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妻债务司法解释的合法性问题及其根源与解决对策
2020/3/26 10:54:24  点击率[27]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婚姻、家庭法
    【出处】《学术交流》2019年第6期
    【写作时间】2019年
    【中文摘要】《婚姻法(2001年修订)》第41条提出了“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这个概念,但未明确相关内涵及认定标准,依法需要法律解释。针对这个情况,最高人民法院直接制发司法解释,确立了“推定共同债务”这一认定规则,在该规则饱受各方诟病14年后,又于2018年初制发新的司法解释,确立“共债需共签”认定规则来进行了取代。“共债需共签”认定规则与已经施行14年之久的“推定共同债务”规则存在重大区别,甚至可以说是对原有规则的彻底颠覆和转向,因而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不过,相关司法解释都存在着对含糊不清的法条内容制发司法解释的越权违法情形,而地方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相关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做法则更缺乏宪法法律基础。为了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司法解释体制,应当强化和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法律解释权,赋予审判法官在具体案件中的法律补充解释权,同时加强人大常委会和有关专委会对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备案审查权,并赋予其对违法司法解释和违法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撤销权。
    【中文关键字】夫妻共同债务;司法解释;推定共同债务;共债需共签;合法性
    【全文】

      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应当如何定性和处理,这一直是司法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夫妻任何一方对外举债,都将牵涉到内外部这双重的法律求偿关系,对外系夫妻双方和债权人之间,对内则涉及离婚时夫妻之间对于一方外债的清偿责任分配问题。债务定性牵扯多方利益,如果平衡不当,则后患无穷。有鉴于此,最高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最高院)曾多次在《婚姻法》相关法条的基础上制发司法解释,不仅司法解释的具体内容与法律的规定并不完全一致,而且最高院就同一法条内容先后制定的司法解释内容也大相径庭。最高院2018年1月16日发布的《关于审理涉及夫妻债务纠纷案件适用法律有关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夫妻债务司法解释(2018年)》),更是完全推翻了其于2003年制定发布并自2004年4月1日起施行了14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3条、第24条的相关规定,确立了与之截然相反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这在理论界和实务界都引起了关注和热议:在法条未变的情况下,最高院自己在不同时间制发的司法解释内容前后不一致甚至截然相反,这是否合法?探讨这个问题,需要先了解我国夫妻共同债务相关法律及其司法解释的发展变革。
     
      一、夫妻共同债务相关法律和司法解释的历史沿革
     
      最早提及夫妻债务的是1980年修订发布的《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1980年修订)》),该法32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以共同财产偿还。如该项财产不足清偿时,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男女一方单独所负债务,由本人偿还。”但该法对“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和“男女一方单独所负债务”的概念及界定标准未予明确,因而需要进一步细化。
     
      起初,最高院在夫妻债务问题方面的司法解释主要围绕共同债务。1993年3月12日,最高院在关于曹彩凤等诉许莉债务案如何适用法律问题的复函(〔1993〕民他字第3号)中直接将经营活动算在了共同债务里面:“赵海平在从事承包经营期间所欠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赵海平死亡后,其妻许莉作为连带债务人有义务继续清偿全部债务。”1993年11月3日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试图明晰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即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是共同债务,而夫妻双方约定由个人负担的债务(并非出于逃避债务目的)、不经对方同意而一方单独实施相关行为(如擅自资助与其没有抚养义务的亲朋,又如独自筹资从事经营活动且其收入确未用于共同生活)发生的债务则都属个人债务。
     
      经济的发展必然带动其他社会形态的改变,比如我国家庭财产模式的改变。《婚姻法》的修订也顺应了这种改变的需求。《婚姻法(2001年修订)》41条对夫妻离婚时债务清偿问题的规定为“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共同财产不足清偿的,或财产归各自所有的,由双方协议清偿;协议不成时,由人民法院判决”,删除了《婚姻法(1980年修订)》32条中的“男女一方单独所负债务,由本人偿还”。同时,《婚姻法(2001年修订)》19条第3款对夫妻财产约定制下的债务处理确定了具体规则:“夫妻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所得的财产约定归各自所有的,夫或妻一方对外所负的债务,第三人知道该约定的,以夫或妻一方所有的财产清偿。”由此看来,《婚姻法》自2001年起确立了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即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对外负债通常情况下应当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以有条件地认可约定财产制下的个人债务作为除外情形。此后,《婚姻法》未再修订。
     
      2003年,最高院制发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其中对《婚姻法(2001年修订)》19条、第41条规定的上述夫妻债务内容所进行的解释主要体现在第23条、第24条。第23条“债权人就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向债务人的配偶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债权人能够证明所负债务用于婚后家庭共同生活的除外”规定了夫妻一方婚前所负个人债务一般推定为个人债务,同时规定了特殊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条件。第24条“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则规定了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个人负债的定性和处理,确立了夫妻共同债务为常态、个人债务为有条件之例外的认定规则,并将对例外的举证义务归于夫妻一方。上述两条内容显示,最高院对于夫妻以一方名义对外所举债务的性质之认定遵循了债务因形成时间处于婚前、婚后而性质不同的区分规则。自此开始,这一规则在司法实践中延续适用了14年之久。
     
      通过上述两条司法解释,最高院将夫妻债务性质的认定标准设定在债务形成时间与婚姻关系成立时间的先后比较这个基础上,一方负债因所处婚姻状态的不同而可能认定为两种相反性质的债务:夫妻一方的婚前个人负债一般推定为个人债务,除非债权人能举证证明相关债务用于婚后夫妻双方的共同生活;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发生的个人负债则应被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作为债务人的夫妻一方或双方能举证证明存在但书情形,即债权人明知夫妻对于财产的约定内容,或该债务形成之际就明确约定为夫妻一方的个人债务。可见,《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3条、第24条的规定不仅解决了离婚时夫妻债务的负担问题,而且确定了夫妻债务当中内外不同关系的认定问题,同时还从司法实务角度明确了例外情形举证责任的分配问题。最高院试图通过设定上述认定规则来平衡各方利益,但这种以债务形成时间为标准的区分规则,导致了司法实践中将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一方个人负债简单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处理模式,而这种简单粗暴的处理模式成为了婚姻家事矛盾多发之滥觞。
     
      2004年7月16日最高院发布的《关于变更和追加执行当事人的若干规定(征求意见稿)》第4条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所确立的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负债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推及执行阶段:“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的债务,除法律文书确定其为个人债务外,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可以执行夫妻共同财产。共同财产由债务人一方的配偶占有时,可以追加其配偶为被执行人。”这实质上进一步扩大了推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裁判规则,因而也激化了潜在的社会矛盾。社会上以“被负债的妻子们”为团队自发形成了“反24条联盟”,随后反对者扩展到律师、学者、法官等群体。
     
      在上述背景之下,地方各级法院在具体适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之规定时,也随社情而变化,而并非始终统一稳定。表现之一,是关于执行中可否追加夫妻中非举债一方的问题。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以下“高级人民法院”均简称高院)2005年发布的《关于执行夫妻个人债务及共同债务案件法律适用若干问题的解答》中要求,对若干特定情形债务,必须经过诉讼程序确定债务性质,而不能在执行过程中直接认定。江苏高院2013年发布的《关于执行疑难若干问题的解答》规定: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可以追加负债一方的配偶为被执行人;如该配偶因此而提出执行异议,可通过异议之诉来解决债务的性质认定问题。表现之二,则是关于夫妻共同债务之但书条款的问题。广东高院2006年发布的《关于审理婚姻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中提出通过综合考虑夫妻举债合意、债务用途、家庭共同利益关系来拓展但书条款的外延:“(1)夫妻双方不存在举债的合意且未共同分享该债务所带来的利益;(2)该债务不是用于夫妻双方应履行的法定义务或道德义务;(3)债务形成时,债权人有理由相信该债务不是为债务人的家庭共同利益而设立。”上海高院2007年《关于审理民间借贷合同纠纷案件若干意见》中,将《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明确规定为一项基本处理原则,但同时也规定了可以认定为个人债务的具体标准,即夫妻一方有证据证明夫妻双方均无共同举债合意且该债务没有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此后,浙江高院2009年《关于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和山东高院《2011年民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均对夫妻债务的性质认定和处理原则作出相应规定,相继支持了上海高院的上述处理意见。此外,夫妻一方擅自资助无抚养义务的亲友、筹资独立从事经营活动且经营收入未用于共同生活,以及不合理开支、赌博、吸毒等情况下发生的债务,也先后被某些地方法院认定为个人债务。在这个阶段中,各地高院对夫妻债务的具体认定标准各不相同,可谓纷繁复杂;而地方高院与最高院的意见也不一致,全国难以统一。在这样的司法解释背景下,可想而知,各地对于涉及夫妻债务纠纷的案件,处理结果也必然难以统一。而最令舆论哗然的裁判案件,莫过于“(2013)民申字第877号”案件,举债一方涉嫌集资诈骗等违法犯罪,乃至已被立案侦查,但最高院作出的裁定依然认为债务关系可连带到配偶。
     
      虽然“两会”期间总有相当数量的全国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针对上述相关问题提出议案,但最高院在“第24条”存修废问题上的态度仍晦暗不明。2016年3月最高院在官网发布《关于“撤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建议”的答复》,明确表示“现行司法解释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和判决遵循的原则没有问题”。该“答复”回应外界意见时,既肯定“第24条”的正当性,又承认该条款内容不完善,如但书条款需要完善、执行程序中不能认定债务性质,同时表示,待条件成熟将会制定新的司法解释。
     
      随着“第24条”在现实中遭到越来越多的来自各方面的质疑,最高院不得不直面和反思相关司法解释中存在的问题,并寻求合理解决之道。差不多一年之后,2017年2月,最高院出台《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的补充规定》,在不废止“24条”的情况下,给“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增添了两款但书:“夫妻一方与第三人串通,虚构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夫妻一方在从事赌博、吸毒等违法犯罪活动中所负债务,第三人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这样,夫妻债务的认定规则更完善了。最高院还为此发出《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及夫妻债务案件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在处理夫妻债务案件时“审查夫妻债务是否真实发生”、“区分合法债务和非法债务”并“保护被执行夫妻双方基本生存权益不受影响”。
     
      2018年1月16日,最高院发布了《夫妻债务司法解释(2018年)》,对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所负债务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标准确立了三项原则:(1)夫妻双方共同签字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2)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债权人可以主张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3)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一般不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除非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而形成。可以看到,上述三项原则对举证责任也进行了相应的分配:对于第一类债务,无须债权人主张和举证,即无论债权人主张与否,法院都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对于第二类债务,只有在债权人提出了认定其为夫妻共同债务的主张(无须举证)时,法院才予以回应并给予认定支持;对于第三类债务,不仅需要债权人的认定主张,还需债权人提供证据来证明该债务具备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的条件。
     
      相比之下,《夫妻债务司法解释(2018年)》所确立的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与已经施行14年之久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原有规则存在重大区别,甚至可说是对原有规则的彻底颠覆和转向。这个新的司法解释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
     
      二、夫妻共同债务认定规则的更迭及其原因
     
      (一)从“推定共同债务”到“共债需共签”规则之更替
     
      根据前文所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对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可以简称为“推定共同债务”,而《夫妻债务司法解释(2018年)》确定的认定规则可以简称为“共债需共签”。
     
      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推定共同债务”规则下,对夫妻债务的认定视所涉债务纠纷是发生于夫妻外部(夫妻双方或一方与债权人之间)还是夫妻内部(夫妻之间)而不同。在夫妻与债权人的外部纠纷中,主要以债务的形成时间是否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为标准来区分夫妻共同债务和个人债务,对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的对外负债,原则上应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而在夫妻间发生的离婚等不涉及第三人的纠纷中,夫妻一方对外所负债务原则上应推定为举债一方的个人债务。当然,相关的认定原则也必然有例外,对于可适用但书例外情况的举证义务应由相关主张方承担。
     
      而在《夫妻债务司法解释(2018年)》“共债需共签”认定规则下,不再单纯根据债务形成时间是否处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来认定债务性质,而是以债务的发生是否基于夫妻双方的共同意思表示、夫妻一方负债是否用于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生产经营活动为标准来进行区分:如是,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认定为负债一方的个人债务。
     
      客观来说,从《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到《夫妻债务司法解释(2018年)》,最高院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上确立的“共债需共签”规则,是对“推定共同债务”规则的质的升华。之所以这么说,主要有以下三方面理由:第一,“共债需共签”规则的具体内容比“推定共同债务”更为合理。对以夫妻一方名义所举债务的性质认定问题,“共债需共签”既立足于债务发生所处的婚姻阶段这个标准,又增设了“日常家事所需”标准,将发生于婚姻存续期间的债务准确地区分为日常生活需要者与超出日常生活需要者,并分别适用“推定共同债务”和“推定个人债务”。第二,“共债需共签”规则能够有效地避免“推定共同债务”规则被滥用之弊端。离婚案件审判实践中发现,“推定共同债务”这一认定规则导致了非举债配偶一方利益受害日益严重。有的离婚案件当事人“置夫妻忠实义务、诚信原则于不顾,虚构债务或为赌博、吸毒、非法集资、高利贷、包养情妇等目的恶意举债”,并试图利用司法审判将债务合法化,而个别法官又“由于结案压力、工作责任心等主客观因素影响”,“确实存在简单、机械处理夫妻共同债务案件现象”。这些法官不对案件的细节进行更多的调查和思考,不能深入挖掘案件的具体真相,而是简单粗暴地适用“推定共同债务”规则,使得未举债一方承担了不合理的义务,其相关利益受损。而“共债需共签”规则所设立的三个层次认定原则及相关举证义务的安排,则可较好地避免上述弊端。第三,“共债需共签”规则实现了婚姻法之财产共有制原则与合同法之合同相对性原则的较好衔接。在夫妻一方对外举债时,债权人相对来说处于优势地位,有能力要求举债方的配偶到场跟举债方共同签字确认。这样,不仅“有利于保障夫妻另一方的知情权和同意权,可以从债务形成源头上尽可能杜绝夫妻一方‘被负债’现象发生”,还可以减少事后纷争,“有效避免债权人因事后无法举证证明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而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共债需共签”规则不仅考虑到合同相对性和夫妻共有财产制的各自特点,更将两者相遇时各自的合理应对之道有效地衔接起来,从而兼顾到债权债务双方以及夫妻双方合法权益的合理保护,能够有效地避免事后纠纷。
     
      (二)最高院改变认定规则的动因
     
      在“共债需共签”规则中,对于以夫妻一方个人名义对外所负债务中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的部分,最高院通过对举证责任的调整和重新分配,转变了司法裁判方向。这一行为,背后必然存在最高院自身的考量逻辑,而且这种逻辑无外乎以下两种情形:一种是追求立法原意的完善,即最高院从自身职能出发,让法律适用及裁判规则更靠近立法原意,纠正不符合法律本意的规则;另一种是追求法的内在价值,即虽然原本的规则符合立法原意,但其不符合社会生活的内在伦理,也违背了公平正义的朴素价值观,所以应当纠正原本的存在漏洞的规则。那么,最高院出台《夫妻债务司法解释(2018年)》,到底是为了追求立法原意,还是为了追求法的内在价值呢?
     
      全国人大法工委编写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认为:夫妻一方对外举债时,债权人知道举债人与其配偶间约定财产归各自所有的,该债务由举债的一方以其个人财产清偿;但是,关于“债务形成时第三人知道债务人夫妻间的财产约定”这一事实,应由债务人夫妻双方或一方负责举证。据此可以看出,全国人大法工委主张根据夫妻财产约定或共同共有来界定债务性质,并认为夫妻一方或双方对于“债权人事先明知该财产约定”这一事实负有举证责任。而从“中国人大网”刊登的《婚姻法(2001年修订)》41条释义内容看,该条确立了一个认定原则,即只要是夫妻共同生活所欠的债务,无论夫妻间是否实行约定财产制,无论负债人是否为夫妻双方,甚至无论另一方是否认可,一般均应认定为共同债务。至于何种情况属于“共同生活所欠债务”,该法未予界定。依笔者看,在该法条中,对于夫妻共同生活期间一方或双方所负债务哪些应确定为夫妻一方债务、哪些应确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具体的确定标准是不明确的,因而造成了司法实践中判别夫妻共同债务的依据缺位,故有必要加以明确或补充。
     
      而最高院曾在2016年3月《关于“撤销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的建议”的答复》中认为,《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确定的认定规则与《婚姻法(2001年修订)》41条并不矛盾。这样的话,是否意味着最高院通过《夫妻债务司法解释(2018年)》而创设的新规则与立法原意并不一致?若真如此,既然最高院转变规则并非为契合立法原意,那么依据新规则而实现的处理结果是否有违公平正义?从新规则颁布后各界人士纷纷给予好评的情况看,答案应该是否定的。债务认定规则及举证责任分配的变化背后,是最高院对交易安全(债权人利益)和夫妻一方合法权益的平衡。“推定共同债务”规则主要还是出于保护债权人的目的,尤其在债权人不知情时或者缺乏表达意见的机会时。而“共债需共签”规则更强调尊重夫妻非举债一方的知情权,并维护夫妻双方的平等主体地位和任意一方的意思自治权利;当然,该规则也兼顾到了对债权人合法权益的平衡保护。前文已经论及,两种规则中,“共债需共签”规则更具有适用的合理性。至于说要求举债方配偶共同签字会增加一定的交易成本,这虽然轻微地影响了交易效率,但更有助于在整体交易秩序维护和各方利益保护上取得双赢结果,即实现了实质正义。
     
      但需要强调的是,在最高院发布不同的司法解释而变更规则前后,《婚姻法(2001年修订)》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条款并未变更过。这也就是说,在相关的法律规范本身并没有变化的情况下,最高院针对同一法条,却出台了前后两种不同的司法解释,设立了存在重大差异甚或完全相反的两种认定规则。显然,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规则中,至少有一种跟法律规定的原则不一致,这就意味着,最高院所发布的相关司法解释并未完全遵循法律规定的原意。而据上文所分析的,《婚姻法(2001年修订)》41条仅将“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确定为共同债务,由夫妻双方共同偿还,但该法条对“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和界定标准,“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属于含糊不清的概念。因此,最高院对夫妻共同债务先后设定的两种不同的认定规则,就很难说哪一个更贴近立法原意。那么,问题来了:最高院在审判实践中为了实现其所认为的实质正义而制定发布与法律条文并不一致的司法解释,是否具备合法性基础?
     
      这是一个充满矛盾却又不乏合理之处的复杂问题。一方面,最高院在司法裁判中适用法律,构建诉讼法司法解释、证据规则等来建立现代法治的程序正义,从而规避无所依从的实质正义;另一方面,法律条文规范社会生活是概括性、抽象性的,立法者无法事无巨细地考量,兼之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快速制定大量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原则性强、操作性差、歧义多的问题,而法院作为法律适用者,在具体运用法律的过程中更接近法律漏洞,诸如裁判后果与立法者设想不一、立法者未曾考量到的案件,或是立法内容脱离社会生活的情况,所以法律适用者对修补法律漏洞更有前瞻性、针对性。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上,《婚姻法(2001年修订)》的相关规定过于原则化,并与现实社会生活脱节,确实会导致实质上不公平的结果。但即便这样,最高院是否就可以直接忽略法律的规定而自行制定发布其所认为更合理更公平的认定规则?最高院是否可以替人大提前作出决定,为解决现实案情矛盾而制定发布与法律规范不相符的“司法解释”?上述问题事关最高院制定司法解释的合法性,涉及司法解释的权力来源及其合法性基础。最高院本应按照《立法法(2015年修订)》104条之规定,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出议案,请求其对《婚姻法(2001年修订)》41条作出法律解释或予以修改,但最高院却越俎代庖,直接进行了司法解释,希望以此平息激烈的社会矛盾。
     
      (三)规则背后的最高院司法解释权限之反思
     
      《夫妻债务司法解释(2018年)》施行以后,各地法院采用“共债需共签”规则,司法裁判中出现了大量的二审改判或再审提审改判的案例。如“(2018)浙民终278号”案件,一审法院根据《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认为,相关债务发生于债务人李忠朝与其配偶蒋微微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蒋微微主张该债务系李忠朝个人债务而非共同债务,便负有举证义务,却未能提供充分证据,故该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蒋微微和李朝忠共同偿还;而在浙江高院二审审理中,主审法官援引《夫妻债务司法解释(2018年)》之规定,以本案夫妻双方无共同意思、借据仅有李忠朝个人签名且蒋微微未曾事后追认为由,认定李忠朝一人对外所举债务为其个人债务,蒋微微无须承担共同偿还责任,从而对一审判决作出了相应改判。类似的裁判案例还有很多。
     
      上述裁判内容足以说明,对同一个案件,在相关事实证据未有任何变化的情况下,仅因最高院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之改变,就直接导致一审二审审判结果的天壤之别。对于后来确立的“共债需共签”规则,学界和司法实务界也普遍认为其比之前的“推定共同债务”规则更合理;但在新规则发布前一年,最高院仍十分推崇和认可已经实施十多年的老规则,在就“婚姻法司法解释(二)”有关问题答记者问时依然强调:“第二十四条的规定,秉承了婚姻法的原则和精神,是严格限定在现行法律规定范围内对法律适用问题作出的解释,没有超越现行法律规定。”然而仅仅一年后,最高院便自行推翻“第24条”,建立了“共债需共签”新规则,因而直接导致双重或多重裁判结果,譬如二审用“推定共同债务”规则对一审基于公平合理原则而作的判决进行改判,再审又用“共债需共签”规则否定二审所适用的旧规则。这是因为婚姻法的基本原则与精神在这一年时间内发生了巨大改变吗?如前所述,显然并无改变。而从审判行为及其裁判结果看,既然“第24条”确立的“推定共同债务”规则“遵循了婚姻法的基本原则和精神”,那么最高院后来出台的《夫妻债务司法解释(2018年)》创设新的“共债需共签”规则,改变了“符合法律原则和精神”的原有规则,就意味着新规则似乎背离了立法原意。最高院又宣称其司法解释严格秉承法律、“没有超越现行法律规定”,这更是一种难以自洽的逻辑。上述两种迥然不同的认定规则及其所引发的裁判结果之变,令我们不得不反思:最高院制定司法解释的依据是什么?其制定发布司法解释的权限范围有无边界?
     
      三、夫妻共同债务相关解释所折射出的司法解释合法性问题
     
      如上文所述,最高院司法解释中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规则发生变化,导致了审判实务中一系列案件的改判和纠正。可见,司法解释给诉讼案件的审理和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所造成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因此,确保相关司法解释的合法性尤显重要和必要。对于最高院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上所制定的司法解释,当然也很有必要从宪法和法律的角度来进一步审视其合法性。为了充分认识和评价最高院的上述行为,有必要首先思考下列三个问题:其一,最高院发布司法解释的权力来源是什么?其二,司法解释应当针对什么内容作出规定?其三,司法解释的效力和地位如何?
     
      (一)最高院行使司法解释权的法律基础
     
      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权来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按照我国宪法的相关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而其通过1955年的《关于解释法律问题的决议》、1981年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称《1981年决议》)这两个授权文件,授权最高院针对审判工作中适用法律的具体问题进行司法解释。《1981年决议》同时明确规定,凡法律规范本身需要进一步界定或需作补充规定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法律解释或发布法令来予以规定。《立法法(2015年修订)》45条也对此作出明确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法律有以下情况之一的,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解释:(一)法律的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的;(二)法律制定后出现新的情况,需要明确适用法律依据的。”
     
      1979年通过的《人民法院组织法》33条中也明确规定,对于各级法院审判过程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院进行解释。后该法虽经多次修订,但关于最高院司法解释权的规定精神未曾改变。而最高院2007年对1997年《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若干规定》进行改名和更新的《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在确定最高院自身的司法解释权之外,特别强调了司法解释应依据法律和相关立法精神并结合审判工作实际需要。
     
      《立法法(2015年修订)》104条确定了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权,但同时对司法解释权的行使主体、权限范围和备案监督等进行了规范。根据该法第45条、第104条的规定,可以确定司法解释的下列基本原则:第一,与审判工作相关的司法解释权归最高院,地方法院和专业法院均无权制定司法解释。第二,最高院制定的司法解释,应主要针对具体的法条,并且需符合立法的目的、原则和原意。法律解释权则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法律规定不够明确需要进一步明确具体含义、法律制定后出现了新情况而需明确适用法律依据这两种情形,需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遇有这种情况的,最高院应当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法律解释或者向其提出制定、修改相关法律之议案。第三,最高院作出的司法解释,应当在公布之日起30日内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接受其监督。关于司法解释的备案和审查问题,2006年出台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监督法》(以下简称《监督法》)第31条、第32条、第33条也专门进行了规定。
     
      (二)最高院对夫妻共同债务问题所作的司法解释存在越权情形
     
      从司法解释的权力来源和权限范围看,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权来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授权。最高院的司法解释权应当限于审判工作中具体适用法律的问题而展开,所解释的内容应针对具体的法条,并且应遵循立法的目的、原则与原意,不得违背立法精神。如果是法条本身含糊不清需要进一步明确的,则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法律解释或修改法律的方式来补充规定,而不能由最高院发布司法解释来厘清。具体到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问题上,真正要处理的就是《婚姻法(2001年修订)》41条中“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之内涵界定和认定规则,这实质上仍属于法条的进一步明确问题,依法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法律解释、修改法条或作出补充规定。在这种情况下,最高院的正确做法,应当是按照《立法法(2015年修订》第104条之规定,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上述问题进一步发布法律解释或作出补充规定,以解决法院在适用该法条过程中的具体困惑,而不是自行制发相关的司法解释,自行提出相关的内涵和认定规则。从这个角度说,无论是“推定共同债务”还是“共债需共签”规则,最高院都在试图解释本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法律解释的内容,甚至还作出了前后意思相反的两个不同的司法解释,这显然僭行了本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的法律解释权和立法权。
     
      从司法解释的效力位阶来看,司法解释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院的授权而作出,且不得与相关法律抵触或冲突,其效力位阶显然低于相关法律。而按照《立法法(2015年修订)》50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的法律解释的法律效力与法律条文相同。由此可见,司法解释的效力位阶低于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解释和相关法律。
     
      另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是越权司法解释的未来方向。最高院的越权解释行为不具有形式合法性,其为追求实质正义而违反程序正义的行为也不符合法的精神。但法律本身的缺陷和立法者的难以周全也确实导致滞后的法律无法适应快速发展的社会和变化多端的商业交易,这不仅给社会生活、更给司法裁判带来了窘迫。解释会越权,不解释又可能出现法律真空,法院在此困境中进退两难。而在有关夫妻共同债务的实践中,就像浙江省高院《关于妥善审理涉夫妻债务纠纷案件的通知》(浙高法〔2018〕89号)所提出的“尽量引导债权人要求夫妻共同签署借款合同、借据等文书”那样,随着“共债需共签”规则之导向作用的强化,今后与夫妻一方发生商业交易的相对方必然试图要求夫妻双方共同签署债务凭证。如此,“共债需共签”规则对商业交易和生活方式等方面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所以说,《夫妻债务司法解释(2018年)》将发挥“立法导向作用”。
     
      (三)地方法院针对“第24条”发布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行为缺乏合法性基础
     
      如上文所述,《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确定的“推定共同债务”规则不合理,广大民众对此作出激烈反应,社会矛盾频发。在这种情况下,许多地方高院出于对实质正义的考量,各自发布了相应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改变简单遵从“第24条”的通常做法,或多或少地对“第24条”之精神进行了修正与完善。这些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对当地辖区内的审判活动及相关案件的审理结果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甚至有不少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被相关裁判文书直接援引。那么,新的问题又来了:地方高院是否有权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其所发布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性质如何界定?当其认为最高院制定的司法解释不合法、不合理时,又该如何应对?
     
      如前所述,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立法法》等规定,与审判工作相关的司法解释之制发权归最高院独家行使,各专业法院和地方各级法院均无此权力。而按最高院2010年出台的《关于规范上下级人民法院审判业务关系的若干意见》当中的规定,地方高院虽然无权制定司法解释,但可制定“审判业务文件”,该审判业务文件不得与现行法律、司法解释相抵触,否则最高院应当责令地方高院纠正。根据2012年“两高”联合发布的《关于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通知》,地方法院不得制定在本辖区内普遍适用的涉及具体应用法律问题的“指导意见”“规定”等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其制定的其他规范性文件则不得在法律文书中援引。但仅从前文所列举的情况来看,地方高院单是针对夫妻共同债务问题就各自制定发布了大量的审判业务文件,这种情形至今仍在继续。这些名为“意见”“指南”“解答”等等的审判业务文件,实质上是与司法解释具有相同性质、发挥同类作用的在一定范围内产生普遍约束力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其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地方高院司法文件被相关的裁判文书直接援引为说理依据甚或裁判依据。地方高院制发此类司法文件虽然有其合理初衷,但其相关行为显然缺乏合法性依据,并与《立法法》等现行法律之规定直接相悖。
     
      需要指出的是,对于地方高院违法制定发布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行为,最高院本应予以监督制止,但事实上未发现有此类案例。而对于最高院发布司法解释的行为,全国人大常委会依法负有监督职责,但遗憾的是,经多方检索,就夫妻债务相关问题而言,笔者未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对最高院行使过应有的制止行为,也未见地方人大常委会对本地高院制定发布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行为实施过类似的监督。
     
      (四)司法解释合法性问题的应对和完善建议
     
      管中窥豹可见一斑,上文对夫妻共同债务相关司法解释和地方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制定发布及适用状况所进行的剖析,从一个角度显示了我国司法解释在制发主体和具体内容等方面存在的合法性瑕疵。而要纠正相应瑕疵、完善我国的司法解释制度,笔者认为可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第一,进一步强化和落实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法律解释的权力。我国现行宪法明确规定了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1981年决议》和《立法法》等规定,对于法律条文中规定含糊而需要明确或进一步予以补充规定的情形,应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行使法律解释权,而不能由最高院直接制发司法解释,否则将涉及越权违法,同时,地方各级法院无权制发司法解释性质文件,即使为了追求司法审判工作的实质正义也不行。我国司法解释的越权状况与司法解释的监督审查状况紧密相连。从司法解释的监督审查角度看,最高院制发的司法解释应当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备案,接受其监督。在相关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过程中,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属于法律解释而非司法解释范畴的文件或条款应予及时制止,对与立法原意不符的那部分内容应予及时纠正。
     
      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饱受诟病的情况下,自2016年起,近千封审查建议信送达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法工委乃于2017年6月召集部分建议人、全国人大代表和最高院部分庭室工作人员座谈讨论,以推动这个问题的解决,其最终结果便是《夫妻债务司法解释(2018年)》的出台。由此可以看出,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夫妻共同债务认定问题上也是给予了关注并且起到了一定的积极推动作用的。而笔者想说的是,“第24条”早就遭到各方强烈抗议却历时14年而未能得到及时纠正,其根本原因在于《婚姻法(2001年修订)》41条对“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的内涵未作规定,需要进一步明确其认定标准,而全国人大常委会虽然依法完全可以行使相应职权,但相关的法律解释始终未能到位。作为拥有法律解释权、负有司法解释监督职责的立法机关,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该法第41条中模糊概念的进一步明确和界定,本身就是其应尽职责,其为何不直接行使法律解释权,而是推动最高院解决呢?尤其在认识到“第24条”严重不合理的情况下,全国人大常委会为何仍让最高院发布新的司法解释来隐晦地进行实质性更改,而不直接予以明确否定?这本身就是我国立法司法实践活动中一个不应回避的现实状况,而这种状况客观上也使得越权司法解释情形频现而难以从源头上杜绝。若要有效制止这类越权司法解释的继续出现,最直接的措施无疑是由全国人大常委会积极行使法律解释权。而这项工作的落实,也需要从制度层面进一步予以加强和完善。
     
      第二,可赋予审判法官在具体案件审理过程中对于法律的补充解释权。我国作为成文法国家,对司法解释的完善可以吸纳大陆法系国家的经验并借鉴于英美法系。法国民法典赋予了法官对法律作出补充性解释的权力,要求法官在法律没有规定或规定不明确时以正义和良知来补充法律的权能;而英美法系国家基于判例的法律渊源,实际上是允许法官造法。虽然《立法法(2015年修订)》规定了最高院有权提出修法的提案和建议等,但是司法裁判更为直接地贴近法律适用,更能发挥修补法律漏洞的作用,所以通过《立法法》来确认法官补充性解释的效力不失为一种途径。当然,法官对于法律的补充解释权仅限于具体的个案,这种解释也仅属于职权解释,并非司法解释,而且这种职权解释也必须以遵循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为前提。
     
      第三,应当加强全国人大常委会、地方人大常委会对司法解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备案审查权,可赋予它们对违法司法解释、违法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撤销权。我国《监督法》第31条、第32条、第33条明确规定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其他有关专门委员会对司法解释的备案审查监督权。而前述关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众多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所暴露出来的合法性问题,从另一个层面映射出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及地方人大常委会对于法院系统制发司法文件的监督审查工作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从《监督法》第33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门委员会经审查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作出的具体应用法律的解释同法律规定相抵触,而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不予修改或者废止的,可以提出要求最高人民法院或者最高人民检察院予以修改、废止的议案,或者提出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法律解释的议案,由委员长会议决定提请常务委员会审议”之规定看,对于违法的司法解释,要么由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和有关专委会沟通协调最高院自行修改或废止,要么由它们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法律解释,法律并未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及有关专委会撤销权。这可能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婚姻法司法解释(二)》第24条争议采取前述座谈处理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从我国目前大量司法解释存在违法越权情形的客观实际来看,只有赋予全国人大常委会对于违法司法解释的撤销权,才能有效、直接地从制度上制止司法解释出现这样那样的合法性问题。另外,由于我国法律并未确认地方法院制发司法解释及司法解释性质文件,所以《监督法》并未涉及地方法院制发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行为。但是,客观地说,全国各个地方高院制定发布大量的司法解释性质文件且这些文件直接影响了辖区内具体案件的审理,已是不争的事实。显然,“两高”2012年发布的《关于地方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不得制定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通知》实际执行得并不好,最高院并未能够切实有效地监督地方高院对于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清理工作。既然如此,就有必要制发相关规定来予以监督和制止。为此,建议在《监督法》中增加规定,赋予地方人大常委会对本地区地方法院制定发布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行为进行监督和规范的权力。当然,关于地方法院究竟有无制发司法解释性质文件的必要,这已突破我国现有的司法解释制度,属于另一个重大课题,需要在更高层面上予以深入探讨和研究,本文暂且不作展开。

    【作者简介】
    王晓英,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博士研究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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