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国际法理论之定位与重构:接榫国际政治的互动探究
2020/7/24 12:05:14  点击率[20]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国际法学
    【出处】《法学评论》2020年第4期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摘要】新时代国际法理论的探寻与重构,宜从突破国际政治在国际法研究内容和视野的认知与方法难点开始。人们对国际政治与国际法在实践中的联系和差异了解不足是产生困惑的根源。国际政治与国际法之间的区分与连接基于政治与法律之间的差异与沟通。政治与法律既各有独立的话语系统,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由此构成战略与战术、设计与工程的关系。国际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对国际政治战略层面设计的战术实施,是国际政治整体构思的工程落实。当然,限于自身的概念体系、规则框架和逻辑结构有其自身的工作范围局限,国际法不可能对所有的国际政治主张都予以有效支持。国际法的作业模式和实践特征决定了国际法的研究应当是以规范为焦点,以规范的生成、发展、效力为核心的研究,其特色的研究方法是充分利用法律概念、法律规范体系和法律逻辑,对于国际关系中的问题进行观察、论证或反思。
    【中文关键字】国际法理论;国际政治;法律;政治;法律工程;接榫;互动
    【全文】

      一、问题的提出:国际法宏观理论的前提
     
      新时代中国对于国际法的研究与应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特别期待在国际事务中的机遇与挑战要求中国学者基于中国的视野和经验提出自己的国际法论断、具有时代与国家烙印的国际法理论。[2]国际法的定位与方法就是其中重要的宏观方面。中国学者的很多国际法研究,经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一个学术观点被视为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进行研讨,而非国际法的立场;或者,有人认为,一份被称为国际法的研究并未针对法律问题,而只是针对政治问题。那么,一份研究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认为属于国际法,而不被认为是一个国际政治(或者是国际关系)[3]的问题?国际法与国际政治之间应当如何区分,又如何桥接?[4]什么才是国际法的正确研究方式和位置?[5]
     
      在实践中,人们最常遇到的困惑是,国际法和国际政治所处理的问题是不是同一类型的?如果是,那么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究竟是什么样的关系?[6]国际法自身存在的必要性何在?[7]国际法在什么意义上有其自身独特的价值,它为国家的外交起到什么作用?[8]一国的外交政策与一国的国际法主张之间具有什么样的联系和区别?[9]
     
      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的困惑,究其本质,关注点都聚合到了确立国际法的定位、了解国际法与国际政治(或者国际关系)的切分点与汇合点之上。只有在实践上理清了二者的差异与联系,才能够在理论上找到国际法研究自身的焦点和路径。基于这一理解,本文首先梳理政治与法律之间的动态联系与工作重点的区别,进而以“法律工程”的概念为基础,解读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联系区别。并且建立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之上,解读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学的接榫与分野。
     
      二、作为上位概念的政治与法律的关系
     
      从宏观联系的结构分析,国际法的上位概念是法律,而国际关系的上位概念是政治。所以,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需要先解开“政治-法律”的纽结。在政治与法律之间关系的议题上,最核心的疑问在于:法律是否应被视为具有独立性的正义原则,而不顾政治需要,执拗地坚持教条?这个疑问也可以反过来:法律是否可以被视为政治的仆从,完全不考虑既有的原则和规范,为政治主张予以支持?
     
      (一)法律与政治的范式分野
     
      政治与法律紧紧连接在一起,但是各有自己的话语系统。政治用实力和利益来衡量相关的事实、现象,表达自身的关切;而法律则将这些转化成权利、义务、责任、权力与服从、特权与豁免这样一些概念或成范畴,描述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现象,并基于这些范畴对于社会生活的未来发展提供基本的指针。[10]政治安排转化为法律制度和法律立场;法律则以其自身的表达方式,重述政治认可的局面,固化政治的结果,或者重现政治的结构、组织。[11]
     
      (二)政治与法律的实践衔接
     
      政治所形成的格局,无论是在公共行政领域,还是在公私关系领域,都需要演化成法律所实际或应当认可的格局,[12]更应当使用法律所实际或应当认可和保护的权益,也就是法益。在法学家看来,法律不仅能够为政治提供支持和证明,而且能够带来促动和建议,还可以用来让政治决策有更多可供反思和借鉴的经验与教训。[13]政治学也可能为法学提供一些基本的方向性判断。例如,何为政治正确、何为政治错误。也就是政治判断和抉择为法律的努力提供航标和灯塔。由此,在政治和法律之间构建起一种良性的关系。
     
      (三)法律支持政治的底线与界限
     
      必须承认,法律作为相对保守性、强调技术的规则,一般来说,不仅无法进行战略层面的规划和设计,而且它的适应程度是有限的,不可能对所有的目标和方向都予以支持。法律限于其自身的一些基本概念和范畴,如公平、正义、正当程序,可能由此会造成自身的限度。进而,法学的论证能力和论证范围,都是有限的。它只能在其技术话语所能够认定和支撑的领域之内与有效的证明。法律不可能为任何层次、任何强度的政治主张提供充分而有效的论证,在法学理论和工程所不能达到的方面,我们可以称为法学能力、理性所不及,也可以从伦理学的角度认定,这就是法学的界限或底线。也就是说,超越了法学的这个界限、低于法学的底线,法学就失去了论证的能力。因而就不能要求法律和法学对政治予以毫无保留、毫无条件、全面有效的推进论证。这与法律自身的方式和底线联系在一起。如果法律不能够成功地支持政治的指向或者构划,法律的理论家和实践者则表示其专业限度无法逾越,也就是法律有其自身的局限。
     
      三、国际法对国际政治中的战略承接与实施
     
      由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以及国家诉求的驱动,法律与政治的关系在国际社会尤其重要。如果说国内政治、国内法都已经相对成熟的话,国际政治和国际法则处于相对初级的阶段。此时,政治与法律的关系应用到国际层面就引生了一些非常突出的特点。
     
      (一)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关系的一般描述
     
      关于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的关系,一种较为偏激的认识是,国际法与国家的政治规划、国际政治的格局是孑然不同的,国际法研究关心着终极的正义和人类的良好关系,而政治则仅仅是争权夺利。所以二者道不同不相为谋,国际法研究最多仅仅是对政治进行批判和反思,而不可能对政治提出积极的建设性意见。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国际法研究就不仅必须与国际政治结合在一起,而且必须为国际政治进行注释和解读,它不应当举行批判性的反思,而应当对于现有的政治立场、政治选择给出扎实的论据。[14]
     
      如果我们将法律视为社会生活的调节器,那么,国际法就是国际社会生活的调节器。具体地说,也就是处理跨越国境的国家、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企业机构乃至于个人之间关系的相关规则的总体。[15]从这个意义上讲,尽管法律可能有一些自身独特的问题,也就是法律的逻辑、法律的体系等问题,但是,如果法律要针对现实社会中的真实事务,那就必然会具有一定政治、经济或文化因素,必然具有深度的国际社会背景,而不可能纯然是一个法律技术领域的问题。[16]例如,在分析国际是否、为什么遵守国际法的时候,研究者们除了进行统计分析,[17]还揭示出,国家会通过理性选择的方式决定是否遵从国际法。[18]由此可以说明,在很大程度上,国际法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的问题,而并不必然是其自身独特的问题。[19]
     
      (二)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决策的正向互动模型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的正向互动是相互推进的促动,也就是正反馈。作为二者良性关系的主要表现方式,正向互动主要体现为国际法对于国际关系的支持,[20]特别是由国际关系中的政治层次进行总体的宏观的价值指引和方向设计,由国际法来进行具体的排兵布阵、提供技术支持。[21]国际法通过准确的概念、明晰的规则和缜密的逻辑为国际政治的战略提供战术层面的落实。[22]也就是战略目标的战术达成,艺术构想的工程实现,经由这一进程,促动了国际关系的法律化。[23]例如,从全球的角度看,有的学者会考虑R2P从政治走向法律的问题;[24]从中国发展的角度看,如何证明中国在南海划定了断续线是符合国际法的,[25]如何证明中国对于钓鱼岛拥有主权,如何有效的解决钓鱼岛问题,[26]如何有效反驳南海仲裁案中相关国家和机构的程序立场和实体主张违背了国际法,[27]如何论证朝核问题的解决方案,这些都是国际法能够为国际政治提供智慧支持的领域和题目。
     
      当我们把国际法界定为国际关系的规则领域、规则方式、规则进程的时候,就确立了国际法对于国际关系进行观察、衡量和约束的地位。[28]国际法规则作为国家行为一般考虑的基本依据,有助于我们观察国家的行为方式,甚至预测国际社会的基本格局,国际关系的发展方向。[29]而同样作为标尺,国际法规则有助于我们评判哪些行为是正当的,哪些行为是不正当的;[30]哪些关系有可能遇到困难,哪些关系有可能受到广泛的认可和支持。[31]
     
      (三)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决策的负向互动模型
     
      负向互动是相互约束的制动,也就是负反馈。也就是二者相互亮出黄牌或者红牌,说明此种行动方式的问题与风险。其中主要是国际法方面的信息和判断为国际关系在战略落实方面提供一些技术和战术限制,也就是说,法律对于战略目标的手段限制和对于艺术构想的技术边界,这会使得国际政治的战略规划者知其所止,而对于法律方面则是有所不为。
     
      当我们把国际法界定为外交战略的战术完成的时候,我们又确定了国际法的限度。[32]作为一种工程性的努力,国际法的论证和研讨必然受制于基本技术,有一些是它不可能完成的任务。[33]就像不可能制造出永动机、桥梁的跨度、厅堂屋顶的跨度都受制于基本材料科学与技术的水平一样,国际法也不可能罔顾一些最基本的原理而任意提出论断;在质疑和反对一些公认的学说的时候,它也必须遵守基本的逻辑、尊重基本概念的既有含意,而不能完全任性地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论断、胡乱更改。
     
      (四)国际法对国际政治决策的支持路径
     
      根据前面初步确立的关系模型,我们可以论断:国际法理解和分析国际关系、外交决策的正确方式有很多。[34]良好的方式既包括从决策者的角度去分析,应当如何做出更为理智的决策;也包括从执行者的角度,考虑如何更好地执行相关决策。[35]
     
      例如,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的时候和美国和日本都通过联合公报、联合声明的方式互相确立了一些权利义务。在这些国际文件的性质上,中国是非常严肃的。不仅把它们看成国际条约,成为中国可以依赖的抓手,并且认为它们界定了国际法的义务,在对方违背义务时,还会以这些联合公报为依据,予以对一些国家的不正当行为表示反对和批驳。[36]而有些西方国家则可能并不把它们看成是条约,甚至认为相关的规定只是一种政治性的态度而已,没有明确的权利义务。那么,这种有分歧的态度,中国政府和学界究竟应当支持哪一种呢?应当认为是前者。也就是说,当我们仅仅把这些联合公报看成是双方的一种政治意愿、而不具有任何约束力的时候,我们站在了相对没有法律依据的地位;而另一方则有可能为所欲为。这种后果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是违背中国的利益的。在这种时候,我们应当认为中国的这种态度和做法是值得肯定的,而不是像某些学者所认为的是毫无意义的。
     
      与此相对应,美国在宪法中规定,其所接受的条约成为美国法律的一部分。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美国政府和相关部门发现,如果完全按照宪法的这种规定,对美国的利益来说是非常有危害的。所以他们进一步将条约进行了分类,分成可以自动执行的条约和不可以自动执行的条约。这种分类也是前所未有的、具有创造性的。我们把这种观点和策略看成是一种愚蠢鲁莽的行为,还是堪称对美国利益具有保护意义的重要举措呢?大多数学者都会倾向于后者。因为正是这样一种划分才使得美国政府有了更好的、更合手的理论依据,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继而,全世界的理论界和实践界对于美国所采取的举措都持支持态度,认可其存在并进而以实践为基础分析其操作的特点和方式,几乎没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愚蠢的、没有意义的、自寻苦吃的途径。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对于中国政府、特别是外交前沿的工作者在国际法领域的很多尝试、很多努力也应当抱着同情、理解、支持的态度,先把它当成一个既成的事实,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如何使之更为有效更为完善,而不是采取讥笑的态度,认为这是一个无聊的无意义的、注定不会产生任何积极效果的行动。由此可以联想到,中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在南海绘制了断续线。到现在为止,关于这些线的具体划分、这些线在地理和法律上的内涵,特别是相关国家的权利义务,还存在着诸多分歧。但是我们没有任何道理认为这些线本身是没有意义的。对中国政府来说,当我们对抗某些国家在南海的权利主张的时候,我们会提到这些线;当我们分析中国在南海所具有的权益的时候,我们会用到这些线;当我们声称对于南海的岛屿和相关海域拥有一系列的管理职能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到这些线。所以这些线是我们维护自身权利的重要基础,而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构成对我们利益的侵害。
     
      由此,还可以进一步推理,中国自2013年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上联“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是理念的流衍。下达区域、双边制度构设的操作,是实践的总纲。所以,这个倡议会在很多侧面促进新时代中国国际法理论的丰富和延展。其中有四个基石性的价值主张倡导着世界的法律方向,回应着全球的法律精神。首先是独立平等,也就是对于主权原则、国家彼此人格平等理念的倡导和尊重。这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相互一致的。其次是文化多元,这既表达了文化共存的理念,也表达了不同文化之间相互包容、相互理解、彼此尊重、择机互进的思想。第三是合作共赢,具体而言,就是在经济上要避免相互拆台、彼此倾轧,而是考虑创造合作的环境,为彼此取长补短建立基础。第四是公正有效,也就是国际法律制度不仅仅是一个存在于纸面上的说法,而应当是一个在现实中运行的体系;不仅仅是一种观念、一套文本,更是一套被广泛接受、运行于国际实践之中的制度机制。
     
      据此可以推论,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的良性互动,实际上既包括促进,也包括约束。法律工程意义上的创新必须以稳健为前提和原则,国际法话语既要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体现出对外交战略的支持,也应当清晰地认识到,在未能充分论证的时候,不得随意地提出一些新的概念和命题。[37]这也就是人们都熟知的“奥卡姆的剪刀”原则。而且,如同历史学一样,法律的论证和阐述要求周延的逻辑和丰富的证据。从这个意义上讲,法律、法学既有责任为政治提供服务,又必须清晰地了解且严守其科学和技术的底线边界。那些超越底线和边界的法律论述,或者被时代所抛弃,或者被后世所耻笑。
     
      四、作为法律工程的国际法实践
     
      法律工程就是以法律科学的论断和观察为基础,充分利用法律技术来达到一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目标的法律作业进程,包括法律的观念工程、制度工程、个案工程、话语工程等等。当我们讨论国际法的具体实证规范的内涵,也可能从社会的角度上考察这些规则在世界中运行的状态,但是我们很少考虑这些规则和国家之间的互动。而当我们考虑到规则对行为体的塑造作用,以及行为规范和对于规则的塑成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实际上,国际法理论的形成、演变,国际法规范与实践的运行、发展,既不意在一个静态的远景目标,也并不表征着一个简单的从一个起点到某一个终点的不可逆的过程,而是一个为了形成某种状态而不断的添砖加瓦、调试变革的工程。这种工程至少包括四个方面:
     
      (一)国际法的观念工程
     
      观念工程,就是将国际法存在方式、运行方式、运行效果的观点植根到国际关系操作者和国际法操作者的思想观念之中。攻击法在国际关系中存在,首先需要形成观念。如果能够在国际组织、国家甚至国家的外交官那里形成一种国际法意识,则整个国际事务就会更有可预期性。[38]无论其国际法观念以何种高度存在,只要确立起这种观念,就会远远优于没有建立起国际法意识。
     
      当然,特别需要说明的是,很多时候法律都试图塑造起一个人人诚信的模型,由此,国际法让所有的国家都认真遵循规则,或者在一国内部形成所有的人都认真遵守法律的秩序。但这仅仅是一种美好的畅想,相当于物理学中的理想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不仅是不存在的,而且与社会的真实结构、行为体的思考模式、行为方式相去甚远。由此,如果说在一个国家的内部,法律可以逐渐的形成一种观念、塑造一种信仰的话,那么在国际社会,国家作为最重要的行为体,作为法律规则的构造者,它就很难从信仰的角度确立起对法律尊崇的观念。
     
      在法律的体系中,一个良好而有效的假设也许并不是所有的法律生活中的行为体都诚实信用、公允善良,而是恰恰是经济学中的理性人:每个人都在积极地为自己的利益着想,努力利用法律、视法律为工具,去找寻有规则存在的漏洞或真空为自己服务,为自己的利益寻求借口。一个成熟的法律体系最适合在这样的情况下寻求发展,也就是逐渐使自己丰富和完善塑造企业团队,解决各种各样的因素的模型。
     
      由此,国际法的观念并不完全是国内法所倡导的遵纪守法的观念,更不是一个僵化拘泥于国际法原则和规则的观念,而是一个灵活有效利用国际法的观念。国际关系的操作者要了解国际法的基本概念、基本原则、基本规范,更要了解国际法存在着大量灰色区域的事实;要把握国际法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在,应用上存在着较多的技术可能这一状况。建立起适当的国际法思维,意味着既要关注国际法的存在,又不能拘泥于某些国际法的教条。也就是说,要明确的把握国际法的规范(例如,何为绝对豁免、何为限制豁免)和事实(例如,中国是不是联合国的会员国),不能够对这些规范有错误的认知;与此同时,又不能把既有的国际法规范、国际法的学说当成是真理(例如,认为条约的相对性是没有例外的),认为没有任何变革和提升的余地。
     
      (二)国际法的制度工程
     
      制度工程,意味着规范引领和规范参与,也就是在国际关系之中逐渐的积累起一系列的法律规则,逐渐建立起一系列的国际组织,并且用这些组织来实施这些规则,或者在国家之间通过非组织的模式运作这些规则,由此形成一个国家行为应当遵循的规范体系。以工程的态度来对待国际立法的总体思路和方向,以及具体的步骤,这是一个缜密筹划并进行议题设置、议题引领和议题参与的过程。所有国际法律制度的构建必须以国际政治架构为基础,在技术的层面予以充实和完善,而其最终效果也必然要国际政治的框架下检验。[39]在1945年,中国代表参加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和旧金山联合国成立会议,就是在战略层次和战术层次上的努力。这些努力在很大程度上为我们今天的国际法规则制定的工程提供了很多重要的经验和教训。
     
      在没有法律工程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人们研究的仅仅是法律具有什么样的属性、法律的结构、法律的内容,而没有充分考虑行为体与规则的互动,也就没有必要考虑法律所规制的对象——法律所关注的主体都是一些什么样的人。而当我们引入法律工程这样一个概念,突然之间,法律的主体、法律的对象就鲜活起来,我们就有必要去深入研讨法律究竟要面对一个什么样的社会,法律究竟规制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人,他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是什么样的,进而考虑法律如何构建和发展。特别是要深入分析在给定的社会体系之中法律与一系列社会行为体的互动过程,预期法律未来的方向和状态。基于高度的技术化、工程化思维,就会更为精细、更为坚实、更有效果,因而必须慎重地考虑法律规则自身的逻辑缜密性,不断使法律越来越细腻和严密。
     
      (三)国际法的个案工程
     
      个案工程,既包括一个国家针对某一项个案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包括积累材料、选取规则以及四处搜集法律证据,最终形成一个有效的证据链条;也包括从一个国际组织的角度,对法律情况进行事实调查和了解,并最终提出解决的方案。针对具体的问题,应如何看待美国推出针对港台的国内立法,[40]如何理解中国的政府承认与继承问题;[41]如何处理南海仲裁案[42]、孟晚舟引渡案,如何看待南海的岛礁建设与有关国家主张的航行自由问题,中国海外投资的保护与规制问题、国际经贸合作立法、中国国内法与国际法协调等一系列问题。[43]无论是一个国家针对一个案件的处理,还是包括联合国安理会或者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这样的组织机构针对一个情势的解决,都属于一种个案工程。
     
      以国家为主的国际社会行为体与国际法的关系并不符合“诚信模型”,而更符合“理性人模型”,国家在为自身利益斤斤计较的过程中促动了法律的完善,国家在为实现本国的外交目标而绞尽脑汁的过程中推进了法治的提升。[44]这符合在亚当·斯密《国富论》论断基础上推演出的“坏国家与好世界”的基本关系,也是国际法动态进程中为国家服务、为国际政治所需要的重要理由。所以国际造法和国家守法经常处于一种互相矛盾又互相促进的关系之中:通过国际法的确立,要努力避免国家钻法律的空子;而国家在涉及国际法的诸多个案里,就一定要努力找到法律的空子并且利用之,因为通过在法律的文本和实践先例中找到可资国家利用的规则,并维护国家的利益和立场,恰恰是国家在国际法律环境中生存的主要方式。
     
      (四)国际法的话语工程
     
      国际法的话语工程,主要体现为从一个国家、一个国际组织或者其他国际法行为体的立场出发,对于某种国际法律规范的立场进行阐述;或者对于该行为体在环境、人权、军备等领域所采取的措施进行总结、归纳和话语表述。这个方面的话语工程就是从法律的角度讲好这个行为体的故事。[45]
     
      在很大程度上,法律不是为那些道德高尚的行为体确立的崇高道德标准(天花板规则),而恰恰是为那些随时可能滑向社会边缘的行为体确立的最低道德标准(地板规则)。也就是说,低于法律设定标准的行为就已经难于为社会所接受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必须想方设法使自己遵行法治、倡导法治的立场显示给世界。因为褒扬社会的行为体的善行、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并不是法律的功能,法律的功能主要在于防止社会上的行为体诸般恶行、避免远离正义的社会秩序。所以,国际关系中的行为体充分表达国际法的话语,实际上是获得民众基本认可的基础。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话语权的强弱是其软实力在国际舞台上的直接体现,是该国政治、经济、科技、军事等硬实力的综合反映。[46]由此可以理解,无论哪一个国家,还是联合国这样的综合性、全方位的国际组织,以及各种各样的区域性、专门性国际组织,甚至包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这样的非政府组织,都会对自己的目的使命和具体的工作方式进行总结、归纳,通过各种各样的渠道展示自身的努力。这些就属于话语工程的范围。
     
      当我们已经清楚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之间存在着一种战术和战略、艺术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之时,我们就能够更加清楚地懂得,很多国际法的工作都是要用法律概念、原则和规范以及推理的逻辑这些技术手段,利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自身的性质和作用的科学规律,特别运用国际法自身的工程思维、工程意识和工匠精神来完成国际关系层面的艺术构思和战略设计。因而,更为细致地了解国际法从哪些种类的工程角度来完成国际关系的战略构思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使得国际法和国际关系有效衔接的关键方面。只有了解作为工程的国际法运行的具体方式,才能将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二者更加细致、更加具体、更加明晰地结合起来。
     
      五、国际政治与国际法作业模式的误解
     
      随着中国国际法实践的发展,人们逐渐破除了迷思,形成了清晰的认识。不过,在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学术界和实践界也还存在着诸多误区。其中,最为常见的误区包括:
     
      (一)国际法教条主义的误区
     
      国际法教条主义认为,法律原则是正义的尺度,是亘古不变的真理;完全不必考虑国家利益的追求和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斗争的需要。就一项政治选择或者行动而言,用法律的标尺审视国际事务意味着如果与法律相合,则予以支持,如果与法律不相合,则予以抛弃。[47]一些国际法学者,特别是中国的国际法学者愿意对中国外交立场评头品足,认为有些行动很愚蠢,有些做法很不理智。此类态度就陷入了法律教条主义的误区。尽管这种做法并非不能理解,但是这是不是一个学者应当采取的妥当态度,其实仍然是值得审视的。理智地看,无论是中国的知识分子还是外国的知识分子,从根本上认识,都不应以反对国家或者谩骂国家作为他的职责,他们的内心还是想要国家强大、富裕。对本国充满仇视,甚至不惜为了一点金钱把本国的情报出卖给外国的人不仅为数甚少,而且也会受到鄙夷和唾骂。对于那些希望本国强大的人而言,明智而有效地达到这一目标的手段肯定不是以法律为名的讽刺、谩骂、讥笑。实际上,恰恰是这种讽刺和谩骂的方式,使得这些所谓的国际法专家变得越来越充满愤怒、愤慨、愤恨,同时也让决策者觉得无所适从、无所借鉴、无所着手。
     
      (二)国际政治至上主义的误区
     
      国际政治至上主义主张,国际政治斗争是最主要的目标,国家利益至高无上,政治是法律的指挥棒,无论何种状况法律必须无条件支持政治立场。这是没有考虑自身的特征和局限的表现。在国际关系的具体操作过程中,也经常会碰到一些人针对某些主张或做法提出批评,认为法律被作为国际政治的工具。如前所述,作为一种相对保守、强调规范性的手段,法律必须时刻注重其科学和技术边界。在这方面,可以作为反例的是,希特勒的国家主义政治追求在宪法、国际法上的一系列主张被施密特所论证,所以施米特在德国的政治哲学法哲学领域遭到冷遇。更有甚者,当希特勒做出种族灭绝政策的时候,一些德国的法学家为纳粹的政治主张提供法律上的辩护,这些辩护者都随着时代的淘洗被扔进了历史的垃圾堆。而那些能够不与纳粹同流合污的人,才真正不废江河万古流,被记入到了法学历史的功绩簿上。
     
      当日本在甲午战争前期击沉中国从英国商号所租用的“高升号”民用船舶的时候,日本曾经通过外交的途径请求韦斯特雷克(Westlake)为其不当行为提供合法性辩护,韦斯特雷克确实进行了支持性的发言。[48]这种做法实际上是违背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的。[49]这种做法不仅给日本带来了声誉上的负面影响,给韦斯特雷克个人的专业素养和敬业精神也带来了疑问。虽然迄今为止仍有一些学者认为日本军方根据国际法是有理由击沉高升号的,[50]但是历史必将证明,那些为日本的战争行为辩护、为日本的侵略野心提供国际法上的理论支撑的人,必将走向历史的反面,被视为是一个时代的耻辱。类似地,当日本1932年在中国的东北建立起伪满洲国的时候,也有一些西方的国际法学家(例如Baty)为他们提供辩护。这种做法、这些言论、主张都不符合历史前进的方向,都是为罪恶者提供法律帮助的错误行为。
     
      (三)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彼此隔绝的误区
     
      国际法与国际关系隔绝主义是一种在理论上各守本分、深挖学科槽的倾向。[51]一些学者坚持认为,国际法学研究和国际政治学的研究使用的是不同的话语,采用的视角也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所以,国际法学者没有可能、没有必要去研究政治学领域和层面的问题,而应当专注于国际法律规范和权利义务方面的问题。
     
      在国际政治和国际法的发展史上,确实存在着两个学科相互隔绝、互不关注的时期。[52]但是,从效果上看,这种互不关注的状况并没有给两个学科带来什么有益的促动。[53]甚至可以说,对于国际关系的忽视使得国际法的论证陷入了缺乏战略方向的象牙塔。反之,对于国际法的忽视,则使得很多国际关系学者不能够看到国际关系中的核心行为准则,而仅仅出于自己的感性或直觉做出判断。而这些判断在实践操作的过程中经常是没有意义的浅白评说。因为基于规则的论断会给人更加深刻的印象和更加良好的形象;反之,仅仅是出于对事实的陈述则很有可能造成陈述空洞、判断飘忽而缺乏可信度和说服力的状况。
     
      六、国际法理论与国际政治的接榫与分野
     
      迄今为止,已经有很多国际关系、国际法的学者倡导停止国际关系学与国际法学之间的隔绝状态,[54]认为二者应当相互重视、相互联系、彼此沟通、彼此促动,[55]并且在国际法的立场上对于国际关系学的理论与源流进行了研究,[56]或者从国际关系的立场上试图解读国际法,[57]并且阐释了诸多的学术观点。[58]然而,这些观点虽然本来可以起到更为充分的效用,[59]实践中对于在如何促进二者的理论发展帮助仍然十分有限,没有起到其预期的作用。也就是说,既有的相关研究在很大程度上还停留在理论与理论的关系、学科与学科的关系,而没有进一步打通二者的研究对象、研究客体之间的关系。
     
      (一)国际法研究的路径及其与国际政治的接榫
     
      基于前文对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各自的工作特点、工作流程和工作方式的分析,就可以看出,二者具有很强的关联性。[60]一项针对国际关系中事物的研究,只要是注重规范,以规范为基础,或者是以规范为方式而进行,都可以归入国际法学研究的范围之内。具体而言,可以包括两个大的方面:
     
      第一,以规则为对象的研究。在这方面可以具体采取的视角包括:(1)研讨国际社会中一种规则的起源,例如,国际联盟盟约的起源,联合国宪章的起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起源等等。(2)考察国际社会中规则的发展,例如,从1958年日内瓦《海洋法公约》到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从1864年《日内瓦公约》到1949年《日内瓦公约》的发展。当然也包括国际关系中具体原则或者制度的进展,例如不干涉内政原则的发展,[61]国家豁免制度的发展,外交制度的发展,或者庇护等制度的发展,等等。[62](3)分析规则在国际社会运行中的效力,例如,国际刑警体系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海关合作体系、专利合作体系都具有何种效力;国际追逃追赃具体的实施状况如何,《联合国宪章》第二条第四款,在实践中遇到的政治变形,等等。(4)调查并研讨规范及其运行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理由,例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31-33条的条约解释方面的法律规范说明了何种文化差异,等等。(5)同时还有规则在实际社会运行之中的正当性研判。例如,西方发达国家所主张的人权内容、人权标准是否符合国际社会的实际状况;一些国家所推动的“保护的责任”的理念是否构成了习惯国际法,甚至国际强行法等等。(6)对于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国际问题进行规范分析、规范设计、规范评价。例如,国家管辖外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应当确立何种规则?美国脱离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应如何进行规范层面的认识?引致哪些规则领域的权利、义务和责任?(7)针对某些国际法主张、国际法文件、国际法行为进行基于国际关系格局与国际关系中行为体的目标,进行意图解释。例如,纳粹德国与苏联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动机是什么?再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中国与苏联建立外交关系,苏联最早对中国表示承认,并且签订了新的《和平友好互助条约》,其目的何在?再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英国向中国伸出橄榄枝,愿意对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承认,并愿意建立外交关系的时候,中国表示只能接受代办级外交关系,在英国未能有效处理其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坚决支持一个中国立场之前,不能建立全面的外交关系,这种主张的意图又何在?这些例子都是针对规则的研究,需要站在国际社会的大背景之上,用国际关系的知识来为国际法律规则方面的现象提供更为广泛和深入的分析。[63]
     
      国际法的国际经济分析、国际法的国际政治分析、国际法的国际文化分析等等,都属于对于国际法进行外围研究的方式。这些方式类似于在物理学中用质子去轰击原子核,来观察其内部结构。其原理都是利用外部的因素、视角和工具剖开一个事物(法律、原子核)的黑箱,让我们知道其内部的结构、含义、目标和局限。
     
      第二,以规则为手段的研究。也就是将规则作为一种准绳、一个标尺,来衡量国际关系中的某一种思想观念、行为方式、立场表达,分析其是否符合某些国际法律规范,或者判断不同的国际关系立场所拥有的规则依据,以及在规则论证上的缺漏。从大的、宏观的角度,可以考虑国际法对于全球治理的支撑可能、支撑领域和具体支撑途径;[64]从小的方面,则可以针对各种个案,展开法律工程层面的工作。例如利用国际法的规则来认定中国对于钓鱼岛主权主张的正当性。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利用规则来证明日本在钓鱼岛上的主权主张是不正当的。这种论断一定要以现行有效的规范为基础,而不能随意的转换命题。例如,如果我们试图证明,根据当前的国际法钓鱼岛属于中国,我们就不是有特别大的必要去证明在三国时期就有中国人去过钓鱼岛。因为此种证明几乎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虽然他可能有一定历史意义。与此同时,在进行以规则为手段的研究知识,也特别要注重将现有法和应有法区分开来。不能将实际存在的规则和意图存在或者希望存在的规则混为一谈,那样的论证会削弱概念的准确性和逻辑的严谨性。这些研究,无论是以规则为对象,还是以规则为手段,都可以与国际关系充分的结合起来。这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无论是作为国际法领域的人士,还是国际关系领域的人士,进行此种研究都不应当完全跳出了其本身存在的专业。
     
      上述这些研究的视野与方式虽然都与国际关系联系在一起,但都不影响其作为国际法研究的性质。[65]只有对于政治问题所作的政治研究,经济问题所作的经济分析,或者对于政治问题所进行的经济解释,对经济问题进行政治方面的溯源及影响评价,才脱离了法律的视域。
     
      (二)无需接榫国际政治的若干国际法研究的路径
     
      当然也不排除有些研究很可能是与国际关系联系很小的。例如,以规则为对象、同时又以规则为手段的研究,也就是关于规则并且依据规则的研究。这种研究一般被称为合法性研究。例如,考察WTO的规则是否符合《联合国宪章》;以及,WTO的环境—贸易规则与相关的环境协定之间可否相互兼容;再例如,美国的相关关税立法或者行政决定是否符合其所应当承担的WTO义务。这些研究属于实证法学领域的研究,或者被称为“法教义学”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具有较为纯粹、技术的法律意义。
     
      另有一种研究,是类似于自然法学的研究,也就是对于某些规范直接从哲学、伦理学的角度去论证其合理性。这一研究路径在以往经常是从神学或玄学出发的,而现在也可以纯粹的从某些理论出发,而毫不关涉社会现实。当然,这种研究方式是否值得倡导,是有疑问的。
     
      还有一种研究是对于学术史的研究。例如研究格老秀斯的生平著作与影响,普芬道夫的著作及其内涵。这些研究非常类似于福柯所称的知识社会学。作为一种学术史的研究,他和文学史、科学史、美学史差异不大,甚至可以由非国际法专业人员进行探讨。如果在针对这些事件、人物或学术著作的探讨之中加入了规范及法律思想的深度探讨,就有可能应用到其他方面的知识,特别是国际法学的工具。
     
      (三)国际法与国际政治跨学科研究的地位
     
      从理论研究对实践发展的支撑看,跨学科的研究,如果不说其社会贡献更大的话,至少与纯属于一个学科内部的研究具有同样的意义和价值。[66]如果考虑到法律作为社会生活的一个方式和层次,不具有完全的自主性,而必须基于社会关系的特征;法律是对于社会关系的规则评价,同时也受社会关系发展的评价,那么就可以说,国际法与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表现了法学与社会的紧密联结,表现了法学的社会关切,是法律与社会有机融合的一种方式。从而,也就更有利于国际关系的顺畅有效发展,从单国发展的立场上讲,就更有利于国家利益的界定和维护。
     
      因为所有的研究本质上都是对客观现象与实践的描述、总结、归纳和指引,所以,只有将不同的学科最终归结到其所关注的实践,才有可能更有效地辨别二者的联系与差异。[67]也就是说,客观实践和现实是相关学科的基础和起点。脱离了这个基础和起点,而仅仅去讨论由其所衍生的学说、理论,就有可能导致一些不够清晰和准确的认知,至少是不够透彻的讨论。由此不难看出,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关系紧密,理论研究相辅相成。[68]现有的关于国际关系与国际法之间联系的研究还停留在学说到学说、理论到理论的悬浮层次,而没有深挖到现实与现实、实践与实践之间的联系,并基于这种以现实为核心、以实践为起点的研讨而进行的挖掘。
     
      从学术的角度讲,国际关系学的理论可以用来解释国际法的境况。[69]比如自由主义理论可以解释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何以建立,而博弈论则可以解释何以成员之间长久不能就世界贸易组织的多哈回合画上句号,现实主义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会反对核不扩散条约,也可以解释朝鲜何以不顾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而一次次的进行核试验。同样,国际法领域的实践则可以用来证明或检验国际关系领域理论的真实性。例如,国际关系领域长期流行着民主和平论,而基于法学实证主义的概念分析方法,则可以对民主这个词汇提出质疑;同时也可以拿出一系列的证据予以反驳,特别是利用英美之间的战争,法德之间的战争,以及英法之间的战争证明这种观点难以成立。同样,在国际关系领域还流行着一种霸权衰落理论,他们利用国家之间不断在国际社会顶级地位的替代,说明霸权必然会衰落,如果我们通过法律的方式证明,国家的衰落并不是一个必然现象,霸权与衰落之间并没有直接的因果关系,就可以对这一问题提出更有力度的解释。
     
      七、结论
     
      国际法与国际政治的关系,是法律与政治关系在国际事务上的投射。政治与法律二者的正向互动,就是由政治来指引法律,为法律提供战略目标和艺术层面的设计;法律则在相对坚实的规范基础上,对于政治的目标和设计予以论证和支持。二者的负向约束也是一种良性关系,这意味着对于战略目标提供技术手段上的限制,对于整体构想提出一系列技术上的边界。这些关于国际法和国际关系之间联系与区分的研究对于解读国际法学的研究课题、研究方法,特别是其与国际关系学的接榫与分野具有很强的启示意义。

    【作者简介】
    何志鹏,吉林大学法学院院长,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法学院、公共外交学院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
    【注释】
    [1]近年来,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对于国际法的重视程度不断提升。《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公报(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提出,“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坚定不移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定不移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作为会议重要文件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9年10月3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则明确提出要“加强国际法研究和运用,提高涉外工作法治化水平。”此前5年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2014年10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通过)》倡导“建设通晓国际法律规则、善于处理涉外法律事务的涉外法治人才队伍。”并提出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推动依法处理涉外经济、社会事务,增强我国在国际法律事务中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运用法律手段维护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这些文件都从战略高度指出了国际法的重要地位与价值。
    [2]参见何志鹏:《中国国际法学的双维主流化》,载《政法论坛》2018年5期,第173-191页。
    [3]严格地说,国际关系学应当包含远远超过国际政治学的内容,但是事实上,在多数国家的学术体系里,国际关系学和国际政治学所涵盖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区别在于,国际政治可能经常被置于政治学的分类之下,而国际关系则经常是在其他的学科(例如历史学)的框架下,或被视为独立的学科。
    [4]参见赵虎敬、赵东:《国际法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地位》,载《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9年第5期,第15-18页。
    [5]参见[日]大沼保昭:《国际政治中的国际法及其关联性:一种从国际法的功能视角的分析》,高云端译,载《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学刊》第2卷(2012年),第300-332页。
    [6]参见杨泽伟:《国际法与国际政治》,《学术界》1999年第4期,第81-84页。
    [7]参见[苏]B.C.韦列谢金、P.A.缪勒桑:《国际法在世界政治中的首要地位》,浦伟良译,载《法治论丛》1990年第2期,第46-49页。
    [8]参见刘健:《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国际法地位之变化》,载《湘潭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1年第1期,第74-77页。
    [9]参见程国平:《略论国际法实践中外交关系的方式》,《国外法学》1986年第3期,第31-37页;刘志云:《国家利益、外交政策与国际法》,载《武大国际法评论》第17卷第2期,第1-26页。
    [10]参见张贤明:《政治责任与法律责任的比较分析》,《政治学研究》2000年第1期,第13-21页;姚建宗:《法律的政治逻辑阐释》,载《政治学研究》2010年第2期,第32-40页。
    [11]参见姚建宗:《论法律与政治的共生:法律政治学导论》,载《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4期,第59-63页;伍德志:《欲拒还迎:政治与法律关系的社会系统论分析》,载《法律科学》2012年第2期,第3-14页。
    [12]参见周祖成:《法律与政治:共生中的超越和博弈》,载《现代法学》2012年第6期,第56-63页。
    [13] David Armstrong, Theo Farrell, and Hélène Lambert,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nd ed.,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2012).
    [14] Ba?ak Çali, International Law for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15]莫盛凯、陈兆源:《国际关系中的国际法:一种基于国际制度理论的法理构建》,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1期。
    [16] Christian Reus-Smit (ed.),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w(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17] Harold Hongju Koh, “Why Do Nations Obey International Law?”106 Yale Law Journal (1997) 2599–2659.
    [18] Andrew Guzmán, How International Law Works: A Rational Choice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9] Beth A. Simmons and Richard H. Steinberg (eds.), International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7).
    [20] Michael Byers (ed.),The Role of Law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Essay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UniversityPress, 2001).
    [21]参见杨泽伟:《当代国际法的新发展与价值追求》,载《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175-185页。
    [22]参见王逸舟:《重塑国际政治与国际法的关系——面向以人为本、社会为基的国际问题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4期,第6-12页。
    [23] Judith Goldstein, Miles Kahler, Robert O. Keohane, andAnne-Marie Slaughter (eds.), Legalization and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MA:MIT Press, 2001).
    [24]参见蔡从燕:《联合国履行R2P的责任性质:从政治责任迈向法律义务》,载《法学家》2011年第4期,第140-150页。
    [25]参见金永明:《南海问题的政策及国际法制度的演进》,载《当代法学》2014年第3期,第18-26页。
    [26]参见金永明:《中国拥有钓鱼岛主权的国际法分析》,载《当代法学》2013年第5期,第3-17页。
    [27]参见柳华文:《从国际法看南海仲裁案》,载《群言》2016年第8期,第40-42页;郑海麟:《南海仲裁案的国际法分析》,载《太平洋学报》2016年第8期,第1-7页;王江雨:《国际法、国际关系与国家利益视角下的南海仲裁案》,载《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6年第2期,第1-14页。
    [28] Thomas J. Biersteker, Peter J. Spiro, Chandra Lekha Sriram,and Veronica Raffo (eds.),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Bridging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29] Martti Koskenniemi, 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Law (Hart Publishing,2011)
    [30]参见刘志云:《国际关系理论与国际法学在教学上的互动》,《教育科学家》2007年第10期,第45-47页。
    [31]同前注20。
    [32] Jack L. Goldsmith and Eric A. Posner, The Limits ofInternational Law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33]Mary Ellen O’Connell, The Power and Purpose of International Law (OxfordUniversity Press, 2011).
    [34] Charles Chatterjee,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plomacy(Routledge, 2007).
    [35] Eric J. Scarffe, “A New Philosophy for International Law’ andDworkin’s Political Realism”, 29 Canadian Journal of Law &Jurisprudence(2016) 191-213.
    [36]参见钟放:《国际法视角下的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载《日本学论坛》2008年第4期,第73-77页;张新军:《〈中日联合声明〉“放弃战争赔偿要求”放弃了什么?——基于条约解释理论的批判再考》,载《清华法学》2010年第2期,第130-144页;王勇:《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条约性质研析——兼论中国的对策》,载《现代法学》2011年第3期,第142-150页。
    [37] Andrew Jacovides, International Law and Diplomacy: SelectedWritings by Ambassador Andrew Jacovides (Brill, 2011).
    [38] Wilfried Bolewski, Diplomacy and International Law inGlobalized Relations (Springer, 2007).
    [39]参见余楠:《国际法与国际关系视野下〈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知识产权谈判》,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40]参见罗国强:《论〈台湾旅行法〉对国际法的违反》,载《比较法研究》2018年第6期,第185-198页。
    [41]参见罗国强:《特殊政府承认与继承的性质分析》,载《政法论丛》2018年第1期,第14-23页;罗国强:《政府继承的内容、方式与原则新解》,载《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1期,第25-37页;罗国强:《政府承认的性质及其所适用的原则》,载《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97-106页;罗国强:《特殊政府继承中的时际法律冲突及其处理原则——以新视角重读“光华寮案”和联大2758号决议》,载《太平洋学报》2017年第3期,第1-13页。
    [42]参见罗国强:《南海仲裁案初步裁决评析》,载《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6年第2期,第13-36页;罗国强:《论“南海仲裁案”仲裁裁决的枉法性》,载《当代法学》2016年第6期,第148-157页;姚莹:《南海仲裁案实体裁决的岛礁法律地位判定:法律悖误与中国应对》,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第2期,第43-56页;姚莹:《岛礁法律地位的解释问题研究——以“南海仲裁案”的实体裁决为中心》,载《法商研究》2017年第3期,第181-192页。
    [43]参见廖丽:《“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创新研究——国际法与比较法的视角》,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2期,第166-173页。
    [44] Wilfried Bolewski, Diplomacy andInternational Law in Globalized Relations (Berlin: Springer, 2007).
    [45]参见车丕照:《国际法的话语价值》,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6年第6期,第35-43页。
    [46]参见李英芬:《关于话语权的国际法思考》,载《前沿》2010年第5期,第50-54页。
    [47]参见沈宏:《国际法对战争的制约——两种主义及其路线评判》,载《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3年第2期,第76-78页。
    [48]Douglas Howland, International Law and Japanese Sovereignty: The EmergingGlobal Order in the 19th Century (Palgrave Macmillan, 2016), pp. 99-126.
    [49]参见徐碧君:《论甲午中日战争国际法研究的紧迫性和重要性》,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6期,第171-177页。
    [50]Douglas Howland, “TheSinking of the S.S. Kowshing: International Law, Diplomacy, and theSino-Japanese War”,42(4)Modern Asian Studies (2008) 673-703.
    [51]参见刘志云:《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学科结合——中国现状、存在问题及解决思路》,载《国际政治研究》2011年第3期,第68-80页。
    [52] Anne-Marie Slaughter, Andrew S. Tulumello and Stepan Wood,“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 New Generation ofInterdisciplinary Scholarship”, 92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367(1998).
    [53] Anne-Marie Slaughter, “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Relations Theory: A Dual Agenda”, 87 Americ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5(1993).
    [54] Adam Irish, Charlotte Ku, and Paul F. Diehl, “Bridging theInternational Law-International Relations Divide: Taking Stock of Progress”, 41Georg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nd Comparative Law (2013) 357-388
    [55] David Armstrong, Theo Farrell, and Hélèna Lambert,International Law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2007).
    [56]同前注52,, Slaughter文,第367-397页。
    [57]参见梁云祥:《国际关系与国际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58] Onuma Yasuaki, “International Law in and with InternationalPolitics: The Functions of International Law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14:1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03) 105-139
    [59]参见国际法与国际关系之间关系密切,而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研究彼此影响,相互促进。刘志云:《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研究的互动方式分析》,载《厦门大学学报(哲社版)》2007年第4期,第5-12页。
    [60]参见喻锋、黄德明:《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关联性剖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8期,第31-37页。
    [61]参见李伯军:《不干涉内政原则研究:国际法与国际关系分析》,湘潭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62] David Clinton, “The Distinction between Foreign Policy andDiplomacy in American International Thought and Practice”, 6: 3-4The Hague Journal of Diplomacy(2011) 261-276.
    [63]参见刘志云:《复合相互依赖:全球化背景下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的发展路径》,载《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138-140页。
    [64]参见秦倩主编:《国际法治与全球治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
    [65]参见刘志云等:《国际关系与国际法跨学科研究:探索与展望》,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
    [66]参见刘仲林、赵晓春:《跨学科研究:科学原创性成果的动力之源——以百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获奖成果为例》,载《科学技术与辩证法》2005年第6期,第105-109页。
    [67]参见罗卫东:《跨学科社会科学研究:理论创新的新路径》,载《浙江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第35-41页。
    [68]参见徐崇利:《构建国际法之“法理学”——国际法学与国际关系理论之学科交叉》,载《比较法研究》2009年第4期,第13-25页。
    [69]参见刘志云:《试论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国际法角色定位》,载《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2期,第3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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