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夫妻争吵引起自杀案的刑法思考和伦理思考
2020/9/16 9:20:33  点击率[34]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刑法学
    【出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04年第6期
    【写作时间】2004年
    【中文摘要】本文通过引入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认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关系的一方自杀,他方在法律上并不负有防止和解救的特定义务,我们对这种行为的道德谴责不能上升到刑法的层面施以处罚加以解决;在现代婚姻法律关系上,夫妻应当是“同林鸟”,夫妻双方都应该把生命掌握在自己手中,生命永远属于我们每个人自己的,因此首先要由自己来珍惜。如果自杀者是女性的话,连这一点还不明白,那就永远谈不上妇女的解放。
    【中文关键字】自杀;解救;义务;因果关系;解放
    【全文】

      历史学的基本常识告诉我们,一种历史事件初现之时,人们关注备至,议论潮涌,而其中会夹杂着较多的情感因素。随着时过境迁,事远议退,人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这种历史事件时,往往会发现原先可能被大多数人认可的某些结论并不那么能经得起时间和理性的检验。“宋福祥”现象可能就是其中一个。
     
      一、一个老案例——曾众说纷纭
     
      宋福祥何许人也?一个因夫妻发生争吵,结果导致妻子自杀而被判刑入狱的丈夫。[1]宋福祥是一个人。而“宋福祥”则是一类人,是一种社会现象。宋福祥一案发生后,李霞的亲属群情激愤,纷纷要求人民法院惩办宋福祥。而人民法院作出有罪判决以后,众多的刑法学者从法学理论的各个领域、各个角度、各个层面,论证了该案判决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可以说,类似的案例以有罪论处是一个较为长期地为刑法学界、司法实践和社会成员认可的结论和观念。
     
      司法实践时时向我们提出各种各样的类似疑难案例。例如: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强行与妻子同居,是否能够构成强奸罪?是也?非也?司法实践中经常为这类案件争论不下。如果用社会危害性的理论去解释这种案例能否构成犯罪,这是最简单的事情了,公说公理,婆说婆理,就看谁说了算。用犯罪构成的现成规格模式按照技术套路去套用的话,构成犯罪并非一点可能都没有。然而我们认为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我们始终不能忽视,公说公理,婆说婆理,都必须以现有的法律为根据。并且所做出的任何结论都是需要做出解释的,解释必须要有依据,依据必须是符合规范的。由于社会危害性是一个没有量化规范的价值评价和价值判断,所以简单地用社会危害性评价这些案例是否构成犯罪是不能令人信服的。这是因为任何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作为一种犯罪的基本属性,只有依附于一定的犯罪构成才能体现出来。而通过用规范的犯罪构成去分析某一种案件行为时,我们又必须思考,这些规范背后的依据是什么?脱离了这些规范背后的立法依据,超越了这些规范背后的立法依据,直接运用刑法规范去分析、认定这些案件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实际上是在过分放大刑法的社会作用,会混淆刑法与其它法律之间的应有界限,在今天日益强调法治、强调法律的不同调整领域界限的社会条件下,实在是令人生疑和显得得不偿失。这里我们有必要引入评价、认定犯罪的两次性违法理论加以重新思考。
     
      二、一种新方法——引入犯罪的二次性违法理论
     
      犯罪是什么,犯罪当然是一种触犯刑法的行为。但刑法如何规定各种犯罪行为的?违法的行为又如何进入到刑法领域而接受刑法调整的?在人类古代表面法制社会向现代实质法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各种危害社会的行为,经过多层次的遴选,将其中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规定在刑法之中,作为犯罪施以刑罚,这是立法者的一个重要要求和基本任务。在现代法治社会中,存在着多方面、多层次的法律规范,它们有机的组成了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每一个具体的法律规范都担负起调整特定领域内社会关系的重任。它们在法律功能的总和上,达到了维护社会整体秩序,保卫社会整体利益的需要。但是在这个完整的法律体系存在着一种严格的阶梯关系。在这个阶梯关系中,刑法是保证各种法律规范得以实施贯彻执行的最后一道屏障,它始终处于保障法的地位。如果说犯罪行为是各种具有社会危害性行为中的一种最极端的表现形式,那么适用刑罚不过是社会进行自身防卫所采取的最后手段。只有当违法行为已经超越了其它法律,而其它法律规范再也无法容纳已经超出其既定界限的某种危害社会的行为,只有当其它法律制裁手段再也不能也不足以制止和惩罚触犯其规定的行为时,社会公共机构才不得已而动用刑法来宣布这种行为是犯罪,并动用刑罚来加以惩罚。如果说古代社会制定刑法设立犯罪时,遵循着“出于礼而入与法”的基本准则,那么在现代社会制定刑法设立犯罪时,就应当遵循“出于他法而入与刑法”的立法基本原则。在司法实践中,一种行为构成犯罪,实际上就是这种行为已经超越了他法而进入到刑法之中,进而触犯了刑罚的规定,因此任何犯罪行为具有两次性违法的特征。
     
      宋福祥一案以及类似“宋福祥”一类的案件究竟应该如何评价,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看待和理解该类行为所涉及的刑法背后的其他前置性的法律,并从中得出“宋福祥”的行为是否已经超出了其他前置性法律的结论。也就是说,在我们评价这类案件的时候,应当引入二次性违法的理论是一种势在必行的方法,首先从其他前置性的法律方面着手。
     
      无疑,认为宋福祥的行为可以构成犯罪,其重要的一个理由在于宋福祥已经违反了夫妻间相互帮助、相互扶助的义务,宋福祥在法律上有义务防止妻子自杀、有义务解救妻子免于死亡;主观上有能力帮助妻子,防止妻子自杀;在客观上能够帮助妻子,防止妻子自杀。在此情况下,就当然可以构成不作为的间接故意杀人罪了。而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宋福祥被认为在法律上有防止妻子自杀、救助妻子免于死亡的义务。没有这一义务,其他一切问题就无从谈起。然而所有赞成宋福祥一案可以构成犯罪的观点,恰恰忽视了作为这一犯罪可以成立的刑法规定背后的婚姻法的具体规定。我国《婚姻法》第13条规定,夫妻双方有相互扶助、相互扶养的义务。但是这里有一个前提条件,即被抚养的人必须是一个没有独立生活能力或者没有独立生活来源的人。据此,我国《刑法》明确规定,负有扶养义务而拒绝扶养,情节恶劣的,构成遗弃罪。进而将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遗弃在无人知晓、无人救援的境地而导致死亡的,应当构成故意杀人罪。但是遗弃行为是否构成遗弃罪,必须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被遗弃者必须是一个年老、年幼、患病或者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具有独立生活能力或者独立生活来源的人,在法律上就是属于无需扶养的人,应该自食其力。基于同样的原理,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在法律上,不但是一个具有独立人格的人,而且还是一个具有独立行动自由的人,他的行动自由是不受他人干涉的(未成年人除外)。从这一意义出发,即使同一家庭成员的人都不具有干涉他人的行动自由。根据法律,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行动自由的权利,因而每一个人都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这样,即使作为夫妻关系的一方,在他方作为一个具有独立生活能力的人在进行任何行为时,他方没有干涉权利的时候,同样意味着也没有阻止的义务。如果我们一旦承认夫妻双方负有防止一方自杀的特定义务,那么就意味着意欲自杀的一方走到哪儿,另一方就必须跟到哪儿,防止他方自杀的特定义务就如人的影子一样也跟到哪儿。如果夫妻关系中一方欲提出离婚摆脱这一义务,他方发出你要离婚我就自杀的信息,离婚不成而他方发生自杀,那么继续存在的夫妻关系使得负有防止他方自杀的义务不就又成了犯罪的一个铁定的理由了吗?这样夫妻关系成了什么,不就成了一副手铐脚链了吗?由此,那种认为夫妻双方一方要自杀时,另一方应当具有防止自杀特定义务的观点就丧失了理论的应有基础。我们认为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关系的一方自杀,他方在法律上并不负有防止和解救的特定义务。当然对这种行为得到的谴责、鞭挞,已无需我们赘言。但我们对这种行为的道德谴责还不能简单地上升到刑法的层面施以处罚加以解决。
     
      为了把问题进一步引向深入,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看似十分荒诞,但又无法回避的尖锐问题,那就是人有没有自杀的权利?从伦理哲学上说,自杀是对人生的反动。但笔者直到现在,长期困扰于这一问题。[2]根据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观念,目前是无法解决这一问题的。但我们不妨可以把它作为观察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一个切入点。如果人有自杀的权利,那对于其他人来说,就有一个需要尊重他人实现权利的义务问题;如果人没有自杀的权利,那么,自杀就是自杀者本人违法、违理的行为,于他人有什么关系。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我国刑法只是明确规定,人没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权利。人剥夺自己生命的行为不在刑法调整的范围之内,所以人自杀的行为,刑法无法追究其法律责任。即使从纯理论的角度去出发,也没有任何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一个人要自杀,他人不去防止这个人的自杀,与非法剥夺这个人生命毕竟是两码事(两者之间有无因果关系,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论述)。提出这一问题,我们无非想揭示一个简单的伦理道理,生命属于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的,我们必须好好的珍惜它,爱护它,看管好它,千万不要随便交给别人看管,要知道把生命交给别人看管有时是靠不住的。他人欲非法剥夺人的生命,自有刑法加以惩罚。而人欲自杀,只能说是自己的事。今天的公法调整领域还没有延伸这一范围。也许理论研究的结论有时是无情的,但一个人连自己的生命都不珍惜爱护,这个人又何能寄希望于他人对他生命的珍惜爱护?而当一个人把自己的生死交由另外一个人负责的时候,就意味着这个人的人生也已经被他人管理、控制了。这对于一个作为社会的人来说,绝不是一件幸事。
     
      也是遵循着这样一个犯罪是一个二次性违法的思路,例如夫妻关系存续期间,丈夫强行与妻子同居,是否能够构成强奸罪?我们不能简单地直接从刑法中寻找根据,而是应当首先从能否构成犯罪的这些刑法规定赖于建立的其他前置性法律当中去寻找。我们知道,过分放大刑法的作用,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这既是中国一贯地“重刑轻民”思想观念的反映,也是中国今天难于顺利建立起其它法律权威的一个重要原因。利用公法的权力任意侵入其它法律甚至存属于私法调整的领域,在我们今天的社会现实中并不鲜见,但带来的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公法的日益强有力和私法的隐形萎缩,由此形成司法超越立法的束缚,势必造成司法专横,这并不是一种杞人忧天之感。因此我们认为,在今天确立起二次性违法理论观念来观察犯罪、分析犯罪,以此适当地限制公法的干涉领域,对于我们解决像“宋福祥”一类的案件是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的。
     
      三、一个老视角——因果关系的切入点
     
      认定宋福祥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观点,还有一个被认为十分充足的理由,那就是宋福祥的不作为是李霞发生死亡的原因。这里有一个如何看待两者因果关系的问题。因果关系的确是刑法理论中极为复杂的一个问题。最简单的一个逻辑关系是没有前一个现象的作用,就没有后一种现象的出现。认定宋福祥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观点认为,因为没有宋福祥的防止行为、解救行为,才导致李霞的死亡。甚至把宋福祥与李霞之间发生的争吵也看成是一种原因。这种原因是属于直接的因果关系,还是属于间接的因果关系?是属于必然的因果关系,还是属于偶然的因果关系?或者是属于相当因果关系?人们也是众说纷纭。但认定宋福祥的行为已经构成犯罪的观点都认为,这里的因果关系属于不作为行为所特有的因果关系。
     
      不作为行为是否具有特殊的因果关系原理?这在刑法理论上有着不同的理解。但是我们认为,不作为行为要构成犯罪,其因果关系的原理依然要受因果关系一般原理的制约。唯物辩证法的原理告诉我们,客观世界是一幅由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的交织起来的画面。一个事物的产生与发展,都得依赖于其他事物的作用。同样,在一个因果关系中,一个结果的产生,离不开原因的作用。而原因能够引起和促成结果的发生,又离不开条件的作用。由于原因和条件对结果都有一定的影响作用,和结果都有一定的联系,只是两者联系的性质不同,两种影响的作用不同,因此如何区别两者之间的界限,成了理论界长期探索的对象,由此也产生了种种不同的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也是“条件说”(主张条件即原因)和“原因说”(主张条件、原因有区别)。条件说认为,凡是行为危害结果发生的一切条件行为,都属于刑法的原因;凡是原因对结果的发生都有等同的作用,所以这种观点也称之为条件等价说。这种观点从逻辑的联系角度出发,把自然科学上的“无前者就无后者”的因果联系和思考方式全盘引进到刑法学中,把所有对结果产生有过联系和影响的条件因素都看成是原因,而不问它们之间联系的紧密与疏远、影响的大小和作用的主次。条件说把自然科学上因果关系的评价标准作为判断刑法上因果关系的标准,势必导致刑法因果关系范围扩大,从而导致刑事责任的扩大。为了纠正条件说所存在的错误,于是原因说应运而生。原因说认为从哲学意义上说,凡是引起结果发生的一切条件可以称之为原因,但是刑法学应该在各种行为之间根据它们与结果的联系性质将各种行为分成原因条件和单纯条件,其中原因条件是原因,单纯条件属条件。应当承认,将各种对结果发生不同联系和影响作用的行为分成原因和条件,对刑法理论的发展有积极的推动作用。但这种观点本身没有明确的标准,以致又产生了多重观点,如“必生原因说”、“直接原因说”、“有力原因说”、“主要原因说”、“重要原因说”、“决定原因说”、“最终原因说”等等。原因说本来是为了弥补条件说的缺陷而产生,但当其无法正确区分原因和条件时,那么其自身的价值也就无法得以体现。看来究竟应当怎样认识和区分原因和条件,还得以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原理为指导。
     
      唯物辩证法认为,在普遍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客观世界中,“为了了解单个的现象,我们必须把它们从普遍联系中抽出来,孤立地考察它们,而且在这里不断更替的运动就显现出来,一个为原因,一个为结果。”[3]因果关系只有在简化和孤立的原则下才能显示出它们之间的本质联系,尽管这一因果现象是在一定现象(即条件)的背景下发生联系的,但是黑格尔所说的“结果并不包含……原因中没有包含的东西。”[4]列宁进一步补充:“反过来也是一样”。[5]这就是说只有原因才与结果发生内在的本质联系,而条件不过是与结果发生外在的非本质联系的现象。条件可以起着制约原因的作用,使原因加速和延缓引起结果的发生,但条件本身不能直接决定和制约结果的发生与否。由此,我们可以就原因和条件的认定提供一个区别标准,这个标准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作为原因的现象必须包含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和现实可能性,这种内在可能性意味着作为原因的现象是结果现象发生和发展的根据,这种现实可能性意味着作为原因的现象按照其自然发展趋势,能够将产生结果的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例如开枪杀人,开枪就已经包含了死亡的内在可能性,只要开枪,就可以使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而被害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进入行为人开枪的范围,只是个条件。而条件就不具有这样的品格和属性,被害人进入行为人开枪的范围的“进入”行为不存在包含死亡的可能性,就“进入”行为本身也不可能使死亡成为现实性,这里起决定作用的只能是开枪。
     
      第二,作为原因现象所包含的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必须是合乎客观规律的,这种内在可能性只有在合乎规律的情况下才会必然转化为现实性。作为原因的现象具有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只是因果运动的必要前提,因果关系只有在结果成为现实时才能产生和存在。不可否认,由于因果关系的现实性,使得我们总是通过倒溯的方法来寻找原因。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在结果发生之前的一系列与结果有或紧或疏联系、对结果有或多或少影响的众多现象中,通过前瞻的方法来分析和确定是否是属于包含了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的原因。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同一个因果关系不可能绝对重复。但人类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可以通过科学实验和重复行为认识和掌握客观规律。
     
      由此可确定某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是否是合乎规律。例如开枪杀人包含的发生死亡的内在可能性就是一种合乎规律的可能性,发生死亡就可确认开枪是原因。而用手摸人就不可能包含发生死亡的结果,一旦在用手摸人时发生死亡就可以确定必有他因。应当指出,因果关系总是在一定的时空下一定的条件作用下才能发生,相同的原因在不同的时空和不同的条件下不一定产生相同的结果,但相同的行为一旦引起相同的结果是否就是原因,必须受是否符合规律这一要素制约。例如,同时将人捆绑后置于交通要道上,希望被来往车辆压死,但置放于公路上与置放于铁道上,就有不同的意义。置放于公路上很难合乎规律地引起死亡,这里介入司机的行为,司机的开车行为完全可以制约死亡的发生与否。而置放于铁路上,由于列车的高速和强大惯性,发生死亡就显然是合乎规律了。因此置放于公路的行为与死亡之间没有因果关系,而置放于铁路的行为与死亡之间就存有因果关系。而条件虽然也含有促使发生结果的可能性,但这种可能性本身不可能合乎规律地直接引起结果的发生。确定作为原因的现象所包含的发生结果的内在可能性是否会合乎规律的转变为现实性,对于确定两个现象之间是否存有因果关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不然就很难真正区分原因与条件的界限。对于人们是否应该利用规律性来确定因果关系,恩格斯曾经指出:“在一切否认因果性的人看来,任何自然规律都是假说,连用三棱镜的光谱得的天体的化学分析也同样是假说。那些停留在这里的人的思维是何等的浅薄呵!”[6]
     
      通过上述我们对因果关系原理的解释,我们同样可以将这一原理运用到宋福祥一案当中去。夫妻俩发生争吵,这一争吵中是否合乎规律地包含着他人死亡的结果?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争吵可以导致夫妻感情的破裂,可以导致妻子的离家出走,甚至可以导致妻子的自杀行为,但不可能导致死亡。在这里我们决不可以忽视妻子自杀的行为也是一种人的行为,正是这一自杀行为才导致了死亡的出现,我们决不能因为妻子已经死亡了,就连本来也属于一种人的行为就视为无足轻重了,就可以从因果链条关系中抽掉而不言。在没有他人的强迫、威胁之下的人的自杀行为,应该是他自己自由意志的反映,应该由他来对自己的自杀行为负责。而正是这一自杀行为才是合乎规律地引起了死亡结果的发生。说到底,宋福祥与妻子的争吵行为至多起到了条件的作用。这一争吵可以使李霞离家出走以躲避锋芒,也可以就此因感情破裂而提出离婚,从条件的作用上看,我们还根本看不出这里已经包含了导致死亡的可能性。至于说到宋福祥已经明知李霞要自杀、已经在自杀,仍然不去解救,是不是这一死亡的原因?只要我们把自杀行为与解救行为作一比较,就可以清楚而简单地得出结论,两者到底何者为死亡的原因而对死亡发生作用。而宋福祥是否具有法律上的解救义务,我们已经在前面作了详细的分析。这里不再赘言。
     
      四、一种新思考——妇女的解放和自我解放
     
      夫妻发生争吵而引起一方自杀的案件,受害方往往是女方,这极大地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因为在这里女性往往是弱者。社会给与弱者的关注和关怀是可以理解的。一旦发生类似的案件,往往群情激忿,民愤涌起。为了及时平民愤,即使杀鸡给猴看也在所不惜,在中国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是常有的事。问题是“鸡”凭什么只能作为祭品而存在?我们的法律有没有这样的规定?我们的法律需不需要这样的规定?这里受本文的议题限制,仅就在自杀方是妇女的情况下,谈一下妇女的解放问题。
     
      我们在这里想给出这样一道命题,夫妻争吵导致一方自杀,有能力防止自杀的一方不去防止,因此自杀者死了不能“白死”,也需要让有能力解救的人承担刑事责任,从而达到警戒其它能够防止他人自杀、负有解救他人生命义务的人不要重蹈覆辙,以起到挽救生命的社会效果和达到夫妻之间必须相互扶助和帮助的目的,与能够进一步确立起生命是属于自己的社会观念,即生命首先要由自己来珍惜,如果自己对自己的生命不加以珍惜,我们何能寄希望于他人会珍惜呢?自己要自杀,那么死了也是“白死”,不能连累他人的观点相比较,两者现象之间哪一种观念的社会价值更高?也许人们的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有所不同,但是笔者认为,后一种观念的社会价值应当高于前一种现象。生命只能属于自己,自己要自杀,只能由他本人负责。只有这种社会价值评价和价值选择才能真正赋予了人一个独立的人格,独立的身体和独立的生命。在法律问题上,我们有责任揭破其温情脉脉的面纱,使人们能够自觉地认识到人与自己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揭开这层面纱,即使人间至爱的夫妻关系,都会缺乏自觉性。这样有一天一旦到了霉、遭了殃,都不知道原因在哪里?到底为什么?在生命问题上,我们更有责任应当引导人们向前看,把自己的生命交由自己看管。把自己的生命交由他人看管,有时是靠不住的,有时是发现问题为时已晚了。
     
      同时我们还要给出第二个命题,夫妻关系究竟是同林鸟,还是连理枝?对于夫妻关系,人们曾用过无数美好的语言加以赞美过。但人类的历史也告诉我们,夫妻关系也曾出现过很多的不和谐声音。尽管在伦理的层面,我们有太多的理由去祝愿“天下的有情人皆成眷属”。但是对夫妻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讨论和评价,离不开一定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定。在人类历史上,妻子依附于丈夫的法律制度和法律规定不绝于史。夫妻一体,实际上以牺牲妻子的人格、人身为条件的。此时妻子的生死、荣辱皆由丈夫所定,所谓的“夫贵妻荣”,丈夫死、妻陪葬的现象都是一个真实而长久的社会生活反映。在西方的法律上,曾有妻子违法犯罪也视为丈夫的所作所为的规定,从表面上看,丈夫承担了妻子的责任,但在实际上,妻子已被消灭了其独立的人格。由此可见夫妻一体,把妻子仅仅看成是丈夫的一部分,把妻子的一切交由丈夫来负责,对于妻子来说,绝对是一种做人的悲哀。但是随着民主时代的到来,夫妻平等已经作为一个先进性的观念深入人心,也已经作为一个泛世界性的法律规定出现在世界各国的法律当中。我国《婚姻法》第11条明确规定,“夫妻双方的地位平等”。夫妻平等,即意味着夫妻双方各自具有独立的人格、人身、也有独立的生活观念、生死观念。夫妻和睦、和谐,就可合,合则可为一体,即使同生死,共患难也在所不惜。夫妻反目、恩断义绝,就可分,分则可以离婚,解除婚姻契约,天各一方,互不相关。在现代的法律意义上,婚姻实际上就是一种契约,婚姻既然是一种契约,那么从法律意义上必然得出一种结论,即夫妻关系是一种“同林鸟”。现代婚姻法都规定,夫妻双方可以对财产进行约定,可以对子女的姓氏进行约定,对生活的某些内容进行约定,但不可能对双方的生死进行约定。双方没有约定,就看法律的规定,我国婚姻法只有夫妻双方由相互扶养义务的规定,而没有对他方生死负有责任的规定。有人认为:“扶养是以被扶养者的生命存在为前提的。”[7]其实这是对法律的误读。因为法律规定的扶养是以被扶养者没有独立生活能力和没有独立生活来源为前提的,被扶养者不发生没有独立生活能力的现象,扶养都谈不上,何能涉及所谓被扶养者的生命存在问题。
     
      我们还想给出第三个命题,夫妻婚姻关系出现危机,出路在哪里?一个家庭出现矛盾纠纷,甚至夫妻反目,在社会伦理的层面上,可以通过谈心交流,化解矛盾。在法律的层面上,和者继续婚姻契约,不和者则割断情份,中断婚姻契约,这是为现代法律所允许的。用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方法处理家庭矛盾,在社会伦理层面得不到同情,在法律层面也不应得到支持,只能属于下下策。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夫妻双方谁也没有必要、没有义务在一棵树上吊死。
     
      上述三个命题在某种意义上,实际上已涉及到妇女解放与自我解放的问题,即使在夫妻关系成立存续过程中,妇女仍然需要把自己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在家庭矛盾中,一方以死相逼,以死了结,都是对自身的最大伤害。有时法律也爱莫能助。在现实的司法层面上,即使通过一二个案例对见死不救的人的刑法处罚,仍然无助于事,而且有不严格执法之嫌。当然我们都生活在社会现实中,都深知社会家庭生活的复杂性,但当我们将这类问题放到法律的层面上进行讨论的时候,我们只能以无情(无情未必真无情,我们在这里揭示生命的价值和宝贵,唤起每一个人对自己生命的爱惜,实际上是一种有情的体现)的法律语言来阐述其中的道理。任何一个想要自杀的人,最好的办法是生前通过法律解决问题,而决不能在死后等待法律给自己一个说法。
     
      五、结语
     
      行文至此,笔者已经微微感受到,本文对于那种传统的观念与结论也许具有颠覆性的作用。也许在道德伦理层面上还可商榷,但自信在法律层面却是顺理成章的。因为这是两个不同层面上的问题。尽管人们经常说到,道德与法律在起点与终点上是合二而一的,但我们要指出两者在发展过程中的操作层面上遵循着不同的规则。宋福祥的案件已成为历史,但类似宋福祥一案的“宋福祥”们在社会生活中还会很多,我们的法官在拿起法捶一捶定音的时候,也有一个观念重新认识和重新更新的问题。这不仅仅涉及到一个案件是否构成犯罪的问题,而是涉及到一个刑法原则和刑法观念的问题。在一个已经提出法治要求、已经开始在某些方面实行法治的时代背景下,涉及到刑法罪与非罪的问题上,我们应该坚持“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基本原则不动摇。因为适当地缩小刑法的作用,对于我们今天的法制建设,是十分有利的。

    【作者简介】
    杨兴培,华东政法大学教授。
    【注释】
    [1]该案的案情大意是:被告人宋福祥酒后回到家中,因琐事与其妻李霞发生争吵撕打。李霞说:“三天两头吵,活着还不如死了。”被告人宋福祥说:“那你就去死。”李霞听后,就去寻找准备自缢用的凳子。宋见状,喊来邻居叶宛生对李霞进行规劝。叶走后,宋李两人又发生争吵撕打。李霞再次寻找自缢用的绳索时,宋福祥采取放任不管、不闻不问、不加劝阻的态度。直到宋听到凳子作响时,才起身过去,但仍未采取有效措施或呼喊邻居,而是离开现场到一里以外的父母家中去告知自己的父母,待其家人赶到现场时,李霞已无法挽救而死亡。一审法院以宋福祥应当预见其妻会发生自缢死亡的结果,而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且系负有特定义务的人,故其行为构成了故意杀人罪(不作为),判处有期徒刑4年。二审法院维持了一审法院的这一判决。案例参见《中国审判案例要览(1996年)》(刑事审判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34-35页。
    [2]笔者曾看过许多有关涉及“安乐死”的论著,众多的学者和参与讨论的人从天赋人权的角度,论证了或承认人有自杀和死的自然权利。
    [3](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75页。
    [4](俄)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5](俄)列宁:《列宁全集》第38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页。
    [6](德)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52页。
    [7]高铭暄主编:《刑法学》(新编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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