体系解释原理。

    第三,区分解释和司法实践观点一致。公司债权人包括已知和未知债权人,已知债权人指已经知道联系方式或地址的债权人,未知债权人指潜在的无法知道准确联系方式或地址的债权人。《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前半部分“直接通知”针对的是减资决议时已知的债权人。对于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联系方式的已知债权人均应当采取直接通知的方式。[18]唯有对那些无法找到确切住址的债权人才可以通过公告送达方式通知。[19]公告作为一种“拟制通知”方式本质是对直接通知的“补充”和“完善”,[20]仅适用于那些无法直接通知的债权人。如果对于能够直接通知的债权人未直接通知,事后以已公告通知为由进行抗辩,不仅有违债权人利益保护原则,亦不符合我国《公司法》第177条之立法本义。[21]对于能够直接通知债权人却未采用直接通知而以登报公告减资属于减资程序违法,对债权人不发生效力。[22]显然,我国司法实践业已接受了这种区分论的解释路径。

     

    四、公司减资违反通知债权人义务的法律后果

    法规范作为具体规定权利和义务及其法律后果的准则,具有严密的逻辑结构。一个完整的法规范首要描述法定的事实构成(Tatbestand),然后赋予该事实构成某个特定的法律后果,对法律后果的安排同时包含了立法者对法定的事实构成所涉及的生活事实过程(Lebensvorgang)进行的法律评价。[23]当构成要件所描述的案件事实存在时,法后果随即发生。但是《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仅仅规定了公司减资对债权人的通知义务及债权人救济权,对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未具明文。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的法律后果包括四个方面。

    (一)减资决议有效

    减资违反通知义务时是否会反向致使已经完成的减资决议无效?对此,我国学界存在两种观点:1)有效说。减资决议的效力和对债权人通知义务不存在牵连关系,减资违反通知义务不影响决议行为之效力。[24]2)无效说。《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系强制性法律规定。公司应当自作出减资决议之日起10日内通知债权人,债权人自接到(或未接到)通知的一定期限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公司减资时通知债权人系决议有效的必要条件。如果违反通知义务则属于对强制性规定之违反,决议行为当然无效。[25]笔者同意有效说。

    第一,无效说和团体自治的私法理念相悖。从完成时间上看,对债权人通知义务发生在减资决议完成之后,在公司减资履行/违反通知义务之时,减资决议作为一种已经完成的法律事实,法律效果已经发生。“减资决议”和“通知债权人”属于减资程序中两个独立的法律事实。决议属于社团自己依据法律或社团规章处理内部事务的团体法行为,决议主要调整该组织的内部法律关系,不调整团体或法人与第三人的关系。决议也不调整参与制定决议的人们个人之间的关系,而旨在构筑他们共同的权利领域或者他们所代表的法人的权利领域。[26]通知义务属于减资决议完成后的法定义务,二者不具有牵连效应。如果因违反通知义务而否定减资决议之效力,无异于赋予债权人参与公司治理的权利,与团体自治的私法理念相悖。

    第二,无效说不符合经济效率原则。如果因减资违反通知义务否定减资决议之效力,亦与经济效率原则相悖。公司减资必须经过代表2/3以上表决权的股东的股东(大)会决议通过。股东(大)会的召集、通知、召开、表决需要经过一系列繁琐、严格的程序。《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31条第2款规定:“公司减资应当自公告之日起45日后申请变更登记,并且应当提交公司在报纸上登载公司减少注册资本公告的有关证明和公司债务清偿或者债务担保情况的说明。”如果违反了上述规定公司将会受到相应的行政处罚。在减资事由和决议程序不存在重大瑕疵的情况下,如果因通知义务之违反否定减资决议之效力,会造成巨大的经济和组织成本。

    第三,无效说误读了减资决议和通知义务之关系。无效的核心理据在于,法律行为无效指当然无效、自始无效、确定无效,不发生当事人所欲实现的法律效果。[27]决议行为无效后被减少的资本应当返还公司。明确违反通知义务的减资决议无效可以防止公司责任财产的不当减少,保护债权人利益。这种解释貌似合理,实则违背了基本法律逻辑。首先,公司减资分为形式减资和实质减资,形式减资往往是亏损企业的行为,不产生资产的向外流动,而是旨在实现公司资产和资本的真实回归,使公司的章定资本与净资产水准接近。形式减资仅仅是一个公司资产负债表两端科目的等比消除的“纸面交易”,不会必然减损公司的责任财产。[28]即便是实质减资,只要公司减资后具备足够的债务清偿能力,责任财产的减少并不会必然损害债权人利益。其次,完全认缴制下,我国公司的信用基础已呈现出明显的从资本信用向资产信用转型的趋势,仅仅依靠公司责任财产/资本信用的债权人保护模式并不牢靠。责任财产对债权人的担保作用不宜被过分夸大。再次,公司债权人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债权人作为理性的交易第三人,理应对潜在商业风险有理性认知和评估。最后,债权人的保护亦属于一个个案的判断问题。我国《合同法》《担保法》《公司法》《破产法》及司法解释已经对债权人提供了系统的保护措施。以债权人利益保护为由否定决议行为效力,误读了减资决议和通知义务之关系。

    第四,减资决议的效力应当独立判断。虽然我国学界对决议行为性质的认识众说纷纭,形成了法律行为说[29]、商行为说[30]、团体法行为说[31]、意思形成说[32]、特殊的法律行为说[33]等诸种学说。但是在立法论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以下简称《民法总则》)第134条第2款已经明确将决议行为作为法律行为的一种典型类型对待,即采纳了决议行为属于法律行为的观点。既然决议行为属于法律行为,那么关于减资决议效力的判断自然应当遵循法律行为效力的一般理论。我国《民法总则》第144条、第146条、第153条、第154条分别规定了无效法律行为的五种类型,即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行为人与相对人以虚假的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违反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之情形以及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公司法》第22条第1款规定,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原则上只要减资决议不存在上无效之情形,就不能因为违反对债权人的通知义务而否定减资之效力。

    (二)减资行为无效

    虽然“减资决议”有效但是不能当然的推定“减资行为”有效。根据我国《公司法》第37条、第43条第2款、第103条第2款和《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28条第2款规定,减资包括七大步骤(见图1)。“减资决议”仅仅属于“减资行为”的一个步骤,二者属于两个层次的问题。这就类似于物权行为(处分行为)和债权行为(负担行为)分离原则,债权行为(负担行为)有效/无效和物权变动(处分行为)效力不存在牵连关系,[34]不能因债权合同(负担行为)无效而否定物权变动(处分行为)效力。决议作为旨在规定社团内部法律关系的行为,不具有约束外部第三人之效力。减资行为作为一种商事法律事实,减资往往关涉到债权人利益之保护。既然《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以强行法形式要求公司减资应当通知债权人,减资违反通知义务就理应受到《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的约束,违之则减资行为无效。

    1

    董事会/执行董事提出减资方案

    编制资产负债表和财产清单

     

    召开股东大会决议减资

                          

     

    修改公司章程和股东名册

     

     

    通知公司债权人

     

     

    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

     

     

    减资变更登记

     

     

    第一,减资行为无效与《民法总则》规定吻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52条第5项之规定,违反强制性法律规定的合同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第2款进一步将违背强制性规定无效的范围限缩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尽管《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系规范公司减资行为的程序性规定,在性质上属于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但是依据《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之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显然《民法总则》第153条第1款已经抛弃了原《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14条第2款确立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和管理性强制性规定二分法。从法律规范性质区分的角度判断减资行为效力缺乏实证法依据。

    第二,减资行为无效具有比较法理据。英国公司法针对公开公司和封闭公司分别设置了不同的减资程序。《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641(1)(b)条规定,公开公司减资除了要获得公司成员的特别决议通过外,并且需要经法院的确认程序。封闭公司虽然无需法院批准,但董事必须作出公司偿债能力的董事声明。如果董事在发表偿债能力声明时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导致债权人利益受损时则需承担侵权赔偿责任。[35]《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641(1)(a)条规定,在股东作出特别决议时,还应当就股东权益受到减资影响的股东分别召开类别股东大会。如果违反上述程序性规定则减资行为无效,因减资受益的股东负有返还公司财产的义务。[36]《德国股份公司法》第222条第(2)项规定,只有经决议时代表基本资本至少3/4多数同意才能做出减资决议。当存在多个种类表决权股的,减资决议需经每个种类股东同意后生效。第225条第(2)规定,只有在减资登记公告经过6个月并且及时申报,债权人已获得清偿或提供担保后,才可以向股东进行基于减资的支付,并将债权人异议作为减资的生效条件。《日本公司法典》第449条规定,股份公司减资未履行保护债权人程序,可能成为减资无效或可撤销的理由,债权人可以在法定期间(1个月内)就资本金额的减少提出异议。域外成熟资本制度立法国家在公司减资行为效力问题上的审慎、保守立场值得借鉴。

    第三,减资行为无效符合立法目的。我国《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减资对债权人的通知义务系为避免公司债权人因减资而受到不正当侵害所专设,理应具有强行法效力。公司必须严格遵守不得回避,若舍弃其法定义务,则当构成对强行法之违反,而成为减资无效之理由。[37]唯有如此,才能给债权人提供实质保护。实证研究发现,在公司违背通知义务减资效力问题上,我国法院一般认为公司减资时通知义务之履行与否不影响减资行为的效力。这种过于偏袒公司(股东)利益的裁判导向,客观上可能会导致公司减资时股东认为违反通知义务并不会产生其它不良的后果,至多也就是对公司不能清偿的债务在减资范围内承当补充赔偿责任而已,这无疑会形成促使股东过度从事冒险行为的激励倾向。股东获得了冒险行为的全部收益,却无需承当相应的成本,股东行为的成本由债权人承担,对债权人而言极不公平。从本着提倡醇良守信的商业文化和审慎处分公司资产以及切实保护债权人利益角度考虑,在减资行为的效力判断上亦应当从严解释,明确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时的减资行为无效。

    (三)债权人法定救济权被阻却

    有观点认为,如果公司未按照《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之规定履行对债权人的通知义务,债权人旋即丧失了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38]这种观点存在望文生义的“僵化式”解读之嫌。《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减资对债权人通知义务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债权人能够及时的行使救济权。如果因公司违反通知义务债权人就旋即丧失了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的权利,显然与债权人保护的宗旨相悖。《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只是为公司减资时债权人之保护提供两种救济措施:(1)提前清偿债务;(2)提供相应的担保。无论公司减资时是否违背通知义务,债权人的法定救济权都始终存在,只是违反通知义务时债权人的法定救济权被临时的阻却,不能及时的行使。当债权人知道(有意/无意)公司减资这一事实后,其依然可以在规定的期限内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另外,《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规定债权人在未接到通知书的45日之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这里的“45日”应当属于“除斥期间”而非“诉讼时效”。债权人在未接到通知书的45日内享有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担保的权利,超过45日则救济权归于消灭,这种解释符合《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的规范本意,亦与商事交易的效率价值相契合。债权人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担保”性质上亦非学者所理解系债权人的异议权,异议权作为一种形成权,形成权者,乃依自己之行为使自己或与人共同之法律关系发生变动之权利也。[39]形成权之本质系仅凭权利人之单方意思表示而发生法律效果。[40]如果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的担保”的救济权是异议权,那么债权人一旦提起即可阻止减资行为的履行,但《公司法》第177条第2款显然没有这样的法律效果。

    (四)债权人获得对股东的直接请求权

    当减资导致公司的责任财产减少并且危及债权人利益,如果公司穷尽全部责任财产仍无法清偿债务时,司法裁判一般类推《公司法司法解释(三)》第14条第2款抽逃出资之规定,要求实际/协助/参与减资股东在减资本息范围内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对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41]

    第一,在适用前提上,股东赔偿责任以公司不能清偿债务导致债权人的债权无法实现为前提,否则股东享有拒绝履行的先诉抗辩权。当减资违反通知义务损害债权人利益时,公司作为债权债务关系的相对方,债权人首先应当要求债务人公司以其全部责任财产承担无限责任,不能直接“越过”公司要求股东清偿债务。[42]因为按照有限责任原理,股东仅以其认缴(购)的出资(股份)额为限对公司承担责任,公司应当以其全部责任财产对其债务承担责任。关于“公司不能清偿”的判断标准,公司法和司法解释均未具明文。主要存在三种观点:(1)债权人首先应当向公司提出请求,公司拒绝清偿其债务时债权人即可向股东提出清偿要求;(2)债权人必须经过对公司债务的强制执行后,如果仍然得不到清偿才可以要求股东清偿,否则股东享有拒绝履行的先诉抗辩权。(3)主体为现金流标准,同时兼顾特定物之债及其他可供参考要素。[43]只要公司的现金流或者其它可以及时变现还债的流动财产不足以清偿到期债务,即构成债务不能清偿。前两种标准属于传统的民法路径,笔者倾向于第三种公司法路径。实践中法院应当依据公司的利润报表、现金流量表、资产负债表等会计报表综合权衡判断。

    第二,在赔偿基准上,股东对公司债权人赔偿责任以“减资数额”而非“认缴”或“实缴”出资额为基准。公司减资违反通知义务时股东对债权人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法理基础系资本维持原则。公司减资违背资本维持原则最终的救济目的在于力图使公司的责任承担能力和债务清偿能力恢复到“被减少的资本额”之前的范围和水平。因此理应先由公司对债权人的债务承担“直接赔偿责任”和“全额赔偿责任”,再由股东在“减资数额”范围内就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补充赔偿责任。通过这样二层次的责任设计力图使债权人保护的水平恢复至减资前的水平,符合资本维持原则的语义和精髓,亦可为债权人提供较周延的保护。

    第三,在赔偿范围上,债权人诉请股东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范围包括减资“本金”和“利息”两部分。[44]至于利息额的计算方式,除减资额外主要取决于利率和期限,一般应当以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同类贷款的基准利率计算利息;关于利息起算的时间点,既然减资通知义务的对象区分为“已知”和“未知”债权人,对于已知债权人应当在减资决议生效之10日后;对于潜在的无法联络的债权人则应当在减资决议生效30日后开始起算;关于利息起算的终点,可以参照买卖合同的利息确定方法,从债权人保护以及统一司法裁判尺度角度考量,建议采用债权全部清偿之日标准。如果债权人在主张减资款赔偿后再主张利息赔偿是否属于重复诉讼,答案为否。对此司法实务中已有类案,在“中国船舶工业物资总公司等诉上海宝莲鑫进出口公司等与公司有关的纠纷”案中,二审法院认为,债权人一审要求公司股东在减资本金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又主张股东应对减资利息承担赔偿责任,并无重复起诉的情形,法律亦未规定当事人对自己基于同一法律关系所产生的多项权利必须同时主张。[45]

    【作者简介】
    薛波,深圳大学法学院助理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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