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实证视角系统分析情侣型涉毒案之无罪辩护、有效辩护技巧
情侣型涉毒案之罪与非罪的实质性区别何在
2020/5/16 18:21:00  点击率[129]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刑法学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摘要】在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中,情侣、夫妻关系让人难以琢磨,一旦其两人均因涉毒而被抓归案时,涉案被追诉人之罪与非罪问题变得十分复杂。一般而言,情侣涉毒案的关键争议焦点,主要集中于涉案核心行为系何人所为,涉案毒品之权属及其被何人实际控制的情况,以及涉案被追诉人主观上是否明知的问题。但从司法实务角度反思,此类案件被追诉人涉案行为之罪与非罪,具有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也取决于在案证据和事实的清晰明了程度。
    【中文关键字】毒品犯罪案件辩护;毒品犯罪案件辩护律师;毒辩律师;毒品犯罪辩护研究
    【全文】

      不管是我们亲办的涉毒案例,还是我们所查阅到的涉毒案例,情侣涉毒案那些罪与非罪的事,都是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的问题。就涉毒现象而言,我们见识过交友不慎型涉毒案、年幼无知型涉毒案、夫妻或情侣型涉毒案、以贩养吸型涉毒案等形形色色的涉毒案,但让我们久久不能忘怀的是形形色色的情侣型涉毒案。刑案复杂,涉毒案更复杂,情侣型涉毒命案更是错综复杂,而我们在办的、已办的诸多情侣型涉毒案背后蕴含的诸多故事,再度证明了这一点。具体分析如下:
     
      一、夫妻或情侣型涉毒案比一般涉毒案更复杂
     
      夫妻、情侣或其他关系亲密之同居型涉毒案,值得辩方深入研究,原因是此类案件比普通涉毒案更复杂,而无辜同居者被卷入涉毒案的情形甚为常见,为此其获不诉释放的情形也更常见些。此类案件罪与非罪的区别何在?被追诉人入罪的证据标准应更高些,还是更低些呢?能否对情侣涉毒类型案件进行系统研究和总结呢?对此,我们搜集了相当多的涉毒不诉案例。如:潭检公一刑不诉〔2019〕2号(同居男友贩毒,被追诉人没有不合理之异常行为,不足以推定其主观上明知,尽管其在居住、出行、资金使用方面为涉毒男友提供方便)、青李沧检公刑不诉〔2019〕99号(替同居男友购买毒品,不构成犯罪)等。
     
      对此,我们将在情侣型涉毒案被追诉人涉案行为是否属于毒品犯罪行为,其主观要件是否相符等罪与非罪问题展开更具体的论述。对此,我们先以案说法。
     
      如:某女出生在农村,初中文化程度,无业,因涉毒被抓。她会是良家女子吗?其同居男友也涉毒被抓,其两人究竟是毒案鸳鸯,罪有应得呢?还是良家女子遇上涉毒渣男呢?且听我们细细说来。
     
      首先,两人何时认识,我们不得而知。但在案材料可证实,某年3月至8月期间,乙女应甲男的要求,使用自己的身份证和银行卡,在某租车公司租车给其男友甲男使用,具体是用于正常搭客用途,还是贩毒用途不详。
     
      接着,同年12月,乙女应甲男要求,使用自己的银行卡取款4。98万元,交付给甲男使用。至此,我们在思索:两人感情应不错,或者是甲男魅力不错,或者是其伪装得不错,否则乙女不会交付上述高额款项给甲男使用。
     
      最后,第二年6月,两人认识时间已超过一年多,乙女应甲男要求,两人开始租房同居。当然,租房费用是甲男支付的。同年10月12日,两人同居约四个月后,因甲男涉嫌贩毒导致两人一并被抓归案。以上便是此案的核心事实。此案的争议焦点在于:这是两人共同贩毒的共同犯罪案件呢,还是无辜女、痴情女被同居男蒙骗而涉毒的错案呢?
     
      针对乙女涉案行为罪与非罪的问题,我们可以从有利因素和不利因素两个角度进行论述。对此,我们的分析如下:
     
      其一,甲男、乙女系同居男女,且乙女无业,让一般人很难相信其系无辜者。是否有正当职业及合法收入,在毒品犯罪案件中甚为重要,特别是在涉案毒品数量不大的情形下,背后的逻辑推理是在有合法且稳定收入的前提下,一般人不会为了赚取不高的报酬而涉毒。
     
      其二,甲男不使用自己的银行卡和身份证租车营运赚钱,反而使用其女友的身份证和银行卡,背后明显有异常因素,且乙女对此也明显没有足够的警惕性。当然,乙女仅有初中文化程度,要求其警惕性很高,这本来就是强人所难。
     
      其三,乙女一次性交付4。98万元交付给其男友使用,这样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可以说是异常行为,也可以说是寻常行为,不足以论证出乙女必然明知其男友涉毒且主动介入其中的结论。若上述4。98万元款项来源合法,或者是来源明确,且并非源自甲男贩毒所得,再结合其两人同居的客观事实,足以论证出乙女交付上述款项给甲男的行为不算异常;假定乙女过往收入不高,甲男也无法合理解释其一次性需用到如此大额款项的合理理由,为此我们可以质疑其两人长期贩毒而赚取上述暴利,基于此而认定其两人涉案行为属异常情形,无疑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办案人员应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否则就属于有罪推定,且涉嫌蓄意冤枉他人。显然,是否属于异常情形,同样要结合在案证据予以综合认定,而非单凭办案人员的个人好恶而先入为主。
     
      其四,乙女认识甲男时间超过一年后,借过大额款项给甲男后,甲男最后决定租房和乙女一起同居,至此我们很难说乙女是轻信他人之人,也很难判断涉案甲男就一定是渣男。
     
      上述实证案例,再度证明同居型涉毒案具有复杂性,不应轻易作出涉案被追诉人涉案行为之罪与非罪的结论,起码上述案例就是很好的说明。
     
      二、涉毒命案“情侣”中的另一半被直接“无视”
     
      这是我们在办的一起涉毒命案背后引发的思考。缉毒民警怀疑张三牵涉涉毒命案,为此在某地将张三等诸多涉案人员抓获归案。张三被抓获时,办案人员在其身上并没有查获毒品事实,但在其他案发现场被抓人员住处查获大额毒品。接着,办案人员将张三带到其自己的住处,当场搜查其住处,且确实查获了少量毒品。涉案办案人员究竟是有证搜查,还是无证违法搜查,我们也暂且讨论,毕竟实体上办案人员确实在张三住处查获了毒品数十克,绝非凭空认定张三涉毒。
     
      至此,我们对此案的直观感觉是:办案人员事先掌握的线索应是准确的,张三涉毒应是客观事实。对此,我们暂且抛开张三是否是大毒枭、毒贩子的问题,暂且关注涉案房屋的问题,核心理由是涉案房屋就是查获涉案毒品的关键现场。对此,我们强调如下几个问题:
     
      其一,涉案房屋并非张三一人独居的场所,而是张三和其女友李四同居的场所。案发时,李四因外出旅游而没有在涉案房屋里。基于此,我们应初步推定涉案毒品应归张三或李四共有,或涉案毒品属于张三或李四两人的其中一人所有。从概率角度分析,涉案毒品权属问题应由三种可能:张三一人独有、李四一人独有、张三和李四两人共有。具体哪种情形更符合实际情况,仍有待论证和分析。
     
      其二,涉案房屋所有权人是张三同居女友,而非张三所有,但匪夷所思的是全案至今为止,办案人员从未传唤过李四,从未找李四制作过询问笔录或讯问笔录。涉案公检法三机关涉案人员是如何“查明”李四未参与此案,如何推定出涉案毒品不是李四所有,如何认定此案是张三单个自然人犯罪,而非张三、李四涉嫌共同持有或共同贩卖涉案毒品的?对此,我们深感疑惑,百思不得其解,而办案人员也没有对此作出任何说明和回应。须知,涉案毒品是在张三、李四两人共同居住的场所查获毒品,而非张三独居的场所查获涉案毒品。
     
      其三,办案人员不仅在涉案房屋内查获数十克毒品,还查获数十万元现金,但张三供述涉案现金属李四所有,与张三无关,最后办案人员在一审判决书中也认定涉案现金归李四所有。但相反的是,按常理,在案发现场查获大额现金且属李四所有的前提下,李四涉案此案的嫌疑更大,但此案又并非如此。这足以证明此案反常现象过多。
     
      其四,按办案常理,办案人员应找李四制作笔录,应让李四辨认涉案的毒品实物及现金实物,应听取张三、李四对涉案毒品来源、权属及潜在去向的说明及自我辩解,应核实其运输货物的具体来源,应核实张三、李四在案发前是否知晓其住处藏毒的关键事实,应核实两人是共同犯罪,还是单个自然人犯罪,但遗憾的是,办案人员一开始就将李四排除在外,其未卜先知的做法值得让人怀疑,且我们至今也不晓得其将李四排除在外的事实和理由何在。当然,根据我们的直观感觉,李四也绝非是警方的线人。
     
      显然,就此案而言,不管是张三涉毒案也罢,李四涉毒案也罢,两人涉及共同贩毒吧也罢,除了我们介绍的上述事实之外,此案还涉及非常复杂的证据和事实问题,我们不愿意对涉案被追诉人涉案行为作出罪与非罪的判断,我们更关注此案背后涉及的逻辑推理和办案程序是否合法等诸多问题。
     
      三、涉毒命案“情侣”中的另一半是否被“遗漏”
     
      我们还正在办理一起涉毒命案案,此案背后同样有很多疑点,其中最大疑点是此案是否存在遗漏同案犯的问题。
     
      此案核心案情:办案人员通过线人举报的方式锁定张三是贩毒疑犯,然后办案人员在毒品交易现场,即涉案出租屋内将张三抓获归案。同时,涉案侦查人员还是在张三住处内查获毒品数百克。更关键的是,办案人员还在涉案出租屋处其他房间内又查获数公斤冰毒。基于在案证据和事实,办案人员推定涉案毒品均属张三所有,尽管张三自始至终都坚持在涉案出租屋处其他房间内查获的数公斤毒品与其无关,但其始终无法用证据证实涉案毒品具体属于何人所有。
     
      对此,我们始终坚持:此案无法排除涉案毒品属他人所有,涉案毒品犯罪行为属他人所为的合理怀疑。核心理由包括:
     
      其一,此案关键证人王五曾证实,案发前张三曾与其同居女友李四在涉案出租屋内同居,且其同居女友李四于此案案发前的十五天左右,因涉嫌贩毒而被抓归案,最后也因贩卖毒品而被判刑七年有期徒刑,致使此案无法排除实际持有或意图贩卖涉案数公斤冰毒的犯罪行为系张三同居女友李四所为的合理怀疑。
     
      其二,李四涉嫌贩卖的毒品数量不明,其涉嫌贩卖的毒品来源也不明,致使此案无法排除李四所涉嫌贩卖的数十克冰毒,与办案人员在毒品交易现场查获的数公斤毒品系种类相同、毒品含量相同,明显是同一批毒品的合理怀疑。起码,此案无法排除这样的合理怀疑。
     
      其三,此案单凭李四被抓之前,一直和张三在涉案出租屋处同居的客观事实,就足以导致此案无法排除张三、李四涉嫌共同贩卖涉案毒品的合理怀疑。
     
      其四,此案单凭查获涉案出租屋内晾晒着李四的衣服,单凭李四在此案案发前已因涉嫌贩卖毒品而被抓的客观事实,单凭李四没有经济收入,长期吸毒且涉嫌独立贩毒的客观事实,就足以证明此案无法排除李四涉嫌贩卖涉案数公斤冰毒的客观事实,起码此案存在这样的合理怀疑。
     
      其五,更关键的是,随着案件形势的发展,张三开始亲笔撰写控告信,控告侦查人员在涉案场所所查获的涉案数公斤冰,实属李四所有的客观事实,这足以证明此案基本事实不明,究竟是一人作案,还是两人作案的案件基本事实不明。
     
      因此,如上所述,此案究竟是一个人作案,还是两人或多人涉嫌共同贩卖毒品的基本事实不明,进而导致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住,无法排除此案存在遗漏同案犯、作案者另有其人的合理怀疑。须知,涉毒命案判处死立刑的标准应是排除一切怀疑,而非糊涂断案!
     
      四、“同居场所涉毒”案之实证分析
     
      办案机关查获毒品最常见的场所之一是被追诉人居住或租赁的房屋。在司法实务中,涉毒案被追诉人与其他同案犯、同案人或案外人共同居住或共同租赁涉案房屋的情形也很常见。其中,同居情侣、共住夫妻因办案人员在其住处内查获毒品而涉嫌毒品犯罪的情形最为常见。相比而言,此类案件出现不捕、不诉甚至无罪的机率,比其他类型涉毒案件更高些,起码我们搜索大量案例后仍坚持这样的观点。但此类案件断案难点包括:涉案毒品具体源自何人,系由何人存放、保管的,或者是实际上系由何人实际控制、支配涉案毒品的;具体何人是真正的毒品犯罪分子,具体何人是被诬告陷害或被徇私枉法的无辜者;究竟是单个自然人,还是共同犯罪。辩方应如何为涉案被追诉人作无罪辩护、有效辩护,也是值得我们关注、探讨的实务问题。我们将结合自己的亲办案例和所查获的相关无罪案例,对同居型、情侣型涉毒命案的无罪辩护、有效辩护问题进行分析、整理。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实际同居者与涉案毒品无关。
     
      按常理,只要办案人员在涉案房屋内查获毒品实物,涉案房屋的所有权人有可能是知情的,也有可能是不知情的;其有可能会牵涉其中,也有可能什么事情都没有,这是我们在办理涉案命案中遇到的真实情况。按常理,办案人员在涉案房屋内查获毒品实物,其通常会认为涉案房屋的实际居住人或房屋所有权人会有作案的重大嫌疑,除非其能作出合理解释,或能证实涉案毒品确属其他案外人所有,其主观上是完全不知情或被蒙骗的。
     
      我们认为:实际同居者,对其住处内发现的毒品完全不知情的真实案例甚少,除非其能证明实际同居者系被他人栽赃陷害、诬告陷害的,否则实际居住者真将面临“跳进黄河也洗不清”的窘境。须知,毒品犯罪案件,办案机关可以采取推定的方式,认定被追诉人涉案行为构成犯罪。我们还认为,只要符合下述条件,办案机关应认定实际同居住与涉案毒品无关,其涉案行为不构成犯罪。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办案人员在涉案毒品内外包装物上均没有提取到涉案同居者的指纹、血液、汗液、人特异型基因成分等人体生物痕迹证据。而涉案同居者客观上确实没有触摸过涉案的毒品可疑物,在案证据也无法证明涉案同居者明知涉案可疑物系毒品而蓄意控制、支配涉案毒品实物。
     
      第二,涉案毒品实物并非是涉案共同居住者共同所有,而是属于案外人寄存在涉案房屋内的寄存物品。此种情形下案外人,一般是指涉案共同居住者的亲朋好友,潜在作案者的范围非常狭窄。此种情形在司法实务中甚为罕见,但事实上也无法排除涉案毒品属于其他案外人所有的合理怀疑。
     
      第三,涉案房屋客观上具有一定的公共属性,经常有其他涉案人员或无关人员到涉案房屋内开展打麻将、打牌、喝酒、吸毒等与被查获毒品实物无关的活动,进而导致无法排除其他涉案人员将涉案毒品遗忘在或蓄意存放在涉案房屋的合理怀疑。
     
      第四,涉案房屋是被追诉人所有,但行为人并没有实际居住在上述房屋或建筑物内,导致案件无法排除案外人在其中留宿,并藏匿毒品在其中的合理怀疑。如:万检一刑不诉〔2020〕1号。
     
      除上述情形之外,我们尚未找到其他更好、更多的无罪辩护理由,以证明涉案共同居住者对办案人员在其住处内查获的毒品实物是完全不知情的。
     
      其二,如上所述,侦查人员在涉案住处查获少量毒品的涉毒命案,但与被追诉人同居女友无关。
     
      被追诉人张某牵涉毒品命案。办案人员在抓获现场查获数公斤冰毒,这些毒品与部分已归案被追诉人有关,却与已归案的被追诉人张某无关。但不幸的是,办案人员在张某住处也查获了部分毒品(总重量是几十克),成为张某被认定为大毒枭之一,为此在一审阶段张某也被判重判,尽管此案仍在高院审理中。对此,我们暂且关注其中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查获涉案上述几十克毒品的涉案房屋并非张某所有,而是其同居女友名下的不动产;涉案房屋也并非张某一人所居住,平时该房屋系由张某和其同居女友一起居住的。显然,从常理判断,张某同居女友也有作案的嫌疑,也有参与其中的嫌疑,甚至也无法排除其两人一起作案,涉嫌共同贩卖毒品的合理怀疑。但是,诡秘的是,办案民警一开始就先入为主,认定涉案张某就是大毒枭,而其同居女友与此案无关,为此从未传唤过张某同居女友,卷宗中也没有侦查人员询问其同居女友的笔录。显然,办案民警在此案中的取证行为,明显存在严重不作为或蓄意不作为的因素,更无法排除案外人参与其中的合理怀疑。
     
      其三,仅一名居住者与涉案毒品有关。
     
      在涉案房屋内查获毒品实物,并不等于居住在涉案房屋内的居住者均与涉案毒品有关。除其中一名居住者与涉案毒品有关,或可能与涉案毒品有关外,其他居住者与涉案毒品无关的情形也很常见。具体分析如下:
     
      第一,同居情侣、共居夫妻中的一人被抓归案,其“另一半”不吸毒,对其住处内存放的涉案毒品是完全不知情,客观上也没有碰触过夹藏涉案毒品的物品,更无法从涉案毒品内外包装物上提取到其指纹、血液、汗液、人特异型基因成分等人体生物痕迹证据,且已归案者也明确,其“另一半”对涉案毒品事宜是完全不知情的。此种情形下,涉案被追诉人“另一半”的涉案行为当然不构成犯罪。简而言之,在案的证据不仅不能证明特定被追诉人涉案行为不构成犯罪,反而恰好证明其系无辜者、案外人,涉案毒品犯罪行为完全是其同居对象一人独立所为。
     
      第二,同居情侣、共居夫妻中的一人吸毒,且去向不明;反之,其“另一半”不吸毒,且没有碰触过涉案毒品,其客观上对涉案毒品的来源、毒品具体被存放在何处、毒资来源、系何种种类的毒品及数量多寡等诸多核心事宜是完全不知情的。此种情形下,潜逃者“另一半”的涉案行为也是无罪的,核心理由是此案无法排除涉案毒品犯罪行为系潜逃者独立所为的合理怀疑。至于在案证据能否证实已潜逃者涉案行为构成犯罪,我们对此不展开具体论述,核心理由是因其潜逃,直接导致在案证据不足,无法对其涉案行为作出准确预判和法律上的评价。
     
      第三,同居情侣、共居夫妻均吸毒,但涉案毒品系其中一人购买的,也是其中一人保管涉案毒品的,其“另一半”对涉案毒品的来源、毒资来源、毒品存放位置、涉案毒品的种类及数量等事宜均不是知情的,但其参与吸食了其中的少量毒品。须知,对单纯吸食少量毒品的被追诉人而言,其可能涉及违规或被强制戒毒的情形,但不一定会涉及毒品犯罪的问题。核心理由是被追诉人只有对涉案毒品形成了实质性的控制与支配,其涉案行为才有可能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或其他性质的毒品犯罪。
     
      当然,购毒者另一半已知悉涉案毒品藏在何处,已亲自接触过涉案毒品的内外包装,并自行取出部分毒品用于吸食,在此前提下,其涉案行为应构成非法持有毒品罪,起码无罪辩护成功机率不大。
     
      第四,共同居住者系情人关系,涉嫌多次贩卖毒品的女毒枭,将部分包装密封的物品存放在其同居男友处。其同居男友归案后,陈述其对涉案物品内是否夹藏有毒品事宜是完全不知情的,且涉案毒品已全部出售完毕,客观上涉案毒品已灭失,致使在案证据无法证明其同居男友参与贩毒或从中牟利。对此,我们认为:被追诉人同居男友涉案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应是存疑的。在其同居男友没有获取暴利的情况下,基于疑罪从无的原则,应认定其涉案行为不构成犯罪。
     
      如上所述,因涉案同居情侣、共居夫妻具有特殊的密切关系,甚至无法排除案发后其完全不知情的“另一半”蓄意顶替认罪的合理怀疑。基于此,笔者认为:办案机关对“同居”型毒品案件应适用更高的入罪证据标准和秉持更谨慎的办案态度,以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其四,有共同“租房”之实但无共同“用房”之实。
     
      笔者曾办理过这样的案件:土豪老板甲男,以存在高额涉外业务合作为由,让其朋友乙女租赁某某出租屋,且涉案房屋租金全部是乙女垫付的。甲男将一批货物存放在涉案的出租屋内,时间长达数十天。乙女有自己的合法业务,但其从未碰触过甲男的货物。后来,乙女租赁了一辆货车,将自己订购的货物和甲男送至出租屋的货物一并运输到海关监管区,目的是将涉案货物出口至境外。结果,海关缉私民警发现涉案货物内夹藏有数十公斤冰毒,此案进而案发。
     
      我们经反复思考,反复论证后,坚持:甲男、乙女虽有形式上的共同租赁出租屋的事实,但本案并无共同“使用”涉案出租屋之实;甲男的货物、乙女的货物始终是相互独立的。办案人员在甲男经手的货物内查获了涉案毒品实物,并不等于乙女参与了甲男实施的涉案毒品犯罪行为。乙女始终坚持其主观上是不知情的,客观上是被蒙骗的。最后,此案也取得了无罪辩护成功的结果。
     
      因此,同居有风险,共住也有风险,因同居而无端涉毒者时而有之。但办案人员在住处内查获毒品实物,不等于在涉案房屋内所有居住者也必然涉毒,同居型涉毒案无辜者被错抓情形相比而言也较多。
     
      五、同坐顺风车之情侣涉毒案之实证分析
     
      侦查人员在涉案滴滴顺风车后备箱内查获近两公斤的涉案毒品是客观事实,涉案车内的其他乘客及司机均证实,后备箱内夹藏有涉案毒品的包裹系涉案情侣存放的。但涉案情侣是否知悉其携带的包裹内夹藏有毒品,涉案毒品是否属于其他案外人所有,涉案情侣是否是无辜者,是否是涉案情侣均参与贩卖、运输涉案毒品,还是仅仅其中一人与涉案毒品实物有关,这些都是毒品案件辩护律师值得思考的问题。
     
      可以明确的,涉案包裹上并没有提取到涉案情侣的指纹、人特异性基因成分等生物物证,涉案情侣也均否认涉案毒品系其所有,且最后侦查机关已认定涉案情侣中的女方与此案无关,并将其取保释放。为何办案机关就相信涉案女子是无辜的,就推定涉案男子与涉案毒品有关,笔者也不得其解,并坚信背后另有隐情。至此,可以明确的是,被追诉人是否是无辜的,能否用证据证明某位被追诉人是无辜的,某起毒品案件被追诉人的罪与非罪,办案机关应用完整的证据链予以证实。但办案机关在侦查阶段便认定同坐一辆车的情侣之女方系案外人,与涉案毒品实物无关,这样的办案行为是值得商榷的。须知,涉案女子也是长期吸毒之人。
     
      六、“默许”情侣吸毒及贩毒行为是否构成犯罪
     
      侦查人员在涉案出租屋内查获的毒品实物,不排除系涉案出租屋居住者中一人独立所为的合理怀疑。我们假定甲男、乙女是同居情侣,两人均是瘾君子,乙女确实知悉甲男吸毒,确实知悉甲男已购进毒品若干,但不知晓也不想知晓其存在何处,更没有独立碰触或独立从涉案透明包装袋里取过毒品用于吸食,结果其男友因涉嫌贩毒被抓,并搜查其住处,发现其住处也藏匿有冰毒若干。在这样的前提下,能否认定涉案乙女也参与贩毒呢,还是认定其单纯是个吸毒者,与涉案贩毒行为无关呢?对此,我们只强调一点,有检察机关对乙女涉案行为作出不起诉决定的实证。
     
      七、同居女友举报其男友牵涉毒品命案之法律后果何在
     
      这也是我们在办的涉毒命案。某君牵涉毒品命案是客观事实,但其是否是真正作案者应是存疑的,关键疑点之一是此案举报人是其同居女友。为此,我们关注一个核心问题:同居女友举报其同居男友牵涉涉毒命案后果何在?具体分析如下:
     
      其一,按常理,假定同居男女之间没有异常纠纷,没有感情纠纷或其他异常冲突情形,同居女友劝诫其同居男友戒毒,不再贩毒是常理,毕竟这是人之常情;反之,同居女友不分青红皂白便举报自己男友牵涉涉毒命案,这无疑是反常现象,而反常背后必有妖孽,起码无法排除这样的合理怀疑。
     
      其二,从司法实务角度分析,举报人是警方线人或其他所谓热心人员的情形都很多,但同居男友举报同居女友牵涉涉毒命案的情形,起码我们尚未发现有先例;更关键的是,在案发前,涉案男友曾暴力殴打其同居女友,为此该举报人曾入院治疗。为此,被暴力殴打之举报人意图报复其同居男友,这应是客观事实,且对此辩方可提供相应的证人及证据予以佐证;同时,被举报人还当庭明确,只要查明举报人与其闺蜜的微信聊天记录即可证实此事,但办案人员始终没有调取相应的聊天记录证据,更没有对此作出说明。对此,我们可以质疑的是,在涉案同居情侣存在感情纠纷、暴力冲突纠纷的前提下,涉案举报人的证词及举报内容的真实性应存疑,起码无法排除此案背后另有隐情的合理怀疑,起码可以反证此案无法排除反常现象背后必有妖孽的合理怀疑。
     
      其三,上述同居女友的举报时间是某年7月23日,但此案案发时间是同年8月31日,上述时间之间间隔时间甚长,涉案的举报人如何能“未卜先知”,能准确预知其同居男友一个月之后必然贩毒,令人寻味。当然,对于长期贩毒之人,过段时间再贩毒具有必然性或可预期性,这并不出奇。但意外的是,涉案举报人举报时,蓄意隐匿了其与被举报人系同居情侣且相互认识的事实,更隐匿了其两人存在诸多矛盾纠纷的事实。为此,此案背后是否另有隐情,起码是存疑的,起码对其为何要举报同居情侣的反常现象,缺乏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何要陷枕边人于死地呢?抛开我们的专业律师身份不谈,哪怕是普通老百姓,估计也会对此提出质疑。
     
      其四,单凭在案证据,就足以证明,涉案举报人除了其系被举报人的同居女友异常身份情形外,举报人本人还涉嫌吸毒,为此其被办案人员处于拘留十五天的处罚;事实上,举报人还涉嫌贩毒数十克,但办案机关对此未进行立案、侦查。显然,办案机关如此“处罚”涉案举报人,是否合法,是否存在不法之处,起码是存疑的,这再度证明反常现象背后必然妖孽,起码此案无法排除这样的合理怀疑。
     
      其五,任何重大刑事案件,背后或多或少都存疑一些重大疑点或不解之处,这也是常理、常情。对此,我们更关注的是,其潜在的法律后果何在。在司法实务中,缉毒队长以涉毒为由陷害无辜者的真实案例有,就发生在广西某地;更典型的案例是缉毒人员陷害无辜者荆爱国的案例。因存在商业纠纷,为此举报人将举报人扭送派出所,结果被举报人身上发现了毒品,最后被追诉人获不诉释放的案例也曾发生过。为此,举报人是出于协助打击毒品犯罪活动的正义目的而举报,还是出于假冒立功、卑鄙动机而违法举报,甚至蓄意恶意打击报复陷害他人的情形也是客观存在的。为此,我们对此提出合理质疑及怀疑,同样具有合理性。
     
      当然,因案件仍在办理中,我们仅能对涉案现象进行分析,仍无法对此案件涉及的诸多证据及事实公之于众。为此,我们的上述分析更多聚焦于学术探讨,而非简单论证谁对谁错本身。
     
      八、从实证数据审视情侣涉毒案
     
      不管是否出现在毒品犯罪交易现场或案发现场,但因与涉案被追诉人存在亲属关系、情侣关系或其他亲密关系,导致其中一人涉毒,其他涉案人员也被卷入涉毒案的情形也很常见。相关案例包括:衡检公诉刑不诉〔2019〕8号(丈夫涉毒连累妻子)、鄂监检公诉刑不诉〔2019〕25号(男友连累女友)、穗增检诉刑不诉〔2019〕44号(男友连累女友)、沪嘉检一部刑不诉〔2019〕827号(男友连累女友)、沪嘉检一部刑不诉〔2019〕825号(男友连累女友)、浑检公诉刑不诉〔2015〕8号(丈夫连累妻子)、、景检公诉刑不诉〔2018〕24号(男友连累女友)、景珠检公诉刑不诉〔2018〕30号(前夫连累前妻)、筑检刑不诉〔2017〕1号(家族犯罪型涉毒案)等诸多案例。
     
      情侣涉毒不诉案例包括:潭检公一刑不诉〔2019〕2号、鄂监检公诉刑不诉〔2019〕25号、青李沧检公刑不诉〔2019〕99号、余检公诉刑不诉〔2019〕131号、合检公一刑不诉〔2018〕60号、鄱检刑不诉〔2018〕241号、上检公诉刑不诉〔2017〕60号、南检公诉刑不诉〔2017〕67号、金检公诉刑不诉〔2015〕7号、泉丰检公诉刑不诉〔2015〕35号、泸检公刑不诉〔2014〕13号。具体是男的连累女的更多,还是女的连累男的更多,我们的预判是男的连累女的更多。
     
      以上所述案例及实证分析,均系我们长期办理涉毒案所引发的所思所想。涉毒鸳鸯,同居情侣涉毒,背后不仅涉及单个自然人犯罪或共同犯罪的问题,不仅涉及涉案行为系何人所为、特定被追诉人是否参与其中,涉案行为是否系他人所为的情形,还涉及某个被追诉人没有实施任何涉毒行为,其就是无辜者、案外人的特殊情形;不仅涉及被追诉人主观上不知情,客观上被蒙骗而牵涉其中的情形,还涉及特定被追诉人仅仅参与吸毒,或不阻止其同居对象吸毒而没有参与毒品犯罪活动的例外情形;不仅涉及毒品犯罪的问题,有时还涉及举报人通过陷害他人涉毒的方式摆脱他人感情纠纷的情形,起码某些特殊个案无法排除这样的合理怀疑。无他,涉毒案很复杂,涉毒命案更复杂,同居女友举报同居男友牵涉毒品命案则错综复杂。须知,情侣反目,或许不是电视故事,而是实实在在的涉毒命案中发生的真实故事呢?

    【作者简介】
    黄坚明,毒品犯罪案件辩护律师,广强律师事务所副主任暨毒品犯罪辩护与研究中心主任,律所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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