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司法中的法律
事实二分问题
2020/10/23 16:44:56  点击率[15]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国际法学
    【出处】人民法院报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关键字】事实二分;美国司法;二分法
    【全文】

      法律——事实二分的区分结构在实行陪审团审判的国家极其重要,因为一个问题是否被标记为“法律的”或“事实的”将会导致许多重要后果,如是否由法官或陪审团对该问题作出决定,以何种标准接受上诉审查,该问题是否受证据排除和开示规则的约束,是否适用诸如举证责任等程序性手段,以及该决定是否具有先例价值等。
     
      何为法律——事实二分问题
     
      事实与法律二分是法律制度中一个基础和关键的区分,该区分因应了亚里士多德提出的法律推理三段论中的大前提与小前提之区分,前者为法律规则,后者为案件事实,以及陪审团与法官之间的职权分工,正如法谚所言:“法官不回答事实问题,陪审团不回答法律问题。”
     
      关于这一区分,在英美学界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是,在实践中,法律与事实的区分是由三个相关且基本上连续的变量派生而来的,这三个变量就像引力物理学中的三体问题一样,产生了巨大的复杂性。这三个变量是关于“法律”和“事实”含义的标准约定、法官与陪审团的关系以及一般意义事项与高度具体和局部现象之间的区别。当这三种二分法的前半部分都被充分认识到,而后半部分被最小化时,某些问题被贴上“法律”标签的可能性就会上升。如果一个问题按惯例被认为是法律的,而且通常由法官决定,以及涉及诸如适当的行为标准等高度一般性的问题,它就很可能被认为是一个“法律”问题,反之亦然。
     
      第二种解释则更为简短,即将事物恰当地描述为法律或事实问题的大部分努力,都是基于这样一种观点:“法律”和“事实”这两个术语指定了不同种类的实体,它们之间存在定性或本体上的区别。然而,这种观点在美国西北大学罗纳德·艾伦教授看来却是错误的,因为“法律”和“事实”之间根本就没有本质区别,二者之间只存在语用上的差异,体现在术语的传统意义、法官——陪审团关系和一般——特定的范围这三种二分法上。所以,他认为寻找两者之间本质区别以便于对随之而来的“法律”和“事实”问题进行分类的努力,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
     
      两个判决中呈现的法律——事实二分问题
     
      在1996年初夏,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先后对北美宝马公司诉戈尔案和加斯佩里尼诉人文中心案作出了判决。这两起判决的争议焦点分别为“惩罚性赔偿金额是否过高”和“补偿性赔偿金额是否过高”。围绕争议焦点,上级法院进行了复审,但是根据美国宪法第七修正案的规定,在普通法的诉讼中,其争执价额超过20美元,由陪审团审判的权利应受到保护。由陪审团裁决的事实,合众国的任何法院除非按照普通法规则,不得重新审查。因此,关于上级法院是否有权审查上述争议焦点以及该焦点是否属于事实问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作出了回应。
     
      在宝马公司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惩罚性赔偿金额过高是违反正当程序的表现。之后,在加斯佩里尼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联邦上诉法院可以根据第七修正案,对过高的补偿性损害裁决的挑战进行审查,只要这种审查仅限于滥用自由裁量权的标准。这两起案件的判决都提出了一个问题:在何种标准下,联邦上诉法院能够突破第七修正案的规定,对本应由陪审团认定的事实问题——惩罚性赔偿和补偿性赔偿——进行审查?联邦最高法院试图在库珀案中澄清这一问题。
     
      联邦最高法院对法律——事实二分问题的讨论
     
      库珀案是缘起于一家工具制造商——莱瑟曼工具集团有限公司,它控告其竞争对手库珀工业公司不公平竞争、虚假广告以及库珀公司在广告中将一种莱瑟曼的产品冒充自己的产品所引发的商标侵权纠纷。陪审团作出了有利于莱瑟曼公司的裁决,判决库珀公司向其支付5万美元的补偿性赔偿和450万美元的惩罚性赔偿。
     
      在陪审团作出损害赔偿裁决之后,库珀公司要求地区法院减少赔偿金额,理由是这一金额超出了宪法规定。地区法院根据宝马案的判决,驳回了这一请求。之后,库珀公司对这一裁决提出上诉,第九巡回上诉法院以地区法院没有滥用自由裁量权为由,维持了地区法院的裁决。库珀公司随后提交了一份调卷令请愿书,主张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应该对地区法院的裁决进行重新审查,并应当因为该裁决金额严重过度而予以减轻赔偿金额。联邦最高法院批准了调卷,认为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应该重新审理此案。
     
      联邦最高法院紧紧围绕事实与法律二分的结构对案件争议问题进行了分析,其多数意见提出了三个论据来支持其决定:
     
      1.惩罚性赔偿不属于陪审团审理的“事实”。惩罚性赔偿并非一个“事实”争议。联邦最高法院将补偿性损害赔偿与惩罚性损害赔偿区分开来,认为前者在性质上是事实,而后者则不是。这一区别使联邦最高法院得以绕过加斯佩里尼案,而且将这一问题从第七修正案的严格规定中移除,尽管惩罚性赔偿评估一直是陪审团的一项传统职能,因为联邦最高法院认为惩罚性损害赔偿不像补偿性损害赔偿那样涉及历史性或预测事实的问题。
     
      2.金额“过高”类似于其他“与事实相互牵连”的“流动”概念,意即只有在特定的语境中应用才能知晓其具体含义的概念,比如合理怀疑和合理根据。此即类比案例论证。一旦惩罚性赔偿被从第七修正案调整的对象中排除,联邦最高法院可以考虑是否有必要重新进行上诉复审。联邦最高法院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因为赔偿金额过高的问题类似于接受重新审查的其他问题,如合理怀疑、合理根据和过高的刑事罚款。联邦最高法院认为,“过度”这一概念,就像“合理怀疑”和“合理根据”一样,是一个动态的、流动的概念,只能从特定的语境中获得实质性的内容,即事实。
     
      3.上诉法院与初审法院一样,在决定特定的裁决金额是否过高的问题上具有同样的制度能力,即制度能力论。联邦最高法院审查了上诉法院或初审法院是否更适合决定这一问题,分别从行为应受谴责的程度、补偿性和惩罚性赔偿之间的比例以及这一补救办法与类似制裁之间的差别——相当的行为在民事赔偿和刑罚中所获惩罚性赔偿的比较——这三方面进行了讨论。最后,联邦最高法院认为由于对制度能力的考虑未能改变平衡以有利于实行遵从性的上诉审查,于是,联邦最高法院依据法律——事实的二分结构,认为上诉法院必须采用一种全新的标准重新审查这些问题。
     
      联邦最高法院在其判决说理中采用了上文提到的三种二分法:“事实”和“法律”的传统意义、法官——陪审团关系和调查的具体程度,为我们了解法律与事实二分问题在美国司法实践中的运用和辨析提供了素材。

    【作者简介】
    张嘉源,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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