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不履行防疫义务的刑法规制
2020/5/12 9:16:46  点击率[5]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刑法学
    【出处】正义网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摘要】疫情爆发以来,全国各地出现多起拒不履行防疫义务导致新冠病毒传播扩散的案件,在具体认定时,存在司法适用不统一的情况。为此,两高两部联合发布《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明确规定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等罪名的适用情形。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更加需要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从犯罪主体范围、主观认知、客观危险状态等方面严格把握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标准,厘清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入罪范围,为疫情防控提供有效的司法保障。
    【中文关键字】拒不履行防疫义务;危害公共安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刑法规制
    【全文】

      一、 问题的提出
     
      疫情爆发后,全国多地出现因隐瞒疫情、密切接触史等信息被公安机关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立案侦查的案例。就该立案罪名而言,无论从危害程度上要求行为人采取的危险方法与“放火、爆炸、投放危险物质”等价,还是该罪名的最高法定刑设置,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无疑都属于刑法中的重罪。诚然,攻坚用重典,对于及时打击违法犯罪、教育警示群众以及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具有重要作用。但在司法实践中,一定程度上存在矫枉过正的倾向。
     
      为此,2020年2月6日,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联合发布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针对疫情特殊时期刑法规制暴露出的问题集中处理,从规范构成要件的角度,对故意传播新冠病毒病原体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行为进行了明确界定。一方面,限缩了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范围,已经确诊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只要拒绝隔离治疗或者隔离期未满擅自脱离隔离治疗,并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的,即构成本罪,而对于 “疑似病人”群体,在犯罪构成上,还需要造成新冠病毒传播的后果才构成本罪;另一方面,《意见》对于犯罪主体或行为类型不适格的违反防控义务的行为,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予以规制,这使得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在司法适用中的空缺得到填补。虽然《意见》的实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但反观疫情期间拒不履行防控义务的复杂形态,“事实”与“规范”之间仍存在需要解释、填补的鸿沟。
     
      当拒不履行防控义务的行为,需要运用刑罚手段进行规制时,如何理解并合理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与“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以及如何落实特定紧急时期“依法从严”的刑事政策,是目前理论及实务界都亟需解决的问题,同时,也是构建我国紧急状态下防控法律规范体系的要求。
     
      二、 疫情下刑法114条、115条的解读
     
      司法实践中,面对此次疫情防控呈现的新特点,如何理解《意见》规定,进而准确适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成为当下重点关注的难题。
     
      (一)犯罪主体的范围
     
      根据《意见》规定,符合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犯罪构成的,有两类犯罪主体。一类是已经确诊的新冠肺炎病人、病原携带者。但自2020年2月12日,湖北省将临床诊断(CT检查)辅助确诊患者列入“已确诊新冠病毒患者”范畴后,全国范围内新冠病毒感染诊断标准存在地域差异,湖北省以外的各省市仍采用原核酸检测以确诊新冠肺炎。湖北作为疫情高发区医学诊断确诊患者的标准降低是为满足防控疫情蔓延的需要,从流行病学的角度采取的措施。
     
      另一类犯罪主体是“新冠肺炎的疑似病人”,此处的疑似病人应当是医疗机构根据最新版《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诊断标准作出医学认定的疑似病例,根据《意见》规定,此类犯罪主体只有造成新型冠状病毒传播的危害后果,才有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可能。根据刑法原理,此时行为人对其自身行为造成或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应当是有一定认知的,并且故意或放任新型冠状病毒传播。但从常理来看,对可能造成的危害结果的认知应当建立在对自身危险性认知的基础上,即是否知道自己是新型冠状病毒的携带者。在其未被认定为疑似病例之前,医疗专家对病毒感染情况都存在困惑,更何况是普通人,其往往不清楚自身是否是病原体携带者或感染者,进而很难认识到自己的外出行为是否会带来病毒传播的危险。因此,在医疗机构出具诊断结论、检验报告之前,即使行为人的有关行为符合《意见》规定的情形,也不宜认定行为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二)主观“明知”的考察
     
      无论是刑法第114条、第115条第一款之规定还是前文所提的《解释》《意见》所涉及的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都是故意犯罪,即主观上的“故意”不仅需要行为人明确知晓其行为会造成构成要件要求的危害后果,同时对这一后果的发生,行为持“希望”或“放任”的态度。根据刑法理论,主观故意包括“直接故意”与“间接故意”。从疫情期间出现的拒不履行防疫义务行为来看,行为人主观上多是放任危害结果发生的间接故意,也即行为人明知自身行为极有可能造成危害后果,却放任危害后果的发生。
     
      (三)“公共安全”的理解与认定
     
      理论界及实务界对“公共安全”的理解一直存在争议,归纳起来,各观点的分歧主要在于公共安全的指代范围是否兼具“不特定人”与“多数人”。有专家支持仅需满足危及“不特定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即可;另有学者认为,满足危及“不特定人”或“多数人”的生命健康、财产安全之一即可;而我国传统
     
      刑法理论倾向于认为公共安全需要满足“不特定人”及“多数人”两方面。但应当注意的是,从保护公共利益的立场出发,公共安全的核心内涵应当是“不特定性”,“多数”通常是“公众”的表征。“不特定”的本意是指不能确定是“少数”还是“多数”。就疫情蔓延危及的“公共安全”而言,新型冠状病毒在传播的过程中具有隐蔽性,在未确诊前不能确定具体人数。因此,疫情期间考察拒不履行防控义务的行为是否危及公共安全时,应当重点把握“不特定”,而是否对多数人的生命健康造成威胁不是必备要件。
     
      在《意见》列举的情形中,未提及“公共安全”等字眼,而是用“进入公共场所或者公共交通工具”来替代。但疫情期间,涉案主体并不是进入任何公共场所都会导致传播病毒的风险。考察行为人是否危及公共安全,应以传染病特有的公众扩散性为重点,结合“场所”、“ 人员”两个方面,具体分析行为人出入的场所轨迹、时间、行为方式、实际接触人数及范围,在此基础上,对个案中符合《意见》规定行为的具体危险予以认定。
     
      三、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适用空间的反思
     
      (一)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适用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构成要件里明确指出行为应“违反传染病防治法规定”但这里的“传染病防治法”应当从广义上理解,而非仅局限于《传染病防治法》,因为我国传染病防治的相关法规制度也散见于《突发事件应对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规范性法律文件中,其是一个与传染病预防、控制有关的法律体系。但应当注意,对于实践中出现的一般违反防控措施行为入罪需要慎重论证,坚持严格解释原则,行为效果及危害后果都应当达到与传染病防治法规定的情形等价的程度,否则,交由有关部门予以行政处罚。
     
      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主要侵犯的法益是传染病防治管理秩序,而传染病防治领域,国家根据传染病不同级别的危害,具体设置了不同类别的传染病。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仅针对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的行为。但无论是非典还是此次的新型冠状病毒都被认定为乙类传染病,故根据刑法第330条规定本次疫情没有任何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余地。但2008年6月最高检、公安部颁布的相关刑事案件追诉标准中,对“按照甲类管理的传染病”也可以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追诉,这使得本次《意见》中规定的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追责的行为具有刑事法律依据。
     
      在具体案件中,如果新冠肺炎疑似病人拒绝隔离治疗或擅自脱离隔离治疗,但在其与不特定人密切接触后,没有造成将自身可能携带的病毒传染给他人,应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论处。虽然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属于危险犯,不存在既遂与未遂的区分,但是没有造成病毒传播,即没有达到该罪名规定的危害后果。例如,近日最高检发布的典型案例之四川孙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一案,犯罪嫌疑人孙某某不听医护人员劝阻逃离医院,并乘坐大巴车返乡等拒不履行防控义务的行为系发生在医生将其认定为新冠肺炎之后。但从目前情况来看,由于其接触的人员没有发现确诊患者或疑似病人,公安机关遂以孙某某涉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立案侦查。此外,《意见》未明确确诊、疑似病人以外的密切接触者、有症状者及有疫区居住、出行史等重点人员实施相关危害行为的定性,但就新型冠状病毒的传播而言,该类群体也具有较高的病毒携带危险,行为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属性,但对行为人主观故意的判断应严格实质审查,充分考量具体危险状态,对于难以证明行为人在主观上存在“故意”造成危害结果的,应当认定为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或予以治安管理的行政处罚。
     
      (二)与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区分
     
      《意见》规定除抗拒、妨害疫情防控措施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确诊者和疑似病人之外,其余人员或拒绝其他防疫措施的行为均以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定罪处罚。许多认为这一规定使得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失去适用余地,实为不妥。持这一观点的人往往认为本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
     
      对两个罪名适用问题的讨论需要先厘清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要件,目前赞成“过失说”的专家学者认为,关于疫情期间拒不履行防控义务的行为,两罪适用上存在法条竞合的关系。因为两个罪名无论是侵犯的法益还是造成的危害后果范围,前者属于一般法条,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属于“危害公共卫生安全”领域的特殊法条,故行为人违反防疫措施达到“危及公共安全”的程度,应构成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也有学者认为,根据《意见》所述,适用妨害传染病防治罪时主观方面也应当满足第一条规定的“故意传播传染病”之要求,如果相关行为触及公共安全领域,在实践中可能导致一行为触犯两罪,与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形成想象竞合。如果按照想象竞合从一重罪的原则处理,则与规定中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作为违反其他防控行为的兜底条款处理不一致。
     
      笔者同意妨害传染病防治罪的主观应为过失,但笔者认为本次疫情期间之所以没有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的适用空间,是因为从法条规定的危害后果来看,成立过失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必须造成“重伤、死亡”等危害后果,而妨害传染病防治罪规定的行为后果没有明确具体的程度,而是将“引起甲类传染病传播”的危险置于个案中判断。那么就临床医学的内容显示,即使同样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由于行为人自身体质、及时接受医疗救治等因素的影响,均会影响感染后患者的病情走向。行为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与造成“重伤、死亡”后果之间,很难认定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四、 拒不履行防疫义务的刑法规制建议
     
      (一) 对危害公共安全进行实质判断
     
      从法定刑配置的角度,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时期,“确诊患者”“疑似病人”拒不履行防疫义务的行为虽然与放火、爆炸、驾车冲撞等典型危害公共安全行为不同,疫情传播本身往往不具有暴力性和显像性;但是病毒在无声无息中急剧扩散,将导致难以控制的后果,所以传播传染病病毒与典型的危害公共安全行为具有相当的危险性。
     
      从传染病犯罪的特点来看,其犯罪过程具有隐蔽性,加上病毒传播的复杂性及传染病的潜伏期,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往往不明显,人们对传染病危害影响的认知也通常出现在危害结果发生后。因此,更加不能忽视作为结果的具体危险状态。在对危害公共安全的结果判断时,应当重点考察行为是否能够导致病毒迅速传播,以及行为和结果之间是否具有直接的因果关系或者能否排除其他合理怀疑。
     
      (二) 区分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中的危险犯与实害犯
     
      鉴于该罪名不要求病毒确实已经传播,有引起传播的危险即可,那么在实践中应区别仅存在病毒传播可能但尚未出现实害后果的危险犯与造成多数人感染病毒的实害犯,并设置轻重不同的法定刑,例如:引起甲类传染病或者采取甲类传染病防控措施的乙类传染病传播的严重危险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引起甲类传染病或者采取甲类传染病防控措施的乙类传染病传播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 严格把握依法从严的要求
     
      此次《意见》中提出依法从严的刑事政策要求,但此处的“依法从严”,依法是基础,从严不是目的,而是为了解决疫情特殊时期的矛盾需要。之所以对拒不履行防疫义务的行为从严惩治,是因为在疫情期间,“故意传播病原体”的行为会加剧救助措施不足与确诊患者人数增加之间矛盾,导致传染病辐射范围更广,普通群众更加容易被传染,进而陷入了“防控难”的恶性循环。但另一方面,在“从严”的同时也不能忽略“从宽情节”。对于确属事出有因,特别是行为人出于自己或家人寻求治疗的考虑而“迫不得已”离开隔离场所,可以考虑基于期待可能性而出罪;有的行为人因一时冲动实施了违法行为,事后真诚悔过,也未必需要“一刀切”地从严惩处。
     
      五、 结语
     
      拒不履行防疫义务涉刑问题,属于特定紧急情况下出现的违法犯罪。从目前形势来看,“以危险方法危害安全罪”这一重罪被激活、平日适用较少的“妨害传染病防治罪”也走进公众视野。在疫情防控的特殊情形下,更应当注意两罪的适用问题,对“危害公共安全”进行实质解释,不仅要关注行为是否造成了客观上危害法益的后果,还要考察行为人是否具有可谴责的主观罪过,区分具体危险犯中造成危险与造成危害后果的量刑。此外,越是在非常时期,越应当合理配置司法资源,严格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严惩恶性犯罪的同时,宽宥轻微犯罪,节省有限的司法资源以及社会资源,为打赢防控疫情狙击战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

    【作者简介】
    王璐,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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