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规制的形式理性追求及其限度
2019/9/30 13:50:45  点击率[110]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法
    【出处】《甘肃社会科学》2017年第5期
    【写作时间】2017年
    【中文摘要】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以公共规制的方式广泛介入市场领域,克服市场自发运行导致的各种扭曲和不公,已成为各国政府的一项经常性任务。在公共规制的运行过程中,形式理性是保证其体系化、规范化的重要因素,也是保证公共规制能否向社会公众提供普遍性、可预期性、明确性的社会规范的关键方法。但公共规制作用对象的多变性和不确定性以及实施中的时机、工具、手段和方式等诸多要素的不确定性,使得其难以实现严格的形式化要求,否则会导致适用中的僵化和不公。因此,公共规制既要通过构造其概念体系、规则体系和程序制度来实现形式化品格,也要注重运行中的结果因素和实质推理,不应完全回避政治、经济、伦理、习俗、宗教等法外因素。唯有此,才能优化公共规制的运行框架,提高公共规制的规范性和适应性,并保证公共规制目标的精准实现。
    【中文关键字】公共规制;形式理性;实质推理
    【全文】

      一、引言
     
      一般认为,公共规制是人类为纠正市场失灵,维护市场健康运行,以及维护预计食品安全、药品安全,预防环境风险、工业事故的过程中可能采取的各种政府行动的总称。在法学语境中,“公共规制是指依法控制和制约,其包含两层含义:一是政府部门根据法定权限所制定的从属性法律规范;二是依法进行管制、规制、监管和控制。”{1}公共规制的目的,是通过防止垄断和解决集体行动难题等来增进经济效益,以符合公共精神的方式进行资源再分配,减少或消灭社会隶属,反映集体抱负,改变源自各种动机或认知缺陷的偏好,保护未来世代免遭不可挽回的损失{2}。作为一个获得公认的事实,自由放任的市场会造成贫富悬殊、两极分化、实质意义上的公平缺失,周期性经济衰退等弊病。于是,政府作为重要的主体广泛介入经济生活,弥补市场自发运行的缺陷,克服私人自治的弊端,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一项经常性任务,国家的公共规制职能得到了几乎所有国家的确认。在社会对公共规制的要求和期待下,现代国家针对市场自身难以克服的弊病开始施加持续而集中的干预。如果将之置于法治化的要求和框架下,追求公共规制的规则化、体系化和抽象化,实现公共规制的精确性、严格性和普遍性,自然也就成了“依法行政”“法治国家”的题中应有之意和既定目标。
     
      毋庸置疑,公共规制规则化、体系化的要求,与法学界对法的形式理性的论述直接关联。德国著名学者马克斯·韦伯在划分法律类型时认为,现代以来,西方法律制度秉承理性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大旗,形成了“形式理性”的基本品格。其基本含义,是构成法律的命题和原则一般化、法律规范体系化,通过逻辑的方法来阐释法律命题的意义,力图使“法的机构像一台技术上合理的机器那样运作,它为有关法的利益者提供了相对而最大的活动自由的回旋空间,特别是合理预计它的目的行为的法律后果和机会的最大的回旋空间。它把法律过程看作是和平解决利益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它让利益斗争受固定的、信守不渝的‘游戏规则’的约束。”{3}14-16在韦伯看来,一切现代法律的基本特征都应该是形式主义的,形式理性法律构成了现代法治原则的精髓,成为一个压倒一切并包容一切的问题。随着相关学术思想在我国的引进、推介和研究,我国法学界对形式主义法律也给予了极高的地位,并将之预设为我国法治建设的追求目标:在法理学层面,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法律制度中形式主义的缺乏是中国法治化建设的重要障碍,形式主义法律是判定法治现代化的标准之一{4}。在部门法领域,经济法学界相关论者认为,经济法应注重形式理性的优先性,经济法的形式理性优先是对经济法的普遍性、统一性、实在性与逻辑力量的信奉,在理论上表明了规则至上的理念与合理性,因此具有认识论的意义与功能;在实践与事实意义上强调政府干预经济的合法性,具有实践论的意义;在思维与技术上确立了关于经济法规则与目标选择的基本方法,因而又属于方法论的范畴{5}。刑法、诉讼法、证据法等部门法领域的学者,也都对形式理性在各自部门法中的重要意义给予了高调弘扬{6}。总之,形式主义构成了法治的外在条件,通过有着形式理性的法律的治理,理应成为社会治理中值得追求的目标。
     
      在笔者看来,公共规制的形式化关联着公共规制的秩序、稳定、逻辑一致性和可预期等要素,其对于公共规制的规范化运行自然有着重要的意义。但是,公共规制的自身特点又决定了它具有“反形式主义趋势”,公共规制的严格形式化存在着一定的技术难度和现实障碍。而且,如果过分纠缠于公共规制的形式理性追求,则可能导致适用中的死板僵化、公平正义的丢失,诱发更为严重的社会后果,公共规制的形式化追求应有一定的限度。本文试图分析以下问题:先对形式理性下公共规制要求下公共规制的应有品格进行分析,然后对公共规制中形式化的应有限度进行探究,最后文章将指出,作为现代法治的重要构成,公共规制自然要以形式理性作为保证自身合理性的主要路径,但在公共规制实施的过程中也要注重结果评价,以此消解形式理性下公共规制的负效应,进而保证公共规制的合理运行。
     
      二、形式理性要求下公共规制的应有品格
     
      韦伯认为,在一个文化多样、价值多元,同时又注重功利和效率的时代,一切法律的基本特征应该是形式主义的,形式理性法律所要求的确定性、逻辑性和体系性本身构成了现代法治的理念和追求。韦伯以民法为代表,将现代法律科学体现形式理性制度化的特征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任何具体的法律决定都是抽象的法律命题对具体的“事实情势”的适用;第二,在每一个案件中都必须能够通过法律逻辑的方法从抽象的法律命题中推演出具体的裁决;第三,法律必须是“完美无缺”的法律命题体系,或者被当作是完美无缺的制度;第四,不能以合理的术语从法律上构建的问题,便没有法律意义;第五,人们的每一种社会行为都只是对法律的“适用”“执行”或“侵权”{7}62-63。从中可以看出,法的形式理性意味着法律逻辑严密,术语精致,构造完美,其之所以成为法律的理想类型,是因为只有形式主义的法律才具有确定性、权威性、可构建性和可预测性,它可以保证个人预知法律的结果,也可保证个人可以对各种行动作出理性的预估和判断,从而保证最大的效益产生。同时,法律的形式化意味着法律实施主体的可靠与稳定,“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得以产生{8},政府的行为同样也会受到法律确定性的约束,能够有效排斥政府的主观主义和非理性行为,形式要素的增长是制度从不确定性变得确定的关键所在。
     
      作为现代政府在经济领域的重要行为方式,公共规制需要体系化、规范化和精致化,需要使用合乎逻辑的方法来达到既定的目的,需要向社会公众提供具有普遍性、可预期性和明确性的社会规范,公共规制理应当将形式理性作为目标,以彰显自身作为“法律”的存在。那么,注重形式理性的公共规制应该有哪些特点?结合韦伯关于法律形式化的特点论述,笔者以为,具备形式理性的公共规制应有以下品格:
     
      第一,在形式理性要求下,公共规制应该具有程式化的外在特征,这种外在特征的主要表现是公共规制的程序依赖性。形式主义法律的特征之一,是法律会以具体的、客观的、可了解的形态呈现自身,无论是法律语言还是法律行动,都有着确定的表达和固定的仪式,法律有了程式化和外部化的特征。就公共规制而言,由于其在本质上是对原有经济形态的人为改变,其运行离不开政府的行动而独自生成,公共规制中的政府的作为、不作为以及如何作为等问题,无疑都与程序相关。在程序要件的要求下,公共规制涉及的方法、技术和过程等要素将更为确定和具体,公共规制中应然的权利义务与实然的权利义务的转化、静态的法律规范向动态的法律过程变动更为明确和规范。其次,众所周知,程序理性价值中立,不事先预设特定的价值偏好,规制者因角色最大程度的中立而使得公共规制中的恣意因素被有效消除。同时,程序公正意味着公共规制的合法性来源于程序主导的法律自身而非其他,“一种统治规则或法律的合法性乃是根据那些隶属于该统治的人对其合法性的相信来衡量的,这是一个‘相信结构、程序、行为、决定、政策的正确性和适宜性……且应该借此得到承认’的问题。”{9}另外,程序与参与、平等、权利等事关当事人切身权益的诸多要素密切相关,程序意味着公共规制中的任何个体获得了一种有效的利益诉求途径和救济通道,也意味着规制受体对规制行动有不同看法或不满情绪,会因程序本身的正当性、透明性而消解并最终对公共规制行动予以认同与遵守,这在一个价值多元,公共规制所涉及的利益关系日益复杂的情形下,尤为重要。
     
      第二,公共规制应当构建属于自己的概念体系和规则体系。形式化的法律与起源于19世纪的概念法学一脉相承,致力于法律的技术化、抽象化,主张对抽象的概念和法律规范进行科学研究。按照韦伯的说法,形式理性的法要求“将所有透过分析而得的法命题加以整合,使之成为相互间逻辑清晰、不会自相矛盾,尤其没有漏洞的规则体系”{10}27,概念明确、体系清晰构成了形式理性法律的基本特征。就公共规制而言,概念对于公共规制形式理性的实现具有关键意义,概念的构造是人类思维从直觉思维进行了逻辑思维的表现,它不仅是作为主体的人的思维结果,也是人进行再思维的具体形式和起点。在形式理性的要求下,经由具体事物、行为高度抽象而来的概念、命题和模式是组成公共规制制度的基本要素,公共规制的适用是对抽象的规制概念和规则进行逻辑分析、解码的过程,它体系连贯、逻辑自洽。因此,要实现公共规制的形式合理性,就必须对某些具有共同属性和特征、具有可通约性的行为和事物进行抽象和概括,形成属于公共规制法律特有的概念体系。其次,在形式理性的要求下,公共规制还应当具有自己的规则体系,规则体系意味着公共规制的整个体系具有内在的统一性,组成整个规则的各个部分之间,以及与中心之间存在不可割裂的内在关联。“现行的客观的法律,必然是法命题的一个‘毫无漏洞的’体系,或者潜在内含着这样一个体系,或者至少为了法律适用之目的而被当作是这样的一个体系。”{10}29实践中,构建相互关联、彼此协调的公共规制规则系统,通过一系列的基础规范、一般规范和个别规范来实现公共规制的体系完整化,实现公共规制的逻辑一致和体系严密,同时要求公共规制行为运行中的推理和思维,都围绕其规则体系中展开,既是形式理性对公共规制的基本要求,也是公共规制具有形式理性的具体表现。
     
      第三,形式理性特征下的公共规制,应具有可预测性和普遍适用性等基本品格。法律的形式理性意味着法律“纯形式的确定性”,法律的形式理性与法律结果的唯一性和精确性存在密切关联,形式主义的法律因程序、概念和规则的一致性、完备性、稳定性、清晰性来实现法律适用的客观性和确定性。在形式主义要求下,规制者对规制法律的适用、规制规则的解释更多的是一种概念和规则的“运算”,规制者对现实中存在的经济弊病予以干预的过程中,更多依赖的是公共规制预先规定的理性规则,非理性的因素会通过形式理性的刚性要求和约束而得以最大程度的避免。“形式合理化程度越高的体系,对理性化的逻辑规则的依赖就越强,反之,则意味着在给出答案的思维过程中,非理性的因素会起某种作用或决定作用,那些具有不同情感的人会基于不同的信念、态度、目的、兴趣和价值倾向,对同一个问题给出互有差别甚至完全相反的答案,而且在发生分歧时,理性的和逻辑的力量如果不是不起作用的话,也是只能起辅助的作用。”{11}具备形式理性的公共规制意味着规制者的规制思维结构由规制法律制度所决定,法律要件和规制效果之间的关系被逻辑地呈现和表达,以此对人们的行为能提供明确的指向,保证了人们对规制适用的可预测性。同时,形式理性的公共规制是以“客观性”的普遍规范为基础的,它决定着政府规制行动的普遍适用性。诚如韦伯所论,它不区分人的身份,强调人的均质性,即便是针对特定主体的立法,普遍性也是其基本特征,即便如对工厂,对农地,对律师,对药剂师以及对其他种类的经营者,尽管可能适用不同的法律,但这些特别法依然是形式主义取向的,对这些特定主体的特定立法,也是以普遍性规则为基础的{10}86。可见,在形式理性的品格下,公共规制的适用依据的客观规则,公共规制有了统一性和普遍适用性,公共规制的权威性得以彰显,人们对公共规制的普遍遵从得以实现。
     
      三、公共规制追求形式理性的限度分析
     
      形式理性的公共规制能保证国家规制行动的自治性、权威性,运行中的平等性、确定性和可预知性,正是这些因素使得公共规制具有更为充分的合理性和科学性。但是,形式理性的公共规制也有着自身难以克服的不足和缺陷,公共规制对追求形式理性化的追求应有必要的限度,否则会过犹不及,引发更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以下详述之。
     
      首先,公共规制的严格形式化存在技术难度和现实障碍。概念和规则的体系化是形式理性法律的核心追求,它要求构成法律的诸要素具有可抽象性和可通约性,但是公共规制实施中的对象、手段、方式等诸多要素的不确定性,这使得公共规制要将所有概念、行为范畴抽象提炼存在较大的技术难度。前文已论,公共规制的核心目标是针对市场自运行产生的各种失灵现象,运用“国家之手”予以克服的过程,但问题的关键是,市场失灵本身就具有多变性和不确定性,政府规制依赖于各不相同的经济类型和结构,市场机制出现弊病的时机、范围、种类和特点并不相同,引发市场弊病的因素也会因国别、地域、产业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以纠正市场弊病为目标的公共规制,应根据具体目标相机抉择,不可能采取一成不变的规制手段,需要针对不同的基础关系和具体情势运用不同的规制方式,如果一味强调整合政府规制行动使之成为规则和一般性命题,既不现实,也无必要。比如前文提到的公共规制的目标之一“减少社会隶属”,不同国家的社会隶属的形成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经济原因和政治因素,即便一个国家或地区内部,造成社会隶属和不平等的原因也千差万别,国家在对已经形成的或可能形成的社会隶属予以矫正时,当然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针对不同的人群所遭遇的隶属情形,采取不同的规制方式和手段。如果在制度设计中严格按照逻辑化、体系化的要求,采用整齐划一的规制方法,自然会难以达到预期效果。再比如,作为国家公共规制重要措施之一的宏观调控,究竟选择什么样的政策工具,各种政策工具如何排列组合,需要结合具体的经济情势,并考虑有各种政策工具的功能优势来判断,而不可能依赖于单纯的逻辑推导。正因为如此,我国发改委提出要启动宏观调控的立法工作时,有学者就以宏观调控的“前沿性”“技术性”与“灵活性”和“复杂性”为由否定制订“宏观调控法”的可能性,有学者甚至以“听上去很好玩”来回应给宏观调控立法的问题{12}。尽管持上述说法的学者可能对宏观调控立法的内容和目标存在一定的误读,但至少说明,形式理性着力强调的立法的抽象化、体系化和逻辑化,在公共规制中实现在技术上存在难度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基于此,本文认为,尽管公共规制理应追求形式理性化,但是公共规制要严格实现形式理性所要求的体系化、逻辑化和抽象化中存在着技术困难和现实障碍,因此不能将其作为公共规制立法中的至上目标,更不能将其作为唯一的追求。
     
      其次,过分追求公共规制的形式化,有可能导致规制实施中公平与正义的丢失。诚如前文所论,形式理性的公共规制强调普遍的适用性和可预测性,要求对所有的人都平等对待,这固然是法治的核心要义,也是公共规制中防止政府滥用权力,维护规制制度的稳定性、增加公共规制的可预期性、保证规制制度适用一致性的重要方法。但是,现代经济情势的繁杂性和规制对象的多样性,又使得公共规制如果过于严格遵守形式理性,可能会导致适用中不公正情形的发生。事实上,公共规制在现代社会中的产生与发展,本身就是对法律制度设计中过于强调形式正义引发的诸弊病的一种矫正,它主张权利的倾斜性配置,强调规制行动中的实质公平,现代法在“立法、行政及审判中,迅速地扩张使用无固定内容的标准和一般性的条款以防止显失公平合同的巧取豪夺,为维护竞争性市场的存在而控制经济的集中化,法律从形式主义向目的性或政策导向的法律推理的转变,从关注形式公正向关心程序或实质公正转变”{13}。作为矫正市场领域形式公平导致的实质不公平的公共规制,自然需改变整体划一的调整方法,改变对市场主体作“原子化”预设,承认主体在现实社会中存在地位和能力的差异,对不同经济条件、拥有不同资质禀赋的人区别对待。也就是说,公共规制的起因、目的都是围绕实质性的公平正义展开的,公共规制坚持从实质正义的角度去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这种现象不仅在理论上得到了论证,在实践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因此,如果继续以形式化作为公共规制的至高追求,则不仅可能造成公平正义的丢失,还可能扭曲公共规制的精神实质。
     
      再次,法律过于注重形式理性的弊端已为学界充分认识。当下,理论上对形式主义的批评声不绝于耳,现实中的诸多法律也呈现出“反形式主义”的特征,作为极具现代性特征的公共规制制度,自然不能将这种对形式理性法律的反思视而不见,也不能再将形式理性作为自己唯一追求。现实情形的多样性和形式理性法律在运行所引起的僵化和不公,使得理论界一些具有批判主义和怀疑主义倾向的法学流派,开始质疑形式主义法的弊端,在“白纸黑字”的法律规则与鲜活生动的社会现实之间,他们更关注社会现实的客观要求;在法律的抽象要求与法官的实际活动之间,他们喜欢研究法律实际是怎样运行的;在国家法律的一元统治与社会的多元要求之间,他们又质问一元统治的合理性;在法的形式理性与法的实体理性的二元矛盾中,他们不但以法的实体理性作为批判的武器,而且还将矛头指向法的形式理性本身{14}。事实上,即便对法律的形式主义特征赋予极高地位的韦伯也认为,“由于严格的职业性法律逻辑,当事人的期望往往落空。如以法律的抽象命题来裁剪生活现实,一味强调遵循法律科学阐述的‘原理’和只有在法学家想象的天地里才有的‘公理’,这种失望也是不可避免的。”{7}62的确,尤其在经济领域,现实世界的繁杂性需要审慎观察的法律思维模式,而不是纯粹的逻辑推理,正义观念需要公共规制予以实现,而不是因形式理性要求将其拒斥。就当下我国而言,与形式主义直接关联的“工具主义”色彩在既有的法律体系中普遍存在,导致我国的法律体系无法满足民众诉求、甚至与之发生悖离,导致法治精神的“不在场”{15}。既然形式理性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缺陷和不足,公共规制法律制度在建构自身时就不应该对其弊端视而不见,公共规制在形式理性追求过程中应有必要的限度。
     
      四、形式理性背景下公共规制合理化的实现路径诚如前文所论,形式理性法构成了现代法的基本品格,它能保证法律内部规则的统一与和谐,能保证法律适用中的平等和确定,其理应成为公共规制构造自身时的基本要求。具有形式理性特征的公共规制可避免因规制的随意和不确定,不至于让公共规制中的规制受体处于不确定的“恐惧”当中,公共规制法律制度不应该放弃对形式理性的追求。但是公共规制在构造自身时追求形式合理性的时候也应该有一定的限度,它需要将社会大众所能理解和接受的价值公理、常识常理和常情注入其中,不能完全回避政治、经济、伦理、习俗、宗教等法外因素。公共规制的适用也应该包含道德取舍、功利判断和特定时期的经济情势而不限于法律内部规则的推导和演绎,更不能机械地遵从于公共规制的规则逻辑而忽视对规制结果的善恶以及是否正义的价值判断,公共规制的合理化既有形式的因素,也有实质的内容,形式和实质两者均不可偏废,为此,笔者认为,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来构造公共规制,是保证公共规制合理化的有效路径。
     
      第一,公共规制在构造自身时不应放弃对形式理性的追求,也不能过分夸大形式理性的缺陷。将公共规制对形式理性追求的重点放在构造自身的概念体系、规则体系和程序制度之上,而不是对纯粹逻辑推理的信奉,更不是对公共规制适用周延性的绝对追求。具体而言:即便如前文所论公共规制的形式化存在技术上的障碍,形式理性法自身的确有客观存在的缺陷,但我们也不能因噎废食,放弃对公共规制形式理性的追求。“形式理性的缺陷本身就是法治的缺陷,只要法治成为我国的宪法原则和治国纲领,我们就必须忍受法的形式化缺陷带来的负面效应,我们在法治化的道路上应当尽量将之最小化。”{6}尤其是在我国,人际关系异常复杂,各种非正式的沟通、交涉和妥协都异常活跃的社会环境中,形式主义对政府规制行动的刚性约束尤为重要。概念是一个学科成熟的重要标志,规则的体系化是保证公共规制内部和谐统一的主要力量,程序是实现公共规制法治化的关键因素,公共规制最基本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也需要规制程序来维持。通过形式理性,来保证公共规制具备权威性、可预测性和客观性,这本身构成公共规制的最基本的要求。
     
      第二,公共规制法律适用中还应进行必要的实质性判断和推理。笔者认为,如果现实中公共规制不同层面的实质价值能转化为可以用形式化的语言、概念和规则加以表达,使公共规制更趋于形式理性化,当然是最理想的结果,也是作为法律的公共规制努力的方向。但是,当规则不能体现规制的基本精神时,或者既有的规则不能覆盖新出现的规制事项时,或者说严格适用规则可能导致社会不公时,就应该在公共规制实施过程中注入实质性的判断和推理。事实上,公共规制中涉及的资源再分配问题、社会隶属的减少和消灭问题、经济持续快速发展问题等等,这些带有全局性和公共性的问题都需要公共规制在运行中进行实质性推理,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运用灵活便捷的政策规范,针对具体情况和特殊对象作出不同的决策和适用。也就是说,由于公共规制本身的属性,决定了公共规制既要通过构造自身的概念和规则体系以符合形式理性,既要关注规制行动的流程和程序,也要注重规制的实质后果和单个行为。尤其是要关注“那些涉及社会经济、政治、文化、道德”等法律之外的,对社会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后果,关注公共规制的社会可接受性。事实上,在规制行动中通过整合规则和原则,而不仅仅是依赖于规则来保障规制的科学与合理,也是当下各个领域规制变革的重要方向。比如英国金融服务局于2005年发布的《改善金融监管行动计划》文件,就广泛采取了原则监管模式,而不是纯粹的规则监管,2007年,英国金融服务局又公布了一份题为《原则监管模式:关注重要的结果》的文件,系统阐述了原则监管模式的内涵、理论基础、影响、挑战和制约因素,简化了《监管规范手册》,制定了以原则为基础的《业务守则》{16},对隐含着道德、伦理并极具抽象性的原则的重视,本身就是公共规制领域重视实质推理的重要表现。
     
      当然,公共规制运行中过分追求实质理性也会诱发诸多风险,比如导致公共规制独立性缺失,增加公共规制的随意性,降低公共规制的自治性,更为重要的是,“过于追求实质合理性,必然使人为因素、道德因素、政治因素以及时势因素无限制地膨胀,所以过分追求实质理性而忽略形式合理性的法律势必会难以与人治划清界限”{17}。因此,在实践中,首先要加强对规制者的道德约束,完善教育机制,以保证规制者拥有良好的道德水平,公正善良的价值观,操守清廉的行为方式,这都是保证公共规制运行合理的重要因素。其次,实践中可考虑构建“结果评价”的责任机制,让规制者从原来的对“规则负责”转向对“结果负责”“行政人员对结果负责,而非对恪守一连串不知是否有效的程序负责,被授权的行政管理者应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但也更须为政策的结果负责”{18},以此来保障公共规制的合理性,也异常重要。最后,加强对公共规制的监督,拓展监督路径,扩张监督方式,增加监督主体,构建多元化的监督体系,是保证公共规制合理化的必要举措,对此学界已有充分的探讨,笔者不再赘述。
     
      结语
     
      单纯的形式理性和实质理性,都不应该构成公共规制构造自身的唯一理据。从积极因素的角度讲,形式法治国能将行政权力置于法律与司法的控制之下,可打破行政专横的局面{19}。公共规制中的形式理性不仅无法全然达致,而且也有自身的不足,公共规制运行中的实质推理不可或缺,但也可能诱发种种风险。形式理性彰显着公共规制的权威性和可靠性,是公共规制法治化的必要条件,公共规制运行中规范的实质推理,能准确体现公共规制的要求,有效实现公共规制的目标,优化公共规制的框架,提高公共规制的应变能力和适应性。因此,唯有形式理性与实质理性的有机结合,才能保证现实中的公共规制更加合理和有效。
     
      

    【作者简介】
    王德凡(1974—),男,四川苍溪人,重庆大学法学院2015级博士研究生

    靳文辉(1978—),男,甘肃天水人,法学博士,重庆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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