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婚型强奸幼女案”该如何了结
2020/9/14 11:19:34  点击率[31]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刑法学
    【出处】微信公众号:法学学术前沿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关键字】强奸幼女
    【全文】

      近日接受一起有意思的咨询案件:A省农村17岁男孩甲与13岁女孩乙,在家人的安排下“结婚”了,次年生育一子丙,现已7岁。因丙入学需要户籍手续,甲乙先去补办了结婚证,接着去派出所补上户口遇到了大麻烦。民警认为内含重大案情,经报请领导决定,以涉嫌强奸幼女罪将甲刑事拘留了。现一家人急得像热锅里的蚂蚁。
     
      顺嘴的问题便是,就算当年甲的行为成立犯罪,现在还能刑事追究吗?当地“早早婚”现象还不少,这起“结婚型强奸幼女案”的走向将会如何或者说应当如何呢?
     
      从刑法规定来看,当年17岁男性奸淫13岁幼女,无疑成立了强奸罪,依法还应从重处罚。该罪的一般法定刑为3至10年,情节恶劣等5种情形,法定刑升格为10年以上、无期或死刑。
     
      甲的行为就算情节一般,法定最高刑也为10年,经过15年不再追诉;若属于情节恶劣,则过了20年才不予追诉,认为还需追诉的须经最高检核准。因此,无论怎么计算,甲的行为都还在法定追诉时效之内。
     
      曾有司法解释规定,已满14周岁不满16周岁的人偶尔与幼女发生性关系,情节轻微,未造成严重后果的,不认为是犯罪。这应属对未成年人之间偶尔性游戏的宽容政策。但本案明显不能适用,因为甲已满16周岁;而且“结婚刑奸幼”,不属于“偶尔发生性关系”,无法用该规定为其除罪。
     
      我国曾有司法解释,第一次为强奸,后来发展成多次通奸关系,就不再以强奸罪追诉了。本案若搁在当时,自然可认定无罪。可能因为前行为构成犯罪就是犯罪,后行为使前行为合法化在法理上存在悖论,该司法解释后来被废止了,也不能成为本案的救命稻草。
     
      这样说来,警方以强奸罪追诉甲,应该没有法律障碍。但从情理上、法理上讲,又似乎值得商榷。
     
      从情理上讲,现在甲乙丙一家三口生活得挺幸福,从来没有人报案,乙也无从觉得自己是受害人,法律却要强力介入私人生活,生生将一家人拆散,似不合情理。
     
      从民法上讲,甲乙当年未达到法定婚龄,长期同居并生育孩子,很难受到婚姻法的保护。若双方中任何一方未达到法定婚龄(男22周岁,女20周岁),通过伪造年龄领取了结婚证后又要求离婚,法院应让其改变案由,即申请确认婚姻无效而不是请求离婚。可是,若双方领取结婚证时有一方未达到法定婚龄,起诉请求确认婚姻无效时都已达到法定婚龄,则得不到法律支持,因为婚姻无效的情形已经消失,此时的婚姻关系已经确定有效了。对此,有司法解释明确规定。
     
      现在本案的情形是,甲乙都已达到法定婚龄,而且一起到婚姻登记机关补办了结婚登记,完全成为合法夫妻。此时再来追究甲过去婚姻违法的行为,容易让人想起亨利的《警察与赞美诗》,行为人违法犯罪时无人管,想过合法生活了却被抓进了监狱,感到挺荒诞。
     
      可是,司法机关因故知晓案情后,若装聋作哑视而不见也不合适,有渎职之嫌,因为强奸罪毕竟是重罪,不是一般自诉案件,不属于不告不理的范畴。从法社会学意义上讲,有些落后的农村地区,存在很低年龄即结婚的“早早婚”陋习,法律也不应纵容,该追究的应大胆追究,只是应尽快发现尽快查处才好,像本案到双方都是合法夫妻后再来追究,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都会很差。因此,有这种陋习的农村地区政府主管部门应经常送法下乡,对村民进行婚姻法的普法教育,并时常进行婚姻状况摸排调查,发现问题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达到处理一案教育一片的效果,从而从而达到逐渐减少并最终杜绝类似案件再次出现。
     
      本案的发生即与当地普遍存在幼女“早早婚”陋习密切相关,否则早有人报案。此案要机械适用法律处以重刑并不合适,甲当年才17岁,还是一个孩子,在婚姻问题上受人摆布,若追究其犯罪,双方家长、监护人恐怕应是教唆犯,且负主犯责任,而不能只追究甲。若在15年追诉时效内一概追诉,可能会拆散诸多家庭,人为地制造社会秩序的不稳定,是否合适,值得商榷;又因时过境迁,证据收集十分困难,查处起来难度一定很大,司法机关对此动真格,简直就是自寻烦恼。
     
      还应看到,虽然当地“早早婚”陋习的社会危害性极大,但这是应加强普法教育的社会问题,不能直接将其评判为“本案的社会危害性极大”,反而应作为一个大大减轻个案责任的因素。量刑时还应考虑:甲当时未成年,这是一个“应当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的情节;若其还存在不情不愿,屈从父母的情形,可按胁从犯“减轻或免除”处罚;本案还应按被害人最大谅解来对待;这类案件对女性被害人心理伤害并不大,尤其没有普通被强奸者的受辱感和羞耻感,对所在社交圈子的社会秩序之影响也很小,等等。
     
      综合各种因素来评判本案的社会危害性,恐怕对甲适用免除刑事处罚较为妥当;至于甲乙父母,在案件发生上虽起教唆主导作用,因其乃无知和当地陋习使然,也不必科刑太重,而且适用缓刑不至于有社会危险性,因而可考虑在3至10年法定刑幅度内从轻并可从最轻处罚(不宜作减轻而低于三年处罚),可判处三年有期徒刑并适用缓刑。这样,既从法律上对这类行为给予强烈的否定评价,教育本人和他人,也体现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各方都好接受,不至于因处罚过重而引发没完没了的申诉和上访。
     
      著名法律学者梁治平教授点
     
      (本文作者提供)
     
      这确实是很棘手的一个案件,一方面觉得这种情节有点离奇,另外一方面也可看成是一个有相当代表性的一种平常案件。我觉得法理上,这里可讨论的东西很多,也可以很深入去讨论。我觉得你的分析挺好,基本上就是这个思路,我是非常赞同的,法律之外还有情理,你可以说这是中国传统。其实其他国家的法律,也不是不考虑这些东西。法律之外有常识,有社会性规范,也有一般人的感受,日常生活的那种感受,还有现有秩序的价值。这些东西其实都不能够简单地适用法律条文来解决。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情理是普遍的,更不用说中国社会特别注重这种东西。所以,你要去说服人的时候,不管是旁观者、第三者,还是当事人,这个都还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你的分析很好,真的是很难取舍很难做,当然说具体怎么样处理是最好的,还可以再去啊细致地考虑。

    【作者简介】
    刘昌松,北京慕公律师事务所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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