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议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的立法分析
2020/11/10 9:43:33  点击率[33]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环境法学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关键字】环境刑事司法;环境执法
    【全文】

      前言:党的十八大将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五位一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部署,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也指出,必须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但在环境司法实践中,也因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在实体、程序上的差异,在行刑交叉中出现了不少难点,具体表现在环境刑事法益保护的提前化与刑法谦抑性的平衡,“一事不再罚”原则的理解与适用,行刑衔接中行政执法证据的转化审查等方面。这些问题的存在,极大的影响了环境刑事司法效率,甚至关系是否能贯彻“审判中心主义”。

      一、环境刑事司法保护的提前化之争

      2015年以来,刑法理论界针对《刑法修正案(八)及《环境污染刑事解释》中污染环境罪的罪状修改展现的司法立场转变持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围绕污染环境罪是否应当进行法益保护的提前化,一部分学者认为在入罪化思维模式下将环境法益的保护早起化,不仅无益于解决其他部门法防线的脆弱,还将可能会冲击传统刑法的谦抑性,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环境法益保护通过刑事立法,将处罚范围限制在绝对必要的范围内,进行必要的犯罪化并未动摇刑法谦抑主义。

      一种观点认为,我国刑法在环境犯罪刑事治理仍应在法益保护的早期化上相当谨慎,“本罪从结果犯转变为危险犯”的结论未免过于武断、草率。变动后的污染环境罪在入罪上不是以“行为无价值” 代替了“结果无价值”,也不是在“行为无价值”和“结果无价值”上等量齐观,在“结果无价值”基础上对“行为无价值”进行了必要的照顾才是我国刑法的准确立场。与此相适应,我国刑法也进入了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向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的过渡阶段。在入罪化思维模式下将环境法益的保护早期化、精神化,远非有效解决问题的正确路径1

      另一种观点认为,刑法之内的法益保护早期化与刑法之外的防线强化只有双管齐下,才是治疗污染环境犯罪惩处之“软骨病”的对症良药。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法益观才是环境法益保护早期化的 依据,也是设立污染环境罪危险犯情节的理论基础。对于污染环境罪而言,由于因果流程的渐进性与实害结果的重大性,故有必要对其进行早期化治理;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固然意味着不以实害结果为犯罪成立条件,但表征“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地点、排放物重量、超标倍数、排放方式、人身危险性等情节无不明显体现了刑法谦抑主义。污染环境罪危险犯情节的增设, 提前保护了传统生活利益。由于既能够强化法益保护、有效治理环境犯罪,也符合刑法谦抑主义的要求, 故污染环境罪法益保护的早期化具有合理性。2

      二、环境刑事司法保护提前化的立法体现

      随着生态文明、环境保护成为国家治理方略,刑法对自然法益的独立保护的立场已逐步为立法机关釆纳。环境法益刑事保护的提前化在法益内涵的进阶上表现为由人类法益扩大到人类法益与作为 自然法益的环境法益的集合。3由此,以污染环境罪为例,在构成要件认定及刑事证据范围等方面产生了一系列重要变化。

      1. 行为犯与结果犯界限趋于模糊

      正如学者所言,伴随着现代刑法的法益保护趋势的转变,刑事立法也出现了新的特点。现代刑法已突破古典刑法的边界,立法者日渐倾向运用不确定的概念以增加刑法的灵活性,并降低个罪的入罪门槛,即为了保护法益,刑罚处罚范围扩大,把法益侵害的构成要件修正为法益危险的构成要件。《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污染刑事适用解释》)第一条,即将七项以危险废物排放量、有毒物质排放超标倍数、排放方式等行为方式作为本罪的构成要件,作为拟制危害后果认定为“严重污染环境”。正是由于立法将拟制危害后果作为本罪的构成要件,致使本罪在司法实践中产生了认识分歧。本罪从单一的结果犯趋向于行为犯与结果犯的综合。

      2. 有限的将行政证据向刑事证据转化

      《刑事诉讼法》第54条第2款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刑诉法解释》第65条规定,“行政机关在行政执法和查办案件过程中收集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电子数据等证据材料,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经法庭查证属实,且收集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可以作为定案的跟进。”其中,引起争议最大的便是,哪些种类的行政执法证据可以直接进入刑事诉讼。

      根据证据的种类,有必要着重区分为实物证据、言词证据、现场笔录和鉴定意见。

      对于实物证据,因其客观性较强,不易受人的主观因素影响,且不存在重复收集的情况,故其进入刑事诉讼一般不存异议。但需要注意的是,如该实物证据的真实性存疑时,亦必须经过严格的审查才能作为刑事证据使用。

      因行政执法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在程序设置的严谨性和对言词证据提供者权利保障的程度不同,且言词证据的可重复收集性及主观性较强,故行政执法过程中的言词材料不宜作为刑事诉讼中的定案依据。但在证人无法放作证且证言具有必要性、可信性等例外情形时可有限适用。4

      争议最大的便是行政执法过程中所取得的现场笔录及鉴定意见,尤其是后者。现场笔录除了行政执法人员对于违法现场或物品来源等记载外,还有行政执法人员经过分析、辨别、实验等专门性事项认定后形成的现场笔录,这种亦称之为行政认定,均可以在刑事诉讼中可以直接作为书证使用。关于鉴定意见,由于我国刑事诉讼中存在单独的司法鉴定体系,行政执法中形成的鉴定意见是否能直接运用于刑事诉讼中,在司法实践中存在较大争议。如在本罪中,《污染环境刑事解释》规定,对案件所涉的环境污染专门性问题可以由司法鉴定机构出具鉴定意见,或者由国务院环境保护部门指定的机构出具检验报告。这实质上是对某些专门性问题从立法上予以认可,此类鉴定意见可以直接作为刑事证据使用。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经行政执法机关委托的不具有司法鉴定资质的鉴定机构所获得的鉴定意见,能否直接成为定案的依据,毕竟司法鉴定从资质审查及程序上均有更高的要求。故笔者认为,依然应当对行政鉴定意见保持足够的审慎态度。

      3. 将主观责任形式限定为故意

      本罪的主观方面,既有坚持传统过失说的5,有主张故意说的6,也有认为是故意与过失兼有的模糊说的7。根据污染环境罪的立法规定,污染环境罪只能是行为人对其污染环境的行为持故意或者放任态度。再根据《污染环境刑事解释》第1条中的拟制法律后果规定,不要求行为人对具体的损害后果有明知,即不需要对人身或者财产的损失持认识或者放任态度。

      三、环境刑事司法与行政执法交叉困境的出路

      (一)完善行政执法检察监督机制

      权利制衡是法治秩序形成和存在的制度性架构,是法治形成和存在的直接条件,为防范行政执法权的滥用,应当引入司法权对其监督和制约。如前所述,基于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理念,环境犯罪同时也侵犯属于公众的生态权益,除了法院作为最终的裁判机关进行入罪量刑的判定外,检察机关作为国家法律监督机关,应加强对行政执法机关在环境监管失职、环境犯罪涉刑不立等方面的检察监督。

      (二)采用有限并科处罚规则

      行政执法机关、司法机关分别根据行政权、司法权对行为进行违法性评价并不冲突,源于环境刑事犯罪具体的行政从属性,行为人应当承担不同的法律责任。“刑事优先原则”与行刑并罚并不冲突。为兼顾行政与刑罚的,可以充分采用有限并科处罚原则:1.不同种类惩治措施的并处;2.同种类惩治措施的折抵。

      (三)严格行政执法证据转化的司法审查程序

      由于刑事诉讼涉及刑罚的适用,其对证据收集的程序要求更为严格,在刑事诉讼中对行政执法证据的审查不能仅依据行政程序的要求,而应当对其取证程序作出更严格的限定,优先适用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予以审查。为此宜根据以下步骤进行递进式:1.是否属于行政执法证据;行政与刑法对于尚未达到“行政犯”要件的行政不法行为,应进行及时有效的阻隔,使其不得进入刑事诉讼程序的大门8;2.是否被允许在刑事诉讼中作为证据使用;3.根据收集程序的合法性确定证据能力。

    【作者简介】
    作者单位:如皋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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