瞻仰超人 ——读《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之二
2020/9/14 11:08:46  点击率[11]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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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类别】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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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关键字】超人;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
    【全文】

      瞻仰超人
     
      ——读《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之二
     
      左  明
     
      《自述片断》
     
      (1955年3月)
     
      “这是爱因斯坦于1955年3月(即在他逝世前一个月)为纪念他的母校苏黎世工业大学成立一百周年而写的回忆录”。
     
      爱因斯坦时年七十六周岁。这篇文章几乎就可以被认为是他辞世之前的绝笔。
     
      我也许能够活到我的大学本科的母校——中国人民大学成立一百周年(即2050年,鄙人时年八十一周岁)的时候。
     
      我真心希望:我能够像马克思一样是猝死在我的思考或者写作过程中的。那将是多么完美无憾的人生休止符呀!
     
      “1895年,我在既未入学也无教师的情况下,跟我父母在米兰度过一年之后,我这个十六岁的青年人从意大利来到苏黎世。”
     
      从十五岁到十六岁,这恰好是当今中国的青年人从初中升入(需要通过考试选拔)高中的关键阶段。在此期间,一个青年人“在既未入学也无教师的情况下”,居然在家中“度过一年”,这在今日的中国简直就是不可思议的状况。
     
      我猜想:在这一年里,爱因斯坦的父母并未对他给予特殊的关照——给他“吃小灶”(即作为家庭教师进行口传心授的课业辅导),而是任由爱因斯坦自由发展。在此期间,爱因斯坦一定是如饥似渴般的阅读了大量自己感兴趣的书籍。这一经历的收获已经远远超越了那些平凡青年人在学校里几年学习的成果。
     
      “我的目的是要上联邦工业大学,可是一点也不知道怎样才能达到这个目的。”
     
      有没有搞错!一个十六岁的青年人就要上大学吗?还居然对实现目标的路径一无所知吗?也许,这些都不构成爱因斯坦实现目标的障碍。
     
      “我是一个执意的而又有自知之明的年轻人,我的那一点零散的有关知识主要是靠自学得来的。”
     
      好一个“执意”!于我而言,是万万没有胆量、没有资格去奢谈“执意”的。我在填写报考大学的志愿书时,所选择的学校和专业还都是由父母拍板定案的呢。
     
      时至今日,在我五十年的人生历程中,最“执意”的一次,恐怕就要算是第二次职业选择——从公务员华丽转身为教师了。
     
      我也自认为自己是一个有着深刻的自知之明的人。自知,也许并不容易。自知之人,必明——贤明、英明、清明也!
     
      获得知识,那也只是学习的初级、低级阶段。
     
      自学成才,这也许是对学校教育的最大嘲讽!
     
      郑重声明:我的那一点点儿浅薄的胡思乱想几乎全部都是靠自我教育而产生的。
     
      “热衷于深入理解,但很少去背诵,加以记忆力又不强,所以我觉得上大学学习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
     
      于我而言,只能说是渴求深入理解、鄙夷不求甚解,因为在我上大学的时候确确实实还远不具备深入理解的能力条件。我的记忆力肯定不佳,因此从来都不去背诵学习内容(试举一例:时至今日,我唯一能够记住全部歌词的歌曲只有一首——《义勇军进行曲》)。最让我瞧不起、看不上的就是死记硬背。如果有人在我面前炫耀简单、机械的记忆力的话,我一定会嗤之以鼻。
     
      愚以为:人的大脑,根本就不应该是记忆工具,而当然应该是思维神器了。
     
      大学学习是否轻松,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考核制度所确定的标准的难易高低。对于考试,我所抱定的信念就是——六十分万岁、多一分浪费。因为我实在是蔑视、藐视、鄙视以死记硬背为考察内容的低劣考试——那是对我的智商的极大侮辱!既然及格就可以顺利过关,那我为什么还要把无比宝贵的青春岁月浪费在荒唐的考试之上呢?尽管优异的考试成绩可以得到很多实在的收益。
     
      在一切假、恶、丑的面前,我是不会轻易低头屈服的。
     
      我坚信:我失去的只是荒诞分数和由此而派生的现实利益,而得到的却是无与伦比的精彩人生。
     
      “怀着一种根本没有把握的心情,我报名参加工程系的入学考试。”
     
      我怀着一种根本就没有任何感觉的麻木心情,在父母的悉心指导之下,梦游一般的填写了高考志愿表(当时是在考前填写志愿)。在当年(1988年),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是两所仅有的提前单独录取的高校(换言之:填报这两所高校的志愿根本就不会牵累其他院校的正常录取。说白了就是——不报白不报),但是,我作为一所普通高中的考生(模糊的记忆:在某次高考模拟考试中,我的成绩排在海淀区全部文科考生的五百名开外),就是打死也不会产生报考这两所高校的想法,既然是——报了也白报,所以索性就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放弃填写。
     
      真是上天弄人!
     
      我在正式高考中,鬼使神差般的超水平发挥,不仅高中(第四声而非第一声)本高中(第一声而非第四声)文科“状元”,而且还居然在全北京市一万余名文科考生中位列一百余名(真可谓是——百里挑一),成功被中国人民大学(这就是我的第一志愿学校)法律系(最终录取我的专业是——法学专业,这是在最后的志愿专业——第三志愿专业——经济法专业踏空、落选之后服从分配的调剂专业)录取。让我悔恨不已、有苦难言的是:我的高考分数,恰好也可以被北京大学法律系录取(这两所高校法律系的录取分数段完全相同,甚至还与复旦大学国际金融专业的录取分数段相同)。但愿,我的本科母校不会因此而对我耿耿于怀。
     
      惨痛的教训就是——白报谁不报。
     
      “这次考试可悲地显示了我过去所受的教育的残缺不全,尽管主持考试的人既有耐心又富有同情心。”
     
      中国的高考和高考成绩又能说明、显示什么呢?
     
      我作为一名高考成绩的佼佼者——贵为天之骄子,当时丝毫也没有能够清醒的意识到自己的知识结构以及“过去所受的教育的残缺不全”。
     
      那可真是无知无畏的盲目乐观呀。
     
      “我认为我的失败是完全应该的。”
     
      我从来也不认为自己是真正意义上的失败者!尽管我没有得到其他人想得到或者已得到的很多东西。我一直都在努力得到自己想得到的那些东西。
     
      我不仅不曾是失败者,而且也永远都不可能成为失败者。
     
      我的问题就是:我的成功的成色到底有多高。
     
      “这个学校(即瑞士的阿劳州立中学——笔者注)以它的自由精神和那些毫不仰赖外界权威的教师们的纯朴热情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同我在一个处处使人感到受权威指导的德国中学的六年学习相对比,使我深切地感到,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教育,比起那种依赖训练、外界权威和追求名利的教育来,是多么的优越呀。”
     
      富于自由精神的学校和满怀纯朴热情的教师,只是在天国上邦才会有。也许,在曾经的中华民国时期也会有。
     
      受到权威指导,那简直就是某些人莫大的荣幸。仰赖权威,这是每一个凡人、俗人的基本特征和普遍心理。此种社会现象具有充分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自由和自律,是绝对的奢侈品——绝非常人所可以奢望和可以拥有的。并非戏言:“自由行动和自我负责的教育”,一定会遭到绝大多数人的非议和拒斥。这也恰恰正是为什么“依赖训练、外界权威和追求名利的教育”得以风行天下、长盛不衰的原因所在。
     
      “真正的民主决不是虚幻的空想。”
     
      这句话着实令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真正的民主需要真实的基础——成员之间的综合实力大体相当。舍此,就只能是奢谈和空想民主。
     
      “在阿劳这一年中,我想到这样一个问题:倘使一个人以光速跟着光波跑,那末他就处在一个不随时间而改变的波场之中。”
     
      我坚信: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爱因斯坦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去想了别人没有去想、不敢去想的事情嘛!好家伙!仅此一点,就是过人之处、伟大所在!就足以光耀史册、彪炳千秋!
     
      想,并不难。难就难在——想他人之未想。
     
      想,是创造一切奇迹的终极源泉。
     
      “狭义相对论这一发现决不是逻辑思维的成就,尽管最终的结果同逻辑形式有关。”
     
      形式逻辑,只能解决既有,而不可能创生原无。绝对不可能仅仅通过逻辑思维而发现新知。但是,所有的真理又都必定是符合形式逻辑思维的。
     
      “我很快发现,我能成为一个有中等成绩的学生也就该心满意足了。”
     
      毋庸讳言:爱因斯坦在青年时代对自己的认识也是相当模糊的。说的俗一点儿:爱因斯坦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能吃几碗干饭。
     
      坦白而言:我在三十岁的时候,根本就想不到自己在今天——五十岁会是什么样子。在那个时候,我想自己能成为一个普普通通、安安静静的高校教师“也就该心满意足了”。在二十年后,自己能够产生数百万字以上的作品,这是连做梦都不敢想的事情。
     
      “要做一个好学生,必须有能力去很轻快地理解所学习的东西;要心甘情愿地把精力完全集中于人们所教给你的那些东西上;要遵守秩序,把课堂上讲解的东西笔记下来,然后自觉地做好作业。”
     
      这些确实是成为一个好学生的通常标准。
     
      理解能力,是一种人的基础素质。无论是学习、还是工作,无论是此专业、还是彼项目,要想做好、搞定,无一可以脱离良好的理解能力。
     
      在现实中,就经常会闹出拿记忆能力偷换理解能力而造成尴尬结果的笑话来。
     
      持续不断、心甘情愿的集中精力于一点,这绝对是一种难以企及的人生境界!然而这种境界却不是由智商和情商所决定的,而是受“三观”所支配的。
     
      至于遵守秩序、抄写笔记和做好作业,则更像是一个乖孩子的种种表现。
     
      “遗憾的是,我发现这一切特征正是我最为欠缺的。”
     
      对此,鄙人不敢苟同。
     
      在理解能力和持续不断、心甘情愿的集中精力于一点这两方面,爱因斯坦绝对是当之无愧的优秀典范。
     
      而遵守秩序、抄写笔记和做好作业,则很有可能都是爱因斯坦相当欠缺之处。
     
      “于是我逐渐学会抱着某种负疚的心情自由自在地生活,安排自己去学习那些适合于我的求知欲和兴趣的东西。”
     
      在大学本科期间,我逐渐学会了自由自在的学习和生活,但却绝对没有“抱着某种负疚的心情”,因为我深知:我抛弃的是糟粕,而不是精华。
     
      我也试图“安排自己去学习那些适合于我的求知欲和兴趣的东西”,不过说句心里话:那时的我还真的没有找到到底什么才是“适合于我的求知欲和兴趣的东西”。
     
      我的求知欲和兴趣,如滔滔江水一般奔涌而出、永不枯竭,只可惜:尚不知应该去向何方。
     
      “我以极大的兴趣去听某些课。”
     
      对于听课和听讲座、听报告,我已经越来越没有兴趣了。那是因为讲话人的表现,已经越来越对我没有吸引力了。
     
      无需抬杠:每个人所听到的千言万语、万语千言,几乎完全都如过眼云烟一样随风而去了。到最后又有多少能够存留心间呢?
     
      经耳,不如过眼;过眼,不如走心。
     
      听,是最不靠谱儿、最不把牢的学习方式!
     
      “但是我‘刷掉了’很多课程,而以极大的热忱在家里向理论物理学的大师们学习。”
     
      在本科高年级阶段,我几乎“刷掉了”所有的课程,而以极大的热忱在学校的图书馆和自习室里向人文社会科学的大师们(唯独不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的中国人)学习。只可叹、只可憾:那时的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面对一本又一本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一遍又一遍的阅读、一次又一次的发呆——我真的没有能力去享用这样的精神大餐。
     
      一个仅仅具备了一定的课程考试能力而几乎从未接触过现实世界的二十岁的青年人,怎么可能会有条件、有能力与世界学术大师进行思想交流呢?
     
      虽然心驰神往,但却实力不济。
     
      真正能够让我手不释卷、津津有味进行阅读的也就只是诸如《光荣与梦想》(作者: 威廉·曼彻斯特)这一类的通俗读物。
     
      “这种广泛的自学不过是原有习惯的继续”。
     
      于我而言,这种广泛的自学,仅仅是开启了我日后终于有机会步入学术殿堂的大门。
     
      愚以为:无自学,不成器!非自学,不成功!
     
      “可是我热情而又努力地在H.F.韦伯教授的物理实验室里工作。”
     
      也许,爱因斯坦是幸运的,而我则是不幸的。
     
      时至今日,我一直都是处在形单影只的寂寞独行的状态之下。我从来都不曾具有一个理想的微观学术环境。这一结果是由当代中国根本就不具备良好的宏观学术氛围所决定的。
     
      “在这些学习年代里,我同一个同学马尔塞耳·格罗斯曼建立了真正的友谊。”
     
      在互联网时代的今天,我居然没有与任何一个人建立起“真正的友谊”。大学同学、高校同事、门下学生、网上学友,虽然数量不少而且也都有或多或少的各种联系,但却无一人堪称真正心心相印、志同道合的知心朋友。
     
      也许,是我的择友观出了问题。
     
      “每个星期我总同他去一次里马特河口的‘都会’咖啡店,在那里,我同他不仅谈论学习,也谈论着睁着大眼的年轻人所感兴趣的一切。”
     
      不要说去什么咖啡店了,就是在天天、顿顿就餐的学校食堂里,我也一定会选择最便宜的食物。如果偶然错过了饭点儿,在宿舍里吃上一包方便面,那可就算是改善伙食了。
     
      我终于顿悟了!如果有朝一日中国的大学生也可以每个星期去一次咖啡店的话,那么中国人赢得诺贝尔奖可能也就水到渠成、司空见惯了。
     
      精神,是由物质来支撑的。
     
      “他不是象我这样一种流浪汉和离经叛道的怪人,而是一个浸透了瑞士风格同时又一点也没有丧失掉内心自主性的人。”
     
      郑重声明:我的外表酷似流浪汉,内心确实离经叛道。我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怪人!
     
      我显然不具有绅士风度和权贵气派,但却从来“一点也没有丧失掉内心自主性”。
     
      “他不仅学习同我们有关的课程,而且学习得如此出色,以致人们看到他的笔记本都自叹不及。在准备考试时他把这些笔记本借给我,这对我来说,就象救命的锚;我怎么也不能设想,要是没有这些笔记本,我将会怎样。”
     
      天呐!简直就是无巧不成书!在我的大学本科时代,居然也有一位与这个“他”几乎一模一样的同学。我现在相当纠结:是否应该在此时此地象爱因斯坦一样披露他的真实姓名?我尊敬他、爱戴他,但又肯定不想伤害他(诸位应该不会将那时的爱因斯坦与此时的我的地位和身份相提并论吧。我所惧怕的是:区区“北农讲师”会不会玷污了他的名节)。那就折中一下:他的姓名的汉语拼音的起首字母是——W·SHCH。我想我的同班同学都已经猜到他是谁了。
     
      下面,请允许我模仿造句如下:他学习得如此出色,以致人们看到他的笔记本都自叹不及。在准备考试时他把这些笔记本借给我,这对我来说,就象救命的锚;我怎么也不能设想,要是没有这些笔记本,我将会怎样。
     
      他是我们班唯一一位“本、硕、博”连读的人,于1998年获得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博士学位(经济法学专业)。
     
      亲爱的W·SHCH同学:请允许我再一次向您致谢!致敬!!!
     
      我想:在我们二人的有生之年里,我还应该至少再有一次机会去公开且实名表达我对W·SHCH同学的感激之情。
     
      “虽然有了这种不可估量的帮助,尽管摆在我们面前的课程本身都是有意义的,可是我仍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基本上学会这些东西。”
     
      摆在我面前的课程(法学专业),远非都是有意义的。也许课程本身的问题倒不能算是很大,可是针对课程的教育的内容和方式却不要问题太大。
     
      实话实说:我花费在专业课程学习上的气力相当有限,主要方式不是听课,而是自学——仔细阅读教材。同时也要承认:学习的效果也相当有限。
     
      回头反顾、平心而论,对于一个正常的、普通的二十岁上下的几乎没有什么社会阅历的大学本科学生而言,要想真正学好法学专业,应该算是一个不太可能完成的任务。
     
      本科教育,充其量也就是打开了专业的大门。
     
      我与爱因斯坦何其相似,在理解和接受能力方面的表现,相当一般。
     
      “对于象我这样爱好沉思的人来说,大学教育并不总是有益的。无论多好的食物强迫吃下去,总有一天会把胃口和肚子搞坏的。纯真的好奇心的火花会渐渐地熄灭。幸运的是,对我来说,这种智力的低落在我学习年代的幸福结束之后只持续了一年。”
     
      凡是与我下过棋的人都知道我的一个特点:喜欢“长考”(解释一下:绝对不是专业棋手的那种级别的长考,而只是相对于普通爱好者的不假思索、随手走棋而言的长考)。我也是一个——“爱好沉思的人”。
     
      大学教育是否有益?这明显是一个答案因人而异的问题。我在大学期间的自我教育,显然对我而言是大有益处的。而学校主导并开展的那种教育,则显然对我而言是毫无益处的。
     
      强迫是最易于实施的,强迫也是最无效的。
     
      如果强迫可以解决问题,也便没有问题了。
     
      任何形式的强迫,都不可能会有好的结果。
     
      好奇心,是“上帝”赐予部分人而非全部人的独特礼物。这一礼物是在胚胎孕育阶段就已经内置于大脑之中的。在大脑不受物理损伤的情况下,好奇心的火花是一定不会渐渐熄灭的——哪怕周遭的环境十分不利于好奇心的尽情释放。
     
      幸运的是,对我来说,在幸福的学习年代结束之后,虽然“智力的低落”状态持续了近八年(担任低级公务员期间),但是却弥补了我的社会经历的重大缺陷。
     
      我经常自嘲戏称:我一口气拿下了“社会现实”专业的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
     
      “马尔塞耳?格罗斯曼作为我的朋友给我最大的帮助是这样一件事:在我毕业后大约一年左右,他通过他的父亲把我介绍给瑞士专利局(当时还叫做‘精神财产局’)局长弗里德里希·哈勒。经过一次详尽的口试之后,哈勒先生把我安置在那儿了。”
     
      在就业这件事情上,我可就没有爱因斯坦那么幸运了。大学本科毕业前夕(绝对不可能拖延到毕业以后),由于没有考上硕士研究生,所以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求职。我唯一能够依靠的就只剩下一张寥寥数百字的自我介绍的简历了。几度艰辛、几经周折,我终于把自己安置在了一个基层行政机关里。
     
      诸君请看:诸如裙带关系、“走后门”等等,这些绝对都是普遍适用的国际惯例。
     
      世人普遍更加看重的——不是本人,而是本人以外的东西;不是本质,而是本质以外的表象。
     
      把专利视为“精神财产”,这显然是赤裸裸的唯财产论或者财产本位思想的表现。
     
      精神,可以是财产;但是,精神,不必都是财产。
     
      爱因斯坦特别强调了“一次详尽的口试”,但愿,这绝对不是“此地无银”。合乎情理的推测: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需要很高水平、素质的工作岗位。有一些人很可能都符合录取条件。
     
      “这样,在我的最富于创造性活动的1902—1909这几年当中,我就不用为生活而操心了。”
     
      基本结论:唯有温饱无虞,方可后顾无忧。
     
      真正醉心于、沉迷于创造性思想中的人,是无暇顾及、念及物质享受的。
     
      我的人生信条就是:生活简单,思想丰富。这倒真不是一种刻意的追求,而实在是由于生活与思想犹如跷跷板的两端,根本就无法同时并举。
     
      每一个人只有一颗心,既然已经奉献给了思想,那就不可能再赠与生活了。
     
      爱因斯坦出现了一生之中“最富于创造性活动”的高峰期——从二十三岁至三十岁之间。真可谓是——大器早成。
     
      我在与此完全相同的年龄区间,恰好从“天国”(即学校)降临到“凡间”(即社会)——正值在基层行政机关工作期间。这肯定不是我“最富于创造性活动”的时期,但却绝对是最富于启发性活动的时期。
     
      左氏之问: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最富于创造性活动”的时期,通常会出现在什么年龄段?
     
      也许,并非每一位科学工作者都有属于自己的“最富于创造性活动”的时期。至少年届五旬的鄙人(从事学术工作已经二十年了),至今还没有出现“最富于创造性活动”的时期。也许,今后会出现;也许,永远都不会出现。
     
      “即使完全不提这一点,明确规定技术专利权的工作,对我来说也是一种真正的幸福。它迫使你从事多方面的思考,它对物理的思索也有重大的激励作用。总之,对于我这样的人,一种实际工作的职业就是一种绝大的幸福。”
     
      实不相瞒:当我刚刚跨出校门、初次踏入这个陌生而又神秘的社会的时候,我的内心是相当期待和颇为兴奋的。与其说我热爱工作岗位,不如说我痴迷社会现实——一切都感觉那么新鲜、那么奇异、那么有趣……对,我就是一只出笼的小鸟。我每时每刻都沉浸在无边的快乐之中。
     
      热爱思考,主动而非被动的思考,是我这种人与生俱来、不可更改的本性。思考什么?当然是思考一切——一切我可能思考的事物——远不限于我的本职工作。当然,我在工作范围内和外的思考,确实对我日后从事的学术研究工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基础作用。
     
      总之,对于我这样的人,一种填补人生经历空白的混迹世俗社会的实际工作的职业无疑就是一种绝大的幸运。
     
      “因为学院生活会把一个年轻人置于这样一种被动的地位:不得不去写大量科学论文——结果是趋于浅薄,这只有那些具有坚强意志的人才能顶得住。然而大多数实际工作却完全不是这样,一个具有普通才能的人就能够完成人们所期待于他的工作。作为一个平民,他的日常的生活并不靠特殊的智慧。如果他对科学深感兴趣,他就可以在他的本职工作之外埋头研究他所爱好的问题。他不必担心他的努力会毫无成果。”
     
      诸位请看:逼迫教学科研人员撰写“大量”学术论文的体制,早已有之、广已有之,绝非今日中国之创举。这应该是发展阶段使然,与婴幼儿尿炕是一个道理。
     
      至少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年轻的学者是根本就不可能避免“浅薄”而达到深刻的——实在是经历、阅历不允许。一个人五十岁之前的作品,最多也就只能算是练笔的习作。可搞笑的是,有很多著名专家学者,很早便已出名,在确立地位之后,在五十岁之前甚至是之前很久就已经不再从事真正的学术工作了。一个没有三十年以上潜心耕耘期的人,几乎不可能成为大师级人物。
     
      坚强意志对于学术研究而言,作用相当有限。
     
      论文绝对不少,扯淡比例很高。
     
      对于绝大多数实际工作而言,智商不是必备条件、也不是拦路猛虎。但是,对于学术工作而言,智商这个东西则是相当重要且必要的基本要求,否则的话,学术作品的表现会很尴尬、很难看的,学术生涯也会很暗淡、很无趣的。
     
      作为一个平凡人物,就意味着他必然没有特殊的智慧、出众的智商。不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他都不可能风生水起、创造奇迹。这样的人是不会介意我的这一结论的,因为他们根本就不会看也不想看本文。
     
      我坚信:对科学深感兴趣的人,不可能智商太低(与情商高低无关)。即使只是停留于业余爱好者的层面。
     
      业余爱好者与专业工作者,确实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主要还不是身份、职业的不同,而是素质、能力的差距。极为罕见的极其优秀的业余爱好者完全有可能会转化为专业工作者。
     
      担心,又有什么用呢?能否做出成绩、取得成就,这可不是当事人主观意志所能够决定的。终其一生而“毫无成果”(当然应该仅限于那些真实、有效的成果了),这应该是绝大多数专业工作者命中注定的悲剧结果。
     
      “关于在伯尔尼的那些愉快的年代里的科学生涯,在这里我只谈一件事,它显示出我这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思想。”
     
      我当然也会扪心自问:到底什么是“我这一生中最富有成果的思想”?如果不出意外的话,这个问题应该留待在我的临终遗言中去揭晓最终答案。
     
      “自从引力理论这项工作结束以来,到现在四十年过去了。这些岁月我几乎全部用来为了从引力场理论推广到一个可以构成整个物理学基础的场论而绞尽脑汁。”
     
      从广义相对论问世到该文写作,已经过去整整四十年了。对于一位行将就木的七十六岁的老者而言,四十年是多么奢侈的一段人生岁月呀。可是,结果呢?从引力场理论到场论的全部思想,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是一声叹息,而不是一阵嘲笑。
     
      不成功,不一定不可敬!更何况,从过程而非从结果来看,爱因斯坦已经成功了。
     
      中国古训: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没有哪个奇迹是随心所欲就可以缔造的。
     
      在追梦的道路上,我们都是人生赢家。
     
      “问题究竟怎样,我们想起莱辛的鼓舞人心的言词:为寻求真理的努力所付出的代价,总是比不担风险地占有它要高昂得多。”
     
      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既没有终极的终极问题,也没有终极的终极答案。
     
      我自认为:我也是一个追求、探寻未知的真理之人,为此我也已经、正在并即将付出巨大的代价。尽管有太多的人仅仅满足于认知、接受已知的真理并且还能够从中大大的受益。
     
      在心驰神往、甘之如饴的自我实现的美妙过程中,我只事耕耘,不问收获。
     
      2019.12.05.于首都师范大学本部教师公寓

    【作者简介】
    左明,北农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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