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评“冒名顶替”
2020/7/7 14:11:12  点击率[6]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刑法学
    【出处】微信公众号:法律竞赛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关键字】冒名顶替
    【全文】

      有组织犯罪视野中的冒名顶替行为
     
      近几天北京疫情反复,气温也高低不定,弄得人心神不宁。本想集中精力思考一下后民法典时代刑法的应对与创新的,不成想被接二连三的冒名顶替上大学事件给搅乱了:先是山东陈春秀,后是苟晶,又是河南王丽丽,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南都记者检索发现,2018-2019年山东高等学历数据清查工作中,有14所高校曾公示清查结果,其中有242人被发现涉嫌冒名顶替入学取得学历!这一连串的事件和触目惊心的数据,让我这个大学老师实在平静不下去了。我在努力回想,在我三十多年任教生涯所教过的成千上万学生当中,究竟有没有或者有多少学生是冒名顶替的?每次我上课点名时站在我面前的到底有几人是如假包换的真人真名呢?
     
      对此事件,舆论喧哗。喧哗之中,我希望自己保持一份法律人应有的冷静,做出一点专业而理性的思考。然而,这很难!
     
      首先,这类行为该如何定性呢?
     
      民事侵权毋容置疑,行政违法在所难免,甚至刑事追责也是可能的。但是翻遍刑法典,查阅既有判例,刑事上无非涉及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第280条第1款)、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第280条第3款),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第280条之一),或个别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286条),以及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招收学生徇私舞弊罪(刑法第418条)。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代替考试罪。问题是,代替考试都入罪了,而直接冒名顶替者却基本未受刑事追究?现在的这些罪名及其后配置的刑罚又是否能够准确反映冒名顶替行为的本质和危害?为什么不能定盗窃、抢劫呢?盗窃、抢劫只是用秘密或暴力的方式拿了人家一定数目的钱财,而冒名顶替却是把人家上学乃至人生发展的机会盗走、劫走了!又为什么不能定杀人罪呢?
     
      因为冒名顶替断送的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之路,正如1990年山东滕州的女学生齐玉苓质问冒名者时所说的,“你把我的一生都改变了”!多少寒门学子承载无数希望,费尽千辛万苦,最终考出的好成绩却被人中途掉包、截胡,原本可以跳出农门进入居民行列、成为公务员、国家干部、专业精英等机会均成泡影,重又陷入人生黑暗的苦旅之中!而那些掉包者冒名顶替者,揣着他人的成绩,顶着他人的名字,从此开始了一种光鲜亮丽的别样人生……这种行为,不是变相杀人么?不是在故意剥夺他人的生命么?
     
      须知,人的生命是可以分段分时计量的,大约三万天一千个月八十年,一次冒名顶替就断送了人家二十年!人的生命也是可以分成自然生命、社会生命甚至政治生命的。这些被冒名顶替者的自然生命在延续(当然会因此变得更为糟糕),但他们的社会生命、政治生命却是被彻底改变了!不仅仅是他们个人,他们的家族,甚至他们的后代的命运都被改变了!说冒名顶替是杀人有点言过其实,但此类行为之恶害丝毫不亚于拐卖或绑架儿童罪!
     
      写到这里,我无法平静。愤恨之余,我又有些佩服这些冒名者,他(她)们该具有怎样的心理定力啊?
     
      这些人的心理素质和定力抵得上甚至超过了风行一时的谍战片里的潜伏者、地下党,居然用了别人的名字和身份证、学籍卡,去上学,毕业,找工作,结婚成家,生儿育女,为人父母,并且发展着自己的职业生涯,实现着自己的人生规划……等等!这个自己其实不是“自己”,而是“别人”了!这样的状况,其实比通常的面具人要更加可怕。面具可以摘下,或白天戴着,晚上摘下,或人前戴着,人后摘下!然而冒名顶替者呢?因为他们的潜伏是长期甚至无期的,是全方位的,不仅要对学校隐瞒,对同学隐瞒,对老师隐瞒,对工作单位隐瞒,对党组织隐瞒,甚至对自己最最亲密的恋人、爱人乃至婚育之后的孩子都要隐瞒……这种“铁面人”般的人生,如果能够活出精彩,活出幸福,必须绝对是“人格分裂者”才行!
     
      当然,从1990年被陈晓琪顶替的齐玉苓、1995年被校长老婆顶替的石凤霞,2002年被学弟顶替的王俊亮,2004年被同班同学顶替的罗彩霞,到今天的山东陈春秀、苟晶…我们在感叹这些“人生被改造者”的苦难的同时,也无一不在谴责冒名者的罪恶。但是请注意:千万不要将目光锁定在冒名者身上!这种罪恶绝对不是冒名者个人的罪恶,单独的个人无法完成这一系列举动,甚至普通的共同犯罪也难以胜任,而必定是一种有组织有计划有预谋的有组织犯罪行为,是一种有组织的恶!
     
      既有案例表明,这类案件的涉事人员中,冒名者通常因为年龄(可能未成年)、社会地位和阅历处在较为次要、辅助甚至服从的地位,而主事者基本都是成年人如家长、老师、领导,有社会地位和阅历,甚至是有权有势者,有主谋(指使策划,造意为首),有金主(出钱或筹钱者),有消息灵通的内应(学校、教育局或考试院的领导,老师,班主任),有强力的外援(派出所民警、乡镇政府工作人员等);从行为类型上看,有冒名顶替的,必有造假用假(假身份、假户籍、假学籍、假档案、假成绩),必有行贿受贿,必有失职渎职,以及专门的中介或者地下黑市场……这些人员和行为分工明确,环环相扣,相互协作,相互配合,缺一不可!这样的行为难道不是有组织的犯罪吗?难道不应该像扫黑除恶一样予以严厉打击吗?
     
      尤其让我气愤不已的是,这些有组织犯罪的人主观恶性之深,以及社会舆论对此类行为的莫名宽容!
     
      据“前世是天使2001”在网上披露,那个冒名顶替她去北京上学的居然是她高中班主任的女儿!而这位邱老师可以无耻到这样一种地步,在冒名顶替骗局败露之后,竟然给受害人写信“请求原谅”,并自认只是有违师德!一些人甚至对这些害人者表示同情,指责受害人做的太绝!这种完全站在个人恩怨、利害得失之上的舆论是极其有害的,因为它遮蔽了此类行为的本质!
     
      不错,这些冒名顶替者无一不是为了私利,为了一己之私去盗窃或牺牲别人的人生!但此类行为的危害绝对不止于此。道德评价不复赘言,对他人的损害堪比杀人害命,而社会危害或政治危害更甚!
     
      设想一下,当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党员领导干部、教师队伍之中出现越来越多的冒名顶替者、潜伏者、伪装者的时候,该是多么恐怖哦!这虽不等于敌人改头换面侵入了我们的队伍内部,但至少说明,我们的公务员队伍、党员群体或者企事业单位人员内部,存在这样一些张冠李戴、名实不副、灵肉分离、人格分裂的人,他们不是偶尔欺骗说谎、一时为恶的骗子,或偶尔扮演别人、做人替身而挣钱的演员,他们是躲在别人的名号、躯壳里生活,以扮演或偷窃他人的人生为职业、为终身追求的职业“偷人者”或行为艺术家!这类两面人的存在,对于社会诚信、商业信用或政府公信的危害,绝不亚于“核弹”!现在看来,冒名顶替者屡屡出现在山东,不仅给山东人的传统形象抹黑,让长眠地下的孔孟圣人蒙羞,也极大地破坏了山东的营商环境和投资环境!
     
      快到收笔之时,突然想起一桩陈年旧案。二十多年前,作为律师曾为学校追讨过一笔被骗的巨款:一伙资金掮客和骗子联手,买通了某银行内部工作人员,在学校基金会财务人员去该行营业部办理存单转存业务时,借机将经理支开,由该内部人员挂上经理的胸牌冒充经理,将大额存单背书转让给了下家。事后,银行拒绝为其业务和监管过失承担责任。于是,我奉命前去和银行行长交涉。在行长办公室,行长恭恭敬敬地递上名片,自称姓韩名xx。我则毫不客气地反问,你韩xx,包括你所担任的这个行长职务,究竟是真是假?你怎么证明你自己就是你自己!行长被我问得一头雾水,心中定是恼怒不已……
     
      也许,我们这个社会的绝大多数人是幸运的,我们没有被冒名顶替,我们都真实地活在自己的人生里,也同样真实地活在别人的人生里。当然,会有不少人没有认识到自己的幸运,且不满足于自己的人生,埋怨抱恨,这是典型的身在福中不知福啊!换位思考一下,站在那些人生被别人顶替、处在需要想方设法证明“自己是自己”困境之中人的立场,我们该是多么幸运!当然,为了我们自己的幸运,也为了避免别人的不幸,我们不能宽容那些冒名顶替者,特别是其背后一系列的有组织犯罪行为!希望教育、纪检监察、公安司法机关彻查此类现象,严肃问责,不仅仅是民事行政问责,纪律追究,也要拿出扫黑除恶的决心和勇气,运用洪荒之力,彻底清算冒名顶替歪风及其背后的各种丑恶现象犯罪行为,以期匡正社会风气!甚至,有必要激活科举时代对于冒名顶替者的严刑峻法,对于胆敢挑战高考制度的作奸犯科者予以严惩!
     
      明洪武三十年,发生科举弊案,朱元璋龙颜大怒,将侍读张信与主考官白信蹈等二十余人凌迟处死,另一主考时年85岁的刘三吾被发配戍边。清康熙五十年乡试,当时有一些做食盐生意的暴发户,为了让自己的子弟通过科举考试做官,出大价钱贿赂主考官左必蕃和赵晋等人。事情败露,左必蕃被处流放,副主考官赵晋被定斩首,最终于狱中畏罪缢亡。清咸丰八年的戊午科场弊案,主考官、文渊阁大学士、军机大臣柏葰被判斩立决,另有4名大臣被斩首,3人充军。彼时的科举直接关涉教育公平正义,更远则关系国家安危,关系民族未来,关系长治久安!今天的高考难道不应该更是如此吗?
     
      小结一下:冒名顶替行为损人利己(最终害己),极度自私自利,失德败德;这绝非个人之恶,而是有组织之恶,堪比有计划有预谋的有组织犯罪,性质恶劣;它破坏社会诚信和政府公信,危害巨大,必须严厉惩治,系统治理!
     
      必须保卫“知识产权”
     
      前几天一时激愤,写了一篇短文,将高考中的冒名顶替现象与有组织犯罪联系在一起,核心观点是,冒名顶替非个人之恶,而是一种有组织的违法犯罪行为,有上下产业链,有中介和市场,期望上上下下认清此类问题的严重性,下大力气予以整治。文章发出以后,有一些积极的回应,但基本都是往刑法修法增加新罪的路子上走的。出现这种结果非我本意。虽然刑法是我的饭碗,但我对刑法的信心一直不足,总是将其定义为“不行的法律”(法文为les peines perdues,英语则为 the law who doesn't work),为此常常招致同行的侧目斜眼。
     
      我的基本立场,正如我的法国本家卢梭所言,刑法与其说是一种特别法,不如说是其他一切法律的制裁。刑法固然重要,制裁也算严厉,但总是最后出手的,具有补充性、碎片性和谦抑性,刑法的作用必须附着在其他规范和法律之上方为有效。这种定位源自对于犯罪根源的系统分析,犯罪绝非个人之恶,而是个人与社会、生理心理和经济文化等复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对于犯罪应该实行综合治理。高考冒名顶替现象产生的原因也很复杂,治理也绝非刑法打击一贴药方。因此,今天我就再来简略谈谈冒名顶替现象产生的根源及其治理策略。
     
      四十多年前,当我高考时,贴在考场里的标语“知识就是力量”,真的给了我无尽的动力,助推我考上大学,后来又考上研究生、公派出国留学,学成归来以后成为大学老师,命运从此改变。然而,等到墙上的口号变成了“知识改变命运”,知识的力量就变得比较复杂了,对于多数人而言,此言为真,学习文化、掌握知识、考上大学,的确改变了他们的命运,他们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然而,对于那些在高考中被冒名顶替的学子而言,他们的命运并没有被知识所改变,如果一定要说有改变,那就是他们的命运反而变得更差了,人还在,命变了,运没了!也许其后不乏像苟晶一样逆境奋起的成功人士,但多数仍然是像陈春秀一样,被生活的苦难沉沉地压弯了脊梁……
     
      对于陈春秀们而言,知识不能改变命运,至少不能改善命运!因为代表他们所学知识或受教育成果的高考成绩被其他人冒领了,甚至连他们原先的身份也被人顶替了!正因为此,所以我才说,冒名顶替者是窃贼、是强盗,甚至是杀人犯!网上有人指责我言过其实。
     
      对此我的提议是,我们来算一笔经济账吧!如今中国家庭在教育方面的开支几乎是最大的,各家各户都将主要的资源投入到了孩子的教育上,从幼儿园到小学、再到初中、高中,各种补习班校外课,还有学区房的高房价等等,终于等到高考的日子,十多年的投资(investment,物质的金钱,还有精神的心理的),加上孩子自身的辛勤努力(human resources),马上就要有回报了,苦日子就快要熬出头了,这个时候却突然出现了一个冒名者,将孩子的高考成绩盗走了,将你全家多年的投入和心血抢走了,这不是秘密盗窃、不是拦路抢劫,又是什么?孩子的人生之路从此改变,全家的希望从此暗淡、破灭,这种行为和故意杀人、绑架人质又有什么两样?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推导出一个初步结论,那就是单纯的知识不能改变命运!那么,什么才能改变命运呢?光有知识还不够,还必须有一整套保护知识的制度,以及保护知识的主人的制度!不仅能保障知识真正属于它的主人,属于那些寒窗苦读,勤学好问,立志向学,为努力改变自身命运或者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学习的莘莘学子,并让知识真正服务于、回报于勤奋刻苦学习的人,以及他们背后的物质投资和感情投资人,而且还能对于各种利用职务或职权便利剽窃、抢夺他人学习成果,冒名顶替他人上学机会等行为予以严厉的制裁!这样的制度(institution),姑且借用一个法学领域的专业术语,就叫它“知识产权”吧!
     
      当然,本文所称“知识产权”是广义的,与严格意义上的知识产权不同,主要指主体对于其所习得的知识具有所有或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利,以及有效防止他人侵害的权利,简言之,就是基于知识而形成的产权(property)。如果知识不能变成产权,知识就不能改变命运;如果没有一整套的制度来保护知识的产权,很多有知识的人的命运就会轻易被改变!
     
      制度经济学理论告诉我们,制度是人类交往的规则,它抑制着可能出现的、机会主义的和乖僻的个人行为,使人们的行为更可预见并由此促进着劳动分工和财富创造。制度,要有效能,总是隐含着某种对违规的惩罚。
     
      冒名顶替现象之所以屡屡发生,或屡禁不绝,其主因是欠缺产权意识,特别是“知识产权”意识,以及财富、权力或社会地位、资源等等不平等。中华文化虽深受孔孟思想的影响,重视教育,尊崇知识,但却欠缺“知识产权”和权利平等的观念、文化和制度,有知识人的命运总是不如有权势者、有金钱者,或者总是受后者的欺凌!所以,对于民法典的颁布,我们是热烈欢呼的,因为这标志着我们已经“走进权利的时代”!但仅此还不够,我们还在热切期待着“知识产权”法典的早日出台,期待以法典来确立、强化人们的知识也是财产也有产权也受法律保护的观念,期待以法典来加强产权教育,加强公民人格、身份、证件、个人信息、数据等权利观念和法律保护意识!
     
      我们还要认真检讨现行法律保护制度的缺陷不足,修改完善相关行政保护、刑事保护的法律制度。比较研究发现,我们对于冒名顶替的规制,或者对侵犯“知识产权”行为的刑法制裁体系很不严密,既有的制裁也明显偏软,冒名顶替的违法犯罪成本极低。
     
      目前刑法上的罪名如伪造国家机关公文印章罪(第280条第1款)、伪造变造买卖身份证件罪(第280条第3款),使用虚假身份证件、盗用身份证件罪(第280条之一),或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第286条)等等,只是评价了手段行为而放过了目的行为,评价严重不足,处罚也非常轻。2015年《刑法修正案(九)》增加了代替考试罪,而对冒名顶替却无所作为,这是极不正常的。
     
      代替考试只是给人当抢手,是为他人作嫁衣裳,属于帮助犯,而冒名顶替则是直接弄虚作假将考中者“P”掉了。固然冒名顶替者此后的生活也许不会太幸福,他们的精神喝肉体也会受到折磨,时刻处在名实不副、灵肉分离的异常状态之中,但这是他们的自愿选择(free will),是自找的,而且为此侵夺了他人的产权、牺牲了他人的人生……他们,连同其身后的主谋、策划者、帮凶、黑中介或者贪腐分子、滥用职权者,都应受到法律的严惩!
     
      鲁迅小说里的阿Q说,偷书不算偷,算窃!如此狡辩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对于“知识产权”的概念。而根据民法典第4条民事主体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第113条民事主体的财产权利受法律平等保护的原则,盗抢有形财产是违法犯罪,盗抢无形财产也是违法犯罪;冒他人之名顶替他人上学就业机会的,同样应该受到法律的制裁!
     
      富柯说,必须保卫社会!这主要是面向政治国家说的。循此思路,我们进一步主张保护私权、民权、人权,这是改革开放进入新时代后法治建设的主流。当然,要根治冒名顶替,当务之急是要完善法治,依法保卫“知识产权”!不仅尊重知识,而且尊重基于知识形成的产权,尊重知识的获取、占有、使用、处分和收益的权利,建构保卫“知识产权”的制度体系!
     
      其实,一个合理的制度所应该追求的恰恰不是个别人的命运因为知识而改变,而是所有人的命运因为知识而改变,这就涉及教育公平乃至整个社会公平、制度公平问题。法治的使命不仅在于保护个人习得的知识及其权利不会轻易被侵犯,而且能够防止个人的命运因为“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而被轻易改变。为此,必须禁绝冒名顶替、坑蒙拐骗,坚决摒弃不劳而获、不学无术,严厉惩治贪污腐败失职渎职,以求端正学风政风,建设社会诚信,匡正社会风尚。
     
      宋真宗赵恒曾作《劝学诗》:“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自有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五经勤向窗前读。”这首诗对于后学国人的影响无疑是巨大的,但因为欠缺产权制度,有宋一代,及之其后的历朝历代,虽然文化昌明,却没有能够形成如后来席卷全球的欧洲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在如今事事主张权利的时代,必须明确,书中“自有”的“千钟粟、黄金屋、颜如玉”等等,应当归属于“读书人”,其他人不能乱动!
     
      现在任谁也无法否认,教育是投资,也确实需要巨大的投资,那么对于此种投资所得到的成果,也即知识,就是财产(无形财产或智慧财产),就有产权,就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仅有教育法第81条的民事保护是远远不够的,还须立足宪法关于基本人权、财产权和教育权的原则规定,建立起民事、行政和刑事保护的完整制度体系,知识才能改变命运,其所改变的不仅是个人的命运,而且是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换言之,“知识改变命运”必须有一整套“知识产权”的制度安排,必须依靠法治!

    【作者简介】
    卢建平,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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