冒名顶替案:一个宪法问题?
2020/7/6 13:27:50  点击率[7]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宪法学
    【出处】 微信公众号:中国法律评论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关键字】冒名顶替案;宪法;民事诉讼
    【全文】

      齐玉苓案曾经引发“宪法司法化”的呼吁,理由是陈晓琪以侵害齐玉苓姓名权的方式侵害了其宪法上的“受教育权”。我并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宪法司法化,但是将宪法司法化与齐玉苓案嫁接,却是当时特殊环境下一个“善意的错误”,今天我们不应再沿这条路上走下去了。
     
      首先,宪法权利旨在约束政府,不宜用来约束个人。宪法上的“受教育权”,是要求政府提供相应的教育条件、不侵害公民的受教育机会。如果不存在政府压制,就不存在基本权利侵害。冒名顶替案虽然有公职人员参与,但其性质仍是个人的徇私舞弊行为。
     
      不少学者认为我国宪法也约束个人,这种理解会陷入实践困境。基本权利只有约束政府,人们才能够在权利内容、标准上达成一致,若要约束个人,人们之间会陷入争议,而这只能交由日常立法过程去厘定。让宪法直接约束个人,等于绕过立法机关,对权利内涵、侵权标准、法律责任的细节进行“宪法解释”,这种想法恐怕是徒劳无益的。
     
      其次,虽然齐玉苓案提到了宪法上的受教育权,但判决不是以宪法而是以民法为依据的。并不是援引了宪法就成了“宪法司法化”,不少民事案件都曾提及宪法,但那些案件还是民事案件。
     
      第三,“受教育权”视角难以涵盖冒名顶替案的复杂情形。实际上,大量顶替者和被顶替者串通的冒名上学案件,比如兄弟之间、姐妹之间的替考、顶替上学,侵害的不是特定个人的“受教育权”,而是教育公平这一公共利益。有一个不合格的人入学,就有一个合格的人被顶替,但我们不知道是谁,也就很难诉诸宪法上的“受教育权”。
     
      齐玉苓案曾经引发学界热烈讨论,但几乎没有留下制度上的成果。部分原因可能是,对个人权利的极大关注,遮蔽了社会危害性方面,从而忽略了部门法的改进。“宪法司法化”功败垂成,部门法上也没有进展。刑法修正案已经有多个,仍没有关于冒名顶替的独立罪名,只能以收受贿赂、伪造证件、伪造公文、徇私舞弊等关联行为治罪。
     
      冒名顶替是一种赤裸裸的恶行,如果只有诉诸宪法才能解决,这岂不是一个悲剧?很多国家宪法里并没有所谓的“受教育权”,为什么仍然能有效惩罚?因为普通法律足堪此任。依照我国法律,也本可以追究冒名顶替者的的各项责任。对此,可能存在一个路径选择的比较优势问题需要讨论。
     
      对冒名顶替案若只借助民事诉讼,可能尚存如下局限:
     
      首先,民事纠纷“不告不理”,而受害人可能因种种原因不起诉,比如不知情、私下和解。在那些顶替者和被顶替者合谋的情形中,没有直接的受害人,更不会启动诉讼。其次,民事诉讼中当事人取证能力有限,对于利用职权徇私舞弊的事实很难发现和追责,他们可能根本就不会被列为被告。第三,民事责任的承担方式有限。如果侵权人能力有限,就难以给予充分的补偿,对侵权人的惩罚性也不够。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民事诉讼难以保护所侵害的公共利益。有明确受害人的案件是这样,串通实施冒名顶替的情况更是如此,没有直接受害人起诉,当事人更容易掩盖恶行。
     
      这类案件应当作为刑事案件处理,理由大概如下:首先,冒名顶替不但侵夺个人受教育机会,而且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那些串通冒名顶替的行为,由于更具有隐蔽性,给教育公平造成的危害更大。其次,所有的冒名顶替案都具有隐蔽性,发现概率低,作为刑事案件处理能发挥刑事侦查特有的事实发现优势。第三,在受害人因主客观原因不能起诉的情况下,仍能由公权力机关主动追究。最后,民事赔偿,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可以通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进行。
     
      现有的诉讼只是冰山一角,大量冒名顶替案件尚未被揭露。宪法对此并非无所作为,它应该将利剑指向公权力。不受监督的权力,放大了私人之恶。如果不是公职人员有恃无恐,冒名顶替就不会如此普遍。

    【作者简介】
    姜峰 ,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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