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70年城镇化的历程、成就与启示
2020/4/27 15:51:12  点击率[11]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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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科类别】其他
    【出处】《山东社会科学》2020年第3期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摘要】回溯新中国70年的城镇化历程,可以将其分成两个时期、四个阶段。从城镇化水平来看,1949-1995年城镇化率从10.64%增至29.04%,中国用47年的时间走完了城镇化的初期;1996-2018年城镇化率从30.48%增至59.58%,当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的中期,即快速城镇化时期。从城镇化道路来看,中国城镇化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前的城镇化(1949-1978)、改革开放之初的城镇化(1979-1995)、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城镇化(1996-2012)和新型城镇化(2013至今)四个阶段。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伴随着城镇化水平的提高,中国城镇发展质量显著提升,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城乡融合发展势头良好,城市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共同发展,科学的城镇化道路已经形成。在未来,中国要遵循70年城镇化的实践经验,继续拓展新型城镇化道路,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深化改革破除制度性障碍,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与新时代乡村振兴融合发展,不断提升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
    【中文关键字】新中国70年;城镇化;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
    【全文】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最早出现城镇的国家之一,自古以来就有非常发达的城市文明和独树一帜的城市文化,直到工业革命前中国的城市发展都始终领先。但随着西方工业革命的兴起,资本主义国家率先开启了城镇化。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城市逐渐相对趋于衰落,城市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城镇化进程才真正开启。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回溯新中国70年的城镇化历程,总结已取得的成就,探析其中的启示,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一、新中国70年城镇化的历程
     
      从城镇化水平来看,结合国际上对城镇化的划分标准,新中国70年城镇化经历了两个时期,见图1。1949-1995年城镇化率从10.64%增至29.04%,中国用47年的时间走完了城镇化的初期;1996-2018年城镇化率从30.48%增至59.58%,目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的中期,即快速城镇化时期。总体来看,当前中国的城镇化已经基本走完了S型曲线(又称诺瑟姆曲线)的前三分之二,按照当前的城镇化速度,再有十年左右的时间城镇化率将超过70%进入城镇化的后期。从城镇化道路来看,中国城镇化经历了四个阶段:改革开放之前的城镇化阶段(1949-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的城镇化阶段(1979-1995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城镇化阶段(1996-2012年)和新型城镇化阶段(2013年至今)。
     
      1. 改革开放之前的城镇化(1949-1978年)
     
      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城镇化率由10.64%增至17.92%,城镇化年均增长率为0.25%,中国城镇化在曲折中完成了起步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初,工业化的起步开启了城镇化进程。随着农村土改的进行,农业生产能力的提升,大批农村剩余劳动力加入了新中国的工业建设之中,迅速提高了城镇化的水平。同时1949-1957年基本秉持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1949)规定的人口自由迁徙原则,城镇化率从10.64%增至15.39%,年均增加0.59%。1958年伴随着全国的“大跃进”运动,城市基本建设和城镇化率也开始迅速提高,其中1959年城镇化速率为2.16%。随后1961-1963年中国经济建设出现了严重的困难局面,建筑业和工业增加值断崖式下降,城镇化率出现了大规模的负增长。1961年6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布了《关于精减职工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动员1958年以来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回乡重新从事农业生产。由此,1962年城镇化速率跌至-1.97%,1963年城镇化率(16.84%)又几乎回到了1958年(16.25%)的水平。1964年开始的以工业迁移为特征的“三线”建设,带动和促进了西北、西南偏远地区的城市建设和城镇化发展。1966年后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干部下放和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等运动,使得中国出现了小幅度的“逆城镇化”过程,1966-1976年城镇化年均速率为-0.05%。
     
      改革开放之前的城镇化与计划经济体制密切相关,属于典型的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城镇化推进模式。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标志着中国进入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在城市建立了单位制,将城市居民附着在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在农村建立起了人民公社制度,将所有农民纳入到人民公社进行生产劳动。通过产权制度、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商品供给制度以及社会保障制度等等,形成了固化的城乡二元结构。1958年后政府通过产籍等制度,对人口自由流动实行严格管制,城镇化开始由政府主导、计划调控。特别地,这一阶段城镇化严重滞后于工业化,并且呈现扩大趋势。1952年工业化率为20.78%,城镇化率为12.46%,两者相差8.32个百分点;1978年工业化率已达47.71%,城镇化率仅为17.92%,两者相差已增至29.8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1958-1978年中国的工业化对城镇化的驱动作用已经十分有限。
     
      2. 改革开放之初的城镇化(1979-1995年)
     
      改革开放开启了中国城镇化的新历程。改革开放之初(1979-1995年),城镇化率从18.96%增至29.04%,年均增长0.65%,渐进式的中国城镇化道路逐步形成。这一阶段又可细分为两个阶段,即农村体制改革阶段(1979-1984)和城市体制改革阶段(1985-1995)。1979-1984年农村体制改革阶段,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全面实施,允许农民搞副业,扩大了农民的收入来源,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奠定了物质基础。城镇化率从18.96%增至23.01%,年均增长0.85%。1984年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开启了城市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工作的重心由农村转移到了城市。1985-1995年城镇化率从23.71%增加到29.04%,年均增长0.55%。特别地,乡镇企业异军突起,以小城镇为主导的农民就近城镇化成为主流。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镇化在计划体制的严控下,始终处于被压制的状态。改革开放之初,农村体制改革形成了城镇化的“推力”,而城市体制改革为城镇化提供了“拉力”。总体来看,这一阶段经济体制改革成为中国城镇化的主导力量。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市场体制不断发育,基于经济、法律和行政手段的国家宏观调控体系逐渐形成。这一系列的以城市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成果,为城镇化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经济环境。但是户籍制度、住房制度、城市就业和社会福利制度的限制仍然存在,城乡二元结构没有根本发生改变,这都使得农村剩余劳动力大多数只能就近流入小城镇,具有鲜明的“离土不离乡”特点,整体上城镇化和工业化仍然处于并行状态。特别地,这一阶段开始出现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于户籍人口城镇化率的现象,并呈现逐渐扩大趋势。同时,农村劳动力及其家人到城市务工、经商和生活还要受到许多歧视性规定,负担很多不合理的费用,包括暂住费、流动人口管理费、计划生育管理费、城市增容费、劳动力调节费、外地务工经商人员管理服务费等。这都说明城市的大门仍然没有完全向农民打开,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期还没真正到来。
     
      3.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初期的城镇化(1996-2012年)
     
      在改革开放前的沉积和改革开放之初的探索基础上,1996-2012年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框架逐步建立和完善,中国城镇化迎来了快速发展时期。1996年城镇化率(30.48%)超过30%,这标志着中国已迈入城镇化的中期;2012年城镇化率已增至52.57%,1996-2012年城镇化年均增长1.38%。从横向比较来看,这一阶段城镇化速率是改革开放之初的2.1倍,是改革开放之前的5.5倍。从城镇化的国际经验来看,在类似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城镇化速率高于英国、美国、德国等多数国家,仅低于日本等少数国家。从城镇化规模来看,1996-2012年城镇常住人口由35174万人增加至71182万人,平均每年有超过1700万农村人口转移到城镇,转移总人口超过3亿,约占新中国70年转移人口总数的53.7%。从城镇化形式来看,户籍人口城镇化和以农民工为主的非户籍人口城镇化并存,且二者呈现逐步扩大趋势。到2012年全国农民工总量为26261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336万人,本地农民工9925万人。由此可见,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完善,中国由偏就地城镇化向偏异地城镇化转变,特别是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中西部的大城市对异地流动人口的吸引力迅速增强。这一阶段工业化率和城镇化率的差距越来越小,2008年城镇化率为46.99%,首次超过工业化率46.9%,这表明工业化为快速城镇化提供了强劲动力。不可否认中国在快速城镇化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很多突出问题,比如土地利用效率低、“半城镇化”问题突出、城乡不平等和社会矛盾加剧,城市分布和规模结构不合理、“城市病”问题普遍、生态环境问题严重,这些问题必然要求转变城镇化方式。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是一项规模宏大的系统工程,从城镇化的角度来看,主要有户籍制度改革、住房市场化改革、农村土地制度改革、人力资源市场改革等。《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1997)和《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2001)的发布,标志着户籍制度改革从小城镇开始全面展开,并逐步向中小城市扩展。城镇住房市场化改革方面,通过《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1994)、《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1998)、《国务院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持续健康发展的通知》(2003)等文件,逐步建立多数家庭购买或承租的普通商品住房市场,同时不断完善保障房制度。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在长期稳定土地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人力资源市场改革方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2001)明确提出取消对农村劳动力进入城镇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地区间的有序流动。随后各部门又密集出台了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的政策,全面取消了各项不合理收费,并逐步建立了就业服务体系。
     
      4. 新型城镇化(2013年至今)
     
      2012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提出新型城镇化的概念。2013年11月,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这标志着中国城镇化又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在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阶段,加快推进城镇化的同时,更加注重城镇化质量的提升。2013-2018年城镇化率由53.73%增至59.58%,年均增长1.17%。新型城镇化阶段的城镇化速率比上一阶段降低了0.21个百分点,但城镇化的质量显着提高。比如,户籍城镇化率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在逐渐缩小,2018年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为43.37%,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相差16.21个百分点,比2012年(17.3个百分点)下降了1.09个百分点。同时,随着国家对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的鼓励和支持,外出务工人口增长规模开始相对下降,见表1。由此可见,就地城镇化的比例相对在提高,中国城镇化向着就地和异地并重的趋势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水平大幅提升,但“重物轻人”的城镇化发展模式已经难以为继。如同中国经济面临转型升级的战略重任,城镇化同时走到了新的路口,转变城镇化方式势在必行。新型城镇化阶段是通过全面深化各领域的改革,不断完善城镇化科学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发展新阶段。在户籍制度改革方面,国务院公布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2014)明确提出,要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国务院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2016)进一步提出,全面实行居住证制度,且将居住证与基本公共服务统一起来。2019年4月,国家发改委在《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提出,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Ⅱ型大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在住房市场改革方面,坚持“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定位,逐步建立起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在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方面,建立并完善农村承包地“三权分置”制度,为引导土地有序流转、保护农民权益、形成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建立了基本制度框架和政策依据。在城镇化布局上,新型城镇化强调合理布局、以大带小、协同发展,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
     
      二、新中国70年城镇化的成就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之路,在这条曲折的城镇化道路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统筹规划、渐进改革、多元化发展等理念,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城镇发展质量显着提升
     
      (1)城镇化水平持续提高,现代城镇体系不断发展完善。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加速,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一个起点低、速度快的发展过程。1949-2018年,城镇常住人口从5765万人增至83137万人,城镇化率从10.64%增至59.58%,年均增加0.71%,有超过5.6亿人口从农村转移到城镇,完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镇化过程。城市数量从1978年的193个增至2018年672个,建成区面积2017年为56225.4平方公里,城市人口密度已达每平方公里2477人。随着中国的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城镇的数量和规模持续扩大,城镇已成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载体。同时,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中国城镇之间的联系日趋密切,现代城镇体系逐渐形成和完善。以一个或多个核心城市为中心,众多中小城镇共同组成的城市群或都市圈迅速成长,成为中国对外参与经济全球化和国际竞争,对内引领区域发展的战略要地。目前,中国已基本形成以城市群为主体,都市圈为纽带,大城市为中心,中小城市为骨干,小城镇为基础的多层次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现代城镇体系。
     
      (2)城市市政公用设施服务能力和供给能力增强。城市水、电、路、气、信息网络等基础设施明显改善,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水平显着提高,人均住宅、公园绿地面积大幅增加。许多城市开启了地下综合管廊和海绵城市建设,并积极创新性地运用专项建设基金和PPP模式,有效缓解城市建设的资金压力。随着城市公共基础设施水平的提高,城市管理水平也在同步提升,信息化、智能化和便捷化程度持续提高。特别是,2010-2018年城市的各类保障性住房建设和棚户区改造累计开工6082万套,基本建成5447万套,见表2。这项持续的惠民工程极大改善了城市低收入群众和农民工的住房条件,同时也显着提升了城镇化质量,使得中国的城镇化并不存在发达国家城镇化早期以及巴西等拉美国家城镇化普遍出现的城市“贫民窟”现象。与此同时,城市建设和社会治理协同推进,让城市更加“宜人居”,城镇居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2.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高
     
      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吸纳了大量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高了城乡生产要素配置效率,推动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结构深刻变革,促进了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全面提升。从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构成来看(见表3),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占比在提高,这主要源于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进城务工所得;同时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在可支配收入中占比在下降,这主要源于城镇化过程中城镇居民的经营性、财产性收入在提高。整体来看,2013-2018年农村居民比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多增长6.7%,人均可支配工资性收入多增长21%,这充分说明中国城镇化受益的不仅仅是城镇居民。再从存款、消费以及消费结构来看,1952-2018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从154元增至33282元,增加了215倍;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从65元增至13062元,增加了200倍;城乡居民储蓄存款年底余额从8.6亿元增至485261.3亿元(2014),人均存款额增加了23712倍;1978-2018年城市和农村家庭恩格尔系数由57.5%和67.7%分别降至27.7%和30.1%。由此可见,中国的城镇化是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特别是农民大批减贫的重要原因。
     
      3.城乡融合发展势头良好
     
      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和发展,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正在逐渐被打破,城乡之间的资本、人力资源、技术等生产要素流动日益增多、自由度不断增强。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实践,中国在许多方面改革都取得了显着成效,在诸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行政管理体制以及农村土地制度等重点领域的改革也不断取得突破。特别是近年来国家出台了一系列的支农惠农政策,极大提高了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城乡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基本实现了并轨,义务教育实现了“两免一补”和生均公用经费定格资金可携带,国家财政性经费保障义务教育阶段随迁子女就学比例已超过90%。与此同时,农民工市民化和返乡创业就业政策已经建立起来,一方面“留城落户”享受同等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并保留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权益;另一方面“返乡创业就业”受到政策支持,促进就地城镇化。这种进退自由的双向流动机制,是中国快速大规模城镇化过程中保持社会秩序的关键。目前,中国已初步建立有利于城乡经济社会融合发展的制度框架,城乡融合发展势头良好。
     
      4.城市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共同发展
     
      城市不仅是一个工作和居住的地方,更是一个文化和文明的聚集地,城市的精神文明建设和物质文明建设同等重要。近年来,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建设的推进,中国城镇居民的整体素质和城市的文明程度也在持续提高,优秀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也取得了突破。2005-2017年,中国开展了五批文明城市(区)的评选,目前共有172个全国文明城市(区)。各地通过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极大提高了城市的“精气神”,增强了城市的软实力,丰富了城镇化的内涵。在提升城市现代文明的同时,各地通过深入挖掘自身的传统文化内涵,定期举办既有浓郁传统特色又富有现代生活气息的文化活动,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留住文化的“乡愁”。城市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共同发展、和谐互融,是中国城镇化不断提升城市公共文化服务、推进文化惠民的成果,也是以人民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的重要体现。
     
      5.科学的城镇化道路已经形成
     
      城镇化的道路决定城镇化的质量,新中国70年城镇化的重要成就之一就是在实践中探索出了一条科学的城镇化道路。第一,中国共产党的统一领导为城镇化的顺利推进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在中国这样人口众多、区域差异明显的大国开展城镇化,需要一个稳定的社会环境,协调各方力量共同推进,高质量的城镇化离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不可能完成的。新中国70年的伟大实践表明,党的统一领导是中国城镇化水平和质量提高的首要条件。第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城镇化思想。从以城市经济发展为中心,到以城市建设为中心,再到统筹城乡以人民的权益为核心;从只关注物质条件的发展,到物质、精神和生态文明同等发展,城镇化更加注重人的需求和全面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城镇化思想在中国已经牢固的树立起来。第三,渐进式改革的城镇化模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体制决定了,中国城镇化是以“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渐进式改革过程。新中国70年的城镇化道路就是从单纯的“自上而下”模式,转变为“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有效互动,既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和政府的制度创新灵活性,又注重发挥市场机制和社会力量参与的重要作用。第四,坚持多元化的城镇化实践。中国是城镇化大国,也是地区城镇化水平与质量不均衡程度较高的国家,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开展多元化的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基本方略。总体来看,中国各级地方政府在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提高城乡要素配置效率、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开展新型城市建设以及拓宽城镇化建设投融资渠道等方面都做出了成功探索,积累了许多城镇化的实践经验,这些成功经验为新型城镇化道路提供了重要支撑。第五,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的城镇格局和管理体系。中国地广人多,城镇化必须坚持以城市群为主体,都市圈为纽带,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
     
      三、新中国70年城镇化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城镇化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着许多问题和挑战。这些城镇化的“烦恼”,必将在未来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上得以化解,这其中必然要求遵循新中国70年城镇化的经验和启示。
     
      1.开拓中国特色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新中国70年的城镇化历程表明,中国绝不能照搬别国的城镇化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遵循经济发展和城市发展规律,开拓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城镇化历经70年的艰辛探索,逐渐走上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更加注重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和共享发展,不断推动中国城镇化转型升级。第一,创新是破解城镇化所面临的难题,走新型城镇化之路的动力源。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主要依赖于相对廉价的土地、劳动力等生产要素的贡献,新型城镇化要从“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要通过科学规划和制度创新,优化城市发展空间结构,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增强城镇化的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力。第二,协调是新型城镇化的内在要求和关键方法。城镇化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牵动着全社会的各个方面,关系到中国现代化的全局,必须协调推进。比如,城市和乡村发展相协调、区域内各级城市之间相互协调、政府和市场作用相协调、城市现代化和历史文化传承相协调、城市规划上下相协调、居住的城镇化与服务的城镇化相协调、有形的城镇化和无形的城镇化相协调等等。第三,绿色是新型城镇化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体现。新中国70年城镇化的实践表明,传统城镇化只追求速度,而忽略质量,造成了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大城市病等一系列的问题。全面推动基于绿色发展的新型城镇化,必须节约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形成绿色环保的城市建设运营模式和生产生活方式。第四,开放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手段。对外开放是主动顺应经济全球化潮流,更高质量地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必然要求。坚持开放发展,统筹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建设世界级的城市群和国际化都市,不但能提高中国的城镇化质量,而且可以引领未来世界城镇化的潮流。第五,共享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特征。共享理念实质就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体现的是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要求。以人民为中心的城镇化思想,既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城镇化的根本力量的唯物史观,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和本质特征。在新型城镇化中落实共享发展理念,一方面要充分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不断提升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另一方面要使城镇化的成果全体人民共享,不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特别是要对广大农民工群体进行帮扶,使其真正成为新型城镇化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2.使市场在城镇化中起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改革开放之前的城镇化是完全由政府主导、“自上而下”的计划型城镇化推进模式。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臻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逐渐增大,城镇化作为资源重置的过程,也越来越依靠市场的驱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与市场在城镇化中的作用是一致的,“使市场在城镇化中起决定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的重要启示。从微观来看,农民之所以选择进城务工经商,最主要的原因就是经济方面的比较利益(收益),即在城市比在农村收入更高,而决定收入高低的主要是市场机制。由此,1996年以来中国高速的城镇化最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比如产品市场化、住房市场化、就业市场化、土地市场化等等。这种“自下而上”的市场型城镇化模式离不开政府作用的发挥,一方面市场机制的建立和完善是政府推行市场化改革的结果;另一方面市场在城镇化中“失灵”以及盲目性、自发性和滞后性的弊端需要政府弥补。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化取得巨大成就,其主要原因是既充分发挥了市场的作用,同时又坚持了党的领导、发挥了政府的作用,并且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总的来看,新型城镇化并非是简单的通过提高社会生产力来实现区域协同、城乡融合、人与自然协调发展,而是要更好发挥政府在规划政策引领、空间开发管制、公共资源配置、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改革等方面的作用,让市场去主导,通过市场机制的力量提高城镇化的质量。
     
      3.深化改革破除新型城镇化的制度性障碍
     
      城镇化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它必然引致人们思想观念、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等一系列的转变。在中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城与乡之间、中心城市与周边城市之间、大中小城市之间,存在许多制度门槛,而这些制度性障碍并非是经济规律的逻辑,而是体制机制的产物。新中国70年城镇化的历程表明,从计划型城镇化模式向市场型城镇化模式转型的过程中,土地、户籍、住房、社保等制度阻碍了中国的城镇化,持续的推进改革破除这一系列的制度性障碍,是中国城镇化取得巨大成就的法宝。新型城镇化要以强化制度、政策和模式创新为引领,通过深化改革破除制约各类资源要素自由流动和高效配置的制度性障碍,科学构建新型城镇化的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加快提升城镇化的水平和质量。特别是,改革要“用理性、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探索中国城镇化的规律,遵循和运用经济规律和城市发展规律,而不是‘设计’城镇化的规律。”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做好城市工作,首先要认识、尊重、顺应城市发展规律,端正城市发展指导思想。”深化改革破除新型城镇化的制度性障碍要突出问题导向,改革的核心是正确处理好市场、社会和政府的关系,要让市场在城镇化中起决定性作用,让社会力量更多的参与到城镇化中来,同时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一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完善市场型城镇化体系,增强城镇化主体的活力,让更多的社会力量参与到城镇化进程中;另一方面,要通过深化改革进一步提升国家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和改善党对城镇化的领导,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更好发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的战略导向作用。
     
      4.新型城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在此背景下,协调转变城镇化方式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新型城镇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是提升城镇化质量的必然要求。新中国70年中国经济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传统经济体系转向现代经济体系。与此同时,中国城镇化由计划型推进模式转向市场型推进模式,由传统城镇化转向新型城镇化。由此可见,城镇化和经济发展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两个子系统,彼此之间存在着广泛的联系,这是二者协同发展的物质基础。经济高质量发展关键是要建立现代经济体系,通过构建有效的市场机制,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持续激发微观主体的活力;通过转变政府职能,增强政府治理的有效性,不断提高宏观调控的科学性。建立现代经济体系关键是要通过深化改革,破除阻碍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各种制度,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使经济的发展更多依靠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同样,新型城镇化也需要有效的市场和有为的政府,将“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辩证的统一起来,更好地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特色和优势。新型城镇化是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重要保障,过去农民工进城务工经商,以谋生为主要目的;现在农民工“留城落户”,以谋求更高质量的生活为目的。这种总量性矛盾向结构性矛盾转变的过程,必然需要城镇化方式的转变。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新型城镇化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服务业取代工业成为驱动城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必将进一步推动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快速提升。相应地,持续推进高质量的城镇化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新型城镇化不仅会有助于提升居民的收入水平、改善消费结构、激发扩大内需潜力,而且会推动中国经济从投资拉动型转向与人口大国相匹配的消费拉动型,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持续提供动力。
     
      5.新型城镇化与新时代乡村振兴融合发展
     
      一个国家现代化是城镇和乡村共同的进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任务。从国际经验来看,城镇化极易造成乡村的相对衰落,协调城镇化和乡村发展是一个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新中国70年城镇化的历程表明,伴随着快速城镇化中国出现了“三农”问题,城乡发展不平衡、农村发展不充分逐渐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突出表现。新型城镇化(2012)和新时代乡村振兴(2017)两大战略的提出,就是立足中国国情,以问题为导向,破解城乡二元结构难题,形成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全面融合、共同繁荣发展新格局。因此,必须推动新型城镇化与新时代乡村振兴融合发展,在新型城镇化高质量发展中实现乡村振兴,在快速振兴乡村中提升城镇化的质量。一方面,推进新型城镇化是实现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基础条件。乡村振兴并非是就地固化农民,而是要实现城乡资本、资源、人口的自由流动、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合理配置,通过城镇化转移农村人口,增加农村人均经济密度,并最终解决“三农”问题。另一方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的关键条件。新时代乡村振兴必然会发展乡村产业、改善乡村风貌、优化乡村公共服务,进而影响农民进城落户的抉择,这将促使城镇化方式加快转变。总之,新型城镇化与新时代乡村振兴融合发展是破解社会主要矛盾的关键抓手,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必然选择。

    【作者简介】
    朱鹏华,男,山东大学经济学院博士后,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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