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理事项违法的责任性质及其法律后果
2020/5/12 15:34:53  点击率[15]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民商法学
    【出处】微信公众号: 观得法律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摘要】一旦代理人实施的代理行为在法效果上归属于本人,即便代理事项、代理行为违法,都不可能发生代理人对相对人的合同责任。相反,在代理行为可归属于本人,代理人因践行违法代理事项致他人损害之场合——即发生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之场合,仅在侵权之诉中,代理人有与本人承担连带责任之可能。
    【中文关键字】代理;违法责任
    【全文】

      一、案件事实与法院判决
     
      (一)案件事实[1]
     
      2017年2月,山东阳春公司(下文简称“阳春公司”)向赵梅出具了《委托收款书》,委托赵梅以其银行存款账户代为收取阳春公司之对外借款。收款帐号为赵梅的工商银行62XXX91账户与建设银行62XXX27账户;委托期限自出具之日起至2017年12月30日止。
     
      2017年3月,林小平(作为甲方)与阳春公司(作为乙方)签订了《合作协议书》,约定甲方出借100万元予乙方,由乙方用于羊奶项目投资,合同借款期限自2017年3月至2018年3月,合同中双方具体约定了利息计算方式等事项。
     
      2017年3月,根据赵梅的指示,林小平向赵梅的工商银行62XXX91账户转款人民币100万元,阳春公司向林小平出具了100万元的收据。
     
      2017年4月至8月,赵梅通过其银行存款账户向林小平支付了5期利息,共计10万元。其后停止支付利息。
     
      林小平向一审法院起诉称:阳春公司并没有履行合同义务,没有向林小平报告借款的使用情况,也未按月支付利息,严重违约。赵梅出借自己的银行账户违反《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应当对该借款及相关费用承担连带责任。遂请求法院判令:(1)解除双方的借款合同;(2)阳春公司立即偿还林小平借款本金100万元与利息(从2017年8月起以月息2分计算至本金付清为止);(3)赵梅对借款本金和利息承担连带还款责任。
     
      (二)判决[2]
     
      本案一审、二审法院认为:借款合同解除后,阳春公司应向林小平履行全额返还之义务,且应当根据合同约定支付借款期间产生的利息,故对林小平要求阳春公司向其返还借款100万元、支付利息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且赵梅代为收款后,未将代收的资金转入山东阳春公司的账户上,况且赵梅出借个人银行账户用于企业经营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使企业资金在“体外循环”,客观上降低了企业偿债及履约能力,损害了林小平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下文简称《民法总则》)第167条,赵梅应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偿还责任。赵梅不服二审法院判决,遂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再审法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有二:(1)赵梅出借银行账户给阳春公司,是否违法;(2)赵梅对本案借款是否应该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法院认为:阳春公司向赵梅出具《委托收款书》,委托赵梅代收其向个人的借款,通过赵梅支付借款利息,故赵梅与阳春公司之间存在委托关系。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65条规定“存款人使用银行结算账户,不得有下列行为:……(四)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该规定虽是部门规章,但作为银行主管部门,有权对出借银行账户行为的违法性予以确认,且《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亦规定“出借银行账户是违反金融管理法规的违法行为”,故赵梅出借银行账户系违法行为。企业借用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账户,本身就是为了使自身的资金在企业“体外循环”,规避金融监管、逃避债务,扰乱金融秩序。原审法院认为赵梅的行为构成出借银行账户的行为事实清楚、证据充分。
     
      关于争议焦点二,法院认为:根据《民法总则》第167条,代理人明知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的,由被代理人和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赵梅接受阳春公司的委托,出借个人账户收支公司借款,协助公司规避金融监管、逃避债务,扰乱金融秩序,其明知代理行为违法而为之,应当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故二审法院判决赵梅对本案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并无不当。
     
      贰、评释
     
      本案争议焦点涉及合同解除的效果、违法代理行为的责任承担等诸问题。下文将结合法院判决对本案进行评释。
     
      (一)基础法律关系的效力评价、代理授权行为与代理行为
     
      本案中,阳春公司向赵梅出具了《委托收款书》,委托后者以其银行存款账户代为收取阳春公司向个人的借款。法院认为,该行为违反了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65条第4项(出租、出借银行结算账户),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出借银行账户的当事人是否承担民事责任问题的批复》,属于“违法行为”。吊诡的是,法院的说理戛然而止,并未就该“违法行为”作出进一步的说明。那么,“违法”究系何指?是否意味着约定出借银行结算账户的行为,即《委托收款书》的约定因为违法而无效?亦或《委托收款书》仅具备广义上的“违法性”,即违反法定义务,而无需考虑其效力判断问题?
     
      实际上,上开问题的解答与本案的核心争议焦点有关:本案三级法院皆适用《民法总则》第167条对赵梅课以连带责任。查《民法总则》第167条规定:“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或者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做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规范上可分为两部分,即前段“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及中段“被代理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代理人的代理行为违法未做反对表示的,被代理人和代理人应当承担连带责任”。与本案有关的系《民法总则》第167条前段,如法院认为:“赵梅接受阳春公司的委托,出借个人账户收支公司借款,协助公司规避金融监管、逃避债务,扰乱金融秩序,其明知代理行为违法而为之,应当对本案借款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即代理人明知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之情形。如此一来,法院必须对《民法总则》第167条前段之构成要件进行判断,即“代理事项是否违法”。
     
      若再次回顾案件事实不难发现,《委托收款书》的内容为:阳春公司委托赵梅以其银行存款账户代为收取阳春公司向个人的借款;本案中,出借人林小平也是在赵梅的指示下将借款本金汇入其银行存款账户——即赵梅被授权以阳春公司的名义向出借人林小平请求为借款本金之给付,并以其个人银行存款账户作为收取借款之工具,此为当事人约定之代理事项。《委托收款书》实际上构成了阳春公司与赵梅之间的基础法律关系;在此基础上,阳春公司授予赵梅代理权,使得后者的代理行为在效力上归属于前者。
     
      问题并未迎刃而解。作为本人阳春公司与代理人赵梅间之基础法律关系的《委托收款书》被法院认为“违法”,在效力判断上有被否定之嫌。再审法院认为,违反上述部门规章、司法解释的行为“…协助公司规避金融监管、逃避债务,扰乱金融秩序…”,即在客观上危及金融稳定、不利于公司债权人保护,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即便作为认定法律行为违法之规范在效力层级上并不满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第4条的规定,亦可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下文简称《合同法》)第52条第4项认定为无效。[3]
     
      如此一来,基础法律行为被认定为无效,是否牵连影响阳春公司授予赵梅代理权之行为?按代理人与本人的基础法律关系(如本案中的《委托收款书》)仅确定代理之目的及代理人在特定意义上行使代理权之义务,而代理权的授予则需要一个区别于基础法律关系的专门行为——授权行为,因为基础法律关系本身并不会产生代理权。[4]且代理权的产生并不依赖于有关的基础法律关系是否有效,即便不存在有效的基础法律关系,当事人之间的关系适用无因管理的法律规定即为已足。[5]纵作为阳春公司与赵梅间之基础法律关系的《委托收款书》无效,亦不影响阳春公司授权行为之效力,此谓代理权授权行为之无因性原则。[6]
     
      那么,赵梅究竟实施了何种代理行为?法院对此语焉不详,仅言“出借账户”“委托收款”并未指明代理行为究系何止,应值反思。本案中,赵梅指示出借人林小平向其为借款本金之给付,林小平即汇款至其银行存款账户。二人就100万存款债权之处分达成合意,系处分债权的行为,应以合同为之。[7]赵梅以本人阳春公司之名义向相对人林小平发出了处分行为之要约,林小平予以承诺,处分行为即告成立。又因代理原则上限于意思表示,即法律行为方可成立,故发出要约之意思表示可以代理。[8]该处分行为经由代理制度所设归属规范,在效力上归于阳春公司。[9]换言之,由林小平向赵梅之银行存款账户汇款,发生林小平与阳春公司之债权处分行为。此处值得说明者有二:(1)赵梅代理阳春公司为处分行为,使得处分之效果发生在阳春公司与林小平之间,此为代理的归属规范作用之效果;(2)林小平向赵梅为给付,系向第三人为给付,又因赵梅被授予受领权限,故林小平经向第三人清偿履行合同。
     
      再次回顾前开《民法总则》第167条前段之适用问题,所谓“代理人明知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并非指代理人明知代理事项违法实施的“行为”皆为“代理行为”,此需满足行为之“可代理性”,即当且仅当代理人为意思表示、实施法律行为时,方成立代理,事实行为、不法行为、部分身份行为无法代理。[10]本案中,当事人约定之代理事项(以自己的银行账户代为收款)违反金融监管规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被认定无效,具有“违法性”。代理人赵梅明知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似应依《民法总则》第167条与本人承担连带责任。就此而言,法院说理应值肯定。惟所谓代理人与本人承担连带责任,究系对何种责任连带负责?且见下文分晓。
     
      (二)合同解除与责任承担
     
      本案出借人林小平诉请解除合同,要求阳春公司归还本金及利息,并由赵梅承担连带责任。就其表述而言,似应解为对合同上的返还义务承担连带责任。法院亦判决,由阳春公司在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向林小平返还借款人民币100万元并支付利息,赵梅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然而,即便代理事项违法,是否意味着阳春公司与赵梅应对借款本息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
     
      上开问题的回答,应向合同解除之效果探寻。在借款合同被解除后,合同并非自始失去法律效力,当事人所为给付亦非当然无效。[11]已经履行的债务,当事人可以根据《合同法》第97条要求恢复原状。因合同而取得的物、权利或利益,在解除后,应当相互返还,在受领金钱的场合,自受领时起的利息亦应计算返还。[12]而这种恢复原状的义务也是源于给付与对待给付之等价关系,即原合同关系转化为旨在恢复原状的法律关系,系原本合同关系的变形。[13]既然原本的合同关系在解除后进行了转化,就意味着这仍不改变合同相对性这一基本原理,原合同之当事人仍为变形后合同之当事人,且仅得互为请求。合同的解除并非在规范上被视为溯及消灭,因合同解除而生的清算义务仍然保有“债之同一性”。[14]就此而言,借款合同解除后的恢复原状义务仅发生在合同当事人,即阳春公司与林小平之间。那么,作为代理人的赵梅之行为在法效果上归属于阳春公司,如何能够成为返还借款本息这一变形而来的恢复原状义务之当事人呢?对于这一问题,法院亦未提供突破合同相对性向合同关系之外的第三人主张合同上责任的正当性。
     
      相反,即便我们在合同解除的效果上采纳直接效果说,也难以得出阳春公司与赵梅应承担连带责任之结论。在直接效果说下,被解除的合同溯及地无效,已为之给付应作不当得利予以返还。[15]或许有论者认为,林小平既然已向赵梅为给付,当然可以主张合同解除后的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但论及三人关系的给付型不当得利,关键因素在于如何认定当事人间之给付关系。[16]本案中,林小平系基于阳春公司之指示向赵梅为给付,目的在于缩短给付过程,在“逻辑的一秒钟”里实际上发生了两个给付关系:(1)林小平向赵梅的银行账户转账,以便对阳春公司为给付;(2)阳春公司依据其与赵梅的约定,向赵梅为给付。就林小平与赵梅之关系而言,林小平虽然受有损害,但赵梅并非基于林小平之给付而获益,二人之间并不成立给付关系,实难认为林小平得向赵梅主张不当得利之返还。
     
      可见,无论在合同解除的效果上采纳何种学说,赵梅都不对林小平负担任何义务,法院以《民法总则》第167条判决阳春公司与赵梅就借款本息的返还承担连带责任似未出具正当性。
     
      (三)缔约过失:代理人责任的另一种尝试?
     
      代理之功能在于扩展本人经济活动之空间。[17]代理人代理本人缔结法律行为,通常涉足合同磋商之过程,就此而言,代理人与缔约过失责任之联系甚为密切。为了寻找课以代理人赵梅连带责任的规范基础,似乎有必要对于缔约过失责任予以考察。
     
      在德国法上,合同磋商、与交易类似的接触将开启法定的先合同债务关系,当事人应当遵循《德国民法典》第241条第2款,对交易相对方尽到保护义务。[18]在缔约磋商的过程中,若一方当事人违反了法定的保护义务,应当承担缔约过失责任。[19]在我国法上,当事人在订立合同的过程中有违反诚实信用原则的行为,构成缔约过失。[20]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代理人赵梅并未参与合同的缔结,即未以其行为开启法定的先合同债务关系;相反,其仅参与了合同的履行——移转银行存款债权的处分行为,盖借款合同这一负担行为的作成仅提供了处分行为的法律上原因。[21]因而代理人赵梅之行为实与缔约过失无关。
     
      然而,若代理人之行为成立缔约过失,是否构成其与本人承担连带责任的基础?按缔约过失责任之性质,比较法上多解释为法定的债务不履行责任;[22]至于缔约过失责任在我国法上的定位问题,总体而言,应考虑其与债务不履行责任的关联。[23]既然将缔约过失责任定位为法定的债务不履行责任,则应当适用债法上的一般规则对这一债务关系进行解释。代理人与相对人就缔约进行磋商,实际上扮演了本人的洽商代理人这一角色,代理人代理本人与相对人进入了先合同关系,效力归属于本人。因此,当本人与相对人进入先合同关系后,代理人与相对人持续磋商的行为实际上表明:代理人在这一法定债务关系中充当了本人的履行辅助人。可见,代理人在缔约过程中同时扮演了两项角色:(1)就先合同关系的效力归属而言,其充当了本人的代理人;(2)就先合同关系形成后继续磋商的行为而言,其充当了本人(在这一法定债务关系中)的履行辅助人,两项角色并行不悖。[24]那么,使用履行辅助人的本人是否应为履行辅助人(即代理人)违反先合同义务的行为负责?
     
      为了回答上开问题,有必要对为履行辅助人负责规则进行简要说明。学说认为,就债权的圆满实现而言,无论是债务人亲自履行债务还是使用他人代为履行债务,都不应贬损债权人对于合同之预见,即在债务履行过程中能够使得债务人免责的事由不会因为使用了他人而改变。[25]另有学者认为,在我国实证法上,为履行辅助人负责规则体现在《合同法》第107条,理由是:我国在违约责任上奉行无过错责任原则,有关债务不履行的一般条款(即《合同法》第107条)不仅可以用以说明在债务人亲自履行时的归责基础,也可以解释使用履行辅助人时的归责基础。[26]可见,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证上,为履行辅助人负责规则都独立存在。因此,本人应当为其履行辅助人(即代理人)违反先合同义务给相对人造成的损害承担责任,因为,基于合同谈判产生的债权关系涉及的问题与其他债权关系所涉及的问题并无不同。[27]就此而言,本人才是先合同关系中的当事人,应当承担代理人造成的缔约过失责任,与连带责任实无关联。[28]
     
      叁、总结
     
      承上所述,在合同解除后,对于已经履行的债务,当事人可以根据《合同法》第97条要求恢复原状。因合同而有所取得之场合,在合同解除后,应当互为返还。对于该恢复原状之义务,如上文所示存在不同的理解,有学说认为系原合同关系转化为了旨在恢复原状的法律关系,亦有学说认为合同解除后将溯及地无效,已为之给付应作不当得利予以返还,当事人之间成立不当得利之债。但无论采纳哪一种解释方法都只能得出一个结论:有且只有债之关系的当事人可以互相请求。具体到本案中,法院仅以代理人赵梅明知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为由,判决阳春公司与赵梅就合同解除后的恢复原状义务对出借人林小平承担连带责任,忽视了债之相对性原理,应予否定。
     
      法院在适用《民法总则》第167条时应探寻其规范意旨,即《民法总则》第167条在何种程度上可以作为一项独立的请求权予以适用——就此而言,与本案有关的《民法总则》第167条前段实际上为不完全法条,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必须对其进行要件补充。[29]实际上,一旦代理人实施的代理行为在法效果上归属于本人,即便代理事项、代理行为违法,都不可能发生代理人对相对人的合同责任,否则将无视债之相对性,贻笑大方。[30]相反,在代理行为可归属于本人,代理人因践行违法代理事项致他人损害之场合——即发生合同责任与侵权责任竞合之场合,仅在侵权之诉中,代理人有与本人承担连带责任之可能。然而,作为代理人与本人承担连带责任之基础,首先应予考虑的是《侵权责任法》第8条规定的共同侵权的连带责任与同法第11条、第12条规定的无意思联络数人侵权的责任承担方式。仅在数个非充分原因偶然结合造成同一损害,即侵权人承担按份责任之场合(《侵权责任法》第12条),若发生《民法总则》第167条前段规定的情形,法院似可以之作为法律基础判决本人与代理人承担连带责任。
     
      若就本案所涉及的核心争议问题作进一步观察,可以发现,《最高人民法院〈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第106条规定,“承运人的代理人根据承运人的指示无正本提单放货,或者承运人的代理人超越代理权无正本提单放货后得到承运人追认的,由承运人承担无正本提单放货的赔偿责任。”按承运人之代理人无正本提单放货构成侵权行为与违约行为之竞合,皆为义务违反之行为,具有违法性。在代理人依据承运人指示无单放货之情形,似为代理人明知“代理事项”违法仍然实施“代理行为”,与本案所涉《民法总则》第167条前段不无关系。然而,就侵权行为而言,无法成立代理,即便承运人“指示”“追认”,亦无法使得侵权行为“投胎转世”成为法律行为;承运人、代理人构成共同侵权,则何能依据承运人之指示或追认免除其侵权责任?就违约行为而言,承运人之代理人系以承运人之履行辅助人身份行为,依为履行辅助人负责规则,承运人自应为代理人之行为承担责任,此处适用的归属规范又与代理无关,“追认”与否对于本人责任之承担,实无关系。综合以观,代理制度所涉的诸问题环环相扣,钟响磬鸣,实值注意。

    【作者简介】
    任我行,西南政法大学法学学士,华东政法大学法学硕士,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硕士,观得民商法案例研习训练营第二期学员。
    【注释】
    [1]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484号民事裁定。
    [2]参见四川省广安市广安区人民法院(2018)川1602民初1358号民事判决、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川16民终1172号民事判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川民申484号民事裁定。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第4条规定,“合同法实施以后,人民法院确认合同无效,应当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制定的法律和国务院制定的行政法规为依据,不得以地方性法规、行政规章为依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系部门规章,尚不符合《合同法》第52条第5项的法律位阶之要求。
    [4][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54-855页。
    [5][德]卡尔·拉伦茨:《德国民法通论》(下),邵建东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856页。
    [6]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7页。
    [7]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6页。
    [8]洪逊欣:《中国民法总则》,三民书局1989年版,第439页。
    [9]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69页。
    [10]洪逊欣:《中国民法总则》,三民书局1989年版,第439页。
    [11]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07页。
    [12]韩世远:《合同法总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536页。
    [13]潮見佳男『新債権総論Ⅰ』(信山社,2017年)605頁。
    [14]潮見佳男『新債権総論Ⅰ』(信山社,2017年)第607頁。
    [15]潮見佳男『新債権総論Ⅰ』(信山社,2017年)第597頁。
    [16]王泽鉴:《不当得利》,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14页。
    [17]佐久間毅『民法の基礎1総則』(有斐閣,2008年)231頁。
    [18][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沈小军,张金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1-72页。
    [19][德]迪尔克·罗歇尔德斯:《德国债法总论》,沈小军、张金海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2页。
    [20]胡康生:《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73页。
    [21]朱庆育:《民法总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页。
    [22]缔约过失责任的独立性及其定位问题,与不同立法例下雇主的替代责任、债务人为履行辅助人负责规则、侵权法与契约法的保护范围等问题有关。详细介绍,请参见孙维飞:《〈合同法〉第42条(缔约过失责任)评注》,载《法学家》2018年第1期。
    [23]孙维飞:《〈合同法〉第42条(缔约过失责任)评注》,载《法学家》2018年第1期。
    [24]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71-272页。
    [25]解亘:《再论〈合同法〉第121条的存废——以履行辅助人责任论为视角》,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6期。
    [26]解亘:《再论〈合同法〉第121条的存废——以履行辅助人责任论为视角》,载《现代法学》2014年第6期。
    [27][德]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52页。
    [28]在德国,缔约过失责任能否适用于第三人——尤其是代理人,存在不同的观点。德国联邦最高法院认为,“只要合同相对人对代理人个人产生特别信赖,或代理人对行为的实施具有经济利益,代理人就应当承担责任。”实际上,在此种情况下代理人承担责任的原因是他“过错地通过个人投入而引起不合理的信赖。”换言之,缔约过失责任在多数情况下可与侵权责任竞合,尤其是在恶意隐匿或为不实之说明的场合。因此,若代理人的缔约过失同时满足了侵权责任的构成要件,原告可以直接提起侵权之诉请求赔偿。参见德维尔纳·弗卢梅:《法律行为论》,迟颖译,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950页;王泽鉴:《债法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43页。
    [29]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06)民二终字第85号民事判决,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再31号民事判决、(2019)川民再479号民事判决,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3)湘高法民三终字第28号民事判决,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赣民终720号民事判决,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浙民申715号民事裁定,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2019)闽民申1830号民事裁定。
    [30]参见李宇:《民法总则要义:规范释论与判解集注》,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7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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