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反垄断法》修订的几个思考
2020/3/31 9:08:20  点击率[14]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反不正当竞争与反垄断法
    【出处】《法学评论》2020年第2期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摘要】我国反垄断执法11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执法经验和能力较执法初期有了很大提高。随着反垄断执法的常态化和深入发展,今天人们认识到反垄断法部分条款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在和未来的需要。另一方面,随着竞争政策在我国资源配置中越来越起着决定性作用,与反垄断立法时候的政策环境相比,竞争政策在今天已经成为我国基本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与之相比退到了次要地位。这些情况说明,我国现在有必要修订反垄断法。修订反垄断法应当强化竞争政策在这部法律中的地位,修订中应优先考虑执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法律修订虽然应当与时俱进,但要避免把国际上尚未普遍接受的条款急于纳入反垄断法,有些条款的修订还应当考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和执法机关的现状。
    【中文关键字】反垄断法修订;竞争政策;反垄断实体法;反垄断程序法
    【全文】

      我国反垄断法2007年8月31日颁布,2008年8月生效,迄今走过了11个年头。反垄断法实施以来,行政执法和人民法院审结了大量案件。[1]这一方面说明我国反垄断执法取得了巨大成就,说明执法机关的执法经验和能力有了很大提高,但在另一方面,随着反垄断执法的常态化和深入发展,执法机关和社会各界已经认识到“现行反垄断法的部分条款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现在和将来的需要。”[2]近年来随着国家逐步确立了竞争政策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例如2016年国务院第34号文明确提出,“公平竞争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是市场机制高效运行的重要基础”[3];2018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创造公平竞争的制度环境。” [4]这说明,与反垄断立法时期的政策环境相比,竞争政策今天已经成为我国基本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与之相比退到了次要地位。因此,我们也有必要修订反垄断法,以加强竞争政策在《反垄断法》和各项经济政策中的基础性地位。出于这个考虑,第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反垄断法修订列入立法规划,学术界还提出了反垄断法修订的专家建议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作为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还提出这部法律修订应当坚持的几个原则。[5]本文与学术界同仁讨论和商榷反垄断法修订中的一些具体问题,提出要强化竞争政策在这部法律中的地位,强调修订中应优先考虑执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另一方面,这部法律的修订虽然应当与时俱进,但也应当避免把国际上尚未普遍接受的条款急于纳入我国反垄断法。此外,修订法律还必须从实际出发,即考虑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和执法机关的现状。
     
      一、提高竞争政策在反垄断法中的地位
     
      反垄断法是一部倡导公平和自由竞争的法律制度,因为几百年市场经济的经验是,市场竞争作为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可以降低产品价格,改善产品质量,增加消费者的选择,提高消费者社会福利。近年来,随着国家明确提出竞争政策是国家基本的经济政策,产业政策与之相比退到次要地位,修订反垄断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应当提高竞争政策在反垄断法中的地位。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反垄断法修订应当考虑以下问题。
     
      (一)修改和删除总则几个条款
     
      现行反垄断法有多个条款涉及产业政策。《反垄断法》第4条规定,“国家制定和实施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竞争规则,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第5条规定,“经营者可以通过公平竞争、自愿联合,依法实施集中,扩大经营规模,提高市场竞争能力。”第7条规定,“国有经济占控制地位的关系国民经济命脉和国家安全的行业以及依法实行专营专卖的行业,国家对其经营者的合法经营活动予以保护,并对经营者的经营行为及其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依法实施监管和调控,维护消费者利益,促进技术进步。前款规定行业的经营者应当依法经营,诚实守信,严格自律,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或者专营专卖地位损害消费者利益。”
     
      这几个条款都是反垄断法草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三读”期间增加上去的。[6]作为全国人大反垄断立法顾问,我对它们表示过反对意见,并且阐述过自己的观点。我认为,“加强和完善宏观调控”、“经营者可依法实施集中,扩大经营规模”等条款本身没有错,但它们不适宜放入反垄断法,因为反垄断法不是宏观调控法,不是产业政策法,它是体现国家的竞争政策。我还针对第7条关于国有企业的规定提出过意见,即国有企业原则上应平等适用反垄断法,关系国计民生和实行垄断专营的国有企业如果参与市场竞争,它们不能从反垄断法得到豁免。这些观点没有被全国人大常委会所采纳,这不是因为它们不正确,而是因为国家的立法一定程度是不同观点相互妥协和协调的结果。有些人大常委会委员认为,反垄断法应体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特色,即竞争政策应当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7]的确,反垄断法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成果,它不可能不反映这个体制变革中的问题,因此这部法律会出现很多中国元素,即与其立法所处的时代相适应。
     
      但是,随着修订《反垄断法》,我们就有必要考虑,上述几个条款是否有必要继续保留下去。我认为,因为以下几个理由,第5条和第7条应当被删除:第一,在迄今反垄断执法实践中,这两个条款从来没有被考虑适用过;第二,考虑到与反垄断立法宗旨不协调,它们将来也难以在具体案件中得到适用;第三,这两个条款不利用推行国家的竞争政策,也不利于推行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第四,根据十多年的执法实践,在必要情况下,大国有企业的并购可以适用《反垄断法》第28条关于“社会公共利益”的规定,这个条款的适用不仅合情合理,而且有助于体现执法机关“竞争中立”的原则。与之相比,《反垄断法》第4条作为制定这部法律的基本原则,它应当予以保留。然而因为反垄断法不是为了“完善宏观调控”,这句话应当修改为“坚持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由此提高竞争政策在反垄断执法中的重要地位,避免和减少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在反垄断执法中出现冲突和矛盾的情况。
     
      (二)引进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我国在反对行政垄断方面一个重要发展是,经过反垄断执法机关的努力和大力推动,国务院2016年6月发布了《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意见》指出,“为规范政府有关行为,防止出台排除、限制竞争的政策措施,逐步清理废除妨碍全国统一市场和公平竞争的规定和做法,我国需要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 [8]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部、商务部等机构2017年10月还联合发布了《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细化了公平竞争审查的机制、程序和标准。[9]据悉,截止2019年8月底,各级政府部门对43万多份涉及市场竞争的文件进行过公平竞争审查。[10]
     
      公平竞争审查是要避免和减少政府部门出台违反公平竞争原则的规章制度,这包括回溯已出台的规章制度,清理和废除有悖于公平竞争原则的规章制度,因此它与禁止行政垄断的规定一样,目的也是约束政府行为,即把政府装进制度的笼子里。不仅如此,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理论上的重大意义是,它明确了我国竞争政策与产业政策之间的关系,即竞争政策居于基础性地位,产业政策应接受公平竞争审查,否则不得出台。此外,与现行《反垄断法》关于“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规定相比,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在市场准入和退出、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影响生产经营成本、影响生产经营行为等方面均提出了详细和具体的标准,很大程度发展和完善了《反垄断法》。例如,根据“影响生产经营成本”的标准,公平竞争审查包括审查是否违法地给予特定经营者优惠政策,安排财政支出是否存在与企业缴纳的税收或非税收入挂钩,是否违法地免除了特定经营者需缴纳的社会保险费,是否违法地要求经营者提供或者扣留经营者各类保证金等。[11]根据这个内容广泛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除非出于国家经济安全、整体经济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的考虑,市场上开展经营活动的企业无论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也无论中国企业还是外国企业,它们都应当公平地参与市场竞争,平等地得到法律保护。
     
      公平竞争审查与现行《反垄断法》反对行政垄断规定的不同之处是,后者是对行政垄断行为的事后审查,前者是对行政垄断行为的事先防范,即把政府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的行为遏制在初期和萌芽状态。因为公平竞争审查不仅与反垄断法关于行政垄断的规定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而且是对现行反垄断法的重大补充和发展,《反垄断法》修订中应当引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即一方面,《反垄断法》总则部分应当引入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目的是强调这个制度的重要性;另一方面,《反垄断法》第37条已经规定,“行政机关不得滥用行政权力,制定含有排除、限制竞争内容的规定”,因此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很容易通过这个条款的完善和发展做出概括性的规定。
     
      (三)增加“自由竞争”保护
     
      我国《反垄断法》第1条作为立法宗旨提出,“保护市场公平竞争”。这句话没有错,但是不全面。因为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不一样,后者主要反对经营者通过不正当手段攫取他人的竞争优势,违反市场交易中的诚实信用原则和商业道德。反垄断法则是从维护市场竞争性出发,禁止经营者之间的共谋行为,控制企业间并购活动,禁止占市场支配地位企业滥用市场势力,其直接目的都是反对垄断,反对限制竞争,最终目的是提高消费者社会福利,保证他们在市场上有选择的权利。这说明,反垄断法的价值理念主要是保护自由竞争。
     
      我国《反垄断法》没有提及“自由竞争”,这不能说这部法律不保护自由竞争,而是因为我国反垄断立法期间,“自由竞争”尚未被人们普遍所接受,很多人对它完全不熟悉,甚至一提“自由竞争”就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相联系,想到生产“无政府状态”。其实,法治国家的“自由”是一种“秩序”,因为法律赋予自由的前提条件是任何人不得损害他人的自由。从经济上说,自由秩序是人们自由竞争的权利,因此才需要反对垄断,反对限制竞争,从而需要制定和实施反垄断法。这说明,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追求的价值理念不一样,如果反垄断法不是保护自由竞争,而是保护公平竞争,那没有必要出于同一目的而制定一个与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差异的法律制度。
     
      其实,即便我国反垄断法没有提及保护自由竞争,执法机关审案中也不能不考虑限制竞争对自由竞争的损害。举例说,如果不是因为利乐公司的忠诚折扣行为严重排挤竞争对手,损害市场竞争,谁敢说这个行为“不公平”?总而言之,鉴于反垄断法的主要任务是保护自由竞争,我国反垄断法中不提及自由竞争这在理论上就存在问题。还需指出的是,党的十八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包括“自由”二字,因为这里的自由毫无疑问包括人的意志自由、存在和发展的自由,追求经济民主和自由竞争就是人类社会的美好向往,从而也是马克思主义追求社会价值的重要目标之一。
     
      二、解决执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谈到修订反垄断法,很多人可能会想到它应当大修、中修还是小修。考虑到美国《谢尔曼法》1890年颁布以来至今没有变化,《欧盟运行条约》101条和102条自1958年实施以来也没有变化,这说明反垄断法的经济学原理及其主要实体规范一百多年来都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中国反垄断法作为一部21世纪诞生的法律,其基本内容包括禁止垄断协议、控制企业并购和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规定都是借鉴了欧美反垄断法的经验。它的禁止行政垄断规定立足于中国国情,意义重大,因为这不仅有利于政企分开,而且有助于推进和深化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出于这些考虑,我国反垄断法的修订应当采取谨慎态度,可以不修就不要修,需要修改的应当是执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12]下面是笔者的几个考虑。
     
      1、集中申报标准考虑数字经济
     
      反垄断法修订应考虑与时俱进,实践中一个比较明显的问题是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根据《国务院关于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的规定》,如果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全球范围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100亿元人民币,或者参与集中的所有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合计超过20亿元人民币,如果上述两种并购其中至少有两个经营者上一会计年度在中国境内的营业额均超过4亿元人民币,这样的经营者集中必须要向反垄断执法机关进行申报。没有达到上述标准的,如果根据所收集的事实和证据表明该经营者集中具有或者可能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反垄断执法机关应当对之依法进行调查。
     
      然而,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有些案件如2016年滴滴并购Uber一案,说明现行经营者集中申报标准存在着问题。即一方面,据说这个并购导致滴滴在我国网约车市场的份额达到90%,因此并购后的滴滴非常容易产生提价动机[13];另一方面,滴滴和Uber作为网约车平台,它们的营业额可能没有达到经营者集中申报的标准,甚至因为“烧钱大战”,并购时双方可能均未获得利润。[14]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可能对互联网行业的并购采取了谨慎包容的态度,因为直至2018年11月还向社会通告“正依据反垄断法及有关规定对这个合并案进行调查”,并指出正在研究互联网竞争的规律和特点,全面分析评估这个交易对市场竞争和行业发展的影响。[15]但是,考虑到互联网行业同样需要保护竞争,同样需要反对限制竞争,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互联网企业的营业额有时候不能真实反映其市场竞争的潜力,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应当相应做出修改。除了滴滴和Uber的并购,我国涉及互联网行业的其他并购也大多没有进行过申报。[16]有些可能是该申报没有申报,有些则可能因为被并购方的营业额没有达到申报标准。然而,因为这些并购活动对我国数字市场竞争的潜在影响不可小觑,修改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应当成为我国《反垄断法》修订中的一个迫切任务。
     
      关于数字经济条件下经营者集中的申报标准,我国可以借鉴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2017年修订的经验,即扩大经营者集中申报的范围。这即是说,如果被并购方营业额不大,但成交额很大,这可以说明并购后企业的市场潜力很大,这样的经营者集中就应当进行申报。[17]例如,在滴滴换股收购Uber一案,被收购方Uber在我国的营业额不大,但滴滴收购的代价很高,据说置换了滴滴高达20%的股份,估值近70亿美元[18]。这个交易额不仅可以说明这个并购对滴滴的潜在市场竞争力有着重大影响,而且可以说明对中国网约车市场的竞争有重大影响。
     
      2、考虑互联网企业市场支配地位的特殊性
     
      最高人民法院在奇虎360诉腾讯案的判决中指出,“互联网环境下的竞争存在高度动态的特征,相关市场的边界远不如传统领域那样清晰,在此情况下,更不能高估市场份额的指示作用,而应更多地关注市场进入、经营者的市场行为、对竞争的影响等有助于判断市场支配地位的具体事实和证据。”[19]这个判决对颠覆性和创新性的竞争分析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然而,这个判决虽然指出市场份额在认定互联网企业的市场支配地位方面存在缺陷,这主要因为互联网行业界定相关市场有时是件很棘手的事情,但它没有从互联网行业本身的特点,特别是没有从网络外部效应的角度,分析互联网行业认定市场势力应当特别考虑的因素。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9年发布的《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暂行规定》在这方面有重大的发展,即《暂行规定》第11条指出,“认定互联网等新经济业态经营者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可以考虑相关行业竞争特点、经营模式、用户数量、网络效应、锁定效应、技术特性、市场创新、掌握和处理相关数据的能力及经营者在关联市场的市场力量等因素。”这说明,鉴于互联网企业之间的竞争存在跨界性、动态性和平台竞争等特点,界定相关市场不容易,识别市场势力不应当固化为市场份额标准,从而应当更多地考虑互联网行业本身的特殊性。
     
      2017年修订后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对数字经济下市场支配地位的分析也有一个重大发展。过去,有些德国学者认为,互联网平台虽然在一边向企业收取广告费或者佣金,但在消费者一边不收费用,因此德国长期存在互联网平台算不算市场的争议和讨论。现在人们一致的观点是,互联网平台即便有一边不收费用,因为不收费用也是平台经营者参与市场竞争的一种方式,互联网行业就不能从反垄断法得到豁免。因此,修订后的《反对限制竞争法》第18条第2款a项规定,免费提供产品或服务的行业是“市场”。为了识别互联网行业的市场势力,该法第18条第2款b项规定,这方面考虑的因素包括取得数据的可能性、创新的竞争压力、直接和间接的网络效应、平台用户多归属的可能性以及他们改变互联网服务商的障碍等等。[20]
     
      我国是互联网大国。根据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的数据,截至2019年6月,我国网民的数量达到8.54亿,互联网普及率61.2%。[21]另一方面,我国也是互联网强国,在2018年全球20家最大的互联网企业中,有9家是中国企业。考虑到互联网平台的数据驱动可以助长强大的间接网络效应,考虑到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消费者购买产品或者服务是依赖在线平台,我国反垄断执法应当密切关注互联网市场滥用市场势力的问题。特别在互联网电子商务市场,因为互联网平台明显存在网络外部效应和规模经济,平台的数量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有些电子商务平台实施“二选一”营销策略,要求商家不得在竞争对手的平台参与经营活动,甚至要求关闭在竞争对手平台上的店铺,这明显构成严重的限制竞争。我国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早就存在着“二选一”问题,[22]但是因为界定相关市场和认定市场支配地位有难度,这个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如果执法机关减少对市场份额的依赖性,更大程度考虑网络外部效应以及商家、消费者的多归属需求,这种分析可能易于调查和处理互联网市场形形色色的限制竞争。
     
      3、协调行政和司法审理RPM的思路
     
      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迄今审理过很多涉及纵向限价行为即RPM案件。例如在茅台五粮液一案,执法机关认定,被调查企业利用自身市场强势地位,与其销售商达成了维护最低销售价格的协议,违反了《反垄断法》第14条[23]。这说明,执法机关认定《反垄断法》第14条规定的“固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价格”和“限定向第三人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是原则上予以禁止的行为。然而,上海一中院和上海高院审理的北京锐邦诉强生一案中,尽管法院认定原、被告之间的协议限制了原告向第三方转售商品的最低价格,但法院要求原告提供证明该协议“具有排除限制竞争效果”的证据。[24]深圳中院和广东高院在格力空调纵向限价一案,也是一致认为家用空调市场的竞争比较充分,原告指控被告“限制最低转售价格的行为”没有产生排除限制竞争的严重后果,不属于《反垄断法》第14条所禁止的垄断协议。[25]这说明,反垄断行政执法和法院审理纵向限价协议的思路不一致。
     
      人民法院对纵向价格协议适用“合理原则”,这源于2012年《最高院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个《规定》第7条指出,“被诉垄断行为属反垄断法第13条第1款第1-5项规定的垄断协议的,被告应对该协议不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这句话的另一层意思是,“被诉垄断行为属反垄断法第14条规定的垄断协议的,原告应对该协议具有排除、限制竞争的效果承担举证责任。”这个司法解释由此就改变了《反垄断法》关于垄断协议的立法结构:《反垄断法》第13条和第14条分别禁止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第15条规定第13条和第14条被禁止的行为在个别情况下可以得到豁免,但行为人得自己举证证明其行为符合第15条规定的前提条件。
     
      这里的问题是,最高人民法院有权通过司法解释对《反垄断法》第14条禁止纵向限价协议的规定做出原则性改动吗?笔者认为,纵向限价协议无论适用“合理原则”还是原则上违法,行政执法和司法的审案思路应当是一致的。我国传统上不是判例法国家,法官没有造法功能,也即是法院和行政执法都应当依照法律的规定审理案件。在当前行政执法和司法针对纵向限价行为存在重大不一致的情况下,无论是修订《反垄断法》第14条,还是由最高人民法院修改其2012年发布的关于反垄断民事诉讼的司法解释,这个问题都应当得到解决,以便提高法律的稳定性,提高当事人对其行为法律后果的可预期性。
     
      4、完善承诺制度
     
      反垄断执法程序也有很多值得改进之处,这里谈谈承诺制度。2011年调查的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一案,反垄断执法机关似乎是依据《反垄断法》第45条的规定,接受了被调查企业的承诺。[26]因为接受承诺的后果是执法机关不能对案件做出“违法”认定,从而不能对涉案行为进行制裁,例如不能做出罚款决定,法律应严格执法机关接受承诺的前提条件。可以想见,在企业存在违法行为的情况下,它们肯定渴望通过做出“承诺”解决案件,因此法律上应当有一个防止过度接受承诺的机制,即执法机关必须考虑接受被调查企业承诺的前提条件。简言之,接受“承诺”在反垄断法中是一个重要且复杂的制度,它不仅应当有实体法,还应当有适当的程序。随着反垄断执法的常态化,接受承诺已经成为我国反垄断执法机关结案的一个重要方式,因此完善这方面的制度非常必要。
     
      根据《反垄断法》第45条,执法机构决定是否接受被调查企业的承诺方面,有着自由裁量权。然而,尽管执法机关在这方面有自由裁量权,但它做出决定时应当受到一种约束,即应当衡量几个方面的利益。例如,它应当衡量,通过接受承诺而早日终止违法行为和节约执法资源等方面的好处是否大于因作出违法决定而产生的好处,例如伸张正义、谴责违法行为、体现反垄断法威慑力、要求违法者返还不当得利、制裁违法者、推进民事损害赔偿等等。因此,以承诺结案一般只适用于对市场竞争损害不大的案件,或者说它不应当适用于对市场竞争损害严重的案件,如欧盟理事会第1/2003号条例指出的,“接受承诺的决定不适宜于委员会打算处以罚款的案件”[27]。另一方面,出于维护市场竞争秩序的目的,执法机关还应当考虑,它接受的承诺是否能够切实解决被调查企业的反竞争问题。例如,接受承诺应考虑比例原则,即一方面,被调查企业的承诺不应超过它应当承诺的程度;另一方面,承诺不能不到位,即达不到解决反竞争问题的程度。为了准确评价被调查企业所作承诺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执法机关应当征求第三方以及原告的意见。
     
      接受承诺是执法机关的正式决定,因此它与认定垄断行为的决定一样,应当向社会公告。《反垄断法》第44条规定,执法机构对涉嫌垄断行为调查核实后,认为构成垄断行为的,应当依法作出处理决定,并可以向社会公布。根据这个规定,对于没有认定构成垄断行为的案件,执法机构可以不向社会公布。然而,接受承诺的决定如果不向社会公告,这至少产生两个不利后果:一是不利于提高执法透明度,二是不利于对被调查企业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社会监督。
     
      《反垄断法》第45条规定,“反垄断执法机构决定中止调查的,应当对经营者履行承诺的情况进行监督。经营者履行承诺的,反垄断执法机构可以决定终止调查。”但在中国电信中国联通一案,执法机关没有向社会公告它监督检查被调查企业履行承诺的情况。因此,我国反垄断法应当完善这方面的制度,例如借鉴欧盟竞争网络2013年关于承诺的推荐意见。[28]为了保证承诺得到切实履行,执法机关接受承诺的决定中应当明确,被调查企业如果不履行承诺,它不仅可能被处以罚款,还可能被处以日罚款。欧盟委员会2013年3月对微软公司处以5.61亿欧元的罚款,理由就是微软未能兑现其承诺,即在个人电脑安装其视窗操作系统时未提供选择互联网浏览器的机会。欧盟竞争委员阿尔穆尼亚说,“不履行承诺是严重的违规行为,必须受到相应制裁。”[29]这说明,接受承诺作为恢复市场竞争秩序的重要措施,它必须保留执法机关对案件恢复调查的权力。[30]
     
      5、严格法律责任
     
      《反垄断法》在法律责任方面也有很多值得完善之处。例如,根据第46条和第47条,经营者违反本法规定,可处上一年度销售额1%以上和10%以下的罚款。其实,执法机关已经在很多案件体会到最低罚款为上一年度销售额1%的规定束缚了它的自由裁量权。第46条和第47条的行政处罚除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和处以行政罚款外,还有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考虑到该法第50条规定了“经营者实施垄断行为,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考虑到反垄断民事损害赔偿请求的优先权,行政执法机关没收违法所得的规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都存在问题。此外,《反垄断法》第48条规定,对违法实施的经营者集中可处50万元以下的罚款。考虑到违法的经营者集中难以通过“拆分”方式予以救济,50万元以下的罚款显得违法成本太低,不具备足够大的法律威慑力。
     
      6、删除豁免出口卡特尔
     
      《反垄断法》第15条(6)规定,“为保障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合作中的正当利益的”垄断协议,可以不适用该法第13条和第14条的禁止性规定。这说明,我国反垄断法豁免出口卡特尔。我国《反垄断法》豁免出口卡特尔有其合理性:首先,反垄断法是以保护本国市场竞争为目的,考虑到出口卡特尔不影响国内市场,反垄断法就不会适用于这种卡特尔,除非它们同时严重限制国内市场的竞争;第二,我国《反垄断法》豁免出口卡特尔是基于一个事实,即我国出口企业在外国经常遭遇不公平的反倾销诉讼,出口企业从而有必要协调出口价格,以避免因相互间的价格战导致出口产品的价格过低。然而,不管何种理由,一个法律制度如果一方面豁免本国的出口卡特尔,另一方面又禁止外国的进口卡特尔,这本身存在法律冲突。另一方面,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在其他国家反垄断法与我国反垄断法一样具有域外适用效力的情况下,反垄断法豁免出口卡特尔的规定对我国出口企业没有实质性的帮助。例如,我国生产和出口维生素的四家制药企业2005年在美国遭遇了反托拉斯诉讼,且被美国一家地方法院开出金额1.62亿美元的罚单,用于民事损害赔偿。[31]不仅如此,反垄断法豁免出口卡特尔的规定还可能误导出口企业,使它们误认为经本国反垄断法豁免的卡特尔在外国也是合法的。因此,我国《反垄断法》应废除第15条关于豁免出口卡特尔的规定。
     
      7、修改知识产权的规定
     
      涉及知识产权的第55条也有问题,它规定,“经营者依照有关知识产权的法律、行政法规规定行使知识产权的行为,不适用本法”。但是,深圳中院和广东高院关于华为诉IDC案的判决以及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关于高通案的决定表明,权利人不违反知识产权法的行为不能保证得到反垄断法的豁免。例如,IDC要求华为支付高额许可费,以及在华为未支付许可费而使用专利的情况下到美国法院请求禁令,依据专利法并不违法,但是依据反垄断法则可能构成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因此,《反垄断法》第55条的规定最好予以删除。德国2005年第7次修订前的《反对限制竞争法》也有类似规定,即该法第17条和第18条仅禁止超出知识产权法保护范围的限制竞争,知识产权保护范围内的行为则可以得到《反对限制竞争法》的豁免。2005年修订后的《反对限制竞争法》摈弃了上述规定,而且修订后的整部法律没有提及知识产权这一概念。
     
      三、不急于引入国际上尚未普遍认可的规定
     
      在反垄断法修订讨论中,人们针对现行条款提出了很多修订的方案。虽然说任何一个建议都可能具有合理性,但是一些争议比较大、实践中尚未得到检验、或者很少有案例甚至完全没有案例的规定最好先不要放进来,因为这不仅会增加立法成本,而且可能会给执法机关带来很多麻烦和不易解决的问题。
     
      1、相对优势地位
     
      有学者建议把日本、德国等国家的反垄断法中关于相对优势地位的规定引入我国反垄断法,例如这个规定有助于解决当前电子商务平台中的“二选一”问题,因为商户对平台经营者毫无疑问存在着依赖关系。[32]
     
      笔者认为,这个规定不是不合理,但它存在很多隐患,例如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适用相对优势地位的规定处理7-eleven连锁店一案中的问题。[33]即一方面,“相对优势地位”在市场交易中普遍存在,例如大型超市与其供货商、著名品牌生产商与其零售商、汽车品牌生产商与其零配件生产商或者售后服务商、便利店或快餐店特许权人与被许可人等等,都存在合同协议中一方依赖另一方的问题;另一方面,考虑到“滥用优势地位”这一概念本身存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例如,什么样的合同当事人拥有“优势地位”? 什么样的合同条款可被视为“滥用”?对于不确定性比较大的案件,如果政府干预过度,例如日本公平交易委员会在几个涉及滥用优势地位案件中的执法,这种执法的目的和效果不仅会受到社会质疑,而且也会加大企业之间合同谈判特别是与中小企业进行合同谈判的成本。如果有人认为,证明相对优势地位是一个比较容易的问题,这样的规定便于保护市场交易中处于不利地位的经营者。然而,对于执法机关来说,专门针对弱方当事人的保护可能有很多难处:第一,如果认定违法行为的门槛比较低,由此可能导致大量合同纠纷进入相关政府部门,从而需要政府投入很多执法资源;第二,执法机关认定违法行为应当解释“滥用”行为的存在,然而,因为纵向协议当事人之间的利益和风险往往是相互的,解释“滥用”行为的成本有时会很高;第三,政府机关的有限执法资源应当投入与消费者和社会公共利益相关的案件,因此应当尽量减少处理合同当事人之间争议的问题。[34]
     
      2、算法共谋
     
      《反垄断法》修订的研讨中,有学者建议把算法共谋在垄断协议部分做出禁止性规定。的确,随着算法和人工智能成为当前社会的热门话题,它们当然会对反垄断执法产生影响。
     
      Ezrachi和Stucke可能最早提出了人工智能和算法会产生限制竞争的问题,从而也提出反垄断法中“协议”和“意图”等概念如何在数字经济下予以适用的问题。[35]人们可能有的想法是,如果两个经营者独自运用算法或者人工智能设定自己产品的价格,他们之间没有共谋价格的意图,但是如果这些人工智能和算法通过自我学习和相互协调,最后结果就是这两个经营者实现了价格共谋。根据反垄断法,经营者对其员工违反反垄断法的协同行为得承担责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反垄断法是否应当扩大适用于人工智能或者算法导致的价格共谋行为就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
     
      然而,上述观点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法律实务界都存在争议。例如,德国著名反垄断经济学家Schwalbe教授指出,根据经济学和计算机科学文献,算法之间的协调或者合谋相当困难。即便关于人工智能的研究表明,算法之间进行沟通是可能的,但其沟通的方式非常有限。他的结论是,算法共谋主要是学者们的一种想象,而不是现实中存在的重要问题。因此他建议,竞争执法机构应当把有限的执法资源放在更为迫切的问题上,特别是互联网平台的滥用行为方面。[36]
     
      美国反垄断执法机构重视算法共谋问题。联邦贸易委员会竞争局局长Bruce Hoffman指出,委员会审理案件有时会考虑算法共谋的问题。但他认为,现在的算法和人工智能仅可被视为发展中的初期阶段,即人们其实根本不知道算法是否有能力推动共谋,因为这方面既没有经验,也没有任何理论可以帮助人们得出明确的结论。他说,算法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尽管机器算法要比人工算法快很多,但人们不能由此得出机器算法与人工相比在限制竞争方面可以有更好或者更坏的结果。事实上,当企业使用算法或人工智能确定产品价格或者作出一个竞争决定时,它是在进行一种复杂和多步骤的博弈,这种博弈可能产生多种解决问题的方案。然而,因为最终做出各种决定的是人,不是机器,即便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可以进行人类不能预期也不能解析的行为,但是仅通过算法或者人工智能完成共谋行为是不可能的。[37]
     
      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前执行主席Ohlhausen也发表过这方面的观点。她说,尽管反垄断执法机关应当对各种反竞争行为保持警惕,但是关于算法的担忧有点危言耸听。因为算法和其他工具一样,既可用于好的目的,也可用于坏的目的,这就像订立协议过去是使用纸张,现在使用电子邮件或者短信一样,即随着这个变化,执法机关发现违法行为的技术条件也应当发生变化。她认为,合法的行为不可能因为使用算法而变成违法;违法的行为也不会因为使用了算法而变成合法。例如,一个行业的竞争者将其定价决策权全都交给一个提供算法定价的企业A。这种情况下,即便这些竞争者之间没有直接交换他们定价策略信息,但是因为他们的定价策略信息全都交给了A,A由此即可通过算法为他们制定全行业最高的价格水平。这个案件虽然涉及算法,但实际上是一个反垄断法中被称作“轴幅协议”的老话题,因为反垄断法禁止竞争者通过中介机构为其机密信息交换提供便利。[38]这个案例说明,我们应当警惕把人为因素视为人工智能或者机器的因素,做出有别于一般垄断协议的规定。这即是说,反垄断法禁止共谋行为的规定即便在使用算法或者人工智能的情况下,仍然应当一如既往地得以适用。
     
      3、刑事制裁
     
      修订《反垄断法》的研讨中,有学者提出刑事制裁应引入我国《反垄断法》。第一个理由是,其他国家的反垄断法有刑事制裁规定,如美国《谢尔曼法》第1条和第2条都规定了刑事责任。日本的《禁止私人垄断法》不仅规定公平交易委员会对犯罪行为有向检察总长专属告发的权力,且通过2009年修订,自然人刑事监禁的最高期限从3年提高到5年。[39]第二个理由是刑事制裁对违法者有更大的威慑力。例如,有学者认为,当违法企业的高管必须在监狱度过感恩节或者圣诞节从而不能与家人团聚的时候,这也许是他们最懊悔和最痛心疾首的时候,从而有利于他们对其违法行为进行深刻反省。[40]
     
      然而,也有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没有刑事制裁,尤其是没有企业责任人员刑事监禁的制度。欧盟理事会第1/2003号条例第23条第5款明确规定,“委员会依据该条第1款和第2款所做的罚款决定不具刑法性质。”德国几经修订的《反对限制竞争法》至今没有刑事责任的规定[41]。荷兰1997年修订后的竞争法和奥地利2002年修订后的竞争法均废除了过去关于刑事责任的规定,即依据现行法,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主要是行政罚款,且行政罚款仅针对企业,而不能针对违法企业的责任人员。[42]另一方面,反垄断法引入刑事监禁的国家中除了美国,其他国家真正判处刑事监禁的案件很少[43]。《爱尔兰竞争法》规定的刑事监禁最高期限为10年,2005年至2009年期间曾判处33个企业责任人员刑事监禁,但事实上没有一个人进过监狱。2009年之后,爱尔兰法院再没有因为违反竞争法做出刑事监禁的判决。[44]《加拿大竞争法》也有刑事监禁的规定。但自1996年以来,在加拿大被判处刑事监禁的卡特尔罪犯没有一个在监狱服过刑。这期间虽有几名企业高管被判入狱,但其刑期改为社区服务或在家服刑。[45]2013年安大略省高等法院在Rv. Durward一案甚至提出《加拿大竞争法》第69条第2款关于证据的规定不能适用于刑事诉讼,并由此宣布几位被指控在政府合同中串通招投标的个人被无罪释放。[46]巴西和日本的情况也大致如此,即涉及卡特尔的刑事监禁要么被暂停,要么上诉中被推翻,如巴西2014年关于航空货运卡特尔的裁决和日本2015年关于轴承制造商卡特尔的裁决。[47]这些案件说明,反垄断法的刑事制裁在很多司法辖区有名无实,是纸老虎。这一方面因为法院和陪审团不愿就涉及企业和股东的刑事案件惩罚自然人,另一方面考虑法院的态度,行政执法机关一般也不愿意对这种案件提起刑事诉讼。
     
      就我国《反垄断法》修订来说,考虑刑事制裁在绝大多数国家有名无实;另一方面,反垄断刑事案件的调查、起诉和企业高管的监禁需要成本,而我国当前的反垄断执法资源非常有限。此外,还应当考虑的问题是,引入刑事制裁应当以现行行政处罚和民事责任没有效力或者效力不足为条件。但在我国现实经济生活中,各种各样的限制竞争存在未必是由于反垄断法的法律责任不够严厉所致,而是应当考虑我国的大环境,特别应当考虑执法机关是否真正做到积极执法、公正执法、公开执法和有效执法。如果反垄断执法不能对各种违法行为构成一种实实在在的威慑力,法律文本增加刑事监禁甚至对企业高管征收高额罚金的规定都不会产生大的效力。[48]总而言之,由于我国反垄断执法时间不长,迄今审理的核心卡特尔案件不是很多,我国在这方面最好还是让“子弹飞”,多学习一些其他国家的相关经验。
     
      四、结束语
     
      随着十一年的反垄断执法,我国《反垄断法》本身及其配套规章已经显示出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因此,我们有必要修订和完善反垄断法,以便强化反垄断法治。修订反垄断法有必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完善法律制度固然很重要,但是强化反垄断法治尚需要相关的条件。例如,从宏观角度看,国家应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理顺政府和企业、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微观角度看,反垄断法作为反对垄断和保护竞争的法律制度,它应当有权威、有地位、对违法行为有威慑力,这需要国家在执法机关的人力、财力和组织建设诸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例如,《反垄断法》第51条把行政垄断行为的最终决定权交给违法机关的上级机关,这不是一个禁止行政垄断的有效制度。从世界各反垄断司法辖区的通行做法看,滥用行政权力限制竞争的案件应当交给反垄断执法机关。例如,欧盟委员会不仅有权依据《欧盟运行条约》第101条和第102条处理垄断协议和滥用市场支配地位等案件,而且有权依据条约第106条和第107条处理涉及国有企业和国家补贴的案件[49],这里的关键是相应机构的授权。但是,考虑到法律修订应当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我们不能寄希望于一次修订能够解决所有想解决的问题。
     
      强化反垄断法治,特别需要考虑反垄断执法机关。过去人们呼吁三家反垄断行政执法机关应当整合为一家,目的是使反垄断执法机关拥有更大的独立性和权威性。现在三家行政执法机关整合成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反垄断局,人们经常会想到这个新的机构是否拥有当年执法的权威和地位?特别是它的执法资源能否满足执法的需求?毫无疑问,反垄断执法需要相应的执法资源,这不仅因为反垄断法几乎适用于我国市场上开展经营活动的所有企业,而且因为我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广阔的市场,我国反垄断执法资源理论上就不应当少于世界上其他任何国家和地区。这也即是说,反垄断法的修订和完善需要顶层设计的高度重视。徒法不足以自行。一部法律再好,如果没有一个有效和有权威的执法机关,法律可能徒有其名。简言之,完善反垄断法治,促进中国反垄断法现代化,除了需要修订和完善反垄断法,我们更需要继续推进竞争政策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地位,提高反垄断执法的独立性和权威性,做强反垄断执法机构,因为这是提高国家竞争力、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改善消费者社会福利不可缺或的源头活水。

    【作者简介】
    王晓晔,深圳大学特聘教授。
    【注释】
    [1]《反垄断法》实施以来,我国反垄断行政执法机迄今关审结的经营者集中2792件,其中禁止2件,附条件批准42件;查处垄断协议179件,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案件61件,两项罚款金额合计超过120亿元。见李晶:市场监管总局晒出反垄断十一年成绩单,《中国市场监管报》2019年9月4日。
    [2]许雯:《反垄断法》实施十年 市场监管总局:修订草案已完成,见《新京报》2018年11月16日。
    [3]见《国务院关于在市场体系建设中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制度的意见》,国发〔2016〕34号。
    [4]参见林火灿:《强化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经济日报》2019年1月22日。
    [5] 2018年11月16日国新办举行《反垄断法》实施十周年新闻发布会上,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甘霖女士指出,反垄断法修订确定了四项原则:一是吸纳我国反垄断执法的经验和竞争政策最新的研究成果;二是合理借鉴欧美发达国家成熟的做法和经验;三是保证反垄断执法机关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四是重点是解决执法实践中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参见班娟娟:“加强版”反垄断执法渐行渐近,《经济参考报》2018年11月19日。
    [6]黄庆畅毛磊:《二审反垄断法草案新增六项规定促进公平有序》,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
    gov.cn/jrzg/2007-06/26/content_661765.htm
    [7]黄庆畅毛磊:《二审反垄断法草案新增六项规定促进公平有序》,见中央政府门户网站http://www.
    gov.cn/jrzg/2007-06/26/content_661765.htm
    [8]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6-06/14/content_5082066.htm.
    [9]见五部门关于印发《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710/5234731.htm
    [10]李晶:市场监管总局晒出反垄断十一年成绩单,《中国市场监管报》2019年9月4日。
    [11]见五部门关于印发《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实施细则(暂行)》的通知,见中国政府网http://www.gov.cn/xinwen/201710/5234731.htm
    [12]林丽鹂,反垄断法修订要解决执法中最迫切问题, 《人民日报》2018年11月17日。
    [13]凤凰网:《滴滴回应商务‘并购申报’没有达到申报标准》,网址:http://finance.ifeng.com/a/20160802/14669159_0.shtml.
    [14]搜狐财经:《商务部一个月内三度递进回应滴滴优步合并能否通过》,网址:http://business.sohu.com/20160904/n467563632.shtml.
    [15]中国新闻网:《滴滴收购Uber:市场监管总局正依法对合并案反垄断调查》,2018年11月16日 http://sd.iqilu.com/share/article/5115311
    [16]南方都市报:南都发布《中国互联网行业竞争与垄断观察报告》,2018年12月26日。
    [17]根据德国2017年修订后的《反对限制竞争法》,如果参与并购的企业在全球营业额共计超过5亿欧元,其中至少一家企业在德国的营业额超过2500万欧元,另一家企业在德国的营业额超过500万欧元,或者对其并购的金额超过4亿欧元,且目标企业在德国有重要的经营活动,该并购需要向德国联邦卡特尔局进行申报。见Morrison & FoersterLLP,Significant Competition Law Changes InGermany, available http://www.mondaq.com/germany/x/578358/Trade+Regulation+Practices/Significant+Competition+Law+Changes+In+Germany.
    [18]李成东,滴滴收购Uber中国,为什么说Uber的战略更胜一筹!https://zhuanlan.zhihu.com/p/21826439
    [19]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3)民三终字第4号。
    [20]Christian Horstkotte and Nicolas Kredel,GermanCompetition Law Amendment came into force https://globalcompliancenews.com/german-competition-law-amendment-20170612/
    [21]陈鹏丽:互联网的中国速度:网民达8.54亿 数字经济占GDP超1/3, https://new.qq.com/omn/20190924/20190924A0787T00.html
    [22]李玲,商家被网络平台强制“二选一”如何破?《南方都市报》2019年8月9日。
    [23]新浪财经:茅台五粮液因价格垄断被罚4.49亿,  见网址http://finance.sina.com.cn/focus/mtwlyldbf/
    [24]最高人民法院公报:北京锐邦涌和科贸有限公司诉强生(上海)医疗器材有限公司、强生(中国)医疗器材有限公司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见网址:  http://gongbao.court.gov.cn/details/55d47a6027b07c2b5ffcf9b458d1a8.html
    [25](2015)粤知法商民初字第33号,(2016) 粤民终1771号。 
    [26]中国网络电视新闻台:中国电信中国联通承诺整改,提请发改委中止涉嫌价格垄断的调查, http://news.cntv.cn/china/20111203/104285.shtml
    [27]Whereas (13), COUNCIL REGULATION (EC) No 1/2003 of16 December 2002 o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rules on competition laid down inArticles 81 and 82 of the Treaty.
    [28]该推荐意见提出的监管方式包括:(1)竞争执法机构本身的监管;(2)第三方的投诉和信息;(3)被调查企业就其履行承诺的定期汇报;(4)与反垄断执法合作的行业监管以及其他政府监管;(5)受托人的监管;以及(6)承诺决定中的监管条款提及的其他方式。见ECNRECOMMENDATION ON COMMITMENT PROCEDURES,http://ec.europa.eu/competition/ecn/ecn_recommendation_commitments_09122013_en.pdf
    [29]http://news.xinhuanet.com/cankao/2013-03/08/c_132219214.htm
    [30]新浪财经:微软遭欧盟重罚5.61亿欧元因未履行和解协议,见网址 http://finance.sina.com.cn/chanjing/gsnews/20130308/020514757972.shtml
    [31]English News CN, News Analysis: U.S. ruling on Chinese vitamin C producers unfair,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indepth/2013-03/19/c_132246076.htm
    [32]参见袁嘉刘维俊:《互联网行业滥用相对优势地位规制研究—以“二选一”行为为视角》,《价格理论与实践》2016年第5期。
    [33]王晓晔:《论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法律规制》,《现代法学》2016年第5期。
    [34]国际上关于“相对优势地位”的重要研究包括国际竞争网络(ICN)第7届年会《关于滥用相对优势地位的报告》见ICN Special Program for Kyoto Annual Conference, Report on Abuse ofSuperior Bargaining Position.
    [35] Ariel Ezrachi, A., Stucke, M. (2015), ArtificialIntelligence and Collusion: When Computers
    Inhibit Competition, Universityof Tennessee,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Series #267, 2015. 2;ARIEL EZRACHI AND MAURICE E. STUCKE, VIRTUAL COMPETITION,THE PROMISE AND PERILS OF THE ALGORITHM-DRIVEN ECONOMY, Harvard Univ. Press2016.
    [36]Ulrich Schwalbe, Algorithms, MachineLearning, and Collusion,available at:https://ssrn.com/abstract=3232631
    [37] D.Bruce Hoffman, Competition Policy andthe Tech Industry – What’s at stake? Remarks at Computer &Communications Industry Association,April 12, 2018.
    [38]Maureen K. Ohlhausen,Should We Fear The Things That Go BeepIn the Night? Some Initial Thoughts on the Intersection of Antitrust Law andAlgorithmic Pricing – 23 May 2017, available  https://www.ftc.gov/system/files/documents/public_statements/1220893/ohlhausen_-_concurrences_5-23-17.pdf
    [39]Norton Rose Fulbright, The criminal cartel offence around the world,availableat https://www.nortonrosefulbright.com/en/knowledge/publications/1c8cd600/the-criminal-cartel-offence-around-the-world.
    [40] Richard Whish, Recent Developments in Community Competition Law1998/1999, E. L. Rev. June 2000, p. 220, fn. 3.
    [41]德国《反对限制竞争法》没有刑事制裁规定,但德国刑法规定,串通投标行为构成刑事犯罪,行为人可被处最高期限为5年监禁。
    [42]Wouter P.J. Wils, Is Criminalization of EU Competition Law the Answer? WorldCompetition 28 (2): P. 133-134, 2005.
    [43]Norton Rose Fulbright,The criminal cartel offence around theworld, available at  https://www.nortonrosefulbright.com/en/knowledge/publications/1c8cd600/the-criminal-cartel-offence-around-the-world.
    [44]Deniz Özgür Y?lmaz,Comparisonof Remarkable Differences in the Sanctions System of EU Competition Law and USAntitrust Law,https://turkishlawblog.com/read/article/58/comparison-of-remarkable-differences-in-the-sanctions-system-of-eu-competition-law-and-us-antitrust-law.
    [45]Norton Rose Fulbright, The criminalcartel offence around the world, June 2016.
    [46] McCarthy Tétrault LLP, Canadian Competition and Foreign InvestmentLaw, The 2014 Year in Review, available at https://marcomm.mccarthy.ca/pubs/2014_Year_In_Review_.pdf
    [47]Norton Rose Fulbright, The criminal cartel offence around the world.
    [48]参考金善明:《论垄断行为入罪化的限度》,《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期。
    [49]参见王晓晔《欧共体竞争法》第7章和第9章,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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