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我国侦查讯问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
2020/9/25 14:02:09  点击率[26]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诉讼法学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摘要】侦查讯问程序中,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在各国法制建设以及人权保护事业发展中都具有重要意义。传统的口供中心主义侦查观念在一定范围内存在,相关法律法规、制度机制存在不足,需要通过提高侦查人员素质,修改刑事诉讼法及完备相关司法解释,改革非法证据排除制度、羁押制度及侦查监督、犯罪嫌疑人救济机制来加强我国关于侦讯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以贯彻侦查法治化理念,促进我国法制建设发展。
    【中文关键字】侦查讯问;犯罪嫌疑人;立法;制度;权利保障
    【全文】

      一、侦查讯问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必要性
     
      探讨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的概念要从人权谈起,现代意义上的人权理论要追溯到文艺复兴时期,从提出天赋人权到后期洛克提出法律的目的不是限制自由而是扩大自由等理论,再到后期《独立宣言》、《人权宣言》的公布,升级到国家法律层面提出平等与无罪推定等原则,最后到《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文件的出现,表明人权保护已经成为国际共识。虽然各国由于历史与国家制度的不同,英美等资本主义国家,人权保障意识经过长期发展,国民都有很强的人权保护意识,因而英美国家更注重保护权利。英美等国家通过法律确立了犯罪嫌疑人拥有沉默权、律师帮助权以及获得取保候审等防御权利,以此来保障犯罪嫌疑人在侦查讯问阶段保障自己的合法权利。大陆法系国家则主要通过法律加强对侦查权力的控制,通过非法证据排除,侦查监督与救济制度来规范侦查行为,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我国在此方面的就是通过法律控制规范侦查权,以及利用侦查监督与救济机制来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
     
      侦查讯问目的是为了查明案件真相,获得犯罪嫌疑人真实供诉或辩解。此阶段犯罪嫌疑人可能面临人身自由等一系列权利被侵犯的危险,并且侦查人员在现有证据以及自身推测前提下,就会对犯罪嫌疑人进行确定或排除嫌疑的讯问,侦查讯问在两方间常常表现出对峙与冲突,然而两方力量悬殊,侦查讯问人员,有时为了获得犯罪嫌疑人供诉,通过口供能够更快捷的进行其他侦查活动,可能会不惜采用极端讯问方式获得口供。于被追诉地位的犯罪嫌疑人,作为弱势的一方,虽然现实不可能要求其与侦查讯问人员处于对等的地位,但对处于控制地位的讯问人员的权力进行一定的限制,以及对处于被控制地位的犯罪嫌疑人的权利进行必要的维护却是必要的。侦查人员讯问行为是对诉讼程序公正性直接体现,并且会直接影响诉讼结果,犯罪嫌疑人对权利保障的诉求,是对侦查权力的合理运行诉求的体现。
     
      保护犯罪嫌疑人权利,是坚持贯彻司法程序公正原则的体现,是人权与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侦查讯问程序因其特殊性,容易出现侦查人员依赖口供,忽视证据,讯问行为不合法等行为,导致出现冤假错案,而防止侦查讯问程序中的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有力措施就是贯彻落实证据规则,防止刑讯逼供和不合法的取证行为,而这正是法治发展的必然要求。若以损害犯罪嫌疑人权利获得供诉,还正义性的冠以为了惩治犯罪的名义,这样的正义不是真正的正义,也不能给民众安全与信赖感,每一个人都可能被追诉的,每一个人的权利都有可能像被侵权的犯罪嫌疑人一样得不到保障,因而保障每一个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也是保障每一个公民权利。所以在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权利和侦查破案需要间实现动态的平衡,才能实现真正的正义,实现真正的法治。
     
      二、侦讯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存在的不足及其原因
     
      随着全面依法治国理念不断深化,“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持续深入,犯罪嫌疑人的权利保障问题越来越受到法学界和司法界的重视。近年来我国陆续纠正了一系列冤假错案,其中主要因刑讯逼供导致的佘祥林、赵作海等冤假错案一度引起社会热议。还有最近被媒体广泛关注的2016 年的聂树斌案,聂树斌已经被执行死刑21 年后,最高院作出再审公开宣判,宣告撤销原审判决,改判聂树斌无罪。当然,20多年后的改判也是落实犯罪嫌疑人权利保护,贯彻依法治国原则成果的体现。
     
      (一)“口供中心主义”情结的长期存在
     
      我国是自上而下式推进侦查讯问改革,所以在司法实践中很易受到侦查人员的抵触。加之“口供中心主义”的侦查模式在我国长期存在,通过口供破案成本低、效率高,所以侦查人员往往将口供作为破案的捷径。除了以上侦查人员本身的侦查观念落后、素质低下因素,违法讯问的惩罚力度小,配套的问责体系不完善,也导致侦查人员会在权衡之下,不惜刑讯或者变相刑讯以获取犯罪嫌疑人的口供,以此来提高侦查效率,保证破案率。并且在后面的诉讼程序中,对此类非法方法获取的口供,检察机关和法院作为非法证据排除的也很少,这无疑变相纵容了刑讯逼供的行为,并剥夺了此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获得救济的机会。可见,司法界的传统侦查模式与落后侦查观念,与我国以审判为中心的法制改革要求的法治侦查、讯问法治化还存在很大的差距。
     
      (二)侦查讯问相关立法规定存在不足
     
      1、对侦查讯问的时间、地点和条件规定不具体
     
      2012《刑事诉讼法》(下文的刑诉法均指2012《刑事诉讼法》)虽然规定了每次讯问时间不能持续超过十二小时,也规定了不得以连续传唤、拘传的方式变相拘禁犯罪嫌疑人,但对拘传的间断时间,传唤次数等未作出具体限制,拘留、逮捕和延长羁押期限的适用条件规定也存在着模糊性,这些就变相扩大了侦查人员讯问程序中采取强制措施的裁量权,在侦查讯问过程中出现刑讯逼供、不履行或者瑕疵履行告知义务等行为。我国现行侦查讯问制度,虽然对于传唤、拘留或者搜查犯罪嫌疑人有要出示证件等一系列规定,但是对于掌握哪些证据就可以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规定也不具体,易造成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的任意性。
     
      2、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的如实回答义务的不合理
     
      刑诉法明确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有如实回答的义务,而针对如实回答义务,司法实践通常包括必须回答,不得沉默以及不得隐瞒或虚造事实。显而易见,此义务侵犯了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与辩护权。并且,实务中甚至出现以不配合如实回答作为认罪态度的衡量标准,安徽副省长王怀忠的判决书中记录了其因面对证据百般抵赖而被人为态度极为恶劣的情况。另外,沉默权不是单指有权不说话,而是指不被强迫做出陈述或回答,因而如实回答义务原则上也与沉默权制度相违背,
     
      3、律师讯问在场权缺失
     
      侦查讯问阶段的封闭性容易导致发生刑讯逼供、诱供等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难以保障司法的公正。我国刑诉法没有规定律师有讯问在场权,律师介入的时间以及能够监督的范围有限,但在发达国家,律师不光在侦查讯问阶段有在场权,甚至在辨认和询问证人程序中也可以在场。律师在场权能够有效监督讯问行为,防止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这对保障犯罪嫌疑人权利,监督侦查讯问行为无疑都是一道屏障。
     
      (三)相关制度存在不足
     
      1、刑诉法虽有有关刑讯逼供和非法收集证据的禁止性规定,但从司法实践的效果来看却不理想,侦查人员中存在重实体轻程序,缺乏依法取证的程序意识,只注重收集有罪证据而忽视程序上的合法,经常出现法庭不理会非法证据排除申请,即使有时接受申请,针对此类申请的调查辩论也没有独立的听证形式,基本上纳入法庭调查和辩论程序,仅作为某一枝节带过。可见,我国目前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仍是在理念上的实体公正,程序法治上的实际操作效果却不甚理想,这也就容易纵容非法讯问取证的侦查行为,从而造成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冤假错案。
     
      2、我国对侦查机关滥用权力的监督机制存在缺陷。我国侦查监督制度中主要由检察机关负责,但侦察机关的监督除了上升到职务犯罪层面外,大部分仅仅提提检察建议、督促纠正违法行为等,这些对于被监督者来说缺乏约束力,并且检察机关的监督没有合适的规定与措施保证能够落到实处,主要依赖于侦查机关的协作配合,这大大的削弱了监督的权威性。监督还存在滞后性,监督人员要在阅卷、后期提讯犯罪嫌疑人或者接受犯罪嫌疑人的控诉才能发现违法侦讯行为,此时的监督已经失去其价值。此外,长期以来,我国公检法三机关素来重配合而轻制约,检察机关与侦查机关还同属于控诉一方,利益的共同就更难起到监督的作用。加上现行公安机关对侦查行为的内部监督依靠得都是办案责任制度、督察制度等,可公安机关受维护部门利益各种因素的影响,内部监督几乎起不到作用,所以侦查监督机制还有很多有待改善的地方。
     
      3、救济机制存在缺陷
     
      除了监督机制,权利救济机制也存在不足,对所谓紧急讯问需要导致的超期羁押的犯罪嫌疑人,法律并未规定接受其控告、申诉的专门的机关和特定程序。对于被刑讯逼供的嫌疑人,法律也没有规定进行医疗检查的程序,由于没有证据,实行刑讯逼供的侦查人员往往能逃过法律的制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刑讯逼供者的气焰。另外,犯罪嫌疑人后期寻求国家赔偿也存在诸多问题,虽然目前精神损害赔偿纳入赔偿范围,但是列举式的赔偿范围依然有限。救济权利的缺失,导致讯问阶段犯罪嫌疑人有限的权利规定也将是得不到保障的泡沫权利,一旦触碰就是毁灭,全无弥补的可能。
     
      三、侦查讯问阶段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对策
     
      (一)转变传统侦查观念、提高侦查人员素质
     
      在侦查人员中树立无罪推定的理念以及人权保护意识,切实提高侦查人员的办案素质。摒弃侦查讯问程序中情绪化行为,避免陷入对被害人的同情或者对犯罪嫌疑人的主观厌恶仇恨情绪中,提高侦查人员的职业道德与法律素养,保障侦查程序的公正。加大侦查机关的科技投入,强化科技手段在侦查讯问阶段的应用,如DNA技术的不断提升,在排除嫌疑、认定犯罪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促进以多种方式获取犯罪证据来侦查,避免侦查人员一味依靠口供的窘境,这也顺应审判为中心改革的要求。摈弃传统的口供中心主义的侦查模式,做到以证据到口供而非以口供到证据的侦查方式,切实落实证据规则。如此能够有效减少冤假错案的发生,降低侵犯嫌疑人权利的可能性,这对我国的法治与人权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二)侦查讯问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保障的立法完善
     
      1、 规范侦查讯问人员的讯问行为
     
      有时,侦查人员为了获得口供或争取更多的讯问时间,不惜违法限制犯罪嫌疑人人身自由,出现违规拘留、超期羁押等现象。所以,刑诉法应当规范侦查讯问人员的讯问行为,明确侦查人员的的权力范围。另外,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在讯问时被侵权,侦查人员应当告知其享有的权力,告知的时间、方式、地点以及法律后果也应当明确,防止侦查人员故意不告知或者拖延告知。随着科技产品的普及,录音录像成本下降,操作上也更简便易行,我们应当在原有基础上扩大录音录像覆盖范围,原有的法律规定中,除了可能判处无期徒刑、死刑或其他重大案件应当录音录像外,其他大部分侦查讯问过程都是可以录音录像,且公安部将应当进行录音录像的案件进一步细化为重大犯罪案件、特定场所或特定方式进行讯问的案件以及具有特定情形的案件。所以应当录音录像的适用范围有限,且对每次讯问,每份录音录像材料的对应性、完整性规定应当具体明确。以此来预防侦查人员违法讯问行为,而且侦查人员也可以以此资料来证明自己合法讯问,这样对犯罪嫌疑人与侦查人员来说都是保障。
     
      2、确立犯罪嫌疑人讯问中享有沉默权
     
      沉默权在世界许多国家早已得到立法确认。美国宪法规定犯罪嫌疑人可以对侦查机关的讯问保持沉默,侦查机关既不能强行套取犯罪嫌疑人口供,也不能以犯罪嫌疑人的沉默作出对其不利的评价,否则就被视为违法,对违法讯问取得的口供也不得作为定案的证据采用。从国内法层面看,我国刑诉法第 50 条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强迫自证其罪权,可见从我国立法发展来看,总体上还是肯定沉默权制度。我国可以借鉴英美国家在沉默权制度方面的立法经验,在刑诉法中明确侦查机关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行使沉默的权利及义务,犯罪嫌疑人一旦要求行使沉默权,讯问也应当立刻停止,不得以侦查需要或者情况紧急等理由继续讯问犯罪嫌疑人。如果侦查机关不履行告知义务,或者强迫犯罪嫌疑人做供诉,则视为违法讯问,此情况下所得到的口供亦不能采用。沉默权被侵犯后应当启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排除非法证据以救济沉默权。
     
      3、确立律师讯问在场权
     
      我国侦查讯问程序中之所以会发生刑讯逼供,不单单侦查讯问手段不够先进,侦查人员破案压力大,更有程序上的不够透明,所以,犯罪嫌疑人在接受讯问时,让律师陪同在场的话,能够有效监督侦查人员的讯问行为,预防刑讯逼供等不法讯问行为的发生,并且,因为现在侦查人员反侦察能力强,刑讯逼供有时并不会在犯罪嫌疑人身上留下痕迹,有时就很难证明刑讯逼供并取证,所以,律师的在场是防止刑讯逼供现象的最有利保障。笔者建议刑诉法应确立律师讯问在场权,以利于对讯问过程进行适时的监督并防御可能出现的侵犯犯罪嫌疑人权利的行为,平衡侦查权的力量,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正当权益。
     
      (三)相关制度的完善
     
      1、完善侦查讯问监督机制
     
      现有的司法体制下,检察机关对侦查机关违法讯问行为应当加大处罚,落实责任承担制度,不能再只局限于检察建议等表面监督,如此才能树立检察监督的权威,提高监督的威慑性;将检察机关介入监督的时间提前,这样就能解决现有的监督滞后的问题,可以在讯问阶段就介入,把事前监督与事后监督有效结合起来,这样既可以解决监督滞后的问题,还可以最大限度预防违法讯问行为的发生;借鉴西方对侦查监督的法律规定,解决现有的监督机制缺陷,最好的办法就是将侦查监督置于法官之下,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国家,很多国家都是由法官裁决逮捕羁押或者法院审查后发布许可令,在法院的监督之下,能够有效制约侦查机关的权力,确保侦查讯问得到完善的监督以及及时的救济。
     
      2、完善犯罪嫌疑人救济机制
     
      对侦查讯问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权利的救济,首先要保障犯罪嫌疑人申诉与控告的权利,建立专门的申诉受理机关。另外,完善国家补偿机制,虽然,现行的《国家补偿法》对国家补偿有了相应的法律保障,但是实际运行中,国家补偿的申请程序繁琐,补偿金的标准低,补偿的落实周期长,对犯罪嫌疑人的救济往往会经过漫长的等待,并且有时甚至等不到权利得到救济的那一刻。救济权是权犯罪嫌疑人的最后一道保障,也是国家弥补违法侦讯的最后一次机会。迟来的正义对于犯罪嫌疑人以及其家人或许不能弥补伤害,但是,最终到来的正义会给人民期待正义的希望。
     
      四、结语
     
      犯罪嫌疑人在刑讯程序抗衡的是强大的国家机关,处于弱势,因而保护犯罪嫌疑人的权利的是平衡公民与国家权利的需要,也是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是我们国家的法制文明进步的要求。从我国目前侦查程序中对犯罪嫌疑人立法与司法现状看,有其不足,但也看到了我国在侦讯程序中保障嫌疑人的权益方面的进步。虽然目前侦查观念仍然偏重于控制犯罪,但是,通过构建权利与权力适度平衡的正当法律程序,在法律规制下合理控制侦查讯问权,保障犯罪嫌疑人的沉默权和获得律师帮助权等合法权利,促进中国的人权与法治稳步发展,不断完善。

    【作者简介】
    孙柳,作者单位:如皋市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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