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新规》司法适用重点问题解析(上)
2020/8/26 8:12:04  点击率[372]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合同法;民法典
    【出处】微信公众号:深度诉讼论坛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摘要】本次《修改决定》共计26条,涉及范围广,修改力度大,是新形势下最高法院为服务大局而对原于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的一次全面修订。笔者拟选择多个重要修改内容为课题,从应如何精准进行司法适用的角度对这一民间借贷新规定展开解析。
    【中文关键字】民间借贷;司法适用;解析
    【全文】

      【作者按】
     
      2020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最高法院审委会副部级专委贺小荣及民一庭有关负责人出席。
     
      根据2020年8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09次会议《关于修改〈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的决定》,最高法院发布了新修订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
     
      本次《修改决定》共计26条,涉及范围广,修改力度大,是新形势下最高法院为服务大局而对原于2015年9月1日施行的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下称“原司法解释”】的一次全面修订。
     
      应该说,此次修改决定的各条款内容有繁有简,文字修改量有多有少。但即便是极少字数的修改条款,应当虑及的司法实务问题依然众多,故司法实务工作者不能以修改内容的繁简或文字的多少来判定其重要性。
     
      相反,法官、检察官和律师均必须站在以《民法典》统领我国民事法律体系的视角高度,从“法的融合性适用”之角度出发,精准理解和适用该司法解释新规,绝不能望文生义、不求甚解,力戒司法审判中的教条主义、机械司法之弊!
     
      笔者拟选择多个重要修改内容为课题,从应如何精准进行司法适用的角度对这一民间借贷新规定【下称“借贷新规”】展开解析。
     
      【正文】
     
      第一部分:《借贷新规》第二条中的案由适用问题,以及案由甄别与诉权保障的关系
     
      《借贷新规》第二条规定:“出借人向人民法院提起民间借贷诉讼时,应当提供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以及其他能够证明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证据。
     
      当事人持有的借据、收据、欠条等债权凭证没有载明债权人,持有债权凭证的当事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的,人民法院应予受理。被告对原告的债权人资格提出有事实依据的抗辩,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原告不具有债权人资格的,裁定驳回起诉”。
     
      相对于原司法解释,该条将“起诉”一语修改为“提起民间借贷诉讼”;将“审理”一词修改为“审查”。
     
      对此,在司法适用中应当注意下列问题:
     
      一、《借贷新规》第二条调整的范畴是原告将案由选择为“民间借贷纠纷”的债权债务案件。
     
      因此,如果当事人选择的不是该案由,则不受该司法解释调整。这是一般理解,但存在诸多除外情形。
     
      诸如,当事人选择了上一层级的案由“借款合同纠纷”,或是选择的是普通债务纠纷案由,或是选择了“企业借贷纠纷”案由等,均不属于该借贷新规调整的范畴。
     
      二、案由甄别与适用的司法难点问题
     
      1,必须明确民事案件案由的性质与功能。各级人民法院不得将《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等同于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案件受理条件,不得以当事人的诉请在《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没有相应案由可以适用为由,裁定不予受理或者驳回起诉,不得以影响当事人行使诉权。
     
      2,法官对案由的界别,应当上升到“精准适用法律”的高度来认知,否则即构成错误适用法律的情形。如果错误适用案由且导致裁判结论错误的,则此举将可能直接导致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六)项被触发,从而构成启动再审的法定事由。
     
      3,应注重“复合案由”或“并列案由”的适用问题。按照最高法院于2011年2月18日发布的《关于印发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的通知》【法〔2011〕42号文】第三条“适用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规定》时应注意的几个问题”之第3项规定:“同一诉讼中涉及两个以上的法律关系的,应当依当事人诉争的法律关系的性质确定案由,均为诉争法律关系的,则按诉争的两个以上法律关系确定并列的两个案由”。
     
      三、根据上述案由适用难点,在适用《借贷新规》第二条时应当注重对当事人的诉权保护,而不应轻易适用“驳回起诉裁定”的审查结论
     
      1,本条中的“驳回起诉裁定”不能与案件受理环节的“不予受理裁定”之功能混淆。在案件的受理环节,适用形式审查原则和登记立案制度,故对案件立案事项应当“宽进”。
     
      2,本条“驳回起诉裁定”仅仅适用于原告不是“真实债权人”的情形。
     
      而且,此处的审查视角尚不能扩张至对“债权的合法性”进行审查的程度。因为“债权真实性”与“债权合法性”二者的逻辑关联是,如果原告是真实债权人,但其债权不一定合法;如果原告不是真实债权人,则其债权一定不合法。因此,只有当审查结论清晰地指向原告不是真实债权人时,才可以在案件受理后作出“驳回起诉裁定”。
     
      必须谨记,原告被驳回起诉是因为债权凭证本身未载明其为债权人,加之被告的抗辩理由和证据充分,足以证实原告持有该未具名债权凭证并没有相应的基础法律关系作为支撑,所以原告不是真实债权人,此时方能适用驳回起诉裁定。
     
      相反,如果债权凭证本身记载了原告为债权人,则经审理后,其“债权”不合法或不具有司法可保护性因素的,则此时与原告的诉权无关,而是应当适用“驳回诉讼请求”这一实体判决方式处理。
     
      3,本条中,对法院的“审查”方式应当作扩张解析。
     
      一类是案件经过开庭审理的,则庭审就是其“审查”方式;二是在答辩阶段被告方提出充分依据的,则法庭经询问或听证审查后,亦可以作出驳回起诉裁定。
     
      实务中,第一种审理审查方式应当是主渠道。因为当事人的债权人主体资格涉及到对个案“基本事实”能否正确认定的问题,如果未经庭审程序的严格质证即轻易作出对关键性基本事实的认定,极易落入民事诉讼法第二百条第(二)项规定的再审法定事由的调整范畴,从而存在着对驳回起诉裁定启动再审的可能。
     
      4,如果原告案由选择错误,但案件本身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则法庭应当履行释明职责,原告可以变更案由或诉讼请求,而不得迳行裁定驳回起诉。
     
      原告案由选择错误存在多重情形,一是根本没有在诉状中记载案由;二是记载的案由是其对法律关系认识错误所致;三是刻意隐瞒真实法律关系,故意选择被简化的“民间借贷纠纷”案由;四是提起虚假诉讼。
     
      (1)对于第一类问题,法庭应当要求原告进行补正。
     
      (2)对于第二类问题,法庭应当履行释明职责,其释明职责的依据包括原《民事证据规定》(2002年4月1日施行)第35条和新《民事证据规定》(2020年5月1日施行)第53条的规定:
     
      “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主张的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与人民法院根据案件事实作出的认定不一致的,人民法院应当将法律关系性质或者民事行为效力作为焦点问题进行审理。但法律关系性质对裁判理由及结果没有影响,或者有关问题已经当事人充分辩论的除外。
     
      存在前款情形,当事人根据法庭审理情况变更诉讼请求的,人民法院应当准许并可以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重新指定举证期限”。
     
      (3)对第三类问题和第四类问题,如果能够审查清楚的,应当适用“驳回起诉裁定”处理。
     
      5,如果原告选择的是复合案由或并列案由,只要其中一项涉及民间借贷纠纷的,或者其中任何一项案由属于人民法院主管的,则不应当适用驳回起诉裁定,而是应当通过释明与诉请变更机制来保护当事人的诉权。
     
      很显然,如果要精准适用本条修改决定,则必须将之放置到整体民事诉讼法的体系中考量,不能仅仅局限于文字性表象含义,从而避免对应当由人民法院主管的案件反而错误地作出驳回起诉裁定的结论。
     
      第二部分:《借贷新规》第九条中对民间借贷合同的“成立”与“效力”进行分别审查的问题。
     
      《借贷新规》将第九条修改为:
     
      “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视为合同成立:
     
      (一)以现金支付的,自借款人收到借款时;
     
      (二)以银行转账、网上电子汇款等形式支付的,自资金到达借款人账户时;
     
      (三)以票据交付的,自借款人依法取得票据权利时;
     
      (四)出借人将特定资金账户支配权授权给借款人的,自借款人取得对该账户实际支配权时;
     
      (五)出借人以与借款人约定的其他方式提供借款并实际履行完成时。”
     
      笔者认为,在司法审查中,实务工作者应当正确认知下列各类法律问题
     
      一、消除“实践性合同”的狭隘视角,应依据《民法典》对合同的“成立”相较于“效力”问题进行前置审查
     
      2015年9月1日施行的原司法解释的规定是,“可以视为具备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关于自然人之间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原解释之所以将之直接界别为“生效”要件,是由于受到合同法关于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规则的约束,因而只是从合同的“生效”要件来审查民间借贷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此举忽视了“生效”要件的前置条件是合同的“成立”与“有效”。
     
      从法理上而言,合同的成立、效力与生效三者之间的关联性是,如果合同没有成立则无从审查合同的效力;如果合同成立但合同属于无效的,则该合同即便全部实际履行完毕,也不能“生效”;如果合同成立且有效,才能审查合同是否生效。在没有法定或约定限制条件时,合同的成立、效力和生效三种状态应当是同步的。如果存在合同法第45条或民法典第158条、159条规定情形的,则合同的成立与生效状态存在时间差或阶段差。
     
      目前,民法典第679条明确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成立。因此,民法典对原合同法关于民间借贷合同的“实践性”规则已经作出重大修正,故最高法院本次修订中关于“可以视为合同成立”的规定完全符合民法典的立法精神。
     
      二、《借贷新规》删除“或者通过网络贷款平台等”一语,完全符合当前我国针对网络金融乱象进行治理整顿的政策导向。
     
      2015年出台原民间借贷司法解释时,网络金融平台多数打着“互联网经济创新”的旗号,它们纷纷曲解李克强总理于2014年9月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关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讲话精神。数年间,此类平台以“金融互联网+”的名义,设立了诸多融资平台。
     
      其时,社会各界对“网络贷款平台”的社会危害性尚认识不足。最高法院从保护金融创新的角度出发,在原民间借贷司法解释中对其予以肯定,自然有其历史局限性。
     
      此后,经过短期的活跃后,互联网贷款平台爆发了多宗老百姓血汗资金被血洗的恶劣“暴雷”事件。所谓的“网络贷款平台”几乎成为网络金融诈骗的代名词。
     
      在新形势下,最高法院果断删除对“网络贷款平台”借贷行为的肯定性规定,这是完全正确的。
     
      第三部分:《借贷新规》第十四条中对“职业放贷”行为的抑制及对“职业放贷人”的甄别
     
      一、最高法院《修改决定》对第十四条作了重大修改,新规定为: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
     
      (一)套取金融机构贷款转贷的;
     
      (二)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或者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
     
      (三)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四)出借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借款人借款用于违法犯罪活动仍然提供借款的;
     
      (五)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六)违背公序良俗的。
     
      上述新的规定,相对于原司法解释第十四条而言,有了如下重大变化:
     
      (一)对“套贷、转贷”的认定,只设置了一项客观认定标准。
     
      即借贷资金是否来源于金融贷款;取消了“高利转贷给借款人,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的条件限制。
     
      此处的“套取”应当作两种解释:
     
      一是其原初向银行申请贷款的目的就是为其对外进行民间借贷筹集资本;
     
      二是其原初贷款目的合法,但贷款发放后,其转移贷款用途,而将金融贷款用作民间借贷资金。
     
      前述两类情形是均构成本条调整的贷款“套取”行为,也即“套取”银行贷款并不限于有预谋、有目的的借贷融资,也包括将正常信贷资金“挪用”为民间借贷资金的情形。
     
      (二)应当将“套取贷款”和民事性的“骗取贷款”行为及刑事性的贷款诈骗犯罪互相区分。
     
      根据《刑法》规定,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编造引进资金、项目等虚假理由、使用虚假的经济合同、使用虚假的证明文件、使用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超出抵押物价值重复担保或者以其他方法,诈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
     
      显然,民事性的“骗取”贷款是民事欺诈的一种表现形态,其主要以虚构用途为表征,但不具有“非法占用目的”,其法律后果是债权人撤销权的启动,但不必然为无效;
     
      贷款诈骗罪则以非法占用为目的,实施各类真真假假的欺诈手段,而且其诈骗手段不是单纯地全部以虚假文件为要件,也可能部分文件和资料是真实的,但行为人始终不变的行为本质是“非法占有目的”,且金融机构无法通过保证责任、抵押责任等实现由第三方清偿贷款的目的,从而导致金融债权本息处于“灭失”的状态。
     
      套取贷款、骗取贷款或贷款诈骗所得资金都可能被用于民间借贷。但后者应当归属于刑事法律责任调整,由刑事追赃制度体系对民间借贷和金融债权进行处置;前两者则仍然属于民事法律调整的范畴,应当通过民事裁判进行处理。
     
      (三)取消了借款人的“明知”条件;根据《民法典》立法精神将“其他企业”修改为“营利法人”
     
      由于取消了“高利转贷”和借款人“明知”的条件,因此无论借款人是否实际明知或应当明知;无论民间借贷是低息或高利,均受本条调整,均应当认定为无效民间借贷行为。
     
      同时,将“其他企业”修改为“营利法人”,是对民法典法人制度的遵循。
     
      (四)契合“扫黑除恶”斗争常态化的需要
     
      在原解释限制“以向其他营利法人借贷、向本单位职工集资”的基础上,明确禁止“以向公众非法吸收存款等方式取得的资金转贷的”的行为。此项扩张性规定,完全符合当前扫黑除恶斗争的需要,也符合扫黑除恶“常态化”下的前瞻性要求。同时,取消了“且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的条件。
     
      增设了“职业放贷人”的认定条款,即“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
     
      (五)删除了原司法解释“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的”,代之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强制性规定的”。
     
      其中的区别是,不再强调该强制性规定是否为“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因为“效力性”一语来源于最高法院合同法《解释(二)》第十四条的规定,该条认为“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五)项规定的”强制性规定“,是指效力性强制性规定”。
     
      但是,民法总则和民法典“总则编”第153条中则取消了关于强制性规定是否分为效力性和管理性的区分规则,统一规定为:“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但是,该强制性规定不导致该民事法律行为无效的除外”。
     
      因此,司法实践中应当注意,在适用民法典第153条时,首先要想到与民法典第143条进行关联;反之亦然。143条的规定是:具备下列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有效:(一)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二)意思表示真实;(三)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应该说,与民法典第143条真正有最密切关联性的民法典法条只有一条,即民法典153条。因为,二者在逻辑上不是“矛盾关系”,但却是“反对关系”,只有将二者结合才能在逻辑上具有“周延性”。
     
      而且,只有将143条和153条结合起来研究,才能清晰地解析民事法律行为的“效力制度”体系。
     
      二、对“职业放贷人”和职业放贷行为的司法认定
     
      根据最高法院民一庭负责人的“答记者问”所披露的信息,近几年,随着民间借贷的迅速发展,放贷人的职业化倾向越来越明显,出现了所谓“职业放贷人”,就是出借人的出借行为具有反复性、经常性,借款目的也具有营业性。
     
      (一)认定“职业放贷行为”的规范性依据之一
     
      2018年4月银保监会、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人民银行联合下发了《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维护经济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未经有权机关依法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设立从事或者主要从事发放贷款业务的机构或以发放贷款为日常经营活动。”职业放贷人的行为,实际上变相违反了该规定,属于从事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如果数量、金额过大,可能会对正常金融秩序产生危害。
     
      (二)认定“职业放贷行为”的规范性依据之二
     
      2019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制定了《关于办理非法放贷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其中规定,“一、违反国家规定,未经监管部门批准,或者超越经营范围,以营利为目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扰乱金融市场秩序,情节严重的,依照刑法第二百二十五条第(四)项的规定,以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
     
      前款规定中的‘经常性地向社会不特定对象发放贷款’,是指2年内向不特定多人(包括单位和个人)以借款或其他名义出借资金10次以上。贷款到期后延长还款期限的,发放贷款次数按照1次计算”。该规定是有关“职业放贷人”犯罪行为的认定标准。
     
      上述司法政策文件的价值在于,可以将刑事政策文件借鉴于民事案件中,从而对是否为“职业放贷人”作出认定。当然,在民事司法领域被认定为职业放贷人,并不意味着必然构成相关犯罪。
     
      (三)认定“职业放贷行为”的规范性依据之三
     
      2019年11月,《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即“九民会议纪要”第53条规定:“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以民间借贷为业的法人,以及以民间借贷为业的非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从事的民间借贷行为,应当依法认定无效。同一出借人在一定期间内多次反复从事有偿民间借贷行为的,一般可以认定为是职业放贷人。民间借贷比较活跃的地方的高级人民法院或者经其授权的中级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具体的认定标准”。
     
      依据上述司法解释和司法政策性文件的规定,这次修订司法解释时,在第十四条“认定民间借贷合同无效”条款中,增加了第(三)项“未依法取得放贷资格的出借人,以营利为目的向社会不特定对象提供借款的”,就是对职业放贷行为作出的限定。
     
      (四)适用《借贷新规》必须对职业放贷行为的民事法律后果采取“两分法”处理规则
     
      目前,一系列金融政策、司法政策均已经明确了对“职业放贷人”和职业放贷行为进行限制与打击的态度。《借贷新规》同时取消了借款人关于对职业放贷行为性质、资金来源等问题“借款人事先知道或者应当知道的”的条件。这就给司法实践提出一个问题:如果民间借贷的借款人主动向法庭“申告”其“明知”贷款人的资金来源具有违法性或违规性,该类借款人以此请求法庭确认借款合同无效并否定原约定借款利率的效力的,则人民法院应当如何处理?
     
      同样的问题是,如果债权人举证证明借款人存在上述“明知”情形的,则应当如何确定借款人的法律责任?
     
      笔者认为,应当采取“两分法”处理此类情形:
     
      一是对民间借贷合同及民间借贷行为依法确认为无效,对原约定的借款利率不予保护。同时,如果贷款人(出借方)即便是资金来源违规,即便其属于职业放贷人,但如其请求借款人支付以“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类似于此前的“同期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为标准的“资金占用利息”的,则应当予以支持。
     
      二是借款人对资金来源违法性、违规性明知的,则应当在扣除借款人承担资金占用利息之外,按照不高于合同约定利率的利息责任实施民事制裁,从而不使明知故犯的借款人不当获利。
     
      之所以要采取上述“两分法”处置原则,是因为一方面不能让职业放贷人获取高息;另一方面也不能让明知违法行为的借款人获取“不当得利”。同时,发挥人民法院“民事制裁”的司法功能,本身就是民事诉讼法赋予人民法院的一项重要职权,其对矫正民事主体的违法价值观,具有重要的作用。
     
      第四部分:《借贷新规》第十九条中对“虚假诉讼”行为的审查规则
     
      一、仅有两个字的修改,但极其重要!一举扭转了“三个弱化”的弊端
     
      修改决定对第十九条最重要的修改内容仅两个字,即在原司法解释“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一句后增加“之一”两字。
     
      一词之变,可谓乾坤翻覆。
     
      《借贷新规》第十九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时发现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严格审查借贷发生的原因、时间、地点、款项来源、交付方式、款项流向以及借贷双方的关系、经济状况等事实,综合判断是否属于虚假民事诉讼。
     
      因为原司法解释没有用“情形之一”来界别,而且用的是“综合判断”的审查标准,因此在司法实践中面对形形色色的虚假诉讼,因为个案不可能全部符合9类(除一项兜底条款外)虚假诉讼表现形态,从而导致对虚假诉讼的认定力弱化,对虚假诉讼的打击力弱化,导致受到权益侵害的当事人和案外人的证明力被弱化。
     
      借贷新规此项修正,虽仅增“之一”两字,但使得人民法院的审查职责和认定标准大大强化,对权益受到侵害的当事人和案外人的举证责任与证明标准却大为“减负”,从而极大地有利于打击虚假诉讼行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法发〔2016〕13号文《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1条规定,虚假诉讼一般包含以下要素:(1)以规避法律、法规或国家政策谋取非法利益为目的;(2)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3)虚构事实;(4)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5)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结合《借贷新规》第十九条规定,行为人只要具有其中九类列举情形之一的,或者具有“其他”虚假诉讼行为的,都可以被纳入司法审查和认定的范畴,而不能再被混淆为需全部具备九项条件才能认定的错误认知。
     
      二、否定虚假诉讼的主要司法价值是保护第三人和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一)应查明单纯的“诉讼欺诈”与双方串通类的“虚假诉讼”的区别。
     
      前者主要损害案件某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后者则主要是损害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中的第三人或案外人的合法权益。
     
      (二)对因虚假诉讼已作出生效裁判的,则应采取不同的救济方式对合法权益人给予救济。
     
      1,如果虚假诉讼的被侵权人具有民事诉讼法第五十六条规定的“第三人”资格的,则其可以提起第三人撤销之诉救济。
     
      2,如果虚假诉讼的被侵权人不具有上述第三人主体资格,但属于案外人中的必要诉讼参加人的,则可以提起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和案外人申请再审之诉。再根据虚假诉讼判决生效时的审级,区分不同的救济途径。
     
      (1)如果是一审生效的,直接追加该案外人为诉讼当事人,作出的判决可以上诉;
     
      (2)如果是二审生效的,则应当裁定发回重审,在重审程序中追加该案外人为当事人,作出的重审判决为一审判决,各方可以进行上诉。
     
      3,如果该案外人不是必要诉讼参加人的,则分两种情况处理:
     
      (1)该虚假诉讼判决是二审生效的,则应当直接按照二审程序审理,作出的裁判结论当事人不能再上诉。
     
      但是,如果该二审是以案外人再审事由启动的诉讼程序,则因为该审理程序本身属于“再审”性质,故其对二审判决不服的,则不能再向上一级法院申请再审,但可以向检察院申请民事检察监督。
     
      (2)如果该虚假诉讼判决是一审生效的,则该案以一审程序进行审理,作出的判决各方当事人可以上诉。
     
      如果该一审程序是以案外人申请再审事由启动的诉讼程序,则上诉后作出的二审判决亦属于“再审判决(裁定)”,如果此时案外人或原审当事人对此不服的,应当申请检察监督,而不能再向上级法院请求再审。
     
      4,无论基于何种情形对打击虚假诉讼启动的救济程序,根据最高法院关于打击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第10条规定,在第三人撤销之诉、案外人执行异议之诉、案外人申请再审等案件审理中,发现已经生效的裁判涉及虚假诉讼的,要及时予以纠正,保护案外人诉权和实体权利,即应当撤销原审判决,驳回虚假诉讼原告的诉讼请求。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师安宁,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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