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规模侵权救济模式探究
2020/5/6 10:54:51  点击率[15]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侵权法
    【出处】本网首发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关键字】大规模侵权;救济模式
    【全文】

      一、案例导入
     
      2014年4月10日18时40分左右,威立雅公司在日常自检自来水水样时发现其中的“苯”[1]含量超标,11日1时经复检确认,于11日凌晨上报兰州市政府。市政府接到报告后采取应急措施,于当日14时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微博、网络及兰州市各大媒体发布公告,要求兰州市民在24小时之内停止饮用自来水。并于当日22时许组织人员深入社区和街道,24小时向市民免费拉运饮用水,发放瓶装纯净水以保证市民的正常生活。12日甘肃省人民医院设立了自来水苯超标患者免费门诊。在确认自来水苯超标后威立雅公司采取措施排空受污自来水、清理、维修管线。根据动态检测结果,市政府于12日18时通知对城关区和七里河区解除紧急措施,13日17时对安宁区解除紧急措施,14日7时对西固区解除紧急措施,此后,兰州市区全面恢复正常供水。22日,在兰州市政府召开的4.11事件新闻发布会上,时任威立雅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姚昕向全市人民鞠躬道歉。兰州市各大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也进行了转播。23日威立雅公司建立公司官网,公布每日的水质检测数据(本案诉讼期间补录了事件发生之前一年的数据)。
     
      “王某诉兰州威立雅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等三被告侵权责任纠纷案”(以下简称“兰州威立雅案”)由兰州市城关区人民法院作为一审法院并于2015年11月27日依法作出判决:“4.11事件确已对全市居民的正常生活造成了不当影响,威立雅公司对事件的发生存在疏于管理方面的过错,对此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威立雅公司在事件发生后,主动向政府报告,积极查找、确定事件原因,排除妨害。通过新闻媒体向广大市民公开赔礼道歉,在其网站上公布每日的水质检测数据,以减退相应水量、水费的方式对停用自来水期间给用户造成的损失予以补偿。威立雅公司在市政府主导下,制定并实施相应的补救、补偿措施,其补偿方案体现了赔偿标准的相对统一性和普遍适用性,各原告要求威立雅公司就其个体利益单独赔偿,既缺乏必要性,亦不符合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因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平衡而应当考量的合理性。威立雅公司在事件的发现、处置、应对以及事后补救、补偿等方面尽到了相应责任,故各原告对威立雅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对于各原告要求兰州石化分公司、中石油集团公司、中石油股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因不存在负有连带责任的前提基础,故各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亦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城关法院判决驳回各原告全部诉讼请求。”[2](原告诉求“要求被告赔偿原告因购买矿泉水的损失72元、误工费100元、因检查身体的体检费用800元、精神抚慰金5000元。同时要求被告在国家级媒体上公开道歉。”[3])
     
      该案是否是侵权案件?是什么类型的侵权案件?原告的请求是否合理?法院判决原告败诉的理由是否成立?对于此案中原告的权利如何救济?本文将对以本案为中心的相关问题进行讨论,并对该类案件的救济进行论述。
     
      二、大规模侵权的概念界定
     
      讨论大规模侵权的救济问题,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大规模侵权的内涵及外延的问题。“所谓大规模侵权就是指,基于一个不法行为或者多个具有同质性的事由,如瑕疵产品,给大量的受害人造成人身损害、财产损害或者同时造成上述两种损害,根据具体侵权行为的属性,在侵权行为构成要件上以加重责任的方式保护受害人。”[4]张新宝教授在《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赔偿)基金条例》第二条中指出“本条例所称大规模侵权,是指被侵权人人数众多、损害后果影响重大的侵权事件,包括大规模产品责任事件、大规模环境污染致人损害事件、大规模工业事故。”[5]而根据《布莱克法律词典》(第八版)的解释,所谓大规模侵权,是指造成多人损害的民事不法行为,如工厂排放毒气、商业客机相撞以及工业废物处理造成的污染等。这种行为可以是单个行为,如大楼坍塌,也可以由一段时间内的一系列相关行为所组成。[6]
     
      基于大规模侵权所引发的侵权责任亦是侵权责任的一种,故本文对大规模侵权的基本界定遵循侵权责任构成的一般原理,并将其特殊性总结如下:
     
      第一,须符合侵权责任构成要件,可以被纳入侵权责任法的调整范围;
     
      第二,受害人数众多,且达到一定的数量。大规模侵权的被侵权人至少是数十人,而不是数人[7];
     
      第三,侵权发生的原因必须是同一个侵权行为,如单一事故造成的大范围人身和财产损害,或者同质性的产品或者服务引发的大规模侵权,如美国石棉等案件;
     
      第四,救济困难,如因果关系难以认定。与普通的个体侵权仅仅针对个别受害人权益的侵害不同,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导致众多受害人人身、财产权益的损害,造成严重的后果,并且会因为所涉受害人个体特质的不同,导致损害后果认定的复杂性。例如,在大规模产品侵权损害中,由于受害人年龄、自身体质的不同,以及使用产品时间差异和数量多寡,致使缺陷产品在各受害人之间造成的损害程度与影响均会有不同表现,致使损害后果和赔偿范围难以确定;
     
      第五,必须造成大范围的损害,既可能包括人身损害或者财产损害,甚至包括纯经济方面的损失,但单个损害的程度不影响对大规模侵权案件的认定。
     
      第六,私害转化为公害的倾向性。大规模侵权本属于对公民私权的一种侵犯,同普通侵权一样侵害的亦是公民个人的人身及财产利益,但与仅是针对个别或少数人施加侵害无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个体侵权不同,大规模侵权在造成受害人人身及财产利益损害的同时,还会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一起大规模侵权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对某一领域社会经济秩序产生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民众的心理恐慌,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如三鹿毒奶粉事件发生后,我国婴幼儿乳制品业受到严重创伤,一蹶不振,亦使相关领域的其他食品发展受到影响。[8]
     
      故可以将大规模侵权作出如下的界定:在侵权责任法的范围内,因同一或者同质性侵权行为导致多数人人身和财产受损,引发大规模的侵权,并造成严重后果的侵权事件,同时带有私害转化为公害的倾向。
     
      在“兰州威立雅案”中,因威立雅水务(集团)有限公司得过错,导致兰州市区内受威立雅水务(集团)有限公司供水的市民饮用了有毒性物质“苯”超标的自来水,损害了市民的健康权益并因购买瓶装矿泉水等造成市民的财产损失,构成大规模侵权。
     
      三、大规模侵权救济方式
     
      目前已经发生的大规模侵权事件,解决的途径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行政主导的赔偿、司法诉讼、损害赔偿基金、责任保险及和解等。
     
      (一)行政主导的赔偿
     
      大规模侵权案件因具有复杂性等特性,行政力量的有效介入,是解决大规模侵权案件的有效手段。在大规模侵权案件中,既要维护受害者的利益,又要平衡企业的利益,行政力量在权利救济以及利益平衡上扮演重要的角色。在“三鹿奶粉”事件中,政府从维护受害家庭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稳定、考虑乳制品行业的发展、保障公共的食品安全等角度出发,及时快速解决了受害家庭的赔偿问题。但是这种模式忽视了司法的作用,过分强调政府机关的作用,明确行政机关的定位与作用是行政主导的赔偿的关键。
     
      (二)损害救济(赔偿)基金
     
      张新宝教授在《大规模侵权损害赔偿基金》专题研究中主要介绍了在我国设立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赔偿)制度构想,包括诉讼代替性救济(赔偿)基金及诉讼结果性救济(赔偿)基金两大类。关于诉讼代替性救济基金的制度设计,主要涉及基金的筹集、管理、使用、侵权人的捐助与免诉协议等内容,是在被侵权人提出侵权诉讼之前设立和运作的,其目的在于救济,稳定秩序,同时还可以部分或者完全取代可能的民事诉讼救济途径;而诉讼结果性救济(赔偿)基金则是在被侵权人提出侵权诉讼之后,由侵权人与被侵权人达成协议设立或通过法院判决设立。[9]其实我国相关法律规定中已有相关的类似规定,如《侵权责任法》第53条规定的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机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该机动车参加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强制保险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机动车不明或该机动车未参加强制保险,需要支付被侵害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垫付后,其管理机构有权向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海洋环境保护法》第66条规定了船舶油污保险、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国家完善并实施船舶油污损害民事赔偿责任制度;按照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责任由船东和货主共同承担风险的原则,建立船舶油污保险、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实施船舶油污保险、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制度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证券法》第134、135条规定了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与交易风险准备金:“国家设立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由证券公司缴纳的资金及其他依法筹集的资金组成,其筹集、管理和使用的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证券公司从每年的税后利润中提取交易风险准备金,用于弥补证券交易的损失,其提取的具体比例由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规定。”
     
      此种基金的设立能够保证受害人获得及时、足额的赔偿,且在我国法律中,有较为广泛的实在法基础,如上述道路交通社会救助基金、船舶油污保险与损害赔偿制度、证券投资者保护基金与交易风险准备金制度等。但是在大规模侵权救济中仍然存在许多问题需要就解决:第一,基金资金的筹集问题。第二,资金的的有效运营要求设立者要对基金的规制领域与损害发生的概率、事故和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链条和事故责任的分担等问题有着明确而清晰的认识,但在某些大规模侵权案件发生的最初阶段,由于认识水平、科技发展、信息获取等发面存在障碍,致使确定损害事故的受害人、损害结果、因果关系以及损害持续时间等均存在较大的困难,在这些方面难以明确的情况下,基金的设立存在较大的困难。
     
      (三)责任保险
     
      责任保险制度设立的理念在于,不再将侵权事件看成是一种单纯的人与人之间的纠纷,而是将其定位为一种社会风险,利用商业保险的互助性、科学性之特征来分担大规模侵权所带来的个人难以抵御的风险。我国《保险法》第65条第4款规定:“责任保险是指以被保险人对第三者依法应负的赔偿责任为保险标的保险。”其分为任意责任险和强制责任险,责任保险限于民事责任,但精神损害不保。在医疗损害、机动车损害、产品责任等侵权责任形式中,皆有可能因故意侵权而引发大规模的损害赔偿。在现行法律体系中,只有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险、船舶污染强制责任险、沉船打捞责任险。
     
      责任保险具有提供最低保障、获赔程序简易、举证责任减轻等优势,但是责任保险在解决大规模侵权责任中的作用仍存争议:第一,商业公司作为营利机构不可能承担大规模侵权引起的精神索赔和惩罚性赔偿;第二,对于大规模侵权中的保险责任范围、是否强制投保、那些主体需要投保、投保额度等保险具体运用问题,影响责任保险对大规模侵权责任的解决。
     
      四、各国对于大规模侵权救济的实践
     
      (一)美国的“集团诉讼”制度[10]
     
      《美国联邦民事诉讼规则》第23条对“集团诉讼”作了规定。以大规模侵权案件为例,“集团诉讼”是指,受害人中的一人或者数人代表为了集团成员全体的共同利益,代表全体集团成员提起的诉讼。法院对集团所做的判决对全部成员具有约束力。第23条(a)款对“集团诉讼”的基本成立要件做出了规定:(1)集团一方人数众多,每个人到庭诉讼显然不切实际;(2)集团成员有着共同的法律和事实问题;(3)诉讼代表人的请求和答辩对集团成员具有代表性;(4)诉讼代表人能充分、公正地保护集团利益。同时案件必须符合该条(b)款中进一步列举的情形之一。第23条(b)款第(1)项(B)所列举的主要是如果允许个别诉讼,将会严重妨碍全体集团成员权益的保护和实现的情形。例如,赔偿基金总额不足以对所有受害人损害赔偿请求权进行全额赔付的情况。第23条(b)款第(3)项规定的要件为:集团成员涉及的法律或事实问题中,集团成员所共同面临的事实和法律问题比个别成员面对的问题更为重要,采取“集团诉讼”更为公平有效。
     
      法院最后做出的裁判对在一定期限内未明示把自己排除于集团之外的所有成员都发生效力。由此可见,美国法上的“集团诉讼”采用的是“选择退出”(“optout”)的模式。
     
      因此在具体案件中,为了满足“典型性”和“基础性”的要件,“集团诉讼”有时仅限于请求权基础的确这一阶段,在此,“集团诉讼”所作出的判决具有基础判决的性质和作用。被代表人必须在具体诉讼中就各自的具体损害主张损害赔偿,而这个审理程序应该依据已做出的“集团诉讼”的判决来进行。
     
      (二)英国和威尔士的“代表人诉讼”(representativeaction)[11]
     
      英国的“代表人诉讼”规定在《英国最高法院规则》第15号命令第12条。这种程序模式和美国“集团诉讼”一样,采用的是代表制。一人或者数人为了自己的诉讼请求以及集团成员的全体的共同利益,代表全体集团成员提起的诉讼。集团成员必须具有共同的利益,成员身份必须得以查明和充分的确定。成员的范围必须在起诉书中确定下来。通常情况下,法院会对“代表人诉讼”做出确认之诉的判决,尤其是各个集团成员的损害赔偿额需要进一步分别确定的情况,法院仅就所有成员的共同法律问题做出裁判,不涉及损害赔偿额的确定。赔偿请求通过个别诉讼,由受害人对自身损害举证证明来确定。英国的代表人诉讼采用的是“不声明参加就非集团成员”的“选择加入”(optin)制度。依据《英国最高法院规则》第15号命令第12条的规定,法院对代表人诉讼做出的裁判对所有集团成员发生效力。但是,如果依据判决,权利人向未参加诉讼的被告成员可以提出事实证明自己的情况和已经由法院做出判决的集团诉讼案件不同。
     
      (四)日本公害健康损害侵权诉讼[12]
     
      日本在上世纪七十年代设立了公害健康被害补偿制度,因公害患有疾病的人只要满足了《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规定的救济条件,就可以依照该法规定的行政救济途径获得一次性赔偿金;除此之外,公害健康受害者还可以通过提起民事或刑事诉讼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将大气污染严重的区域指定为第一类区域,将水污染严重,出现水俣病、痛痛病等中毒症状的5个区域指定为第二类区域。1988年3月,考虑到以二氧化硫排放所导致的大气污染问题已基本解决,而公害健康被害补偿制度的资金来源大部分是污染企业的赋课金,基于污染者负担原则,日本政府颁布法令解除了第一类区域的全面指定,停止了对大气污染新患者的认定。部分因机动车尾气污染而遭受健康损害的受害者的行政救济之路难以实现,只得转而寻求司法救济。1996年5月31日,因机动车尾气污染而患有各种疾病的患者及死者家属102人向东京地方法院提起了民事诉讼,请求日本政府、东京都自治政府、日本首都高速路公司以及丰田、日产、日产迪塞尔、三菱、五十铃、日野、马自达共7家机动车制造商赔偿因健康受损而产生的各种损失,并立即停止向东京都23区排放机动车尾气。1997年6月至2006年2月期间,针对相同被告又提起了五次诉讼,原告人数总计633名(其中包括258名未被《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认定的原告)。
     
      2007年8月8日,被告与六次诉讼的全部原告达成和解;另一方面,原告撤回停止侵害的诉讼请求,纠纷以和解告终。和解协议主要约定了四个方面的内容:第一,设立医疗费补助机制,由被告出资救济受害者。协议约定,在未来5年内,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首都高速道路公司以及7家机动车制造商向医疗费基金总共支付200亿日元,用于对东京都内不吸烟患者自身负担费用的补助。第二,被告必须采取环境对策以抑制机动车尾气污染。作为道路设置管理者的日本政府、东京都政府、首都高速道路公司要按照各自职责,制定切实可行的排放标准、积极发展公共交通及低公害车(环保车)事业、改善道路环境、加强环境监测;机动车生产厂家要积极配合道路设置管理者的相关政策,与其共同实现控制机动车尾气污染的目的。第三,由被告机动车制造商支付12亿日元解决金,作为对原告的赔偿以及恢复环境的再生金。第四,设立“东京道路交通环境改善联络会”及“东京都医疗费补助制度联络会”,致力于今后机动车尾气污染治理工作。
     
      日本对于大规模侵权的解决方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但是不容忽视的是在东京大气污染诉讼案中,仍然凸显了许多大规模侵权责任的问题:第一,整个诉讼耗费的时间过长;第二,因果关系得认定非常困难。
     
      五、我国对于大规模侵权救济的实践
     
      最高人民法院陈现杰法官总结了我国处理大规模侵权案件的司法经验。他指出,《民事诉讼法》规定的涉及大规模侵权的程序——代表人诉讼制度,在法院的审判实践中较少用到,而且大多数法官也不太倾向于采用这样的程序。该程序设置的目的本来是要提高审判效率,方便大规模诉讼群体,但实际上却增加了法官的工作量及审理案件的难度,很难在法律规定的审限内解决。要使司法救济在救济大规模侵权中发挥较大作用还有赖于代表人诉讼、集团诉讼等机制的完善。[13]在面对诸如“三鹿奶粉事件”“大头娃娃案件”“银广夏案件”“重庆开县井喷案件”等案件的处理中,行政机关在案件的解决过程中得协调与主导作用,是我国构建综合性救济机制的有益尝试。
     
      在“兰州威立雅案”中市政府在接到报告后及时采取紧急措施,于当日14时通过手机短信、微信、微博、网络及兰州市各大媒体发布公告,要求兰州市民在24小时之内停止饮用自来水。并于当日22时许组织人员深入社区和街道,24小时向市民免费拉运饮用水,发放瓶装纯净水以保证市民的正常生活。在解决水污染事件中发回来重要作用,避免了因大规模侵权导致的社会秩序等问题。
     
      我国现行的《侵权责任法》体系中对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的救济机制中,立法者尝试建立了一种综合的救济机制。当道路交通事故发生损害之后,首先应当启动责任保险赔偿机制,在无责任保险或者责任保险不足以赔偿受害人损害的情况下,受害方可以要求侵权损害赔偿。肇事机动车不明或者该机动车没有参加强制保险的,需要支付被侵权人人身伤亡的抢救、丧葬等费用的,由道路交通事故救助基金先行垫付。如此一来,围绕受害人的救济。这种综合救济模式同样可以应用到诸如医疗损害责任这样的事故处理中,同时,对于处理大规模侵权案件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六、“兰州威立雅案”判决评析
     
      一审法院认为:“威立雅公司在市政府主导下,制定并实施相应的补救、补偿措施,其补偿方案体现了赔偿标准的相对统一性和普遍适用性,各原告要求威立雅公司就其个体利益单独赔偿,既缺乏必要性,亦不符合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因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平衡而应当考量的合理性。威立雅公司在事件的发现、处置、应对以及事后补救、补偿等方面尽到了相应责任,故各原告对威立雅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由此,对于各原告要求兰州石化分公司、中石油集团公司、中石油股份公司承担连带责任的请求,因不存在负有连带责任的前提基础,故各原告主张的诉讼请求亦不成立,法院不予支持。综上,城关法院判决驳回各原告全部诉讼请求。”
     
      (一)威立雅公司在市政府主导下的补偿方案赔偿标准的相对统一性是否可以否定个人个体性的请求权?
     
      不管是美国的“集团诉讼”、英国的代表人诉讼以及日本的公害健康损害侵权诉讼都没有否定个体的请求权,侵权行为法提供了个人权益受不法侵害时的保护机制,使被害人得依私法规定寻求救济,令加害人就其侵权行为负责,其所维护者系个人的自主、个人的尊严,其重要性不低于冷酷的效率,实为人类社会的基本价值。[14]故面对大规模侵权个体与社会的权衡是我们要解决的矛盾之一。所以“兰州威立雅案”一审法院以补偿方案赔偿标准的相对统一性否认个人个体性的请求权欠妥。其次我国《侵权责任法》第三章“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只规定了“受害人过错或者故意”“第三人过错”“不可抗力”“正当防卫”“紧急避险”等作为侵权人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相对统一的赔偿方案并不是法定的责任减损事由。
     
      (二)威立雅公司的责任范围
     
      一审法院认为:“威立雅公司在事件的发现、处置、应对以及事后补救、补偿等方面尽到了相应责任,故各原告对威立雅公司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侵权责任法的基本机能是填补损害,法院用尽到相应的责任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但却未明确说明是否填补了受害人的损失。我国《最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受害人遭受人身损害,因就医治疗支出的各项费用以及因误工减少的收入,包括医疗、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住宿费、住院伙食补助费、必要的营养费,赔偿义务人应当予以赔偿。”就该案而言,关键在于误工费、检查身体的费用是否与侵权行为具有因果关系,这也是确认威立雅公司的责任范围的关键。
     
      但是至于被告提出的精神损害赔偿,根据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因侵权人精神损害,但未造成严重后果,受害人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一般不予支持,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情形判令侵权人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并结合第九条精神抚慰金的方式和第十条影响精神损害的赔偿数额的因素,笔者认为“兰州威立雅案”的精神损害赔偿要以医生出具的证明为准,所以原告的请求是有待商榷的。
     
      综上,“兰州威立雅案”作为大规模侵权案件,其中主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大规模案件亟需解决的问题:第一,个人与社会的衡平问题,即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冲突;第二,因果关系证明的问题。
     
      七、大规模侵权案件多元救济模式构建
     
      现代化的大规模重复性生产和密集的生活方式是发生大规模侵权案件的根本原因,因同一或者同质性侵权行为造成受害人数和影响范围更大。应对大工业时代的大规模侵权,必须采取新的观念和方法,但是不能放弃法的基本原则和价值观念。
     
      王泽鉴教授在《侵权行为》一书中阐述了三阶层的损害赔偿或者补偿体系。侵权行为损害赔偿请求权的成立须具备法定条件,通常应由被害人就加害人的过失负举证责任,常须借助诉讼,耗费时日及各种成本,加害人亦,常须借助诉讼,耗费时日及各种成本,加害人亦须有一定的资力,始具实益。纵具备侵权行为的要件,被害人亦因各种原因未能或者难以主张其权利。为保护被害人,应对社会经济发展,各国依其社会经济发展创设形成的不同的补偿体系,主要包括三个阶层的补偿或者赔偿体系:侵权行为法、无过失补偿、社会安全保障。[15]该三层次理论可以作为构建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的理论基础。笔者结合侵权法的基本理论以及相关学说,对大规模侵权的救济制度构建提出如下构想:
     
      (一)政府的主导作用
     
      在大规模侵权中政府是否作为责任主体呢?从福利国家以及监管责任的角度可以作出一个肯定的回答。在东京大气污染诉讼案中,受害人直接以政府作为被告之一,因为类似大规模侵权事件的产生与国家的监管往往联系密切,尤其是在我国,国家是人民利益的维护者,理应作为侵权责任的最终承担者。即使不作为被告也必须要参与到诉讼中来,因为与仅是针对个别或少数人施加侵害无关乎社会公共利益的个体侵权不同,大规模侵权在造成受害人人身及财产利益损害的同时,还会影响社会公共利益和公共安全。但是政府的定位仅仅是发挥事件的主导作用,司法机关必须作为案件审理的最高机关,不能以行政干预司法。可以把政府作为“积极的被告”。即只要大规模案件发生,政府的证明责任就发生了。
     
      政府如何完成自己的证明责任?日本《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可以借鉴,当大规模侵权事件发生时,政府应及时组成工作小组,组织相关的独立的专家或者机构对该事件进行评估,评估的具体内容主要是:第一,综合评估大规模侵权造成的损害和社会影响,防止次危害的发生或者损害的扩大;第二,对大规模侵权受害人情况进行分类,对于赔偿金额等作出一个初步的评价,作为专家意见供法官使用;第三,对具体的损害后果与因果关系进行初步的认定。鉴于大规模侵权的对效率的要求,应对专家评估作出期限作出具体的规定。
     
      在完成以上专家评估之后,政府应该采取具体的措施,包括使用大规模侵权救济基金等,并展开对该事件的后续救济工作,具体内容可以参照“东京大气污染案”和解协议的内容,比如制定相关的监管政策与制度、组织相关的后续救济协会等。
     
      (二)救济补偿基金与责任保险制度
     
      这两个制度作为政府救济的有效补充,可以在具体的大规模侵权中具体规定,尤其是高危行业,我国法律早就在《海洋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证券法》等法律规范中进行了有益的使用。尤其是救济补偿基金,应通过政府的主导解决初期赔偿问题。
     
      (三)侵权责任法中的个体救济
     
      国外的大规模救济实践证明,大规模救济面临的一个主要问题是个体救济与集体救济之间的矛盾,不管是“集团诉讼”还是“代表人诉讼”这些制度最终都会回归到具体个人的赔偿上。笔者认为法院必须是侵权问题的最终解决者,不能因为效率而损害人的尊严与价值。
     
      但是问题的关键是如何提高法院的效率?通过日本“东京污染案件”我们发现影响效率的关键是人数多、因果关系复杂认定困难。而日本出台的《公害健康被害补偿法》却因有一个明确的归类而提高了类似问题的解决效率。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对于侵权事件的评估,即专家意见。我国《民事诉讼法》规定了专家意见的证据规则,在法庭审理中充分利用专家意见,提高审判效率,尤其是对于因果关系的证明。
     
      但是大规模的侵权事件,个人组织专家评估是不切实际的,国外的“集团诉讼”等虽然有能力组织专家评估,但是受律师、资金等因素影响评估效率低下。我国的公益诉讼制度、代表人诉讼制度因审限、利益等原因无法具体落实,更何况组织专家评估。所以政府应积极主导专家评估,根据笔者的逻辑,专家评估是“积极的被告”的举证责任,即政府的责任。专家评估之后,作出具体的评估报告,然后根据评估提出初步的赔偿标准,提交法院。法院审核之后,被侵权人就可以按照具体的赔偿标准申请赔偿金额,如果被侵权人认为自己存在专家评估报告之外的特殊情况,然后可以就该特殊情况单独向法院提起诉讼,该诉讼不影响已认定的赔偿救济内容的履行。
     
      八、小结
     
      笔者从“兰州威立雅案”出发,对大规模侵权事件(苯污染危害市民身体健康)的法律救济进行探析,试图建构政府主导、个人申请、法院判决的多元救济模式,期对我国解决大规模侵权事件或有助益。

    【作者简介】
    苏德栋,国浩律师事务所 合伙人;付学振,国浩律师事务所律师。
    【注释】
    [1] “苯”的毒性作用机制复杂,笔者根据相关文献资料简单总结如下:第一,低浓度苯接触的遗传毒性。苯及其代谢物具有强烈细胞遗传毒性,并列为胚胎毒性剂之一,不仅影响接触者本身健康,还可以通过胚盘和乳汁等危害子代的发育成长;第二,急性苯中毒时,苯主要作用于脑和肾上腺,先兴奋神经系统,后有麻痹作用,主要是球部神经中枢的损伤。慢性中毒时苯主要定位并作用于骨髓,苯在骨髓中首先刺激骨髓细胞增殖,后又抑制细胞的分裂,引起细胞核型的异常或成为多倍体,这些异常细胞成为恶性克隆,就可能发展为白血病。第三,与混苯有机溶剂的接触,吸入高浓度时有明显的中枢神经系统抑制作用。吸入低浓度的有机溶剂,表现为一系列明显的与中枢神经系统相关的症状。已经确认重复接触或长期接触有机溶剂,特别是吸入高浓度(如所谓的胶水或稀释剂)会产生中毒性脑病、神经系统症状有共济失调、情绪不稳和巴彬斯齐阳性反射以及脑电图和气脑造影术确认的脑损伤。第四,短期苯接触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
    [2] http://www.chinagscourt.gov.cn/zyDetail.htm?id=2203454,访问时间:2015年11月28日
    [3] http://www.thepaper.cn/www/v3/jsp/newsDetail_forward_1402000,访问时间:2015年11月28日
    [4] 朱岩:《对大规模侵权的初步思考——以实体法层面为中心》,载《大规模侵权法律法律对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24页。
    [5] 张新宝:《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赔偿)基金条例(行政法规立法建议稿)》,载《大规模侵权法律法律对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3页。
    [6] 美国联邦司法中心.复杂诉讼手册.(Manual for Complex Litigation),MCL-ANN.22.1,转引自孟庆吉《大规模侵权的界定及赔偿机制的构建》,载云南大学学报法学版2011年9月第24卷第5期。
    [7] 张新宝:《设立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赔偿)基金的制度构想》,载《大规模侵权法律法律对策研究》,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49页。
    [8] 李敏:《多元化救济机制在大规模侵权损害中的构建》,载《法学杂志》2012年第九期。
    [9] 张新宝:《设立大规模侵权损害救济(赔偿)基金的制度构想》,载《法商研究》2010年第6期。
    [10] [德]克里斯蒂安·冯·巴尔:《大规模侵权损害责任法的改革》,贺栩栩译,中国法制出版社2010年6月版,第163-171页。
    [11] 同上。
    [12] 杨凌雁、甘佳:《日本公害健康损害侵权诉讼之管窥》,载江西理工大学学报,2013年12月第34卷第6期
    [13] 岳业鹏:《大规模侵权救济模式与预防机制研究》,载张新宝主编《大规模侵权法律对策研究》2011年版第205-206页。
    [14] Allen M. Linden,Canadian Tort Law,p.23;Ernst J. Weinrib,The Idea of Private Law(1995)尤其是第八章,The Autonomy of Private law,pp.204-231;Englard,the Philosophy of Tort law(1993);Honore,Responsibity And Fault(1999),转引自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36-37页。
    [15] 王泽鉴:《侵权行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2-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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