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防控期间适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几点思考
2020/2/26 13:59:08  点击率[10]  评论[0]
【法宝引证码】
    【学科类别】疫情防控
    【出处】 微信公众号:刑事实务
    【写作时间】2020年
    【中文关键字】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野生动物;疫情防控
    【全文】

      2020年2月5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时强调:“当前,疫情防控正处于关键时期,依法科学有序防控至关重要。疫情防控越是到最吃劲的时候,越要坚持依法防控,在法治轨道上统筹推进各项防控工作,保障疫情防控工作顺利开展。”

      为贯彻落实上述会议精神,在防疫期间依法准确惩治犯罪,2月6日两高、两部联合制定出台了《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以下简称《防控意见》)。在《防控意见》第二部分准确适用法律,依法严惩妨害疫情防控的各类违法犯罪中第九条第五款规定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购买,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为准确处理此类案件提供了遵循,但从司法实践情况看,购买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按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从客观要素到主观要素,从入罪标准到出罪标准等方面都可能存在不同认识分歧,本文拟从在严格坚持罪行法定基本原则前提下,以准确适用法律,有效打击犯罪为目标,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历史考察、适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需要注意的问题以及完善保护非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立法等方面进行分析,以期能够对司法实践中该罪名的准确运用及以后的法律修改提供参考,为依法准确及时有效打击此类犯罪提供有力的法制保障。

      一、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历史考察

      2006年6月29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公布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六)》,对原《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  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进行了修改完善,增设了“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以及“情节严重,处3-7年的规定”。2007年11月6日两高《关于执行〈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三)》,正式将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的罪名由“窝藏、转移、收购、销售赃物罪”确定为全新罪名,即“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2009年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出台了《刑法修正案(七)》第十条增设了本罪的单位犯罪。自此以后,历次刑法修正案均没有再次对该罪名进行过修改。根据《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  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而予以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单位犯前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规定在《刑法》第六章第二节妨害司法罪中。显然,该罪的犯罪客体是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主观方面的要求必须是明知而故意为之,在其违法性程度认识上面必须达到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掩饰、隐瞒的物品可能是犯罪所得或犯罪所得产生的收益,如果行为人只认识到该物品可能是他人的一般违法所得,那么其行为的危害程度尚达不到刑事处罚的高度,只能按照一般违法行为予以评价,自然不能按照本罪定罪处罚;客观方面包括“窝藏、转移、收购、代为销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饰、隐瞒”等行为。同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罪是一个下游罪名,必须有上游犯罪的存在或者查证属实才能构成本罪。2015年5月11日,为依法准确惩治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犯罪活动,最高法颁布了《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掩饰隐瞒解释》)共计11条,明确了该罪名在司法实践中一些争议焦点,统一了执法标准,维护正常的刑事追诉活动,加大对财产权的司法保护力度。

      二、适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需要注意的问题

      2014年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规定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购买的,属于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明知是犯罪所得而收购的行为。根据《掩饰隐瞒解释》和《防控意见》的规定,明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购买,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

      (一)入罪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

      1。要将购买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的行为认定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除了必须遵循刑法关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一般构成要件以外,在行为的危害性程度上还要符合购买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论处的特别要求。首先是行为人主观上必须是明知(包括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购买的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其购买的目的和动机(如食用、饲养、制作动物制品等)在所不问,但不同的目的和动机可能会影响量刑。其次是行为必须在客观方面是实施了购买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的行为,并且情节需要达到一定严重程度,否则只能按照一般的违法行为予以行政处理。根据2015年5月11日最高法颁布的《掩饰隐瞒解释》第一条第四款 明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收购,数量达到50只以上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因此,在准确适用法律方面要结合上述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予以综合全面考量后依法认定。

      2。先后二种“明知”表述的转换,没有削弱此罪对行为主观明知的内涵和程度的要求。2014年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三百一十二条的解释》规定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规定的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购买的……;《掩饰隐瞒解释》第一条第四款 明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收购……;《防控意见》第九条第五款 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购买……符合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定罪处罚。立法解释和司法解释对行为人主观方面的要求从“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转变为“明知”再转变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属于对行为人主观心态描述的两种不同方式,其内涵和实质是一致的。实际上,在故意犯罪中,主观方面要求的“明知”包括“知道和应当知道”是司法解释的一贯立场。所谓知道就是指行为人明确知道;应当知道又叫推定知道,是指通过以推定的方法认定的明确知道,例如行为人曾经因为同样行为被行政处罚过、行为人的书面承诺、政府的公开法律宣传等情况。

      (二)出罪方面需要注意的问题

      按照中央政法委近日印发的《关于加强统筹协调,妥善做好妨害疫情防控违法犯罪案件依法处理工作的通知》要求,要坚持罪刑相适应,统一政策标准和处罚尺度,防止执法司法简单随意,相同案情不同处理甚至认为拔高或者降格处理等问题发生,确保案件办理经得起法律和历史的检验。根据《掩饰隐瞒解释》第二条 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行为符合本解释第一条的规定,认罪、悔罪并退赃、退赔,且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认定为犯罪情节轻微,免予刑事处罚:(一)具有法定从宽处罚情节的;(二)为近亲属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产生的收益,且系初犯、偶犯的;(三)有其他情节轻微情形的。行为人为自用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财物价值刚达到本解释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的标准,认罪、悔罪并退赃、退赔的,一般可不认为是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应当酌情从宽。因此,在办理按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的购买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案件中,应当参照执行上述司法解释的规定,要始终坚持依法从严惩处和贯彻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相结合,做到罚当其罪,为恶者戒惧。

      三、完善保护非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刑事立法思考

      (一)拓宽非法狩猎罪的客观方面,适当扩大刑法保护和惩罚范围。根据《掩饰隐瞒解释》第八条 认定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以上游犯罪事实成立为前提,上游犯罪尚未依法裁判,但查证属实的,不影响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认定。虽然收购野生动物按照掩饰、隐瞒犯罪论处不要求上游的非法狩猎一定要构成犯罪为前提,但掩饰、隐瞒的野生动物必须是非法狩猎所得这个条件必不可少,如果行为不是收购非法狩猎罪或者非法狩猎行为获取的野生动物,则不构成本罪,这点在2014年4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三百一十二条的立法解释中已经明确。然而非法狩猎罪或者非法狩猎的行为模式只有三种,分别是在禁猎区进行狩猎、禁猎期进行狩猎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方法进行狩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俗称“三禁”。显然,排除上述三种禁止的行为模式以外,还有大量的非刑法调整的狩猎方式,同样会导致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甚至会在合法形态掩盖下造成更为严重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后果。同样,完善扩大上游犯罪非法狩猎罪的行为模式,也更有利于下游的收购行为按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进行打击的力度。修改非法狩猎罪,增加非法狩猎罪的客观方面内容,可以根据非法狩猎的行为模式、损害后果以及非法获利情况等因素来确定,而原有的“三禁”方式只是其中的一种行为模式,其他违法方法则可以参照最高法《关于审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对“珍贵、濒危野生动物”进行保护标准的基础上适度提高,作出共同而有区别的处理,增强对非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的保护力度。

      (二)完善非法狩猎罪的法定刑幅度,加大财产刑的处罚力度。完善法定刑幅度和加大财产刑的处罚力度,一方面是为了突出打击破坏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的行为,另外一方面也是为了从法律体系上完善上游犯罪非法狩猎罪和下游犯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刑罚体系均衡,体现罪责刑相一致原则。根据刑法第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二款,非法狩猎,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从制定刑的幅度可以看出,非法狩猎罪的最高刑罚只有三年,而附加刑罚金属于单独使用,而不是并处的关系,由此可见,刑法对非法狩猎罪的主刑和附加刑的制定都是处于一种较为宽缓状态,严厉打击此类犯罪在刑法上存在障碍。相比较而言,刑法第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规定了两个有梯度的量刑档次,分别是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无论是主刑的两个量刑幅度还是对附加刑罚金的运用,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内容都比非法狩猎罪更为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在一些案件处理上,下游犯罪的量刑可能回超过上游犯罪,表现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情节严重量刑会更高,达到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而处于上游犯罪非法狩猎罪却只能最高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从而导致社会危害性更大的上游犯罪比社会危害性更小的下游犯罪判处的刑罚更轻,导致罪责刑完全不相适应。

      (三)可考虑增设新罪名,提高刑法的专业保护范围。完善立法,适时考虑增设新罪名,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捕、养、售、运、食”五个环节开展全链条打击,彻底摧毁相关产业链,切实保护野生动物资源安全,维护好生物多样性显得尤为重要。目前,对明知是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而进行购买按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进行定罪处罚是当前疫情防控期间对打击涉及野生动物犯罪中的重要一环,对于预防和处理涉野生动物类犯罪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在涉及野生动物保护类犯罪中,掩饰、隐瞒犯罪毕竟不是专设的犯罪类型,并且由于该罪名对上游犯罪的要求以及本罪的证明标准较高,在预防和打击涉野生动物犯罪过程中的作用相对有限。同时,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其主要保护的犯罪客体是妨害了司法机关正常查明犯罪,追缴犯罪所得及收益的活动,从《掩饰隐瞒解释》中也可以看出,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一个下游罪名,其主要运用于处理财产性犯罪中,而实际上购买非法狩猎的野生动物的行为侵犯的最主要的客体是破坏野生动物资源,属“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类犯罪。因此,可以考虑在刑法第六章 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第六节 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中增设新的罪名,以有针对性地处理该类犯罪行为,以应对新的保护野生动物形势发展需要,提高刑法的专业保护范围。例如,可以比照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 增设非法猎捕、杀害、收购、运输、出售、购买野生动物罪、野生动物制品罪,扩大专门刑法罪名对破坏野生动物行为的处罚范围保护的覆盖范围,以求最大限度地保护和关爱野生动物,最终保护生物多样性安全。

      幸运的是,2020年2月24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十六次会议审理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确立了全面禁止食用野生动物,严厉打击非法野生动物交易,体现了更加严格的管理和严厉打击。这些制度的确立,为准确依法及时打击涉野生动物保护类犯罪提供了更为科学的指引,对认定行为人的主观明知等方面提供了更有力的法律依据,为打赢疫情防疫阻击战,维护生物多样性,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提供了有力立法保障。

    【作者简介】
    梅贵友,贵州省毕节市人民检察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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