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中华法文化
2020/7/23 15:32:19  点击率[19]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中国法制史
    【出处】《法学杂志》2020年第3期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摘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源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中华法文化的历史发展也证实了马克思唯物史观的科学性。一是中国法律的起源摆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反映了法是表现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国家意志;二是中国法制历史的发展体现出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的统一,需要从实际出发,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三是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形式能动地作用于社会存在;四是红色政权与法制的发展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中文关键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中华法文化;法律起源;法的作用
    【全文】

      习近平同志曾经指出:“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事物的本质、内在联系及发展规律,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马克思主义具有鲜明的实践品格,不仅致力于科学‘解释世界’,而且致力于积极‘改变世界’。在人类思想史上,还没有一种理论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对人类文明进步产生了如此广泛而巨大的影响。”[1]习近平同志还援用恩格斯的论断说明如何对待和学习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2]本文就是根据习近平同志的讲话精神撰写的。
     
      一、从唯物史观看中国法律的起源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历史唯物主义的巨著中指出:“法是表现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国家意志。”作为统治阶级共同利益的法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先是私有制的出现,引起了阶级的分化与阶级的斗争,为了使斗争双方不至同归于尽,出现了国家和法律加以控制,法律既是国家的意志,自然是以国家为依托,有关成文的法律也都是由国家制定的。法律的起源就是沿着这个真实的历史过程进行的,这是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中国法律的起源也证实了这个规律的科学性。
     
      在中国的远古时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十分薄弱,对于各种自然现象充满敬畏,于是天被推崇为万事万物的本源。统治者也假借天意为现实中的统治和征伐进行辩护。所谓“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尚书?皋陶谟》)。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人们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的能力不断加强,国家与法律的天命说逐渐被人定论所取代,这是历史的进步。
     
      据文献记载,活跃在长江流域的三苗是最早的部落国家,由于长江流域的自然环境较之北方黄土高原更适合于原始农耕,因此,很早便出现了私有制和阶级的分化。既有贪财者,也有贪食者。晋朝杜预在为《左氏春秋?文公十八年》作注时说:“贪财为饕,贪食为餮,即三苗也”(《左氏春秋?文公十八年》)。这反映了阶级的分化,由此必然引起阶级斗争,以致“民皆巧诈,无有中于信义”(《尚书?吕刑》)。为此,三苗之主摆脱了宗教神明的羁绊,致力于现实的立刑(法),所谓“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刵、?、黥”(《尚书?吕刑》)。孔颖达疏曰:“三苗之国君,习蚩尤之恶,不肯用善化民,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这说明所立之刑(法)得到了统治阶级的拥护。三苗经过与黄帝族的长期战争,最终被黄帝、炎帝的联军所败。战败的苗民或被驱于“三危”边远地区,或被降为奴隶。至于苗民所制之刑,则为华夏族所援用,所谓“灭其族而用其刑”。正是在苗民劓、刵、?、黥的刑罚基础上,形成了夏商周三代墨、劓、剕、宫、大辟的五刑之制。
     
      春秋战国时期的思想家们在论证法律的起源时也是沿着私有制、阶级分化与阶级斗争引发国家与法律的产生的逻辑展开的。
     
      管子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别,未有夫妇妃匹之合,兽处群居,以力相征。于是智者诈愚,强者凌弱,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故智者假众力以禁强虐,而暴人止。为民兴利除害,正民之德,而民师之……上下设,民生体,而国都立矣”(《管子?君臣》)。故“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争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管子?七臣七主》)。
     
      商鞅也认为,随着私有制的产生和人口的增加,所生产的物资已不敷分配,不同阶级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于是圣人出,为之定分止争,使尊卑上下各安其分,各守其位,各自遵守法定的权利义务。他说:“古者未有君臣、上下之时,民乱而不治。是以圣人列贵贱,制爵位,立名号,以别君臣上下之义。地广,民众,万物多,故分五官而守之。民众而奸邪生,故立法制、为度量以禁之”(《商君书?君臣》)。《汉书?刑法志》也说:“圣人……制礼作教,立法设刑,动缘民情。”
     
      上述论断由于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一直为近代的思想家康有为、梁启超所援用。梁启超认为人类在同自然界的竞争中,需要结成“群”才能生存,而“群”中的每个人,各有自己的天赋权利,人们为了保护和扩大各自的权利,又在“群”的内部展开了竞争。“群”中之人,“万有不齐,驳杂而无纪”,如果放任不管,必然会因相互间的争斗,引起“横溢动乱”,以致无法“相群”。[3]如果不能“相群”,又势将导致在同外界竞争中的失败,这是极不利于“群”的整体利益的,也不利于个人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人们本着自己的“良知”,认识到应该采取一定的措施,既能够保证每个人所享有的天赋权利不受侵犯,又能够保证每个人不侵害他人的自由权,从而使人与人之间的竞争不至于破坏整个“群”的生存。为了这个目的就需要设立法律作为约束人们的行动和保护人们的天赋权利的手段,于是法律就产生了。
     
      以上可见,中国古代关于法律的起源论不仅是中华法文化中的一个亮点,而且符合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体现了中国法制发展的真实进程,尤其比起西方以宗教神学论来解释法律的起源,更显示了中华法文化和中华法制文明的先进性。
     
      二、从历史实际出发,具体分析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
     
      《三国演义》开头便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几乎人人皆知,但这种观点是形式主义的历史循环论,既不符合历史的实际,也违背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规律。从实际出发考察问题,是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则是辩证法的精粹。用辩证唯物论考察历史,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这是研究历史的最科学、最基本的方法。对于中国五千年的法制文明史,要从历史实际出发,揭示它的发展规律,还需要对每个王朝甚至每个王朝的具体阶段进行具体分析,从中发现新朝是如何总结前朝之失,革故鼎新的;如何适应新的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实行带有时代性、特殊性和创新性的举措。这种时代性、特殊性和创新性也就是历史发展规律在特定时期的特殊表现。只有将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特殊规律相结合,才不至于陷入“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简单循环论和刻板公式化的窠臼。例如:周初,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周公鉴于商末纣王重刑辟,杀戮无辜,失民而亡的教训,在建立统治以后将商朝重神的思想转移到重民上,强调“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他还在重民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礼乐政刑综合治国的方略,形成了影响悠久的礼法之治;更以明德慎罚作为立法建制的指导原则,以德为刑的主宰,开创了德法共治的新局面。不仅稳定了周朝的统治,而且维持了数百年的基业。
     
      唐初,鉴于庞大的隋朝竟然二世而亡,为此,贞观朝君臣反复讨论隋亡的原因,深感隋末“宪章遐弃”,“不以官人违法为意”,是遭致亡国的原因之一。因此,比较认真地推行法治,“人有所犯,一断于律”,太宗曾公开表示:“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也。”由于天子奉法执法,执掌司法的官吏也做到依法断案,以致“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忻然受纳。民知罪之无私,故甘心而不怨;臣下见言无忤,故尽力以效忠”(《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与此同时,又在总结隋《开皇律》和唐初《武德律》的基础上进行了成功的立法活动,制定了《贞观律》,其后又有高宗时的《永徽律疏》和玄宗时的《开元律》,统称为唐律。唐律被后人称赞为“得古今之平”“于礼以为出入”;唐律所规定的“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使礼法之治与德法之治密切结合,形成了礼治、德治、法治三者的统一。
     
      除此之外,唐初统治者还注意宽以养民,实行均田法和租庸调法,使百姓富足。这些创新之举带来了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
     
      明初,起自布衣的太祖朱元璋对于元末官吏贪赃枉法、肆意残害百姓深恶痛绝。因此,他在立国之始,便施行重典治国、严以治吏的政策,而且手订《大诰》三编,收集官民过犯施以酷刑的案例,并且要求全国宣讲《大诰》,以警示官吏遵纪守法。
     
      总括上述,中国法制历史的发展虽是纵向传承,但代有兴革,充满了反映时代烙印的理性的法律思维,摆脱了任何宗教神学的干扰。这个过程既有连续性,又根据时代的特点,富有创新性,因而不是保守的、一成不变的。它的发展轨迹是螺旋上升的,不是简单的重复。如果说纵向传承、蝉联交代、绵延不绝是中国法制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那么,每个新建王朝都以史为鉴、革故鼎新、代有新章,则是中国法制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一般规律显示了法制历史发展的连续性,特殊规律则表现了法制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特殊性和时代性。因此,研究历史要遵循唯物史观,注意把握历史发展的特殊规律,才能了解秦汉唐宋等朝所特有的历史真相。
     
      三、法律作为社会意识形式能动地作用于社会存在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4]正是从改造世界的实践性出发,他在先一年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论证了理论对社会存在的改造作用:“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5]在他晚年,又进而阐述了他的唯物史观:“不是人的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而是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领域。”[6]这些论述说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但是,社会意识并不是消极地接受社会存在的影响,相反,社会意识能动地反作用于社会存在,促进它改变、创新和发展。毛泽东对马克思上述一系列观点作了准确地诠释和阐发,他说:“‘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而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从来的哲学家只是各式各样地说明世界,但是重要的乃在于改造世界’。这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次正确地解决意识和存在关系问题的科学的规定,而为后来列宁所深刻地发挥了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之基本的观点。我们讨论中国文化问题,不能忘记这个基本观点。”[7]
     
      法律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式,“是现实在观念上的有意识的反映”“是实际生命力在理论上的自我独立的表现”,[8]它同样是积极作用于它所凭借的社会存在,否则它也难以矗立和发展。先秦时期的文献中谈到法律的作用时,不外“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左传?昭公六年》),说明法(刑)是为了治乱而产生的。正如管子所说:“法者,所以兴功惧暴也”(《管子?七臣七主》)。特别是管子在论证以法治国时,进一步阐述了以法治国所带来的功用和效能,所谓“威不两错,政不二门。以法治国,则举错而已”(《管子?明法》)。除此之外,法律的作用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法律作为社会的上层建筑,集中于维护它借以矗立的经济基础,也就是保护农本主义的经济结构。以致田律、田租赋律很早便成为立法的主要形式。由汉至唐,所制定的限田、占田、均田的各种法律,都旨在维护以农为主的经济结构。宋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土地也进入流通领域,自耕农和小地主数量增加,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也有所减轻,因此,法律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一直延续到晚清。除此之外,有关农田的水利灌溉,不违农时,务限禁讼,等等,也都是保护农业的法律规定。历史的经验证明,当农业生产方式得到法律的有力维护时,农业经济的发展也带动了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
     
      其次,法律调整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宗法伦常关系,这是社会关系中最核心的部分。儒家将伦常关系分为五类——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各有其标准的守则,如同孟子所说:“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滕文公上》)。周朝建立以后,将宗法伦常关系定格为尊尊、亲亲、长长、男女有别。汉时,伦常关系入律,至此,伦常不仅是最基本的道德规范,也是重要的法律规范。对于违反五伦的犯罪,处以重刑。以下以“不孝”“大不敬”为例,“不孝”“大不敬”均属十恶大罪,按《唐律疏议》,不孝包括“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阙;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闻祖父母父母丧,匿不举哀,诈称祖父母父母死”。疏议曰:“善事父母曰孝。既有违犯,是名不孝。”大不敬包括“谓盗大祀神御之物、乘舆服御物;盗及伪造御宝;合和御药,误不如本方及封题误;若造御膳,误犯食禁;御幸舟船,误不牢固;指斥乘舆,情理切害及对捍制使,而无人臣之礼。”疏议曰:“礼者,敬之本;敬者,礼之舆。故礼运云:‘礼者君之柄,所以别嫌明微,考制度,别仁义。’责其所犯既大,皆无肃敬之心,故曰大不敬”(《唐律疏议?名例律》)。伦常关系经过儒家的论证更具有一种神圣不可侵犯的尊严,宋理学家程颐说:“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二程遗书》卷五)。法律对于伦常关系的维护适应了中华民族的心态,是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原因之一。
     
      再次,法律保障国家的纲纪和政策的实施。法律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是依托于国家的,主要的法律都是国家制定的。失去国家的支持,法律也就等于空谈。因此法律与国家的命运息息相关。法律的生命力就在于维护国家的纲纪和政策,例如汉武帝时期,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推行强干弱枝的政策,为保证这项政策的实施,制定了《左官律》《附益律》《酌金律》《上计律》《六条问事》等一系列法律,有力地打击了地方王侯割据势力,巩固了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度。再如,从汉朝起,实行盐铁专卖的禁榷制度,这项专卖制度有利于国家的财政收入,也保证了民生的基本需求,因此,禁榷的范围不断扩大,法律严格制裁违反国家专卖的行为。私自冶铁、煮盐、贩私茶,均处以重罪。
     
      最后,法律力求保证司法的公正无私。早在周朝,周公便以苏公为例,强调司法用中罚,并以此谆谆告诫即将担任司寇的康叔。由于司法不仅关系到当事人的身家性命,也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巩固,因此,在中国古代的诉讼法中规定了确保司法公正的一系列程序和制裁司法渎职行为的内容。中国古代的司法文明,在世界是著名的。早在公元三世纪的晋朝,便提出断罪引律令,不见于律文和名例的行为,毋论,此项法律一直延续到晚清。古代司法虽然强调依律断案,但根据社会关系的复杂性以及明刑弼教的要求,定罪量刑也考虑到情和理,例如,别籍异财按唐律处以杖刑,《大清律例》附例改为依祖父母、父母之令者,不为罪;又如,按唐律,姑表两姨姊妹为婚者,治罪,并离异,清代律文如旧,但附例中则改为依习俗为婚者,听。此外,从汉宣帝时期,对一般犯罪可以父子相隐,可见在依律断案的同时也考虑到社会的习俗、人情的特点,力求做到既依法,又酌情、循理,既减少司法的阻力,又收到明刑弼教的效果,这是中国古代特有的司法文化。
     
      综上可见,中国古代法律起到了治世之具的作用,如同魏征所说:“法,国之权衡也,时之准绳也。权衡所以定轻重,准绳所以正曲直”(《贞观政要?公平第十六》)。在五千年的法制历史发展中,法治与盛世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如同韩非所说:“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韩非子?有度》)。王安石也说:“立善法于天下,则天下治;立善法于一国,则一国治”(《周公》)。这充分显示了社会意识形式对社会存在的积极的反作用。
     
      四、红色政权与法制的发展充分显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以一个革命导师的身份表达了一系列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及任务的主张。他对于资产阶级法律做出了更深刻、更透彻的分析:“你们既然用你们资产阶级关于自由、教育、法等等的观念来衡量废除资产阶级所有制的主张,那就请你们不要同我们争论了。你们的观念本身是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和所有制关系的产物,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来决定的。”[9]马克思主义关于法的学说是以实践性为显著特征的,他号召“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10]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也被用于创建红色政权与法制的实践中。1927年10月,在江西茨坪建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形成了武装割据的局面,1931年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先后制定了体现工农劳苦大众意志的宪法大纲和选举法、政权组织法,耕者有其田的土地法,保护妇女权益的婚姻法,保护劳动者权益的劳动法,镇压破坏苏区敌对分子的惩治反革命条例,以及人民掌握司法的司法组织条例等。
     
      尽管这一时期的政权建设和法律规范还存在着一些缺陷,而且在“左倾”路线影响下,表现出过左的土地政策和劳动政策,但它毕竟是工农劳苦大众意志的体现,拥有了真正的人民性和革命性。
     
      至抗日战争时期,随着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逐步走向成熟,以及对苏区法制建设经验与教训的总结,开辟了敌后根据地,建立了以陕甘宁边区为代表的抗日民主政权。各抗日民主政权都进行了创造性的立法活动,制定了各边区施政纲领以及单行的刑事与民事立法。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它在新民主主义的指导下,从发扬民主,保障抗战胜利的基点出发,实行三三制的政权组织原则,扩大了人民的政治权利、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与此同时,土地立法、婚姻立法、劳动立法、刑事立法都因抗战的需要而作了必要的修改。在司法中,还创造了便利群众、就地审判的马锡五审判方式,实行减少讼争的人民调解制度。
     
      解放战争时期,人民民主政权的立法活动以保障战争胜利为中心任务,最具代表性的立法是制定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保护民族工商业;还颁布了《解放军宣言》,宣告了一系列政策。中共中央还有针对性地发布废除国民党六法全书和确定解放区司法原则的指示,为革命胜利后的法制建设准备了必要条件。
     
      总括前述,红色政权的星星之火最终成为燎原之势,建立了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其中最主要的经验是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开辟了工农武装割据,由农村到城市的正确道路。正是沿着这条道路,新民主主义革命克服了各种艰难险阻,赢得了全国的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法制建设是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与法的学说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重要成果,是中国法制文明历史发展长河中值得珍视的一部分。
     
      习近平同志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的发言中指出:“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社会主义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套路,只有把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同本国具体实际、历史文化传统、时代要求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总结,才能把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今天,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不仅需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识法治问题,而且需要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经验,吸收中华法文化的优秀资源,借鉴世界先进的法治文明成果,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形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为世界法治文明提供中华民族的原创性贡献。

    【作者简介】
    张晋藩,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注释】
    [1]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5/18/c _1118891128.htm,访问日期:2019年9月1日。
    [2] 《在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http://cpc.people, com.cn/BIG5/nl/2018/0505/c64094-29966415.html,访问日期:2019年9月3日。
    [3] 梁启超:《新民说》,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117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5]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60页。
    [6] 《〈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2页。
    [7]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1940年1月),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24-625页。
    [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14页。
    [9]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9页。
    [1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83页。

    本网站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站的观点与看法。
    转载请注明出自北大法律信息网
0
北大法律信息网
www.chinalawinfo.com
法律动态
网站简介
合作意向
网站地图
资源导航
版权声明
北大法宝
www.pkulaw.cn
法宝动态
法宝优势
经典客户
免费试用
产品服务
专业定制
购买指南
邮件订阅
法律会刊
北大英华
www.pkulaw.com
英华简介
主要业务
产品列表
英华网站
联系我们
用户反馈
返回顶部
二维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