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诉讼规则研究
2020/10/29 11:31:34  点击率[12]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诉讼法学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关键字】网上庭审;互联网法院;在线诉讼
    【全文】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线上”的方式逐渐深入生活。随着互联网技术与司法理念的不断耦合,2017年8月,我国在浙江省杭州市设立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18年9月9日,北京互联网法院成立,2018年9月28日上午,广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标志着互联网法院作为一种新的司法机构进入了人们的生活。本文选取2018年互联网法院线上诉讼裁定案件数为切入视角。对互联网法院的现状进行陈述分析,分别对北京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的背景做出成列。基于此大背景下,对于互联网法院本身所面对的“标准不完善、不统一”、“资源浪费”、“管辖”等问题,电子送达所面对的“没有完整统一体系”、“规定不明确”等问题,在诉讼的立案环节所面对的“立案选择”“身份验证”等问题以及庭审环节所面对的“诉讼参与”、“制度保障”、“临时情况”等问题进行研究分析。由此提出线上诉讼在“国家对网络布局的管理”、“降低成本”、“举证质证的便捷化”、“审理期限”、“电子送达”、“便于调节”等方面的优势。然后,从“互联网本身”和“线上诉讼”两个大方面出发,提出“构建完善的互联网法院体系”、“要构建统一、完善、系统的电子送达体系”、“对直接言词原则进行完善”、“充分征求当事人意愿”、“发挥庭审录音录像的功能”、“深化涉网案件庭审方式改革”等方面来对互联网法院进行完善和发展。最后勾勒出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虚拟平台等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法院的发展会向多样性、全面化、专业化的方向不断完善发展。各地建立符合当地情况的线上诉讼制度。
     
      主要创新观点:
     
      本文采用实证分析的方法,以互联网法院的出现为大背景,选取杭州、北京、广州三家互联网法院2018年的裁决案件数据为研究对象,对互联网法院以及线上诉讼的现状进行概述和分析,根据互联网法院和线上诉讼的现状,从“互联网法院本身”、“电子送达”、“诉讼环节”、“庭审环节”等方面提出线上诉讼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然后从“国家对网络布局的管理”、“降低成本”、“举证质证的便捷化”、“审理期限”、“电子送达”、“便于调节”等方面列举了线上诉讼的优势。最后,从“互联网本身”和“线上诉讼”两个大方面出发,提出“构建完善的互联网法院体系”、“要构建统一、完善、系统的电子送达体系”、“对直接言词原则进行完善”、“充分征求当事人意愿”、“发挥庭审录音录像的功能”、“深化涉网案件庭审方式改革”等方面来对互联网法院进行完善和发展。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5G”时代、“大数据”时代的到来,“线上、智能”等观念深入人心,走向大众。纵观法律行业,将传统的诉讼部环节或者全部环节,以互联网为载体,以“更方便、更快捷”为目标,适应时代的需求、引领时代发展的司法潮流。为适应新时代下的司法需求,互联网法庭、互联网法院相继“上线”。2017年8月,在浙江省杭州市设立全球首家互联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专门出台了《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本文以在线诉讼规则为研究点,对线上诉讼的现状问题进行剖析,尝试以次提出合理的意见建议。
     
      一、在线诉讼的现状分析
     
      线上诉讼模式的出现,意味着诉讼方式从传统的“面对面”法庭转变为新型的音影设备“屏对屏”。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政府部门的推广,网上庭审模式也逐步被诉讼当事人所参与和接受,一方面大大降低了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成本和司法机关的司法成本;另一方面,全流程的便捷、高效、经济伴随着这种新的诉讼模式出现,同时也带来一系列的新的问题。
     
      2018年9月7日开始施行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明确了三家互联网法院的管辖、审理范围、平台操作流程、审理程序及其他相关规则,其中三家互联网法院按成立时间先后顺序分别为:杭州互联网法院、北京互联网法院、广州互联网法院。杭州互联网法院于2017年8月18日在杭州成立,它的前身是杭州铁路运输法院,现任院长为杜前,副院长由章浩、王江桥担任,三位此前分别在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和中级人民法院任职,杭州互联网法院现有6名法官在职。浙江省高等研究院研究室的主任陈增宝曾著文《构建网络法治时代的司法新形态》,该文章中引用的数据表明,杭州互联网法院从2017年8月成立到2017年年底的短短四个月时间内,总计审结涉网案件有3064件,其中一审服判息诉案件居多,息诉率高达98.5%,总结来看线上关联案件的平均审理天数是48天,基本在两个月内完成,平均开庭时间是25分钟,案件诉讼过程全部在线上完成。另外,由于阿里巴巴集团的总部设立于杭州,所以其集团旗下多个公司支付宝、天猫、淘宝等基本都将其涉及电子商务板块所涉纠纷管辖地也约定在杭州,因此浙江省高等研究院早在2015年就在杭州市的西湖区、滨江区、余杭区这三个地区的基层法院做试点,成立电子商务网上法庭,用以集中系统化地处理有关网上交易,网上支付,以及关于著作权的纠纷等案件。正是由于试点的电子商务网上法庭初见成效,这一成功试点为杭州互联网法院打下基础,17年终于成功设立起来。此外,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侯猛也曾写过一篇题为《互联网技术对司法的影响—以杭州互联网法院为分析样本》的文章提出疑问,关于技术是否会妨碍司法公正,这是基于阿里巴巴集团提供技术支持杭州互联网法院的事实所提出的。而跳出理论看现实案件,也有阿里巴巴集团的竞争对手,例如百度、腾讯、京东等规模巨大的互联网公司拒绝在杭州互联网法院上进行网上审判,究其原因是因为作为互联网公司,为保护其数据的安全性所做出的决定。随着互联网法院的逐渐成熟,北京互联网法院于2018年9月9日正式成立,用以集中管辖处理第一审为特定类型的互联网案件,这些本应由北京市辖区内基层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北京互联网法院的院长是张雯,副院长为李经纬、姜颖、佘贵清三人,另外,有政治处主任由徐长明出任,由这五人作为北京互联网法院的领导班子成员管理该法院。法院内部还设有诉讼服务中心,综合审判庭,执行局,审判管理办公室,机关党委,司法警察大队几大机构,分工明确,管理规范。2018年9月28日上午,广州互联网法院正式挂牌成立。杭州互联网法院公开2064例裁判文书,其中2017年为825例,2018年为1232例。其中包括1786件裁定文书、271件判决文书和7件调解书,从裁判文书类型来看,裁定文书类型占已公开裁判文书的86.53%,判决文书占13.13%;从一审裁判结果来看,撤回起诉1619件,全部、部分支持232件。不予受理567件,全部驳回32件,其他11件,驳回起诉5件,从案由来看侵权责任类846例,知识产权与竞争纠纷655例,合同、无因管理、不足的纠纷得利421例,人格权纠纷31例;从标的额来看,50万以下1296件,占99.08%,50至100万9件,占0.69%,100万至500万3件,占0.23%。
     
      二、在线诉讼的问题研究
     
      线上诉讼主要是依托于互联网法院开展的,而互联网法院的本质是通过编程实现功能的软见程序,各个功能的实现都存在一系列问题。
     
      第一方面来自于互联网法院本身。首先全国各地建立互联网遵循统一原则,但是在具体标准上很难做到一致,会存在各种差别,很难实现互联互通,但是,其主要功能一致,各地司法系统重复开发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其次是信息安全。因为线上诉讼依托互联网,但是又同法院内部系统想通,相比于传统审理模式,其信息会更容易泄露,且范围更广,形式更难控制,补救更难。同时,其推进速度也要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群众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最后,介于网上诉讼材料主要是以电子形式进行传输,容易进行修改和造价,存在催生虚假恶意诉讼的可能。最后,互联网法院要面对“管辖”的问题,互联网法院并未像知识产权法院或者海事法院一样设立成为专门的独立法院,其管辖连接点难以确定,而且常常与其他基层法院想重复,所以会存在管辖权归属的问题。
     
      立案完成之后,传票主要依赖于送达,介于我国流动人口规模庞当的社会现状。导致传统送达的难度增大,很难达到预期效果。而电子送达的出现增强和完善了送达体系的功能,弥补了这一缺陷,但是也存在相应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 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但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除外。采用前款方式送达的,以传真、电子邮件等到达受送达人特定系统的日期为送达日期。”电子送达的基本要件为受送达人同意、采用的具体方式可以受送达人收悉、送达文书在规定范围内。2017年7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民事送达工作的若干意见》中第十一条、十二条、十四条规定了传真、电子邮件、微信、短信、电话等电子送达方式的存备查制度。相应的部分省市也出台了关于电子送达的规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司法文书电子送达规定(试行)》、《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使用司法文书电子送达试行的试行规定》,但是在规定中只是对于部分电子送达方式进行开放式的列举,并不能包含所有的送达方式,也忽略了对电子送达渠道的安全性、普遍性、正规性做出限定,也没有对其中送达方式的优先程度做出规定,也没有规定送达方式直接是否独立,是否优先适用。这些规定的出台标志着我国司法系统对于电子送达标准化、体系化的发展,但是尚未形成统一、完整、系统的店子送达工作规范。
     
      另一方面主要是存在于诉讼环节中。首先是立案环节。网上立案降低了传统立案模式下原告到法院立案庭而产生的“交通费、食宿费、误工费”等物质性成本,时间、精力、名誉损失等精神性成本,同时提升立案的效率,保障当事人诉权。[1]所以网上立案必须有与之相对应的保护制度,来发挥其优势,提升司法的公信力。网上立案工作中,法院应该确定“人本位”的价值观,不能忽略主体为当事人,核心价值在于服务当事人而不是服务法院。不能被不良政治观所影响,不顾及当事人的主观意愿以及现实情况强行选择网上立案方式。甚至将“网上立案率”作为考核指标之一。在完成网上立案或者“被网上立案”之后,当事人由于缺乏电脑操作能力或者上网不方便或者其他原因。为完成网上立案就要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同时,部分律师事务所和咨询中心会借机收取大额的协助费用,以及部分法院在网上立案之后任要求当事人递交纸质材料,从而大幅增加诉讼成本。
     
      第二是对于庭审模式的选择。《规定》第一条第一款指出,互联网法院审理案件应当以全程在线为基本原则。第二款规定:“根据当事人申请或者案件审理需要,互联网法院可以决定在线下完成部分诉讼环节。”根据此条款可以得出,法院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内赋予了当事人选择审理模式的权利,一种是当事人主动申请,一种是案件审理的需要。但是最终选择哪种审理模式有法院决定。由此可见,法院在对于庭审模式选择的标准如何界定成为了一个重要问题。为保证平台主体源头的真实性,在线诉讼必须通过身份确认环节。《规定》第六条对身份认证规则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对于诉讼参与者的身份认证,必须保证确认过程中的“人,案、户”匹配一致,。当事人通过账户登录平台之后,进行人脸测试验证识别,参与到庭审过程中,会存在登陆者与参与者不是同一人的情况,或者是同一个账户无法容纳多个参与者的情况,从而导致庭审程序无法正常进行。
     
      第三是贯穿于整个审理过程中。《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缺席判决。”而线上诉讼对于“到庭”、“出庭”、“退庭”等专业名词的概念很难进行甄别,与传统物理空间的概念具有明显区别,而且在虚拟空间(互联网法院)中,对于“拒不到庭”、“中途退庭”等概念的行为的认定也区别于传统诉讼的认定,对于线上的缺席审理标准认定等也与传统诉讼具有很大区别。传统的民事诉讼在审判方式上强调当事人的现场参与和直接言词原则,通过当事人在场来充分保障当事人的诉权。直接原词原则强调法官要在法庭上亲力亲为聆听双方当事人、证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当庭陈诉和法庭辩论,从而形成内心确信,由此可见,传统诉讼的辩论环节注重的是现场辩论效果以及法律的教化功能。而线上诉讼中的庭审环节,特别是异步庭审,当事人在进入网上法庭之后,心理变化差异较大,对于法院的严肃端庄会产生削弱,司法裁决中的教化功能很难实现,而网线庭审论辩则缺少了传统论辩中的随机性、对抗性、剧场性,在一定程度上对于当事人行使直接言词原则是一种限制。而法官对于当事人的情绪变化,态度转变、行为举止等细节方面的捕捉也受限于场景,甚至脱离特定的现实场景很难实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第八条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庭审录音录像,经当事人同意的,可以替代法庭笔录。”随着网上庭审录音录像技术的不断发展和普及,语音识别技术的进步和完善,网上庭审录音录像是否可以替代庭审笔录来还原庭审,在线上诉讼庭审中法官助理、书记员的作用也随之进行转变,对于语言识别整理的笔录,相较于有书记员整理的也较为凌乱,对于法官撰写判决和二审法官进行查阅也存在很多的不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十八条规定:“审判人员和当事人可以对证人进行询问。证人不得旁听法庭审理;询问证人时,其他证人不得在场。”证人在线上的出庭能否视为民事诉讼法中规定的证人出庭情况,而其提供的证据如何保证其真实性,从而作为可靠证据予以采信。另外根据规定,介于证人旁听庭审容易对辩词产生认同或者反对心理,从而可能干扰证言,造成证言被污染,对当事人造成损害,因此证人是不能进行旁听庭审的。而在显示审判过程中,证人会存在旁听庭审的情况,从而影响证人证言的客观性,甚至出现串供的情况。导致不能达到让证人在线上以较为随意的状态做出真实的、客观的陈述。相较于传统的庭审环节有完整的庭审配套设施保障,线上庭审大多数处于随意状态,空间布局也缺乏像传统法庭通过固定空间、法庭布局、服饰、器物、席位设置、规范审判程序等方式方法,来营造庄严肃穆的庭审氛围,从而彰显庭审的仪式感、庄严性和圣神性。在线上庭审过程中,法官与诉讼当事人、证人以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不处于同一地域空间中,所以法官对于其他诉讼无关人士进入庭审环节或者当事人缺席、中途缺席、无故离席等行为无法进行直接的掌控或者进行有力的阻止。也会存在网络信号故障、停电、庭审掉线、技术判断和处理等临时突发情况对庭审造成影响。法官对于肆意谩骂、诽谤侮辱法官、破坏法庭秩序等当事人或者其他诉讼参与者的不端行为也很难进行制裁。
     
      三、在线诉讼的优势
     
      1.  更符合国家对网络空间管理的要求。
     
      2017年最高院周强院长在中国应用法学期刊上发文《大力加强杭州互联网法院建设探索互联网司法新模式服务保障网络强国战略》,最高院于同年4月20日印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加快智慧法院建设的意见》,两文均在表达着完善网络治理、提高网络法治水平、实现网络法院审判的迫切需求,且互联网已经渗入到我们生活中,纠纷多发,互联网公司或平台难以解决全部矛盾,网络空间的管理需要司法介入。
     
      2.  降低诉讼成本。
     
      互联网法院的网上起诉、受理、送达、调解、举证、质证、庭前准备、庭审、宣判、上诉、执行和保全等均在网上进行操作,为当事人减少诉讼中的时间及经济成本。同时,互联网纠纷中当事人住所地分散,还包括涉外人员,若采用传统的地域管辖,既增加了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又不易于纠纷的解决。
     
      3.  举证质证更为方便。
     
      互联网法院能够全面对接互联网网络数据,直接导入诉讼平台作为证据使用,而且能够在庭审现场登陆网页进行相关操作以展示相关证明事项,根据《规定》第十一条有关电子证据的规定,以及《杭州互联网法院电子证据平台规范(试行)》中的规定,相关电子证据举证中的技术问题能得以解决,因此,当事人只需按照操作指引即可完成举证、质证工作。此外,关于有异议的证据原件提供问题,需质证人提出合理事由,法院才要求当事人提供原件并邮寄到法院。
     
      4.  其他方面。
     
      互联网数据让裁判结果更可预期,便于调解结案。电子送达也更为便捷快速。互联网法院的平均审理期限为48天,且当事人能够实时跟踪案件进展,简单、快捷且易于掌握进展。
     
      四、解决措施以及改进建议
     
      1. 构建完善的互联网法院体系
     
      通过制定规章制度来统一全国各地的互联网法院建设标准,实现数据的互联互通,明确互联网法院的建设目标原则,保证其基本功能的实现,逐步完善辅助功能。同时要保证系统程序的可扩展性、互联性、开放性,以现有的互 联网法院为试点,形成一个覆盖的互联网法院网,为各队构建互联网法院提供工作指导方针。在保证功能实现的基础上,要注重安全性,提升安全等级,防范网络攻击。相比于传统的法院信息化将法院内网与互联网相隔离,互联网法院是将法院内网与互联网数据进行共享。就要求互联网法院工作人员从技术、管理、意识三个方面着手,做好信息保障工作,保护系统的安全运行,避免出现信息泄露。在建设互联网法院的时候,要讲究因地制宜,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建立符合当地特色的实用性互联网法院,就要求建设前做出可行性研究,充分考虑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财政水平,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以及普及程度,教育情况等。同时,要充分利用相关的技术,建立相应的保障体系,避免出现虚假立案等情况。
     
      要构建统一、完善、系统的电子送达体系。对电子送达的流程做出明确的规定,对电子送达的适用通讯方式、送达标准做出明确规定。极力发挥电子送达低沉本、高效率、便捷化的优势。
     
      2. 完善线上诉讼模式
     
      线上审判方式和审理机制目的在于保证降低诉讼成本、提高诉讼效率的同时,也要不减损传统诉讼程序给当事人带来的程序保障,更不能因为采用线上的方式给当事人和社会带来更加不确定的风险。在由传统的线下模式向数字化的线上转型过程中,要做到兼顾拥有互联网技术能力和互联网能力低的群体权益,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友,不断完善线上诉讼规则,逐步完成转型。
     
      网上庭审应该建立在充分尊重当事人权利的基础上。在对程序选择权的适用做出区分细化,针对不同的实际情况进行不同的选择。在基于政策考量、案件类型、技术便利的基础上,互联网法院对于当事人的程序选择权的限制性必须是建立在正当性的基础上,在完善的电子送达、当事人知情前实现、各项告知义务完成的情况下,可以适当的着手审理缺席案件。而且,基于网上审判作为线下审判的有力补充,法院不能对当事人程序选择权做出直接的限制。对当事人不关联案件,也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和充分征求当事人意愿,选择线上审判或者线下审判的方式。
     
      对于直接言词原则进行完善。直接言词原则在普通法的发展历程中,在当时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作为法治文明的体现,保证审判者在审判过程中的亲历性和辩论性,直接审判原则是更为接近真像,更加科学的审判方式。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进步,直接言词原则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特性,得到了延展和革新。首先是保障当事人的参与。在线诉讼忽视当事人的空间距离,节省其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保障当事人可以参与到庭审活动中。其次是保障法官的参与。在线诉讼应该采取多屏审判、多屏互动。最大程度的保证当事人的声音、神态、动作等的再现,让法官可以最大程度的抓住当事人表现细节,做出分析判断,从而辨别真伪来避免排除信息传递过程中带来的偏差和错误。最后是要保证言词的说服力。和传统法院庭审相比,互联网法院庭审的证据更多的是通过电子证据来进行呈现,也有很大一部分案件通过现代技术手段进行取证、质证,言词的说服力可以通过电子证据进行表达,技术手段往往可以增加言词的说服力和可信度。依托于技术手段将庭审辩论转移的网上开展,是技术的革新发展也是传播载体的进步。
     
      发挥庭审录音录像的功能。网上审判方式下庭审录音录像在记录和保存庭审信息的速度、准确性、完整性等方具有显著优势。深化涉网案件庭审方式改革,推行焦点式审理模式和批量案件集中开庭方式,探索法庭调查与法庭辩论相结合的审理模式,提升庭审效率。随着电子法律交往的法定化,应借助互联网改变法院与社会的关系,促成新型的协同诉讼文化。
     
      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互联网+”理念的全面化发展。网上庭审模式对于传统庭审模式的冲击和改变,是司法与技术的不断耦合发展。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虚拟平台等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互联网法院的发展会向多样性、全面化、专业化的方向不断完善发展。应该从庭审的本质去看待互联网法院的出现,不断的完善其新路径和配套基础设施制度的建设,以发展和革新的眼光去看待,有步骤,有层次的去推广实行。

    【作者简介】
    邵明振,江苏省如皋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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