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经济(进阶篇) ——《经济学》读书笔记(第二十九章)
2020/12/8 11:51:43  点击率[13]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其他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关键字】《经济学》;萨缪尔森
    【全文】

        第二十九章  竞争的工资和集体议价

     

        “劳动者是值得他的工资的。”——《新约全书》

     

        而愚则以为:劳动者是值得与其所付出的劳动相应的工资的。

     

        “人不仅是商品。”

     

        关于商品的深入研讨,感兴趣者,请参阅拙作《论资本——批判〈资本论〉第一章》(发表于北大法律信息网)。《资本论》第一章的标题就是——商品。

     

        人,是商品吗?人,可以是商品,也可以不是商品。

     

        人,可以合法的出租自己的劳动,也可以非法的出卖自己的肉体和灵魂。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工资是家庭收入的唯一来源。”

     

        当然需要对工资进行界定。

     

        至少在今日之中国,对于相当多数人来说,其收入并不能被称为工资。例如:数量庞大的农民,为数不少的自由职业者(信手拈来一例:很多律师的收入都不是或者主要不是固定工资。房产中介机构的从业人员,也是大致相同的情况)等等。

     

        A. 完全竞争下的工资决定

     

        “很难说平均工资是多少,正如很难说什么是普通人一样。”

     

        在既定的范围内,平均工资还是可以比较准确的计算出来的。但是,无论如何也无法比较准确的描述何谓——普通人。身高、体重、三围、智商、情商、财富等等,也许还可以量化,而相貌、容颜、德行、人格等等,这可如何客观描述呢?

     

        “任何工资理论的任务之一就在于解释这些差别。”

     

        差异,并不可怕。真正可憎、可恶的是:因不当理由而形成的差异。

     

        差异的结果,需要解释;差异的成因,更需要分析。尽管理论的任务并不在于改变现实。

     

        “经济分析的目的在于使人们理解这些基本事实”。

     

        科学或者学术的目的,就在于去解释、说明这个世界。进而有助于具有相应感知能力的人去更好的理解、领悟这个世界。

     

        一、单个等级的实际工资的决定

     

        到底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工资水平?

     

        一种很靠谱的答案:生产率水平。

     

        “得天独厚的资源、技能、管理才能和技术水平可以解释美国的高工资水平。”

     

        资源的拥有,是上天的恩赐;资源的差异,是上天的安排。

     

        请千万不要不服上天,进而与上天为敌!

     

        我不认为资源的多寡是影响生产率的因素。换言之:资源多,未必生产率就高;资源少,未必生产率就低。

     

        毫无疑问:较好的“技能、管理才能和技术水平”,可以产生较高的生产率。

     

        但是,残酷的现实还有另外一面:即使是在完全相同的“技能、管理才能和技术水平”之下,不同国家的工资水平仍然还有差别,甚至是相当惊人的差别。

     

        结论:除了生产率之外,还一定会有其他重要因素在影响着工资水平。

     

        二、资源、资本和技术

     

        “对美国的高工资的一个重要的解释来自经济地理的领域:

     

        相对于我们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口而言,我们拥有丰富土地、煤、铁、石油以及水力等自然资源。”

     

        除了生产率水平较高之外,“得天独厚的资源”也“可以解释美国的高工资水平”。

     

        就在上一章,萨氏曾经有过这样的表述:“许多人也许会认为,谁也没有权利从大自然所恩赐的石油、矿产或土地的肥力等财富中得到好处。”

     

        不仅如此,就在这句话之后,萨氏又给出了一个页下注:“例如,石油输出国组织通过出售石油,积累了极其巨大的财富,人们迟早会对它拥有这一财富的权力提出疑问。”

     

        倒要请教萨氏:美国通过利用“得天独厚的资源”,积累了极其巨大的财富,人们是否迟早也应该对它拥有这一财富的权利提出疑问呢?

     

        老鼠失足掉进了油缸里,不是被淹死的,而是被撑死的。

     

        闹了半天,敢情不是美国人民很能干,而是美国资源很丰富。

     

        “现代工业生产所必不可少的这些资源的数量,按人口平均数量来说,在欧洲是较低的,而在许多其他地区则更低。”

     

        相对于拥有资源而言,开发资源根本就是不值一提的小事儿,好似弯腰捡钱一样。

     

        请问:一个地区的整体财富数量与该地区的工资水平,在此二者之间到底是一种什么关系?

     

        马云的财富确实很多,但是,这与中国的工资水平之间到底有没有什么关系呢?

     

        “使用高超的技术方法牵涉到较优越的知识、较优越的应用技术、较优越的经济法规和习惯、较优越的管理制度、较高技术水平和教育程度的人民以及较优越的工作方法。”

     

        请看:技术方法、知识、应用技术、经济法规和习惯、管理制度、技术水平、教育和工作方法等等,所有这些统统都是智能文明的具体表现,都是强硬无比的——软实力。

     

        所有这些才是一种文明形态的发达程度的根基所在。

     

        有别于资源这种硬实力的所有上述软实力,才是人类文明进步的累累硕果。

     

        美国的超级强大,主要不在于“得天独厚的资源”,而在于所有上述软实力的优越和领先。

     

        输,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不知道输的原因——不知道是怎么输的。

     

        今日中国与美国的本质差距,恰恰就表现在不限于这些的软实力上。

     

        中国的落后,是制度的落后,是文明的落后。

     

        “经济史学者不太理解的是,为什么美国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知识和较充足的资本。”

     

        我晕!这话到底是从何说起呀?除非不是美国的经济史学者或者不是研究美国经济史的学者,否则的话,根本就不可能不理解“为什么美国拥有较先进的技术知识和较充足的资本”。了解并理解这些内容,恰恰就是经济史学者的看家本领。

     

        对经济史学者开这样的玩笑,既不恰当、也不礼貌。

     

        三、移民和对劳动供给的限制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三个世纪中,确实有大量的人移居美国。少数的人是为了宗教自由,较多的人是因为喜爱美国的政治制度,然而,绝大多数的人则是为了改善他们的经济情况。”

     

        民谚: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

     

        不吹不黑:美国确实是这个星球的光明所在。

     

        抬杠无效:移民的流向充分显示民心之所向。

     

        所谓的“黑奴”或者“猪仔”,似乎不宜被称为——移民。

     

        好一个“移居美国”!除了加拿大和墨西哥的朋友们可以溜溜达达“进入”美国之外,对于其他地区的人而言,那可是需要经费的,而且是一笔相当不菲的经费!

     

        除了旅途花费之外,还有许许多多制约移民的因素:政策或者法律是否会有约束?在当地是否能够有长期、稳定的收入来源?是否能够较为顺畅、和谐的融入当地的自然和人文环境?是否会明显优越于自己的原住地?……

     

        恰恰就在该书面世(1976年)之后,中国开始出现了面向美国的移民潮。不可否认的是:避难、逃罪,成为一部分中国人移居美国的原因。

     

        “相对于所有其他生产要素而言,如果对任何级别的劳动的供给加以限制,会提高该级别劳动的工资率;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条件下,供给的增加往往压低工资率。”

     

        这一表述,明显不当。

     

        其中的“相对于所有其他生产要素而言”,明显应改为:在所有其他生产要素不变的情况下。

     

        其中的“在其他条件相等的条件下”,明显应改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条件下。

     

        特别说明:萨氏并没有对“工资率”一词进行名词解释。

     

        使用“工资率”一词,确实令人费解。

     

        “收益递减规律使我们容易理解,为什么工会总是赞成对移民加以限制。同样的道理也有助于理解,为什么工会力图:(1)缩短每星期的工作时数,以及延长每年的假期;(2)限制童工,鼓励降低退休年龄以及在某些领域排除女工;(3)限制劳动强度和工作速度。久已存在的劳动者的顺口溜说:

     

        工资不论按日按礼拜

     

        干活儿越少钱越多

     

        这表明,工人阶级希望沿着劳动需求曲线向上移动。”

     

        萨氏的联想能力实在是太过于强大了吧——居然能够把收益递减规律与工会扯上了关系,竟然可以把工人阶级与需求曲线捆在了一起。

     

        工会为什么总是赞成对移民加以限制?就是为了可以减少竞争对手——廉价的外来劳动力。这种想法和做法与收益递减规律没有任何关系。

     

        工会为什么要求缩短工时、延长假期?这根本就是任何一个劳动者基于本能需要、为了改善生活而都会提出的诉求。

     

        工会为什么会要求降低退休年龄?这就意味着:可以较早的享有原本就属于自己的退休金。

     

        工会为什么会要求限制童工和排除女工?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减少来自廉价劳动力的冲击。也不能完全排除出于保护妇女、儿童权益考虑的可能性。可以想象:如果童工就是男工的孩子、女工就是男工的妻子的话,那么允许存在童工和女工就不会产生分走一杯羹的结果(一家人挣的钱,毕竟还是归属于一家人)。

     

        在总工作量和总工资量不变的情况下,劳动者数量的变化,只会影响具体、个别的劳动者的工资数量。

     

        工会为什么会要求限制劳动强度和工作速度?当然是:为了自我利益、自我保护。

     

        那个“久已存在的劳动者的顺口溜”,不过就是劳动者长期梦寐以求的理想目标罢了。尽管这个目标在漫长的岁月里确实在逐渐缓慢的成为现实。

     

        四、最优人口理论

     

        “美国之所以如此富裕的原因之一是:美国本身就是一个幅员辽阔的自由贸易区域。”

     

        请问:富裕的主体,到底是谁呀?该不会就是“美国”吧?

     

        与幅员辽阔相辅相成的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人口众多。地广人稀,也就乏善可陈了。

     

        贸易,并不值得炫耀。真正引以为傲的是:没有人为障碍的自由贸易。

     

        “现代技术日益为甚地要求越来越大的工厂:如果你每天不能生产一千个电冰箱,你就不能实现大规模生产的全部经济效果。”

     

        在单价既定的情况下,数量就是决定总额(产值和利润)的关键性因素。现代技术的最大特点就是:规模,肯定不是问题;产量,绝对不是问题。真正的问题是:销量。

     

        “在共同市场消除欧洲的贸易壁垒以前,一个国内市场有限的小国很难使国内的行业保持高效率。”

     

        如果跨境贸易需要额外支付过高成本的话,那么就意味着产品的销量将会受到国境的极大限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自由贸易区的比较优势还是相当明显突出的。

     

        “如果美国的人口减少一半,那末,美国在七十和八十年代(当然是指二十世纪。这应该是指在该书面世之后的时间——笔者注)的按人口平均的生活水平是否会更高?如果你生搬硬套收益递减规律,那末,答案为‘是’。然而,由于递增规律的相反作用,答案并不明确。”

     

        这确实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假想问题,当然也是一个答案相当不确定的问题。

     

        针对中国的同样的问题,答案又会是什么?

     

        回答如此艰难的问题,不仅不能生搬硬套收益递减规律,甚至即使是考虑到“递增规律的相反作用”,恐怕也是远远不够的。因为影响这一问题答案的因素不要太多。

     

        让我们以小见大。一个有十个孩子的家庭与一个有五个孩子的家庭相比较,请问:哪一个家庭“按人口平均的生活水平”会更高?这几乎是一个根本就不可能有固定答案的问题。

     

        “不容置疑,许多亚洲国家的人口密度已远远超过最优点。但是,对于先进国家而言,幽静生活和没有污染的环境的考虑很可能要比食物的收益递减来得更加重要。”

     

        请问:如何界定、判断人口密度的最优点?有普遍适用的客观标准吗?否则的话,又何来“不容置疑”呢?

     

        作为亚洲国家兼先进国家的新加坡,其人口密度是否已远远超过了最优点呢?

     

        幽静生活和没有污染的环境与食物相比较,对于先进国家而言,更需求前者;对于后进国家而言,更需求后者。

     

        能否这样来理解:越是求之不得的东西,就越是稀缺罕有的东西呢?

     

        五、铁的工资规律:马尔萨斯和马克思

     

        “如果在劳动市场上的竞争真正是完全的,那末,在先进的国家里,工资并没有下降到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必然倾向。”

     

        讨论“铁的工资规律”的前提条件是:劳动力是市场化的,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

     

        所谓的“最低生活水平”,需要明确界定。到底是客观标准、还是主观标准?

     

        请问:任何一种商品(肯定包括生产要素)的价格都有下降到只能收回成本的必然倾向吗?

     

        劳动力这种特殊商品,其价格(即工资)也必然会包括超过成本的利润的。

     

        愚以为:劳动力的成本,就是“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开支。换言之:工资根本就不应该、不可能有下降到只能维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必然倾向,而不论是在先进的国家里、还是在后进的国家里。

     

        “雇主们的愿望可能是低工资。但是,这起不了什么作用。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他们并不能使工资率规定在他所喜爱的水平上。只要雇主的人数很多并且又不相互勾结,他们对某一级别的劳动的需求,就会把该级别的工资提高到均衡水平,在这一水平,可以得到的劳动供给量将被全部吸收掉。劳动者可能希望得到更高的工资,然而,在竞争情况下,他们也同样不能如愿以偿。只要他们并不勾结在一起来限制劳动的供给,他们的愿望就不能使工资高于竞争的水平。”

     

        这就是所谓的“铁的工资规律”。这是一段多么朴实无华、简单质朴的论述呀。说的都是大白话,也都是大实话。其效果超过了一切貌似高深的理论。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个前提条件很重要、也很必要),供给与需求,共同决定商品的价格,这就是铁的经济规律。所谓的“铁的工资规律”,不过就是这一铁的经济规律的具体表现罢了。

     

        竞争的结果,就是最佳的结果。

     

        交易双方(即供方与需方或者买方与卖方)的任何一方的非市场化行为,都有可能会打破这一规律。

     

        所有的规律,都是有其适用条件的。

     

        凡是不意识、未发现规律的人,不论是马尔萨斯、还是马克思,其违背规律的言行,注定都会碰得头破血流、摔得粉身碎骨。

     

        六、固定劳动总量谬误和三十小时工作周

     

        “还有一个有关的和更加有力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劳动者为了缩短工作时数而斗争。他们害怕失业;他们往往认为,在短期中,需要完成的劳动总量是固定不变的。”

     

        劳动者要求缩短工时真的是为了应对、解决失业问题吗?这其中的思维逻辑可能是这样的:在劳动总量固定不变(也就意味着劳动总时间固定不变)的情况下,如果劳动者个人的工作时间缩短的话,那么就可以容纳更多的劳动者进行工作。进而经过“稀释”每个劳动者的工作时间就可以减少、甚至避免失业。

     

        如果固定工时制度并不存在“三班倒”、“四班倒”的情况的话,那么从每天八小时工作制改为每天六小时工作制,这明显就是“磨洋工”的节奏!

     

        在这种意义上的高就业,其实就是虚假的、掺水的、不饱和的就业。每个人的手上都端着一个饭碗,可是,其中装填的却都是清一色的清汤寡水。

     

        愚以为:广大普通劳动者很有可能还不具有“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觉悟。缩短工时,必然意味着减少工资。这可不是广大普通劳动者所愿意接受的结果。

     

        因此,“劳动者为了缩短工作时数而斗争”的真正目的就在于:在不降低工资的条件下,实质性改善生活质量,而根本就与“害怕失业”无关。

     

        “如果外国人得到工作,那末,其后果为何?或者,妇女进入劳动市场的后果为何?或者,老年人拒绝退休的后果为何?或者,某些劳动者工作效率太高的后果为何?或者,用机器代替人力的后果为何?或者,劳动者加班加点的后果为何?其中的每一项都对劳动者的工作和生计构成威胁。”

     

        可以肯定的是:所有上述威胁,都绝对不是缩短工时所能够根本消除的。

     

        外国人和妇女,应该属于廉价劳动力——同工可以不同酬(当然是降低而不是提高)。对普通劳动者会产生直接的冲击。

     

        老年人拒绝(其实就是延迟)退休的后果就是,占据工作岗位,增大年轻人的就业难度。但是,同时也会产生用工资而非用“不劳而获”的退休金养老去维持生活的后果。

     

        某些劳动者工作效率太高,完全有可能会产生一个人干了几个人的工作的效果。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

     

        用机器代替人力,直接导致解雇大量劳动者,这是不可阻挡的潮流。

     

        劳动者加班加点,似乎应该是指出于自愿而非强迫的情况,是竞争压力或者进步动力使然,无可厚非、无可指摘。

     

        综上,有的情况可以通过法律、制度进行限制或者禁止;而有的情况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表现,是无法改变的。

     

        “这种认为需要完成的劳动数量固定不变的态度有时被经济学者称为‘固定劳动总量谬误’。对于这种态度,我们必须承认它的合乎情理的地方。对于某一群具有特殊技能和身份并且居住在某一地区的劳动者而言,技术变革可以构成一个真正的威胁。从他们的个人观点来看,劳动总量固定不变的说法并不那么荒谬。”

     

        人们根据什么就会认为劳动总量是固定不变的呢?

     

        也许,这种认识确实有“它的合乎情理的地方”。对于那些为数不少的开足马力生产而且并不扩大生产的企业而言,劳动总量确实是固定不变的。

     

        决定劳动总量的因素是生产总量。对于一个不断扩大生产的企业而言,生产总量怎么可能会是固定不变的呢?

     

        决定生产总量的因素是具有支付能力的消费者的欲求总量。没有证据证明:这样的欲求总量是固定不变的。更有甚者:这样的欲求居然还可以被激发、被调动、被点燃、被唤起、被培养、被制造。

     

        技术变革的一个突出表现就是:机器日益取代人工。这种取代是近乎全方位的,而绝对不限于“某一群具有特殊技能和身份并且居住在某一地区的劳动者”。

     

        请千万不要搞错!机器取代人工的原因,可不是劳动总量固定不变,而是提高生产效率和提升生产效益的必然要求。

     

        “在一次大萧条中,当大量和长期的失业存在时,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劳动者一般会拜倒在劳动总量固定不变的哲学之前。”

     

        我晕!都已经发生了“大量和长期的失业”,怎么还有人“会拜倒在劳动总量固定不变的哲学之前”呢?这分明应该是劳动总量巨大减少的结果呀!

     

        “劳动总量固定不变意味着:在任何经济制度中,有报酬的有用工作量只有那么多。”

     

        请看清楚:其中的关键词就是——“工作量”。换言之:工作总量决定劳动总量。如果工作总量不是固定不变的话,那么劳动总量也就一定不是固定不变的。

     

        “混合经济制度如果大力推行适当的货币、财政和价格政策,那末在萧条时期,也许并不会有大批人失业。虽然技术失业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但却可以通过采取扩展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即财政和货币政策)和再训练政策而不是限制生产来妥善地加以解决。同时采取这两种政策可以创造出足够的就业机会和培训出许多有技术的新工人。”

     

        萨氏的这番高论,实在是有失偏颇。

     

        经济萧条的表现是需求大量减少;经济萧条的本质是供求关系紊乱。

     

        在经济萧条时期,大量失业是必然现象。在走出经济萧条之前,大量失业是不可避免的。除非,运用权力推行强烈、剧烈的货币、财政和价格政策,可以直接产生使经济复苏的奇迹。如此操作,也不过就是自欺欺人的人造繁荣。

     

        不可否认:宏观调控确实可以改善经济萧条的惨淡局面。

     

        所谓的“技术失业”,有可能就是因技术进步而产生的失业的意思。这既是一个趋势问题,也是一个现实问题。对于那些已经基本定型而难以改变的劳动者而言,确实是“一个很棘手的问题”——转岗很困难。而对于后来者而言,则不构成什么威胁,那些被机器取代或者将要取代的工种,人们当然会选择绕行。

     

        萨氏过于高估甚至迷信“扩展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即财政和货币政策)和再训练政策”了,认为这些玩意儿就是药到病除甚至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看这话说的,好像美国是一个典型的、标准的计划经济国家似的。

     

        拜托!难道通过宏观调控去“限制生产”(这肯定不会是企业的自主行为)就可以解决“技术失业”这一问题了吗?这到底是什么诡异逻辑呀?

     

        难道“这两种政策”是魔术师手中的百宝箱吗?要啥,就有啥;想啥,就来啥。

     

        萨氏的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情怀,由此可见一斑。

     

        客观而言:那些为数众多的“技术失业”者并不会因为“技术失业”而饥寒交迫甚至冻饿致死,而一定会以某种适合自己的方式继续生活或者生存下去。他们不过就是被时代所淘汰、所抛弃的不幸之人罢了。

     

        “随着我们的生活标准和生产率的上升,我们很自然地认为,我们有条件享受较多的闲暇时间。在历史上,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工作时数一直在持续缩短。在美国工业中,把星期六作为工作日不容否认地越来越少见。将来的趋势也许是延长照领工资的休假期——其主要原因不在于休假可以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而在于人们从暑假和寒假中所得到的享受。更多的时间用于休假可能是我们所选择的享受技术进步成果的一种方式。不容置疑,我们的孙子辈会进一步缩短每周的工作小时,但是,他们缩短工作周是出于自愿,而不是出于无奈。”

     

        人们的生活标准,是由社会的生产率(背后是生产力水平)所决定的。换言之:社会生产率的提升,早早晚晚、多多少少会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而不论其是否为社会生产率的提升做出了直接或者间接的贡献。这就是水涨船高道理的一种表现方式。

     

        生活标准提高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有条件享受较多的闲暇时间”。所谓的闲暇时间,说的简单、直白一些,就是指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时间。

     

        且慢!“很自然地认为”可以、应该“有条件享受较多的闲暇时间”的人们,可能并不太多。尽管他们的生活标准确实已经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换言之:更多的人们可能更愿意把时间继续、持续用于以营利为目的的事情上。

     

        中国人与美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维差异,还是蛮大的。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1995年5月1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时间节点:在此之前,每周工作六天(另有极其短暂的每周工作五天半的时期);在此之后,每周工作五天。至少在中国,还没有出现“工作时数一直在持续缩短”的情况。

     

        我要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能够看到这段话的话,一定会羡慕到流出哈喇子的程度。而且,实在是不能想象、也不敢想象:中国到底到什么时候才可以实现每周五天工作制。

     

        休假,能够带薪,那是最好不过的了;退而求其次,即使是不带薪,其实也是蛮好的。如果还能够延长休假的话,那简直就是好上加好了。

     

        如果不是空谈哲学的辩证思维(例如:休息是为了更好的工作;工作是为了更好的休息)的话,休假怎么可能会“提高劳动者的生产率”呢?

     

        休假的目的,当然就是为了享受生活了。这也从一个侧面否定了——缩短工时是出于“害怕失业”的考虑。

     

        延长休假,甚至是持续不断的延长休假,一定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结果。

     

        休假,直接的结果肯定是无需工作;而间接的结果则有可能是积极消费。消费,除了需要钞票之外,还需要时间。唯有消费,才谈得上“享受技术进步成果”。

     

        缩短工时,甚至是持续不断的缩短工时,是技术进步送给每一位劳动者的福利,这与他们到底是“出于自愿”还是“出于无奈”,根本就毫无关系。

     

        愚以为:技术进步对这个世界产生的影响是极其深刻的,它不仅使人们有了更多选择的可能——不论是去营利、还是不去营利;不论是物质享受、还是精神愉悦……而且,它还使这个世界有了产生更多变化的可能……

     

        可能很少有人会用钞票去换取闲暇——通过减少工作(进而减少工资)而获得闲暇。因为人们可能会普遍认为:没有或者缺少钞票的时间,应该不能算是闲暇。闲暇,就意味着消费;没有消费,就没有闲暇。

     

        以减少收入为代价的缩短工时,是几乎没有人愿意接受的。

     

        前文已述:所谓的充分就业或者普遍就业,很有可能是含金量较低(即工资较低)的不饱和就业。换言之:这种情况与以减少收入为代价的缩短工时的情况,几乎没有什么实质区别。

     

        工时较长而工资较低,这种情况真的还不如以减少收入为代价的缩短工时的情况呐。磨洋工,这可是资本家和劳动者双方都不愿意面对的结果:对于资本家而言,是降低效率;对于劳动者而言,是浪费时间。

     

        同样是搬运一百斤的重物,如果既可以背着、也可以抱着的话,那么我宁愿选择背着、而不是抱着。如果没有技术进步、没有社会发展的话,那么可就真的是劳动总量固定不变了。在这种情况下,还要倔强、任性的主张缩短工时,也就只能是出于“害怕失业”而非出于“享受闲暇”的考虑了。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一些厂商开始试行每周工作四天、每天工作十小时的方法。”

     

        这只是每周工时不变、每日分配改变的情况。

     

        这样的细微改变,也许是有意义、有价值的。

     

        谁也不傻!谁都有一个小算盘、谁都会好好的盘算一下:如此改变对于自己而言,到底是利大于弊、还是弊大于利(暂且忽略利弊各半的情况)。

     

        显而易见:给出上述两个答案的人们(包括资本家和劳动者),各大有人在。

     

        不能断定:给出上述两个答案的人们(包括资本家和劳动者)的比例,分别是多少。

     

        在现实中,这种工时制度并没有得到普遍推行。仅此一点,即可推论:反对的力量大于支持的力量(不一定是反对的人数大于支持的人数。因为一个资本家的力量完全有可能会大于许许多多劳动者的力量)。

     

        七、劳动的一般的供给曲线

     

        “工资增加的收入效应的意义是:工资增加往往使你感到较为富裕,觉得可以享用较多闲暇。代替效应的意义是:工资增加往往使你感到闲暇具有较高的价格——之所以较高,是因为你现在为了每小时的闲暇需要牺牲较高的每小时的工资——从而用你的较高的工资所能购买到的新物品来代替闲暇。”

     

        对于每一个能够通过工作而获得收入的人而言,其闲暇时间,其实是用相应的收入换取、“购买”的。

     

        闲暇本身,就是消费。

     

        值得注意的是:并不是所有的职业或者工种的工作时间都是可以由劳动者自己掌控的。

     

        所谓的“代替效应”,其含义有点儿类似于——机会成本。

     

        这两个毫无实际价值的学术名词——“收入效应”和“代替效应”,完全就是学术“注水肉”。

     

        八、特殊人物工资中的地租(租金)成分

     

        “一般说来,在人们得到的工资比他们所认为的应有的数量多到一定的程度时,进一步增加工资并不会使劳动时间相应增加。”

     

        其中的“所认为的应有的数量”,明显表述不当。似可改为:所期待的合乎理性的数量。

     

        其中的“进一步增加工资并不会使劳动时间相应增加”,明显表述不当。似可改为:不会为了进一步增加工资而相应增加劳动时间。

     

        整句话似可改为:一般说来,在人们得到的工资比他们所期待的合乎理性的数量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便不会为了进一步增加工资而相应增加劳动时间。

     

        “影响最大的很可能是非金钱的动力——取得成就的欲望以及对本职工作的爱好。”

     

        这一点很可能只适用于那些有理想、有情怀的成功人士,而不适用于那些只是有激情、有追求的有钱人士。

     

        唯有不以营利为目的的人生,才有可能是崇高和伟大的。达到了这种境界的人,已经无需区分工作时间与闲暇时间了,已经把工作与闲暇有机融为一体了。

     

        九、工资之间的补偿性的差别

     

        “各种职业的令人讨厌的程度是不相同的;因此,有必要提高工资,以便诱使人们从事吸引力较少的工作。这种单纯用来补偿不同职业之间的非金钱的差异的工资差别被称为‘补偿性的差别’。”

     

        对于这一高论,鄙人必须质疑。

     

        谚语:你之美酒,却可能是我之毒药。

     

        一种职业,到底是否令人讨厌,是一件相当不确定的事情。换言之:这完全是一个答案因人而异的问题。

     

        此外,“诱使”的前提条件一定是:所有劳动者的自身条件是大致相同、大体相当的。而这却明显有悖常识、不合事实。低端劳动者去从事低端工作——“吸引力较少的工作”,难道还需要去“诱使”吗?不论他们愿意与否,都只能、只会去从事那样的工作。对于他们这样的劳动者而言,又何谈什么“提高工资”和“补偿”呢?

     

        萨氏上述结论的前提条件,根本就不存在。

     

        萨氏混淆了同一个人的职业选择与不同的人的职业选择这两种情况。

     

        “高空作业工人必然比看门的挣得多,因为人们不喜欢爬旗杆的风险。”

     

        这一表述,明显欠妥。

     

        高空作业工人的相对较高工资,来自于较高风险,而风险根本就无所谓是否“喜欢”。他们真正喜欢的,可能也不是工作本身,而只是较高工资。

     

        “当你看到一位医生每年挣取$50,000时,你应该记住,其中的一部分是补偿性的差别,以便诱使人们支付学费和忍受没有报酬的学习。”

     

        这一表述,相当搞笑!

     

        请问:成为医生,是“诱使”的结果吗?难道成为美国总统或者象萨氏一样的顶级经济学家(获得诺贝尔奖金级别),也是“诱使”的结果吗?

     

        请问:只要是肯于“支付学费和忍受没有报酬”的若干岁月,就可以学有所成吗?

     

        医生的较高收入,那完全就是对较高投入和优异天资的回报,而绝非什么补偿。

     

        “特别令人喜爱和具有吸引力的工作会得到许多应征者,从而,报酬会由于竞争而被压低。”

     

        这一表述就已经完全是在开玩笑了!

     

        国家元首、文娱明星等,都毫无疑问是“特别令人喜爱和具有吸引力的工作”。而且,肯定“会得到许多应征者”。请问:他们(与性别无关)的报酬“会由于竞争而被压低”吗?

     

        此处可以哄堂大笑!

     

        “如果我们把非金钱的和金钱的因素全都考虑在内,则报酬较高的工作并不是更可取的。”

     

        这是一个相当现实的重大问题!

     

        应该将其中的“并不是”,修改为:未必是。

     

        对于一个劳动者而言,报酬(即“金钱的因素”)当然相当重要(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也是很重要的)。但是,报酬却肯定不是劳动者选择工作时需要考虑的唯一因素,一定还另外会有或多或少的“非金钱”因素。

     

        假设在如下二者之中可以任选其一:一个岗位是月薪一万元的公务员,另一个岗位是月薪两万元的程序员,不同的人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尽管两万大于一万是尽人皆知的。

     

        面对诸多方面或者因素,在相互比较之后,更需要什么,就会更看重什么,也就会去着力追求什么。

     

        现身说法。鄙人在2000年主动而非被动的转换工作(从公务员改行为教师)时,工资骤减一半。如果心中、眼里只有钱的人,一定会认为我脑子进水了——不是傻子、就是疯子。

     

        但是,我不会欺骗自己:事实证明,我赢了、我赚了。这是我迄今为止最伟大、最光荣、最正确的人生战略抉择。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我的成绩、成功、成就与我的身份、职业(高校教师)只具有肤浅、表面的关联关系。与我具有相同身份、职业的人,不计其数、数不胜数,但却绝对不意味着他们也就必然会取得与我相同的成绩、成功、成就。

     

        我的成绩、成功、成就当然不是表现为工资,但却确实是来自于我的身份、职业。

     

        职业选择的核心要义:不要看眼前,而要看长远;不要看金钱,而要看兴趣。

     

        十、非补偿性的差别:劳动的质的差异

     

        “如果一切劳动者都是相同的,那末,观察到的竞争的工资差别可以被解释为补偿性的差别。”

     

        萨氏给出了出现、形成工资的“补偿性的差别”的前提条件是:“一切劳动者都是相同的”。但相当遗憾的是:这样的前提条件根本就是不存在的。

     

        正确表述:工资的“补偿性的差别”,只存在于那些劳动者条件相同的情况之中。

     

        “绝大多数报酬丰厚的职业同时也是比较令人喜爱的,而不是相反。因此,大多数的工资差别不可能是补偿性的。”

     

        萨氏说话可真是大喘气、上气不接下气。在此处又校正、改变了此前的说法。萨氏应该无意愚弄读者,而只是希望读者能够真正通过深入思索而理解问题的本质。

     

        “工会规定或法定最低限度工资或劳动者在某一特殊职业中的垄断可以部分地解释现有的非补偿性的差别。”

     

        因规定或者法定而造成的工资差别,是一种非由供给与需求所决定的市场经济现象。

     

        至于“劳动者在某一特殊职业中的垄断”,这一表述相当不明朗——无法看出其具体内容。进而也就无法确定这种情况与“最低限度工资”制度是否为相同的属性。

     

        “即使在一个假设的完全竞争的市场,在其中,一切种类的劳动价格均取决于供给和需求,均衡工资也必然呈现出巨大的差别。

     

        这是由于人们之间巨大的质的差别——可以追溯到由于幼年生活中的境遇的差别以及其他的个人之间的差异——所有这一切导致了竞争的工资差别。”

     

        毋庸置疑:不同种类的劳动或者职业的工资差别客观存在。其原因不在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别,而在于一群人或者一类人之间存在着差别。

     

        毫无疑问:同一种类的劳动或者职业的工资差别也客观存在。其原因恰恰就在于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差别。

     

        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归根结底来自于、源自于人与人之间的差别。而这种终极差别又岂止是——“可以追溯到由于幼年生活中的境遇的差别”呢!当然应该可以追溯到受精卵的生化差别那里去!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可以区分为内在差异与外在差异。我所说的内在差异是指:人作为生物个体而存在的表现为个体自我属性之间的差异(例如:智商、情商等等);我所说的外在差异是指:人作为社会个体而存在的表现为脱离个体自身之外的差异(例如:出身、家境等等)。

     

        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导致人类社会的其他一切差异。

     

        至于这种差异是否达到了“巨大”的程度,显然不能一概而论。生活阅历告诉我:作为绝大多数的表现平平的社会成员,他们之间的差异是非常微小的;只有为数极少的个体属性极其罕见的社会成员,他们与作为绝大多数的表现平平的社会成员之间的差异才会是——非常巨大的。

     

        “没有人认为,一个人的竞争的工资会与一匹马的工资相同。”

     

        这话到底是从何说起呀?

     

        马会有工资吗?当然会有。就是使用或者租用马的价格。只不过得到这个价格的不是马,而是马的主人。

     

        人的工资与马的工资,相同或者不同,有什么意义吗?难道不可能相同吗?

     

        “人事经理们都知道:以对一家厂商的金钱收入方面的贡献而论,人们之间的能力差别很大。”

     

        这就是市场经济而非计划经济或者人治经济的正常逻辑。

     

        一位管理者(显然并不限于人事经理),如果分不清其所管理的人们之中到底谁的水平高、谁的水平低,那他可就真是一个水平相当可以的奇葩了。

     

        这样的管理者,在我们的身边——还太少吗???

     

        一个不需要、不重视真才实学的社会,可能是一个良性、美好的社会吗?

     

        十一、劳动市场中的非竞争的类别

     

        “虽然不同类别不是百分之百地相同,但它们(即不同类别的劳动——笔者注)是相互竞争的。”

     

        我晕!怎么可能会是“百分之百地相同”呢?难道不应该是——百分之百的不同吗?

     

        在不同类别的劳动之间,是很难产生相互竞争关系的(例如:矿工与医生)。只有在相似类别的劳动之间,才有可能会形成某种程度的相互竞争关系。

     

        “在一定的程度上,劳动者可以跨越不同的类别。假设焊工的工资变为每年$100,000,我也许会学习这种技能而不当教师。如果我不这样做,别人也会这样做。”

     

        跨界发展,也许可以。但却一定会受制于“在一定的程度上”。鄙人就从公务员改行去作教师,这可是真事,而不是假设。

     

        萨氏说自己“也许会学习这种技能而不当教师”,这也只能算是一种不恰当的玩笑,否则的话,一定会有辱自己的人格。言外之意:萨氏看重的不是职业本身(而不论是不是去作焊工),而仅仅只是优厚的工资。这不就活脱脱是一个唯利是图者嘛!

     

        无需假设,好莱坞的电影明星或者NBA的篮球明星的收入都远远高于每年$100,000,请问萨氏:您为什么没有去“学习这种技能而不当教师”呢?

     

        成为教师,应该是一种基于兴趣的理想选择,而不应该是一种基于利益的现实考量。

     

        别人如何去做,与我们没有关系。萨氏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进行了表白:我是不会去亵渎教师这一职业的。

     

        鄙人是断然不会放弃教师而去作国家主席的。

     

        “如果雇主们认为,皮肤上的颜色表明较低的工作效率,或者妇女不能从事某种工作,那末,他们的想法就可以反映到需求和供给曲线上去。一切的类别均处于变动之中,而不是静止的,都是随着所受到的职业培养、风俗习惯和立法的不同而变化的。必须承认经济现实——它们是既成的事实,但是,它们是可以由人们形成和改变的事实。”

     

        肤色决定工作效率,即使是有某些甚至大量事实作为根据,这也显然只是一种以偏概全的认识。即使是对有的人甚至很多人适用,也肯定不会对所有的人都适用。

     

        妇女不能或者不宜从事某些种类工作,这应该是极其客观、相当理智的正确认识。

     

        雇主们有上述想法,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脑子集体进了水。实话实说:稀里糊涂、缺心眼儿的人也不适合作雇主。“反映到需求和供给曲线上去的”,应该是他们的做法,而不是“他们的想法”。

     

        不可否认,“所受到的职业培养、风俗习惯和立法”,这些因素都可能会发生改变。但是,人的天赋这一因素却很难甚至不会改变。至少智慧与愚蠢这种类别的区分,应该不会“处于变动之中,而不是静止的”吧?

     

        必须承认这样的客观事实:某些因素可不是“由人们形成和改变的”。

     

        十二、劳动市场的一般均衡

     

        “在我们知道的现实生活中,差异不是绝对的。”

     

        在我所理解的思维观念中,差异是绝对的,而相同则是相对的。

     

        “不同的工作之间具有流动性;工资的差别在长期中有助于造成较大的流动性;但并不需要所有的劳动者都处于流动之中——只要有一小部分人流动就够了。”

     

        请看清楚:是在“不同的工作之间”,而不是在相同的工作之间——进行流动。

     

        中国古训:隔行如隔山。

     

        搬砖的与扛包的,买蔬菜的与贩水果的,这些可都不能算是不同的行当。

     

        顶级职业象棋选手的收入与顶级职业围棋选手的收入,可谓是相差悬殊(差不多有十倍之多)。请问:这种差别在长期中有助于在此二者之间“造成较大的流动性”吗?

     

        请问:“较大的流动性”与“一小部分人流动”,此二者彼此和谐吗?

     

        “但是,仍然存在着某些永久性的对流动性的障碍,这些障碍来自生物和社会遗传所造成的一些无法消除的差别。因此,在长期中,工资的差别将会继续存在——除非被社会政策所抵消。”

     

        生物遗传因素(其实还包括生物变异因素)所造成的差别(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内在差异),肯定无法消除。而“社会遗传”(所谓的“遗传”二字,只不过就是形象的比喻、生动的借喻)因素所造成的差别(这就是我之前所说的外在差异),则肯定可以消除。

     

        工资的差别,岂止是“将会继续存在”,而是将会永远存在。除非是消灭了人的差异或者是消亡了工资现象。

     

        某些奇葩的社会政策,完全有可能会淡化工资差别,但却不会也无法抹杀工资差别。

     

        “假设我们使人们易于受到他们能力所适合的教育以及使他们易于从一地区迁移到另一能较好发挥才能的地区。又假设我们能向人们提供关于就业机会和个人发展的最好的消息报道。这样,差别的很大部分将会消失。”

     

        这些“假设”所涉及的都是关于社会因素或者外在因素的改变,而与个人因素或者内在因素无关。

     

        这些因素的改变,肯定会产生相当明显甚至特别巨大的作用。“将会消失”的,似乎应该是——很大部分的差别,而似乎不应该是——“差别的很大部分”。此二者的内涵明显不同。

     

        在真正实现了这些改变之后,很小部分的差别的很大部分,依旧会存在。

     

        “市场往往造成这样一种工资差别的均衡型式,在这种型式下,每一类别的劳动的总需求正好等于其竞争的供给。只有这样,才会出现工资差别既不缩小也不扩大的一般均衡。”

     

        请问:在“每一类别的劳动的总需求正好等于其竞争的供给”的“型式”下,出现“一般均衡”结果的,到底是“每一类别”的工资本身,还是“工资差别”?在千差万别、形态各异的众多类别的工资之间,它们的差别怎么可能会形成“既不缩小也不扩大的一般均衡”呢?

     

        毫无疑问:萨氏的学术能力和思维水平都十分高深。但是,其表达、表述的功力似乎还没有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至少也应该让外行的众多读者们能够看明白。

     

        B. 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和集体协议

     

        “不存在着一个拍卖者来把劳动者分配给出价最高的人。”

     

        这一结论也只是适用于绝大多数劳动者,因为他们彼此之间缺乏明显的质的差异。很多人都可以胜任同一个、同一种岗位,因此也就没有区别这一类人的工资高低的必要了。

     

        对于那些天赋异禀的极其特殊的高端、尖端劳动者而言(典型例证:文体明星),他们不仅获得了高的难以令人想象的收入,而且甚至还拥有自我定价权。

     

        没错,这样的劳动者就同时兼任着拍卖者,他们当然会把自己“分配给出价最高的人”了。

     

        有这样一种普遍现象:很多人都对他人的工资收入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但却出于隐私保护的原因,又往往得不到这方面的确切信息。

     

        其实,对于绝大多数普通劳动者而言,他们的工资收入几乎是处于透明状态的。大可不必去打探、深究具体数字(精确到圆、角、分。不开玩笑:我都不知道我的工资的具体数字),只要是知道了其所在的行业、职业、地域、年资、岗位等等信息,其工资就已经不言自明了——虽不中、不远矣。开个玩笑:甚至贪官的非法收入,也是可以通过知晓上述信息而推测出来的。

     

        只有那些为数极少的特殊劳动者,他们的工资收入才会令人难以想象、无法猜测。

     

        1. 工资的粘着性

     

        “你也许在每一方面都象某个在职的劳动者那样能干,然而,你没有办法用接受较低工资的方式来取得他的工作岗位。”

     

        大家别笑,我曾经长期怀有一种深刻的忧虑:如果一些(数量无需很多)比我学历高(鄙人仅仅拥有本科学历和硕士学位)、比我职称高(鄙人仅仅只是资深——二十年的“北农讲师”)的人到我所供职的学校来求职的话,那么我势必会面临下岗的危险。令人安慰的是:这样的事情居然一直都没有发生。并非开玩笑:肯定不是高人不忍心夺走我的饭碗,而实在是高人看不上我的饭碗。换言之:我的工作岗位还不具有一定的外部竞争力,我的工作岗位的待遇还不足以吸引高人的目光。

     

        那些年轻的博士是否比我这个年长的硕士更有优势呢?未必。在学历大幅度“贬值”的时代背景下,我这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本科生在稀缺性这个维度上未必会输给二十一世纪的博士生。

     

        那些年轻的教授、副教授是否比我这个年长的讲师更有优势呢?未必。在职称评审乱象丛生的时代背景下,我这个在“北大法律信息网”上公开发表了九百余篇学术作品的“北农讲师”在真才实学这个维度上未必逊色于那些一级教授、学部委员。

     

        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大致相同的情况下,求职者肯定无法取代在职者。除非求职者的条件(一方面甚至多方面)明显优于(例如:能力特别强大或者要求待遇极低)在职者,否则的话——稍微的优势,求职者也不太可能取代在职者。

     

        这种社会现象不宜被称为“工资的粘着性”,而似乎可以被称为——工作的稳定性。

     

        2. 厂商的工资政策

     

        “任何厂商,只要稍微把工资提高一点,就能雇到一切要添增的人手。”

     

        这一结论的前提条件到底是什么?此处的“提高一点”,应该是相对于由市场决定的从事某一工作劳动者的工资而言的。这里的“人手”,到底是指无业者,还是指在其他企业里工作的就业者?对于无业者而言,根本就不需要“稍微把工资提高一点”。如果是遵循同工同酬原则的话,那么在提高新雇员工资的同时,也必然应该相应的提高从事相同工作的老雇员的工资。

     

        这句话该不会是打算去“挖墙脚”的意思吧?

     

        3. 协议力量的不平等

     

        “通常被认为是与工会的存在有关的劳动市场中呈现出的许多特点即使在没有工会时也同样存在。”

     

        在市场经济体制而非计划经济体制之下的工会,曾经风风火火、风光无限过。真正意义上的工会(通常以产业或者行业而非企业为依托)的力量不容小觑、更不容抹杀:其杀伤力不仅表现于存在工会的产业、行业、企业,而且其威慑力也传导至没有工会的产业、行业、企业。

     

        工会不仅教育了企业的资本家,而且也给国家的决策者上了深刻启发的一课。其结果就是:除了劳动契约,还有一整套劳动者权益保障的法律体系。

     

        一、工会企图提高工资的四种方法

     

        1. 限制劳动的供给

     

        “我们已经看到,工会可以限制劳动的供给,以便使工资沿着劳动的引致需求曲线上升。”

     

        工会的的确确很牛、相当的牛!

     

        此处的“限制”的对象,既包括劳动者的人数,也包括劳动的数量。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工会在维护自己会员权利的同时,是否也会照顾到非工会会员的劳动者的利益,就不得而知了。换言之:工会会员的利益提高,完全有可能是以非工会会员的劳动者的利益损失为代价的。

     

        2. 提高标准的工资率

     

        “如果你总是能说服或强迫雇主支付高额的标准工资——如众所知并且实际采用的工资率——那末,劳动的供给问题会自行解决。按照标准工资率,雇主会雇用他们所需要的人员数量,而任何多余的应雇者将自动地被排除在劳动市场之外。”

     

        被说服与被强迫,在结果上是相同的。尽管此二者的表现天差地别。

     

        请问:与所谓的“标准工资”相对应的会不会是——标准工作或者标准工作量?否则的话,如果在提高工资的同时也相应的提高工作量的话,那么雇主肯定是没有任何经济损失的。

     

        如此出神入化的操作,解决的可不是“劳动的供给问题”,而是在岗劳动者的待遇提高问题。

     

        “现在,限制供给的是什么?是高额的标准工资率造成的就业机会的不足。”

     

        其中的“限制供给的是什么”,翻译欠妥,明显应改为:限制供给的结果是什么。

     

        3. 向上移动引致需求曲线

     

        “工会可以通过任何改善对劳动的需求的政策来增加工资。例如,象国际妇女服装工会那样,它可以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管理方法来降低服装价格,或者,它可以帮助该行业来做广告宣传。”

     

        好一个“任何”!瞧这话说的,好像工会是无所不能的孙悟空似的。

     

        应该指出:“改善”与“需求”相互搭配,不太符合中文的语义逻辑。

     

        有没有搞错!难道工会居然还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管理方法”吗?这玩笑开得有点儿过了。

     

        请不要搞错!“降低”的竟然是“服装价格”,难道不应该是——服装成本吗?

     

        而“帮助”二字则不同,尽管含糊其辞,但却没有问题。

     

        “今天,在美国,很少有劳动者在生理上严重缺乏营养。然而,心理上的因素可以和生理上的同样重要。许多雇主发现,工资太低是不合算的,即使从冷酷的金钱角度来考虑也是如此。工资太低会使劳动者的质量和满意程度降低到如此的程度,以致雇主们不是赚钱,而是费钱。”

     

        在今日之中国,不知道还有多少劳动者处于“在生理上严重缺乏营养”的状态之下。但愿不再会很多了。

     

        生理上的满足,是客观的,进而是相对容易实现的;而心理上的满足,则是主观的,进而是相对不易实现的。

     

        好一个“工资太低”!瞧这话说的,好像雇主可以单方面决定工资似的。

     

        其中的“从冷酷的金钱角度来考虑”,明显表述欠妥,似应改为:从自己的利益角度来考虑。

     

        中国民谚:一分钱、一分货。与价低相对应的,当然应该是质次了。

     

        什么岗位,就应该使用什么性质的员工。高薪聘请博士去作门卫或者保安,显然不够明智。

     

        人尽其才、才有所值,这就是雇用员工的最高准则。员工个人主观的满意程度,不应该成为评价雇佣关系的标准。

     

        “我们有理由说:对于雇主有效地利用劳动而言,高额的工资具有有利的‘冲击作用’。”

     

        中国民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此处的“高额的工资”,显然应该是与劳动的成果相互匹配的,而断然不可能是毫无根据的。其具体的表现既可以是事前承诺、也可以是事后兑现。

     

        4. 消除垄断者对劳动者的剥削(即“买方垄断”)

     

        “然而,的确也还有这样一些农村地区,在那里,因为劳动者没有其他的机会或者根本不知道这种机会的存在,因而雇主可以用低于市场水平的工资雇用劳动者。”

     

        这种情况不是信息不对称,而是信息不充分。

     

        这种情况显然并不局限于“一些农村地区”,也广泛出现在一些城市地区,甚至普遍存在于所有地区。

     

        不开玩笑:在我即将大学本科毕业之前的求职之际,很多同学最后签约的单位,我连听说都没有听说过、我连人家的“庙门”朝哪个方向开都不知道。暗中不免羡慕和嫉妒:人家怎么就能够找到那么好的单位呢?

     

        我的能力而非我本人,到底价值几何?根本就没有一把客观、公正的尺子来进行丈量。能够委身于一家基层行政机关,我就已经很开心、很知足了。

     

        好在,一个人的价值,不必然都体现在其本职工作之中。

     

        劳动力市场及其相关信息,注定不可能完全公开、彻底透明。

     

        凡是不能够人尽其才、才有所值的劳动力市场,就都是不完善、不效率的。

     

        二、集体协议在理论上的不确定性

     

        “博弈论式的结果取决于心理、政治以及不胜其数的无形的和难以预料的因素。以经济学者而论,对立的垄断的最后结局在原则上是不确定的——正和两个百万富翁相互争购一幅名画的结局那样不确定。”

     

        请不要搞错!博弈的结局,当然首要、主要取决于当事各方的各自实力了。尽管诸如“心理、政治以及不胜其数的无形的和难以预料的因素”也有可能会起到不同程度的作用。

     

        有没有搞错!“对立的垄断的最后结局”与“两个百万富翁相互争购一幅名画的结局”,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对立的垄断”,只有当事者这两方主体;而在“两个百万富翁相互争购一幅名画”的关系中,则还有一个没有出现的主体——卖方!争购的结果——到底会花落谁家,可能是不确定的,但是,确定无疑的一个必然结果则是——卖方才是最大的赢家(请注意:应该排除卖方与其中一个百万富翁在恶意串通、哄抬卖价之后再相互分赃的可能性)。

     

        “除上述一切因素外,他(即“双方同意,共同遵守一个超然的‘仲裁者’”——笔者注)还要考虑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即:什么样的裁决有可能为双方所接受?”

     

        此言差矣!

     

        既然“双方同意,共同遵守一个超然的‘仲裁者’”,那么就意味着:无论裁决结果是什么,他们双方都必须无条件接受。

     

        裁决者真正需要考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什么样的裁决结果有可能为双方所心甘情愿的接受?换言之:这样的裁决结果要能够使双方在今后再次出现僵局、相持不下的时候,还会选择自己来作仲裁者。

     

        一个或者少数几个劳动者不去上班,那是辞职;只有相当数量的劳动者不去上班,那才是罢工。

     

        罢工的本质:资方(可能只是一个企业)与劳方(必然是人数众多)没有达成协商一致的合约。没有达成合约的结果,显然不仅仅只是此二者中的一方利益受损,而是双方都会利益受损。最终妥协或者让步的,一定是实力相对较弱的那一方。或者是:实力相对较弱的那一方,一定会作出更大程度的妥协或者让步。

     

        三、限制条件

     

        1. 工会的成立是否提高了工资?

     

        “主张成立工会的人宣称:工会提高了工资;而反对者则为此而谴责工会,认为工资的提高扭歪了有效利用资源的型式。”

     

        成立工会确实有可能产生了提高工资的结果。但与此同时,也有可能产生“扭歪了有效利用资源的型式”的结果。

     

        工会不是混世魔王,不能为所欲为。工会应该使工资趋于合理化而非不合理化(即趋于合理水平而非超过合理水平)。

     

        一言以蔽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工资既不是由企业决定的,也不是由工会决定的,而是由市场决定的。在其他各方面均相同的情况下,从属于工会的劳动者的工资与不从属于工会的劳动者的工资,应该差别不大。

     

        2. 劳动的总需求曲线这一概念中的易犯的错误

     

        “如果工资减半会造成一切价格减半,会造成一切货币收入减半,会造成一切货币支出减半,那末,答案是很明显的。这种完全平衡的通货收缩不会增加也不会减少失业人数。”

     

        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第一套人民币的面值普遍很高,而第二套人民币的面值就大幅度下降了。第一套人民币的一万元等值兑换第二套人民币的一元(即此二者的比例是10000∶1)。其结果就是:除了在每一张钞票上都少印了几个零之外,并没有给社会生活带来什么其他变化。

     

        “但是,下降的价格可以加重负债和破产,从而,由于使人们悲观,可能减少投资。因此,大多数的高深的经济学著作主张通过扩张性的银行和货币政策,而不是通货收缩的政策来扩大人们的实际财富和实际消费曲线。”

     

        请看清楚:这应该就是通货膨胀政策获得正当性且大行其道的原因所在。但是,通货膨胀率应该保持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是温和的而非疯狂的。

     

        换一种说法:批评使人落后,表扬使人进步。

     

        这根本就不是什么高深的科学、玄妙的道理,而只不过就是世俗人们的普遍心理罢了。

     

        鄙人所开展的批判活动,针对的是事理而非人物。

     

        3. 总结一下

     

        “担心完全工会化会使工资结构遭到彻底破坏,似乎是没有充分根据的……。工会运动最强大的国家比工会力量微弱的国家似乎具有更为有秩序和合理的工资结构。”

     

        好一个“完全工会化”!那只不过就是一个美丽的传说罢了。

     

        工会的使命,可不是搅局——砸饭碗,而是圆场——保收入。

     

        请问:今日之中国,到底是“工会运动最强大的国家”?还是“工会力量微弱的国家”?自有公论。

     

        愚以为:与其说工会的作用非常强大,不如说工会的能量相当有限。

     

        总结与复习

     

        A. 完全竞争下的工资决定

     

        “如果A国家比B国家具有(1)较多的按劳动者平均的自然资源,(2)较好的生产方法(由于资本充足和技术水平高),那末,A的竞争工资很可能高于B的竞争工资。”

     

        请看清楚:到底是一些什么因素在根本意义上决定了工资水平。主要包括但又不限于:“按劳动者平均的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水平”。

     

        这些可都是实打实的硬核指标呀!

     

        “在理论上,‘最优的人口’数量处于这两种相反倾向所形成的按人口平均的最大收入之点。”

     

        劳动力是商品,而劳动者则不是商品。

     

        此处所谓的“最优的人口”,显然是把人物化了、商品化了。在现实中,所谓的人口理论,几乎都是把人物化了、商品化了。换言之:人在专家、学者、决策者的头脑中,已经不是主体了,而只是客体。不论是多生育或者少生育、还是计划生育,都是把人作为实现某种目标的客体来对待的。甚至,父母在对待自己的子女时,也是持这种态度。

     

        不能把握自己命运的人,就很有可能会被别人去把握命运。这样的人,也就只能算是被称之为人、名曰人的物了。

     

        “‘失业后备军’对实际工资的压力仅仅把工资压低到均衡水平。在西方世界,这一均衡工资远远高于维持最低生理需要的水平并且正在稳步增长。”

     

        能就业而不想就业,这是相对失业;想就业而不能就业,这是绝对失业。换言之:只有相对失业者,才能进入“失业后备军”;而绝对失业者,则不能进入“失业后备军”。

     

        请再次并多次反复重温决定工资水平的那些关键性因素——“按劳动者平均的自然资源”、“资本”和“技术水平”等,而绝对不是——“维持最低生理需要的水平”。

     

        归根结底,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之所以会普遍并且不断提高,不是因为“按劳动者平均的自然资源”越来越多或者“资本”越来越充足,而是因为“技术水平”越来越高!

     

        科学技术,在改变世界面貌的同时,也在改变人类的生活质量、方式,进而改变人类自身。

     

        “这种认为仅仅存在着固定数量的对社会有用的工作的说法,可能是技术性失业和经济萧条所导致的后果。”

     

        能否突破“固定数量的对社会有用的工作”的限制,那就要取决于能否创造突破“固定数量的对社会有用的工作”限制的条件。

     

        技术性失业是由于技术进步所引起的失业,其原因是劳动者的能力相对低下而被技术进步所取代。经济萧条的表现是购买力不足或者需求不足。唯有打破瓶颈,方能突破成功。

     

        “解决失业问题的应该是造成充分就业机会的宏观经济政策,而不是失败主义的限制。”

     

        宏观经济政策可以解决的是购买力不足或者需求不足的问题,而不可能是劳动者能力相对低下的问题。

     

        此处所谓的“失败主义的限制”,就是指自欺欺人的朝三暮四的解决之道:普遍缩短工时以达到在稀释工资的情况下而普遍就业的目的。

     

        其实,宏观经济政策的本质,也不过就是起到镇痛剂、强心剂、兴奋剂的作用。

     

        “劳动的供给取决于四个因素:人口数量、就业人口的比例、平均的劳动时间以及劳动的质量。”

     

        有没有搞错!劳动的供给当然只取决于两个因素:劳动的数量和劳动的质量。

     

        萨氏在此处故弄玄虚、故作深沉,毫无道理、毫无意义。

     

        “工资上升对劳动的供给具有两种相反的影响:‘代替效应’诱使劳动者工作较长的时间,因为每一小时的工作给予较高的报酬;‘收入效应’则施加相反方向的影响——因为,较高的工资意味着劳动者享用得起更多的闲暇而同时又能享用更多的商品以及生活中的其他乐趣。”

     

        所谓的“代替效应”与“收入效应”,明显是似是实非的虚假理论成果。

     

        可以肯定的是:即使是工资不变,也会产生“代替效应”与“收入效应”。因此,决定“代替效应”与“收入效应”产生效果的决定性因素,既不是工资上升,也不是工作不变,而是每一个劳动者自己主观的满足临界点。换言之:如果尚未达到满足临界点,那么不论是工资上升、还是工资不变,“代替效应”都会发生作用;如果已经达到满足临界点,那么不论是工资上升、还是工资不变,“收入效应”都会发生作用。

     

        “在某一关键性的工资水平,供给曲线可能向左方弯曲。具有非凡天赋和特殊才能的人的供给曲线很可能是弹性相当不足的;他们的工资主要是所谓‘纯粹经济地租’。”

     

        此处的“在某一关键性的工资水平”,就是我所说的——满足临界点。

     

        那些“具有非凡天赋和特殊才能的人”,是自然的造化,而不是修炼的成果。他们(无关性别)的出现、降临统统都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所谓的“纯粹经济地租”,按照我的肤浅理解就是:对上天恩赐的酬劳。

     

        “各种级别的劳动之间的质的差异很可能是造成工资差别的最重要的原因。”

     

        其中的“各种级别”,似应改为:各种类别或者各种形式。

     

        质决定价、质价相符,这就是最基础、最质朴的经济规律(而非经济学规律)。

     

        B. 劳动市场的不完全性和集体协议

     

        “不管是否存在着工会,雇主们对工资总是拥有某种控制力,但是,他们的工资政策必然受到现有的劳动供给量的制约。”

     

        雇主对雇工的控制,这只是表象;资本对劳动的控制,这才是本质。

     

        为什么是资本控制劳动而不是劳动控制资本呢?道理很简单:因为资本相对于劳动而言是稀缺、罕有的。

     

        “在重要的行业中,公共的利益超过争议双方的个体利益和权利;有鉴于此,当牵涉到公共利益很大的罢工出现时,以双方意愿为基础的集体协议便受到政府的控制。”

     

        有没有搞错!政府控制的对象,显然不可能是“集体协议”,而当然应该是“牵涉到公共利益很大的罢工”了。

     

        问题随之而来:如何控制?弹压参加示威游行的罢工者们吗?这个也许可以做到。但是,能够强迫罢工者去复工吗?能够逼迫罢工者去上班吗?

     

        发挥“看得见的手”的作用——宏观调控、干预经济,显然不能只是使用权力,当然还要同时运用利益。

     

        2020.10.12.于首都师范大学本部教师公寓

    【作者简介】
    左明,北农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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