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诗文中的法观念
2020/7/17 15:28:58  点击率[21]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中国法制史
    【出处】人民法治网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关键字】苏轼;诗文;法观念
    【全文】

      宋朝是一个经济发展、政治宽松的朝代,因此,诗文繁盛,思想家辈出。而且由于皇帝尚法制,因此流行于宋代的诗文中多有各自的法观念、法意识,显示了法文化的繁荣。从浩如烟海的古代诗文中,搜索法文化资料,也是法史钩沉的一端。苏轼是宋代杰出的诗人,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在诗文中多次表达了对读书读律的提倡,对于当前普及全民的法律知识,扩大依法治国的群众基础,夯实依法治国的文化基础,具有一定的启迪意义。太宗时期,在“经生明法,法吏通经”(《文献通考》卷三二《选举考》)的思想影响下,创建了“明法科”,使法律进入科考领域。太宗太平兴国八年(983年),又命“诸科始试律义”。遂使法律成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神宗改制时,为了进一步改变“近世士大夫,多不习法”的学风,“又立新科明法,试律令、《刑统》大义、断案”。(《宋史·选举志三》)科举试法起着某种导向作用,激发了“士人”学法习律的积极性。如同神宗时大臣彭汝砺所说:“异时士人未尝知法律也,及陛下以法令进之,而无不言法令。”(《历代明臣奏议》卷一一六《风俗》)
     
      苏轼在《戏子由》一诗中说:“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这从嘉祐二年(1057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撰写的策论《刑赏忠厚之至论》中说明他是读书读律的,此文受到主考官梅尧臣和欧阳修的赏识,拔擢为第二名。至礼部复试时,他再以《春秋对义》取为第一名。在他的做官经历中,也有纯然为司法官员者,如大理寺平事、知登闻鼓院等。苏轼《戏子由》诗中所说的“致君尧舜知无术”的“术”是战国时期法家提出的,特别是韩非提出“法术势”三者并用的思想,形成了完整的思想体系。韩非所说的术就是“君人南面之术。”他说:“术者,因任(能)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韩非子·定法》),“凡术也者,主之所以执也”(《韩非子·难三》)。可见,苏轼读书读律的倡导意在说明只有精通法律才能辅佐皇帝治理国家。他与韩非所论证的术,角度不同,但有相通之处。
     
      在《戏子由》诗中,他还写了“头虽长低气不屈”,“道逢阳虎(春秋鲁国以”陪臣执国政“的季孙氏家臣)呼与言,心知其非口诺唯”的诗句,表达了他在王安石变法时期受到新党的压制抑郁和矛盾的心理状态。这在苏辙《次韵子瞻见寄》诗中表述得更加明白。苏辙,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在为官的过程中,政见与其兄苏轼基本相同,既反对王安石改革时的新党,也对此后的旧党颇有微词,因此同时为新旧两党所不容。他在诗中所说“自从四方多法律,深山更深逃无术”意在讥讽王安石变法时加强立法,使得社会受到法律的控制,即使深山更深,也无所逃于法律的束缚,诗句中所说“弹劾未至理先屈”表达了对其兄迭遭文字之狱的愤懑。他在诗中还大胆地提出了“繁刑弊法”实为“公耻”,并且以汉贾谊、楚屈平之不得见用,略以自慰:“贾生作傅无封事,屈平忧世多离骚。”
     
      苏轼不仅主张读书读律,他在应科举策论而撰成的《刑赏忠厚之至论》中也表达了对于如何用刑的一系列观点。如他认为刑法之所以产生,是对“罪戾”的惩罚,目的不仅在于惩恶,也在于劝善,以使吾民不要“入于其中(罪戾)”。所以,他主张“罪疑者从轻”,“舍有罪而从无罪者,是以耻劝之”,也就是使其产生知耻之心,而远离犯罪。但如“罪恶暴著”不可辩解,“不得已而用其刑”时,也务使天下“知吾之用刑而非吾之好杀人也”。(此处略去苏轼关于厚赏的议论)从苏轼关于用刑的简短论述中,可以看出其认识的渊源。慎罚之说与疑罪从轻都源于《尚书·周书》的一些经典论断,如《尚书·康诰》“明德慎罚”、用其“义刑义杀”;《尚书·吕刑》“罪疑从罚,罚疑从赦”。这是苏轼论文的理论依据。由于宋初科举考试仍然试经义,所以读经对于举子说来是必要的课业。这就使得苏轼在策论中能信手拈经撷要,运用自如,以表达他“明刑弼教”的法理念。他在《戏子由》诗中所说的读书读律之议,他自己就是实践者,他对于刑赏之用的总结正是致君为“尧舜”的一种“术”。
     
      苏轼还在《策别一》中,借古喻今,抨击了刑不上大夫及于今世的消极影响,强调大夫庶民违法犯罪皆当一体同科、罚当其罪。他在文中开头便提出用法当使人心服,否则遗患无穷,他说:“用法而不服其心,虽刀锯斧铖,犹将有所不避,而况于木索、笞棰哉!”他以严峻的文字抨击当时朝廷高官有罪不罚的弊政:“今之卿大夫有罪亦得以首免,是以盗贼小人待之欤?天下惟其无罪也,是以罚不可得而加。如知其有罪而特免其罚,则何以令天下?今夫大臣有不法,或者既已举之,而诏曰勿推,此何为者也?圣人为天下,岂容有此暧昧而不决?故曰:厉法禁,自大臣始,则小臣不犯矣。”苏轼一生命运多舛,数以文字获罪,既不见容于新党,也不见容于旧党,是和他任情抒怀、讥评无忌,不无关系的,但这也恰恰表达了苏轼作为性情中人的品格。

    【作者简介】
    张晋藩,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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