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刍议
结合相邻诉讼类型关系的考察
2020/6/12 8:23:29  点击率[37]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环境保护法
    【出处】《西部法学评论》2020年第2期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摘要】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如何,会直接影响它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以及海事诉讼等诉讼类型的关系。在规范层面上,因解释论立场的不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可以理解为从属或交叉关系,在效力和结构上则相应形成两种结果。两者诉讼顺位的确定要从现实操作的便利性出发,对同一损害,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应优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对不同损害,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可并行。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海事诉讼的关系方面,应根据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来源不同、范围不同适用不同的诉讼规则,并且在海事诉讼规则适用过程中应当有机融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诉讼规则,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绿化”。同时,预防型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属于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一种特殊形式,可以与救济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并行,两者之间的具体衔接方式应以诉讼进程的实际状态为准,并可以参照预防性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则。
    【中文关键字】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海事诉讼;海洋环境公益诉讼;预防性诉讼
    【全文】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刚刚公布不久,2018年1月6日晚,长江口以东海域发生油船“SANCHI(桑吉)”轮与散货船碰撞后发生爆炸并造成严重溢油。船上运载的近 100 万桶凝析油可能对东海生态环境造成的重大影响引发公众、学者的强烈关注。该事件可能引发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纠纷及相关问题势必进入探讨范围,联系近年来我国海域发生的“康菲溢油事件”等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诉讼所引发法律争议和诉讼困境以及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等相邻诉讼制度之间“剪不断、理还乱”的错综关系,有必要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若干疑难问题进行系统梳理,厘清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与相邻诉讼制度之间的关系,为可能的司法活动提供前瞻性建议。
     
      一、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
     
      (一)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性质之争
     
      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关系问题向来是学术争议较大的问题,特别是集中体现在对《海洋环境保护法》第89条第2款的不同理解方面。一种观点认为:依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 89 条第 2 款提起的海洋环境诉讼,“其所保护的客体是环境公共利益”,在性质上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一种。另一种观点认为负有环境保护职责的部门代表国家向污染者提出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符合民事诉讼法关于原告资格的“直接利害关系”原则,因此属于普通的民事诉讼,而不是公益诉讼。还有学者进一步作了具体解释: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是一种机关法人,可以成为民事法律关系的主体,在代表国家就渔业资源损失和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时,它应该以法定代理人的身份以国家的名义提出赔偿要求。这些不同观点背后反映的是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不同认识,有学者认为:“按照目前的制度设计,政府是基于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诉讼性质上是私益诉讼。”有学者认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是政府基于自然资源国家所有权、为履行职责而提起的诉讼,既不是公益诉讼,也不是普通民事诉讼”,而是“国益诉讼”(国家利益诉讼)。这些观点的结论不同,却都是从“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概念出发进行逻辑推演,因此,辨析“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的性质问题就成为破题的关键。近年来,学者们围绕此问题的论争不断,形成了“公权说”“双阶构造说”“国家所有制说”“三层结构说”“四层次说”“异同说”等不同观点。为避免关于“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的理论过于繁杂和精细化却始终围绕权利性质的原初问题原地踏步而陷入理论上的“内卷化”,需要回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属于民事诉讼(无论是公益、私益还是国益)的出发点,不纠结于繁琐的概念,而是从司法实践出发,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功能置于诉讼程序的整体结构之中,一方面既充分发挥现有民事诉讼的纠纷解决功能,另一方面又适当在具体规则设计上体现保护社会公共利益或者国家利益之目的。
     
      (二)法规范层面两种诉讼之异同
     
      一是法律依据存在一定差异。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主要法律和司法解释依据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侵权责任解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等,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主要法律和司法解释依据包括:《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以下简称《民诉法司法解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环境侵权责任解释》等。其中,起诉依据存在明显不同,前者的主要依据是《海洋环境保护法》第八十九条第二款;后者的主要依据是《民事诉讼法》第五十五条。另外在案由等外观表述方面亦存在不同。
     
      二是管辖法院存在一定差异。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由损害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采取预防措施地海事法院管辖;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由污染环境、破坏生态行为发生地、损害结果地或者被告住所地的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管辖。
     
      三是求偿主体不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求偿主体表述为赔偿权利人,即《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五条规定的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机关;而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求偿主体表述为法律规定的机关(作为公益诉讼人的检察机关,起诉顺在后)和有关组织(满足一定条件的社会组织,起诉顺位在前)。
     
      四是赔偿范围存在表述有差异但实质趋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中的赔偿范围包括预防措施费用、恢复费用、恢复期间损失(海洋自然资源损失、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调查评估费用;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中的赔偿范围包括原告为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采取合理预防、处置措施而发生的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受到损害至恢复原状期间服务功能损失、检验、鉴定费用,合理的律师费以及为诉讼支出的其他合理费用等。
     
      五是具体诉讼规则适用存在相当程度的同一性。除了在告知、直接移送执行等少数环节作了更加明确具体的规定外。《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规定》对海洋生态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准用《环境侵权责任解释》、《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作出了原则性规定,对于诉讼请求不足以保护公益的释明、法院依职权调查证据、对原告自认的限制、对反诉的不予受理、既判力单向扩张、赔偿顺位私益优于公益等体现环境公益诉讼特殊性的规则,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亦能适用。
     
      (三)两种诉讼关系的形式逻辑分析
     
      在形式逻辑中,根据外延的有无重合及重合多少,两个概念或种类之间的关系可划分为相容关系和不相容关系两类,其中相容关系有三种:重合、从属以及交叉;不相容关系有两种:矛盾与反对。就规范层面而言,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诉讼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之间的关系可用形式逻辑中的概念或种类关系进行分析:
     
      首先,两者之间不是重合关系。有学者认为“无论是对海洋环境要素的污染或破坏,还是因污染或破坏造成的海洋生态系统功能退化,都可归结为广义的海洋环境领域的‘公益损害’,即海洋生态(环境) 损害。”如果将海洋生态环境损害不加区分的概括认定为“公益损害”,则会推出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完全属于公益诉讼的结论,那么就无法合理解释单独规定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而不直接适用环境公益诉讼的必要性问题。就现有的法规范层面而言,应当承认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救济的是两类不同的利益,环境公益诉讼所保护的是环境公共利益无疑,那么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所保护的就不是或者至少不完全是环境公共利益。
     
      其次,两者之间非不相容关系。两者的起诉依据在外延上并不相互排斥,目前亦未有明确条文禁止同时或先后提起两种诉讼,特别是该两种诉讼均属于民事诉讼的大范畴,在私法框架下对原告起诉资格的调整应遵循“法无禁止即可为”的原理,体现处分原则。况且,两者在具体诉讼规则方面存在许多共同之处,并非矛盾或对立关系。
     
      第三,两者之间究竟属于从属关系还是交叉关系依据不同的解释论而有所不同。通过比较不难发现,就法规范层面而言,两种诉讼大体趋同,关键性的区别仅出现在求偿主体方面,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原告资格方面补上了行政机关这块“拼图”,完善了公共利益的救济机制。如果将环境公益诉讼中原告范围“法律规定的机关”解释为包括《海洋环境保护法》第五条规定的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机关,那么两者之间为从属关系,即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是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一种特殊形式;如果采取不同解释立场,则两者属于交叉关系。就理论层面而言,两种诉讼仍然因解释论立场不同而呈现不同关系:如果公共利益被解释为包括国家利益,则两种诉讼之间是从属关系;如果公共利益与国家利益被解释为是两种不同的利益,则两种诉讼之间是交叉关系。
     
      从形式逻辑的角度而言,两者在规范层面因解释论立场的不同而形成从属或交叉关系,在效力和结构上则相应形成两种结果:如果承认“国家利益”属于“公共利益”的一种特殊形式,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为从属关系,那么前者为后者的一种“特殊”形式,即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规则是保护海洋环境公益诉讼的“特别法”,参照“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理,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应优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但并不代表前者代替或者排除后者;如果承认“国家利益”与“公共利益”不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为只是在具体规则上存在交叉关系,那么两者互不统属,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应并行不悖。
     
      (四)从诉讼顺位的角度处理两项制度的衔接
     
      尽管从形式逻辑的角度,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在规范层面的关系简化为两种可能性,但在实践中仍需进一步化约为单一操作模式,这一方面是为防止理论“内卷化”,降低知识耗散;另一方面也是整合相邻环境司法救济程序,提高司法配置效益的现实需要。2017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明确提出“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与环境公益诉讼之间衔接等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商有关部门根据实际情况制定指导意见予以明确。”这是《方案》在2015 年《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基础上新增的一个重要内容,如何处理两项制度的衔接,不仅“事关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的功能发挥”,同样事关环境公益诉讼目的和功能的实现。从《方案》将两者衔接放入“完善赔偿诉讼规则”这一部分的角度分析,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海洋公益诉讼的衔接是一个关键问题。
     
      两者之间如何衔接的本质是从诉讼顺位的角度理清两者的关系。两者诉讼顺位的确定要兼顾两者在形式逻辑上的关系可能性,但更重要的是从现实操作的便利性出发(体现为如何更有效的保护环境和提高诉讼效率)因此,就诉讼顺位而言,两者之间的操作模式应该是:对同一损害,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应优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对不同损害,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与海洋环境公益诉讼可并行。具体而言,就前文所涉“桑吉轮”碰撞事故可能引发的诉讼而言,假设船舶漏油导致近海养殖户的渔业损失或者其他财产损失,则受害人应提起海洋环境侵权诉讼,要求事故责任方赔偿损失;如果造成国家管辖海域内的自然资源损失或者生态环境破坏,则应按照《规定》由相应的赔偿权利人提起海洋自然资源或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如果赔偿权利人不提起损害赔偿诉讼,则可由法律规定的社会组织或其他可以提起诉讼的机关提起公益诉讼。如果《规定》确定的赔偿权利人仅就部分损害(例如海水水质功能退化)提起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那么对于其他损害(例如海洋生物多样性受损),法律规定的社会组织或其他可以提起诉讼的机关可以同时提起海洋环境公益诉讼。两种诉讼各自有不同的可以提起诉讼的主体分别起诉、申请参加诉讼或者先后起诉的,分别按照《规定》第五条、《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十条关于“有权提起诉讼的其他机关申请参加诉讼”以及第二十八条关于另行起诉的规定等情形在诉讼程序内部处理。
     
      二、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海事诉讼的关系

      法〔2011〕42号《民事案件案由规定》中在“海事海商纠纷”项下列明了“船舶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海上、通海水域污染损害责任纠纷”;法释〔2016〕4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海事法院受理案件范围的规定》中又予以明确,“污染海洋环境、破坏海洋生态责任纠纷案件、污染通海可航水域环境、破坏通海可航水域生态责任纠纷案件”属于海事法院受案范围。《规定》第二条进一步规定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由海事法院专门管辖,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明确了海事法院审理海事案件适用该特别程序法。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海事诉讼存在相当程度的交叉重合,需要厘清两者的关系。
     
      首先,根据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来源不同适用不同的诉讼规则。海洋生态环境损害的来源比较复杂,包括船舶排污、海上事故污染、陆源污染、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海洋工程等各类开发利用活动排污。造成损害的物质或能量更加复杂,依据有害物质种类及适用法律的不同,大体可分为船舶油污和燃油污染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以及其他有毒有害化学物质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两大类。我国在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方面有较为健全的制度,我国加入了《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以及1992年议定书(以下简称CLC公约)、《2001年国际燃油污染损害民事责任公约》(以下简称《燃油公约》),并于2011年专门颁布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油污规定》),而其他海洋环境污染的具体规定相对较少。油污和燃油造成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而引发的诉讼应优先适用燃油和油污相关国际公约和国内法的特别规定当无疑问;而由其他有毒有害物质造成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而引发的诉讼则应优先适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诉讼规则,在相关规则无规定或规定不明确的情况下,应适用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及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
     
      其次,根据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范围不同适用不同的诉讼规则。因油污和燃油造成海洋生态环境损害引发的诉讼优先适用燃油和油污相关国际公约和国内法的特别规定并不是在损害赔偿范围内全部适用。根据《油污规定》第九条、第十七条,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范围包括:“(一)为防止或者减轻船舶油污损害采取预防措施所发生的费用,以及预防措施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者损害;(二)船舶油污事故造成该船舶之外的财产损害以及由此引起的收入损失;(三)因油污造成环境损害所引起的收入损失;(四)对受污染的环境已采取或将要采取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船舶油污事故造成环境损害的,对环境损害的赔偿应限于已实际采取或者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恢复措施的费用包括合理的监测、评估、研究费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除包含上述(一)、(四)以及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还包括海洋自然资源损失、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因此,在油污或燃油造成损害的赔偿范围内,应优先适用匹配的规定;但在海洋自然资源损失、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内,应当适用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规定。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适用问题。由于在船舶碰撞事故中,船舶可以申请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其所承担的赔偿数额远远低于船舶油污或燃油可能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害,不利于保护环境。面对本次“桑吉轮”碰撞事故,有学者忧心忡忡,因为“在损害的赔偿问题上,很可能会作为船舶碰撞损害的一个方面和组成部分纳入中国海商法第十一章关于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的调整范畴”,“桑吉”轮所有人等可以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对于中国的海洋环境保护等则无疑是一种‘痛苦的结局’”实际上,根据上述分析,在油污或燃油造成的损害赔偿范围内,应当适用海商法和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规定的海事赔偿责任限制;超出上述赔偿范围而可归于海洋自然资源损失、生态环境服务功能损失等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特有范围的,不应当适用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因此,即使“桑吉轮”所有人等以船舶碰撞损害事故为由,依据《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为由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有关其造成的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等纯粹“生态环境损害”也不能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
     
      第三,在海事诉讼规则适用过程中应当有机融入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诉讼规则,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绿化”。即使特定损害引发的诉讼属于传统海事诉讼范畴,应当适用《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海事诉讼规则,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一些特殊诉讼规则也应当融入其中并发挥作用,特别是无过错责任原则、举证责任倒置等体现环境侵权诉讼特点的特殊规定。例如,仍以“桑吉轮”碰撞事故可能导致的损害赔偿为例,即使在《油污规定》规定的范围内该轮所有人等权利人完全依据《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申请设立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基金,也并不代表其能直接享受海事赔偿责任限制,因为根据《油污规定》第六条第二款的规定,“经证明油污损害是由于船舶所有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此种损害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的,船舶所有人不得主张限制赔偿责任”,此时,对于环境损害(因油污造成环境损害所引起的收入损失、对受污染的环境已采取或将要采取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等,不包括海洋自然资源损失和生态环境功能损失)是否“由于船舶所有人的故意或者明知可能造成此种损害而轻率地作为或者不作为造成”应实行举证责任倒置,由船舶所有人举证证明其并不存在故意或明知等上述情形,若不能证明则不能主张限制赔偿责任。从法解释学的角度观察,当案件兼具海事诉讼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双重性质时,在诉讼程序上并非是简单的二选一,而是“同时适用,相互补充”。
     
      三、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预防型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关系

      《规定》第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了预防型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条款,对于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形成损害威胁引起的损害赔偿案件,法院参照《规定》审理。这项规定突破了“无损害无救济”的传统诉讼理念,对于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然而,这项原则性的规定也带来如何具体适用的困扰,对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预防型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的关系也需要厘清。
     
      首先,预防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属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一种特殊形式。就损害是否实际发生而言,狭义的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仅指一般意义上的发生型诉讼(从事前预防与事后救济的角度也可称为救济型诉讼),预防型诉讼扩充了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的范畴,这一制度的设计与应对环境危险,预防生态风险等现代环境法理念以及损害预防、风险防范等环境法原则密切相关,体现了一定程度的前瞻性环境司法救济。与发生型诉讼相比,以面向更多的损害“不确定性”相对照,预防型诉讼与预防型诉讼有类似之处,在启动要件、举证责任分配及预防性执行措施规则等方面应与救济型诉讼适用不同程序规则由于预防型诉讼与发生型(救济型)诉讼请求以要求赔偿损失或生态环境修复等弥补性、恢复性责任形式为主不同,预防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诉讼请求应当以要求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等预防性责任形式为主;
     
      其次,预防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救济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可以并行,两者之间的具体衔接方式应以诉讼进程的实际状态为准。当某一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行为(例如“桑吉轮”碰撞溢油事故)对海洋生态环境形成损害威胁但并未导致损害实际发生的,有关赔偿权利人可以提起预防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诉讼过程中当损害威胁转化为实质损害时,应当允许赔偿权利人变更诉讼请求,法院按照救济型诉讼的规定审理;救济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结束后,又发现因同一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行为导致新的损害威胁的,应当允许赔偿权利人另行起诉讼;同一环境污染或生态破坏行为既导致一部分实质损害又产生部分损害威胁的(例如油污对某种海洋生物产生实质损害又对周边海洋微生物系统产生损害威胁),应当允许赔偿权利人同时提起两种诉讼,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以合并诉讼的形式进行。
     
      最后,预防型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可以参照预防性海洋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则。如上文所述,预防型诉讼在对“不确定性”损害的前瞻性救济以及体现风险预防原则方面较为接近预防性环境公益诉讼,在仅有司法解释原则性规定的情况下,除了本身可以参照一般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规则之外还可以参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解释》第1条、第19条等关于预防性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规定适用。
     
      结语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有别于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应具有优先性,并弥补公益诉讼、私益诉讼在支撑生态损害赔偿诉讼时的不足。”船舶油污损害赔偿与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两种制度相对于一般环境私益诉讼、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而言都具有特殊性,这多重优先性、特殊性的叠加进一步加剧了适用难度。本次“桑吉轮”溢油事故致损的诉讼求偿路径是复杂的、多元的,不同求偿主体有不同性质的诉讼路径。几种诉讼之间在归责原则、证明责任、民事责任方式等方面有重合,但其在损失赔偿范围、是否采取环境责任方式、是否采取特别规则保护环境公共利益方面有重要区别,其中除了求偿主体、管辖、程序规则等具体区别之外,关键在于是否包含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等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失。虽然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海洋环境公益诉讼、海事诉讼等多元化的程序设计有利于从不同角度全方位的保护海洋环境,但亦可能造成适用关系上的困扰,理顺关系,衔接不同程序是迫切的现实需要,不应过度陷入概念分析的“路径依赖”,苦苦寻找“屠龙术”无助于解决实际问题,从发挥现行司法资源配置的最大效益实现最有效生态环境保护和救济出发,有必要进一步整合海洋环境诉讼乃至整个环境诉讼规则。当然,为顺应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需求,进一步明确海事诉讼中相关环境法律规则的适用,对海事诉讼规则进行“绿化”改造,有必要在《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等修改时细化民法“绿色原则”的具体适用也不失为一种思路。另外,历史上的重大船舶溢油事故往往推动重要立法的出台或修订,本次“桑吉轮”碰撞事故能否推动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相关立法的加强和协调亦值得拭目以待。

    【作者简介】
    秦天宝,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吴良志,武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博士研究生。
    【注释】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整体系统观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法律规制研究”(19ZDA162)和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课题“建立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的路径选择和法治保障”(18JF128)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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