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辩、礼教与法律、清代习惯法
2020/3/18 14:46:08  点击率[19]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中国传统法律文化
    【出处】微信公众号:法学学术前沿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关键字】法辩;礼教与法律;清代习惯法
    【全文】

      清代习惯法
     
      自序
     
      这本小书是一些机缘凑合的结果。
     
      在完成于1988年的《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一书中,我用了相当的篇幅来讨论中国古代的“私法”或“民法”问题。不过,当时我所关心的与其说是这个问题本身,不如说是一些更大也更具根本性的问题,比如中国古代法律受什么样的精神支配,其内在的逻辑又是什么,等等,而我在探究这些问题的时候,又主要是从所谓“大传统”入手,对于“民间法”的各种形态则注意不够。这些都或多或少地妨碍了我对古代“私法”或“民法”的全面了解。
     
      两年前,我得到了一个进一步考察这个问题的机会。当时,我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刘东先生之请参加了一个有关中国文化与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计划。我决定继续中国古代“民法”问题的研究,并选择了“清代习惯法”作研究题目。
     
      1994年末,我提交了一份大约6万字的论文。这篇论文的篇幅已经大大超出了“研究计划”方面的要求,但仍不足以容纳我所要讨论的问题。于是,我在上述“研究计划”结束之后继续统一研究。论文最后在1995年5月间完成,题为“清代习惯法研究”,共10万余字,这就是本书的主干。
     
      《清代习惯法研究》一文完成之后,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刘梦溪教授决定全文收入正在筹备之中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学报》(第一卷)。又有一些热心的朋友敦促我尽早出版单行本,以广流传。几经犹豫之后,我把这样的想法商之于梦溪教授,承他惠允和支持,于是就有了这个单行本。当然,读者现在看到的这本书,不但新增加了“导言”和“跋”,而且书名也作了调整,这倒不是为了使本书看上去更像是一本书,而是为了更好地揭示书中所讨论的问题及其意义。事实上,关于清代习惯法的研究只是我计划中另一项研究的一个部分,而以目前的形式发表这一研究,终不免造成种种缺憾,这也是为什么我在决定出版单行本之前犹豫再三。
     
      在中国法律史的研究当中,对于习惯法乃至一般所谓“民法”的研究向来都是非常地不够,这种情况的造成,与其说是因为材料上的欠缺,不如说是出于传统研究理论和研究方法的局限。近年来,这种情况正在改变。比如美国的一些中国历史学家主要由地方官府档案入手展开对清代和民国时期民事司法的研究,已有一些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发表;日本的明清法制史研究也在其以往研究的基础之上提出了许多重要问题。这些研究,读者从本书的相关讨论中应当能够约略地见出。当然,只是通过一些商榷性意见来了解这些研究及其重要性是很不够的。我希望这些域外的研究都能够及时和完整地被介绍给中国的研究者,相信这对于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是非常有益的。在中国作学术研究,利用图书馆和获取最新的海外资料差不多同样困难。我应该感谢那些为我查找和提供资料的朋友,没有他们的帮助,这项研究不可能顺利地完成,这里,我要特别提到下面几位朋友的帮助:香港大学法学院的陈弘毅教授和福特基金会的张乐伦女士为我提供了一些当时不易获得的英文资料,日本九州大学法学部的王亚新教授提供和翻译了一些重要的日文文献,北京大学法律系的硕士研究生强世功代我查找和复印了一些对于本书来说是基础性的资料。此外,也感谢刘东先生为我提供了最初的研究契机;感谢刘梦溪先生应允我将《清代习惯法研究》一文作单行本出版。本书中制成图片的古代文书原件均由藏书家田涛先生提供,在此一并致谢。
     
      1996年7月8日
     
      于北京万寿寺寓所
     
      再版后记
     
      拙著自1996年出版至今,已过去将近二十年了。时光流逝,我当初关注的问题,如习惯法、民间法、小传统,以及传统法秩序的多元性质等,如今不但为学界耳熟能详,而且也得到了更多面、更深入的讨论。近年来,随着跨领域、跨学科对话的展开,新材料尤其是地方司法档案的发现,以及更多相关研究的开展和出版,综合既有研究,推进和深化对传统中国法律与社会的理解,这样的前景应当是在期待之中。当此之际,拙著的重新印行,或者正逢其时。
     
      拙著问世之后,在国内曾经引领一时风气,在域外同道中间亦不乏积极回应。只是,拙著自1999年重印之后,迄未再版,以至于今天欲求此书者,只能在网上搜到店家自制的复印本。造成这种情形的一个原因,是我对再版旧著既无热情,亦少动力,此次若非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范新先生再三敦促,再版之事恐怕还是遥遥无期。借此机会感谢范新,也感谢负责编辑拙著(不止这一种)的徐婷和向雳,感谢她们为出版拙著所做的一切。
     
      这次再版,除了把旧版书名《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改为现在的书名,还改正了拙著初版时的误植,并有少量字句上的修改。书前所附清代民间契约文书图录,系由旧版图录扫描制成,其清晰程度不如原图。因为原件不存,要解决这个问题,最便捷的办法,是另择几件民间文书来替换。不过,我宁愿保留这些不够清晰但是独具意义的图录,以此纪念这些图版原件的提供者,藏书家及法史研究者田涛先生,一个正派、热情、直率但却过早离世的朋友。
     
      二〇一五年一月十一日
     
      农历甲午冬月廿一
     
      写于西山忘言庐
     
      礼教与法律
     
      缘起:“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
     
      19世纪最后数年,清帝国政治动荡,变故频仍,内忧外患,几达于顶点。甲午对日之战,北洋水师尽灭于一役。《马关条约》之签订,割地赔款,不但丧权辱国,也表明数十年洋务救国之努力,一夕间化为泡影。至此,朝野皆言变法,遂有戊戌新政。然而维新不过百日,即告终结。六君子慷慨赴死,维新党人亡命海外。中国错失改革良机。未几,酝酿已久的教民冲突,演变为席卷数省的义和团运动。清廷颟顸,竟希图假手团民,从中渔利,终至局面不可收拾,以致八国联军入京,“两宫西狩”。至此,清廷方才大梦初醒,意识到变革势在必行,因于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二月初十日发布上谕,征集变法良策。
     
      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会奏变法,全面条陈变法事项,这便是著名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其中,第二折提出“恤刑狱”等以整顿中法,第三折则提到要仿照西法厘定矿律、路律、商律及交涉刑律等。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二月初二日,光绪皇帝发布上谕,谓“《大清律例》一书,折衷至当,备极精详。惟是为治之道,尤贵因时制宜。今昔形势不同,非参酌适中,不能推行尽善。况近来地利日兴,商务日广,如矿律、路律、商律等类,皆应妥议专条”。并责成袁世凯、刘坤一、张之洞慎选报送数员到京,听候简派,开馆编纂。当月二十三日,刘坤一、张之洞、袁世凯连衔上奏,会保沈家本、伍廷芳修订法律。四月初六日,清廷据此三人保奏,颁示谕旨:“现在通商交涉,事益烦多,著派沈家本、伍廷芳将一切现行律例,按照交涉情形,参酌各国法律,悉心考订,妥为拟议,务期中外通行,有裨治理。”清末法律改革由此开启,中国法律之现代化也由此发端。
     
      自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将近十年之间,法律改旧从新,其步伐日渐加快。光绪三十年(1904年)四月,修订法律馆开馆,该馆在修律大臣沈家本直接领导下,除了整理旧籍,译介西法,考察东西洋法制,培养和延揽法律人才,更删改旧律,订定新律,制定了多部现代式样的律典。其中,立法时间最长、也最具争议性的,乃是《钦定大清刑律》。该法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提出草案,至宣统二年十二月颁布,迭经修改,其间的纷扰攘争,牵动朝野,激荡人心。清末著名的礼法之争,便主要围绕这部法律展开。
     
      而在百年之后,重新审视当年的论争,我们不难发现,这场仓促间进行的论辩,其意义不止关乎一部法律,甚至不只是与晚清的政治和法律变革有关。它所关涉的,实乃中国现代化过程中有关现代中国的构想以及建设现代中国的路径这类根本性问题。正因为如此,尽管当年的论辩因为清廷倾覆而戛然止歇,当初极具争议的论题也在日后愈加激进的政治和思想浪潮中迅即变得过时,但在纷繁多变的历史浮云之下,那些具有根本性的问题始终存在,挥之不去,至今仍然困扰着我们。
     
      本书以下先简述《钦定大清刑律》立法过程,以及与之相伴的论争;然后叙述论争的主要内容,并论争双方的基本观点;之后,我将就当日论争涉及的若干问题分别加以讨论。结语部分,我会把这一事件置于更大的历史视界中观察与分析,求取其历史的、社会的意义,以为今日之观照。
     
      后记
     
      把一个想法变成一个计划,再将计划付诸实施,最后,完成这个计划。这个过程,可以很短,也可以很长。这本小书,从立意,到完成,用了7年时间。这个时间,对我来说,实在是不短。
     
      2005年春节过后,应香港中文大学苏基朗教授之约,我们一起在中大历史系开了一门课,课程的名称是:“中国法制史导读”。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是要通过阅读和讨论相关典籍和材料,让学生对传统中国法律文化及其演变有所了解,进而对中国法治前景诸问题加以思考。我同苏教授分工,他讲总论,还有他熟悉的宋代法律,我接着往下讲,就从明清开始,但我的重点是“近代的法律转型”,其中最先讲到的,便是清末的“礼法之争”。
     
      关于这场世纪礼法之争,以往的研究,或重中西之辨,或申新旧之别,所为解释,皆有根据。但在备课过程中,我发现,这些研究和解读,均有局限。不但当年所争之事尚有重新认识和解读的空间,今人多未措意的论战各方所持立场、方法、话语等,也大可玩味。在我看来,所谓礼法之争,不但涉及法律与道德、家族与国家、自然与理性、普遍与特殊诸范畴之间的关系,而且关乎现代中国的构想,中国现代化的路径,以及变革过程中的身份认同诸问题。正因为如此,在我眼里,这场已经沉寂了百年的论争,其实从未成为过去,它一直纠缠着我们,甚至,它已化为我们当下生活的一部分。这种想法让我耿耿于怀。这便是本书的缘起。
     
      这门课先后讲了几回,每次授课对我都是一次提醒,一次催促,当然,也是一次准备。想到几种可能的写法,单篇论文,或者,形式上更自由的文章系列。我甚至拟就若干题目,其下纲目略备,只待敷衍成篇。然而,几年过去了,这个念头始终只是一个想法,它甚至没有变成计划,如果不是后来机缘凑巧,它至多也就是一个文章梗概,而无由变成现在的样子。
     
      那是在前年,老友陈嘉映教授邀我参加他主持的一个有关“普遍性”问题的讨论。这是个哲学题目,参加讨论的也都是哲学界中人。通常,我不会参加这样的讨论,而我最终决定加入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想到了这个搁置已久,却又不能忘怀的题目。何不借此机会清偿这笔旧债?保守了若干年的想法,这时才变成计划。
     
      那次报告的题目是:“普遍主义vs. 国情论:一个历史的注脚”。大体上,本书各章就是在那个报告的基础上扩充而成。不过,这个过程比我想象的更长,也更复杂。其间除了进一步地阅读和研究,还有报告和发表。同一主题曾在不同场合报告,写完的部分先后在《上海书评》刊出。写作就是在此过程中进行和完成的。我没有想到,完成这项研究花了这么长时间,也没有想到,最后呈上读者的,不只是一篇或数篇文章,而是一本小书。但我知道,没有上面提到的种种机缘,就不会有这本小书,或者,其面世的机会更小,拖的时间更长。
     
      要感谢的人里面,除了前面提到的苏基朗教授和陈嘉映教授,还有北京大学的李贵连教授和台湾政治大学的黄源盛教授,他们两位关于清末礼法之争的研究和著述,对我涉足并完成这项研究帮助最大;中国人民大学的周濂教授,武汉大学的郭齐勇教授、胡治洪教授,还有中山大学的徐忠明教授,曾分别邀请我在他们组织的会议和论坛上报告,让我有可能通过报告和讨论不断整理思路;陆灏先生一直关心我的研究和写作,并为我提供了适时的发表机会;上海书店出版社的王为松社长不弃,把这本小书纳入该社的出版计划;马睿和李佳怿两位编辑,合作完成了对本书的编辑,并为找到令人满意的出版形式,花费了许多心力。
     
      回想起来,一篇文章,一本书,就好像有自己的生命一般,而这生命的成就,是由许多机缘促成的。其实,人的生命,我们所有人的生活,也无不如此。
     
      治平
     
      2012年7月31日于汉口旅次
     
      法辩
     
      自序
     
      这个集子收录了我自1985年至1988年这几年中间写就和发表的大部分文章,共计18篇。其中,13篇发表于北京三联书店的《读书》杂志,它们是全书的主干。
     
      从内容上看,这组文章涉及领域众多,时间和空间的跨度也很大,但是在方法和主题方面,它们却又是非常单一的。这种情形与我的研究兴趣和研究方法有很大关系。
     
      我取的基本立场,简单说就是“用法律去阐明文化,用文化去阐明法律”。这是一个很宽泛的原则,因为文化的概念本身就极有弹性。就更具体一层的方法来说,或如一位学界前辈所言,我的研究主要是“社会学”的。这里我还可以补充一句,我的研究也是“历史的”和“比较的”,唯独不是思辨的。我无意建构体系,也不愿被“理论”束缚了手脚。我需要一项原则作理论的支点,于是就把“法律文化”作了自己研究的对象。更确切地说,我不是在研究“法律文化学”,而是研究法律文化的个案,研究可以归在这个大题目下面的种种具体问题。这是我兴趣所在。虽然这样做的结果,不可避免要给人以内容上庞杂的印象。不过,内容的庞杂未必就是主题的散乱。事实上,就这本集子所收的文章来讲,主题是相当集中的。编排此书目录所以大费踌躇,也是因为这个缘故。按时间顺序编排文章的办法最简单,但显然不合适。最后以(1)概说;(2)中国法;(3)西方法;(4)比较中、西法四目作大致的分类,实在也是勉强为之。实际上,这些文章不但是以同一种方法讨论着同一个大问题,而且是透着同一种关切的。在我来说,所以要写下这样一组文字,不纯是为了满足学术上的好奇心,也是为了对今天严峻的现实作出一种回应。
     
      中国古代法经历了数千年的发展,终于在最近的一百年里消沉歇绝,为所谓“泰西”法制取而代之。但是另一方面,渊源久远的文化传习,尤其是其中关乎民族心态、价值取向和行为模式的种种因素,又作为与新制度相抗衡的力量顽强地延续下来。由此造成的社会脱节与文化断裂,转而成为民族振兴的障碍。这一点,经常成为热衷于“观念现代化”的人们的话题。
     
      中国的进入现代社会,固然是以学习西方开始,但是中国现代化的完成,又必定是以更新固有传统结束。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只有植根于传统才能够成活,而一种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过程中创新传统的能力,恰又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在这意义上说,上面谈到的社会脱节、文化断裂等现象,已经是一种“文化整体性危机”的征兆了。这样讲并不过分。
     
      辛亥革命至今,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们的文化却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缺乏说服力。在一班先进青年的眼中,传统不但是旧的,而且是恶的。揭露与批判传统,竟成为“五四”以来知识分子的一种“传统”,这种情形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忧虑。因为事实上,这种对于传统的批判态度,首先是来自他们的敏感:他们痛切地感受到这样一种事实的存在,即在这百余年的社会动荡与文化变迁中间,健康而富有活力的传统已然失落,泛起的只是数千年文化积淀中的沉渣。至少,这一点在今天尤为显明。
     
      当然,问题也不像人们通常以为的那样简单。对于传统,无论我们所采取的态度是批判的还是创新的,弄清楚传统及其由来总是必要的前提,而这需要我们以冷静的做学问的态度去看待历史和现实。这里,有许多问题值得我们认真研究。比如,就中国古代法律传统这个大题目来说,我们要弄清的,就不但是中国古时的传统,而且也包括西方自古代希腊、罗马传来的遗产。我们不但要问过去的和现在的法律实际上是怎样的,而且要问它们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罗马何以能借法律而征服世界?西方的法制凭什么能够取中国法而代之?反过来问,源远流长、自成体系的中国传统法制因为什么竟遭消沉歇绝的命运?它不能够传世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这些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因为归根结蒂,中国人今天的生活环境是以往全部历史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层意义上说,欲知今日,不能不先知过去。未来亦是如此,既然它直接取决于我们今天的认识和努力,它就不能不带有历史的印记。在我来说,过去、现在、未来的界限总是相对的。—切都是历史,一切都是当代史。传统之于我,“不仅仅是历史上曾经存在的过去,同时也是历史地存在的现在。因此,我们不但可以在以往的历史中追寻传统,而且可以在当下生活的折射里发现传统”(《古代法:文化差异与传统》)。我谈西方的法律传统,讲它过去的和现在的理论与实践,既是要廓清其本来面目,也是想探寻中国现代法律制度后面原本应有的精神。关于希腊法终于隐而不彰的悲剧命运的讨论,实际是包含了对中国古代法历史命运的反省;而就自然法乃至西方中古法律学说所作的讨论,同时又未尝不是对于中国法律传统以及法学衰败现状的观照与批判。在关于“中国法”的一组文章里面,即便是最最单纯的只讲中国古代法律的文章(只有一篇),实际也隐含了与西方文明相比照的背景,透露出我对于过去与现代中国法与中国社会的基本思考。促使我这样做的,自然不是借古讽今的冲动,而是我对于中国近代历史演变以及文化发展规律的特定认识。这些文章确实表明了某种现实的关切,但是引领着我深入历史文化中去的,同时也可说是学术上的好奇心。也许可以说,严肃而平正的历史研究是我关注现实的另一种方式。在我身上,这两个方面并不矛盾。我从不曾为了现实的缘故去“修正”历史。相反,在探究所有具体历史问题的时候,我都为问题本身所吸引,几乎是为学问而学问的。如果说这里面依然隐含了重大的现实问题,那只是因为传统不灭的缘故。
     
      毋庸讳言,在这三年中间,我对于问题的看法也经历了一个深化的过程。这一点,细心的读者当不难发现。为H.J.Berman《法律与宗教》所写的译序《死亡与再生》一文,在时间上最为晚出,其中所表达的思想自然也比较成熟,只是囿于篇幅和文章的形式,意见的表述未尽系统。这种情况,在那些借“书评”之名写下的文章里面也程度不同地存在着,这或许是一种缺憾。此外,这本集子里关于中国法的讨论,基本上只集中于“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而于中国古代法“不是什么”和“为什么”的问题却没有正面展开,当然更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就中国古代法作全面而系统的总结和评判。完成这项工作需要写成一本专著,而这正是我现在在做并且已接近于完成的一件事情。这是可以顺便加以说明的。
     
      1988年5月于北京
     
      作者附记:
     
      这里提到的“接近于完成”的专著,指的是《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该书最早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1),后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修订再版(1997)。最近的也是印刷错误最少的一版,由商务印书馆2013年印行。
     
      后记
     
      关于这本集子,《自序》里作了必要的说明,只是,这篇序言写在差不多四年以前。四年来,我的思考未曾停止,我对于事物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这些,自然不能够完全地表现在序言里面。为了真实的缘故,我不加改动地保存了原来的《自序》,连同收入本书的所有文章。也是基于同样的原因,我又决定借本书出版的机会,增写一篇后记,以便简略说明近年来我思想上的某些发展。
     
      细心的读者或许会发现,在收入本书的《“法”辨》(写于1986年初)和《死亡与再生》(写于1988年下半年)之间,有一条思想的轨迹可以觅察。事实上,撰写《死亡与再生》的同时,我还在写《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一书。对我来说,这是一次系统探究中国古代法律性格的尝试。它要求我考虑更多的问题,并且在更加广阔的背景上去把握相关论题。自然,我吸收了自己前此数年中的研究所得,但那也是一次重新消化的过程。结果我发现,当我尽可能祛除主观上的好恶,用客观公允的态度去研究中国古代法律与文化及其相互关系时,我对于传统的法律和文化,渐渐产生出一种新的理解,那即是人们所说的“同情的理解”。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放弃以前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的判断,更不意味着背离我在《比较法与比较文化》以及《“法”辨》诸文中宣明并且运用的一般方法。恰恰相反,我所以有后来的变化,正是贯彻了“旧方法”自然得出的结果。古人确实不曾以“权利–义务”模式去调整其社会关系;他们的法律确实不以人权为依据,不以保护自由为宗旨;甚至,传统的价值系列里面,并没有“自由”这样的概念。然而这并不等于说,这样的一个社会,无真,无善,无美;它的历史记录,与人类的一般价值相悖。只有最偏执的西方价值中心论者才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事实是,人类社会许多基本问题是共同的,不同人群却以不同态度对待之,以不同方法解决之,这正是文化差异最根本最丰富的所在。明白中、西之间的差异乃是“文化类型”的不同,就可能对于中国的和西方的法律与文化,都有全新的但肯定是更近于真实的了解,虽然要实现这种可能,还需要具备其他条件和付出艰苦的努力。
     
      最近几年里面,我听到和读到对我那些已经发表了的文字的各种评说。一位域外的评论者,在读过包括《“法”辨》和《传统文化的更新与再生》(《读书》1989年第3期。该文写成于1988年上半年,原系《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的《跋》,《读书》刊用时有较大删节。本书未收此文)在内的若干篇文字之后,说我继承了“五四”传统,而能以冷静的学术研究作基础,全面批判传统,探索中国文化的自救之道,是成熟的“五四”青年。这位评论者的看法虽然不无道理,但他显然不曾注意到上面谈到的那些微妙而富有意义的思想发展。一般的读者只注意到我文章中的个别结论,而于其中所用方法及其意义辄不加重视,所以不能更进一步把握我思想的发展脉络,这也是我常常引以为遗憾的事情。
     
      最后还可以补说一句。对于历史的“同情的理解”,不但使我学到了许多东西,而且为我下一步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记得1988年夏天,当我把《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一书书稿交出时,已经精疲力竭,不想就同样主题再写什么了。但是半年以后,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静思,我发现,平日许多散漫不相连贯的思想都在对历史的“同情的理解”中间融合起来。它们把我引向某种更广阔的背景,更深邃的思考。
     
      我一直试图用文化去说明法律,用法律去说明文化,现在依然如此,只是程度更深了一层。由于这种变化,过去使用的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对我都有了新的意义。我将在此基础上作新的研究。那是一个很大的题目,也许,我可以在未来的十数年时间里面慢慢地把它完成。
     
      最后,还想说几句感谢的话。
     
      收入本书的文字,都是已经发表过的。这几年里,我因这些文字结识了许多朋友,相识的和不相识的。他们是读者,更是良师益友。我始终生活在他们中间,在他们的关注下思考和写作。应该说,没有他们,就不会有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小书,也不会有现时的我。这里,我想特别提到原《读者》编辑部主任王焱,他是出色的编辑,思想敏锐,学识广博,懂得如何与作者建立彼此信任的关系。我能够一开始就遇到这样的合作者,实在是可以高兴的事情。另外一位我要特别表示谢忱的是本书责任编辑许医农女士。我们认识已经有几年了,她是那种追求真理锲而不舍的人,她对于事业的执着和在工作上的一丝不苟,总令我肃然起敬。我把这本书稿交与她处理,不但完全放心,而且由衷地感到高兴。
     
      1991年10月29日写于
     
      北京万寿寺寓所
     
      重印后记及再版后记
     
      本书出版已经十年了,可以算作“旧籍”。旧籍新刊的主要理由是书久已售罄,却不曾完全退出阅读领域,而这又可能是因为书中讨论的问题并未全然过时,书中所表达的关切仍然能够触动现下读者的思绪罢。
     
      收于本书的文章均写在十年以前,由这些文字,读者多少可以感受到十年前中国知识界的氛围,也可以约略了解作者当时的智识状态与努力。这次重印对原有篇目和排序未加改动,只是把注释体例改同一致。所有文中注均移为页下注,文献出处也尽可能详细和完整。遗憾的是,最后仍有几处引文的出处未能查实,只好暂付阙如。
     
      决定将本书重印,并收入《法律文化研究文丛》出版,多是出于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社长李传敢先生的美意。传敢深谙出版之道,对出版高质量的学术著作更是不计成本、不遗余力,这一点令我深感敬佩,也使我们之间的合作成功愉快。
     
      梁治平
     
      2002年6月26日
     
      北京万寿寺寓所
     
      这本集子最早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事在1992年。十年后,书在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重印。关于本书写作、编排、出版、重印等事项的交待,有1988年的《自序》,1991年的《后记》,还有2002年的《重印后记》,这里就不重复了。
     
      这次再版,除了对文字有少量订正,还删去了旧版中的一篇文章,并对书名作了相应调整。
     
      梁治平
     
      2013年9月27日记于
     
      北京西山忘言庐

    【作者简介】
    梁治平,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洪范法律与经济研究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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