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人合一”思想在生态文明法治建设中的意义
2020/7/23 10:58:26  点击率[9]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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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类别】环境保护法
    【出处】《中国政法大学学报》2020年第4期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摘要】“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它将天和人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天人合一”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智慧:将人和自然视为有机整体,敬畏自然,顺应自然,感恩自然,尊重自然规律,认为“诚”既是天德也是人德,主张节欲、去私。“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生态理念对于完善我国现行生态文明法律体系和法律制度具有启发与指引价值,对《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也有一定的指导意义。
    【中文关键字】天人合一;生态伦理;生态文明;野生动物保护法
    【全文】

      引言
     
      自古以来,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最根本的命题,人能否处理好与自然的关系,决定了一个文明是否能够延续。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未曾中断,与中国文化重视人和自然的协调和统一密切相关。在中国,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常被描述为天人关系。众多中国哲学家和国学大师认为,“天人合一”是我国古代最具代表性的思想,是中国文化的核心思想。《中华思想大辞典》说:“主张‘天人合一’,强调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是中国古代哲学的主要基调。”国学大师钱穆晚年醒悟:“天人合一”为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归宿。哲学家张岱年认为,“天人合一”是中国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基本精神。“天人合一”的内涵丰富且复杂,不同历史阶段不同学派对天人关系的理解也有差异,但大部分学者认为,虽然儒家、道家等各派在不同历史阶段对天人关系的阐述有差异,但总的来说中国古代思想的主流是将“天人”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看待,所以用“天人合一”来概括这种天人关系还是恰当的。
     
      一、“天人合一”思想的涵义
     
      (一)“天人合一”中的“天”
     
      “天人合一”内涵复杂,而其复杂性主要来自于中国文化中对“天”的不同理解。概括来说,“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天”有五含义说、四含义说、三含义说、二含义说和一含义说。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写到,中国文化中的天包含物质之天、自然之天、主宰之天、运命之天和义理之天五种含义;四含义说认为“天”包含自然之天、神灵之天、道德之天和义理之天;三含义说认为“天”包含自然之天、主宰之天和义理之天(或最高原理);二含义说认为,总的来说,“天”包含命定、主宰义和自然义。一含义说认为“天”的主要和基本含义是大自然。这些划分虽然有差异,但只是划分标准的不同,并无实质区别,而且各含义之间也互相联系、不能割裂。本文赞同,虽然说“天”在中国文化中的含义丰富且复杂模糊,但它最基本的含义是大自然,其他各种含义均由此引申或演变而来。中国文化中天人关系的最基本含义,是指人与自然的关系。命定之天(主宰之天、天命)是在敬畏自然之天的基础上演绎出来的思想,其蕴含的基本精神是人对神秘的大自然、对尚无法为人类理性所认识之世界的敬畏之心。义理之天和道德之天的含义是指天有天理,人企望与天合一后而能与天同心,知“天理”,达到人道与天理合一。其体现的基本思想是天(自然)是有基本规则的,人可以认识到基本规则,并自觉的遵守这些基本规则,实现道德自觉。
     
      (二)“天人合一”中的“人”
     
      对“天人合一”中“人”的理解相对来说似乎简单些,对它的争议主要在于这里的人指的是普通的人还是圣人。有学者认为这里的人就是普通的人,有学者反对,认为这里的人是圣人。而有的学者认为,如果将“天人合一”看作一个成圣的过程,则人指的就是普通人,如果将“天人合一”看作一个结果,则这里的人就是圣人。而“天人合一”既是过程,也是结果。上述观点均有一定道理,但分析的尚不够全面深入。
     
      首先,应然层面上,“天人合一”中的人指的是普通的人(每一个人)。从本体论上来讲,无论是“道生万物”的思想还是气本论的思想,均认为每个人和天在本源上统一且密切联系为一整体。老子认为,天、人和万物均是由道生,天地万物和人统一在道这个本源上。庄子说:“通天下一气耳。”整个天下不过是由一气贯通罢了。宋代的张载认为,世间的一切都是由气汇聚而成。明末清初的王夫之也主张气本论,认为世界的本源是气。气本论中“气”将天人贯通为一个整体。因此,从本体论出发,在应然层面,“天人合一”中的人是从一般意义上的人来说的。天人本同源一体,因此,每个人均可以与天合一。
     
      其次,实然层面上,“天人合一”的人多指的是圣人。虽然人在本源上与天统一,人都有成为圣人的可能,但人因为私欲蒙蔽,往往不能与天合一。如果想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就需要“修身养性”。如何达到“天人合一”的状态,成为圣人,是儒家各派重点阐述的内容。《中庸》里说,“天命之为性”,性就是人的自然禀赋,即天性。孟子认为,尽心知性就可以知天命了。孟子的心性说在宋明时期被发扬光大。程(程颐、程颢)朱(朱熹)理学认为,通过多读书可以获得“天理”;陆(陆九渊)王(王阳明)心学认为,最重要的是自己的心,“致良知”是成为圣人的终南捷径。
     
      对于“天人合一”思想中的“合一”的内涵,学者的观点比较一致,就是指天和人达到统一。
     
      二、“天人合一”思想
     
      的形成与发展
     
      在原始社会,人生活在自然中,主体性意识不强,独立性弱,人与自然浑然不分,处于原初状态的“天人为一”,很难说“合一”。考古发现原始社会一些半人半兽的图画和一些神话传说可能反映了这种人与自然浑然不分的懵懂状态。如新石器时期的仰韶文化遗址发现的人首蛇身陶器,神话传说中的女娲、伏義也是人首蛇身像。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特别是农业文明兴盛起来后,人类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主体地位,但中国古代文化思想中始终将人和自然视为一个密切联系的统一体,而不是如西方文明一样将人与自然对立起来。在周代以前,人很大程度上受制于自然,对自然了解有限,这时期人和自然的统一性主要体现了自然对人类的主宰、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敬畏和顺从。记载尧以来到夏、商、周历史的《尚书》集中体现了上述思想——“天命”,即天对人的主宰。首先,人的聪明勇智乃天赐:“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尚书·仲虺之诰》。其次,天护佑天下民众:“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僣”《尚书·汤诰》。第三,天命不可违:“天道福善祸淫,降灾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将天命明威,不敢赦”《尚书·汤诰第三》。最后,天会惩罚人的罪恶,人应该顺应天意来代天惩罚有罪的人:“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尚书·汤誓》);“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尚书·泰誓上》)。记载同时代内容的《诗经》也多处体现了天命思想,如《诗经·商颂·长发》中写到:“帝命不违,至于汤齐”,《诗经·大雅·大明》中也有类似的天命思想:“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
     
      众多国学家认为《周易》是我国文化的源头,“天人合一”是其核心思想。《周易·系辞上传》中写到:“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可见,《周易》是对从伏義氏(包牺氏)开启的一段漫长的文明发展阶段的思想总结。在周代之前的殷商时代就用龟甲占卜,近代在河南安阳殷墟发现的中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就是记载殷商时代用龟甲占卜的过程和结果。战国时期的《郭店楚简·语丛一》写到:“易,所以会天道、人道也”。《易经》是讲会通天道和人道的书,天人相合,能获知天地之道。“《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人与天地合一,与日月合明,按照自然规律采取行为,顺天时,就是天也不会违反他。“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周易》中天人合一的思想不仅认识到要知天命、顺天时,还充分意识到人对天的影响,肯定了人的能动性。
     
      道家的“天人合一”站在宇宙的广度上从本源来看。老子认为,人与万物有一个共同的本源——“道”。“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道生万物,万物之德是道的显现,“孔德之容,惟道是从。”“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思想中,天和人在本源上即是统一的,生成万物的“道”分化于万物即为“德”,道和德之所以被尊崇,就在于它不干预和主宰万物,使万物自然生长。所谓“生而不养,为而不恃,长而不宰,是为‘玄德’”。在老子的思想中,天和人基于“道”和“德”统一在一起。老子的“道”和“德”是客观的,没有主观目的性。庄子认为无论你是否喜欢,天和人就是一体的,这是个客观事实:“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庄子·齐物篇》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描述出了道家“天人合一”的境界,引领了我国文学、绘画、音乐等文学艺术追求的最高审美境界“无我之境”。
     
      “天人合一”也是儒家的基本思想之一。孔子认为人应该敬畏天命,“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中庸》中写到:“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孟子继承了《中庸》的思想,并进一步发展:“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他认为人具有万物的本性,“诚”十分重要:“万物皆备于我已。反身而诚,乐莫大焉。”
     
      战国末年的荀子综合了道家、墨家、名家、法家的思想,对儒家思想进行了创造性的发展,对天人关系的认识颇有创见。荀子提出,大自然的运行有自己的规律,不会因人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反对将“天”神话,认为吉凶在人是否顺应天时,人“应之以治则吉,应之以乱则凶”。人顺应自然规律,灾异的现象也不能带来灾祸。荀子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天人相分”:第一,反对盲目的将自然现象与人福祸联系在一起,反对治乱由天决定;第二,认为天有天职、天功,而人有“参天地”的能力。荀子的思想对于破除迷信、发挥人的能动性具有积极的意义。但他的“天人相分”并不是走向了人与自然的对立,而是仍在天人合一的思想体系内强调人的能动性。他提出,人最重要的是要自己努力。君子重视自己努力而不羡慕上天决定的,小人放弃自己而羡慕上天决定的,“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是以日进也;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是以日退也”。荀子认为人祸是最可怕的,“人祆则可畏也”。他同时强调人的行为应该遵守自然规律,不做违反自然规律的事情:“知其所为,知其所不为”。
     
      汉代的董仲舒开始将“天人合一”作为儒家思想的一个重要内涵。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号》中提出“天人之际,合而为一”,并且详细的阐释了天人感应的思想,他的天人感应说有牵强附会之嫌。
     
      宋明时期儒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进一步深入,追求“人道”与“天理”的统一。张载明确提出“天人合一”的命题。程颢说:“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朱熹说:“在天为命,在义为理,在人为性,主于身为心,其实一也。”王阳明说:“圣人与天地民物同体”。人可以“格物致知”(程朱理学)、“致良知”(陆王心学)获得“天理”。明末清初的王夫之提出天和人“异形离质”,但道将两者联系起来,因此圣人能“尽人道而合天德”。
     
      三、“天人合一”思想中
     
      的生态智慧
     
      任何一段人类创造的文明要实现长久不衰,与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是必要条件。根据美国历史学教授J·唐纳德·休斯的研究,发展超越环境承载极限,一个文明的衰落比它的崛起更加迅速。雅典文明没有延续太久,原因之一是雅典人过度索取自然资源,耗尽本土资源后又向爱琴海周边地区及更远的地方攫取,直至资源枯竭。罗马帝国衰落的一个原因在于罗马人对待环境的错误态度和做法上。罗马人对森林和土壤等自然资源过度开采,经济利益和短期利益优先,开采可再生资源的速度超过了资源循环再生的速度,肆无忌惮地用光不可再生资源。中国历史上也一度有对自然的过度掠夺而造成的生态问题。秦始皇统一中国,历史贡献突出,秦朝却“秦二世而亡”,原因复杂。但原因之一便是他及其后继者奢靡的个人生活造成的环境和社会问题。他建造巨型宫殿,耗费数以万计的木材,结果就像《阿房宫赋》中描写的:六国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人类早期环境问题是局部的,总的来说是小规模的、零碎的,尚未对人类整体的发展构成威胁。但是工业文明以来伴生的现代环境问题已让人类的未来充满风险。工业革命促进了生产工具快速的更新换代,解放了人类的生产力,人们战胜自然的热情高涨,开发自然的能力飞速提升。但是上世纪30年代-60年代接踵而来的一系列环境污染事件给人类敲响了警钟。如比利时的马斯河谷事件,美国的多诺拉烟雾事件,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伦敦烟雾事件,日本的四日市哮喘事件,水俣病事件,痛痛病事件,米糠油事件。在这些事件中,不仅大气、水、土壤等环境要素受到了严重的污染,当地人的健康也受到了严重损害乃至死亡。
     
      到上世纪末,自然环境迅速恶化的趋势并未放缓,几乎所有生态系统都遭到了破坏,或受到严重威胁。人类对生态系统造成的影响在规模和种类上都大大增多。环境问题已由局部性、区域性的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发展成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如气候变化、生物多样性锐减、生物安全、森林破坏等。与生态破坏、环境污染相伴的自然资源枯竭问题也越来越严重。人类面临着越来越大的生态风险。最近一系列自然灾害在全球此起彼伏,引发人们深入思考人类与大自然的关系。新型冠状病毒在中国乃至全球蔓延,有关研究认为与人类交易和食用野生动物有关,与2003年SARS爆发的原因类似。澳洲山火持续燃烧数月,其中新南威尔士州麦考瑞港的大火燃烧了210天。山火与气候变化呈正反馈关系。一方面,气候变暖,天气干旱高温,发生山火的可能性增加;另一方面,大量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中,有可能加剧温室效应。除此以外,这场山火还造成大量野生动物死亡、人员伤亡、空气污染。东非蝗灾正在蔓延,蝗灾和干旱有关系,我国古代书籍记载有“旱极而蝗” 。在灾难面前,我们人类需要深刻反思,我们与大自然究竟是什么关系?我们面临的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是人类中心主义,这种思想将人与自然割裂并对立起来,人仅仅将自然看作征服和利用的对象。文艺复兴将西方从中世纪的神学枷锁中解放出来,人性得以张扬,人的创造性得以释放,从而带来了文学、艺术和科技的繁荣,大航海时代更是拓展了西方的视野和活动疆域,美洲、亚洲和非洲殖民地的不断开拓更加增强了西方文明征服自然的自信和野心。西方哲学的主流是主客二分法,人是主体,人之外的是客体,客体对主体只有工具价值。西方文明重视个人的价值,鼓励人类探索自然,分析世界,带来了工业文明的繁盛。但是,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生态危机使我们处于前所未有的高风险社会。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我们最初的成果又消失了。”我们人类需要有预防风险和化解危机的新思维方式。
     
      巴思(K·Barth)认为,人类与其他万物的一个重要区别就是人不可能与环境合为一体,他认为人哪怕是希望消融到环境中,就已经不再是一个真正的人了。中国古代思想恰恰相反,追求“天人合一”成为历代圣人的人生理想。西方文明将上帝从“天”中分离出来,将天还原为一个物质实体。而中国古代文明却将“天”视为一个复合概念,其中即寄托了人类敬畏自然的宗教情感,也包含了人类与自然有机联系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思想中蕴含的生态智慧,有助于化解现代工业文明带来的人和自然之间的紧张对立。
     
      (一)有机整体观
     
      “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内容是,包括人在内的天地万物是一个不可分割、密切联系的有机整体,各部分巧妙相关,彼此牵连。所谓牵一发而动全身。有机整体观不仅是“天人合一”思想的核心,而且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灵魂,也是区别于西方文明的根本所在。西方文明像一把手术刀,将世界分割成一块一块来分析和解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在内的东方文明则擅长综合,从整体上把握。中国文化中的“天”之所以内涵丰富复杂,也正是肇始于认识论上的整体观。老子说:“天网恢恢,疏而不失。”自然是一张有秩序的网,人类是这张秩序之网中的一环。“天人合一”思想注重事物之间的相互联系,从整体上思考和行为。这是朴素的系统论思想。
     
      中医理论集中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整体系统观。中医从“天人合一”的理论出发,将人放在包括天地万物在内的整体内,用阴阳五行学说构建整个中医体系。中医认为,人体与自然界连通是生命的根本,根本的根本是阴阳,人体的阴阳和天地四时的阴阳相连通,“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藏、十二节,皆通乎天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天地之象、阴阳之候是人病变的原因,“天地之象分,阴阳之候列,变化之由表,死生之兆彰。”中医的经络、针灸、气功、中药学等无一不体现“天人合一”有机整体系统观,具有西医所不具有的优点。它不是西医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思维方式,而是将身体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来治疗疾病。中医还注重在整体观指导下进行预防,并将预防疾病和养生结合起来。《黄帝内经》中写了养生的四个境界,最高的是得道的真人,与天地同寿;其次是与四时相调和的“至人”,脱离世俗,可以“游行天地之间,视听八达之外”;再次是“处天地之和”的圣人,欲望适可而止,博爱仁德,不嗔怒,可享百岁;第四是“法天地”的贤人,根据四季变化调养身体,也可以延年益寿。
     
      “天人合一”的有机整体观中还蕴含着辩证统一的思想,天人互相影响,不仅天作用于人,人也影响天。如《周易》从“天道”推演到“人道”,“人道”又主动参与“天道”。“圣人之能事,可以与天地参矣。”但“天人合一”思想最可贵之处是他并没有陶醉在人影响天的胜利喜悦中,而是告诫人因此一定要慎重自己的言行。“言行,君子之所以动天地也,可不慎乎?”现代工业文明面临的困境就是人的行为对自然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人却没有慎重的考虑行为的负面效应,不具备“圣人君子”的思想高度和道德修养。德和行不相匹配,将会酿造巨大的灾难。
     
      研究人与自然科学关系的生态学,将整体论作为重要理论基础,整体性是生态系统最重要的特征。美国生态学家利奥波德提出将生物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视为最高的善。美国学者大卫·雷·格里芬(David R. Griffin)在批判二元论的同时提出了整体有机论,认为人与包括自然界和社会在内的世界是不可分离的整体。这种有机整体论与“天人合一”思想是高度一致的。
     
      脆弱的系统在受到巨大冲击时,会土崩瓦解、四分五裂;柔韧的系统则相反,会展示出它前所未有一面。中国社会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冲击下,举全国之力来应对危机,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医务人员尽职尽责,公众响应政府的举措居家隔离,出门必带口罩。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中重视整体的思维习惯与行为模式在危机面前显示的作用。
     
      人与自然是一个规模更大更复杂的系统,这个系统目前面临的生态危机也更加复杂,更需要超越人类自身利益、从整体利益出发的生态智慧。
     
      (二)敬畏自然
     
      敬畏自然是“天人合一”思想的基本内涵。“天命”思想是人敬畏自然的典型表现。《诗经》中说:“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敬天之渝,无敢驰驱。”无论上天发怒还是喜悦,人民都心存敬畏。如前文所述,《尚书》的敬天思想贯穿整本书。孔子敬畏天命,他提出“三畏”,首先就是“畏天命”。《吕氏春秋·古乐》上说“敬天常”。主张利用自然的荀子也认为人应该敬畏天(自然)而遵守自然规律,敬畏礼仪而节制自己:“君子大心则敬天而道,小心则畏义而节。”天命思想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只到现在还影响着中国文化。中国民间对自然崇拜与敬畏的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至今农村仍有敬拜天地和自然神的传统。李泽厚认为中国文化中的天是一个虽至高至大但与人同质的“宇宙-自然的协同共在”,它超越于人的认知,不可以用理性去认识,他称之为“理性的神秘”,深刻的敬畏之情由此生发。剔除迷信的成分,古人对于未知的神秘大自然保持敬畏之心,不轻举妄动,可能是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绵延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西方科学家默迪认为,当前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是人类不知如何去正确运用已经掌握的知识。而从思想层面来看是人们对自然缺乏敬畏之心。“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告诉我们,在未知的大自然面前,我们不能轻举妄动,而应对自然保持敬畏,切勿将有限之知来冒犯无限之不知,不然会带来祸害。
     
      (三)顺应自然、尊重自然规律
     
      道家的天人关系中,“自然”状态是事物的本真状态,“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人们应该尽量随顺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尊重和顺应自然规律,不要强力去改变。无为是最高的道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现代生态学的研究表明,自然界最了解自己,这与老子的思想不谋而合。约翰·缪尔、利奥波德等主张的不干涉管理模式的核心正是“无为而治”、顺应自然。
     
      中国天人关系中认识到人对自然的影响,在主张“与天地参”的同时,提醒人要对自己的行为慎重,强调利用自然的前提是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老子告诫人在未知的大自然面前不要胡作非为:“不知常,妄作凶。”这里的“常”,即是“恒常”,又是“常则”。万物都是变动不居的,但决定万物变动的法则(自然规律)却是不变的。人要认识和遵守自然规律,否则就会带来灾祸。庄子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人懂得自然运行的规律,明白人类应该怎么行为,就是认知的极致了!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认为道家的“人要征服宇宙就遭到失败”的认识是“宝贵的直觉”。道家深刻洞察到自然自组织演化规律。老庄的无为而治、顺应自然的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荀子也认为“天有常道”,自然有自己的客观规律,人应该在认识和遵守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利用自然万物,为人类谋福利。强调在利用自然时要遵守自然规律是荀子思想与西方人定胜天思想的重要区别。
     
      中国古代利用自然资源“以时禁发”的规则充分体现了利用自然时以认识和尊重自然规律为前提的天人协调思想。《管子》、《礼记·月令》等文献中均有类似的记载。如《礼记·月令》记载,孟春季节,“禁止伐木。毋覆巢,毋杀孩虫、胎、夭、飞鸟。毋麛毋卵。”五谷果实尚不成熟的、树木过小不符合砍伐标准的、禽兽鱼鳖过小不符合捕捉标准的,均不可以在市场上买卖:“五谷不时,果实未孰,不粥(通”鬻“)于市;木不中伐,不粥(通”鬻“)于市;禽兽鱼鳖不中杀,不粥(通”鬻“)于市。”
     
      (四)感恩自然
     
      奠基于农业为本的中国古代文化,始终对生养万物的自然保持感恩心理,并通过各种仪式来表达这种感恩之情。如中国历代有祭天地社稷的传统,是“礼”的重要部分。通过庄重且复杂的礼仪表达对天地的敬畏与祈求,对天地生养之恩的感谢。“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这种仪式是古代天人沟通的重要仪式。《礼记·月令》中还记载了不同季节表达对天的企盼与感恩的仪式。如立春那天天子要率领大臣到东郊迎春,“天子亲帅三公、九卿、诸侯、大夫以迎春于东郊”。
     
      工业文明时代,人们认为自己所获得的,是自己努力争取到的,该价值观鼓励个人奋发图强,具有积极意义。但城市文明似乎使人类忘记了自己的本源,忘记了如果没有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人类将不复存在。我们应该向古人学习,始终对大自然心存感恩。
     
      (五)“诚”既是人德也是天道
     
      儒家认为,“诚”是天人沟通的枢纽,它既是人德又是天道。《中庸》的核心观念是诚。“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荀子说:“君子养心莫善于诚,至诚则无它事矣。”提高自己修养的最佳方法就是至诚。“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
     
      “诚”是人心的纯净状态,人处于诚的状态,可以与天地合一和沟通,与人交流也没有了障碍。
     
      (六)节欲、无私
     
      节制个人欲望,去除私念,是达到天人合一的路径。无论儒家、道家还是墨家,均主张对人的欲望进行节制。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俭”是老子三宝之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个人在生活消费上,注意约束自身欲望,注重节俭,不奢侈浪费,知足常乐。老子还说“圣人去甚、去奢、去泰”,圣人不要做出极端的、奢侈的、过度的行为。墨子强调节俭,认为每个人都应该过清廉简朴的生活,反对厚葬。
     
      宋明理学更是明确将“去人欲”作为获得“天理”的途径,对人节制自己的欲望提出了很高的道德要求。周敦颐说:“予谓养心不止于寡而存耳。盖寡焉以至于无,无则诚立明通。诚立,贤也;明通,圣也。”王阳明说:“减得一分人欲,便是复得一分天理。”但他们所说的“人欲”并不是人的基本需求,而是偏离了本来目的舍本逐末的欲望。“天下之害,无不由末之胜也。峻宇雕墙,本于宫室;酒池肉林,本于饮食;……凡人欲之过者,皆本于奉养。其流之远,则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后人流于末者,人欲也。损之义,损人欲以复天理而已。”对过度膨胀的欲望进行压制,是为了恢复天理。张载说:“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丧本焉尔。”欲望不能控制,会丧失本心。
     
      反观现代文明所奉行的消费主义,物欲已经淹没了人的本心,这正是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的根源。
     
      达到“天人合一”状态,人便“廓然大公”。程颢说:“公则一,私则万殊。”“仁”是儒家的核心概念。儒家认为,培育仁爱之心的最高境界就是无私。孔子讲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仁具有推己及人的特点。孟子进一步提出,仁发源于人的恻隐之心。程颢将仁的范围进一步扩大,认为仁道只是一个公字“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儒家由己推亲、由亲推友、由友推人、由人推物,逐步将仁爱的范围扩大到天下万物。“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这与现代生态学的观点是一致的。深层生态学认为,自我实现的过程,就是逐渐扩展为大我的过程。纳什提出人类自我意识的觉醒经历本能的自我到社会的自我,再从社会的自我到大自我的过程。他认为,随着人性的成熟,我们将会把自己认同于所有有生命的存在物。
     
      我们当下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实质是文化和价值的问题,而不是科学和技术的问题。中国在古代逐步发育出来的“天人合一”思想不仅具有至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而且蕴含着深刻的生态智慧,汲取“天人合一”思想中的精华,将有助于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化解生态危机,弥合现代工业文明的伤疤。
     
      四、“天人合一”思想对
     
      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启示
     
      生态文明思想吸收了我国传统文化“天人合一”思想的精华,树立了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理念,形成生命共同体的生态整体观,系统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整体保护、系统修复和综合治理。十八大报告指出应将生态文明建设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十九届四中全会的决定明确指出生态文明建设是关系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千年大计,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2018年生态文明写入宪法,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法治建设进入全面深入推进的历史新阶段。下面初步分析“天人合一”思想对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几点启示。
     
      (一)用“天人合一”的
     
      有机整体观来指导完善
     
      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
     
      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是综合性的,世界观是整体观,将人与自然视为一个整体,而不是西方文化认为的人与自然是分裂的、人可以战胜自然。“天人合一”是人与自然为统一体的形象描述,并且包含了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代表了迄今人类认识人与自然关系上的最高思想境界。
     
      工业文明过分干扰了自然自组织演化过程,对自然生态造成严重破坏。人们开始反思,人的理性智慧是有限的。人类应该向自然学习,“道法自然”。用“天人合一”的整体系统观来指导完善现有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从包括人在内的整个生态系统整体出发,从预防、管控和救济三个维度构建完善的有机协作的生态文明法律保障体系,全方位服务于绿色发展。
     
      (二)敬畏自然、顺应自然作为
     
      生态环境法律的基本理念
     
      人在与自然分离的路上已经走得很远,人定胜天的理念支配现代工业文明高歌猛进数百年,但人类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空气污染、水质恶化、土地污染,气候变化,冰川融化,草原退化,森林砍伐等等。近期自然灾害频发,烧了几个月的澳洲山火刚刚扑灭,东非又发蝗灾,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全世界扩散。在一团混乱之后,人类需要停下脚步,反思我们的发展模式是不是出了问题?“敬畏自然、顺应自然”,应该成为自然资源法律与生态环境保护法律的基本理念。
     
      (三)遵守客观规律作为
     
      规范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
     
      保护生态环境行为的基本原则
     
      自然运行有其规律,我们人类的任何行为要建立在遵守自然规律的前提下,规制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保护生态环境的法律规范应该以认识自然规律为前提,将遵守自然规律作为行为规范的基本内容,禁止违反自然规律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和进行生态环境保护。为使法律更符合科学规律、符合法律实际运作的规律,在制定相关法律时应该邀请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利用和保护等专业领域的科技专家和专业法律人员参与立法,还应邀请了解实际运作中具体情况与问题的一线保护、管理和执法专家参与立法。
     
      (四)风险预防作为生态环境和
     
      公共卫生健康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
     
      相较于浩渺的宇宙和神秘的大自然,人类的认知永远是有限的。在神秘的大自然面前,我们应保持敬畏之心,将风险预防作为生态环境和公共卫生健康等法律规范的基本原则,对于不确定的风险,应尽量在风险预防原则的指导下谨慎行动,不轻举妄动,避免产生不可控制的后果。
     
      (五)倡导绿色消费、适度消费,
     
      构建和完善绿色消费法律制度
     
      人的欲望具有无限膨胀的趋势。而这无度的欲望已经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天人合一”的节欲思想可以用来矫正现代社会的消费主义。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行为需要道德来约束,更需要法律来规制和引导。我们国家绿色消费、适度消费的法律制度十分缺乏,亟需完善,以引导正确的消费观念,规制理性的消费行为。
     
      (六)培育道德自觉和
     
      完善环境法治相辅相成
     
      由孔子发端的儒家文化注重道德自觉。宋明儒家的“天人合一”思想将道德自觉发展到了极致,我将它总结为“天赋责任”。孔子说:“人能弘道。”程颢提出:“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无心。”张载说:“为天地立心。”在“天人合一”思想中,人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利用自然规律谋生存,更表现在人如何履行天赋的责任,实现人生的真正目的。这正是“天人合一”思想的精髓。如果说西方的天赋权利说将大写的人从王权中解放出来,那么天赋责任说则将这个大写的人融入宇宙整体,实现大我。
     
      “天人合一”思想中与天地万物为一体、仁爱万物的精神境界和道德自觉与现代环境伦理学家罗尔斯顿心意相通。他认为,人处于自然进化的顶端,应该能看到他之外的存在物的价值,形成开放的全球整体观,作为“道德监督者”的角色,具有整体的“大道”观,维护所有完美的生命形态。
     
      当代生态危机面临的困境是,人类所掌握的科学技术足以毁灭地球,但却尚未达到与之相匹配的精神境界,从而缺乏与之相应的道德和法律规范来有效的约束和规制人类的行为。我们不希望人类自掘坟墓的若干亿年后,未来的地质学家感慨,“人类世将飞速的技术进步和人性中最卑劣的一面结合在了一起。”因此,我们除了应该完善环境法治,还应当提升人的精神境界,培养人的道德自觉,延续中华文明中的思想精华,发扬和发展“天人合一”思想中闪烁着智慧之光的精髓,使之服务于全人类的生态文明。正如社会生物学之父爱德华·威尔逊所说:“只有对我们的道德观念进行一次大调整,让我们对其他生命形式许下更重要的承诺,才有可能去应对这个21世纪最大的挑战。”
     
      “天人合一”思想最推崇的品德是诚,认为它是“天人合一”的纽带,是天地间最根本的品德。诚信也是人和人交往的基本原则。诚信不仅是道德的范畴,更应贯穿入法律中。诚信原则应该贯穿于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的全过程,内化于整个法律体系中,成为法律的灵魂。
     
      五、天人合一思想
     
      指导《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
     
      新冠肺炎的爆发促使《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紧急提上日程,但大家对于这部法律如何修改争议颇大,比如立法目的应该如何确定?是普遍禁止食用野生动物,还是应该照顾到我国利用一些野生动物的传统?下面试用“天人合一”思想来做粗浅的分析。
     
      (一)立法目的
     
      从有机整体观出发,野生动物是生态系统中有机组成部分,而这部分现在岌岌可危。生物多样性作为整体对于生存其中的包括人类在内的每一个物种都有保护作用。但是我们现在所处的是因人类的过度扩张所驱动的第六次物种大灭绝时代。人类的行为,特别是工业革命以来对自然疯狂掠夺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对生物多样性严重的威胁。很多生态学家认为,人类剩下的时间不多了,人类现在需要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减缓物种灭绝的速度,保护现有的野生动物物种。因此,本法的基本目的应该是:保护野生动物种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至于保护公共卫生健康的目的,主要应该是另外一部法《传染病防治法》的立法目的,建议同时对改部法律进行修改,并且做好两部法律相关制度之间的衔接。
     
      (二)野生动物保护制度
     
      保护现有野生动物最科学的方法和制度是什么?无为而治,顺应自然应成为野生动物保护制度和方法的基本指导理念。人类需要做的就是尽量少的干预、包括利用野生动物,给野生动物留下更多的生存空间。
     
      1.普遍保护与重点保护相结合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制度主要针对珍稀濒危动物,而此外的野生动物很难受到该法的有效保护。建议在该法中确立普遍保护和重点保护相结合原则,并相应的完善野生动物保护制度。明确该法保护的对象是所有的野生动物,列入珍稀濒危保护动物名录的应该重点保护,非珍稀濒危动物应该一般保护。列入珍稀濒危保护动物名录的物种,严禁猎捕、买卖和利用(包括食用)。一般保护的动物除了列入白名单(自我繁殖力强等无需保护动物)外同样禁止猎捕、买卖和利用。取消三有(生态、科学和社会价值)动物名录制度,其中属于珍稀濒危的物种,列入珍稀濒危动物名录,其他的属于一般保护的对象。
     
      2.完善栖息地保护制度
     
      栖息地保护是最重要的野生动物保护制度。“在物种生死存亡的大问题中,最关键的因素就是留给它们的适宜的栖息地有多少。”爱德华·威尔逊提出了著名的“半个地球”的倡议,即将半个地球化为保护地。现行法律规定了野生动物重要栖息地名录制度,但是该项制度实施的很不好。应该完善该项制度,根据野生动物分布区域和种群数量需求划定野生动物栖息地范围,列入珍稀濒危物种名录的动物应当在集中分布区划定栖息地进行保护。对于野生动物种类丰富的区域也应当划定栖息地。国务院应配套制定《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条例》,确定野生动物栖息地保护的具体制度。
     
      另外,建议完善自然保护区制度、尽快推进国家公园制度,完善湿地保护制度,研究制定《自然保护地法》,统一和协调各保护地制度。加快修改《自然保护区条例》或制定《自然保护区法》,制定《国家公园法》,制定《湿地保护条例》。
     
      结语
     
      面对新冠肺炎疫情,我们在紧急应对的同时,更要深思,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我们尚不清楚它的源头,也不清楚它爆发的原因。但我们应该认识到,包括人在内的大自然是一个有机整体,新冠肺炎表象下也许隐藏着整个生态系统失调的残酷事实。面对神秘的大自然,我们应抛弃那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机械思维,而是秉承和发展“天人合一”思想的有机整体观,敬畏、顺应和感恩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用中医的整体系统思维来疗愈生病的地球家园。我们更应将此次生态危机作为一个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的良好时机,使善待自然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生态理念。善待自然,就是善待自己。我们应将它作为天对人的警示:在我们人类还有可为空间的时候有所作为,不然悔之晚矣。

    【作者简介】
    葛枫,中国政法大学2019级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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