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事虚假诉讼的概念内涵亟待厘清
2020/7/29 8:30:35  点击率[64]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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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类别】民事诉讼法
    【出处】《人民检察》2019年第23期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摘要】由于民事虚假诉讼的概念和内涵不够明确,导致司法实践中对它的识别和认定存在一定分歧。以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的《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和2019年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为指引,应当对民事虚假诉讼的识别形成以下共识:虚假诉讼包括双方串通和单方虚构,且虚假诉讼不限于“无中生有型”行为;虚假诉讼包括利用虚假仲裁裁决、公证文书申请法院执行行为,且虚假诉讼均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检察机关应当依法监督。
    【中文关键字】民事虚假诉讼;虚假诉讼罪;检察监督;指导性案例
    【全文】

      “虚假诉讼”这一概念有刑事语境和民事语境之分。在刑事领域,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设虚假诉讼罪,将“虚假诉讼”界定为“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行为,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出台《关于办理虚假诉讼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对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作了进一步明确,因此刑事语境下的虚假诉讼概念较为明晰。但在民事领域,“虚假诉讼”一词的概念和内涵并不明确。虽然最高人民法院于2016年发布了《关于防范和制裁虚假诉讼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其中提出了民事虚假诉讼的五个构成要素,但司法实践中对这些要素还存在不同认识。由于虚假诉讼行为的刑民交织特征明显,其双重语境之间也会相互影响。虚假诉讼的刑事概念有时有助于识别民事虚假诉讼,有时反而会带来一些干扰和分歧。因此,笔者认为,以下几个问题需要在司法实践中进一步明确,形成统一认识。
     
      一、虚假诉讼是否限于“双方串通”
     
      一般认为,我国法律中最早提出对虚假诉讼行为进行制裁的规范依据是2012年修改后的民事诉讼法。该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企图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侵害他人合法权益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请求,并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该法第一百一十三条也规定:“被执行人与他人恶意串通,通过诉讼、仲裁、调解等方式逃避履行法律文书确定的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情节轻重予以罚款、拘留;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这两个条文规定的情形中,都提到了当事人之间的“恶意串通”。随后,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编著的《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释解》(以下简称《条文释解》)中指出,构成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的虚假诉讼需要具备三个要件:一是当事人恶意串通,二是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三是侵害他人合法权益。[1]根据上述规定,最高人民法院也在《意见》中提出,虚假诉讼的通常要素之二是“双方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在学术界,有观点认为:所谓虚假诉讼,通常是指形式上的诉讼双方当事人共谋,通过虚构实际并不存在的实体纠纷(包括双方之间根本不存在实体法律关系以及虽存在实体法律关系,但并不存在争议两种情形),意图借助法院对该诉讼的判决达到损害诉讼外第三人权利或权益的诉讼。[2]可见,在识别民事虚假诉讼的最早阶段,理论界和实务界都认为当事人存在恶意串通是虚假诉讼的构成要件。
     
      然而,随着虚假诉讼行为入刑,实务界对虚假诉讼构成要件的认识开始发生变化。在刑法修正案(九)规定的虚假诉讼罪中,叙明的罪状是“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这里并没有要求当事人之间必须存在恶意串通。从罪状表述上分析,虚假诉讼罪的构罪情节涵盖了“双方串通型”和“单方虚构型”两种方式。在法律解释方法上有“举重以明轻”之说,单方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行为既然能够构成处罚较重的刑法规定的虚假诉讼罪,那么当然足以构成处罚较轻的民事制裁意义上的虚假诉讼行为。《解释》则进一步明确了虚假诉讼罪的构成要件。《解释》第一条指明,采取伪造证据、虚假陈述等手段,实施下列行为之一,捏造民事法律关系,虚构民事纠纷,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一)与夫妻一方恶意串通,捏造夫妻共同债务的;(二)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债务关系和以物抵债协议的;(三)与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董事、监事、经理或者其他管理人员恶意串通,捏造公司、企业债务或者担保义务的;(四)捏造知识产权侵权关系或者不正当竞争关系的;(五)在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申报捏造的债权的;(六)与被执行人恶意串通,捏造债权或者对查封、扣押、冻结财产的优先权、担保物权的;(七)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合同、侵权、继承等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在上述七种情形中,第(一)、(二)、(三)、(六)种情形针对当事人恶意串通,第(四)、(五)种情形主要针对单方捏造,第(七)种情形明确陈述虚假诉讼罪罪状包括“单方或者与他人恶意串通”捏造身份或民事法律关系的其他行为。另外,该条第二款规定,隐瞒债务已经全部清偿的事实,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他人履行债务的,以“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论。这针对的也是单方捏造行为。
     
      《解释》之所以作如此规定,是因为虚假诉讼的本质在于诉的虚假性,而不在于当事人之间的串通性。不论双方串通还是单方虚构,虚假诉讼都破坏了正常的司法秩序,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在社会危害性及侵犯的客体方面没有什么区别。2019年5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了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其中检例第56号“江西熊某等交通事故保险理赔虚假诉讼监督案”就是一起单方虚构的典型案例。在该案中,周某伪造原告起诉状,假冒原告熊某的诉讼代理人提起虚假诉讼,还伪造公司证明和工资表,并利用虚假材料到公安机关开具证明,目的在于非法套取高额保险赔偿金。该案中,另一方当事人保险公司并未参与周某造假,也未与周某串通,相反,属于周某单方欺诈行为的受害者。周某的行为严重扰乱了诉讼秩序,损害了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经检察机关提出抗诉后,法院裁定撤销原审调解书,同时决定对周某进行民事制裁。[3]这一指导性案例清楚表明,民事虚假诉讼不限于双方串通,还包括单方虚构。对于单方伪造证据、虚构事实提起诉讼构成虚假诉讼的,检察机关应当进行监督。
     
      二、虚假诉讼是否限于“无中生有”
     
      2018年《解释》出台后,有专家就《解释》涉及的主要问题接受媒体采访,其中谈到《解释》明确规制对象,确定适当的处罚范围,将刑法规定的虚假诉讼罪限定为无中生有型捏造事实行为。[4]那么,是否民事虚假诉讼也相应地限定于无中生有型捏造事实行为?
     
      所谓无中生有型捏造事实行为,指的是凭空捏造根本不存在的民事法律关系和因该民事法律关系产生民事纠纷的情形。无中生有型捏造事实行为确实是最典型的虚假诉讼行为,但却不是虚假诉讼的全部。除了无中生有型行为,民事司法实践中常见的还有改变性质型和虚增金额型。改变性质型行为,指的是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一定的法律关系,但虚假诉讼行为人未按照双方之间法律关系的本来属性提起诉讼,而是将其伪造转化为其他法律关系提起诉讼,以此谋求不应有的民事权益。虚增金额型行为,顾名思义就是捏造部分事实,在双方当事人之间真实法律关系的基础上虚增金额,用部分假证据提起诉讼。这两种情形都不属于无中生有型捏造事实行为。那么,这两种情形能否构成民事意义上的虚假诉讼呢?笔者认为,当然可以构成。
     
      以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中检例第55号“福建王某兴等人劳动仲裁执行虚假诉讼监督案”为例。2014年,王某兴借款33.95万元给甲茶叶公司原法定代表人王某贵,多次催讨未果。2017年5月,甲茶叶公司因所欠到期债务未偿还,厂房和土地被法院拍卖。2017年7月下旬,王某兴为实现其出借给王某贵个人的借款能从甲茶叶公司资产拍卖款中优先受偿的目的,与甲茶叶公司新法定代表人王某福(王某贵之子)商议申请仲裁事宜。双方共同编造甲茶叶公司拖欠王某兴、王某兴妻子及女儿等13人共计41.47万元工资款的书面材料,并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2017年7月31日,仲裁机构作出仲裁调解书,确认甲茶叶公司应支付王某兴等13人工资款合计41.47万元,由武平县法院在甲茶叶公司土地拍卖款中直接支付到该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民工工资账户。在该案中,双方当事人之间确实存在基础法律关系,即存在33.95万元债权债务关系,提起诉讼并不是“无中生有”。然而,当事人伪造证据将普通债权债务关系虚构为劳动争议关系,改变了原本的法律关系属性,从而获得了本来不能享有的债务优先受偿权。经调查,检察机关向法院发出检察建议书,指出王某兴与王某福共同虚构事实获取仲裁调解书后向法院申请执行,法院据此裁定执行,损害了甲茶业公司其他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妨碍民事诉讼秩序,建议法院终结执行。武平县法院采纳检察建议,裁定终结该案执行。
     
      这一指导性案例表明,民事虚假诉讼并不限于“无中生有”。虚假诉讼罪限于“无中生有”,意图在于明确规制对象,防止刑事打击面过宽。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阐释,虚假诉讼罪司法解释将构罪行为限定于“无中生有”,只有达到定罪标准的才判处刑罚,但刑事司法解释要注意与民事诉讼法相关规定的衔接,确保对大部分虚假诉讼违法行为通过罚款、司法拘留等民事诉讼强制措施予以处罚。[5]而改变性质型和虚增金额型虚假诉讼行为,就属于不进入刑罚制裁但必须予以民事制裁的违法行为,检察机关应当进行监督。
     
      三、虚假诉讼是否限于“提起诉讼”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在其编著的《条文释解》中提出民事虚假诉讼的构成要件之一是“通过诉讼、调解等方式”,最高人民法院《意见》中指出民事虚假诉讼的要素之一是“借用合法的民事程序”,那么其范围应当如何理解?特别是“借用”公证、仲裁等程序骗取法院法律文书的,是否能够构成民事虚假诉讼?对这个问题,理论界一度存在不同认识。如有学者认为,利用虚假仲裁裁决、公证文书申请法院执行的行为属于虚假仲裁、虚假公证的范畴,其虚假性主要发生在仲裁阶段和公证阶段,应当通过规范仲裁和公证行为进行相应规制,而不必纳入虚假诉讼范畴。[6]
     
      《解释》对这个问题有了明确的意见。《解释》第一条第三款明确规定,向法院申请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或者在民事执行过程中以捏造的事实对执行标的提出异议、申请参与执行财产分配的,属于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以捏造的事实提起民事诉讼”。《解释》第二条进一步明确,以捏造的事实致使法院立案执行基于捏造的事实作出的仲裁裁决、公证债权文书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零七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妨害司法秩序或者严重侵害他人合法权益”。显然,“借用”公证、仲裁等程序骗取法院法律文书的行为既然能够构成虚假诉讼罪,当然足以构成民事意义上的虚假诉讼行为。对于达不到追究刑事责任立案标准的上述行为,可以通过民事强制措施予以制裁,检察机关可以进行法律监督。
     
      四、如何理解虚假诉讼“侵害两益”
     
      最高人民法院在《意见》中指出,虚假诉讼的后果要素是“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这里似乎把民事虚假诉讼分成了两类:一类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以下简称“两益”),另一类是不涉及侵害“两益”,只侵害案外人的合法权益。这样的分类方式,对于法院来说似乎没有什么不妥,但对检察机关而言却带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相当一部分民事虚假诉讼难以进入检察监督范围。这里所指的主要是法院以调解方式结案的虚假诉讼。这部分案件的比例相当高,据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统计,虚假诉讼案件中调解书结案案件占比达61%。[7]以调解方式结案的虚假诉讼案件,大都基于当事人之间恶意串通,案件当事人自然不会到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多数情况下需要由检察机关依职权进行监督。但依照最高人民检察院《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试行)》四十一条的规定,只有损害国家利益或社会公共利益的案件才符合检察机关依职权进行监督条件。换言之,不侵害“两益”的案件,检察机关不能依职权进行监督,串通勾结好的双方当事人也不会去申诉,被侵害权利的案外人又不一定能够及时掌握情况,因此这部分案件常常游离于检察监督视野之外,难以得到及时查处和纠正。另外,依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零八条之规定,发生法律效力的调解书不同于生效判决、裁定,只有损害“两益”的才符合抗诉或再审检察建议适用条件。因此,对于虚假诉讼的调解案件,即使有人来检察机关提出监督申请,如果不损害“两益”,检察机关也没有有力的手段进行监督。
     
      因此,需要反思一个问题:将虚假诉讼的后果要素区别为侵害“两益”和不侵害“两益”两类,是否妥当?笔者认为,这种划分方法忽视了虚假诉讼的一个重要特点,即虚假诉讼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虚假诉讼不同于一般的欺诈行为,它骗取的是法院的法律文书,因此它实际上是以司法机关为欺骗对象而实施的欺诈。虚假诉讼不论是否直接损害“两益”,由于其侵害了司法秩序,妨害了法院正常的审判活动,严重损害了司法公信力,因此都对“两益”造成了侵害。事实上,2012年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法学界已经开始反思将调解书的检察监督条件限制为损害“两益”的合理性。有观点认为,虚假诉讼的调解书,对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损害巨大,认为虚假诉讼形成的调解书只侵犯了案外第三人利益,而未损害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就如同认为盗窃行为只损害了财产被盗的公民的利益而未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一样荒谬。[8]
     
      目前,实务界已经逐渐形成共识,虚假诉讼均对“两益”构成损害。如2019年福建省公检法三机关在会签的《关于防范和查办虚假诉讼的若干意见》中明确规定:虚假诉讼行为妨害司法秩序,浪费司法资源,损害司法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应当认定为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在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中,检例第53号“武汉乙投资公司等骗取调解书虚假诉讼监督案”也是一起针对虚假诉讼调解书进行监督的典型案例。当事人以调解形式达到非法目的或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利用了法院的审判权,从实质上突破了调解各方私益的范畴,所处分和损害的利益已不仅仅是当事人的私益,还妨碍司法秩序,损害司法权威,侵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应当依法监督。[9]

    【作者简介】
    王玄玮,云南省人民检察院第六检察部副主任,法学博士,全国检察业务专家。
    【注释】
    [1]参见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民法室:《民事诉讼法修改决定条文释解》,中国法制出版社2012年版,第152-158页。
    [2]参见张卫平:《中国第三人撤销之诉的制度构成与适用》,载《中外法学》2013年第1期。
    [3]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江西熊某等交通事故保险理赔虚假诉讼监督案(检例第56号)。
    [4]参见周斌、张晨:《虚假诉讼犯罪仅限无中生有型行为》,载《法制日报》2018年9月28日第3版。
    [5]参见周斌、张晨:《虚假诉讼犯罪仅限无中生有型行为》,载《法制日报》2018年9月28日第3版。
    [6]参见周翔:《虚假诉讼定义辨析》,载《河北法学》2011年第6期。
    [7]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民事行政检察厅课题组:《民事虚假诉讼检察监督问题研究》,载《中国检察官》2015年第12期。
    [8]参见李浩:《虚假诉讼与对调解书的检察监督》,载《法学家》2014年第6期。
    [9]参见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四批指导性案例:“武汉乙投资公司等骗取调解书虚假诉讼监督案”(检例第53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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