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疫情下情事变更的具体适用
2020/3/25 15:10:50  点击率[20]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疫情防控
    【出处】微信公众号:高杉LEGAL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关键字】新冠肺炎;情事变更
    【全文】

      一、法律规定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法释〔2009〕5号,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规定:“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当事人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公平原则,并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确定是否变更或者解除。”
     
      二、概念的明确
     
      为了避免无谓的争论,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具体阐述之前,明确下相关概念。
     
      (一)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
     
      对于新冠肺炎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实务界有部分意见认为,要结合其是否对合同的履行造成影响而分别讨论。如果导致合同不能履行的,则构成不可抗力;否则,则无法构成不可抗力。
     
      对此,笔者难以认可。笔者认为,不可抗力仅仅是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无论基于现行立法(《合同法》第117条第2款),还是基于传统民法理论,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中均不包含对合同履行的影响。不可抗力仅仅是原因,其可以导致给付不能,亦可以导致情事变更,亦可能不产生任何法律后果。
     
      笔者无意对此过多论述,仅以一体系上之巨大冲突来揭示上述观点之不合理。不可抗力同时是侵权责任的免责事由,相关条文规定在《侵权责任法》第29条、72条及73条等条文中。同样的,不可抗力同时规定在最新民法典草案总则编第180条、合同编第590条、侵权责任编第1239条及1240条等条文。
     
      倘若某种客观事实是否构成不可抗力要结合其对合同履行的影响而定,那么,要么得出《侵权责任法》与《合同法》中的不可抗力是两个概念,民法典草案中各编的不可抗力是不同的概念;要么得出《侵权责任法》中的、民法典草案侵权责任编中的不可抗力的构成要件也包括了某个合同的履行状态,显然荒唐!
     
      (二)关于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不可抗力,适用情事变更的矛盾
     
      上述观点可能会引起第二个争议。《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明确将“不可抗力”排除出了情事变更的原因范畴,表明须是“非不可抗力造成”。
     
      对此,笔者亦无意过多论述。该条文将不可抗力排除出情事变更原因之外,乃是学界公认的立法错误。比如崔建远先生就在其着作《合同法》中表示,《合同法解释二》“尚未真正界分二者反倒弄巧成拙,不适当地缩小了情事变更原则适用的范围”。同样的观点亦可参见韩世远先生的《合同法总论》、李永军先生的《合同法》、王利明先生的《聚焦民法典合同编编纂情事变更制度若干问题探讨——兼评<民法典合同编(草案)>(二审稿)第323条》等等着述。
     
      而且,在最新的民法典草案中,相关条文已经修正了这一错误。草案第533条第1款中对于“情事”的定义已经修正为“合同成立后,合同的基础条件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不再排除“不可抗力”作为情事变更的原因。
     
      (三)司法实践中对于《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立法漏洞的填补
     
      然而,就上述立法错误,如果固守立法的字面含义,反而不恰当地限缩了情事变更的适用范围。因此,司法实践中也采用了相应办法来处理此种立法漏洞。
     
      最常见的处理方式是限缩解释,也就是说将《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中的“不可抗力”解读成“不可抗力规则”,解读成“不可抗力导致的给付不能”。而鉴于给付不能与情事变更本身就是互不兼容的两项制度,故此种解释方式确保了不可抗力导致的情事变更亦可适用《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但这可能恰恰正是上文所述的,实务界部分观点将“不可抗力”等同为“不可抗力导致的给付不能”的缘来。
     
      比如,《上海高级人民法院关于涉新冠肺炎疫情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的系列问答(二)》(以下简称《上海高院问答(二)》)在问题2中表示“对于因此不能履行合同或不能及时行使权利的,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宜认定属于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不可抗力。”同时在问题1中表示“虽然不构成不可抗力,但受疫情影响履行合同对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的,可以参照情势变更原则处理。” 也就是说,一方面认为疫情是否构成不可抗力要结合其对合同履行的影响而认定;另一方面,如此解释也留下了疫情适用情事变更的空间。该文件发布之前,在上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上,上海高院也就“疫情防控措施”是否构成不可抗力表达了类似的意见。
     
      同样类似的意见还包括《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加强疫情防控、援企稳岗商事审判工作的指导意见(试行)》(以下简称《宁波中院意见》),但相较于上海高院,宁波中院的意见可能更加稳妥,其一方面表明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同时表示造成合同不能履行的,才构成“不可抗力免责事由”;在不构成“不可抗力免责事由”的情况下,则再行判断是否存在适用情事变更的空间,似乎以“不可抗力免责事由”替换了《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中的“不可抗力”。
     
      第二种处理方式则是并不回应相关的立法错误,但同时表示本次疫情有适用不可抗力免责及情事变更的空间。比如,《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一庭关于规范涉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民事法律纠纷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以下简称《浙江高院民一庭通知》),全文没有表述疫情是否属于不可抗力,只是在第2条第2款及第3款先后表述了适用情事变更以及不可抗力免责的条件。
     
      类似的意见还包括《吉林省辽源市中级人民法院关于规范涉新冠肺炎疫情相关民事法律纠纷的实施意见》等文件。
     
      第三种处理方式则是明确无误地承认存在相关的立法错误,并且运用类推制度填补该法律漏洞。笔者认为此种方式最符合法学方法论的解释与漏洞填补顺位,应当予以肯定。
     
      采用此种方式的意见如《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商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该意见于第2条明确承认本次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同时,其于第6条表明不可抗力确实不属于《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适用的范围,但可以“类推适用”。
     
      同样的意见亦可见《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审判第二庭关于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相关商事纠纷的若干问题解答》(以下简称《浙江高院民二庭解答》)。该意见于第2条主文表明本次疫情属于不可抗力,同时于第2条第4项表明,符合情事变更要件的情况下,可以“参照”《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等规定予以处理。
     
      (四)小结
     
      笔者无意在本文中对上述问题进行过多论述,然则共识的概念乃是理解的基础,上述论述仅仅是为了下文论述统一用语,以避免无谓的争论。
     
      因此,如无特殊说明,或者引用相关判例等他人论述之外,下文中的“不可抗力”内涵中并不包括对合同履行状态的影响。《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虽然于文意中排除“不可抗力”作为情事变更的原因,鉴于实践中已经通过各种解释、填补漏洞的方式实际上予以承认,笔者亦不会再就疫情本身是否构成情事变更的事由进行论述。
     
      三、情事变更与其他制度的界定与适用顺位
     
      学理上,情事变更的适用劣后于数种法律制度。比如,当事人之间的特定风险承担约定,或法律特定的风险分配制度。
     
      (一)情事变更与给付不能的界定与适用顺位
     
      在本次疫情中,最常见的适用顺位考量,应当是情事变更劣后于给付不能制度。在给付不能的情况下,无论是依学理还是依据《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均无适用情事变更的可能,因为情事变更要求的是“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以合同能够继续履行为前提。
     
      这种态度也在此前的司法实践中得到印证。比如,浙江省衢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浙08民终1275号二审民事判决书认为:
     
      “被上诉人金佰汇公司按规划方案建设项目工程,并开始投入使用,并不能预料到2017年8月份政府对讼争路段实施机动车中间隔离和机非隔离措施,该政府行为属于不可抗力的范畴。所谓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117条的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的,根据不可抗力的影响,部分或者全部免除责任。……一审法院认定事实及实体处理正确,但适用情势变更原则不当,应予纠正。”
     
      再如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三民三终字第127号二审民事判决书认为:
     
      “情事变更原则是指合同成立以后客观情况发生了当事人在订立合同时无法预见的、非不可抗力造成的不属于商业风险的重大变化,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由此可知,情事变更原则适用的是合同可以继续履行、非不可抗力的情形。而本案槐树的不能采伐是法律所禁止的不能履行,并不是可以继续履行的情形。原判在论理中适用情事变更原则不当,应予以纠正。”
     
      须注意的是,此处的给付不能是指客观不能。因此,金钱之债不存在给付不能。种类物之债,在未特定化或限定范围之前,也不存在给付不能的可能。比如业界热议的商铺减租、融资租赁公司减租等话题,承租人无法援引给付不能主张租金给付义务消灭,仅能考虑适用情事变更或其他制度。
     
      例如,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发布的《贵州民营企业涉疫情商事合同履行中的法律风险提示书》(以下简称《贵州企业风险提示书》)第二、(一)、1条中就表示,“鉴于该类合同的主要义务为‘金钱给付’,新冠肺炎疫情与合同履行之‘金钱给付’之间无法建立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因此,一般来说该类合同无法主张不可抗力抗辩。”同样的意见还可以参见《上海高院问答(二)》问题5及《浙江高院民二庭解答》第4条等文件。
     
      但如果疫情导致政府采取了封楼等措施,则是出租人给付不能,学理上,对待给付义务相应消灭。我国立法中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应当肯定之;尤其在继续性合同中,当事人无法通过解除合同使自己免予对待给付义务。同时,政府采取的相关行政命令属于不可抗力,出租人亦无需承担违约责任。
     
      比如,《贵州企业风险提示书》第二、(三)、1条即明确表示“对于因新冠肺炎疫情停止运营的楼宇,因承租方无法继续使用场地,可以主张不可抗力抗辩,视情况减免租金。”
     
      (二)情事变更与“经济上不能”的界定与适用顺位
     
      另一个需要澄清的概念是“经济上不能”,对应我国《合同法》的条文应为第110条第2项第二种情形,即所谓“履行费用过高”。
     
      此种情形常与情事变更中的“对价关系障碍”相混淆。但依据传统民法理论,此种“经济上不能”衡量的乃是债务人的履约成本与债权人的所获收益之间的平衡,而“对价关系障碍”衡量的乃是债务人所获收益与债权人所获收益之间的平衡。
     
      举例言之,双方当事人买卖作为特定物的戒指,但出卖人不慎将戒指丢在海中,“大海捞戒指”而后给付并非事实上或法律上不能,只是如此履行,债权人所获收益与债务人所耗费成本之间相差悬殊,基于诚实信用原则,例外地赋予其与给付不能相同的法律后果。此种情形中,当事人的对价关系并未失衡。
     
      而“对价关系障碍”常见的情形如恶性通胀,比如上述案例中原价一万元的戒指因为恶性通胀已经价值十万元。如果恪守合同,则买受人仍能以一万元之价格获得实际上十万元价值的戒指,显然不当,故得适用情事变更予以调整。
     
      当然,“经济上不能”的概念区分本身在学界就存在争议,实务界更难谓存在统一认知。比如深圳市福田区人民法院(2013)深福法民三初字第7号一审民事判决书认为:
     
      “(2)法律还规定了人身上不能、经济上不能等排除强制履行的抗辩事由。在出现人身上不能和经济上不能的抗辩事由,导致合同无法继续履行时,违约方也可以请求解除合同。经济上不能,是指履行费用过高,它作为强制履行的抗辩事由的基础在于诚实信用原则。如果履行所必要的费用与债务人给付利益之间的关系严重不成比例,仍然要求债务人履行,不利于社会经济的整体发展,也有违诚实信用原则。从债务人利益角度考虑,如果债务人的履行破坏了给付与对待给付之间的平衡的话,继续履行的法律后果对债务人可能过于严厉,有违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
     
      也就是说,该判决将“对价关系障碍”也纳入经济上不能的规则中,就债务人所耗费用与债权人所获利益的失衡,以及对价关系的失衡,均认为属于经济上不能。
     
      同样的,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0)沪一中民四(商)终字第1191号案的主审法官同样将“对价关系障碍”也纳入经济上不能的规则中(参见《上海春申汽配市场有限公司与上海华克斯实业有限公司供货安装合同纠纷上诉案——合同法上强制履行的适用条件分析》,《人民司法·案例》2012年第24期)。
     
      不过本次疫情中,应当难以出现“经济上不能”的情况。就笔者可以构想的案情,可能只是作为某些合同标的物的禽畜感染疾病,债权人要求债务人必须耗费巨额资金进行救治。但是在全国抗疫的大环境下,此种情形几乎不可能出现,纯粹只是构想的案情。
     
      如果确实存在构成“经济上不能”的,同给付不能制度一样,应当优先适用之。
     
      四、情事变更的类型化分析
     
      关于情事变更的具体构成要件,学界早已多有论述,笔者无意于本文中重复。谨就疫情可能引发的,适用情事变更的情形,结合学理,进行相关的类型化分析;其他情事变更构成要件的共性问题,本文不再探讨。
     
      学界对于情事变更的类型化有多种意见。谨按照我国立法,以及学界公认的观点,笔者讨论基本没有争议的两种情况,即“对价关系障碍”(Aequivalenzstoerung)及“使用目的障碍”(Zweckereitelung)。就所谓“双方动机错误”等情形,一者学界有所争议,二者我国立法并未明示,三者于本次疫情中应难以出现对应情形,故不再论述。
     
      (一)对价关系障碍
     
      如前所述,所谓对价关系障碍是指因为某种情事的发生,导致双务合同当事人之间的对价关系严重失衡,亦即《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中的“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传统民法理论中的经典案例即为恶性通胀。
     
      除金钱因恶性通胀而贬值之外,如果标的物严重贬值,导致对价关系失衡的,亦可适用。
     
      后者应是本次疫情中常见情形。比如因为疫情原因导致商铺营收大幅度下降,此时,虽然出租人可以提供商铺,承租人亦可使用,但是商铺本身的客观价值已经大幅度降低,要求承租人继续严守合同支付原定租金,可能构成“对价关系障碍”。
     
      比如,对于经营性房屋的租赁,《上海高院问答(二)》问题6表明:“如疫情并未影响承租人实际占有使用房屋,仅基于疫情期间客流减少等原因造成承租人营业收益受到影响的,一般不免除承租人的租金给付义务;如对承租人营收产生重大减损的,可依据公平原则酌情调整租金。”
     
      即在承租人营收产生重大减损,对价关系严重失衡的情况下,可以适用情事变更。同样的意见还可见于《宁波中院意见》第12条第2项等规定。
     
      与之相对,对于非经营性房屋,比如居住性房屋的租赁合同,因为房屋价值并不体现在就此可获得的经营性收益上,也就无从适用“对价关系障碍”主张情事变更。
     
      同样以《上海高院问答(二)》为例,其在问题7中对居住性房屋则表明:“如疫情不影响承租人居住使用房屋,且承租人不存在感染新冠肺炎住院治疗或被隔离等无法使用房屋的客观情形,承租人提出减免租金请求的,一般不予支持。”
     
      另外,如前所述,实务中可能会存在法官将“对价关系障碍”认定为“经济上不能”的情况,虽然请求权基础不同,但最终的实体效果上差别不大。
     
      (二)使用目的障碍
     
      所谓使用目的障碍,即使用目的(Verwendszweck)无法实现。论述使用目的的概念,有必要结合给付目的(Leistungszweck)的概念一并分析。
     
      所谓给付目的,即当事人给付义务所要实现的基本目的。按照传统民法理论,给付目的与给付行为一并构成给付义务的一体两面。比如买卖合同中,买受人所欲实现的给付目的即是获得标的物的占有及所有权,而出卖人为物权行为并交付这一给付行为,与前述给付目的完整地构成了出卖人的主给付义务。我国《合同法》第94条第1项及第4项中的“合同目的”应理解为给付目的。
     
      而使用目的,则是当事人实现给付目的之后所欲再次实现的目的。比如买受人取得标的物的占有及所有权之后,可以自用,也可以转卖。使用目的不属于合同内容,能否实现通常是当事人自己的风险。只有在特别例外的情况,即此种使用目的构成了双方当事人共同的行为基础之时,才例外地得以适用情事变更。《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中的“合同目的”应理解为使用目的。
     
      当然,可能正因上述规定就两种“合同目的”分别使用了同样的措辞,实践中可能会出现混淆。在最新的民法典草案中,情事变更相关条文已经删除了“合同目的”的措辞。草案第533条第1款中仅表述为“继续履行合同对于当事人一方明显不公平的”,而无“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尽管如此,解释上仍应当认为我国情事变更制度包括了“使用目的障碍”这一情形。
     
      同样以房屋租赁合同为例,承租人的给付目的是获得房屋的占有及使用容忍,至于承租人能否使用房屋,如何使用房屋,如无特殊约定,应当认定为承租人的使用目的。因此,如果因某种原因导致承租人短暂无法使用房屋的,应认定为承租人自己的风险。
     
      但是,如果因为疫情等原因导致承租人长期不能使用房屋的,应当认定为使用目的障碍,因为承租人能正常使用房屋是双方当事人内心共同的行为基础,是促成双方当事人愿意订立房屋租赁合同的前提,虽然并未构成意思表示及合同内容的一部分。
     
      同样以《上海高院问答(二)》为例,无论在问题6经营性住房情形中,还是在问题7居住性住房情形中,其均表示,“如受疫情影响房屋无法正常使用,承租人以此要求出租人减免房租的,一般可予支持”,“如……房屋所在地采取管控措施等导致承租人实际无法使用房屋,承租人提出减免租金请求的,一般予以支持”。
     
      同样的意见可以参见《宁波中院意见》第11条第2句、《浙江高院民一庭通知》第2条第7款等文件。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上述条文中虽然表述是“无法使用”,但解释上应当认定短期无法使用不构成使用目的障碍。原因在于,短期无法使用是租赁关系中的常见情形,比如承租人返回租赁场所时因为堵车而迟延一天,导致房屋空置。此种短期无法使用并未超过双方当事人的行为基础之外。至于具体多久构成使用目的障碍,只能个案分析之。
     
      此外,实务中还有一常见问题,在商铺租赁合同中,当事人往往约定了商铺的使用用途,比如餐饮、游乐场等。如果因为政府行政命令要求餐饮、游乐场等聚集性场所暂时停业的,是构成给付不能还是构成使用目的障碍?对此,笔者认为,主要问题在于意思表示的解释,即是否可以从约定用途中解释出出租人负有保障商铺可以按照约定用途正常使用的义务,且排除政府禁止营业的行政命令亦涵盖在其中。
     
      如前所述,给付目的与给付行为构成给付义务的一体两面,纯粹披露目的而不约定给付行为通常不足以对当事人产生任何拘束力。一般而言,如无特殊约定,应当认定此种关于用途的约定只是对商铺物理条件适于相关用途的承诺。至于确保政府不禁止营业不应当理解为出租人的给付义务。否则,只要不是因为承租人违法被处罚,政府因为任何原因要求商铺短暂停业的,承租人都可主张出租人给付不能而要求相应免租,疫情中的短暂不能使用也能适用给付不能而要求相应免租,这应不符合当事人本意。
     
      比如买卖合同中约定购买戒指用于结婚,应认为这只是对戒指类型是婚戒这种物理状态的约定,而不是说未能成功结婚的,即属于给付不能。
     
      因此,即便约定了商铺使用目的,上述情形中一般也只存在适用使用目的障碍的可能,而无适用给付不能的可能。
     
      五、情事变更的法律效果
     
      就情事变更的法律效果,《合同法解释二》第26条中规定了变更权及解除权,另外,学理上有关于“再交涉义务”的争议。以下将分别论述其适用。
     
      (一)再交涉义务与中止履行抗辩权
     
      所谓“再交涉义务”,即情事变更中受有不利益的当事人有权就合同的内容与相对人进行协商,故虽名为“义务”,实为“权利”。
     
      关于我国立法是否承认“再交涉义务”,学界颇有争议。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合同法司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以下简称《合同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的观点,当事人进行协商值得鼓励,但此种协商并非具备强制性,能否重新缔结合同完全依靠双方当事人的意思自治。
     
      笔者完全同意最高院的上述论述。笔者认为,即便立法中规定了再交涉义务,实践中也很难保障。毕竟在未经过司法裁判之前,双方当事人达成新的合意完全有赖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进入司法裁判之后,完全可以通过变更合同解决重新协商的问题,此时的“再交涉义务”已无实益。比较法上虽然认为违背“再交涉义务”需要承担损害赔偿责任,但此种损害赔偿责任范围似乎难以界定。
     
      所以关键问题并不在于承认“再交涉义务”与否,而在于情事变更之后,当事人是否享有中止履行的抗辩权?还是说在合同变更或解除之前,仍负有依约履行的义务?如果承认此种抗辩权,其是“存在的抗辩”,还是“行使的抗辩”?即情事变更之后,当事人需要立即通知对方当事人方能产生中止履行抗辩权的效力;还是说,在对方未通知要求履行之前,即便不向对方主张中止履行,亦可产生违约阻却的效力?
     
      对此,笔者认为,应当承认受有不利益的当事人享有中止履行抗辩权。首先,从客观情理上而言,发生情事变更之时,往往很难要求当事人立即诉请变更或解除合同。尤其在本次疫情中,多地法院已经暂缓了审判工作。而且多地地方性意见也是鼓励当事人与对方进行协商,如果认为当事人没有中止履行抗辩权,显然与法院鼓励协商的本意背道而驰。
     
      其次,我国立法虽未明确规定,但在实践中已有判例承认了中止履行抗辩权。比如《最高人民法院公报》1996年第2期(总:46期)刊发的“武汉市煤气公司诉重庆检测仪表厂煤气表装配线技术转让合同、煤气表散件购销合同纠纷案”中,原审法院认定被告仪表厂存在违约行为,被告仪表厂上诉时表示“散件供应合同未能按约定继续履行,暂时中止提供散件,是由于客观情势发生重大变迁,而非上诉人主观上有过错,故不就应承担违约金”,此后二审法院认定原审法院判令被告仪表厂违约不当,并撤销了一审判决,实质上承认了“中止履行抗辩权”。
     
      就中止履行抗辩权的行使,笔者认为,应当以通知对方为前提,亦即“行使的抗辩”。传统民法理论中,中止履行抗辩权本身是再交涉义务的后果,也就是说,未交涉之前,难谓当事人享有中止履行抗辩权。
     
      利益衡量上,之所以同时履行抗辩权与先履行抗辩权是“存在的抗辩”,乃是因为当事人的给付义务不早于对方的对待给付义务发生,不通知对方通常难以对对方造成损害。而在不安抗辩权中,为了保障相对方的利益,法律则要求当事人及时通知对方。情事变更中的中止履行抗辩权也是同理,为了保障对方的利益,避免对方因为准备或为己方的给付义务而徒增损害。
     
      此外,中止履行抗辩权的持续时间应当是有限的,当事人在与对方充分协商仍未达成一致意见时,应当尽快起诉要求变更或解除合同。比如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中级人民法院(2019)桂03民终2675号二审民事判决书认为:
     
      “合同当事人以情势变更为由要求变更或者解除合同,依法应当在合同履行期间提出。本案中,上诉人张艳萍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房屋租金,在房屋租赁合同履行期间亦未以情势变更为由要求被上诉人变更或者解除合同,直至租赁合同关系终止后被上诉人追索尚欠房屋租金时,上诉人张艳萍才以情势变更为由抗辩拒交租金,因此,上诉人张艳萍以情势变更为由提出不承担支付租金义务的主张,无事实及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
     
      类似的判决还可参见山东省济宁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济民终字第86号二审民事判决书等。
     
      上述判决虽然表述当事人应当在“合同履行期间提出”,但笔者认为,实质含义应当是指在合理期限内提出。否则对于一时性合同,其履行期间可能很快经过,认为当事人就此丧失了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的权利,似有不妥。同样的,对于继续性合同,其履行期间可能长达数十年(如20年的房屋租赁合同),认为在合同履行期间届满前均有权请求变更或解除合同,也显然不合理。
     
      如果未能及时提起诉讼,上述判决直接驳回当事人的诉请。笔者认为,虽然上述案例如此判决的原因可能在于涉案事实本身就不构成情事变更,法院仅仅是在说理部分进行简化论述,但笔者认为情事变更的变更(如果承认法院可以依职权变更合同的话)或解除权属于形成权,在合理期限内未行使的,属于除斥期间届满而消灭。
     
      (二)变更的适用
     
      情事变更的另一项后果是受有不利益的当事人可以诉请变更合同。有疑问的是,在双方当事人并未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法院可否依职权单方面变更合同?此处又可分为两个问题。一是在当事人起诉要求变更合同的情况下,法院依职权裁判变更合同。二是当事人起诉要求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法院依职权裁判变更合同。
     
      传统民法理论中,在承认再交涉义务的情况下,法院的强制变更权是当事人违背再交涉义务的后果。但是,如前所述,我国立法似认为再交涉义务仅仅是道德性的义务,立法上并未明确其适用与相应的后果。
     
      实践中有部分案例认可法院可以依职权直接变更合同,比如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呼商初字第00024号一审民事判决书中,法院认为:
     
      “本案即属于上述法律规定的情势变更情形,翌畅公司请求变更讼争货台的交付条件及付款方式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
     
      该判决将合同原定的翌畅公司支付750万元这一先给付义务变更为分期支付。尤其是最后一笔付款义务,直接变更为后给付义务,在对方当事人履行相关义务后才需要支付。
     
      同样支持法院依职权变更的判决还有陕西省咸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1)咸民终字第00309号二审民事判决书等。
     
      但是应当认为,即便承认法院可以依职权变更合同,这种职权也应当是相当受限的,需要进行严格的说理过程。
     
      就第二个问题,即当事人要求解除,法院是否可依职权判令变更合同的,本身涉及变更与解除适用的优先顺位问题。将于下文详述。
     
      (三)解除的适用
     
      情事变更的另一项后果是受有不利益的当事人得解除合同。有疑问的是,此处的解除权是否是形成诉权?也就是说,当事人是否可以自行通知解除合同?
     
      鉴于情事变更是对契约恪守原则的例外突破,笔者认为应当属于形成诉权,不允许当事人自行通知解除合同。尤其在我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正确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服务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的通知》(法〔2009〕165号),法院适用情事变更的,应当经过高院乃至最高院审核。举重以明轻,自行通知解除合同应不被认可。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是变更与解除适用的优先顺位问题。也就是说,在法院认为可以通过变更合同实现双方当事人利益的平衡,且在承认法院可以依职权变更的场合,当事人仍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的,法院应当驳回诉请还是支持解除合同?
     
      对此,《合同法解释二理解与适用》中表明,在存在变更合同可能的情况下,“如果当事人坚持解除合同,而该合同达到司法解释所认定的‘继续履行合同对于一方当事人明显不公平或者不能实现合同目的’,法院可以认定直接解除合同”。也就是说,在满足情事变更要件,且当事人坚持要求解除合同的情况下,法院应当判令解除合同,不得依职权判令变更合同。

    【作者简介】
    丁佳佳,上海瀛东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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